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中民：中東地區格局的冷戰化趨勢及其影響

文/劉中民 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所長，教授

原文刊載於《當代世界》2018年第2期

DOI: 10.19422/j.cnki.ddsj.2018.02.003

沙特和伊朗帶有冷戰色彩的全面對抗對中東地區格局和地區秩序產生了嚴重的消極影響。近年來，中東形勢圍繞美國、沙特與俄羅斯、伊朗之間的雙層博弈日趨明顯。未來中東或將形成域外大國美俄博弈和域內大國沙特與伊朗對抗相結合的「新冷戰」結構。

關鍵詞：中東地區格局；冷戰化趨勢；大國博弈

在當代國際關係中，冷戰是指1947—1991年間，美國領導的資本主義陣營與蘇聯領導的社會主義陣營在政治、經濟、軍事和意識形態領域的全面鬥爭。其主要表現包括：國際關係的陣營化，即以美蘇為核心的兩大陣營形成；尖銳的意識形態對抗，即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制度之爭；在第三方的直接軍事對抗或代理人戰爭，如在第三世界進行多場代理人戰爭。

儘管冷戰國際體系已經瓦解多年，但冷戰的歷史遺產以及冷戰思維依然存在，並在某些地區仍然十分突出，如東亞和中東地區。在中東地區，在地緣政治、民族矛盾、宗教紛爭、大國干預等多重因素的交互影響下，地區格局冷戰化主要表現為以沙特和伊朗兩大地區強國為核心形成的陣營化的對抗，其主要內容包括民族矛盾、教派矛盾、爭奪地緣政治主導權的矛盾，以及雙方在諸多地區熱點問題上的代理人戰爭或競爭，但爭奪地緣政治主導權的矛盾是雙方矛盾的核心。雙方的對抗態勢呈現齟齬不斷但又不會直接走向戰爭的「新常態」，中東國家日漸分化成沙特陣營、伊朗陣營和遊走於兩大陣營之間的國家。沙特和伊朗帶有冷戰色彩的全面對抗對中東地區格局和地區秩序產生了嚴重的消極影響。

中東地區格局冷戰化的形成和發展

中東地區格局冷戰化的形成和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一、第一階段為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至冷戰結束

這一時期，中東地區的主要矛盾是伊朗輸出革命與沙特等海灣阿拉伯國家抵製革命的矛盾、波斯民族和阿拉伯民族的矛盾，海灣合作委員會的成立和兩伊戰爭都與此密切相關。

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後，霍梅尼外交思想的核心是通過輸出革命建立伊斯蘭世界秩序。在霍梅尼擔任伊朗最高宗教領袖的十年間，輸出革命構成了伊朗外交的根本特徵。海灣阿拉伯國家的君主制、嚴重依附美國的外交政策都遭到霍梅尼的強烈批判，並成為伊朗輸出革命的重要對象。伊朗採取的主要方式包括：構建「輸出革命」的組織網路，如成立「阿拉伯半島伊斯蘭革命協會」，專門負責向沙特等海灣阿拉伯國家輸出革命；［1］成立「伊斯蘭宣傳組織」，鼓動海灣各國激進組織展開反政府活動；［2］ 支持沙烏地阿拉伯、巴林、科威特等國家什葉派效仿伊朗進行革命。［3］也正是為了抵制伊朗輸出革命，維護國家安全和政權安全，沙特領導海灣阿拉伯君主制國家於1981年成立了海灣合作委員會。此外，伊朗和伊拉克雙方基於輸出和抵制伊斯蘭革命的矛盾與教派矛盾交織在一起，也構成了誘發兩伊戰爭的重要因素之一，伊朗甚至設想通過伊朗和伊拉克的合併建立「什葉派聯邦」，［4］ 這也促使沙特等海灣阿拉伯國家在兩伊戰爭中極力支持伊拉克薩達姆政權抵抗伊朗輸出革命。

2017年12月5日，第38屆海合會首腦會議在科威特開幕。與會領導人將就地區與國際局勢、加強成員國之間的合作以及地區一體化等議題展開磋商。圖為海合會首腦會議現場。

二、第二階段為2003年伊拉克戰爭至2010年「阿拉伯之春」之前

這一時期的主要矛盾是伊拉克戰後重建與伊朗核問題，沙特、約旦等阿拉伯遜尼派國家提出「什葉派新月地帶」的概念，高度警惕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後塔利班政權、薩達姆政權被美國剷除後伊朗崛起的勢頭，伊朗擁核成為沙特最大的戰略焦慮。

1991年海灣戰爭爆發和冷戰結束，確立了美國在中東的絕對主導地位。隨後柯林頓政府採取了「西促和談，東遏兩伊」的中東戰略，使伊朗和海灣阿拉伯國家的矛盾得到了抑制，這種相對平衡維持了十餘年之久。但「9·11」事件後美國發動的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嚴重破壞了中東地區的力量平衡，並導致伊朗與沙特的矛盾再度上升，並日益走向戰略對抗。

