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說宋詞引用唐詩語言

宋詞中有不少詞語是從唐詩里「借」來的。　　賀鑄「錦瑟華年誰與度」（《青玉案》）中的「錦瑟華年」，便是截取李商隱詩句「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無題》）開頭兩字和最後兩字。這一「借」，借得巧妙，用以指美好的青春期，既有韻味又省筆墨。　　宋詞引用唐詩詩句，約有三種情況：　　第一種，直接引用，即採用原詩意，照搬原詩句，意似語同。万俟詠的「天若有情天亦老」（《憶秦娥·別情》），便是直接引用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詩中的第十句。愛在詞中「掉書袋」的辛棄　疾的「不盡長江滾滾來」（《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懷》）也是直接移來的，它是杜甫《登高》詩中的第四句。這些借用，雖說是原封不動地搬用他人詩句，直接插入自己詞中，卻也貼切自然，並無生搬硬套之感。這大概是因為所借用的，在詞中是適量的，且以生活為依據，符合詞人抒發真情實感、勾勒完整藝術形象的需要。它並不是隨手拿來而硬嵌入詞中或只用來裝飾點綴，乃是全詞中不可或缺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與詞中其他詞語血肉般的連成一體。　　第二種，對原詩詩句加以點化。這是一種間接引用。經點化出來的詞句，可以說是原詩句中的某些成分與詞作者自己的若干言語按正比例化合出來的。它同原詩詩句語異意似，有的甚至比原詩句意境更深邃，形象更豐滿。王安石的「至今商女，時時猶唱，後庭遺曲」（《桂枝香·金陵懷古》），化用杜牧詩句「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泊秦淮》）。賀鑄的「舊時王謝，堂前雙燕過誰家」（《水調歌頭·台城游》），周邦彥的「燕子不知何世，向尋常巷陌人家，相對如說興亡，斜陽里」（《西河·金陵懷古》）與鄧剡的「說興亡、燕入誰家」（《唐多令》），都從劉禹錫「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金陵五題·烏衣巷》）詩句中脫胎而來，道盡了滄海桑田、人世無常之變。直接引用，情況少見；間接引用，不勝枚舉。　　第三種，標新立異，反詩原意而用之，與原詩句是語異意反的。唯其如此，詞中所引借，雖有藍本，卻似渾然天成，「如自己出」；唯其如此，它往往能「化腐朽為神奇」，以嶄新的面貌出現，更富藝術感染力；唯其如此，這種借引勝於前兩種，也更難為。蘇軾的「拋家傍路，思量卻是，無情有思」（《水龍吟·次韻章質夫楊花詞》），即反用杜甫「落絮遊絲亦有情」（《白絲行》）和韓愈「楊花榆莢無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飛」（《晚春》）詩意，言楊花看似無情，實則有愁思，真可謂「道是無情卻有情」了。蘇軾的另一首詞《浣溪沙》（「山下蘭芽短浸溪」）的下闋「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雞」，反用白居易「誰道使君不解歌？聽唱黃雞與白日。黃雞催曉丑時鳴，白日催年酉前沒。腰間紅綬系未穩，鏡里朱顏看已失」（《醉歌示妓人商玲瓏》）詩意，猶言不要因為自己已老態龍鍾而唱起那種「黃雞催曉」、朱顏已老的低沉感傷的曲調。其隱意，換句話說也就是類似戲劇的潛台詞：只要奮發有為，定可返老還童，永葆青春。這樣寫，就使全詞充滿了積極進取的精神。此例，已超越詞中個別地方引用詩句的範圍，而幾乎是整闋詞引用整首詩了。　　全詞引用唐詩詩句最多的，姜夔的《揚州慢》（「淮左名都」）具有代表性。這首詞，除詞前小序外，98個字就引借了杜牧《題揚州禪智寺》、《贈別》、《遣懷》、《寄揚州韓綽判官》4首詩中的詩句，或直引，或化用，或順承，或逆轉，傷今懷古，寫得沉鬱頓挫，雖引用較多，卻無語俗意陳之弊。　　從以上例中，可見宋詞引用唐詩確實是常見現象。其原因，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加以探討：　　其一，從唐詩本身來看。唐詩是我國一份極其寶貴的文學遺產，具有不可估量的文學價值。唐詩中的精英，雖經歲月的千淘萬漉，卻仍然璀璨如玉，眾口交贊。今日，不說學識淵博的學者碩人，也不說勤奮學習而有希望的大中學生，就是學齡前兒童，有的也能背誦一兩首唐詩。人們撰稿著文，尤其是散文、雜文、文學評論，常喜在自己篇章中引用一兩首唐詩佳句名篇，以增光添色。唐詩能影響距它千百年之後的今人，何況是朝代交替的宋朝呢？　　其二，從宋人對唐詩的態度看。正像唐人推崇前輩名家佳作，宋人對唐代詩人尤其是名家也相當崇拜，對唐詩傑作更是吟誦品味，愛不釋手。他們不僅喜讀唐詩，論唐詩，也愛仿照唐詩填詞作賦。如蘇軾、辛棄疾等從李白詩中吸取滋養，黃庭堅則崇拜杜甫，專學杜詩，　　賀鑄更直言不諱：「吾筆端驅使李商隱、溫庭筠，常奔命不暇」①。　　其三，從詞與詩的關係等方面看。詞這種文學樣式，雖說最早起於隋代，開始僅是民間創作，但到唐代，文人詞也就逐漸興盛，而且最初的詞也就是詩，詞家與詩人集於一人之身。因此，就這種意義上說，詞是詩的變種，是從詩演變過來的。李白、劉禹錫、白居易、溫庭筠及馮延巳等詩人，既有千古絕唱之詩篇，又有膾炙人口之詞作；他們既有詩人這一頭銜，又有詞家之桂冠。蘇軾、李清照、陸遊、辛棄疾等宋人，也兼有這雙重身份。他們在寫詩的同時也填詞，因此，在填詞時也就難免不受詩的影響，自覺或不自覺地引用他們早已爛熟於心的唐詩佳句了。　　將以上諸因素揉和在一起，便產生了宋詞較多引借唐詩這一結果。但是，在詩歌創作中，引借不是靈丹妙藥，不可能醫治無病呻吟，更不可能成為攀登文壇高峰的階梯。因為引借不等於創作，即便是適量的引借，也必須滲透作家的真情實感，融入現實生活，同創造緊密結合起來，才能使作品錦上添花，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倘若引用借用過濫，那就會變為純粹的模仿，甚至是抄襲，由此而「做」出來的文學作品，則猶如「百衲衣」，定是無人問津，也不成其為真正的文學。為什麼同樣的引用借用唐詩詩句的宋詞，有的並未因此失去光澤，相反卻不脛而走，成為流傳至今的名篇，而有的則陳俗不堪呢？其原因也就在於此。　　注釋：　　①元·脫脫：《宋史》卷四百四十三《文苑》賀鑄本傳。　　（原載《光明日報》「文學」專刊，1982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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