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克 保守主義 傳統 秩序 自由

[內容提要] 埃德蒙·柏克的政治保守主義思想以大衛·休謨的懷疑論為哲學基礎。他批判了啟蒙思想家對法國大革命「理性的誤用」，認為抽象思辨應遠離政治實踐。柏克是保守主義者，因為他尊崇傳統、倚重秩序以審慎的態度對待理性、傳統與自由，柏克又是自由主義者，因為他用畢生的精力熱情捍衛高貴的自由。 [關 鍵 詞] 柏克 保守主義 傳統 秩序 自由 埃德蒙·柏克（Edmund·Burke）是十八世紀英國著名的政治家和保守主義政治理論家。他的思想以「對傳統的尊崇」和「對自由的保守」而著稱於世。在西方話語系統中，保守主義（Conservatism）常被其批評者斥為「富人」維護其既得特權地位而反對「窮人」的近乎愚民政策的一種圖謀。然而，這種學說的精髓乃是這樣一個堅定的信念，即人類的生存以緊張狀態為其特性，政治活動可以使之緩和，但是決不可能使之完全消除①。保守主義因此可定義為以維護有限政治為目的，以調和、平衡和節製為內容的政治藝術②。柏克極其厭惡法國民主主義者掀起的疾風暴雨式的革命狂潮，而懷著尊崇之心溫情脈脈的徘徊在英國「光榮革命」之後尚未平息的和風細雨之中。他近乎固執的認為，由盧梭等啟蒙思想家的「天賦人權」觀所引導的法國大革命破壞了社會的穩定秩序和優良傳統。狂熱而自負的革命抽象理論帶給法蘭西民族的並非是「自由、平等、博愛」的人間天國卻恰恰是拿破崙·波拿巴的專制帝國。然而，柏克絕非反對一切變革，他所反對的只是否棄傳統、危及秩序付諸於暴力實踐的變革。在柏克看來，1688年英國的「光榮革命」是較為成功的漸進式革命的典型範例。這次革命更動了人事，卻保留了制度，從而保證了英國傳統文化的延續和社會秩序的穩定。而法國大革命雖然保留了國王卻正在摧毀支撐它的制度。從柏克這一褒一貶中不難看出，貫穿柏克政治保守主義思想始終的即是：對抽象理論的拋棄和對傳統、秩序的尊崇。 一、思辨政治的邪惡 柏克並非是一個純粹的政治哲學家，然而其政治保守主義思想卻有一個基本的哲學支點，那就是蘇格蘭啟蒙哲學家大衛·休謨（David·Hume）的懷疑論。在休謨那裡，感性經驗所規定的事實是直觀的確實性，而數學關係是理證的確實性，然而對於所有通過概念抽象推理而不是通過關於事實和存在的觀念的有關現實性的論斷，休謨大聲疾呼：「把它扔進火里去吧！」③休謨認為理性本身並不指揮行為方式，理性乃是而且應當只是情感的奴隸，除了為情感服務並服從於情感之外，決不能冒稱任何其它的功能。對於抽象理性原則的確實性，我們一無所知。 柏克接受了休謨對抽象理性的否定。他承認社會是人為的而不是天然的，承認社會並非僅僅是理性的產物，承認社會的準則是習俗，承認社會依賴於含糊的本能和癖好——甚至依賴於偏見④。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提倡的「天賦人權」被柏克視為是愚蠢的抽象權利加以斥責。柏克認為沒有抽象的「天賦人權」，只存在具體的「人賦人權」。 「那些形而上學的權利進入到日常生活中來，就像光線穿過高密度的介質那樣，根據自然規律，必然會發生折射，失去原來的直線。的確，在由人類激情和關切所構成的粗陋而繁雜的集合體之中，人的原始權利經受了那樣多的折射和反射，以至於如果對它們談論不休，認為它們仍然保持著原初的單純狀態，無所曲折，那簡單就是荒唐之言。⑤」 啟蒙思想家將上帝請出了聖殿，卻又對理性頂禮膜拜。洛克、霍布斯與盧梭分別從自然狀態和社會契約的角度闡述了公民的自然權利。