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說孔子與《論語》4

趣說孔子與《論語》4

三、教人處世存學問

46、如何理解《論語》中的「君子」與「小人」？

「君子」一詞在《論語》中有時指有地位和身份的人，有時指有道德修養的人，而多是指後者。全書20篇中都使用這個詞，涉及80章共104字數。主要是弟子們向孔子請教什麼條件下才算一個君子，一個君子如何為人處世等論述。還包括孔子誇獎的人（君子），有些句子廣為流傳，如「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君子成人之美」等。

什麼叫君子？孔子有兩個定義性的論說：「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衛靈公篇》）。意思是說君子把道義作為自己的本質。依禮節來行動，用謙遜的口氣出言，出真誠的態度完成事業，就是君子了。「道義」、「禮節」、「誠信」、「謙遜」四個條件是衡量君子的依據。在回答子路問怎樣做一個君子時，孔子又說：「修己以敬」、「修己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憲問篇》）。即修養自己，以使別人安樂；修養自己，以使百姓安定。望文生義，君子就是道德品質高尚的人，而達到君子境界的途徑是「修己」。「修己」的目的是「安人」、「安百姓」。孔子有句名言：「君子不器」（《為政篇》）。意思是告誡弟子不能學成某個器具一般的東西；「不器」就是並不成為某一定型的東西而用途狹窄，要成為真正的通才而成大器，這樣才能做個「修已安人」、「修已以安百姓」的君子。

縱觀《論語》全書，可把孔子關於君子的論述歸納為如下四種內容。

（一）形象君子。強調從個人內心加強修養，培養其正氣且爾雅大方的形象。一是在文化與禮節方面加強修養，如開篇就提出「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雍也篇》）。君子應廣泛學習新知識，用禮節約束自己，這樣的人能自愛自重。「君子不重，則不威（《學而篇》）」。「自愛者方能為人所愛」（蒙田語），「自重是約束萬惡之本」（培根語）。除此之外，還要做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雍也篇》）。能自重又兼有實質的文采，便成為一個君子了。二是在言談舉止方面加強修養，「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己矣」（《子路篇》）。意思是：一個君子對他不知道的事，是不亂說的。若用了一名詞，一定能言之成理，說出的話，一定能行得通。對自己的話，要做到不隨便的地步才算君子。「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憲問篇》）。君子把說過頭的話作為恥辱。因為「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憲問篇》）。此外，孔子也強調一個人在穿著儀錶方面加強修飾，這方面的內容在《鄉黨》篇有詳細的論述。孔子的弟子中有人對君子形象的修養，有獨到的見解。曾子就說：「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信矣」（《泰伯篇》）。在曾子看來，一個君子對於道義重視的理由有三點。有所觸動、就表現於容貌，就不會粗暴怠慢了；使臉色端莊，就接近誠實了，表現出言辭有氣度，就不會是淺俗背禮的了。而子夏對君子的形象說得更精彩：「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子張篇》）。君子形象的三種變化：遠看他嚴肅莊重，接近他溫文爾雅，聽他說話嚴厲不苟。

（二）行為君子。孔子堅持用仁義道德要求自己並約束弟子的行為，這方面的內容占論語有關君子的論述最多！一是在人生觀方面加強修養：「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里仁篇》）」。意思是：君子對於天下的人和事，不論適合與否，不加以否定，都用道義把它們聯繫起來而加比較和適從。二是在言行修養方面，把行動放在第一位。子貢問君子，孔子回答：「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為政篇》）。孔子告訴子貢，一個君子應先把要說的話做到了，然後才跟著行動把話說出來。孔子還要求弟子要少說空話多做實事。「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里仁篇》）。這與「敏於事而慎於言」（《學而篇》）是一個意思。強調先做後說，不要只吹牛而不見行動。三是保持謙虛，靠知識和道德安身立命。「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憲問篇》）。君子在人生中從三個方面把住方向，我雖然無能為力：仁者沒有憂慮，智者沒有疑惑，勇者沒有恐懼。這裡，字裡行間盡顯孔子的謙虛與智慧。在孔子看來「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衛靈公篇》），君子不怕別人不了解自己，就怕自己沒本事。「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憲問篇》）。有能力和本事又謙虛的人，當然不憂不惑不懼啦！四是君子以誠信為本。「君子信而後勞其民」（《子張篇》）。「君子貞而不諒」（《衛靈公篇》）。君子忠貞如一而不是有點一般信任。「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衛靈公篇》）。君子莊重而沒有爭執，合群而沒有宗派。「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八佾篇》）。一定要說爭，那就是比射箭、互相禮讓後升堂，下堂來便一起喝酒，這算爭吧！是君子有禮貌而誠實之爭。「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堯曰篇》）。君子無論是人多人少，無論是大人、小孩都不怠慢。「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衛靈公篇》）。君子不憑言論來提拔人，也不憑人等級如何去廢棄人家的話。

（三）形象與行為統一的君子。做到德才兼備、思想成熟與品德健全加上某些特長，相對說來是形象和行為相一致的君子。孔子對此提出了九個方面的內容：「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季氏篇》）。這九條很有針對性：看要考慮看清楚了沒有，聽要考慮聽明白了沒有，臉上的神色要考慮溫和，容貌態度要考慮莊重，說話要考慮忠誠，做事要考慮認真，遇到疑問要考慮求教，發怒了要考慮後患，看到有可得的要考慮道義。這九個方面的內容是對前面講的君子四個條件的具體化，都與思想和行為有關。一個人這九個方面都把握住了，就近乎是一個德才兼備、形象與行為相統一的君子。這還不夠，孔子對德才兼備的君子還要求做到：「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把提升人的道德與學問放在第一位，「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成了著名的人生準則與格言。「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學而篇》）。一個君子能以不飽食、安居為人生的目標；努力於該做的事而言語謹慎；又能向有道德的人請教，這樣，就可以說是好學了。這兩句話的意義在於：不求物質生活的享受，而重視精神生命的升華。

