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開元 ：「復活」歷史的行者

　　採訪人：何明昕

　　李開元， 四川成都人，曾經是科學少年。北大歷史系畢業，成為史學青年。獲東京大學文學博士，以人文學者自任。 北大畢業，留校協助恩師田餘慶先生任教。東大畢業，供職於日本就實大學，任文科學部教授。

　　他是一個行者，一個背負行囊，手持地圖，走進歷史遺址，撥開迷霧，復活秦史的行者。他說：「復活歷史的觸點，常常就在你一腳踏上往事舊址的瞬間。」

　　他是一個治秦漢史的學者，帶領我們穿越2200多年的時空，進入金戈鐵馬的歷史現場，感受秦代變幻莫測的風雲，體察帝王將相詭異的命運。

　　他更是自稱為行者， 到秦漢歷史事件發生地尋找蛛絲馬跡，在秦朝所留遺迹上探測發現，圍繞秦帝國末期群雄競逐的這一段歷史展開，檢索史料，考察實地，體察文物，以期復活當時的歷史，並寫出了《復活的歷史：秦帝國的崩潰》一書。

　　作品中，我們不僅看到了他對復活歷史的探索，更驚訝於其對於歷史學的表現之美的發現，按他的說法，「表現之美至少包括推理聯想之美，傳神之美，構築之美和觸情之美」。按照這樣的說法，該書的責編定義出了這樣一條「李開元復活歷史公式」：（史料＋文物＋考察）×（推理＋聯想＋情感）=歷史真相。

　　很明顯，李開元的史學實踐與此前的史學研究大異其趣。針對《復活的歷史》一書所涉及到的問題，李開元教授接受了本刊的專訪。

　　自放於主流之外,追求變革和創新

　　出版人：在歷史的通俗作品和歷史的學術著作里,你怎麼看待他們的界限?或者說,在好看和學術性之間你如何去平衡?好看和生動會不會破壞歷史研究的科學性呢?

　　李開元：我首先要說明一點,《復活的歷史》既不是通俗的歷史作品,也不是學術研究的專著,而是一本既可以供專家閱讀,也可以供歷史愛好者閱讀的復活型歷史敘事著作。在這本書的背後,還有一本作為學術支撐的研究專著,暫名為《秦帝國的崩潰考異》,取法於《資治通鑒》和《通鑒考異》的表裡關係。

　　出版人：怎麼確保高學術水準和寬接受面的完美結合？您覺得您的《復活的歷史》是否做到了這一點？是怎樣做到的？

　　李開元：《復活的歷史》的寫作宗旨之一,就是致力於學術水準和寬接受面的結合。在本書的寫作中,我力圖用專家做學問的態度來工作,努力使所有的內容,所有的表述,包括時間、地點、事情、制度、職官、乃至於現代性的比喻，都力求有根據和再三斟酌。同時,又儘可能地用通俗易懂的現代語言和生動的表現形式,甚至適當地調侃,以求再現活生生的歷史。

　　至於如何確保,須要更多的歷史學家更多的實踐,所以我呼籲人文敘事新史學的到來,希望與有志者們共同努力。

　　出版人：是否可以這樣認為：這本書在體例上是偏離主流寫作傳統的？選擇這樣的方式是否意味著承擔了風險？您個人是怎樣看待的？

　　李開元：我曾經在主流當中,不管是在國內還是國外。我現在是自放於主流之外,追求變革和創新。在現有的學術主流和管理體制內,要想作範式創新是非常困難的。我曾經感慨,歷史地看, 邊緣和中心,廟堂和江湖,主流和支流,總是在不斷地轉換。變革的新風,創造的活力,常常是在邊緣、江湖和支流上。

　　有一段時間,我將自己的思考和嘗試提交給主流學術時,曾經多次以不嚴肅,不規範,不紮實,甚至話不能這樣說為由而被拒絕。《復活的歷史》的部分內容寫出來以後,也曾經被拒絕。我當時惶惑,不知道自己這些不入流的奇思怪想應當去哪裡找歸宿。走投無路之時,承蒙陳爽先生不棄,在他個人主辦的「象牙塔」網站上刊出,才算是不致於被埋沒。所以,我至今感謝以個人之力撐起一片學術天地的陳爽先生和互聯網,為主流之外的異端奇說提供了表現的機會。

　　至於有些風險,只有留待將來再說了。

　　用考據和推測向史記傳統致敬

　　出版人：考據與推測是否會影響到歷史研究的準確?

　　李開元：我有一個基本思路,有解比無解略勝一籌。只要是合理的推測,起碼可以為後來者提供一種值得注意的問題意識。史學界有句名言,叫作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我作過分析,證據是說了話的史料,史料是不會說話的,說話人是歷史學家,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說話。歷史學的推則是在缺乏史料的疑難關頭,基於間接史料的合理推測,不過是有解勝於無解,似乎與歷史研究的準確沒有關係。調侃一句,老天爺給了你推測的能力而不用,豈不是對不起天生我才。

　　出版人：有人說您的寫作是向史記傳統致敬，您同意這種說法嗎？

　　李開元：是這樣的。我用自己的寫作向《史記》致敬,向司馬遷致敬,呼籲人文敘事的新史學的到來。我向司馬遷和《史記》致敬,既出於情也出於理。

　　我從小喜歡《史記》。當年報考北大歷史系,一個關鍵的決定因素就是景仰司馬遷,以為歷史系是司馬遷的領地,我將來可以學太史公寫出真實美麗的歷史來。進去以後才發現不是那回事,歷史系是歷史科學系,歷史研究才是歷史學,至於《史記》和司馬遷么,不過是歷史研究的材料和對象而已,很有些失望苦惱。儘管適應下來了,也在既定道路上走得不算差,童年以來的天性和心愿卻一直沒有泯滅。這些年來,經過徹底的反思,再一次重讀《史記》,回到美麗動人的歷史敘事的原點,終於在偉大的司馬遷那裡找到了我的史學的方向和心靈的歸宿。當我寫完《復活的歷史》時,我感到心靈的解放。