他們一致認為自然權利是不證自明、合乎理性的。洛克和盧梭甚至認為：若政府違背契約，侵害到了公民不可讓渡的自然權利，公民就有權解除契約，重組政府。法國大革命正是在這一理性原則的指引下不斷被推到新的高潮的。面對法國大革命造成的普遍社會恐慌和傳統秩序的崩潰，柏克發人深醒的指出：這全是理性誤用的結果。柏克強調抽象的理性原則一旦滲入政治實踐將會帶來道德和政治的邪惡。因為他認為「個人是愚蠢的，而整個人類是明智的。」個人，無論是精英還是平庸，其知識都是有限的，不完備的。理論家們經過思考提出的理性的抽象理論，其本身無法得到經驗層面證明。與此相對，人類的政治實踐則是豐富多彩、變幻莫測的。抽象的理論很可能會脫離國家的具體政治實踐，脫離一個民族的歷史傳統和真正的靈魂，用這樣的抽象理論（如天賦人權）去指導具體的政治實踐，其結果很可能導致「理性的誤用」。因此，竭力避免將理論和實踐結合起來，不僅是柏克政治學的指導思想，也是其政治哲學的主要特徵。⑥ 柏克「理性誤用」的觀點雖然較為極端，但卻體現出他對個人理智的擔憂和對社會秩序的關注。「自負」的理論家們以理性主義者自居，同時他們堅信政治是可以預料的，理性主義者以抽象的理論原則為指導，試圖為人類社會指明最終的發展歸宿。在這一點上，他們確信自己掌握著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一旦政治實踐與其抽象理論發生嚴重背離，理論家們首先想到的可能不是重新審視理論原則，而是堅持原有的理論視域在政治實踐領域內「強行正義」。此時，暴力革命或許不可避免。我們也可以準確的將這些理性主義者稱之為建構理性主義者。他們對自己的能力傲慢地過於自信，沒有一點必要的謙遜精神，他們以為自己掌握了理性地全面重建社會所需要的一切知識。然而，沒有任何個人的頭腦，精英或政黨能夠具備這樣的知識。正如英國著名新保守主義思想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A.Hayek）指出的，贊成市場經濟的觀點首先是根據這樣一個事實，即沒有任何個人（或有限的一群人）能夠知道全部相關的經濟事實。假如完美知識能夠出現在現實中，當然也就能夠被計劃者所得到，因此，他有理由要求取得支配經濟的權利。而哈耶克則認為，經濟智慧的起點便是承認這種要求毫無道理。可能從事計劃的人「不可能獲得使主宰事務成為可能的全部知識。」⑦ 無論是柏克的「理性誤用」觀還是哈耶克的「不完備知識」論都對建構理性主義進行了知識論層面的攻擊。既然柏克認為個人的理智不足以洞察社會，柏克就將政治看作是一種藝術和具有洞察力的秉賦，是同「顯然各式各樣和不斷變更的」主題打交道的事業，認為人的權利是「處於某種中間狀態，無法給予明確定義，卻又並非不可辨別的東西」。正是革命哲學的戰鬥精神迫使柏克不去闡述關於權利的學說，而是把它的想法用概括的語言形式納入權利所據以產生的社會結構之中⑧。柏克不僅攻擊了思辯政治的形而上學基礎，還對作為思辨政治重要表現形式的自然權利觀展開了毫不留情的批判。 這些理論家們所稱的權利，全都走上了極端；並且與他們在形而上學上的真確成比例，他們在政治上和道德上也都是虛假的。人權是一種中間的，不可能界定的東西，但並不是不可能加以分辨的。人在政府中的權利乃是他們的優勢所在；而這些往往是各種不同的善之間的平衡；有時候則是善與惡之間，有時候又是惡與惡之間的妥協。政治理性乃是一種計算原則，是在道德上而不是在形而上學上或數學上對真正的道德因素作加、減、乘、除的運算⑨。 