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文化走上歧途的歷史教訓

思想文化走上歧途的歷史教訓

楊師群

漢武帝時期，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被採納，由是完成大一統思想文化的專制局面。其對中國人的創造性思維造成根本性破壞，給國人大腦套上頑固的精神枷鎖，嚴重阻礙中國社會此後的文化發展。

其中，董仲舒的思想理論體系對中國文化的演進產生極為惡劣的影響。董仲舒將孔子修訂過的魯國史記《春秋》推崇為帝國的憲章，其一生的學問就是借《春秋》及《公羊傳》的「微言大義」來論證發揮有關的政治、法律問題。由此開創了一個以治經、解經為治學方式的儒家經學時代，使先秦的子學時代走向衰微，這一文化現象的轉型實是中國思想學術史的悲哀。經學不僅思路狹隘、因需作解，且常常有意隱瞞、甚至刻意塗改。將有關典籍奉為圭臬、真理，展開崇拜、注釋等「學問研究」，使自己成為有關學說、典籍的奴僕，乃至將其思想抬高至國家意識形態，將其理論貫徹於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強迫別人也必須服從有關的旨意，董仲舒是始作俑者，其思維方式對中國文化形成長期桎梏，這一經學研究模式與思想學風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極為久遠和深沉。

董仲舒繼承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觀，重點突出君王為「天子」而萬民必須服從的意識形態。認為天子是偉人聖人，所以人間必須「一統乎天子」，天下一切資源、權力都要集中在天子手中。並不允許社會上有任何牽制王權的力量，否則就是「反天之道」，為天道國法所不容。雖然其天人感應論思想，用神秘主義的天災來譴告君王，或也用心良苦，然而此類天意譴告決不能損害皇權至高無上的神聖性，對專制統治並不會有多少實質性的改善，且在理論上對民本主義而言也是一種倒退。在這種思想的誤導下，中國人完全不懂得不同權力點互相制衡的政治學智慧，認識不到國家的政治活動主要是在各方力量的衝突、妥協之中尋求一個平衡支點，以為只要有一個獨大的權力中心指揮一切，天下就會太平穩定。

董仲舒用陰陽學說來附會君主專制下的社會等級秩序，認為陽尊陰卑是天道，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妻卑這王道「三綱」便從天道而來。「三綱」理論根本就沒有什麼是非概念，只在維護君王的權威和利益，此類愚忠的政法理念，毒害了中華民族數千年。同時，董仲舒提出「性三等」理論。認為統治者為「聖人之性」，底層民眾為「斗筲之性」，大多數人為「中民之性」。把君王看作人間道德之楷模、臣民思想之導師，德治之餘要求對「斗筲之性」的民眾採用刑治。出現這樣的思想及其思想家，可謂中華民族的恥辱，可悲的是，這「三綱」諸理論居然會成為中華民族數千年的國家根本大法，且沒有人能夠撼動它！這就不單是恥辱問題了，而是這民族的理性有問題了！

「罷黜百家」後，儒學遂成「官學」，成為國家政治意識形態的儒教。從此，儒學雖被「獨尊」，實際上是完全被王權所利用和控制，與王權相互依存成狼狽之勢。儒家「經典」由皇帝欽定，最高解釋權與是非決斷權也歸於皇帝，儒術變成皇權官僚政治的有機組成部分。它把民族中的精英：讀書士人，都改造成吃「經」的蟲子，走上「學而優則仕」的道路，大都淪為帝王們的鷹犬與奴才。學術思想文化失去了其原有的獨立性與超越性，降格成王權的附屬物，儒生也被塑造成王權政治「以吏為師」的工具。這一歷史演繹過程表面上是儒學成為規範社會與人的理論原則，而實際上造成的是王權聖旨高於認知求索，因為儒學理論的地位是王權規定的，就是說除了王權外，社會上不存在獨立的認知主體。社會歷史的存在一下子變成了王權控制儒學的翼卵物，儒家屈從王權的教條主義瀰漫於整個社會，中華文化進入一個極為愚昧、狹隘、單一的死胡同，成為民族思想文化的最大災難。

載《文史天地》201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