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小紅：石榴花開人無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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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父親于光遠晚年 下圖：父親于光遠和母親孫歷生在1956年

有一種團圓，是深切的懷想，是對親人的牽掛，寂靜無聲；有一種幸福，是期盼的目光，沒有祝福也沒有祈禱，默然無語。悲傷或是歡喜到極致時，很多東西甚至沒有語言可以說出。

（一）

北京小絨線衚衕姥姥家院子里，除了白花丁香外，有一棵柏樹是大舅出生時種的，房後夾道的椿樹是給小舅種的。大姨出生時，姥爺姥姥種了會引來鳳蝶的花椒樹，媽媽出生那年種了石榴樹。與媽媽相差10年才出生的小姨呢，姥姥說給她種的是從老棗樹的根瘤上移植下來的一棵小棗樹。

姥爺姥姥河北滄州的老家承續了幾代的家庭傳統，是將對兒女的祝福和期望，在嬰兒時栽植一棵樹，樹木樹人，生男孩種挺拔的樹，生女孩種可以開花結果的樹，栽培後代和興旺家園，日復一日，年復一年。

媽媽的石榴花盆越換越大，因為怕它凍，每年都得搬進搬出。媽媽用毛筆給雌雄花授粉，結出的石榴又大又甜。媽媽摘了石榴會把石榴掰開分給大家，我也會幫她把石榴籽一粒粒剝到碗里，我們一邊剝一邊吃。我剝好的送去給姥姥。媽媽剝的還沒放進碗里就被爸爸吃了，爸爸吃石榴不吐籽，媽媽剝好一把，爸爸從媽媽掌心一口連籽嚼了吃。

爸爸媽媽雖然年齡相差19歲，但一起過的日子是愉悅舒適的，這種幸福和甜蜜在各種小事上顯露出來。爸爸請王惠德叔叔來姥姥家的小院聊天，媽媽送茶後就去照看妹妹。兩隻馬蜂打架落在茶杯中，爸爸出神看著媽媽和淘氣的二妹小康玩，端起茶就喝，兩隻馬蜂喝進嘴裡蜇了舌頭，送進醫院聞所未聞，還是媽媽和護士一起小心拔除毒刺。一連幾天媽媽只給爸爸擀麵條吃，爸爸講課說話不利落也只得請王叔叔代勞。還有一次爸爸坐下不小心，屁股後面的褲子刮破了。他不肯換下來，就讓媽媽給他補，趴在那裡又不老老實實地不動，我們小孩起鬨要媽媽扎他屁股，結果媽媽扎了自己的手。命令爸爸當木頭人兒，我們坐下來聽爸爸講故事，爸爸的褲子才補好。

媽媽熱情，爸爸好客，那時家裡親戚多，孩子多，他們兩人的朋友也多。周末姥姥家裡總是很熱鬧。我們小孩有姥姥奶奶照管，媽媽爸爸當年也像現在的年輕人一樣享受了不少二人世界的快樂時光。1950年代是爸爸錢最多的時候，那時候他的稿費多。龔育之叔叔說爸爸也和當時大多數人的做法一樣，大部分稿費交了黨費。媽媽爸爸熱心公益事業。中宣部辦託兒所，修游泳池，圖書館建立報刊資料中心，爸爸捐款媽媽都支持，有的其實是媽媽的主意。媽媽非常儉樸，待人慷慨大方。一生沒有享樂的概念。永遠是那兩件洗得乾乾靜靜的衣服。饅頭、稀飯和鹹菜就算一頓飯。媽媽一生甚至沒有出過遠門，最遠只去過塘沽。

1958年夏，奶奶來京，仍然住姥姥家，媽媽居然能回來幾天。媽媽的心臟有問題，怕有傷身孕須做檢查。在爸爸的堅持下，醫生給她開了病假條，短暫地家裡恢復了溫馨歡樂。叔叔嬸嬸也帶孩子來，沒有人因為媽媽被划了右派而疏遠她，整個大家庭都支持著爸爸和媽媽。