然而，針對柏克對思辨政治抽象理論的猛烈批判，美國政治哲學家列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提出了疑問「我們在評估柏克政治哲學時的問題將是：理論能夠僅僅是理論的看門狗，而決不能利用為實踐的嚮導嗎？」⑩誠然，用抽象理論去引導政治實踐的發展有可能會造成理性的濫用，從而導致邪惡的思辨政治。對此，柏克已進行了充分的解釋，但是，難道被柏克所同情支持的美國獨立戰爭不是正靠著某些基本權利觀的指引而最終取得勝利的嗎？對此，柏克曾強調指出指導美國獨立戰爭的政治理論是以現實生活為依據，而不是以空想的或哲理的概念為依據。美國人提出要求的基礎是英國人在無代表權的情況下就享有的那種抗稅的傳統和實在的權利，而不象法國人那樣基於「人的自然權利」等抽象概念而提出的主張。11但是，柏克的辨解顯得較為牽強。因為，沒有來自於實踐的並被實踐不斷證明為正確的抽象理論的指引，美國獨立戰爭或許會迷失了發展的方向。或許，柏克所反對的只是與實踐脫節的、純粹空想式的思辨政治吧。「天賦人權」觀為結束「神權時代」對人類思想的束縛的確曾起到不可抹煞的積極推動作用，但在理性至尊的時代，為了防止理性的濫用，我們需要對那些不切實際的抽象理論保持足夠的警惕，這恐怕也是柏克政治保守主義思想的初衷所在。 二、認真對待傳統 由啟蒙思想家提出的抽象權利一經被運用於政治實踐，柏克認為便產生了邪惡的思辨政治。法國大革命造成的傳統斷裂、秩序失控便是「濫用理性」的惡果。柏克天然的對傳統、秩序與穩定懷有強烈的好感，而對革命、混亂與動蕩則深感厭惡。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為柏克深受英國式漸進變革的社會發展模式的影響，他對英國政體可謂是推崇備至。英國政體的延續與穩定離不開英國「柔性憲法」的支持，這些憲法性的法律條文和判例的種種優點來源於其悠久的歷史，在漫長的歷史中它吸收了許多人，許多代的智慧和經驗。另一方面，柏克的政治態度歷來是審慎的、冷靜的。在面對諸多政治事務時，他熱情但不乏冷靜、審慎但不缺果敢。然而，在政治變革問題上，柏克卻勸告那些理論家、改革者，「讓步伐再穩健一些！」 雖然柏克反對「自負」的建構理性主義者，反對「理性的誤用」，但柏克也並非完全拋棄理性。理性主義者們維護理性，擯棄歷史。與此不同，柏克維護歷史，卻並不擯棄理性。他是為理性而利用歷史，而非為歷史而歷史。柏克認為真正的理性是與情感和經驗聯合在一起的，它尊重現存世界的多樣性和複雜性。它是謙恭的、審慎的，因為，它試圖盡一切可能更多的理解道德秩序，同時也能意識到它所了解到的是何等的微不足道。理性之所以是謙恭的，還因為它認識到，要是對實情視而不見，最大的抽象之善會立即變成邪惡12。 謙恭而審慎的理性是一種現實的美德，它是高層次的美德，完全不同於由具有傑出家庭背景的，生於偉大時代的，受過良好教育的先生們設想的美德13。在柏克看來，個人現實美德的突出表現便是對傳統和習俗的尊崇。柏克認真的告誡後人「永遠也不要完全地、突然地脫離我們的古代傳統。我們發現這些古老的體制，從總體上來說，是有利於道德和紀律的；而且我們認為它們可以加以修正，而同時並不改變其基礎。我們認為它們是可以接受和改善的，並且首先是可以保存科學和文學的各種遺產。」14 尊重傳統意味著尊重人類整體的文明成果和群體長期積澱下來的習俗。對傳統的敬重並非指人們在昔日的輝煌中高枕無憂、沉緬舊夢或是盲目守舊，不思進取，而是人們通過經驗感悟到：傳統是歷史慷慨留給人類的寶貴遺產。