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失去世界

http://www.blogchina.com/201011271051662.html雍正元年：中國失去世界作者：第一哲學 2010-11-27 20:44:11 發表於：博客中國中國的問題在於究竟要不要融入世界，並以何種方式融入世界。從元朝（1271～1368）開始，中國就實行了海禁。這被認為是閉關鎖國的開始。不過，真正的閉關鎖國，是精神控制。而精神控制，本質上就是道德、信仰、價值觀的封鎖。其中，自然包括了對宗教活動的禁止。中國之所以無法實現現代化轉型，與禁教是分不開的。雍正元年，即1723年，朝廷明令禁止傳教。直到1840年，中國才被迫開放門戶。而在這100多年中，外面的世界早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工業革命、啟蒙運動、美國獨立戰爭、法國大革命，等等，為西方社會的現代化轉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在此歷史進程中，基督教發揮了巨大的作用。除了古希臘和希伯來代表的西方文明外，所有的軸心時代的文明都無法完成現代化轉型，在這一意義上，這些文明都已經死亡了。今天回顧一下，西方現代化轉型的歷史不可不謂波瀾壯闊！11至12世紀的教皇革命，築牢了「法律高於政治」的西方法治傳統。13至16世紀的文藝復興，興起了高舉個人價值的「人文主義」。16至17世紀的宗教改革，進一步強化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社會思想，理性與信仰產生了二元分裂，它使得科學、經濟、政治、文化的無限制發展成為可能。18世紀的啟蒙運動，「人的眼睛變得明亮了」，自由、民主、人權（個人權利），等等，成為了普世價值。不難發現，西方的現代化轉型，就是反覆地到基督教中尋找精神資源。西方文明之所以能夠勝出，原因就是基督教中具有普世倫理。恩格斯說：「基督教沒有造成隔絕的儀式，甚至沒有古代世界的祭祀和巡禮。它這樣否定一切民族宗教及其共有的儀式，毫無差別地對待一切民族，它本身就成了第一個可行的世界宗教。」然而，基督教在中國的命運，卻說明了中國是一個很難融入世界的國家。【基督教傳入中國的歷史背景】1582年，義大利耶穌會傳教士羅明堅及利瑪竇抵達肇慶，為近代天主教入華揭開了序幕。1644年清兵入關時，天主教入華已82年，傳教士湯若望協助編製曆法，獲清廷信任，天主教得以迅速發展。1664年，耶穌會住院共38所，耶穌會士來華人數累計82人，全國的教堂已經有156座，全國天主教徒達245000人之多。1665年，楊光先發表《辟繆論》，批評湯若望曆法不準，當時顧命大臣鰲拜不滿漢人及外邦人參議朝政，於是支持楊光先，把湯若望收押獄中，天主教在華髮展直挫，史稱「曆獄」。往後，康熙帝（1654年5月4日-1722年12月20日，八歲登基）執政，推倒鰲拜，重新起用外邦人。南懷仁利用西方發明貢獻清朝，建立天主教士的聲望，南懷仁亦與利類思與安文思共同上奏，為湯若望平反。1669年（康熙八年）9月5日，康熙頒旨：「惡人楊光先捏詞天主教系邪教，已經議復禁止。今看得供奉天主教並無惡亂之處，相應將天主教仍令伊等照舊供奉。」康熙初年，成為傳教士在中國的蜜月期。1689年，清朝與俄羅斯準備劃訂疆界，商議尼布楚條約，精於拉丁文的傳教士負責代表中方與俄人溝通，這條條約最終亦是以拉丁文簽訂。南懷仁等亦協助清廷鑄造火炮，平定三藩之亂。他們準確預測日食，使皇帝可以為相關祭奠做好準備；一些耶穌會傳教士則成為宮廷畫家。