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論民主

阿馬蒂亞·森1933年出生於印度孟加拉灣，1959年在英國劍橋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其後先後在印度、英國和美國任教。1998年離開哈佛大學到英國劍橋大學三一學院任院長。他曾為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寫過人類發展報告，當過聯合國前秘書長加利的經濟顧問。他因為在福利經濟學上的貢獻獲得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民主 阿馬蒂亞·森深切關注的另一個問題是民主。 「民主究竟是什麼？」他在他的長文《作為普世價值的民主》中自己設問，并力圖做出儘可能圓滿的回答。民主作為一種制度，自然是和社會政治生活密切相關的。但是，他指出，「我們不可把民主等同於多數人統治」，當然更不能等同於少數人包打天下，多數人集體失聲的偽「多數統治」。在他看來，「民主有著必須滿足的複雜要求，其中當然包括投票選舉和尊重選舉結果，但同時也應該保障獨立自主和個人自由，尊重法律賦予的權利，容許自由討論，撤消針對新聞傳播和公正評論的政府檢查。如果不同的政治派別不能得到充分的機會以表達各自的立場，或者選民不能享有獲得消息以及考慮競選領袖觀點的自由，選舉即使舉行了，也不免存在重大缺陷。民主是一種需要滿足多種要求的制度，而不僅僅是在隔絕狀態下運作的機械性規定（如多數人統治）」。森認為民主政治的優越性至少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人民獲得了行使公民權和參政權的保障，它們是作為社會存在的所有個體為尋求良好生活所必需的固有權利。第二，在效用上，它能夠促使政府傾聽人民的聲音，注意他們的政治要求。第三，民主的實施，使公民獲得了彼此溝通和互相理解的機會，從而有助於社會形成其價值觀念，確定其不同時期所應優先處理的不同問題。這三個方面分別體現了民主內在性的、工具性的和建設性的價值。這樣的民主，正是不傷天，不害理，不侵犯任何人，卻能使所有人擺脫恐懼，享受安定生活的保證。 因此，森堅定地認為，民主具有普世價值，應為人類社會的任何成員所天生享有。1997年夏天，一家日本大報問他：在20 世紀發生的大事之中，哪一樁最重要？他後來寫道：「過去的一百年間的確不乏重大事件。但是比較之下，在20 世紀出現的種種偉大成就中，我還是毫無困難地選擇了最了不起的一樁：民主的興起。這並不意味著我想否認其他事情的重要性。不過，我堅持認為，在遙遠的未來，當人們返觀這一世紀都發生了什麼事情的時候，他們定會發現，不把頭把交椅交給民主制度興起並成為最受歡迎的統治方式這件事，是不可能的。」任何人，只要他對20 世紀的大勢稍有認識，都會承認森的選擇是正確的。在這一百年內，儘管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和不亞於戰爭的其他災難，人類之中還是有相當大的一部分，在艱難而又曲折的跋涉後，走上了人人有口講話，不勞權勢包攬的民主發展道路。這在歐洲、亞洲、非洲、美洲，都有成功的例子。不能不說，這是人類解放自身的偉大成就，而其他任何科學技術的發達，巨大財富的積累，預期壽命的延長，以及外星探測的成功等，與之相形，都很渺小。 「發端於歐洲和美國的民主擁有越來越多的信奉者，而不是越來越少。它不斷傳播，作為制度，已經擴展到世上最遠的各個角落，而那裡的人們，也無不衷心接受，自願參與，」森說。然而，揆之20 世紀的經驗，儘管民主已在興起發展，並為絕大多數人類所認同，卻不意味著它能夠暢行無阻，不受抵制。森顯然十分清醒地看到了這一點。他看出，那些反對民主，否認它的普世價值的人，經常拿來當做借口的，倒不是國民缺乏要求——因為這不合事實。他們百般推諉，藉以搪塞的最後理由，幾乎總是國情不同，不可強求。