藉助於它，人類可以總結過往的經驗教訓以咨明日發展之需。美國學者弗里德里希·沃特金斯（Frederich Watkins）在其名著《西方政治傳統》中指出「誤信了不切實際的理性重建之可能，革命的哲學家正企圖砍斷文明的傳統根基。革命者對過去的成就只是加以破壞，而不去協助其發展，不僅威脅到人類進步的速度，甚至會造成退化，使文明再經幾個世紀之後方能夠復原。」15人類文明的演講是在傳統的基礎上展開的，傳統帶給人們的不僅是溫情的血緣紐帶、共同約定的習慣、風俗，而且它還傳遞給我們祖先的智慧。柏克熱情洋溢的論述道「在這種對遺產的選擇中，我們就賦給了我們的政策結構以一種血緣的形象，用我們最親密的家庭紐帶約束我國的憲法，把我們的基本法律納入我們家庭親情的環抱之中，保持我們的國家、我們的家室、我們的塋墓和我們的祭壇，使之不可分離，並受到它們相互結合併相互作用的仁愛的鼓舞。」16 對傳統的倚重並不排斥對變革的訴求。「傳統」與「變革」並非是政治實踐中難以解決的悖論。柏克反對狂風驟雨般的激進式變革（暴力革命），而贊成柔風細雨型的漸進式變革。他甚至還宣稱「為了保存，我們必須改革。」然而，他所主張的改革必須永遠是為了緩解確然無疑而又現實存在的邪惡，其走向不應當是使社會置於與理性所激發的準則相一致的狀況之下。17勿容置疑，英、法、美三國的資產階級分別採取了三種較為不同的社會變革方式。然而從秩序角度看卻得到了兩個結果：法國大革命雖然為資產階級的社會、經濟、政治發展肅清了歷史與現實的障礙，卻得到了混亂不堪的社會秩序，白色恐怖已令法國民眾心驚，紅色恐怖更使他們膽寒。最終，法國人迎來的並非是一個嶄新的民主共和國，而是被黑格爾譽為「馬背上的絕對精神」——拿破崙的帝國。因為，那時的法國，唯有靠鐵血一般的絕對意志才能恢復傳統穩定的秩序。而英國的「光榮革命」兵不血刃便建立起了資產階級的君主立憲政體，新的社會秩序的穩定無形中又增進了「諾曼征服」的合法性。同樣，美國獨立雖然訴諸於暴力抗爭而取得成功，但卻並沒有以社會動蕩為代價。由此出發，柏克毫不吝惜的將溢美之辭擲給了英國政體，將同情話語拋向了美國獨立。而對法國大革命則極盡攻擊之能事。但是，柏克厚此薄彼的觀點不免失之偏頗。精英和民眾選擇什麼樣的社會變革方式（激進革命還是漸進改良）受該國的國民心理文化、歷史傳統、經濟狀況以及國內外政治環境等諸多因素的影響。有時，面對合法性喪失貽盡的舊政權的武力彈壓，民眾只有「以暴制暴」才能爭得自由與權利（如中國清朝末年的辛亥革命），然而，柏克在變革過程中對傳統的尊崇，對秩序的關注以及對抽象理論的防範卻是發人深思的。因為，社會的變革畢竟不能以對公民自由的束縛和對社會傳統、秩序的徹底否棄為代價，柏克認為變化是「自然界最有威力的法律……人類智慧所能做的，就是提出，變化伴有緩慢程度的改變。」若以繼承發揚優良傳統為重，我們就應該順從人類社會自發演進的變化。此種變化是對傳統的自我揚棄，留其精華，祛其糟粕。但若人為的去打斷自發演進的變化過程或去模仿此種變化，則有可能為社會秩序帶來潛在的危脅。列奧.施特勞斯在此總結到:「此種人為中斷或模仿的變化會在那些突然間被剝奪影響的人當中培養出一種『黑色和緩慢的不滿情緒『；而另一方面，又會使那些因長期『享有新權力『而意志消沉的人陶醉。」18 在如何對待「傳統」方面，柏克呼喚精英與民眾具有一種宗教式的審慎美德，唯有認真對待生我於斯長我於斯的傳統習俗，社會變革才能以較小的代價取得預期的成功。柏克對傳統的無限熱忱對當代中國也頗具啟發意義。