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康熙下達一道容教令，標誌著傳教士的勢力攀上高峰：「查得西洋人，仰慕聖化，由萬里航海而來。現今治理曆法，用兵之際，力造軍器、火炮，差往俄羅斯，誠心效力，克成其事，勞績甚多。各省居住西洋人，並無為惡亂行之處，又並非左道惑眾，異端生事。喇嘛、僧等寺廟，尚容人燒香行走。西洋人並無違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屬不宜。相應將各處天主堂俱照舊存留，凡進香供奉之人，仍許照常行走，不必禁止。俟命下之日，通行直隸各省可也。」【禮儀之爭】禮儀之爭的序幕，背後是一場天主教「華化」的爭論。1601年，義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抵達北京，一度自喻為「西僧」，但他旋即發現中國文化由儒家士大夫掌握。他相信要中國人接受天主教，必須從士大夫階層著手，他於是改稱為「西儒」，研習儒家文明，穿起士大夫服飾，向中國人介紹記憶術、地圖、天文等西方技術，以此表明他們並非「西夷」。然而，中國的祖先崇拜近乎天主教徒有關拜偶像的描述，如何處理祖先崇拜成為天主教入華的關鍵。利瑪竇決定指祖先崇拜只是尊敬祖先的世俗儀式；只要不摻入祈求、崇拜等迷信成分，本質上並沒有違反天主教教義。他又主張以「天主」稱呼天主教的「神」（英語的「God」 或拉丁文的 Deus），並指「上帝」概念早已在存在中國上古文獻。利瑪竇的傳教方式為耶穌會傳教士奉行，稱為「利瑪竇規矩」。1610年，利瑪竇去世，死前指定義大利人龍華民接任教會中職務，龍華民成為引發「禮儀之爭」的第一人。他1597年（明萬曆二十五年）進入中國，先在韶州傳教，1609年入北京，對利瑪竇的思想和傳教方法有不同看法，但利瑪竇死後才提出。當他接任中國耶穌會總會長後，主張廢除「天」、「上帝」、「天主」、「靈魂」等詞，一律採用譯音，並天是指蒼蒼之天，而「上帝」並不是代表造物主，主張把Deus譯為「陡斯」。也有人主張只許用「天主」，而不能用「天」與「上帝」之稱。耶穌會教士雖然對兩派主張意見分歧，但為避免紛爭鬧大，耶穌會決定焚毀五十多篇反對利瑪竇的作品，統一該會立場，這次糾紛亦只成為會內事務，但到了1628年，在華傳教士亦曾在江蘇嘉定舉行會議，討論敬祖及Deus的譯名問題。與會者意見很不一致，但最終認為敬孔祭祖問題應沿用「利瑪竇規矩」；對於譯名，則主張採用龍華民一派的音譯。直至多明我會介入，禮儀之爭才正式升級。多明我會在華傳教事業，起步較耶穌會略遲。當耶穌會教士在中國朝廷及士大夫階層享有聲望時，1631年1月2日或3日，多明我會的高奇神甫才從菲律賓抵達中國福建北部的福安，正式開始對華傳教，接任的黎玉范神甫向教廷報告，指責耶穌會寬容中國信徒祭祖、尊孔，終引起羅馬教廷介入。1645年9月12日，羅馬教廷經教皇英諾森十世批准，發布通諭禁止天主教徒參加祭祖祀孔，但到了1651年，耶穌會教士衛匡國到羅馬向教皇申辯，1656年教皇亞歷山大七世決定準許耶穌會士照他們的理解參加祭孔等活動，只要不妨礙教徒的根本信仰。這兩道矛盾的命令反映教廷對這一爭論仍未有結論。1687年，法王路易十四派遣法國耶穌會士白晉以修訂曆法的名義赴華，在北京建立法國耶穌會。該會成員大多反對所謂「利瑪竇規矩」。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是1653年成立的傳教機構。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3月26日，巴黎外方傳教會的閻當主教打破各方妥協，在他所管轄的福建代牧區內，發布了禁止中國教徒實行中國禮儀的禁令，自此將爭議迅速擴大。