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的世界意義 發明

　　中國文化究竟有何世界意義，國內談論不多，這還不完全是出於自謙，實實在在，的確是研究不夠，沒有作過深入細緻的工作。最先關注這一問題的，是英國皇家學會會員李約瑟博士，他用了整整半個世紀，潛心研究中國古代的科技遺產，當他在這條艱難的道路上走了很長一段路程之後，興奮地告訴世人:「一個多麼光彩奪目的寶庫逐漸打開了!」他寫了一部前所未有的《中國科學技術史》，長達2000萬言， 計划出7卷34部，現已出版了15部。他在《中國:發明與發現的國度》一書的英文版序言中寫道:「中國文獻清楚地向我們展示了一個又一個不平凡的發明和發現，考古證據或繪畫實物證實中國的發明與發現比歐洲的或照搬採用的發明與發現一般往往領先很長一段時間。無論是二項式係數排列，還是旋轉運動與直線運動相互轉移的方法，或是第一台時鐘中的擒縱裝置，或韌性鑄鐵犁鏵，或地植物學與土壤學的開創，或皮膚與內髒的關係，或天花痘苗接種的發現——不管你探究哪一項，中國總是一個接一個地居世界第一。」他又說:「當然，帶有沙文主義思想的西方人總是試圖將歐洲所受的古代和中世紀中國的影響縮小，但確鑿的證據往往令人非相信不可。」(注:(美)羅伯特·K·G·坦普爾《中國:發明與發現的國度》英文版序，21世紀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李約瑟博士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學者，他以公正的眼光和深邃的思想，系統、全面地總結了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光輝成就，充分肯定了中國古老文明對於世界文明的偉大貢獻，在東西方兩大文明體系之間架起了一道橋樑，引起我們許多的思考。　　

　　李約瑟博士孜孜不倦、卓有成效的工作，揭示了一個無可辯駁的事實:「至少在文藝復興以前，中國的科學技術在世界上遙遙領先。」然而，他所關注的問題，恰好是我們忽視的問題。以往的研究，常常把中國文化局限在一個狹窄的圈子內，偏重於語言、文字、文學、藝術、哲學、宗教，即使提到科技，也只是大而化之地說一通，沒有解決任何實質性的問題。對於中國古代科技，歷來毀譽不一，或以「中國有四大發明」自詡，或以「中國古代無科技」相謗，各執一端，未能公允評價。中國人對自己祖先的發明創造，不甚了解，這一點似乎已被外國人察覺。美國記者羅伯特·坦普爾在《西方受惠於中國》一文中寫道:「迄今為止尚未披露的最大歷史秘密之一是，我們所生活的『近代世界』原來是中國和西方成分的極好結合。『近代世界』賴以建立的種種基本發明和發現，可能有一半以上源於中國，然而卻鮮為人知。這是為什麼呢?中國人自己也和西方人一樣不了解這一事實。從公元17世紀起，中國人對歐洲的技術專長越來越迷惑不解，有很長一段時間反而遺忘了自己的成就。當耶穌會士向中國人展示機械鐘時，他們竟然感到敬畏。中國人忘記了，首先發明機械鐘的正是他們自己。」他接著寫道:「中國人和西方人一樣會驚訝地看到，近代農業、近代航運、近代石油工業、近代天文台、近代音樂，還有十進位數學、紙幣、雨傘、釣魚竿上的繞線輪、獨輪車、多級火箭、槍炮、水下魚雷、毒氣、降落傘、熱氣球、載人飛行、白蘭地、威士忌、象棋、印象術，甚至蒸氣機的基本結構，全部源於中國。」他說了這一番話之後，提出了「為什麼我們還不知道這些重大和明顯的事情的真相」的疑問，他的答案是:「主要原因確實是因為中國人自己沒注意到這些。如果做出這些發明和發現的主人自己都不再要求得到發明和發現權，如果連他們自己對這些發明和發現的記憶都淡漠了，那麼這些文明和發現的遺產繼承人何苦還要替他們去爭回丟失了的權利呢?」(注:載(美)羅伯特·K·G·坦普爾《中國:發明與發現的國度》21世紀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讀到這裡，筆者感到羞愧難言，無地自容。　　