47、如何理解《論語》中 「君子」與「小人」的比較？

在論語中「君子」與「小人」對比用語達17處，小人單獨用語不少於6處。「小人」一詞有兩種含義：一是指社會地位低賤的人；二是指道德品質低下的人。而多指後者，使用情況大致如下：

在擇友與交往方面。「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為政篇》）。這是在論語中第一次把君子與小人對比用。意思是君子親密交往，而不是勾結在一起，小人勾結在一起，卻不親密交往。

在對待道德和利益上。「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里仁篇》）。意思是說：君子心裡裝著道德，小人心裡想的是田宅；君子心裡裝著的是刑法，小人想的是恩惠。「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顏淵篇》）。君子的品德好比是風，小人的品德好比是草，草上吹來了風，草必定安然倒下。

在人的心態方面。「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述而篇》）。君子心地平坦寬廣，小人經常是憂愁悲觀。「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子路篇》）。君子寬厚而不驕傲，小人驕傲而不寬厚。在處理與協調人際關係方面。「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篇》）。君子跟各方面的關係協調和諧，而不是一時苟且求同，小人則苟且求同而不是協調和諧。

在處理事務的方法上。「君子上達，小人下達」（《憲問篇》）。君子向上求得通達，小人向下求得通達。「上達」可理解為高明的遠見；「下達」便是比較淺近，只重視現實的、眼前的一時之利。孔子對通達還有具體的論述：「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顏淵篇》）。意思是說：說到通達么，品質正直，觀看人家的神色，用委屈自己、尊重別人的態度來考慮問題。這樣，無論在諸侯國家那裡，還是在卿大夫那裡也必定顯得事理通達。

在對待貧窮考驗方面。「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衛靈公篇》）。君子固然也有窮的時候，但不像小人窮了就什麼事都做得出來。

在事業與胸懷方面。君子大器，小人小氣，「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衛靈公篇》）。這是一句至理名言。意思是君子不可以從小事情上去理解，卻可以在大事業上承受；小人不可在大事業上承受，只可以從小事情上理解。歌德有句名言：「與小人為伍，只能做出小事，與大人為伍，小人也成大觀」。歌德與孔子的話有異曲同工之妙。

在提升學問與道德的立足點上。「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陽貨篇》）。君子提升學問與道德就懂得去愛別人，小人懂得道理就比較容易管理。

在抑制嫉妒心方面。「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顏淵篇》）。

在對待生活條件和使用人才方面。「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其使人也，求備焉」（《子路篇》）。意思是說，君子容易侍奉但難以使他滿意，在用人問題上特別看重人的才能。小人難侍奉卻容易使他滿意，在用人時就對別人求全責備。

在對待道義方面，君子與小人是一樣的底線。離開了道義這一思想基礎，君子與小人都不可救藥：「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陽貨篇》）。

從古到今，把「君子」與「小人」作比較的有很多說法，但核心都是談道德問題居多。如《池北偶談》中把君子比作水，把小人比作油。因為水「為用也，可以浣不潔者而使潔」；「油則相反」，「可以污潔者而使不潔」。這可能是君子與小人的原則區別。從行為的角度看：「即沸湯中投以油，亦自分別而不相混」。就是說，君子有容，但小人不會因為混跡於君子之中便可以搖身一變成君子，二者無論怎麼說都是涇渭分明的。反過來，「倘滾油中投一水，必致搏激而不相溶」。

關於「君子」與「小人」的道德觀，孔子的論述是十分準確而精深的，以上內容都是人們在現實生活中不可迴避的處世思想與方法，所體現的精神是道德至上。而道德的修養一靠社會引導，二靠個人行為，且主要在於自身的努力。對此，孔子作出了結論：「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衛靈公篇》）。即君子嚴格要求自己，小人苛刻要求別人。因為「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衛靈公篇》）。君子擔心到死其道德名聲也不受人稱道。小人是不會去顧及個人的名聲的。孔子把人情世故看透徹了。

48、三綱五常是孔子的思想嗎？

三綱是指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有多種說法，通常指仁、義、禮、智、信。

三綱五常在《論語》中沒有概括性的論說，是孔子之後的歷代封建社會總結出來的道德標準。它對維繫封建社會秩序及人們的關係曾發揮過作用。

《論語》記載：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顏淵篇》）齊景公向孔子問政事，孔子回答說：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孔子的願意是：處理政事要先處理好等級關係和人際關係。齊景公認為孔子說得好，如果確實君不是君，臣不是臣，父不是父，子不是子，即使有了糧食，我能吃得著嗎？

這裡孔子提到了君臣、父子關係，並沒提到夫妻關係。可見三綱是後人提出來的。至於仁、義、禮、智（知）、信，在《論語》中反覆說到這些內容，它是孔學的重要內容。

三綱五常雖然產生於封建社會，它對於維繫當時的社會循序和人與人的關係發揮過重大作用。到今天，它的影響仍然存在，說明它仍有生命力。特別在我們的鄰國日本、韓國，以及我國香港等地。一方面，人們肯定它的歷史作用加以借鑒；另方面，在否定它的封建思想糟粕時，推陳出新，賦予它新的內容與活力。如韓國政府把三綱五常做為對青少年素質教育的重要內容。每年的假期在鄉校（孔廟）向不同年齡的青少年講授三綱五常，培養青少年的傳統倫理道德，使青少年成為知書達理、尊敬師長、孝敬父母的人。在日本，許多企業把三綱五常溶入企業管理中，一些企業家在取得寶貴經驗後著書立說，對三綱五常大加宣揚，從而形成了以三綱五常為核心內容的企業文化，這也是日本企業管理優於歐美企業管理的一個重要因素。由於三綱五常溶入了企業的日常活動中，上至總經理，下至門衛人員把三綱五常做為自己終身信條，既經營企業也經營人生，使企業管理井然有序，人與人的關係也非常融洽。在香港一些大學，以及儒學研究會的知名人士，對三綱五常也持肯定態度。這些國家和地區並沒有因繼承了三綱五常這一封建時代創立的道德觀而影響社會進步，相反，還促進了社會管理和改善了人際關係。可見，對於歷史文化及傳統的東西要敢於「古為今用」，「推陳出新」！發源於中國的三綱五常，沒理由在國外受推崇而在國內受冷落。過去我們對於孔子與《論語》曾全盤否定，三綱五常也被視為封建文化糟粕而清理出歷史文化與傳統道德之列。走極端的方法不符合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今天，我們要鼓起勇氣去肯定三綱五常所蘊含的積極影響和文化意義，讓它更好地為社會主義道德建設服務。