使這一原本純宗教學術的問題，逐漸演變成為清王朝和梵蒂岡之間的國家政治之爭。1704年，康熙皇帝下諭，外國傳教士「凡今年來，明年去的人，不得在內地居住。」只有「再不回去的人」並且遵守利瑪竇規矩的人才「許他內地居住」，破壞外國人來去自由的慣例。1705年（康熙四十四年）羅馬教廷帕特使多羅來華。1706年，皇帝下詔，外國人領取傳教印票後，「永遠不得回西方」，並威脅說，要「將西洋人等頭割回去」，「將中國所有西洋人等都查出來，盡行殺了，將頭帶於西洋！」【雍正元年】禮儀之爭，導致了康熙帝徹底轉變了對天主教的態度。但是，終康熙朝並沒有實行嚴格的禁教政策。清廷所驅逐的還只是未領票的傳教士。凡有一技之長，願留居中國的傳教士，履行手續向清廷領取信票之後，仍可自行修道，並悄悄地發展教徒。又由於康熙帝與傳教士曾長期保持親密關係，有些地方官吏擔心傳教士會重新得寵，沒有認真執行禁教令。傳教活動仍在暗中進行。雍正元年（1723年）發生的福建福安事件，不久就上報到朝廷，拉開了雍正朝嚴行禁教的序幕。據《清世宗實錄》記載，雍正帝嚴格禁教的措施是在元年十二月正式出台的。實錄的記載如下：「十二月壬戌，禮部議復浙閩總督覺羅滿保疏奏，西洋人在各省起蓋天主堂，潛住行教，人心漸被煽惑，毫無裨益。請將各省西洋人，除送京效力外，余俱安插澳門。應如所請。天主堂改為公所，誤入其教者嚴行禁飭。得旨：西洋人乃外國之人，各省居住年久，今該督奏請搬移，恐地方之人，妄行擾累，著行文各省督撫，伊等搬移時，或給與半年數月之限，令其搬移。其來京與安插澳門者，委官沿途照看送到，毋使勞苦。」雍正帝即位不久，就下令大規模地驅逐傳教士，嚴行禁教。其後雖有傳教士戴進賢等人的懇求、教皇特使的來訪、葡萄牙使節的籲請，都絲毫不能改變雍正的禁教宗旨。雍正此舉，原因何在？人們多認為這是由於傳教士捲入了儲位之爭，引起了雍正的仇恨。無疑，傳教士參與儲位之爭是雍正嚴行禁教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決不是唯一的原因。我們不能因此而放棄對雍正禁教原因的更全面更深入的探討。事實上雍正禁教是有著深刻的思想根源的。崇儒重道是清廷的基本國策。在這個前提之下，清初諸帝又對不同的宗教有著不同的興趣或愛好。順治曾對天主教產生過興趣，但最終對佛教情有獨鍾，甚至有剃髮為僧之念。康熙曾對天主教有好感，但最終確立了禁教政策。雍正的情況如何呢？雍正曾經說過：「域中有三教，曰儒、曰釋、曰道。儒教本乎聖人為生民立命，乃治世之大經大法。而釋氏之明心見性，道家之鍊氣凝神，亦於吾儒存心養氣之旨不悖，且其教皆主與勸人為善，戒人為惡，亦有補於治化。」由此可見，雍正認為儒教是治國的大經大法，是「聖教」、 「正統」。佛教、道教勸人為善、戒人為惡，與儒教相合，能起到「致君澤民」的作用，是統治者可以利用的。這就是雍正崇儒禮佛的理論根據。雍正的尊孔崇儒是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對此他有明確的表述。他曾經說過：「若無孔子之教，則人將忽於天秩天敘之經，昧於民彝物則之理，勢必以小加大，以少陵長，以賤妨貴，尊卑倒置，上下無等，干名犯分，越禮悖義，所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其為世道人心之害尚可勝言哉！……使為君者不知尊崇孔子，亦何以建極於上而表正萬邦乎？人第知孔子之教在明倫紀，辨名分，正人心，端風俗，亦知倫紀既明，名分既辨，人心既正，風俗既端，而受益者之尤在君上也哉！」雍正一生與佛教結下了不解之緣。