具有思想啟蒙性質的五四新文化運動至今已八十餘年，當年許多「五四」人物為了提倡自由、科學與民主，認為非全盤而徹底地把中國傳統打倒不可。而這種「全盤否定的傳統主義」卻直接引發了「全盤西化」那種大概只能產生中國的怪論，中國海外著名學者林毓生認為「五四思想之實質內容與五四人物未能從傳統一元論的思想模式（monistic mode of thinking ）中解放出來有很大的關係，而這種思想模式是引導形式主義式的全盤否定傳統論的重要因素……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中國傳統被視為每個成分都具有傳統特性的，應該全部摒棄的整合體或有機體。」19長期以來，保守主義思想與意識形態之所以在中國沒有市場，不受青睞，正說明了二十世紀中國缺乏可資它們成長的社會、政治與文化環境。同時也說明了在不同程度上五四時代的全盤否定傳統主義對於它們的影響力，然而，建國後，準確的說在文革之後，中國社會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是較為成功的。但同時也伴隨著時微時劇的陣痛。總體上看，中國社會變革的步伐在改革開放以來是較為穩健的，改革者在做出重大決策時的態度也是審慎而積極的。但隨著中國「卡里斯瑪型」領袖時代的終結，理性合法型權威能否順利建構將直接影響到社會變革的成敗。目前，隨著全球時代的來臨，西方的思想價值文化蔓延到地球村的各個角落。中華民族的傳統價值觀念受到西方後工業社會文明的巨大挑戰。面對挑戰，我們不應迴避，更不應徹底放棄對中華民族傳統文明的堅守，我們要做的，就是認真對待我們的傳統。三、誰在保守，保守什麼？ 柏克的「保守主義創立者」的稱號只是後人對他的追謚。而他本人一直自稱為是自由的輝格黨人。極為有趣的是，保守主義者柏克終生保守的卻是自由，這是一個矛盾的論斷嗎？ 其實，「自由」與「保守」並非是兩個難以逾越、彼此陌生的領域，對傳統與秩序的保守最終有可能是為了獲致自由，而對自由的捍衛也往往要採取保守的形式。說柏克保守，柏守究竟要保守什麼呢？柏克要保守的是英國人的自由傳統，保守捍衛這種傳統的英國憲法及其所確立的分權體制和法治。20 沃特金斯認為保守主義思潮的出現決非偶然。保守主義者最終的目的是要防止中產階級革命的衝擊，保衛傳統農村社會的結構21。自由主義思潮的策源地是在城市，在那裡中產階級勢力依賴自發的市場秩序進行商品生產、物資交易，他們對政府的不恰當干預深表厭惡，崇尚獨立自主的人格和秩序良好的市場，並強調理性的預設與社會的流動。在政治實踐領域，為了確保自由競爭市場體制的確定、運行，中產階級可以採取措施，甚至包括極端手段來為經濟發展掃除一切政治障礙。因此，中產階級革命的一大缺點便在於它具有破壞社會生活慣性基礎的傾向。但通常人類行為的基礎就在乎習慣而非選擇22。與此相對，保守主義者贊同自由主義者對自由的預求，但卻反對一些自由主義者追尋自由的手段。保過主義者偏重維護農村生活的傳統價值，主張社會穩定、秩序井然才是人類福利的要素。保守主義的理論價值，蘊含在鼓勵農業人口起而對抗啟蒙運動的城市力量，從而使現代社會建立起內部勢力的相互均衡。柏克並非是一個傳統的鄉村土地貴族，他出生在愛爾蘭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其父母宗教派別的不同從小便鍛造了他宗教寬容的個性。這樣一種寬容的性格也就使自由黨的柏克更容易傾聽來自社會不同階層的聲音，他對法國大革命的批判，對傳統近乎宗教般的熱情，對秩序的嚮往，在許多方面都背離了他的輝格黨立場。