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觀點 | 洪永淼：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與中國經濟學的內涵及其相互關係（下）...

（接上條）四、西方經濟學與中國經濟學西方經濟學是對過去三百年資本主義經濟實踐的理論總結，每個歷史時期的經濟理論都是為了解釋、解決那個時期的現實經濟問題，帶有強烈的時代烙印。亞當· 斯密《國富論》的問世標誌了西方經濟學的第一次革命，奠定了經濟學的基本理論框架。早期的西方經濟學或西方古典經濟學，研究範疇大致遵從《國富論》的理論框架，既研究稀缺資源優化配置與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也研究生產關係。這個時期的西方經濟學，大多稱為政治經濟學，即我們通常所說的西方古典政治經濟學。隨著自由競爭資本主義及工業革命的發展，西方古典經濟學研究範疇慢慢側重於社會生產力方面。特別是19世紀70年代，以奧地利的門格爾（Menger, 1871），英國的傑文斯（Jevons, 1871）與法國的瓦爾拉斯（Walras, 1874）為代表的「邊際革命」出現之後，西方經濟學逐步側重於研究稀缺資源的有效配置，研究人與自然的關係，慢慢淡化對生產關係的研究，這個時期的經濟研究大多省略了「政治」兩字，只稱為「經濟學」。「邊際革命」革命化了西方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方法，包括推動微積分等數學工具的廣泛使用，奠定了現代微觀經濟學的理論基礎與方法基礎。邊際分析之所以成為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方法，是因為它與經濟主體優化行為相吻合，也十分適合於應用微分等數學工具作定量分析。瓦爾拉斯（Walras, 1874）就是在邊際分析的基礎上，運用數學工具提出了自由市場競爭條件下的一般均衡理論。馬歇爾（Marshall, 1890）以局限均衡分析為核心的《經濟學原理》的問世，標誌了新古典經濟學的成熟與完善。關於西方經濟學「邊際革命」更多的介紹與討論，可參考黃志賢（1998）。隨著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到壟斷過渡的完成，20世紀20、30年代西方經濟學向現代西方經濟學過渡。這一時期代表性的經濟學家是羅賓遜（Robinson, 1933）和張柏倫（Chamberlin, 1933）。他們分別從不完全競爭和壟斷競爭出發分析均衡的條件，在均衡價格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廠商均衡理論，它既修正和發展了馬歇爾的局部均衡分析，又完善了現代微觀經濟學。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政治經濟學和現代西方經濟學研究的範疇與層次明顯不同。政治經濟學主要是研究一定製度下的生產方式對生產關係的影響，揭示經濟制度演化規律，側重於研究人與人之間的生產關係。自新古典經濟學誕生並取得主導地位以來，現代西方經濟學主要研究在資本主義私有制下稀缺資源如何通過市場機制達到有效配置的問題，其側重點是資本主義制度下人與自然的關係。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對新古典經濟學形成了嚴峻挑戰，催生了凱恩斯革命（Keynesian Revolution）。凱恩斯（Keynes, 1936）有效需求不足的宏觀經濟理論，為資本主義國家干預經濟提供了理論基礎，也為戰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長期繁榮，為當今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提供了理論指導與政策工具。二戰結束之後，特別是上世紀50、60年代，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得到快速發展。在這背景下，以希克斯（Hicks, 1937）和薩繆爾森（Samuelson, 1948）為代表的新古典綜合派（New Classical Synthesis）一直致力於將凱恩斯的宏觀非均衡分析嫁接到新古典微觀均衡分析的理論框架上。70年代誕生的以盧卡斯（Lucas, 1972, 1976）為代表的合理期望（rational expectations）學派，使西方宏觀經濟學最終回歸到新古典經濟學框架中，稱為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現在，以瓦爾拉斯-阿羅-德布魯的一般均衡理論為基礎，在市場連續出清、價格完全彈性及信息完全的假設下建立起來的動態隨機一般均衡（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DSGE）理論，已成為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研究在不確定環境下經濟主體優化行為的標準範式。另一方面，過去幾十年來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的興起及廣泛應用，加深了人們對市場機制缺陷與市場失靈的深刻認識，豐富了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理論體系，特別是關於在市場機制存在缺陷條件下經濟如何運行的規律。因此，現代西方經濟學內容豐富，體系系統，邏輯嚴密，儘管它可能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認為現代西方經濟學就是新古典經濟學的觀點，是過於簡單化了。改革開放以後，為什麼西方現代經濟學在中國會日益流行？如前所述，20世紀90年代，中國逐步建立了以公有製為主導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迫切需要市場經濟理論作為指導。西方經濟學研究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的市場經濟運行規律，無論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雖然二者在所有制方面存在不同，其共同點都是市場經濟。因此，西方經濟學中有關市場經濟的原理是可以借鑒的，這是改革開放後西方經濟學教育在中國興起並快速發展的最重要原因。可能有人會質疑，認為社會主義公有制和資本主義私有制存在根本區別，但現實中的公有制含義是以公有製為主導，各種經濟成分並存。