49、如何理解「學而優則仕」？

過去我國有一段特殊時期對「學而優則仕」反覆批判，說它的要害是讀書為了做官。現在反思起來，其實是我們自己弄錯了，至少犯了以偏概全的錯誤。學不僅僅是指讀書，還包括做實際工作，研究某項專業課題，在某領域有開拓性的研究與發現等。而當時孔子講的「學」，主要包括禮、樂、射、御、書、數「六藝」，這些內容是書本知識與實際操作經驗相統一的實用型技能。學習中的優秀者當然可以去從事如現在講的行政管理工作，即去做個「仕」是很稱職的。所以，學而優則仕是句大實話，反映了當時社會擇人從政的客觀要求。這對於今天仍有參考價值，甚至可以說，中國一直以來沿襲了這條擇人從政的基本原則。

「學而優則仕」這句話是由孔子的弟子子夏說的，前面還有一句「仕而優則學」，合起來是「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子張篇》）。意思是官做得好就去學習，學習好了就去當官。這裡仕、優、學三字，在兩句話十個字中重複使用各兩次，但其立意出發點相同：就是要求一個成功的從政者必須堅持學習，終身學習，通過學習而實現知識更新，從而與時俱進，使自己成為一個優秀的從政者。「仕」首先是一個自然人，爾後才是為人處世的「官」，「優」是判斷「人」與「官」的標準（政績、道德口碑等）。「學」是實現做人、做官「優」這一標準的途徑。所以在這句話的三個字中，學是最重要的。因為「仕而優則學」是強調一個優秀的從政者仍要求他去學習，是把學習放在第一位。通過學習讓從政者更優秀，這就是「仕而優則學」的根本目的所在。這與我們今天使用幹部，培養幹部的方法是相一致的。人類社會最原始的階段也沒有離開過管理，如狩獵與採摘野果，就具有原始意義的分工與管理。隨著社會的進步，社會管理分工越來越細。如今對社會的行政管理已到了須臾不可缺少的地步，今後只要人類社會存在一天，就有管理社會事務的人員（從政者）。把從政者培養得更優秀些，把社會事業管理得更好些，從這個意義上講，「學而優則仕」沒有錯，且具有更積極的意義。想當年，在批判「學而優則仕」之時，社會事務雜亂無章。一個無政府狀況下的社會是不可能穩定、進步與發展的。今天，客觀上這一主張已大加肯定並發揚起來了，大批有真才實學的人在從事社會事務管理，社會秩序井然、各項事業穩步發展、一派國泰民安的景象。

「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中心思想之一。今天提出的建設學習型社會，樹立終身學習的思想，其思想源頭就在此。我們應感謝祖先們在2500多年前就提出了這些光輝思想，再不要羞羞答答的說這句話，更不應去大批特批這句話，而是肯定這句話的積極意義。

《論語》中，孔子提倡儒家積極用世的思想，培養人才的目的是為了使用，是不是人才，須經過實踐的檢驗。 「三年學，不至於谷，不易得也」（《泰伯篇》）。又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子路篇》）。

孔子這話前一句是說：三年學習下來，還沒有得到官職或俸祿，是難得的事。後一句話的意思是：念了三百篇詩，把政事交給他，做不通，派他去國外辦事，不能單獨應對，學得雖多，又有什麼用處。這說明孔子也看到學與行、才與能在一些人身上會脫節。實踐證明，讀書人不是人人都能從政做官的。對於知識與能力的關係，古今中外都有大量的研究成果。洛克菲勒忠告說：「知識是 外在的，是我們對事物的認識；智慧則是內涵的，是我們對無形事物的了解；只有二者兼備才能成為一個全面發展的人」。知識與智慧實質是才學與能力的關係。掌握了理論知識而不能應對複雜多變的社會實踐，這類人才確實存在。「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它本身就強調了知識與智慧二者兼備的條件問題。不僅在古代對擇才治政方面有積極意義，今天仍有可吸取的積極意義。

50、如何理解「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

孔子說過一句話「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陽貨篇》）。這曾成為孔子不尊重婦女的依據。對這段話要作具體的分析，孔子在代理魯國宰相職務後，要削弱季氏家族的權力而採取了「墜三都」的行動，但魯國的國君魯定公無能，仍受制於季氏並被迫免去孔子魯國司寇和代理宰相之職，而這也正是齊國要達到的目的。齊國擔心孔子執政後魯國強盛起來而威脅到齊國。正當孔子受排擠之時，齊國趁機給魯國國君魯定公和季桓子送來了女子樂隊及馬車。「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微子篇》）。在當時的國與國之間，這是極厚重的一份禮物。那樂隊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就是在齊國的臨淄選了漂亮女子八十人。魯定公與季桓子樂此不疲，三日不聽政於朝，孔子大失所望，感到魯國已無法拯救，於是就離開了魯國。孔子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說了上述這番話。出走期間，孔子兩次到衛國，與衛靈公談過政事。衛靈公認為孔子那套治國之策是可行的，就給孔子在魯國當代理宰相時的待遇，從而使孔子與弟子們有了穩定的經濟來源。但這個衛靈公把孔子當擺設，卻並沒有真正使用，孔子就在衛國講書授徒過日子。衛靈公整天圍著愛妃南子轉，南子還背著衛靈公在宮裡與情人幽會，是衛國道德敗壞，醜名遠揚的人。南子知道自己聲譽差，她想借孔子的名望為自己挽回敗德的影響，於是策划了衛靈公與南子同車出遊，並設法招孔子坐第二輛車陪游而招搖過市，這是在作弄孔子，要孔子當眾出醜。一個月前已發生了子路責問孔子見南子之事，現在又一次被人利用了自己的聲望。孔子在羞愧、憤慨、失望的情況下又說了一句批評衛靈公的話：「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子罕篇》）。聯繫這兩件事，分析這兩句話，表面內容是指責了女子，但實際是批評了沉溺聲色的當權者。第一次是以客觀條件為依據來批評魯國的當權者；第二次是以主觀條件為依據來批評衛國的當權者。在這兩個條件中，客觀條件（女樂與南子）是外因，主觀條件（當權者）是內因，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所以無論是魯定公與季桓子，還是衛靈公，都是好色之徒，孔子把這類權勢之人劃入與不講道德的女人和小人之流。

