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歷史?|農牧融會促進清代疆域形成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

文章原刊於《中國社會科學報》2016年2016年07月18日

農牧社會的二元並存是中國古代歷史發展進程中的一個現象，農耕經濟、游牧經濟為主導的兩大力量的博弈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中國社會長期的征戰和交融，持續長達兩千餘年。到了清代，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進入相對和平穩定的發展時期，兩種文化的融會對當時疆域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

清代「中國」空間範圍進一步擴大

　　譚其驤曾經指出，「『中國』這兩個字的含義，本來不是固定不變的，是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的，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的。」清朝是奠定現代中國版圖的重要時期，其統治者的中國觀也有一個發展演變的過程。

　　努爾哈赤起兵之初，向明朝邊吏索要逃至明境的仇人尼堪外蘭，得到的答覆是：「尼堪外蘭既入中國，豈有送出之理，爾可自來殺之。」天聰元年（1626），皇太極談及與明朝構怨的原因時說：「爾既稱為中國，宜秉公持平，乃於我國則不援，於哈達則援之，於葉赫則聽之，此乃爾之偏私也。」這些論述表明，當時的「中國」主要是指中原地區，女真尚被排除在外；要成為「中國」之主，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在地域上據有中原；二是有秉公持平的姿態。可見這一時期滿族人在使用「中國」這一概念時，沿用的仍是中原漢族王朝傳統的中國觀。

　　順治十三年（1656），清廷派官前往甘州、西寧一帶處理厄魯特蒙古越界事件，順治帝諭令：「倘番夷在故明時，原屬蒙古納貢者即歸蒙古管轄；如為故明所屬者，理應隸入中國為民，與蒙古又何與焉？其漢人蒙古所定居址與貿易隘口，詳加察核。」這說明清軍入關之初，「中國」仍是以故明的疆域範圍為主，兼及滿族的發源地東北及鼎革前「率先歸附」、「悉隸版圖」的漠南蒙古等地。這一時期，清朝統治者著力進行的是對農耕文化的吸收。

　　清代「中國」空間範圍的進一步擴大，與喀爾喀蒙古和衛拉特蒙古有著密切關係。康熙二十八年（1688）初，準噶爾部首領噶爾丹興兵進攻喀爾喀蒙古，札薩克圖汗部、土謝圖汗部、車臣汗部先後戰敗，向清朝請求內附。噶爾丹向清廷索要土謝圖汗和哲布尊丹巴，清廷的答覆是：「我皇上為統馭天下中國之主，此一二人之命，有不思生全之者乎？」強調清朝皇帝既為中國之主，也是天下之主。三十年，康熙帝親臨多倫諾爾，主持內外蒙古會盟，宣布喀爾喀等同於漠南蒙古四十九旗，其名號亦按四十九旗例，以示一視同仁，喀爾喀蒙古正式歸入「中國」。

　　18世紀40年代以後，準噶爾汗國因汗位繼承問題發生內訌，乾隆帝決定乘機發兵，一舉解決困擾清朝多年的衛拉特蒙古問題。絕大多數朝臣皆認為此舉是勞師遠征、得不償失，但乾隆帝堅持認為：「明歲擬欲兩路進兵，直抵伊犁，眾建以分其勢，此從前數十年未了之局，朕再四思維，有不得不辦之勢。」準噶爾汗國解體後，乾隆帝下令：準噶爾諸部既入版圖，「其山川道里，應詳細相度，載入皇輿全圖，以昭中外一統之盛」。清朝對準戰爭的勝利，標誌著清代大一統局面的實現，農牧文化進入交融發展時期，「中國」的範圍也隨之擴大到西北地區。

清朝對「中國」有其設定範圍

　　不過，清朝皇帝心目中的「中國」疆界並不是無限的，而是有著自己設定的範圍。乾隆二十二年（1757）三月，清軍進入哈薩克游牧地，緝拿叛逃的阿睦爾撒納。中玉茲汗阿布賚遣使請罪，表示「願率哈薩克全部歸於鴻化，永為中國臣僕」。乾隆帝亦將此事視為從古未有之盛事，「今乃率其全部傾心內屬，此皆上蒼之福佑，列祖之鴻庥，以成我大清中外一統之盛，非人力所能與也」，但他同時認為「哈薩克越在萬里之外，荒遠寥廓，今未嘗遣使招徠，仍稱臣奉書，貢獻馬匹，自出所願，所謂歸斯受之，不過羈縻服屬，如安南、琉球、暹羅諸國，俾通天朝聲教而已，並非欲郡縣其地，張官置吏，亦非如喀爾喀之分旗編設佐領」，拒絕了阿布賚內附的請求。

