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人》成了她的魔咒 | 杜拉斯逝世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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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2006年，在瑪格麗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逝世十周年之時，法國掀起了杜拉斯經典化過程。又一個十年過去了，世界各地的人們依舊繼續讀她的書。在這個時代，我們為什麼閱讀杜拉斯？我們正在讀的，是怎樣的杜拉斯？
在二戰之後的法國作家裡，杜拉斯或許是作品被譯介為中文出版得最齊全的一位。不知有多少人，從《情人》得知並愛上杜拉斯，在王小波看來，喬治·奧威爾的《1984》都不能與 《情人》相比，「書中的性愛和生活中的別的事情，都按一種韻律來組織，使我完全滿意了」。杜拉斯成為了談資型的作家，甚至是一件文學消費品，其實杜拉斯也意識到了這一點，自從1984年小說《情人》獲得龔古爾獎，杜拉斯就發現自己正在被通俗化，以至於在後來某一個時期，她本人甚至不願談起《情人》。
只讀過《情人》並把它認定為杜拉斯代表作的人，是杜拉斯的誤讀者；在微博上轉發偽杜拉斯名言「愛之於我，不是肌膚之親，一飯一蔬，它是一種不死的夢想，是疲憊生活里的英雄夢想」之類並高呼喜愛杜拉斯的人，其實，並不認識杜拉斯。
在杜拉斯逝世20周年之際，書評君願與大家分享南京大學法語系教授黃葒在2014年「杜拉斯神話：跨越時空的百年」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是誰誤讀了杜拉斯？》。黃葒是杜拉斯在中國的研究者、譯者，從碩士論文即開始研究杜拉斯，20年時間過去了，杜拉斯佔據了她書房整整三排書架，從杜拉斯那裡，黃葒看到了文本散發的無限可能與一個獨立而豐盈的生命世界。
是誰誤讀了杜拉斯？
文 | 黃葒
1950年，《抵擋太平洋的堤壩》和龔古爾獎失之交臂；1961年，《長別離》獲戛納電影節金棕櫚獎；1964年，《勞兒之劫》出版，拉康撰文「向瑪格麗特·杜拉斯致敬」；1974年，《印度之歌》獲戛納電影節藝術和實驗電影獎；1984年，《情人》榮膺龔古爾獎；1992年讓-雅克·阿諾執導的同名電影海報貼得滿大街滿世界都是，梁家輝和珍·瑪琪演繹的情愛在慾望都市泛濫成災，杜拉斯終於成了一個「通俗作家」……
蓋棺論定？死亡會加快時間的篩選，要麼被讀者淡忘，要麼成為一種共同的文學記憶得以流傳。隨著2011年杜拉斯作品全集一二卷在「七星文庫」出版，三四卷2014年面世，杜拉斯已然是端坐文學先賢祠的標準姿態：不朽。而隨著百年誕辰的到來，國內外各種出版、學術研討、文化交流、電影回顧展、戲劇演出更是此起彼伏，怎一個熱鬧歡騰了得。
就中國的圖書出版而言，上海譯文出版社繼續推進名家翻譯杜拉斯系列，重慶大學出版社推出蕾蒂西婭·塞納克的《愛，謊言與寫作——杜拉斯影像記》（黃葒譯），並再版了勞拉·阿德萊爾的《杜拉斯傳》（袁筱一譯），阿蘭·維爾貢德萊的《杜拉斯：穿越世紀》（胡小躍、郭欣譯）也即將進入中國讀者的視野。至於「中國製造」，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李亞凡的《知性與叛逆：不可模仿的杜拉斯》，中國華僑出版社推出凌小汐的《我們不能停止不愛：杜拉斯傳》，世紀文睿推出我寫的文集《杜拉斯的小音樂》。
從南到北，報刊媒體在四月份也掀起了一股鋪天蓋地的「杜拉斯風」，許多帝都和外省的報紙都或嚴肅或矯情地向法國女作家緬了懷致了敬。相對慢熱的是學術界，截止到目前，只有《法國研究》、《哈爾濱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學術交流》、《名作欣賞》、《文學教育》、《電影文學》有論文發表。
從發表文章的標題和內容來看，「情人」和「愛情」無疑是杜拉斯的關鍵詞，加上「慾望」的發酵，給人的第一印象是整個中國文壇都在如痴如狂地愛著杜拉斯100歲「備受摧殘」的容顏。在今年四月初接受《東方早報》記者石劍鋒的採訪時，我認為中國對杜拉斯的認識在30載的閱讀之後會逐漸走出「情人現象」，事實證明，我是過於樂觀了。《情人》成了杜拉斯的魔咒，誰能喚醒森林裡的「睡美人」？中國媒體對杜拉斯的總體印象還是浮淺的，跳不出白人小女孩十五歲半的「愛情」，把杜拉斯一生的創作跟《情人》畫上等號顯然是過於天真和輕率了。
在《駁聖伯夫》中，普魯斯特很清醒地說：「一本書是另一個『自我』的產物，而不是我們表現在日常習慣、社會、我們種種惡癖中的那個『自我』的產物……」這種說法的耐人尋味之處在於，「在日常生活狀態下，人們是那麼容易忽略那『另一個自我』的存在。人們常常搞不清楚哪個『自我』是『日常自我』，哪個『自我』是『作者自我』，人們總是習慣於用『日常視角』去分析和判斷一個作者的創作秘密，因為角度的錯誤，所以人們才會有日常層面的對作者的無盡苛責或縱容。」