　　出版人：怎樣的際遇讓您決定用考據推測「回到司馬遷」呢？

　　李開元：我的歷史學的道路,由考證起步,以理論開路,作新舊融合的問題研究,再回歸理論反思,終於回到歷史敘事。國內國外,近三十年,也算是一種完整的歷程。經過這些年的經歷和摸索,我感到我們的歷史學和大學歷史教育走偏了路。在歷史學是科學這種觀念的引導下,以科學式的問題研究作為歷史學的工作內容,歷史學變成歷史研究,大學歷史系也變成歷史研究系了。這種作法的負面結果之一,就是我們的歷史學曾經邯鄲學步,尾隨科學走上了追求規律的道路,其結果是耗費了大量的精力,至今沒有找到一條真正的歷史學規律。這種作法的另一個負面結果,就是將歷史敘事從歷史學中開除出去,不僅數典忘祖,而且窒息了歷史學的活力,斷絕了歷史學與大眾之間的聯繫,使歷史學的領地一天天萎縮。也許,歷史學是到了改革和發展的時候了。

　　歷史「復活」將繼續

　　出版人：據說「復活的歷史」的出版計劃是作為一個系列的，大概會分為幾個部分呢？所述歷史的起止時間是什麼？目前除了我們已經看到的這本《復活的歷史——秦帝國的崩潰》，整個兒系列的寫作研究是否正在繼續？到了哪個階段？

　　李開元：我的計劃是一個連續的系列。開始於秦帝國的崩潰,也就是這本書,至於結束嘛,初步預定是西漢王朝的滅亡。第二部已經非常明確,暫時定名為《復活的歷史：漢帝國的誕生》。第二部的內容是我最熟悉,也是我研究得最深最透的歷史階段。研究早就已經完成,主要內容已經寫進我的博士論文《漢帝國的建立與劉邦集團 －軍功受益階層研究－》當中了。

　　出版人：能否透漏一些系列二中所涉及到的「謎團」？您又是怎樣解開的？延續已出的這本的風格嗎？

　　李開元：《漢帝國的誕生》的主線就是楚漢相爭,圍繞劉邦和項羽兩位英雄的角逐展開。狼煙迷漫的歷史中,有一個謎團可以透露,就是垓下之戰和項羽之死。項羽之死不僅悲壯激烈,而且涉及種種歷史和學術的疑案。垓下突圍以後,受命追擊項羽的部隊是劉邦軍中的秦人騎兵軍團,都是出身於秦國的將士,項羽最後死於投降了劉邦的秦軍騎士之手,這是秦漢兩帝國在人事上的繼承,也是劉邦最終能夠戰勝項羽的歷史秘密。

　　《史記》項羽之死的壯美記事,是司馬遷根據女婿楊敞的口述寫成的。楊敞的高祖楊喜就是垓下之戰後追擊項羽,在烏江奪得項羽一體之一部的舊秦軍五位騎士之一,他因斬殺項羽之功被封為列侯。楊喜是垓下之戰和項羽之死的當事人和講述者,這就解答了學術史上一樁千古疑案∶司馬遷沒有創造故事,史記的美來源於真實,是實美而不是虛美。

　　今年九月,我將去垓下憑弔古戰場,追尋項羽從垓下到烏江的足跡,復活那段千古傳頌的偉大歷史。

　　敬仰黃仁宇 期待開創寫史新形式

　　出版人：有人將您的這種寫史新方式與黃仁宇的「大歷史」觀在寫法的創新方面做對比，您認為你們的相似和不同之處有那些？

　　李開元：黃仁宇先生是我景仰的一位歷史學家,因為一些類似的經歷,我對黃先生的心路歷程非常能夠理解,諸多懷念和感銘的話,也許要留待將來。

　　我很喜歡黃仁宇先生的《萬曆十五年》,初讀是在上大學的時候,出國以來一直帶在身邊。不久前,為寫《復活的歷史》又重讀了,仔仔細細,作了再三的分析。《萬曆十五年》的重大意義,在於歷史學表現形式的範式創新,啟示了歷史學的內容可以使用這樣一種嶄新的敘事形式。黃氏敘事的特點,簡單講兩點,從歷史時間的推進上講, 《萬曆十五年》是靜態的,選取萬曆十五年這一年來作歷史的橫截,這種手法,可能是從小說借用的。從體裁上講,是以人物為中心的列傳體,這就是活用《史記》開創的形式了。

　　我曾經嘗試用《萬曆十五年》的形式來寫《秦帝國的崩潰》,失敗了,這種形式不適合歷史劇烈動蕩的時代。經過種種嘗試和苦心,找到了現在這種復活型歷史敘事的形式。我聊以自慰的是,這種形式能夠表現我想要表現的大部分內容(有些內容還需要新的形式),得到一種隨心所欲而又不逾矩的自由和歡快。這種復活型歷史敘事的形式大大地促進了我的歷史學研究,新的課題新的發現一個接著一個,只愁沒有時間一一整理出來。這就提示了一個有兼容性的(兼容研究和敘事)歷史學模式。有時自我解嘲,先將草稿放在計算機里,留待《復活的歷史》系列完成,我也走不動了的時候,再閉門在書齋里作紙上的學問,最終回到歷史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