　　羅伯特·坦普爾受到李約瑟博士的啟發，從《中國科技史》和其他科技遺產中，選出了在時間上或科學內容上中國居世界第一的100 個事例，以通俗易懂、圖文並茂的形式，寫成了一部《中國:發明與發現的國度》，在中國出版之後，又將書名譯作《中國的一百個世界第一》。全書分為11個欄目；農業方面列舉了鐵犁等5項， 天文學和製圖學列舉了對太陽黑子現象的認識等5項，工程技術列舉了鑄鐵、 蒸氣機的原理、第一台控制機等18項，家庭用品和工業技術列舉了紙、印刷術、紙幣、瓷器等21項，醫學和衛生列舉了血液循環、糖尿病等7項， 數學列舉了零的位置、圓周率π的精確值等8項，磁學列舉了最早的指南針等4項，物理學列舉了地動儀等7項，運輸和探索列舉了風箏、 陸地航運等13項，聲音和音樂列舉了大定音鍾等5項，戰爭方面列舉了火藥、 火箭和多級火箭等8項。他所提到的這100個世界第一，有的固然是家喻戶曉的，如造紙、印刷術、指南針、火藥，但它們對開啟近代世界文明的意義就未必為人們充分認識。可是，有的向來並不被人們看成重大的發明與發現，例如:風箏、馬蹬、獨輪車、紙牌等等而作者獨具慧眼，道出了一番新意，由此給我們許多啟發。　　

　　不過，從文化的傳播來看，最先影響世界文明的恐怕還不是科學技術，而是物質。因為在語言、文字隔絕的情況下，那些精美而實用的東西首先引起外國人的極大興趣，猶如外來的寶物使中國人感到稀罕一樣，中國的絲綢行銷世界而使人們關注中國，從而成為驅動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契機。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發明蠶絲的國家，「蠶神獻絲」與「嫘祖養蠶」的傳說很早就廣為流傳。豈止是傳說，考古資料一再證明早在新石器時代就已經有了絲綢，在西安半坡村遺址中發現了一件保留紗羅印跡的陶碗，在山西夏縣西陰村灰土嶺發現了一個被刀切割的蠶繭，在浙江吳興錢山漾發現用竹筐盛著的絲絹殘片和人字紋絲帶，在江蘇梅堰發現有蠶紋裝飾的黑陶。到了殷周時期，蠶桑已盛，故《詩經》中每有反映，例如:《豳風·七月》有雲:「春曰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小雅·巷柏》雲:「萋兮裴兮，成是貝錦。」《秦風·終南》雲:「錦衣狐裘」，還有人們熟知的「氓之蚩蚩，抱布貿絲」。春秋以降，「齊紈魯縞」頗負盛名。乃至兩漢，有絹、綺、菱紋羅、起絨錦、方孔紗、經錦、冰紈，官府在長安設有「東織室」和「西織室」，在陳留郡和齊郡設有「三服室」，四川的「蜀錦」也很馳名。張騫通西域以後，中國的絲綢西傳天山南北路，再傳至中亞的大宛(今烏茲別克)、安息(今伊朗)、條支(今伊拉克)、大秦(羅馬帝國)及身毒(印度)，然後輾轉傳到歐洲。當時，可能是絲綢中以綺為極品，西亞各國和印度都稱中國為「產綺之國」。古希臘人稱中國為「賽利斯」(Seres)，意思也是「產絲之國」，據說， 最早提到「賽利斯」的是公元前416～394年在波斯宮廷充當醫師的希臘人泰西阿斯。公元一世紀，羅馬作家普林尼在《博物志》中作了描述:賽利斯國以樹林中盛產細絲而聞名，絲是灰色的，懸垂於樹上，賽利斯人把它採集後，放在水中浸濕，由婦女加以梳理，再精織成美麗的綺。