刺激沙特和伊朗戰略對抗的主要因素包括：首先，從地緣政治格局的角度看，阿富汗塔利班政權和薩達姆政權的覆滅，使伊朗東西兩線的地緣政治敵人消失，伊朗戰略環境的改善和崛起勢頭引起了沙特的極度憂慮。其次，在伊拉克戰後重建過程中，什葉派成為伊拉克政府的主導力量，並刺激海灣阿拉伯國家的什葉派進行政治抗爭，沙特、約旦等國家基於對什葉派影響擴大的擔心提出了「什葉派新月地帶」的概念，強調從伊朗經伊拉克南部、敘利亞直到黎巴嫩南部正在形成一個「什葉派新月」，並與埃及、沙特和約旦構成的「遜尼派三角」相對抗。沙特著名宗教學者薩法爾·哈瓦里等也認為，一個由伊朗、敘利亞、伊拉克，以及沙特和海灣其他君主國的什葉派組成的什葉派陣營正在形成。［5］最後，2003年伊朗核危機產生以來伊朗核技術開發的不斷推進，2005—2013年內賈德主政期間伊朗的強硬外交，以及2008年奧巴馬任美國總統以來採取對伊朗的緩和政策，都極大地刺激了沙特的不安全感和戰略焦慮的加深。

三、第三階段為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發以來

這一時期，地區主要矛盾集中表現為沙特與伊朗雙方圍繞阿拉伯國家轉型，以及地區熱點問題如巴林問題、葉門問題、敘利亞問題上的矛盾；而2015年3月薩勒曼就任沙特國王后的冒進外交，以及2015年10月伊朗核協議的簽署從主觀和客觀兩方面加劇了沙特對伊朗政策的對抗性。2016年沙特與伊朗斷交事件和2017年沙特與卡達斷交事件導致雙方的對抗公開化、陣營化、教派化；而2017年底以來的黎巴嫩總理哈里里辭職事件、葉門胡塞武裝與沙特互射導彈事件、沙特領導成立41個遜尼派國家反恐聯盟都是中東地區格局冷戰化進一步發展的表現。其具體表現主要有三方面。

第一，中東國家的陣營化。圍繞沙特與伊朗斷交、沙特與卡達斷交以及反恐等問題，多個阿拉伯國家選擇追隨沙特，與伊朗、卡達斷交，並參加沙特領導的反恐同盟，使中東國家日漸分化成以沙特和伊朗為核心的兩大陣營，導致海合會和阿拉伯國家的分裂進一步加劇。此外還有部分國家在兩派矛盾的夾縫中態度曖昧、左右逢源（如阿曼、伊拉克），唯恐引火燒身。而另有一些地區大國游移於兩大陣營中間並企圖漁利，其突出代表是土耳其和埃及。它們與沙特和伊朗的關係十分微妙，與競爭雙方都存在既合作又競爭的關係。例如，土耳其一方面參加了沙特領導的反恐聯盟，但又在卡達斷交危機中支持卡達；埃及雖然也參加打擊胡塞武裝、遜尼派反恐聯盟等，但顯然是在經濟上有求於沙特情況下的妥協，雙方爭奪阿拉伯世界領導權的矛盾仍然存在。［6］

伊拉克總理阿巴迪於2017年12月9日宣布，政府軍已收復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在伊控制的所有領土，伊拉克取得打擊「伊斯蘭國」的歷史性勝利。圖為2017年5月31日，軍車在伊拉克摩蘇爾西部城區行駛。

第二，中東地區矛盾的教派化。以沙特為首的海灣國家試圖通過「什葉派陰謀論」激活地區教派衝突，力圖以教派邏輯定義地區關係和建立地區秩序，通過強化海灣地區遜尼派同盟，對伊朗和什葉派勢力進行打壓和孤立。與沙特主動挑起地區教派矛盾有所不同，伊朗一直試圖避免掉入沙特設置的教派話語陷阱，其重要原因在於擔心因教派矛盾使伊朗在中東地區陷入孤立。但這並不妨礙伊朗將什葉派作為動員中東什葉派反對西方及其盟友的一種軟實力工具。［7］伊朗對巴林危機、敘利亞危機和葉門危機等地區熱點問題的介入，其教派動員雖然有實有虛，但「以教派為基礎的聯盟是伊朗確保其影響力為數不多的手段之一」 ［8］。中東地區矛盾的教派化不僅導致沙特與伊朗對抗、阿拉伯國家國內矛盾、地區熱點問題的教派化，而且為大國操控和干涉提供了切入點，更為「伊斯蘭國」利用教派衝突爭取遜尼派支持，擴大其社會基礎提供了土壤。