不同經濟主體自負盈虧，以自身利益為最主要考量，都是在市場條件下進行生產、交換、分配與消費。特別是在多種所有制的條件下，如何促進資源有效的配置，快速發展中國社會生產力，迫切需要市場經濟理論指導，在這方面西方經濟學包含不少可借鑒的有益成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特別是《資本論》，也對市場機制是實現價值交換的一種形式進行研究。由於歷史條件所限，馬克思沒有考察市場機制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如何運作。相反地，馬克思設想，建立在生產力高度發達基礎上的社會主義經濟將實行計劃經濟。因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出現了真空，現代西方經濟學自然地填補這個漏洞。中國經濟學包含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但這只是其中一個重要方面，而不是全部內容，中國經濟學還應該包括中國宏觀經濟學、中國微觀經濟學與中國金融經濟學等實證經濟學（positive economics），即研究在中國現有體制機制下，中國宏觀經濟如何運行？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政策如何影響經濟？微觀經濟主體的行為表現如何？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關係如何？金融市場有效性如何？金融風險形成，傳導，匯聚的機制如何？金融風險如何定價？等等。所有這些都需要對中國經濟進行系統的理論思維與大量的經驗研究，從中總結出帶有規律性的理論成果。王亞南（1941）最早提出「中國經濟學」的概念，認為「我們應以中國人的資格來研究政治經濟學」，這就是所謂的「科學無國界，科學家有國界」。特別是經濟學，它既是一門科學，同時也要為國家利益服務，具有科學性與階級性雙重屬性。王亞南的觀點，可理解為運用科學的研究範式和研究方法，關注中國現實經濟問題，並且其研究目的是為中國經濟發展服務。這既是一種學術價值觀，也是一種研究方法論，是我們建設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應該秉承的良好傳統。五、如何構建中國經濟學？西方經濟學特別是現代西方經濟學是否可以借鑒？構建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不可避免地將涉及如何看待西方經濟學特別是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問題。這裡需要解答兩個基本問題：（1）西方經濟理論是否可以借鑒？（2）西方經濟學的研究範式與研究方法是否可以借鑒？我們首先討論第一個問題，現代西方經濟理論是否可以借鑒？國內很多人認為西方經濟學特別是新古典經濟學是研究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經濟如何運行。既然是資本主義私有制，中國就無法應用。事實上，無論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都是通過市場機制來調節與配置資源，兩者具有一些共同點。無論是公有制還是私有制，經濟主體，包括國有企業法人代表，民營企業家，消費者，投資者等，都是自負盈虧，都是在自身經濟利益驅動下，根據市場價格信號，進行生產、交換、分配與消費。因此，研究中國經濟可以借鑒西方經濟學中的市場經濟原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私人所有制與市場經濟的結合。價值規律、供需規律等一般的經濟規律，沒有階級屬性，雖然它們在不同的制度下可能會有不同的表現形式，但不管在什麼制度下都會發揮作用。我們在借鑒西方經濟學時，主要是借鑒其一般市場經濟規律部分，而非資本主義私有制部分。從這個角度說，市場機制並非資本主義制度的特有產物，它在封建社會、奴隸社會、社會主義社會中均存在。早在上世紀50年代，毛澤東（1958）論述社會主義條件下利用商品生產即市場經濟的作用時曾指出：「商品生產，要看它同什麼經濟制度相聯繫，同資本主義制度相聯繫就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同社會主義制度相聯繫就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因此，如果我們能夠從西方經濟理論中剝離出市場機制的理論，就可用它來為社會主義服務。那麼，如何從西方經濟學中剝離出市場機制的一般理論？一個基本前提就是必須對西方經濟學有系統的、全面的、深刻的理解。不能只是從表面理解西方經濟學，也不能片面理解西方經濟學，更不能簡單化地認為現代西方經濟學就是新古典經濟學。實際上，新古典經濟學只是現代西方經濟學的一部分，現代西方經濟學內容更豐富。例如，自上世紀70年代信息經濟學興起之後，西方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研究領域便是市場調節不完全或市場機制失靈時經濟主體的行為分析，包括博弈論的興起與發展。現代西方經濟學中包含哪些一般的市場經濟基本原理呢？除了上文提到的價值規律、供求關係與價格調整規律外，這裡再舉若干例子。第一個例子是邊際效益遞減規律：即其他要素投入不變的情況下，如果一種要素不斷的投入，這個要素的收益率最終將會逐步遞減。第二個例子是信息不對稱與委託-代理理論。在不對稱信息條件下，經濟行為主體存在著「道德風險」（moral hazard）與「逆向選擇」（adverse selection），這將造成市場價格信號調節失靈。西方現代企業制度中，所有者和經營者分離，建立在不對稱信息基礎上的委託代理理論可以很好解決問題。 信息經濟學也可以用於分析我國國企的改革(參見Groves et al., 1995)。第三個例子是風險分散與資本資產定價理論。在充分信息與完全市場的條件下，任何一個投資組合，其期望回報應該是不可避免的風險那部分補償，個別異質風險不應該得到補償，因為任何個別異質風險均可通過形成一個大的投資組合而對衝掉。最後一個例子是金融衍生產品（避險工具）的發明及其在風險管理的應用(Black and Scholes, 1973)。本文所列舉的這些原理性的規律或定律，沒有階級和制度屬性，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可以使用。事實上，早在改革開放之初，著名經濟學家與會計學家葛家澍（1978, 1981）就指出，會計學是一門探索微觀經濟信息的提供方法（主要是財務信息的提供方法）的科學，本身沒有階級屬性，技術性是其本質屬性。