《論語》中共使用17個「女」字，有的已明確指向，如：「女子」、「女樂」等，其餘十多處皆當「汝」（你）使用。因古文中「女」與「汝」同用。另在《論語》中，對婦女的稱呼是有區別的。如「女樂」之類的稱女子，而有身份的女子稱為「婦人」，如「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泰伯篇》）。孔子讚揚武王的十位人才中，還有一位「婦人」。此外，又把有身份的婦女直接稱為某子，如稱衛靈公的愛妃為南子。

51、如何理解君子三條導向的意義？

在《子罕》篇中，孔子已講了：「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後來，孔子又發揮說：「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憲問篇》）。這話的意思是：君子的導向有三條，我在這三方面無能為力；仁者沒有憂慮，智者沒有疑惑，勇者沒有恐懼。子貢說：這是孔夫子說自己哩。孔子謙虛表示自己的學問與修養還沒達到君子的境界。

仁者不憂：不憂和無憂是兩碼事，不憂的前提是自己必須是個仁者。什麼樣的人才算是仁者呢？這從孔子兩次向樊遲說仁得到答案。樊遲問仁，子曰「愛人」（《顏淵篇》）。第二次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子路篇》）。「愛人」是仁者為人處世的總原則，具體表現在對日常生活恭敬，辦事認真，對人忠誠，即使到毫無文化的野蠻之地，也不丟掉這些品德。做到這些便是個仁者，也就不用憂己了。

知者不感：聰明人不迷惑。問題是，在複雜社會的生活中，怎樣才算聰明人。對此，孔子也作了相對的解答：「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衛靈公篇》）。大意是說：聰明人既不錯過與人交往，也不說有失身份的話。當樊遲向孔子問知時，孔子回答：「知人」，而「知人」是指「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顏淵篇》）。意思是說：聰明人就能辨別人的真偽，從而使用正直的人，讓正直的人位置在邪門歪道的人之上，能使邪門歪道的人正直起來。可見，孔子講的智者主要是指從政的人才及選擇從政人才的原則要求。「知人」是一件極難的事，古往今來，無論從政或是經商者看準了人，用好了人才，事業就一帆風順。所以，各個領域的成功者，大多數具備識才用人的本領，因而他們藉助別人的智慧而成功，是真正的智者。

勇者不懼：孔子講的勇者不是指某個武藝高強、渾身是膽的人，而是講求勇者義為先，「見義不為，無勇也」（《為政篇》）。子路問：「君子尚勇乎？」孔子回答：「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陽貨篇》）。在孔子看來，無論是有身份的人還是一般平民，不主持正義而倡導勇敢就會導致作亂或為盜賊。

因此，孔子還說：「君子不憂不懼」。「內省不疚，夫人何憂何懼？」（《顏淵篇》）。意思是說君子不憂不愁，不恐懼，是因為內心反省、沒有久愧於心的事，要愁什麼，怕什麼？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說到底是以高尚的道德作為人處世的基礎。孔子講的勇者不懼是指見義勇為、仗義相助、維護正義、追求公理的人和行動。如我國現在設立的見義勇為獎，就是獎賞那些為維護社會治安挺身而出、與犯罪分子作殊死鬥爭的勇士。已受到獎勵的勇士既有農民、工人、幹部、警察，也有學生、老人及婦女。他們並沒有高強的武藝，一旦路遇歹徒作惡，他們就仗義行勇，有的甚至獻出了生命！這是真正的無所畏懼的勇者！這些勇者所挾持的是正義感！因此，勇者不懼不是指一般的膽大妄為，而是指一股強烈的正義感。

1999年4月9日，美國東岸時間下午4時，到美國訪問的前國務院總理朱鎔基會見了顧毓秀老先生。臨行，顧老先生贈送十六字真言：「智者不惑，勇者不懼，誠者有信，仁者無敵。」顧老先生是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就讀上海交大時的老師。在此，顧老先生作了創新和發揮，將「仁者無憂」改為「仁者無敵」，增加了「誠者有信」。在異國他鄉，兩位優秀的中華兒女演繹了一場現代「仁者送人以言」的傳世佳話。

52、如何理解「文質彬彬」？

孔子說了這樣一段話：「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雍也篇》）。意思是說，一個人如果實質勝過文采，那麼，就顯得樸野，文采勝過實質，那麼，就虛有其表。一個人能兼有實際和文采，便成為一個君子了。在學習孔子這段話時首先要明確一個前提，孔子在論語中的所言，都是教人修身利人的話，這段話也不例外，尤其是青年人，更應認真地品味其中的意義。

文與質是人生修養的兩個類型或說兩種修養的內容、方向。彬彬是形容紛繁而和諧，主要是指禮儀而言。孔子講「文質彬彬」是要求擺正兩者的關係，文與質是同等重要的兩個方面。

什麼是「文」？孔子說：「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文也」（《公冶長篇》）。「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篇》）。很明顯，孔子關於「文」的原意就是要求即使是聰明的人，也要勤奮學習和不恥下問。學習的文化內容是古代傳下來的典籍，包括文學作品類的知識，並同時在德行、忠恕、誠信方面加強修養。文化知識與道德修養達到了某種程度，如達到　孔子提倡的「仁」的標準，就「可以為『文』矣」（《憲問篇》）。孔子的這些思想，在今天仍有極強的針對性。一個人，特別是青年人，如果不努力學習文化知識，不掌握為社會服務的專長，在社會上將難以安身立命。僅有專業知識，而缺乏牢固的道德根基，也可能走到反面。現在，社會上一些高學歷的青年人利用專業知識犯罪而自毀前程，難道還不足以讓人警惕嗎！