然而，面對黨內外諸多惡意的攻擊，柏克無所畏懼，毫不妥協。他用畢生的精力在「保守」著「秩序」、「傳統」與「自由」。 在柏克的論域中，自由與傳統，自由與秩序是其探討的關鍵性問題。自由與傳統，自由與秩序是矛盾的嗎？若不矛盾，它們如何統一？柏克對此都做出了較為詳盡的闡釋。 柏克崇尚的並非是抽象的自由權利，而是一種「高貴的自由」。他論述道： 自由的精神其自身雖則導致誤用和過分，卻經常彷彿是在聖徒化了的祖先的面前以一種令人畏懼的嚴厲方式而受到鍛煉。自由的後裔這一觀念，就以一種習慣性的，天然的尊嚴鼓舞了我們，它防止了那些最先獲得任何名氣的人們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地會帶有的那種使人丟臉的暴發戶式的倨傲。就靠了這種辦法，我們的自由就成了一種高貴的自由。23 由此可見，柏克的自由是立基於傳統之上的自由，要想獲致自由，個人首先必需具備一種審慎的德行，認真對待傳統是實現自由的先決條件，由對傳統的強調又派出於柏克對秩序的青睞。柏克所理解的秩序並非是理性主義者論及的「建構性秩序」。柏克將秩序視為是傳統自發累積演變的產物。秩序「經歷一個緩慢而維護良好的過程，每一個步驟的效果就都被人注意到了；每一步的成敗就照亮著第二步，這樣，我們就在整個的系列中安全的被引導著，從光明走向光明」。24柏克對秩序的理解以後又被英國哲學家卡爾·波普爾（Karl·Popper）所發展。波普爾提出了著名的「社會漸進觀」，他認為我們關於社會因果關係的知識具有易錯性，這種易錯性意味著選擇漸進而不是整體主義的工程才是合理的。因為對於秩序漸進的變革後果，我們具備更多的知識，因為我們對此有較多的經驗。25朝聖山學派的主將哈耶克也提出了類似於柏克、波普爾秩序觀的「擴展秩序」原理。哈耶克所理解的擴展秩序或稱自發的秩序（spontaneous social order）是未經設計的社會規則、模式和秩序。不管是不是社會，一切自發的秩序都有一個特點，它們的成員表現出一定的行為常規，遵循著一定的規則，這不一定意味著成員了解這些規則，或是在自覺的遵守它們，因為成員有可能根本就沒有意識的能力26。在哈耶克看來，取消市場，代之以中央計劃，是一種經濟上的發瘋行為。而且這還意味著消滅自由社會的自發秩序，用一種等級森嚴的組織取而代之，形成其結構的是各種命令以及命令作用相同的各種規則，即為達到特定目標而發出的指示。哈耶克強調自發的社會秩序中的行動規則並不規定任何具體的目標，而是讓個人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目標，並且能夠使他們為了追求自己的目標同時造福於他人而具備的或能夠獲得的一切知識得到利用。27 從柏克的「傳統秩序」到波普爾的「社會漸進的工程」再到哈耶克的「自發秩序」，我們不難看出自培根、洛克、霍布斯以降經驗主義傳統對英國學者的影響，柏克等新老保守主義者之所以關注傳統與秩序，是因為他們有一個基本的共同：沒有傳統的權威、秩序的限制，公民的自由便無法維護，個人要享有自由，必須先使自由受到限制。柏克所理解的自由是個人潛能得到充分發展的機會，而且對自由的尋求絕對不能以犧牲秩序為代價。自由只能是秩序與權威之下的自由。自由不僅受到政治秩序的限制，而且要受到政治秩序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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