來華傳教士則是「合儒闢佛」，極力排斥佛教。因此，從宗教信仰上說，雍正就對天主教教義難以接受。他曾經說過：「西洋天主化身之說，尤為誕幻。天主既司令於冥冥之中，又何必托體於人世？若雲奉天主者即為天主後身，則服堯服、誦堯言者皆堯之後身乎？此則悖理謬妄之甚者也！」他還對傳教士們說道：「爾等也有和中國各種教派一樣的荒唐可笑之處。爾等稱天為天主，其實這是一回事。在回民居住的最小村莊里，都有一個敬天的『爸爸』（即阿訇－譯者注），他們也說他們的教義是最好的，可是爾等卻有一個成為人的神（指耶穌－譯者注），還有什麼永恆的苦和永恆的樂，這是神話，是再荒唐不過的了。……大多數歐洲人大談什麼天主呀，大談天主無時不在、無所不在呀，大談什麼天堂、地獄呀等等，其實他們也不明白他們所講的究竟是什麼。有誰見過這些？又有誰看不出來這一套只不過是為了欺騙小民的？」雍正對來華傳教士的「闢佛」也十分反感。認為他們人數不多，「卻要攻擊其它一切教義」。他曾向廷臣諭道：「向來僧、道家極口詆毀西洋教，西洋人又極詆佛、道之非，互相訕謗，指為異端，此皆以同乎己者為正道，異乎己者為異端，非聖人所謂異端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孔子豈以異乎己者概斥之為異端乎？凡中外所設之教，用之不以其正，而為世道人心之害者，皆異端也。如西洋人崇尚天主。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故曰萬物本乎天，此即主宰也。自古有不知敬天之人、不敬天之教乎？如西洋之敬天，有何異乎？若曰天轉世化人身，以救度世，此荒誕之詞，乃借天之名以蠱惑狂愚率從其教耳，此則西洋之異端也。……總之，人心不公，見理不明，以同己為是，異己為非，互相誹譏，幾同仇敵，不知人品類不齊，習尚不一，不能強異，亦不能強同，且各有長短，惟存其長而棄其短，知其短而不昧所長，則彼此可以相安，方得聖帝明王明通公溥之道，而成太和宇宙矣。」因此，雍正對康熙寬容天主教的政策早有不滿。他曾對傳教士們明確說道：「有一段時間，父皇糊塗了，他只聽了你們的話，其他人的話都聽不進了。朕當時心裡很明白。」「先皇遷就了你們，他在文人們心目中的威望就降低了許多。」「在朕的先父皇時期，各地才到處造起了教堂，你們的宗教才迅速地傳播開來。朕當時看到了這種情況也不敢說什麼。你們哄得了朕的父皇，哄不了朕。」禮儀之爭爆發後，教皇的蠻橫干涉既引起了康熙的憤怒，也增加了雍正對天主教的反感。雍正認為：「天主者，天也。世人無不敬天者。國家立祭祀之壇，即所以敬天也。我滿洲之民，亦有『跳神』。年年歲首，焚香化紙，皆敬天之禮儀也。我滿洲之民自有敬天之禮儀，亦猶蒙古、漢、俄羅斯、歐羅巴之民各有祭天之禮儀也。……朕未嘗言其不應敬天，然敬天之習俗當各有不同耳。」雍正是尊孔崇儒的，堅信「我們聖人們留下的規矩是絲毫不能更改的。」這也是清朝統治者普遍的認識。康熙的第十三子怡親王允祥就曾對傳教士們明確說道：「自從你們發生爭執（中國禮儀之爭）以來，你們是看到你們的事情的發展過程的。你們的事情花了我父親先皇帝（康熙）多少心血？要是我們的人到歐洲去要改變你們祖先聖人制定的法規和風俗習慣，你們會怎麼說呢？……我們不能忍受任何人踐踏我們的法律，孜孜以求取消我們的風俗習慣的。」由此可見，天主教的傳播衝擊了中國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價值觀念和法規制度。清朝統治者已經意識到要維護國家的主權和傳統文化，抵制外來勢力對中國內政的干涉。不僅如此，雍正還依據他對國際形勢的分析，認為天主教在中國的發展，會危及清王朝的統治。