什麼是「質」？簡而言之是人與生俱來的本質，即生存與發展的慾望。原始的人與現代文明的人在本質上沒有兩樣。但「性相近，習相遠」。文明人之所以與原始人有了某些區別；最根本的東西是有了文化與道德的修養內容與形式，從而有了質的變化。孔子講的「質」正是這個意義上的質，他說「君子義以為質」（《衛靈公篇》）。意思是說君子以道義作為自己的本質，這是超越了原始意義上的本質，因為「道義」是規範人們的思想行為的特定的文化與道德。有了這種文化與道德的人，就會理智地去選擇實現自己生存與發展的手段和途徑，才會成為一個高尚的人。

關於「文」與「質」的關係，《顏淵》篇有這樣的記載：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鞹猶犬羊之鞹！」。大意思是說：「棘子成認為一個君子只要有實質就可以了，何必要文采呢？子貢糾正他：可惜呀！棘大夫是這樣說君子呀！話一出口，四匹馬也追不回！文和質是一樣重要的，如果沒有文的區別，君子、野人就難分別了。去了毛的虎豹皮與去了毛的犬羊皮看起來不是一樣嗎？

文質彬彬不是慢條斯理的做作，更不是一種病態的嬌柔，而是一個人綜合素質在其言談舉止、為人處世方面適度的自然表現。總之，是一種成功的君子形象，而這種形象的塑造非一日之功，必須經過自己有意識的長久修練才能實現。

53、如何理解「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人是社會的總和。人除了與親屬來往與接觸，而更多的途徑是與朋友交往與接觸。無論與親屬還是朋友交往，都是間接和直接與社會發生關係，而這就是人的社會屬性的重要因素。孔子把與朋友交往看作是一種愉快的享受：「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學而篇》），今天讀來，這句話有三層意思。其一是知己、志同道合者相見是愉快的事。在古代把志同道合者稱為「朋」，又因「道不同，不相為謀」（《衛靈公篇》），因此，志同道合的朋友聚在一起，能互相說出心裡話，共同探索人生目標，當然其樂融融；其二，有交流學習的對象。「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的前一句是「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把學習作為一件愉快的事，與朋友切磋藝術，交流學習體會就是雙重愉快的事。「三人行，必有我師。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篇》）。把朋友當作益友良師，向他們的長處學習，是一個人善於學習且個性成熟的表現，否則，成了孤陋寡聞的人，即使有了某種地位也會得意忘形，成為「直到天門最高處，不能容物只容身」的處境；其三，可獲得外地的消息與新的知識。對於終身研究學問、處處問政的孔子來說，在當時交通、通信、信息不發達的條件下，與朋友的交往是極重要的信息源，當然也就樂在其中。

朋友！比較一下，今天我們是怎樣交朋友的。

54、如何理解「小不忍，則亂大謀」？

孔子說：「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衛靈公篇》）。這是一句充滿生活哲理的話。小與大是條件關係，不忍與則亂是因果關係。小不忍是前因，亂大謀是後果，也是一對關係。孔子把人生的大道理，複雜的為人處世關係用簡單的語言挑明了。這正是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的高明所在。

客觀地講，「小不忍，則亂大謀」是一句中性的話，誰都可以用於指導自己做為處理複雜事務的原則和方法。過去，對這句話曾給予抨擊，而抨擊的重點是「大謀」，認為凡涉及到「謀」的事，是乎就不是光明正大，更不用說是「大謀」。現在，我們就來探討一下孔子這個「大謀」的指向。

什麼是「大謀」？大謀就是策劃大事業，策劃大目標，策劃大方向。《東方紅》首句歌頌毛澤東的歌詞：他為人民謀幸福。謀求的是推翻國民黨的反動與封建統治，建立社會主義新中國。毛澤東為人民謀幸福就是大謀。國有國的大謀，如現在中國要謀求實現四個現代化；省有省的大謀，如廣東建設經濟強省，率先基本實現四個現代化；家有家的大謀，如安居樂業、老少平安；人有人的大謀，如學業早成、創業成功等。無論是國家事業還是個人的事情，都是一個從長計議、從短著手的謀劃，以及行動與實施的過程，這些過程就可用一個「謀」字概括。「好謀而成者」（《述而篇》）。成功的謀劃是事業成功的保證。從這個意義上講，一個人的學習及事業能否成功，一個重要因素看「謀」得是否成功。中國的四個現代化分三步走，就是一個偉大的「謀」劃，正因為這個「謀」劃是成功的，所以，現代化與三步走的目標正是在逐步實現。一國之事不可不謀，孔子主張忍小事成大謀的觀點，於國事、人事都有現實意義。

要圖大謀還須學會忍。忍什麼？天下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由此可知主要是忍氣。辦事要忍耐、包容，不能用一點小事不能容忍，脾氣一來，壞了大事。如某市一青年把女友接到家裡住的要求被父母拒絕後，因爭吵而一氣之下砍了父母，美好的人生、風華正茂的生命就毀在這忍不住氣的心態上。女友進家住是時間與程序問題，與成家立業的人生比較，與雙親的生命比較則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用毀掉父母的生命作為報復，何止是因小失大、簡直是愚蠢透頂。現在青少年學生中因小不忍而釀成大禍的事屢見不鮮，也成為校園鬥毆鬧事的主要原因。可見，學會忍讓是一個道德修養的問題。忍耐其實是一種意志力，它能促成人的事業成功。馬克思在大不列顛博物館看書寫作，二十多年不間斷，以致於他坐位下的地板都被他的雙腳磨出了兩道痕迹，終於完成了科學巨著《資本論》的寫作。這一寫作過程，馬克思憑著堅毅的意志，忍受著孤獨與寂寞，忍受著清貧與飢餓，完成了人類社會科學的里程碑工程，這是精神上的忍耐。還有精神與肉體上的雙重忍耐，抗美援朝戰爭中，志願軍英雄邱少雲在一次伏擊中全身燃火，為了不暴露目標，他咬著牙關一動不動的卧著，直到犧牲沒吭一聲！為戰友的反擊創造了勝利的條件，這就是意志力所產生的忍勁。