媽媽摘了右派帽子後，一直掙扎著活出自己的精神。她從來都是出眾的漂亮。她不需要打扮，夏天適身的白襯衫，冬天一件保暖的皮夾克。她熱愛生活，教我們唱歌、做遊戲，給我們織手套、織帽子。 小康從來就覺得媽媽「酷」，媽媽在外低調但從不失尊嚴。進了姥姥家的門，她就是孩子們的一片歡樂。

爸媽離婚後三妹小蓓出生。我記得爸爸來姥姥家看三妹，和我們玩。爸爸和媽媽的聯繫一直保持到1959年。反右運動後對右派的監督懲罰越來越厲害，他們的秘密會面又被發現了。媽媽在勞改農場不準再回家，爸爸也不準再騎自行車去看她。中宣部機關黨支部開始持續批評爸爸，他成了「中右」，組織談話必須離婚。

他們的愛情終於走向了終點。媽媽也不想繼續拖累爸爸，在極端困苦的勞改農場，媽媽接受了聶叔叔，很快有了小同妹妹。

1968年７月，媽媽在女三中一個廢棄的廁所里，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媽媽死的前一晚，小蓓跟著姥姥睡，偷聽到媽媽和姥姥最後的談話提到了那棵石榴樹：「看看窗外石榴、便知女兒安危」。女三中革委會來人時，小蓓一個人拿小鏟子正在院子里挖土，小蓓回憶說，那天她一直在院子里蹲著挖土，來人還沒開口，她已經知道媽媽沒了。

我每次夢見媽媽，除了她的笑容，還有她的背影。姥姥家院子的木門通常關著，送客後再上閂。媽媽動作輕盈，她每次來看我們回她自己家時，說了「再見」，走出門，我會探個頭看她一下背影，再把門閂上。

小康上學後，我們下車回家的路上，會在人群中尋找媽媽的背影，找到就追上去從後面抱住她。從抱媽媽的腰、肩膀到蒙媽媽的眼睛，我們漸漸地長高了。媽媽離開後，我們從女三中門口的公共車站到小絨線衚衕口的一站路，還總是下意識地追尋媽媽的背影，走著走著，覺得看到了一個熟悉的背影，就會突然跑上幾步。這種舉動持續了好多年。

媽媽的石榴樹仍然在院子里，姥姥得了腦血栓，沒有人能夠再去精心照管它，越來越不開花。姥姥家的私房被沒收了，媽媽的那棵石榴樹終於在院子里凍死了。

奶奶（後）和嬸嬸（左）與媽媽（中）在一起

我們姐妹仨

（二）

爸爸媽媽拖著不肯離婚直到媽媽有了七個月的身孕。1958年10月9號，爸爸和懷著身孕媽媽出現在勞改農場旁的一個法院里。當時中國執行的是「五十年婚姻法」，這是新中國第一部法律，保護婦女兒童權益，懷孕期和產後一年男方不得提出離婚。

爸爸媽媽1958年10月離婚，三妹小蓓出生於1959年1月。姥姥、姥爺、整個大家庭里包括爸爸媽媽，都從來沒有人給我們說清楚過為什麼爸爸不能公開認小蓓這個女兒。……爸爸離世後，為了揭開我們心中的謎，在法院的檔案中我們找到了塵封55年的「法院民事調解書」 ，就是這樣簡陋的一張紙，毫不留情地把我們的五口之家解體了。

打了五六十個電話之後我找到了線索。又過了一個多月，我再次回國。法院的檔案館通知我去取複印件。複印件令我落淚，央求給我看看原件。辦事的兩個姑娘跑到後面搬來了一寸多厚的冊子，翻到媽媽那一頁，遞過來叮囑紙太薄太脆，千萬小心。那一本大約有500頁。檔案館的人說差不多都是勞改農場右派離婚的案子。調解書後面的紅字是「本件代替離婚證」。

我和二妹小康判給了身在紅星人民公社新建鄉第二生產隊勞改而且懷孕30周的媽媽，由姥姥撫養。母腹中的孩子，爸媽離婚3個月後出生的三妹小蓓從此就成了戶籍冊上沒有父親的人。直到父親的追悼會，中央領導到場，中組部列出的于光遠子女名單里沒有小蓓的名字。