杜拉斯動不動掛在嘴邊的話也是：「當我越寫，我就越不存在。我不能走出來，我迷失在文字里。」文字呈現的「自我」和「作家自我」是有距離的，這也是真實和「神話」的距離，而杜拉斯最擅長的就是把這種距離模糊化。從古至今，作家的存在=作品的存在，作品活得比作者久，隨著時間的流逝，它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會遷移，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從一種語言到另一種語言。瑪格麗特·艾特伍德在《與死者協商》中也說過「一代代讀者重新創造文學作品，在其中找到新的意義，使其歷久彌新。書本的白紙黑字因此便如同樂譜，本身並非音樂，但當音樂家演奏——或者如大家所說的『詮釋』——它時，便成為音樂。閱讀文本就像同時演奏並聆聽音樂，讀者自己變成了詮釋者。」
面對杜拉斯，中國讀者在演奏並聆聽「小音樂」時無疑暴露了自身的問題。2014年4月4日8點48分，中央電視台新聞中心官方微博發布了一條煽情的央視新聞：【人人都愛杜拉斯】「『愛之於我，不是肌膚之親，一飯一蔬，它是一種不死的夢想，是疲憊生活里的英雄夢想。』——杜拉斯。今天是法國女小說家瑪格麗特?杜拉斯誕辰一百周年。杜拉斯的經典，哪句戳中你心？」這條新浪微信在一個月里被閱讀38萬次，4680次轉發，1175評論，1578個贊。九宮格貼的九句所謂的杜拉斯語錄，第一句就是這句「愛之於我」。只是這句話是陳丹燕《魚和它的自行車》一書中的句子，網上繆傳已久，也難怪很多網友哀嘆：「央視原來不讀書！」
「像杜拉斯一樣生活」是以安琪為首的中國文藝女青年向杜奶奶致敬而喊出的一個響亮口號。我們不得不承認，中國很多讀者（人人都談杜拉斯，但未必人人都讀過杜拉斯，很多人對杜拉斯的印象一直停留在讓-雅克·阿諾導演的《情人》這部電影上）看杜拉斯的眼光非常狹隘。袁筱一也說過，「千萬不要以為杜拉斯是個小女人。我想，這是在眾多的讀解中，我最不喜歡的一種誤讀。杜拉斯從來不是小女人，儘管出於誤解（當然是她自己的錯），出於她對自己生命的難以把握，她影響的是一代所謂私人協作的小女人作家——至少在中國如此。」
事實上，杜拉斯不僅在寫作上有追求，在政治上也有追求，作為法國知識界介入政治社會生活的積極分子，杜拉斯參加過抵抗運動、加入過法國共產黨、游過行、賣過報、發過革命傳單；作為文藝多面手，她既是作家，也是戲劇家、導演和專欄記者；作為對熱愛生活的模範，她熱情好客，能做一手好菜，把家裡打理得妥妥帖帖，花草照料得停停當當，就連被她插在各種瓶子里的乾花都有一種頹廢的物哀之美。她有過情人，甚至太多，喜歡年輕的身體，但她在每一份愛里都傾注了真情，而愛也滋養了她的生命和寫作。
不過有時候，誤讀也可以變成另一種領悟和解讀。比如王道乾翻譯的《情人》的本子，在王小波等一眾杜拉斯擁躉的眼中，代表了文學完美的境界：「到了將近四十歲時，我讀到了王道乾先生譯的《情人》，又知道了小說可以達到什麼樣的文學境界。憑良心說，除了杜拉斯的《情人》之外，近十年來沒讀過什麼令人滿意的小說。喬治·奧威爾的《1984》，還有些別的書，這些小說對我的意義都不能和 《情人》相比。這本書的絕頂美好之處在於，它寫出了一種人生的韻律。書中的性愛和生活中的別的事情，都按一種韻律來組織，使我完全滿意了。」
就是這本備受膜拜的譯本，仔細看也有幾處字句上的出入。比如原書中有一句「Nous retournons à la gar?onnière. Nous sommes des amants. Nous ne pouvons pas nous arrêter d』aimer.」王道乾對應的譯文是「我們又到公寓去了。我們是情人。我們不能停止不愛。」對照原文，我們發現，忠實地迻譯過來是「我們不能停止愛」，這是一種明知道愛無花無果，卻不能不愛的絕望和悲愴。但這裡的錯卻錯出一種非常特別的味道，讓人想起塞爾吉·甘斯布的那首情歌「Je t』aime moi non plus（我愛你，我也不）」的倒反修辭法，這或許就是凌小汐為什麼會把這句話用作她寫的杜拉斯的傳記的書名的緣由罷：「我們不能停止，我們不能不愛。」
是閱讀成就了經典。今天，杜拉斯之於我們意義就在於此，她依然能勾起我們閱讀的味蕾，讓我們心甘情願一頭栽進文字砌築的神話里，理解也好，誤讀也罷，在如水的小音樂中看到靈魂深處自己的倒影。
本文為法語文學翻譯家黃葒在2014年11月「杜拉斯神話：跨越時空的百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經作者授權發布，略有刪節，編輯：方格，圖片來源於網路，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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