看得出來，他們當時對絲綢的生產是不了解的，相信絲長在樹上，然而，正是這種神秘感把他們吸引到中國來。公元六世紀，在西方文獻中已有關於絲綢西傳的記錄，米勒《希臘文歷史片斷》載:「在查士丁尼統治期間，某一位波斯人向拜占庭人指出了孵化蠶蟲的辦法。在此之前的任何一名拜占庭人都不懂這種作法。這名波斯人自賽利斯人中返回，把這些蠶卵藏在了其手仗的空心中並成功地將之平安無恙地攜往拜占庭。開春時，他將蠶卵放在桑葉上，桑葉形成了它們的自然食物。蠶蟲誕生，長生並完成了其全部工序。後來，當查士丁尼向突闕人出示拜占庭出產的蠶蟲和絲綢時，突闕人對此表現得驚呆了。「科斯馬斯·因迪科普萊斯特《基督教國家風土記》載:「本處所說的地區完全位於左側(東方)，以至於使大捆的絲綢在相繼經過位於大地內陸的許多民族之手以後便會在很短的時間內到達波斯帝國。因為把泰尼扎與波斯分開的道路經陸路要比海路短得多，所以才有許多絲綢存在波斯。」由於中國向來以「農桑為立國之本」，絲綢在世界上佔有絕對優勢，而絲綢光潔柔軟、富有彈性，穿在身上輕涼透明、異常華美，因而成為世界各國人民夢寐以求的稀世之物，於是爭相運銷，形成了陸上絲綢之路、草原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南方絲綢之路。絲綢之路牽動了歐、亞、非許多國家，把它們捲入了國際貿易的市場，把它們帶入了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網路，於是，陸路和海運漸次開通，人口流動、風氣互通、宗教傳播都隨之而來，僅此一端，對世界文明就起了巨大推動作用。　　

　　中國、印度、巴比倫、埃及是世界上農業發展最早的國家，而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業的發達程度超過其他國家，因而對以農業為基礎的古代世界產生了重大影響。在世界上660多種主要栽培植物中， 起源於中國的就有136種，佔20%以上，居世界第一。農作物的傳播， 是經濟發展的自然趨勢，由於人類生存的客觀需要而自發地擴散起來，既不受國界和政治因素的限制，也不因語言、文字的阻隔而影響傳播，無聲無息地擴大栽培空間。苧麻在新石器時代已經在中國開始種植了，《詩經·陳風》中所說的「東門之池，可以漚紵」的「紵」指的就是苧麻，所以古人多穿葛布，傳到日本後稱「南京草」，傳到英國稱「中國草」，大約在1810年移植法國，1855年移植美國，1860年引入比利時，後來才傳到非洲。中國是茶葉的故鄉，茶樹品種資源豐富，培植了許多名茶，種植面積很廣，唐代就產生了世界上最早的茶葉專著《茶經》，大約在九世紀傳入日本，十六世紀傳入歐洲，十七世紀傳入俄國，1780年傳入印度，1893年傳入斯里蘭卡， 現為世界三大飲料之一。在農業時代，糧食作物的栽培始終占居優勢，而中國很早便有了「百穀」，以後把稻、黍、稷、麥、菽稱為「五穀」。中國與印度、印尼同為世界三大水稻發源地，大約在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新石器遺址中就發現了稻穀，朝鮮、日本及美洲的水稻均由中國傳入。古書上所說的「稷」是指小米，「黍」是指高梁，它們都起源於中國的黃河流域，後來才傳入朝鮮、日本及西亞、小亞細亞和歐洲。法國學者阿里·瑪扎海里著有一本《絲綢之路》，副標題為《中國——波斯文化交流史》，其中談到穀子和高粱，他說:「穀子和高粱是古代中國大陸上的農作物，通過絲綢之路而先傳至波斯，後傳到羅馬。在羅馬，僅僅在儒略·凱撒執政時期才知道了這種作物。羅馬人稱穀子為milium，因為其安息名稱為(h)arezen，也就是hozaran(千粒)。