按照當年《婚姻法》爸爸不能提出離婚。1958年10月，媽媽劃右派已經10個月了，媽媽懷孕30周，爸爸如果要拋棄媽媽，為什麼要等到這麼晚？爸爸媽媽離婚的時間比我們想像的要晚很多，已經晚到了爸爸別無選擇，法庭也不能無視他們面對著的，是一個大腹便便的孕婦的時候。我們震撼了——爸爸媽媽會不會是抱著一絲幻想，以為到了「法律」面前，離婚會被駁回？所以才拿這種明顯「不合法」的狀態探究法律的底線。

北京市大興區人民法院民事調解書 （58）民字第199號

申請 人：于光遠，男43歲，上海人，住中共中央宣傳部宿舍。

被申請人：孫歷生，女24歲，滄州人，住大興區紅星公社新建鄉第二生產隊。

（原文件上「被」字上打了一個「X」）

案由：離婚。

上列雙方於1952年10 月自由結婚。因女方在正（應為整）風中化為右派分子，政治立場不同，不能共同生活下去，雙方同意離婚，經協議如下：

（1） 于光遠與孫歷生離婚，

（2） 個人東西歸個人所有，

（3） 雙方所生二個女孩歸女方撫養，男方每月給付撫養費 80元。

以後經濟情況變化時另議。

（紅字圖章）本件代替離婚證

三妹小蓓的名字是爸爸起的，整個大家庭的人都儘可能保護三妹。小的時候我帶著小蓓在公共汽車站見爸爸，小蓓的中學時代是在浙江姑姑家度過的，爸爸年老之後，他自己坐計程車約小蓓在長安街上的電報大樓見面。小蓓大學畢業去了深圳，爸爸「坐輪椅走天下」常去深圳，很大原因是要見小蓓。從小到大，爸爸不為人知地和小蓓一直保持著聯繫，爸爸身邊的一些同事和學生理解他，都提供過幫助。

父親再婚後又有了兩個女兒，他晚年最怕被別人問起一共有幾個女兒，明明是親生的三妹不能公開承認，因為當年不合乎法律的「被離婚」，三妹成了謠傳中的「私生子」。小蓓自己倒是很看得開，從來不讓爸爸為難，她告訴爸爸她不想讓他再重溫過去的無奈。說實在話，我們姐妹看不起依賴父母的人。小蓓是最會讓爸爸快樂的女兒，那是爸爸作為一個普通人的快樂。她把爸爸從醫院「偷」出來，推著爸爸逛超市，給爸爸買一堆好吃的。小蓓最後一次去醫院難得地遇到了爸爸清醒的好日子。她告訴爸爸，他有了重外孫。

爸爸走了，我們把爸爸生前不能公開承認三妹這件事說了出來，不講對小蓓不公平，特別媽媽生前身後為了這個所謂的「私生女」承擔了太多的不公正。所幸我查到了爸媽離婚的老檔案，我們寫給組織的報告附上了爸媽被迫離婚的調解書和小蓓的出生證，附上了小蓓上大學時爸爸為她做的證明。這些文件通過正常渠道送交到中組部提請更正，終於為三妹正了名。我覺得我這個大姐可以告慰父母了。

爸爸和小蓓

（三）

中山公園裡有個露天音樂堂，爸爸不管是否唱歌走調，為了逗樂我們，上去亂唱出醜，還要媽媽陪他唱。爸爸和媽媽照了很多照片。大多數文革中遺失了。他們每年慶祝結婚紀念日，儘管自己會照相，也一定要去照相館至少留下一張正式照片（我保存了這些照片）。他們在一起的照片大多是手牽手或相擁在一起的。爸爸愛笑，真心地笑。然而當我把這些笑的照片擺在一起時，我心裡湧上來的是說不出來的哀傷。我無法笑，流下的是眼淚。爸爸的這種發自內心的幸福洋溢的笑容，在他以後的照片中我就再也沒有看到，雖然爸爸仍然是笑著的。