從政者更應處理好「小忍」與「大謀」的關係。子夏做了莒父的行政長官而向孔子問政。孔子回答說：「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孔子》）。圖快就是急於求成，不能達到目的，只顧小利就辦不成大事。生活中小與大的關係的轉化之事太多了，勸君多思考，辦事擺正其小與大的關係才利於事情的發展，而忍又是擺正其關係的重要一環。

忍，是堅強的意志力、高尚的道德、完善的人格所表現出來的人品修養，而不是懦弱的表現。逞一時之強，圖一瞬之快才是人格缺失的懦夫行為。忍與不忍，結果不一樣！多少人仰天長嘆，多少人悔恨終生……除了客觀原因，主觀原因之一就是小不忍則亂大謀。

55、如何理解「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子罕篇》）。意思是：孔子站在一條大河的邊上，面對奔流不息的滔滔江水，感嘆說：往者就像這樣一去不返吧！且晝夜不停。這是孔子觸景生情，以其政治家的眼光、思想家的敏銳、教育家的情懷有感而發，以物寓人、以物言事，從而得出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與自然規律有某些內在聯繫及其相似的特點，就是指凡事都受自然規律的約束，其發展與變化按其軌道運行，而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孔子這句話包含的思想性主要體現在其哲理和對人們思想的啟發與誘導。另外，也可從中看出孔子感嘆歲月之流逝，而自己的思想和主張還沒有被當時的主流社會所接受。其原因是什麼，孔子自己不得其解，但感到自己年事已高，「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此，勉勵弟子不要枉費年華。時不我待，歲月似流水，不分白天黑夜的消失，要成就一番事業，必須從珍惜時間開始，而浪費時間又是青年人最易犯的毛病，等到自己醒悟時，人已力不從心。

56、如何理解君子三畏？

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季氏篇》）。孔子的意思是：君子有三敬：敬天命，敬王公大人，敬聖人的話。小人不懂天命，因而不敬，輕視王公大人，怠慢忽視聖人的話。

對孔子這段話，要站在他所處的時代，按照他的思想觀念，以及他當時的處境去理解。就是說，要遵循歷史唯物主義和辨證唯物主義觀點去理解這段話，否則會走入歧途產生誤解或全盤否定。在2500多年前，由奴隸制向封建制的過渡時期，人們對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和個人命運，很難用科學的觀點去分析和判斷。在那種低水平的生產力階段，根本不敢想像人定勝天！因此，不僅一般的人（小人），就是上層的（君子）人士都只能信天命，信大人、聖人之言。所以，不要用今天的眼光去評說孔子宣傳英雄創造歷史。

關於畏天命。與「天」有關的詞句在現代漢語詞典中組成近200個詞條，足見「天」與中國文化的密切。「天」，「天命」，「天下」在論語中至少出現22次之多。什麼是天命？歸納講有這幾層意思：其一，用天來寓意其至高至大。「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泰伯篇》）。孔子的意思是說：偉大啊，堯作為一個國君！崇高啊，唯有天最偉大，只有堯能夠效法它。其二，用天寓意其自然規律的力量不可違抗。「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從陽貨》）。孔子說：天何曾說了什麼！四時運行、萬物化生，天何曾說了什麼！其三，相對於天的至上至大，用「天下」寓意人類一切社會活動。人的自身及其活動是在天之下，在天的監視下進行的。為此，應順應「天命」及天的運行規律辦事。「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泰伯篇》），「天下之民歸心焉」（《堯曰篇》）。孔子的經驗與體會是「五十而知天命」（《為政篇》）。到了五十歲時，人的社會閱歷多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豐富了，才知道個人的智慧與力量和行為受到社會發展規律的制約，總有跳不過去的坎！這就是「天命」，而這並不是說人就認命、服命，向命運低頭了。而是人變得更聰明與成熟，把時間、精力放在那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上，從而使人生更有意義更有價值。

關於畏大人。前面講了「唯天為大」，「畏天命」，這裡又講畏大人，什麼樣的人是大人？這隻有追溯到2500多年前的奴隸社會末期。那時，奴隸沒有人身自由，是奴隸主的牲口和工具，奴隸主死後要讓奴隸去陪葬。即使是奴隸主階層，也有著十分森嚴的等級地位，一般的人配不上稱大人，只有諸侯國的國君及協助國君的王公大臣才配稱大人。孔子說畏大人，就是要敬畏王公大臣的統治。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待，這是明顯地從維護周朝的禮制出發而提出的思想道德觀念。但是我們不要強求孔子在2500多年前就有今天的思想意識和道德觀，如果這樣設想和要求，中國就出不了孔子這樣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了！

關於畏聖人之言：這首先要說明有沒有聖人，什麼樣的人是聖人，然後才判斷聖人之言是否可畏。所謂聖人，是與凡人，俗人相對而言的神聖之人。論語中多次涉及這一話題：「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孔子答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雍也篇》）；「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述而篇》）；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回答：「因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罕篇》）；「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子張篇》）。這些論述基本上概括了古人對聖人的一般看法，無非是具備以下幾個基本特徵：其一，聖人是受命於天的，他具有非凡的才能，即「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其二，只有能造福於廣大民眾，並能救助他們的人，才能稱聖人，即「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者，「必也聖乎」。其三，聖人既偉大又罕見，連堯舜恐怕也難榮膺此稱謂，即「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堯舜其猶病諸」。在中國的歷史上，凡有規範施行天下、以身殉職、以勞定國及能抗擊大災大患者，皆受到後人的景仰而榮膺聖人桂冠。毛澤東有一句讀書批語：「聖人者，抵抗極大之惡而成者也」。意即艱難困苦玉汝於成而為聖人。出於這些認識，歷盡艱難嘗百草的神農氏，辛勤為民的堯舜，長年奔波治水的大禹，以及周遊列國、孜孜宣揚仁義道德的孔子等人，成了最早的一批聖人。而聖人之言，主要是指聖人對不同時代客觀事物發展變化的判斷，以及對人生經歷的總結而作出的有指導意義的結論。孔子講的畏就是敬，人生無所畏，特別是青年人，完全憑著一腔熱血行事實在難於成功。所以孔子從他自身的經歷得出結論：有了信仰，尊敬長者，聽從聖人之言，這些都是一個人走向成功的重要因素。