他曾對傳教士們明確說道：「你們想讓所有中國人都成為基督徒，這是你們宗教的要求，朕很清楚這一點。但這種情況下我們將變成什麼呢？變成你們國王的臣民。你們培養的基督徒只承認你們，若遇風吹草動，他們可能惟你們之命是從。朕知道目前還沒什麼可擔心，但當成千上萬的船隻到來時就可能出亂子。中國北面有不可小看的俄羅斯人的王國，南面有更值得重視的歐洲人和他們的王國。」這段話真實地表露了雍正對天主教為患中國的隱憂，包含了豐富的思想內容。首先，它說明在雍正的思想中，傳教士來華是為了傳播天主教，讓天朝百姓盡信天主教。而天主教不僅是西洋宗教，更是外來的政治力量。信教百姓聽教士的，教士又聽教皇的。如果聽任天主教在中國發展，百姓盡成教皇子民，那中國的皇帝還有何地位可言？百姓信教，就成為教皇政治力量的一部分。天主教在華傳播，只會使中國百姓與皇帝、清王朝離心離德。一旦發生戰事，中國信徒就會聽從教士、教皇的指使，與清朝打仗。由此可見，雍正深知傳教士來華的真實目的，深切地感受到西方宗教神權與中國封建皇權的嚴重對立，敏銳地覺察到天主教將對清朝統治造成威脅。關於西方宗教神權與中國封建皇權的對立，早在明末就有人提出。反教士人認為：「據彼雲，國中君主有二。一稱治世皇帝，一稱教化皇帝。治世者攝一國之政，教化者統萬國之權。治世者相繼傳位於子孫，而所治之國，屬教化君統，有輸納貢獻之款。教化者傳位，則舉國中之習天教之賢者而遜焉。是一天而二日，一國而二主也。無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政教紀綱，一日變易其經嘗，即如我皇上可亦為其所統御，而輸貢獻耶？嗟夫！何物妖夷，敢以彼國二主之夷風，亂我國一君之治統？」康熙對此也有認識。禮儀之爭中，教皇的蠻橫干涉使他意識到皇權受到了挑戰。他對傳教士所作的多次諭令，就反映了他維護皇權，抵制教權的思想。而雍正的「則我等為如何之人，豈不成為爾等皇帝之百姓乎？」的話，則比康熙的諭令來得直白，簡明扼要，一語中的，吐露了清朝最高統治者內心的真實感受。後來雍正又明確指出：「四海之內，唯天與共，一國之中，寧有二主耶？」強調了封建皇權的不可侵犯。其次，這說明雍正將傳教士東來與西力東漸聯繫在一起，對中國當時所處的嚴峻的國際形勢有一定的認識。他的這種看法代表了當時反教官紳的普遍思想。西方傳教士是伴隨著西方殖民者來到東方的。西方殖民者在東南亞一帶攻城掠地，殺人越貨，並將侵略的魔爪伸向中國東南沿海，給中國人民帶來危害。那麼，伴隨著殖民者而來的傳教士的來華目的究竟何在？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疑慮。許多中國人將傳教士與西方殖民者聯繫在一起，對他們心存疑懼。這便構成明清時期中國人對天主教及其傳教士認識的一個重要特徵。早在明末，這些疑慮便表現出來。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南京教案發生。反教士人就以鄰邦的先例證明天主教對中國構成威脅。他們指出：「佛郎機人，其王豐肅，原名巴里狼當，先年同其黨類，詐稱行天主教，欺呂宋國主，而奪其地，改號大西洋。」這些人「到一國，必壞一國，皆即其國以攻其國，歷吞已有三十餘。遠者難稽其蹤，最近而呂宋、而米索果、而三寶顏、而雞籠、淡水，俱皆殺其主，奪其民。只須數人，便壓一國。」明清更替，人們對西人的疑懼心理依然如故。康熙年間，楊光先就曾指出：「況其教以謀奪人之國為主，查其實跡，非止一端。其謀奪本國也，有耶穌正法之書像可考；其謀奪日本國也，有舶商之口可憑；其已奪呂宋國也，有故明南禮部臣沈之參疏可據。如此狼子野心之凶人，又有火器刀甲之錟猛，安可與之同中國哉？臣不但為身懼，為族懼，且為天下懼，為朝廷懼矣。」