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道」與「人道」是不是一碼事？

對於古代中國人來說，「仁道」可謂「人間第一正道」，儒家「五常」，仁義禮智信，仁居首。孔子的「仁道」在中國流傳了兩千年，其間也出現了各種豐富的解釋。乃至今日，有些詞條把「仁道」與「人道」合併同類項，標明二者「相通」。

孔子的「仁道」內涵到底是什麼？「仁道」與「人道」是不是一碼事？不搞清這個問題，中國文化恐難道「長進」。

何謂「仁」？關於「仁」，孔子給出的解釋是「愛人」。《論語.顏淵》：「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說文》的解釋與孔子大同小異，「 仁，親也」。

根據這兩家「權威」解詞，「仁」為「親愛」之意。如果再具體一點，從「仁」這個象形文字拆解，「仁」是指「兩個人相互親近關愛」。這裡，有《春初·元命苞》的望文生義：仁者。情志好生愛人,故立字二人為仁。

而《禮記·經解》給出的拆解更貼譜：上下相親謂之仁。

「上下相親」——我以為這應該是孔子心目中「仁道」的「正解」。

平心而論，「仁道」的出發點沒什麼不好，即便在現代文明社會，「兩個人相互親近關愛」也是良俗美德。問題不出在「相親」，而出在「上下」。「仁」中兩人，一大一小，有高有低，上下有別，談不上平等。

對於古代中國人來說，顯然熟知的是「仁道」而不是「人道」。 他們真正熟悉「人道」這個詞應該是在近代甚至更以後。

從哲學角度上講，「人道主義」是個舶來品，它始自15世紀西方文藝復興。這裡的「人道」與「人文」一脈相承，其精神核心是提倡人性，反對神權，倡導個性解放。「我是人，人的一切特性我是無所不有」，這是文藝復興三劍客、義大利人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喊出的響亮口號。

到了18世紀，法國啟蒙運動的「三大啟蒙思想家」伏爾泰、盧梭、孟德斯鳩，從哲學的角度把人道主義系統化，理論化，六字以敝之：「自由、平等、博愛」。伏爾泰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盧梭的「主權在民」，將「人道主義」推上「立制」高度。

作為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的產物，人道主義的正解是「自由、平等、博愛」。「仁道」與「人道」的區別，不在「博愛」，而在「平等」。中國古代聖賢也強調「親而不可不廣者。」關鍵在於這種「愛」是建立在什麼社會基礎之上以及用什麼手段來實現。

關於實現「仁」的手段，孔子給出的答案是「克己復禮」。克什麼「己」、復什麼「禮」；「己」為君主，「禮」為周禮。可見，「仁道」是中國由奴隸制轉型封建制時期的道德指南，是道德家孔子對「君與臣」、「子與父」、以及「夫與妻」的倫理總結。與中國「仁道」連體的，是中國的封建君主制。

歷史與制度的局限，孔子只能把「仁道」定位為「上級對下級發善心」，君主對臣民發善心。這種善心憑的是君主「自覺」、道德自律，克己復禮，並沒有制度制約，所以沒有任何保障。

對於下級，受教孔子「仁道」人，是「被訓化的奴」，而「非平等的人」。儒家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儒家「五常」，仁義禮智信。「三綱」無「人」，「五常」無「勇」。所謂「仁道」，中國封建君主後來心領神會，那是聖人為他們「做穩奴隸主」著想，被此洗腦的人，不會「犯上作亂」。

中國過去的辭彙，雖然很早也出現過「人道」一詞，譬如禮記喪服小記云：「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人道之大者也。」。但這裡的「人道」，其實是「仁道」的通假，與貨真價實的「人道」相去甚遠，甚至南轅北轍。至於孟子所言的「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更與自由平等的「人道主義」搭不上界。

將「仁道」與「人道」划到治國當中，體現的也是兩種涇渭分明的「政」。中國封建君主制，「仁政」是為主打的價值體系。儒教「仁政」雖有「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的說教，但它配合的是君主專制，孰輕孰重，一切掌握在皇帝手裡，其本質卻還是「君為重」——「天子」權威大於一切。而西哲的「人道」，對應的是民主憲政。它的價值體制是盧梭倡導的「天賦人權」和「主權在民」。憲政的本質是民政，仁政的本質是君政。盧梭的「憲政」是為民眾服務的，而孔子「仁政」則是為君主服務。這種「仁政」的本質，主權在君不在民，所以既不能限制君主「不仁」，也不會使國民成為「大寫的人」。

至此可見，「仁道」與「人道」完全是兩碼事，就如追求「王法」、「為帝王做殺人刀」的中國法家、與「人人平等」的現代法治是兩碼事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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