總之，我們今天對孔子講的三畏要審視而行。畏天命不等於向天命低頭而無所作為，但要確定正確的目標，量力而行事，否則，歸於徒勞。畏長者，是善於借鑒前人成功的經驗教訓，就能使自己少走彎路，從而實現創新與發展。畏聖人之言，符合社會發展規律與人生哲理之言應記取，作為自己前進的精神動力。這就是我們正確對待孔子所說三畏的意義所在。

57、孔子為什麼喜歡行夏之時？

在《衛靈公》篇第十一章，顏淵向孔子問怎樣治理國家。孔子回答說：「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孔子這段話的大意是說：使用夏代的曆法，坐殷代的大車，戴周代的禮帽，音樂就用韶和舞。放棄鄭國的樂曲，斥退獻媚討好的人。鄭國的樂曲淫蕩，獻媚討好的人危險。孔子回答的內容主要有曆法、舟車、服飾、音樂方面等民族文化的問題。其中舟車服飾早已過時了，韶舞也早失傳了。最引人注目的，又容易被忽略的是「行夏之時」這四個字。

「行夏之時」就是使用夏代的曆法。今天，在中國使用的日曆上是公曆與夏曆共存共用的曆法。公曆又稱陽曆，是按太陽的運行周期計算天數和月份的。夏曆又稱農曆或陰曆，是根據月亮的運行周期計算天數和月份的。夏代還是奴隸制時代，我們對於夏代的科學文化了解已經不多，可是夏代完成的曆法這項科學文化成就直到今天還通行著。這實在是非常了不起，真是世界文化的奇蹟，尤其像天文學這種遙測的學問牽涉到計算、觀察等複雜的過程，而我們的祖先憑著聰明與才智早已解決了舉世難題，我們現在仍為之驕傲，中華文明源遠流長並惠及子孫後代。特別是一些民族民俗的傳統節日，如春節、中秋節那是我國人民最高興最隆重的節日，還有我們的生日、婚嫁良辰，都是以夏曆為記時依據。可知，如果完全按公曆為計時依據而取消夏曆的話，不光是傳統節日得不到重視，而且我們的文學、中醫學、生物學、數學、天文、曆法、哲學、及軍事科學，特別是中國的農業牧業中的栽培飼養等等跟夏代曆法密切地聯繫著。一旦少了夏曆曆法，將給我們的生產、科研與生活帶來諸多不便。如農諺說：人誤地一時，地誤人一年！就是根據夏曆的24個節氣作出的科學推斷，簡單易懂，使得人人遵守農時而春播夏耕秋收冬藏。可見夏曆這一計時法在人們生活中根深蒂固，如今不少農村的老人根據月亮的圓缺而記住了初一與十五，就可判斷每月的時日，從而心中有數安排農活、迎接傳統節日，或擇日選擇辦喜事等等。這種辦法雖然是傳統些，但體現的是中華歷史文化。難怪孔子喜歡「行夏之時」，其實我們今天仍非常珍惜與鍾愛這一傳統的科學文化，它將植根於現代科學文化中而發揚光大。

「行夏之時」還包括中國周邊的一些國家有著廣大的人口群，也有著豐富的文化與生活內容。我們要認真對待，繼承與發揚其科學成就，剔除其迷信糟粕，為現代化建設服務，也為我們的日常工作和生活服務。

58、如何理解「不為酒困」？

關於酒的內容，在《論語》中至少有五處涉及。酒，在中國乃至世界許多國家的歷史上，與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民俗有著密切的關係。酒與人們的日常生活也有密切的關係。「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戰國策·魏二》）。商紂王就是因「肉林酒池」而亡國的！中國是世界上最早釀酒的國家，又是最早禁止酗酒的國家，早在夏朝就有禁酒文件《酒誥》。中國又是傳統酒文化沉澱最厚重的國家，傳統酒文化認為酒有「六德」。一曰逸：酒可助人逸樂、逸興、逸才思；二曰和：喝酒可以「孕和」，「和也者，天下之達德也」；三曰友：喝酒可以融洽人際關係，《禮記》曰「酒食者所以合歡也」，「致情歸性」、「通氣合好」；四曰敬：喝酒要敬讓講禮儀，「事無禮則不成，要潔樽肅客」；五曰雅：文明、雅緻，酒有品，人有量，飲有度；六曰節：《周禮》規定了「酒三行之禮」（每宴三杯），「不及亂」便可。孔子是熟悉古籍的人，孔子對酒這一特殊食品也有他自己獨到的見解和道德要求：一是「有酒食，先生饌」（《為政篇》）。這是孔子在回答子夏問孝時說的話，即有好吃的先給年紀大的長輩享用，這體現的是一種孝順之舉。同時也說明，酒，在聖人心目中也是好東西；另外在孔子生活的時代，酒還是一種奢侈品，平常人家是難於喝到酒的。「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黨》）。孔子還強調：喝酒時有老人在場，就要照顧老人不要喝過量，喝完了酒要等老人離去了，自己才離開席位，以示對老人的尊敬！二是「不為酒困」。孔子說：「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子罕篇》）。這裡的內容說明孔子無論是居家，還是在外公幹或是為別人辦理喪事，都做到不喝醉酒。保持清醒的頭腦和充沛的精力做正當的事情。從「喪不敢不勉」推斷，這話當是孔子青年時說的。他少時家境貧窮，就去學習禮樂與祭祀儀式，把學到的禮樂知識與祭祀儀式用於上層社會或民間的治喪活動。而治喪活動，特別是上層一些貴族的治喪活動是少不了祭酒和飲酒這些內容的。這就使得孔子從青年時代就開始喝酒，並特別有酒量。但孔子堅持「不為酒困」的原則，反映了孔子個人高尚的道德情操，也表現出孔子高度的自控能力，在物慾的誘惑面前不動心。三是「不及亂」。對於嗜酒者不說，酒確是好東西，但古人早就發現過量飲酒會亂性。孔子也是有酒量的人，但他主張和做到「唯酒無量，不及亂」，同時「沽酒市脯不食」（《鄉黨》）。這裡講的「無量」是指孔子酒量大，但以不喝醉為原則，剛從市場上買來的酒菜沒經加工就不吃它。