所謂國情不同，又常託詞民窮，說窮人向來只關心麵包，不關心民主。森對於這種已成老生常談的借口給予了有力的駁斥，指出它至少在兩點上，分明荒謬不經。第一，民主的保護作用恰恰對於窮人特別重要。這在前面有關饑荒的例子中已經看到。沒有民主制度，他們之中有很多人就會死亡。在金融危機時期，從經濟階梯上跌落下來的，也總是赤貧階層。任何巨大災難發生，其後果絕不是由社會全體成員平均分擔的。通過轉嫁，它們幾乎總是全部落到了最貧窮，最無助的那一個群體身上。正是這些有著經濟需求的人，最需要，也最渴望在政治上發出聲音，以擺脫動輒輾轉溝壑的命運。第二，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在可以選擇的情況下，窮人會拒絕民主。實際上，窮人不關心民主的話，完全是從統治者及其依附者口中說出的，他們早已捂住了窮人的嘴巴。他們意圖用生存之權充抵民主之權。而事實是，抱持此論不肯放鬆的統治者，很少有誰真心實意，為其底層民眾提供過最起碼的，合乎人道的生存權。森熟悉印度的歷史經驗。他指出，這一經驗完全否定了窮人不關心民主的說法：「印度的選民可算是世界上最窮的窮人之一，但是，如果一邊是基本的自由和權利被否定，一邊是經濟利益受損失，兩相權衡，他們一定會選擇抗議前者，而放棄抱怨後者。」針對國情論者的觀點，森的態度堅定而明確：「民主絕不是奢侈品，非得等到普遍富裕了才需要它！」到了現代，到了今天， 地不分東西南北，人無謂男女老幼，民主已是生民生而必備之物，它已如空氣和水一樣，為任何個人所不可缺，為任何權勢所不可奪。 《慣於爭鳴的印度人》是阿馬蒂亞·森的一部論文集，討論的問題廣泛涉及印度的社會、文化，歷史、哲學、宗教、政治、教育、文學等很多方面。這部書的專業性雖然不那麼強，但仍舊不乏作者撰寫學術著作所一貫具有的文雅之風和雄辯之氣。全書分作四編，各有四篇文章，書名所用的，便是第一編第一篇的篇名。如此冠題書名，顯然表明森對於印度人「爭鳴」傳統的重視非同一般。而這種重視，當然自有緣由：在他看來，爭鳴的存在，固為民主政治的特徵之一；若問源流，則爭鳴也是民主政治的濫觴。依照印度人的經驗，他為我們展示出這樣的社會發展邏輯：爭鳴——寬容——民主政治。 如前所述，阿馬蒂亞·森深切關注民主問題。《慣於爭鳴的印度人》這篇文章，可以看做是長文《作為普世價值的民主》中有關印度部分的延展，內容自然也大為豐富。他在文中提到的史實，以及他所提出的觀點，都值得我們認真思索。森將印度人喜好並且長於辯論的傳統追溯到公元前8 世紀開始的奧義書時代，乃至更早的吠陀時代。諸奧義書可稱婆羅門教的哲學性的論著。它們討論祭祀儀式、物質、靈魂和人生奧秘等問題，意在尋求終極真理以及可以使人獲得解脫的知識，實際上是對於當時婆羅門祭司擅權腐化，祭儀繁縟現狀的反動。此後思考之風轉盛，沙門思潮興起。沙門是當時出現的自由思想家的統稱，他們的觀點多與占統治地位的婆羅門思想相對立。公元前7—前4 世紀的印度，是一個列國紛爭，攻伐不休的時代，思想上和宗教上也是異說蜂出，宗派林立，爭鳴激烈。喪失人心的正統婆羅門教陷於危機，佛教和耆那教等順應時代的需要，以各種革新面貌出現於歷史舞台。森有一個觀點，即「對於宗教正統觀念的挑戰往往來自社會弱勢群體的代言人」。佛教，舉例來說，就是這樣的「代言人」。它由於摒棄種姓制度而代表了眾多較低種姓的利益，從而吸引了他們，壯大了自己。釋迦牟尼的說教帶來了佛教的成功和一次思想解放。 然而，森的理論要點，尚不在論辯的成功，而在體現於論辯之中的寬容，乃至不同觀點之間的理解、體諒和尊重。他提出印度歷史上四個赫赫有名的偉大人物——阿育王、阿克巴、泰戈爾和甘地，以他們為例，指出在這個國家中，自由表達與充分寬容的精神源遠流長而又深入人心，並對近現代的印度政治，產生了正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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