現代西方經濟理論中還有很多一般的市場經濟基本原理，我們需要深入研究後從西方經濟理論中剝離出來，然後借鑒使用，而不是照搬照抄西方經濟理論。現代西方經濟理論建立在一些基本假設基礎上，其中部分基本假設在中國環境下也可以視為不同程度的合理假設，如經濟主體的理性行為（rational behavior）與厭惡風險（risk aversion），但另一些假設可能並不符合中國實際情況，如所有制與財務剛性約束。西方經濟學的經濟自利行為的假設，即經濟行為主體總是使自身的利益或目標函數最大化，其源頭是西方個人主義哲學基礎。這個假設對強調家庭與集體主義的東方國家，可能不一定適用。在中國，「理性經濟人」（homo eocnomicus）假設在很多情形下可能更適合於一個家庭，一個集體，不一定是一個自然人。這一點，在研究比較東西方青年消費行為時就顯得格外重要，例如，中國青年人的消費行為（如購買住房）經常獲得父母的資金支持，而這在西方國家很少見。中國比較強調家庭價值而非個人，這種差別在研究家庭經濟學需要有所體現。在討論借鑒西方經濟學時，一些人總是強調中國經濟的特色。除了所有制等制度因素外，中國經濟確實還存在很多特色。例如，中國各級政府對經濟運行與資源配置的影響。中國政府「看得見的手」對經濟的影響，其深度和廣度上在全世界是絕無僅有的，其中很重要的一個方式是通過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以及國家的產業政策等各種政策工具來實現對經濟的宏觀調控。這些政策有效性如何、資源配置優化程度與分配效應如何，需要進行經驗分析才能弄清。另一個例子是宏觀財政貨幣政策的有效性與國有企業之間的關係。中國政府宏觀經濟政策，不少是通過國有企業實施的。2009年4萬億財政刺激計劃，2015年「股災」之後穩定股市的行政措施，主要是通過國有企業或國有控股公司實施的。最後一個例子，是國有企業與軟預算約束。中國為什麼出現那麼多所謂的「殭屍企業」，一個重要原因是國有企業存在著不同程度的軟預算約束問題。但是，以上所列舉的中國特色或特點，並不能意味著一般市場基本原理就不適用於分析中國經濟。中國經濟學是「一般」的市場經濟原理在中國的應用，由於中國制度與體制的獨特性，其經濟運行規律也有反映其特點的表現形式，但其個性中包括著「一般」經濟規律的共性。王亞南（1943）認為，在理論上，經濟學在各國只有一個，而在應用上，經濟學對於任何國家都是不一樣的，它在中國的應用屬於經濟學基本原理在特定環境下、特定經濟體的應用，我們不是另外去創立一個不同的經濟理論。今天，我們講述「中國故事」，創立「中國經濟學派」，並不是倡導另起爐灶，另起爐灶成功的可能性也很低。對西方經濟學，我們應該採取揚棄的科學態度。如何從西方經濟理論中，將一般的市場經濟原理與西方經濟制度因素剝離開來，這是一項極其重要的理論工作。我們現在討論第二個問題，也就是使用「中國語言」講述「中國故事」，還是用「世界語言」講述「中國故事」？由於「世界語言」目前還是西方主導，「世界語言」主要還是西方語言。換句話說，是否需要採用西方經濟學的研究範式與研究方法來研究中國經濟問題？我們常聽到這樣一句話，即要建立有中國特色的中國經濟學，甚至用「中國語言」講中國故事。但是，用「中國語言」講述中國故事時，外國人聽得懂嗎？現代西方經濟學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定量分析方法的廣泛使用，特別是數學建模與以數據與統計分析為基礎的經驗研究（參見洪永淼，2011，第一章）。為什麼需要數學建模？數學建模可以從複雜經濟現象中過濾掉次要因素，抓住主要經濟變數之間的本質關係。更為重要的是，對經濟理論的數學建模是使用經濟數據通過嚴謹統計推斷的必要手段與橋樑。以數據與統計分析為基礎的經驗研究可驗證經濟理論或經濟假說的正確性或有效性，從而使經濟學成為可用數據驗證的科學。馬克思說過，「一門科學只有成功地運用數學時，才算達到了完善的地步」（拉法格，1890）。與經濟理論相比，研究範式與研究方法只是研究工具，本身並不帶有任何階級或制度屬性。因此，借鑒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就跟借鑒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一樣，不能隨便貼上意識形態的標籤。與現代西方經濟學相比，中國經濟學研究方法相對落後，長期以來，主要以定性分析為主。1980年以前，中國高校經管類學生甚至不必上數學課程。中國政治經濟學研究注重定性的歷史分析與邏輯分析，但嚴重缺少數學建模以及經驗研究的定量分析。只有通過嚴謹的定量分析，才能得到比較科學的結論。在這一方面，我們應該學習現代西方經濟學比較先進的研究方法，應該大力提倡運用現代研究方法與手段研究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正如習近平總書記2016年5月17日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講話中所指出的，「對現代社會科學有益的知識體系，運用的模型推演，數量分析的應用，我們也可以用，而且應該用好。」上世紀80年代在中國經濟學術界影響很大的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1980）的《短缺經濟學》，就是採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現代西方經濟學相結合的分析方法來研究傳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一個範例。科爾內從傳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社會經濟關係和制度條件出發，論證了傳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在政府「父愛主義」（paternalism）觀念與財政軟約束的條件下，企業的投資擴張無法遏制，造成企業幾乎不可滿足的過度需求，從而導致短缺經濟（shortage economy）現象，因而認為短缺經濟是傳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一個特徵，而且處於穩定均衡狀態。科爾內創造的「軟預算約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術語，準確概括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制度的一些基本特徵，在國際經濟學術界產生了很大影響。