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辯邏輯與中國傳統思維方式

內容提要：作者從中國傳統思維方式的角度闡述了墨辯邏輯的「取當求勝」的本質特徵。以此論述了由於中西方思維方式的差異，決定了中國古代邏輯與西方傳統邏輯的不同風貌。

關 鍵 詞：墨辯/思維方式/邏輯

導源於墨子，完成於墨家後學的墨辯邏輯，集中體現了中國古代邏輯的最高成就，它是中國特定社會歷史發展階段的產物，它鮮明地帶有中國傳統思維方式的印記。

一

墨家的主要活動時代是戰國時代，他們是在一個社會經濟、政治、歷史、文化諸方面發生巨變的氛圍中登上學術舞台的。社會激變，諸家蜂起，道術分裂，爭鳴成風。當時社會的主要問題正如《兼愛下篇》所云：「當今之時，天下之害孰大？曰，若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劫弱，眾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傲賤。此天下之害也。又與為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與今之賤人執其兵刃毒藥水火，以交相虧賊。此又天下之害也。」因此，統治者及其思想家最關注的問題是如何使國家由亂到治，讓社會安定發展。諸子百家爭論的內容也主要是圍繞著政治倫理這個中心，各家力圖通過遊說辯論宣揚其主張，使之為社會所認同，為統治者所接受。墨家就是在這個歷史背景下以「兼相愛、交相利」的政治倫理思想，以「辯」的理倫與技術為核心建構起了我國古代第一個比較完整的邏輯體系。修身煉性的倫理，縱橫捭闔的權術給墨辯邏輯打了注重事功的「烙印」。

二

「思維方式是人類文化現象的深層本質，屬於文化現象背後的，對人類文化行為起支配作用的穩定因素」。（註：《中國思維編向》，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11月，第2頁，劉長林文。 ）中國傳統思維方式不是通過以勞動為主要內容的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社會實踐活動去實現，而是把對知識和真理的理性追求寄托在對封建倫理思想和道德規範的主觀踐行上，其邏輯取向是實用理性，尚直觀，重經驗，貴效用。這種思維方式的特點反映到墨辯邏輯上是墨家一派對「辯」的重視。認為「辯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註：《墨子·尚賢上》。）「說辯」既是參政治國的必備條件，又是求治去亂治國綱紀的重要手段。《小取》是墨辯的綱領，《小取》開門見山就談「辯」，「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明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焉摹略萬物之然，求群言之比。以名舉實，以辭抒意，以說出故。以類取，以類予。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這就是說：辯是要明確是非的區別，審查治亂的規律（即指出治亂的原因）明白同的所在，考察名實間的道理，以便處利害，解決疑惑。

辯的目的作用是什麼呢？墨家認為利就是義，其對象為天下，為人人，所以「萬事莫貴於義」（註：《墨子·貴義》。），「害，所得而惡也」（註：《墨子·經上》。）。它是有害於人的，故義與不義不能不審。辯能幫助我們「識其義，棄其害」。墨家認為「說，所以明也」（註：《墨子·經上》。），通過辯說，就能明其義蘊，故曰「以說出故」。在《經下》又說：「有之實然後謂之，天之實，則無謂也。無謂則疑。」無謂則不知事物之所以然，對事物也不能有正確的判斷，自然生疑慮之心。但是，「擢虎由不疑，說在有謂」（註：《墨子·經下》。）。當我們通過辯明，能斷定是有謂無謂，前此存在的疑慮，就能得到解決，而我們從而也就對事物得到了認識。辯的最大功用還在於「審治亂之紀」。《兼愛》篇說：「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必知亂之所以起。焉（乃）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欲審知治亂，也有賴於辯」。可見，墨家的論辯是直接與社會現實鬥爭聯繫起來，並服務於自己的政治倫理主張。

墨家又進一步明確的論證和肯定「談辯」不是探究和認識科學真理的工具，而具有「取當求勝」的本質特徵。在《經上》、《經說上》和《經下》中，墨家將「辯」表述為「辯，爭彼也」。「辯也者，或謂之是，或謂之非，當者勝也」。「謂辯無勝，必不當，說在辯」。這說明，墨家的「辯」屬於是非之謂的論爭，其意在「取當求勝」。所謂「當」就是正確、恰當。墨家是以什麼標準，來區分正誤，取當求勝呢？墨家認為，判定的根據只能是由他們提出的標準。在《天志上》和《小取》中是這樣表述的：「子墨子言，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圓，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士君子之書，不可勝載，言語不可盡計；……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效者，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為之法也。故中效則是也，不中效則非也。」這意思說，墨家掌握了「天志」（其實是墨家自己的主張），就有了作為關於定是非標準（法）的東西，凡符合這個標準的就恰當、正確，反之就不恰當、不正確。這又說明，墨家的辯是在是非之爭中，以自家的標準去區分正誤，取當求勝的（註：《名學與辯學》，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12頁。）。

如上述，正因墨辯邏輯是在激烈的政治鬥爭和思想鬥爭的交鋒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因此，所闡發的邏輯思想始終與政治倫理觀點相結合：正因墨辯邏輯是出於辯論需要，具有「取當求勝」的本質特徵，因此，所探討的推理形式始終與其思維內容結為一體。這鮮明的體現出中國人尚直觀、重經驗、貴效用的實用理性的傳統思維方式的特徵。由於這些特徵，決定了中國古人創造出了為我們所見的，有自己特點的墨辯邏輯。

三

邏輯學所反映的正確推理形式及其規律對於全人類都是普遍適用的，但是從邏輯學的產生、走向及邏輯思想表述來講，它必然受時代、地域、民族、思想和文化等方面影響，它不可避免地帶有本民族傳統思維方式的特徵。與墨辯邏輯一樣始於論辯的西方傳統形式邏輯，亞里士多德在創建它的時候也正值古希臘奴隸民主制的形成和繁榮時期。社會矛盾尖銳、學派林立、辯風興盛，其況並不下於墨家所處的戰國時代，但重邏輯、重分析、重實證的古希臘的哲人們並沒有沉迷在當時的論辯上，他們的邏輯建構並沒有體現出一種急功近利的務實精神，而是他們將實用務實作為一種低級趣味而擯棄之，根據當時的古希臘，豐富的自然科學知識需要加以整理和總結，需要證明的理論的狀況，抱著純粹求知的慾望，展開了對自然本體進行純理性的研究。亞里士多德在《前分析篇》卷首開宗明義地提出了邏輯的要旨：「我們必須首先闡明我們所探討的主題以及它所屬的學科。它的主題是證明對它進行研究的是證明的學科。」這樣使西方邏輯一開始便鮮明的帶有抽象理性的西方傳統思維方式的印記。正由於中西方思維方式的差異，決定了它們邏輯的不同風貌。這就是「邏輯的特殊性」（註：《上海社會科學》1999年第2期。）。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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