　　對曾處於準噶爾汗國統治下的東、西布魯特兩部，清朝的態度並無二致。在兩部尚未向清廷表示內附前，乾隆帝就下旨：「爾布魯特，本不與準噶爾相涉，但舊為鄰國。今準噶爾全部平定，則爾土地即與朕疆界毗連。爾等若如哈薩克慕化來歸，朕將令照舊安居，不易服色，不授官爵，不責貢賦，惟遣使來請朕安，即加恩賞齎。其或爾等，以外藩習俗，與中國異宜，不欲投誠降服，亦惟爾便。但能約束所部，永守邊界，不生事端，朕亦不加兵騷擾。」

　　可見，在清朝統治者的心目中，哈薩克、布魯特等部的地位無法與蒙古相比，準噶爾汗國的統治範圍是清朝確定「中國」西北疆界的重要參照。

　　同時，蒙古因素對清代南疆、西藏進入「中國」也有著重要影響。17世紀70年代以後，噶爾丹的勢力逐漸推進到天山以南，葉爾羌汗國土崩瓦解，白山派和卓及葉爾羌汗王后裔被置於伊犁看管，準噶爾汗國控制天山以南近80年。乾隆二十年，清軍進入伊犁，將被囚禁的大小和卓釋放，並令大和卓波羅尼都返回南疆，招撫舊部。雖然後來發生了平定大小和卓叛亂的戰爭，但相對於用兵准部而言，南疆的歸附顯然要順利得多。乾隆帝在談及此事時曾說：「夷考西師之役，非予夙願之圖」，「雖予自問，亦將有所不解其故，而不敢期其必然者。」在他看來，回疆之入版圖，契機則是清准戰爭。

　　清朝統治者對西藏的關注首先是從藏傳佛教開始的。為拉攏鄰近的蒙古部落，以便共同對付明朝，努爾哈赤對前來遊方的蒙古喇嘛採取優待措施，奠定了清代黃教政策的基礎。乾隆帝曾直言不諱：「本朝之維持黃教，原因眾蒙古素所皈依，用示尊崇，為從宜從俗之計」，「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所系非小，不可不保護之，以為懷柔之道而已。」在很大程度上，因西藏是黃教的發源地，加之達賴和班禪喇嘛在蒙藏僧俗中所擁有的崇高地位，才使得清朝格外關注西藏。

農牧文化融合臻於極盛

　　清代統治者為何對蒙古各部如此看重，甚至影響到其中國觀的形成？雍正七年（1729），雍正帝在駁斥陸生楠的有關言論時所說的一段話，應該可以給出一個合理解釋。他提出，孔孟深見春秋戰國諸侯戰爭之流弊，早就倡言一統。至秦始皇統合六國，制天下以郡縣，「中國之郡縣，亦猶各蒙古之有部落耳。歷代以來，各蒙古自為雄長，亦互相戰爭，至元太祖之世，始成一統」，「是中國之一統，始於秦，塞外之一統，始於元，而極盛於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員極廣，未有如我朝者也。」這段話點出了中國古代歷史發展的兩條脈絡：中原地區的農耕民族發展史和草原地區的游牧民族發展史，形成了兩種類型的文化和兩個「一統」，即秦創立的「中國」（中原）一統和元締造的塞外一統，共同構建了中國的歷史，而將兩種文化融會起來並達到極盛的則是清朝。

　　從這個意義而言，蒙古諸部不僅是滿族入主中原、維護統治的重要軍事力量，而且是元朝統緒的繼承者，對蒙古各部及其管轄範圍的統合相當於對塞外一統的承襲。因之，皇太極才會鍥而不捨地打擊北元末代大汗的力量，並為獲得元朝「傳國玉璽」而欣喜若狂；康熙帝才會發出「昔秦興土石之工，我朝施恩於喀爾喀，使之防備朔方，較長城更為堅固」之語。乾隆帝在確定西北疆界時運用的也是這一思想，他明確交代輿圖測繪人員，以兩個要素來確定西北疆域範圍：一是準噶爾部的控制區域；二是漢唐的管轄範圍。

　　入關前，清朝已開始著手將《明會典》《六韜》《孟子》《資治通鑒》等漢文經典譯成滿文，而且啟動了對《遼史》《金史》《元史》的翻譯。這說明清朝從一開始就重視對兩種文化傳統的吸收和借鑒。清朝能夠統治中國近三百年，終結游牧民族和農耕民族之間的紛爭，不能不說得益於這兩種文化傳統的融合。隨著中原與塞外一統的形成，「中國」不再僅僅是漢族的國家名稱，而成為漢、滿、蒙、藏等各民族共同的國家名稱。如雍正帝所言：「自我朝入主中土，君臨天下，並蒙古極邊諸部落俱歸版圖，是中國之疆土開拓廣遠，乃中國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華夷中外之分論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