「不為酒困」、「不及亂」語言表述不同，但要求相同：喝酒以不醉為原則，什麼程度為不醉，這因人而異。按照孔子說的這些話分析，其一，不因喝酒而誤事或損壞自己的形象，保持清醒的頭腦，酒後能辦事；其二所飲酒量不超過主食，或以菜肴為主，飲酒為輔；其三，喝酒時講究禮節，特別要照顧好長輩。

孔子關於酒的論說言簡意賅，時隔二千五百多年，所表現的思想與道德光輝仍然沒有褪去！特別是「不為酒困」、「不及亂」，雖然講的是關於喝酒的事，但他表現的是一種控制能力，這種控制能力實質是一種人格修養和操行高低的表現，放棄這種修養與操行，就可能成為酒徒被酒所困擾。這些年來，不斷從新聞媒體報道中傳出因應酬多，喝酒過量而醉死人的事時有發生，這種代價多麼沉痛，難道還不足以讓人警醒嗎！

「不為酒困」、「不及亂」。這些先賢的話是孔子對後人道德修養的倡導，更是對後人酒性與酒德的勸誡與忠告。

59、如何理解「知者樂水，仁者樂山」？

有人類以來，山與水是人類向其索取生存物質的主要對象。也是人們最大的縱情地所在。這一點，至今沒有大的改變。山與水不僅養育了人類而且啟迪了人類的智慧。在孔子心目中，仁者智者皆如山之巍巍，水之湯湯。上古時代的舜是仁者的化身與代表，因仁德之聲譽而繼承了堯禪讓的帝位。傳說舜帝在位時巡遍了名山大川，後來死在了出巡中途的九嶷山。禹是有史記載的中華民族治水的第一大功臣，所以也稱他為大禹！禹在治水實踐中吸取前人的經驗教訓，在方法上改堵截為疏導。「疏導」之法包含著深刻的哲理與智慧，經過十三年的不懈努力，終於大功告成。《史記·五帝本記》說：「唯禹之功為大，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其宜」。《史記·匈奴傳》說：「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這說明洪水平定後，萬民安居樂業，深深懷念堯舜的德澤和禹的功績。禹治水有功而得到舜帝帝位的禪讓，禹成了夏朝的開國君主。禹在治水實踐中總結的「疏導」法則，不僅對治理水災有積極的指導意義，而且對治理社會事務也有深遠的影響。無論是舜還是禹，都是孔子的偶像，因此，孔子自己也常在山水之中尋找安慰與智慧。他有感而發，既有「逝者如斯乎，不舍晝夜」的感慨，又有「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雍也篇》）的吟誦。

仁與智，樂與壽表現的是人的思維與具體活動。山與水是自然現象，動與靜則無論是人的行為或自然現象，它都普遍存在。如自然中的滔滔江水奔流不息，巍巍高山巋然不動，而人類活動一般地講是循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規律進行。這作與息就是動與靜的關係。人類活動中的動與靜反映的是人與自然規律之間的聯繫。孔子把智者、仁者與水和山扯到一起講，當然不是絕對的，只是有他的道理而已。如孔子在另一處講了「知者不惑，仁者無憂」，聯繫這裡講的「知者樂，仁者壽」，就會得出結論：一個人心懷仁愛之心而無非分慾望的人，當然對生活充滿樂觀與自信，由此而獲得歡愉與長壽則是順理成章之事。仁者之心如流水柔和清潤，水具有良好的親和力，它與其它物體相接觸後幾乎能溶於一體。一位哲人對水的性格作過這樣的描述：「水不僅自己運動，還推動其它物體一起運動，經常地不停止地尋求自己的路，遇到障礙則氣更大，不僅洗凈自己，還洗刷其他各種污濁，並且有容含清濁的肚量」。孔子借水的特性來喻仁者，其用意是在宣揚仁者的道德如流水親近萬物。孔子這些思想體現的是中國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學觀。他告誡人們：只有在健康道德下發生的智慧才是既利已又利人的智慧。因此人的一切活動必須置於道德約束之下，同時與自然規律相協調，這才是真正的聰明與仁愛，否則，會受到道德良心與自然規律的雙重懲罰。

60、如何欣賞「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子罕篇》）。孔子說：年冬臘月的寒天里，這才知道松柏最後只受了些皮傷，這也是孔子的名言，極大地鼓舞起人們的堅強品格，歷來為人讚賞。關於這句話的背景，《莊子·讓王篇》中有一段資料可供參考：孔子師生在陳、蔡之間斷糧挨餓已經七天了，子路、子貢以為走到了絕路，顏回也無言以對，孔子說：「……內省而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於是孔子彈起琴來，子路執干而舞，子貢說：「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這次知道了事業的艱難和人應有的品格。歌頌松柏的句子，《詩經》中就有了，但是成為名言、賦於更豐富優美的涵義，還數孔子這一章書。陳毅元帥曾作《青松》一詩詠懷，「大雪壓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潔，待到雪化時」的詩句，高度讚揚了表青松在惡劣環境下的良好精神狀態，臨難而不失其德。以此表明自己堅強的意志和高尚的品格。我們可以把陳毅元帥這首詩，看作是對孔子這一章書的最好的也是最直白的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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