事實上，上世紀20、30年代在關於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的論戰中，波蘭經濟學家蘭格（Lange, 1936, 1937）也是應用了西方經濟學的邊際分析與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建立了後來被稱為「蘭格模式」（Lange』s model）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只有採用國際同行通用的「語言」，而不是另起爐灶，我們才能夠讓外國人理解中國經濟與中國經濟學說，才能夠培養國際一流的經濟學家，才能夠提升中國經濟學在國際學界的影響力與話語權，從而傳播中國經濟學派的思想與理論。六、結論構建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對總結中國近70年來的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特別是近40年來改革開放的經驗與教訓，探索中國發展道路與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現實意義與時代意義。本文的分析表明：第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包含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部分，由於當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在全球範圍內同時並存，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需要根據資本主義新的實踐進行理論創新；同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也需要根據社會主義實踐進行理論創新。馬克思的結論適用於他那個時代，其後的資本主義新現象還需要作進一步的總結。在全球化背景下，特別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共存且相互競爭的情況下，構建21世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凸顯了重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例如，中國如何利用國際市場充分發揮自身比較優勢，通過國際分工快速發展社會生產力？又如，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目前大多還處於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絕大部分經濟利益落入西方國家之手，在這一方面，國際政治經濟學應該研究如何在全球價值鏈分配上更有利地向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傾斜。由於國際社會主義運動處於低潮，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是全世界唯一成功的實踐，這既是中國特色，也具有國際意義。將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升華到系統理論高度，對世界其他的經濟體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第二，蘇東傳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理論與實踐注重生產關係，相對忽視人與自然的關係（即資源配置與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導致蘇東社會主義運動的失敗與社會主義制度的解體。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但是忽視同時出現的突出問題和社會矛盾，如收入差距日益擴大，官商勾結、貪污腐化、政企不分現象，以及勞動收入份額在國民收入份額中逐漸下降，等等。當前經濟改革困難重重，一個重要原因是由於社會改革、政治改革沒有及時配套進行，上層建築的建設相對滯後。這表明：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必須回歸亞當·斯密的原來的經典研究範疇，既要重視生產關係，又要重視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二者不可偏廢。第三，政治經濟學和現代西方經濟學研究的範疇與層次不同。政治經濟學主要是研究生產方式對生產關係的影響，揭示經濟制度演化規律，側重於人與人之間的生產關係，傳統政治經濟學主要研究經濟制度，經濟現象與經濟行為的政治屬性或性質。相反地，自新古典經濟學誕生並取得主導地位以來，現代西方經濟學主要研究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如何通過市場機制有效配置稀缺資源的問題，其側重點是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即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在構建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過程中，我們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重視生產關係的同時，可以而且也應該借鑒西方經濟學關於通過市場機制進行資源配置的有益成分。第四，現代西方經濟學出現了所謂的「新政治經濟學」，即對政治制度、政治現象與政治行為進行經濟分析。這種分析視角、理論範式和研究方法，值得我們借鑒，尤其是研究中國的政經關係、政商關係、政企關係以及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係等方面。這也應該成為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該領域的研究對科學界定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係、完善中國國家治理體系、提升國家治理能力與效率，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第五，在研究方法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主要是基於定性的歷史與邏輯分析。