媽媽是1957年12月被定為右派的，1958年春天爸媽還在一起，組織要他離婚的壓力可能已經很大了。我最近了解到，當時右派懲罰分六級，申訴失敗，會受到更嚴厲的懲罰。爸爸後來和我說過他清楚媽媽沒說什麼，無論如何夠不上右派，他沒讓媽媽自己申訴，他直接去為媽媽申訴了。他說延安審干，他被審查了一年多，但一直很樂觀，相信黨不會冤枉人，所以這一次他也很樂觀。但是出乎預料，一千多人的申訴名單，沒有一個被複議，統統駁回。媽媽為此遭到進一步懲罰，去勞改農場不得回家。那段日子裡爸爸來的時間都很短，取了媽媽需要的東西就急匆匆走了。爸爸和我說過好多次，劃右派他比媽媽夠格多了。他說媽媽是替他受過。

1958年弄虛作假瘋狂「大躍進」期間，爸爸也做了些他後來覺得丟臉的事，例如鼓吹小麥高產；向毛主席彙報蘋果嫁接南瓜。作為中宣部的科學處長，他說他記住了相信群眾相信黨，但是忘了相信科學。

知識分子經過1957年的反右，面對1958年的浮誇沒有人敢講真話了。1958年這兩件丟人事爸爸每每想到就很難過。這以後他就極力不再犯類似錯誤了。後來正式解散食堂，農民不敢說真話，爸爸去做的「馬渡調查」給農民發了兩種顏色的玉米豆，匿名投票，得出90%以上農民希望食堂解散，他以此為據給毛澤東寫了報告。

除非爸爸主動說起媽媽，我沒有敢主動問過他和媽媽的故事。我插隊期間去他的幹校探親，有天和他談到了信仰。告訴他陝北農民有多麼窮，我如何不再相信各種政治宣傳。當時我固執己見，非得一口氣把話說完。爸爸怔怔地看著我這個從來聽話的孩子，突然迸出：「你媽媽，她……」就哽咽住說不下去，大哭起來。從這之後我和爸爸再也沒有談過政治。我也害怕提到媽媽。

爸爸生前寫了很多東西，卻沒有關於媽媽的隻字片言，網上也流傳「于光遠避談前妻孫歷生」的說法。

爸爸寫道「我的生活哲學很簡單，叫作『喜喜』，意思是只記住有趣的事，從不回憶那些苦事，更不會無端發愁。人到這個世界上走一趟不容易，只短短几十年，如果總是糾結於苦事和悲事，而忘記了能給你帶來快樂的那些奇事和趣事，生活也就失去了本來的色彩」。爸爸這話是在和媽媽最終分手後說的，紀念爸爸的文章都說他樂觀。爸爸愛笑，他鼓吹「喜喜」哲學，稱自己是「大玩家」。他越是這樣我越心酸。

我不認同爸爸的「喜喜」哲學。用它來克服一時的悲觀沮喪無可厚非，但這是一種鴕鳥方式。苦事和悲事發生在一個家庭中，有人迴避就得有人去承擔。爸爸走了，我們理解爸爸內心的痛楚，但是我們這一代人得擔負起我們這個家庭的真實歷史。

爸爸暮年出版了散文集《窗外的石榴花》，文革他被趕出去住的那處院子後院的夾道里也有兩株石榴。可能是早年隔壁院落的人家種的。石榴樹恰好坐落在兩道竹籬笆中央。向兩邊伸展開，榴花開很多，酸的果子如杏子般大小不能吃。石榴花開，爸爸叫我搬藤椅坐在後院，看花時他不說什麼話，我就靜靜地陪他坐。1975年爸爸從寧夏幹校回北京恢復了工作，不同意搬家，有關部門就把籬笆改成了磚牆，石榴樹留在了我們這一側。爸爸又要求把酸石榴挖掉栽了甜石榴。種在地上的甜石榴便在爸爸的眼前瘋長，比房檐還高，甚至越過了院牆，不僅佔據了房子到院牆之間大約兩米左右寬度的空間，它的枝條還伸到了廊子下，幾乎碰到了窗戶。石榴樹每年開無數的花，爸爸是唯一的賞花人。

