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與明朝滅亡

06-22

稅收與明朝滅亡

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一項新稅在明朝的每一個子民身上落錘，它的名字叫「遼餉」，專款專用於撫遼、平遼、定遼、征遼、援遼。此稅主要征及田畝，在原本稅額的基礎上每畝課銀九厘，又名「九厘銀」。此稅初征五百二十萬兩，後來陸續加到九百萬兩。如果算上崇禎時期陸續開徵的「剿餉」和「練餉」，年增新稅可達二千一百萬兩。這在「萬曆間奏疏天下之所入為一千四百六十一萬」的情況下，不能說不是一筆超級沉重的稅收負擔。在當時土地已經在相當程度上為各類王田、官田、豪民之田嚴重兼并而田賦時時為權貴強橫轉嫁於無地、少地農民的情況下，這樣的重負無異於雪上加霜。

在中國古代以土地稅為主幹且強調履畝而稅、土地的增量並不可觀且勞動生產率的提升也很緩慢的情況下，各大封建王朝的稅收均不具備擴展性。遭遇重大事由而加派新稅，倒也順理成章。面對遼東正蜂擁而起的顛覆勢力，集舉國之稅、調舉國之將、征舉國之兵予以彈壓，也在情理之中。可萬曆一朝的通盤腐敗勢必延伸到稅收與軍事的每一個角落。首先是稅收的征繳大大地失了準頭，不同的地區因不同的強霸程度而呈現不同的力度，過高的征管成本一定大大地強化了百姓心頭的痛感、反感與惡感；配合著天災而來的稅禍，讓越來越多百姓在變成流民的第一時間轉化為「流賊」；稅收的使用效率也因為當事人的雁過拔毛和應徵士兵的不堪大用而幾乎等於打了水漂；而在稅收主要體現在糧草、銀錠的情況下，稅收的轉運都需要一筆大大的費用。這一切使得遼餉的運用只在熊廷弼與袁崇煥主持遼事的短暫時光里顯現過熹微的希望，窮遼餉開徵的二十六年，它幾乎成為以救急的願望導引明朝滅亡的猛葯。

第一年徵得的三百萬兩銀子，悉數用於徵剿一位叫做努爾哈赤的建州人。這一年，自覺羽毛豐滿的努爾哈赤以「七大恨」的似是而非的理由向明朝宣戰，並直接危及明王朝在遼東和遼西的政治存在。為解除這種肘腋之患，用於徵遼的各方兵將集中了九邊中的精英。光是總兵一級的人物，便有杜松、馬林、李如柏、劉綎、秉忠、李光榮等。而且，負責全權規劃此次行動的兵部右侍郎、遼東經略楊鎬還特意調薊門、宣州、大同、山東等地以及朝鮮軍、葉赫軍雲集遼東，一支實際參戰八萬餘人的拼湊之軍竟號稱四十七萬大軍。表面上看來，明廷此番不僅興師動眾鄭重其事，而且大有畢其功於一役、孤注一擲、滅此朝食的氣象。