第三，地區熱點問題的代理人化。目前中東地區政治陣營化、冷戰化趨勢越來越突出。在沙特、伊朗兩個陣營的對抗中，沙特、伊朗本身分別有美國和俄羅斯代理人的色彩，沙特、伊朗在中東內部又各有代理人，形成雙重代理人格局。2011年以來，沙特與伊朗圍繞巴林、敘利亞、葉門、伊拉克、卡達、黎巴嫩等國家展開持續不斷的博弈，而葉門、黎巴嫩、敘利亞乃至伊拉克的緊張局勢都有受沙特與伊朗博弈而進一步惡化和升級的風險。［9］

中東地區格局冷戰化的影響

中東地區格局冷戰化對中東國家轉型和中東地區秩序均產生了十分消極的影響。

一、加劇中東地區的碎片化，使中東國家和地區的分裂更趨嚴重

自2011年中東變局以來，巴林、葉門、敘利亞、伊拉克等國家教派和族群矛盾不斷加劇，導致其國家內部的碎片化不斷加劇。由於沙特和伊朗從地緣政治和教派利益出發，各自支持這些國家內部的政治派別進行對抗，導致中東國家以教派、族群割據和對立為特點的碎片化趨勢更趨嚴重，［10］嚴重削弱這些國家內部的國家認同。

在地區層面乃至更廣泛的伊斯蘭世界的層面，2016年初沙特與伊朗斷交危機、2017年6月以來的沙特與卡達斷交危機，其最重要的根源都在於沙特與伊朗之間的對抗，但卻導致海合會、阿拉伯國家和伊斯蘭世界嚴重分裂，也嚴重削弱了阿拉伯國家和伊斯蘭世界的團結及其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力。近期以來，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於特朗普斷定，除了輿論抗議外，四分五裂的阿拉伯國家和伊斯蘭世界很難做出實質性的反制舉措。

二、嚴重破壞和侵蝕中東國家之間的安全信任基礎，使地區秩序重建更加困難

中東地區是當今世界安全赤字、發展赤字和治理赤字最嚴重的地區，也是以經濟合作為主的地區主義發展最為孱弱的地區，致使地區公共產品存在嚴重缺失。長期以來，海合會本身就是應對伊朗安全威脅的產物，阿盟內部則長期四分五裂，它們都沒有意願和能力承擔提供地區公共產品的重任。由於地區國家間的嚴重不信任和基於民族主義、教派主義意識形態的可滲透性，地區內國家普遍高度關注其他國家的安全動向［11］，進而導致國內安全與地區安全的扭曲式互動，並以對內加強防範和軍備建設，對外進行干預和滲透的方式進行反應，進而導致地區議程過度安全化。

近年來，沙特與伊朗的教派矛盾、地緣政治博弈和代理人戰爭，進一步加劇了中東國家間的安全不信任，教派攻訐、民族仇視、以鄰為壑等社會心理的普遍存在，都嚴重惡化了中東地區的安全環境。從建構主義的角度看，中東地區尚處在人人自危的「霍布斯狀態」，基於國家理性的「洛克狀態」和人類共同體理性的「康德狀態」對於中東而言仍是遙不可及的奢侈品。

三、以教派主義為核心內容的意識形態對抗加劇，使教派主義成為冷戰思維在中東的獨特表現

教派主義泛指宗教和教派認同被政治化的過程，當前中東政治中的教派主義同過去教派衝突的區別在於，許多國家統治者的決策基於教派關係對政治進行評估，即從教派角度進行戰略決策，根據教派關係制定自己的內政與外交政策。［12］伴隨教派主義的發展，教派矛盾不僅突出表現在巴林、敘利亞、葉門、伊拉克等國家教派矛盾的激化及其外溢，更突出表現為以沙特為中心的遜尼派陣營和以伊朗為中心的什葉派陣營的分化和對抗，並使雙方紛紛以教派利益為由進行地緣政治博弈，導致巴林、敘利亞、葉門、伊拉克的教派鬥爭演變為沙特和伊朗的代理人之爭。

教派主義是一種非此即彼的排他性冷戰思維，助長了地區國家間的憎恨、恐懼、衝突等負面情緒，也塑造了地區國家的消極行為偏好。沙特與伊朗的教派主義對抗還導致反恐等地區安全事務的教派化，沙特和伊朗各自組建的打擊「伊斯蘭國」聯盟，都是彼此排斥的反恐聯盟，顯然不利於真正的反恐合作。此外，教派矛盾和教派主義也為極端主義的滋生和發展創造了條件，「伊斯蘭國」等極端組織也正是通過利用和塑造教派矛盾不斷擴大其社會基礎，進而使教派主義淪為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極力運用的政治工具。［13］

