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人馬達 [圖片]

他沒有把自己當做老領導和下屬，沒有把自己當做官員，而是把自己定為了一個報人。在他的回憶文章里有兩句頗具風骨的話，一句是「作為一個報人，為了堅持真理，可真不容易啊！」另一句是「我尊敬領導，但我更尊重真理。」馬達走了。馬達留下許多故事。

一

先講馬達跳舞的故事。上海本是十里洋場，歌舞廳和咖啡館一樣，有專職陪人跳舞為生的舞女，應該是一種文化活動，進入舞廳，踏進舞池的人都有禮貌，有著華貴的紳士風度。解放前的上海，中產階級、上層社會的人，如果不會跳舞，總認為是人生的一大缺陷。新中國成立之後，跳舞成為禁忌，把跳舞看做不健康的社會風氣，不準跳舞了。老上海人到了新社會，不讓跳舞怎麼生活呢？許多愛跳舞的人開家庭舞會，由公開轉入地下，有的舞者以「流氓阿飛」或「壞分子」的罪名，被送到白茅嶺去勞動改造，搞得上海人談舞色變。就這樣跳舞被封閉了30年。1980年，上海工業展覽館中大廳舉行交誼舞會，筆者不會跳舞，聞訊趕到舞場，看到我認識的文藝界、新聞界有不少人在那裡跳交誼舞。男的脫去中山裝，換上西裝，女的脫去兩用衫，穿上各色各樣的衣裙。我感到這是上海衝破禁區、改變社會沉默空氣、豐富人們生活的開端，隨寫了3500字的新聞，交給夜班編輯部。馬達的工作重點是抓好頭條，管好評論，對這樣短的新聞不是太注意。但他看了這條新聞，興奮得手舞足蹈，決定把這條新聞放在新聞版的中央地位，加了尾花和花邊，處理得極為醒目。馬達回過頭來對我說：「為什麼事先不對我說，今後哪裡有舞會，我去跳舞。」第二天中午，市委宣傳部一位領導人打電話來，問我：「上海不準跳舞，你知道不知道，為什麼要寫這樣的新聞。」我唯唯諾諾地作了回答。飯桌上，我把宣傳部領導人的意見告知馬達，他做了一個怪相，只是問：「今天還跳嗎？」我告知他在老地方。這天的傍晚，他帶著報社的幾位女記者趕赴工業展覽館大廳，參加舞會。又過一天，報社男女記者有不少人去跳舞，馬達還帶著女兒去跳舞。從跳交誼舞開始，我們又組織了輕音樂、室內樂及流行歌曲的報道，然後又從報紙版面移到廣場，組織大型流行通俗歌曲演唱會，許多歌手紛紛登場，成了開創流行歌曲一代新風的名角。二再講他不批《苦戀》的故事。1981年4月21日一早，新華社播發《解放軍報》特約評論員文章《四項基本原則不容違反——評電影文學劇本〈苦戀〉》。《解放軍報》負責人給《文匯報》主管夜班工作的張伏年來電話，說明這篇文章重要，希望再度合作。在此之前，《解放軍報》報道了聶榮臻元帥和日本小姑娘的事迹，《文匯報》和他有過很好的合作，所以此次有「再度合作」之說。張伏年回答：等我們看了稿子再說吧。新華社為此特別發了一則「公簽」，要全國各報以顯著地位轉載。「公簽」即是命令，一般都要貫徹執行。這天早上上班之後，馬達剛到辦公室，即接到市委主管宣傳工作的領導的電話，要《文匯報》轉載此文。中午剛過，新華社電訊稿已到，馬達看了全文，感到語言十分嚴厲，全文是政治批判，文章的末尾結論是：《苦戀》的出現不是孤立的現象，它反映了「存在於極少數人中的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資產階級自由化以至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的錯誤思潮」。《苦戀》是軍隊作家白樺的電影文學劇本，拍成電影叫《太陽與人》。這部電影馬達是看過的。影片主人公在「文革」中遭受殘酷迫害和非人遭遇，境況凄慘，影片的結尾畫面，一個血紅的太陽從地面升起，越升越高，越升越大，一個受傷的人伏在雪地上艱難地爬行，兩相對照，馬達理解這是強烈暗示：領袖被無限神化了，而普通人的人性卻被殘酷地踐踏了。馬達說：「看到最後使我透不過氣來。影片採用這種隱喻、誇張的手法，我感到太離譜，煽動性太大。」但是《解放軍報》特約評論員文章的那種批判，他又不同意。此事非同小可，作為紅色報人的馬達，感情在矛盾中。馬達立即召開黨委會及編委會進行討論，並把文章帶到會上請大家閱讀。大家看完電訊稿，一致認為三中全會之後，知識分子還在驚魂不定、心有餘悸中，這一批，一圍攻，大家都以為又要搞政治運動了，而且全國轉載一篇批評文章，無異是重複當年大批判的做法，大家一致決定不轉載。會議進行期間，那位領導又來第二個電話，傍晚又來第三個電話，都是督促馬達轉載此文。第二天《解放日報》在一版轉載了，《文匯報》按照馬達對版面的安排，沒有轉載，那位領導來了第四次電話：「《文匯報》為什麼不轉載？」《文匯報》領導當時認為《苦戀》不是沒有錯誤，但要用正確方法實事求是地進行批評。馬達找了文藝部、評論部，擬定了《評電影劇本〈苦戀〉的錯誤思想傾向》，對《苦戀》提出批評。在討論題目時，那位領導又打來第五個電話，馬達不接，要黨委副書記劉慶泗接，並作記錄：你告訴老馬，不轉載是不對的，看風是要倒霉的，危險的。這不是我個人的意見，是經過市委的。馬達看了電話記錄很不高興，那位領導說「跟風」，跟誰的風，跟什麼風？馬達雖然心中有氣，但對「經過市委的」這話沒敢等閑視之，他馬上去拜望市委書記，問市委是如何討論決定的。市委書記說沒有討論過。馬達又去拜望那位主管宣傳的領導，陳述了不轉載的理由，那位領導也說不出不轉載錯在哪裡。第六次電話，劉慶泗擋了駕，說老馬出去了。第七次電話，馬達聽了，領導在電話中說：「你們做得不漂亮。我們的關係蠻好嘛，你們這樣做，以後我們怎麼相處，怎麼做朋友啊……」馬達拿著電話機，不知如何回答，半天說不出話來。第三天，市委辦公廳通知，說書記處開辦公會議，討論《苦戀》問題，請馬達列席。馬達怕抵擋不住，拉著陸灝一起去。在會上，批評的矛頭直對馬達，陸灝說，這是《文匯報》黨委的決定，不是馬達個人的意見。會上爭論了一番，不了了之。回到報社的當晚，馬達把《文匯報》批評《苦戀》的錯誤思想的本報評論員文章送審，石沉大海，連個迴音也沒有。從這個故事裡，我們可以看出馬達是如何對自己定位的，他沒有把自己當做老領導和下屬，沒有把自己當做官員，而是把自己定為了一個報人。在他的回憶文章里有兩句頗具風骨的話，一句是「作為一個報人，為了堅持真理，可真不容易啊！」另一句是「我尊敬領導，但我更尊重真理。」這是何等光明磊落的報人風采啊。（作者為《文匯報》高級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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