爸爸送給了我他寫的第一本散文，《窗外的石榴花》。收穫的石榴會在他辦公桌上放很久直到乾枯。他不會找人剝，我猜這石榴一定讓他聯想到媽媽，那個曾經掰石榴喂他吃的前妻。 ……（寫於2014年2月）

附錄：父親81歲時寫的一篇散文

于光遠窗外的石榴花

有好多天了，老是想寫寫窗外的那些石榴花。

不是我要寫她們，而是她們惹得我不能不寫。幾十張臉朝我微笑，眨著眼。我似乎聽到她們調皮的聲音：「你願意寫我們嗎？」「你有本事把我們寫好嗎？」於是我準備寫。可是幾次拿起筆來，又幾次放下。我學寫散文沒有多久，怕寫不好遭她們嬉笑，讓她們失望。而她們每天早上，特別是中午趁我躺在床上望著窗戶的時候向我示意，而且開得越來越多，那火紅的顏色也似更濃，是到了該動筆的時候了！

我同她們靠的那麼近，只隔著薄薄而又透明的玻璃窗。我同她們相處得這麼久，十五，六年的時間不算短。我同她們還有這樣一種特殊的關係，她們生活於其中的那個小院是用一道磚牆從一個比較大的院子里隔出來的，只有我房間的一個小門與那裡相通，除了我和家人，別人到不了她們的跟前。可是，多少年來，我成天忙著我自己的事，也很少到那個不到兩米寬的院子去，很少注意她們。我從沒有給那株石榴樹施過肥，也從不對那株石榴樹進行修剪。不知不覺中這些石榴花自由自在不依靠外面力量的扶植「瘋長」起來了。我想很少有這樣的石榴樹，細弱的幾條幹支上長著無數枝條，上升的枝條當然是主要的，也有下垂的枝條。整棵樹佔地直徑為4米左右。高也有四米多。它的枝條伸到了牆外，伸到了屋檐上面。花開到我看不到的地方。它似乎無求於人，任著自己的性子在發展。可是今天它卻讓它的美麗的花朵引起我的興緻，啟發我的思考，舒展我的情懷。許多老年人養花自娛，而我這個人既缺乏閒情逸緻，有缺乏耐心恆心。朋友們送給我的好多盆花都被「養壞」了。在這件事上有時我反省自己的文明程度似乎太低了一些，有時又覺得自己有些對不起那些被我「養」壞的花。唯有窗外的石榴樹，我沒有「養」過它，卻生長得很好。每年開花每年結果，花開得越來越多，石榴卻結得越來越少。去年只結了兩個石榴，我不勞而獲，心滿意足。我無求於它，它也無求於我。今天它用自己鮮艷的花，隨風向我點頭。表示友好，我也樂意寫寫她們。

今年石榴花開得似乎特別多。不知最後能結多少石榴。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對果樹我倒是向來很重視的。我還保存有一張題為《怎樣讓地栽石榴多結果》的剪報。上面寫有七大要領。我一條也沒有照著去做。將來我也許在另外的地方試栽一株按照科學方法加強管理的石榴樹，而院子里的這一株我決心讓它任意生長。我相信它不靠外力，只靠根須往深里扎的途徑取得營養。

25年前我搬到現在這個住所時，我窗外的小院里有兩株樹，一株是石榴樹，還有一株也是石榴樹 ——寫到這兒，我想起在初中一年級讀語文課本中魯迅的《秋夜》時，對文章開頭那兩句話：「在我的後園，可以看見牆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的寫法有特別深的印象。上面我寫的那一句，是明顯的「紀念性」的模仿。不過當時院子里的石榴樹都是酸石榴，一株被挖掉改種上面講的那株甜石榴，還有一株衰敗了，不久前被挖去。現在這一株是院內唯一的。它正旺盛的生長著。它一定會年年開花，明年這個季節她們一定會在來到我的窗前，也許會來得更多。那時我會向她們訴說這一年中自己在學寫散文中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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