2017年10月5日，俄羅斯總統普京與到訪的沙烏地阿拉伯國王薩勒曼舉行會談，雙方就能源經貿合作以及中東問題進行交流，兩國簽署14份合作文件。圖為在俄羅斯首都莫斯科，普京（右）舉行儀式，歡迎到訪的沙烏地阿拉伯國王薩勒曼。

四、為美國、俄羅斯等域外大國的「對抗性滲透」創造了條件

巴里·布贊等人的地區安全理論認為，域外大國對某一地區的影響程度可以劃分為「覆蓋」（overlay）和「滲透」（penetration）兩種互動方式，覆蓋是指大國對某地區的影響達到主導該地區的程度，並替代當地的安全機制；「滲透」是指域外大國同地區國家建立安全聯盟的方式施加影響。在兩個對抗性大國同時對某地區進行滲透時，就會出現「對抗性滲透」。［14］ 如果按照該理論分析中東安全結構，其演變顯然經歷了冷戰時期美蘇的「對抗性滲透」，冷戰後至2010年中東變局前美國主導的「單一性覆蓋」，再到中東變局後俄羅斯強勢重返中東以來的「對抗性滲透」，而沙特與伊朗兩大陣營的冷戰化對抗不僅為美俄的「對抗性滲透」提供了條件，也成為美俄博弈中東的重要載體。

近年來，中東形勢圍繞美國、沙特與俄羅斯、伊朗之間的雙層博弈日趨明顯。俄羅斯與伊朗聯手捍衛敘利亞巴沙爾政權，俄土伊三方建立敘利亞阿斯塔納機制，俄對中東國家進行軍售、發展能源夥伴關係等，都是俄強勢重返中東的表現，俄羅斯與伊朗主導的什葉派力量的聯盟已漸趨成型。而美國早就通過塑造中東地區的對抗對中東施加影響。自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以來，美國長期視伊朗為中東地區的頭號敵人，並挑撥沙特與伊朗的對抗，同時把中東地區親美和反美兩大陣營的矛盾轉換為遜尼派與什葉派的矛盾，以此維繫美國與中東盟國的關係。當前，伴隨特朗普調整美國中東戰略，整合盟友體系、打擊「伊斯蘭國」和遏制伊朗構成了其中東政策的主要關切。儘管其中東政策仍未全面成型，但通過挑撥沙特和伊朗的矛盾操縱中東事務，已成為其中東政策的典型特徵。2017年5月，特朗普首次出訪選擇沙特，通過鎖定伊朗為支持恐怖主義國家和地區最大威脅，向沙特兜售了1100多億美元的軍火。由此可見，激化沙特與伊朗的對抗，整合盟友體系並從中謀取實利，顯然已成為特朗普的中東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未來中東是否會形成域外大國美俄博弈和域內大國沙特與伊朗對抗相結合的「新冷戰」結構，並深刻影響敘利亞危機等中東熱點問題走勢，顯然值得關注和研究。

【本文為2016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全球伊斯蘭極端主義研究」(16ZDA096)的階段性成果】

[1] 王新中、冀開運：《中東國家通史——伊朗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380-381頁；陳安全：《伊朗伊斯蘭革命及其世界影響》，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34-335頁。

[2] FarhangRajaee, Iranian Ideology and World View: The Cultural Export of Revolution, in John L. Esposito, ed., The Iranian Revolution: Its Global Impact, Florida: the Borad of the State of Florida, 1990, p.74.

[3] 王宇潔：《宗教與國家：當代伊斯蘭教什葉派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143頁。

[4] ShaulBakhash, Reign of Ayatollah: Iran and the Islamic Revolu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Publishers, 1984, p.232.

[5] 吳冰冰：《中東伊斯蘭教派矛盾的新變化》，載《西亞非洲》2012年第5期，第40頁。

[6] 劉中民：《薩利赫倒下凸顯中東冷戰化趨勢加劇》，載《解放日報》，2017年12月6日。

[7] Mehdi Khalaji, Yemen"s Zaidis: A Window for Iranian Influence,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ebruary 2, 2015, 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view/yemens-zaidis-a-window-for-iranian-influence.

[8] Daniel Byman, Sectarianism Afflicts the New Middle East,Survival: 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 Vol. 56, No.1, 2014, p. 80.

[9] 同[6]。

[10] 劉中民：《2017：中東形勢持續震蕩》，載《光明日報》，2017年12月29日。

[11] David Lake, 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es: A Systems Approach, in David A. Lake and Patrick Morgan, eds., Regional Orders: Building Security in a New World,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48-49.

[12] Toby Matthiesen, Sectarian Gulf: Bahrain, Saudi Arabia, and the Arab Spring That Wasn"t,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xii-xiii.

[13] 劉中民、俞海傑：《「伊斯蘭國」的極端主義意識形態探析》，載《西亞非洲》，2016年第3期。

[14] Barry Buzan and Ole Waever,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61.

責任編輯：蘇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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