可這些辛苦集結的、數目可觀的遼餉和將士，終將要在一個叫做「薩爾滸」的地方，灰飛煙滅。在水土不服、地形不利的「地利」和皇上昏庸、主帥平庸、將帥不和、兵無鬥志、兵器參差、不知己不知彼等「人和」方面的重大弱項外，楊鎬選擇在嚴冬二三月開戰，又是一個利於北人而大不利南人的惡劣「天時」。尤其糟糕的更在於，這一年恰是已經十分寒冷的明末「小冰河期」（LittleIceAge）中極為寒冷的一個冬天。如此的天寒對作戰造成的惡劣影響，從這次戰爭中擁有了重大殺傷性武器的明軍反而損失了四萬多人而主要依靠騎兵和馬刀的後金軍僅僅損失了二百多人便可以得知。天寒地凍，任是火炮都被凍掉了炮膛、打濕了炮捻。此一優勢一失，便只好依賴於並不擅長的步戰與馬戰了。在薩爾滸山、界凡城、吉林崖、勺琴山、尚間崖、斐芬山、阿布里達崗，後金八旗面對杜松、馬林、劉綎在紅衣大炮這種高端裝備形同廢鐵後的短兵相接，便無疑於砍瓜切菜般的屠殺。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二月二十五四路出兵後，三月初一杜松軍全軍覆沒，「血流成渠」；三月初二、初三馬林軍「死者漫山遍野」；三月初四劉綎「力竭而死」，明軍與朝鮮軍或降或滅。就是在這個嚴冬的五天時間裡，大明的諸多百戰之將和精銳之師殞命於薩爾滸周遭的山野之間，陰魂久久難散久久難安，終化做「拜劉川」、「磕頭松」、「男人樹」的一處處景緻，訴說著那一個嚴冬里猝然遭逢的絕命擊殺。可這嚴冬卻必將成為後金及清朝歷代皇帝沾沾自喜的資本。康熙吟道：「城成龍躍竦重霄，黃鉞麾時早定遼。鐵背山前酣戰罷，橫行萬里迅飛飆。」乾隆更是喜形於色：鐵背山頭殲杜松，手麾黃鉞振軍鋒。於今四海無征戰，留得艱難締造蹤。

就是在這個嚴冬里，朱明王朝大勢將去。當四路大軍敗北，「京師震動」，朝議紛紜。有人大罵楊鎬，說他竭盡四海脂膏和九邊精銳，不到一年，耗費軍儲三百多萬。反觀後金方面卻是金銀盈倉，溝滿壕平。薩爾滸戰後，努爾哈赤命令軍卒打掃戰場，所得各種武器分作八處，堆積如山，據說可占明軍武庫兵器的十分之六、七。要知道，其中的大將軍炮，每鑄一具就需費數百金。明軍敗績，便失掉包括大將軍炮在內的各類火器一萬三千一百五十多具，盔甲、器械更是無法統計。戰馬丟棄四萬八千六百多匹，戰車損失一千多輛。明之腐朽垂死日薄西山與後金之躍躍欲試如日中天，當即分出了高下。今人岳樺林在遊覽了薩爾滸古戰場後，以一闕《金縷曲·薩爾滸懷古》抒寫了他的驚嘆：血浸邊門雨。想當年、明金爭霸，又操刀斧。帥飲長鞭留恥辱，太祖橫刀耀武。恨短命、梟雄作古。十萬屍橫漫山野，更荒唐、正道成狐兔。嘆壯烈，遽無語。崇皇穢史和誰訴？笑談中、煙雲過眼，舊聞成趣。只剩蕭蕭無味水，留得千年哀緒。縱鐵騎、清兵無阻。一統中原稱聖主，忽然間、往事追風去。紅夕後，夢醒否？

當那個剛剛在張居正為首輔的大明王朝成功地進行了「俺答封貢」而終於可以對其北方天敵蒙古人松下一口氣來，萬曆親政後的「怠於臨朝，勇於斂財，不郊不廟不朝者三十年，與外廷隔絕」，卻足可以激發各種內憂外患一體爆發。在他的「三大征」和礦監稅使生生地將正出現「資本主義萌芽」的國力一步步摧垮後，他和他的遼餉便不得不遭遇始自萬曆四十七年的一個個嚴冬。薩爾滸一敗，大明的江山勢將讓位於那個起自白山黑水又經受了鐵血歷練的滿洲族群。從此，努爾哈赤的子孫們，呼號著在薩爾滸的那個嚴冬里已經習練圓熟的殺聲，輾過熊廷弼、洪承疇、袁崇煥、孫承宗、楊嗣昌們的身軀，挺進中原。一個雖被謾罵為「韃子」但族源深邃而綿延的通古斯部落，在完顏氏「金」國為北宋製造了「靖康之恥」後，再度成為中國文化中只憑偏見和好惡根本抹不去的一道莫名的風景。而那未能救國反致亡國的稅項「遼餉」，最終以「九厘銀」的名目為清室所繼承，繼續成為衍就「江南重賦」等歷史迷案的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