儒家化和現代化

儒家化和現代化

余東海

有學者在《環球時報》撰文說:「現代無法割斷傳統,想割也割不斷,這也是歷史與現實所證明了的。這就是文化的主體性。然而,關鍵問題在於,儒家僅僅是中國現代化的底色,現代化絕不等於傳統化,更不等於儒家化。」(王話:《儒學不可能回到「獨尊」時代》)

這段話似是而非,是不明儒家真相之言。文化的主體性需要人去維護,需要有一定的制度保障。例如五四以後,儒家文化就喪失了主體性地位,四九以後更是屍骨無存。在一定時間段內,傳統是可以被重傷和割斷的,殷鑒不遠。

儒家化和現代化不僅不矛盾,而且相輔相成,儒家化完全可以涵蓋現代化。儒家有時中原則,時代性是時中原則的要旨,也是禮制的要義。《禮記-禮器篇》說「禮以時為大」,認為合乎時宜和時代性是禮制最重要的精神。

《禮器篇》接著說:「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堯舜禪讓,湯武革命,都是合時的。儒家化,就意味著制度要要先進性,要與時俱進,該禪讓就禪讓,該革命就革命。禪讓是敬天保民,革命是順天應人,是禪讓還是革命,根據時代環境和民心民意而定。

《易經》革卦就是講改革和革命的。「鄭玄曰:革,改也。水火相息而更用事,猶王者受命,改正朔,易服色,故謂之革也。」革卦象辭說:「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意謂修訂原來的曆法,明曉季節的變化。古代改朝換代之季,往往要頒布新曆,如夏曆、商曆、周曆,都各有損益。

《易經》有變易、不易、簡易三原則,變易就是改變、變化、變通。《繫辭下》說:「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事物發展到了一定時候,就會窮困,就要變化,變化才能不斷發展。政治和制度也一樣,落後了,不合時宜了,陷入困境了,就必須加以改革,或者改良,或者革命。

儒家最重義德。義者宜也,合乎時宜、與時偕宜是義德的重要表現。儒家有「禮以義起」說,意謂禮制要根據「義」來建設。北宋馬令說:「聖人制禮,立天下之大經,為天下之大防也。情偽之變無窮,而禮之所載有常,以有常之禮,御無窮之變,則亦隨其宣而已矣。故禮不盡而義有餘,則禮以義起;義不足而禮有餘,則義以禮達。君子遭變亂而無曠於禮者,在審其義爾。」(《南唐書》)

乾隆朝刑部尚書秦蕙田說:「禮以義起,法緣情立。不衷諸古,則無以探禮之本;不通於時,不足以盡物情。」「論禮者慎無泥古以違今也」。(《五禮通考》)

法久蔽生,與時偕宜的時代性和因地制宜的適宜性,正是禮制的內在要求。因此,儒家堅決反對復古主義。《中庸》說:「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災及其身者也。」王莽搞復古主義,生乎漢世,返用周禮,災及其身,家破人亡,為這句聖言作了最好的註腳。

儒家化是返本開新,返儒家文化之本,開政治文明之新;返仁義道德之本,開制度法律之新,同時主張「中體西用」,以儒家文化為本,利西方文明之用。無論制度科技何處發明,只要是利民利國的好東西,來者不拒,從善如流。

儒家化就是仁義化、禮儀化、智慧化、誠信化,現代化自是題中應有之義。儒家化程度越高,仁人義士越多,社會道德、政治道德越好,現代化就越容易,越良性。因為道德資源和底蘊深厚,現代化的品質自然水漲船高。建立在儒家化基礎上的現代化,可稱為中華特色的現代化,中華特色的文明。

相反,反掉了儒,一切就成為不可能,王道德治不可能,民主法治也不可能。反儒的社會,正義追求特別艱難,多以失敗告終;邪惡事業特別順利,往往登峰造極。五四至今百年風雨滄桑,為東海這一論斷提供了活生生的證明。

當務之急是良知啟蒙,即儒家文化道德啟蒙。沒有一定的文化道德奠基,民主科學啟蒙將事倍功半,甚至產生所知障和負面作用;至於反儒教育,更是純屬「蒙啟」,越啟越蒙。日本能夠將西方很多好東西學到手,就是因為有儒家墊底。

儒家化不等於傳統化,王話先生這句話倒沒錯,但請注意傳統和道統的區別。中華傳統的核心是道統。傳統魚龍混雜,泥沙俱下,道統則是純粹絕對的精華。道統者,中道傳承之譜系也。儒家是真正的或最高的中道,大中至正,故儒經是人類最優秀而偉大的經典,真正「極高明而道中庸,致廣大而盡精微」。中國古今種種政治問題,從根本上說都是偏離或違背儒經和中道所致。

儒家有三統,除了道統,還講政統和學統。三統都有教化的功能,然各有側重。學統為學術的傳承,重在教育;政統為權力的傳承,重在政治;道統為中道的傳承,重在道德。三統相輔相成,以道統為本,政統學統依道統而立。道統最高,高於政統和學統;道統為主,主導政統和學統。

儒家於個體為仁宅,於政治和社會為義路,正常、正義、正大的道路。道德是領導階級的護身符,儒家是人民群眾的保護神,自古以來,無道政治,無不短命鬼,缺德政客,難得好下場。接受道德制約規範,恰恰是接受最好的保護;儒家政治,以民為本,有序而自由,最符合國民的根本利益。

橫塘四句教說:「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良知仁性就是天地之心和生民之命,傳承學統和道統即為往聖繼絕學,在仁本道統指導下建設「天下為公,選賢與能」的憲政良制,即為萬世開太平。四為」方針充分體現了儒家崇高的道德境界和社會理想,也是儒家生命和社會雙重功能的如實闡說。2014-10-15余東海寫於南寧

首發於2014年10月24日《香港南華早報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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