現代西方經濟學一個顯著特點是定量分析的廣泛使用，包括數學建模和以數據與統計推斷為基礎的經驗研究。在構建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過程中，應該學習現代西方經濟學比較先進的定量分析方法，用「世界語言」講述「中國故事」。運用現代研究方法研究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應該成為我們努力的一個重要方向。第六，中國經濟學既包括中國特色的政治經濟學，也包括中國版宏觀經濟學、中國版微觀經濟學、中國版金融經濟學等實證經濟學，即描述在現有中國制度及體制機制下，中國經濟如何運行？微觀經濟主體行為如何？中國金融市場如何運行？這些問題都應該有系統的理論思維與細緻的經驗研究。這需要長期的持續努力，不能幻想三、五年之內就能建立系統的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或中國經濟學。在二戰之前的二百年左右時光里，由於英國資本主義經濟快速發展及其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所處的主導地位，英國一直是世界先進的經濟思想與理論的發源地與學術中心，從斯密、李嘉圖到馬歇爾、凱恩斯，均是如此。二戰之後，隨著英國衰弱和美國崛起，美國逐漸取代英國成為世界的經濟學術中心。現在，隨著中國經濟快速增長、日益融入全球經濟體系，並在其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領導角色，中國有望在世界經濟學界形成一個有影響力的「中國經濟學派」。但是，要將這種可能轉變為現實，不僅需要中國經濟學家共同努力，更需要與國際經濟學界接軌。中國經濟學的構建是一項巨大的理論工程，要形成被國際公認的完備的理論體系，需要相當長時間的努力奮鬥，中國經濟學家任重而道遠。參考文獻鄧小平（1987）：「社會主義必須擺脫貧窮，」收入《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5頁。鄧小平（1992）：「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收入《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373頁。葛家澍（1978）：「必須替借貸記賬法恢複名譽——評所謂的『資本主義的記賬方法，」《中國經濟問題》第4期，第77-85頁。葛家澍（1981）：「論會計理論的繼承性，」登載於廈門大學六十周年校慶經濟系科學討論會論文（合訂本），全文共約27000字。摘要刊載於葛家澍（1982）：《會計研究》，第4期，第45-48頁。洪永淼（2011）：高級計量經濟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黃志賢（1998）：《西方經濟學邊際學派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季正矩（2000）：「腐敗與蘇共垮台，」《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第4期，第81-86頁。科爾內（1980）：《短缺經濟學》上、下冊，張曉光、李振寧、黃衛平譯，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86年。科斯（2010）：「中國改革沒鄧小平 將完全不同，」鳳凰財經2010年12月28日、29日訪談，2011年1月7日，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zjgc/20110107/3169042.shtml。或參見王寧、羅納德·科斯（2010）：《「正確的經濟學」和「中國經濟學派」——王寧訪羅納德·科斯教授》，2010年12月29日, http://www.china-review.com/eao.asp?id=26553。拉法格（1890）：「回憶馬克思，」《回憶馬克思恩格斯》，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7頁。劉克明（2003）：「論蘇聯共產黨的官僚特權階層，」《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第3期，第1-11頁。馬克思（1867）：《資本論》第1卷，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馬克思和恩格斯（1847）：「共產主義原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87頁。馬克思和恩格斯（1880）：「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1頁。馬克思和恩格斯（1848）：「資產者與無產者」，《共產黨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7頁。馬克思和恩格斯（1890）：「恩格斯致奧托·馮·伯尼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8頁。馬克思和恩格斯（1881）：「給哈維·伊·查蘇利奇的複信草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451頁。毛澤東（1958）：「關於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毛澤東文稿》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39頁。斯大林（1951）：《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斯密（1776）： 《國富論》，郭大力、王亞南譯，北京：商務圖書館，1972年。蘇聯科學經濟研究所（1954）：《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王廣謙（2014）：「序言」，洪永淼《中國經濟學教育轉型——廈大故事》，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4，第3-5頁。王亞南（1941）：「政治經濟學在中國，」《新建設》第2卷第10期，《王亞南文集》第1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19頁。