雍正年間，清朝官紳也有這樣的看法。李衛曾經寫道：「彼既以天主之教教人，而復借黃白之術以收拾人心，則以幻術愚人，以資財給人，其所設心，殆有在矣？……此蓋非無所為而為之者！一見其技於噶爾巴矣，再見其技於呂宋矣！又幾肆其技於日本矣，為行教計耶？抑不止為行教計耶？」清朝統治階級從周邊國家被西方佔領的現實看出了西方國家與教會的聯繫，指出天主教在華傳播給中國帶來的危險性，是有一定意義的。正視中國面臨的嚴峻的國際形勢，保持高度的警惕性，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如何估計中國所受到的威脅的程度？如何採取措施，迎接挑戰？則是擺在清朝統治階級面前的一道難題。以上，我們從宗教信仰、皇權思想、國際形勢、國家安全等方面，分析了雍正對天主教的認識。顯然，在雍正看來，天主教是不利於清王朝的思想統治和政治控制的。「他越來越懷疑外國傳教士的政治動機。」嚴厲禁教勢在必行。雍正元年十二月，清廷的禁教措施出台之後，各地官吏雷厲風行，掀起了驅逐傳教士、改毀教堂、禁止中國人信教的浪潮。嚴行禁教的暴風驟雨使中國天主教陷入了滅頂之災。傳教士們悲哀地感嘆道：「多年來我們所擔心並無數次預言過的一切終於於最近發生了：我們的聖教在中國已被完全禁止，所有傳教士——除在北京的以外——都被逐出帝國，教堂或被拆除或被派作瀆神的用場；敕令已經頒布，基督徒必須放棄信仰，其他人不得信基督教，違者將被嚴懲。近二百年來花了我們無數心血建立起來的傳教會竟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場。」雍正的禁教措施，是清廷海外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個政策的核心就是閉關自守。它雖然有一定的防禦作用，但堵塞了中西文化交流，使中國與世界相對隔離，看不到世界上正在發生的日新月異的變化，不能及時學習西方的先進科學與經驗，使中國與西方的差距越來越大。【中國需要普世價值】雍正元年，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亞當·斯密(1723～1790)出生，他從經濟學的角度論證了自由主義，主張自由市場經濟，國家不應介入民間的經濟活動。雍正二年，近300年來最偉大的哲學家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1724年4月22日—1804年2月12日)出生。他用自己的哲學嚴謹而系統地證明了自由、民主、人權、和平的合理性，並證明了「上帝」的存在，讓「上帝」成為人類社會必要的道德懸設。康德從哲學的角度論證了自由主義的若干核心概念，諸如人格自由、天賦人權、國民主權、權力制衡、法治國家、世界公民等等。中國必須融入世界！實際上，閉關鎖國最根本的表現就是禁止信仰自由、思想自由以及言論自由。其結果是價值觀的虛無化，社會道德的墮落，以及個人精神的頹廢，整個民族失去創造力，就連孩子們的想像力也被扼殺了。因此，中國如何融入世界的問題，其實並不複雜，那就是接受普世價值，只有這樣，才能樹立人心、踐行民主。————————————————————【摘抄來源說明】：1、「禮儀之爭」百度詞條；2、《吳伯婭：關於雍正禁教的幾個問題——耶酥會士書簡與清代檔案的比讀》。（本文前5自然段、最後兩個自然段，為本人所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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