王亞南（1943）：「中國經濟學界的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王亞南文集》第1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90頁。Arrow, K.J. and G. Debreu (1954): 「The Existence of an Equilibrium for a Competitive Economy,」 Econometrica, 22, 265-290.Bernanke, B.S. (2004): 「Great Moderation,」 Remarks at the Meetings of the Eastern Economic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C, February 20, 2004.http://www.federalreserve.gov/boarddocs/speeches/2004/20040220/。Besley, T.J. (2007):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 Economic Journal, 117, 570-587.Black, F. and M.S. Scholes (1973): 「The Pricing of Options and Corporate Liabiliti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1, 637-654.

Chamberlin, E. (1933): The Theory of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roves, T., Y. Hong, J. McMillan and B. Naughton (1995): 「China』s Evolving Managerial Labor Marke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3, 873-892.Hayek, F.A. (1935): 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Hicks, J. (1937): 「Mr Keynes and the Classics: A Suggested Interpretation, 」 Econometrica, 5, 147-159.Jevons, W.S. (1871):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y, 1965.Keynes, J.M. (1936):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Lafargue, P.(1890): 「Reminiscences of Marx, 」 Marx and Engels Through the Eyes of Their Contemporarie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2.Lange, O. (1936):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I,」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4, 53-71.Lange, O. (1937):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II,」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4, 123-142.Lucas, R. (1972): 「Expectations and the Neutrality of Money,」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4, 103-124.Lucas, R. (1976): 「Econometric Policy Evaluation: A Critique,」 Carnegie-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Policy, 1, 19-46.Marshall, A. (1890):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td.Menger, C. (1871):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translated by Dingwall, J. and B. F. Hoselitz (1976), by the Institute for Humane Studies Series in economic theory, Reprinted, 2007, by the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Naughton, B. (1995):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1978-1993,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Robinson, J. (1933): The 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Samuelson, P. (1948): Economics: An Introductory Analysis, New York: McGraw-Hill.Walras, L. (1874): Elements of Pure Economics, Homewood, Illinois: Richard D. Irwin for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and Royal Economic Society, 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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