其阿拉伯文名為dokhn、dourra、beyda和modjadi，其德文名字hirze 來自阿薩息斯(安息)或美尼亞名字herzen和erzen(hezaran和milium)。至於高粱，其名sorghum 來自一個伊朗語詞sorkh-crzon， 意為『紅谷』，它是波斯文 gavers (來自gav大的，如同gav-thah、gav-sendouq等和(h)erz組成)的同義詞。由此而產生了阿拉伯文中的djawers。 ……如果說美索不達米亞人或法老王時代的人在希臘—羅馬人之前就知道了這些作物，但眾所周知的是穀子和高粱於儒略·凱撒之前還是地中海地區的新作物，事實證明它們是通過絲綢之路而從中國傳去的。」(注:載(美)羅伯特·K·G·坦普爾《中國:發明與發現的國度》21世紀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大豆即古書上的「菽」，它的原產地是中國，外國人的大豆是最近200多年才傳去的，大約100年前美國才開始引種大豆。此外，蔬菜類的蘿蔔、白菜，水果類的柑桔、荔枝、桃、梨、蘋果、柿、杏等，還有許多花卉，都起源於中國。　　

　　中國古代的手工業也是很發達的，許多產品巧奪天工，在海外以瓷器最享盛譽。瓷器是中國文化的精華，它像是鑲嵌在皇冠上的一粒珠寶，晶瑩透亮，閃閃發光，放射出科技與藝術的光芒。瓷器是中國對人類文明的一大貢獻，發明權屬於中國。在新石器時代早期，裴李崗文化和磁山文化中就有了紅陶，以後，仰韶文化和馬家窯文化又出現了「黑如漆，薄如紙」的黑陶，秦代兵馬俑陶器簡直是世界奇觀。漢代開始發明鉛釉技術，東漢末年完成了由原始瓷器向青瓷的過渡，南北朝時期有了成熟的青瓷器，而在隋唐五代進入高峰期，宋代繼續發展，越窯所產的「秘色瓷」名冠一時，有「九秋雨露越窯開，奪得千峰翠色來」之譽，柴窯的「雨過天青色」、耀州窯的「薑黃」、鈞窯的「鈞紅」和「鈞紫」、龍泉窯的「粉青釉」和「梅子青釉」都很出色。與此大致同時還出現了黑瓷，到宋代大盛，以定窯的「黑定」、福建的「烏泥建」、「黑建」、「紫建」最為著名。從南北朝起始有白瓷，它為影青、青花瓷、釉里紅、鬥彩、五彩、粉彩的發展開闢了廣闊的道路，是瓷器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唐代邢窯的白瓷「如銀似雪，以箸擊之，其音妙於方響」，宋代定窯的「象牙白」也頗名貴，景德鎮窯系的「影青」十分精緻，自元以降青花瓷異軍突起，彩釉中有「釉里紅」、「祭紅」、「孔雀綠」、「嬌黃」、「素三彩」、「郎窯紅」、「美人醉」等精品，清代乾隆間瓷器達於高峰。中國瓷器的外傳，最先可能是朝鮮、日本，自唐以來傳至西亞，東南亞和南亞，以後再傳入歐洲，在世界人民面前展現了一個豐富多彩的文明世界。在中國瓷器風靡歐洲之時，歐洲人心目中的瓷器與中國是緊緊相連的，英國人稱之為 China，它既是對中國的稱呼，又是瓷器的名稱，換言之，瓷器是中國文化的象徵。法國著名小說《牧羊女亞司泰來》的男主人翁雪拉同常戴一頂青斗笠，在人們的思想上留下深刻印象，所以，當中國的青瓷在法國風行以後，人們便把它叫做「雪拉同」。大概在十六世紀以前，輸入歐洲的中國瓷器很有限，大都通過阿拉伯人轉手，因此在歐洲格外珍貴。據說，撒克遜選帝候粵古斯特二世曾用600名御林軍從普魯士國王威廉手裡換取127件中國瓷器，成為世界外交史上的一大奇聞。1604年，荷蘭海軍襲擊葡萄牙船「卡特麗娜」號，從船上掠取了中國瓷器60餘噸，運到阿姆斯特丹拍賣，轟動了整個歐洲。瓷器只不過是中國走向世界的一種產品，使外國人感到新奇的東西還有許多，當我們查閱英文字典時還會發現很多以「中國」命名的發明，例如:不倒翁被稱為「中國翻筋斗者」，墨稱「中國黑水」，白銅稱「中國石」，鋅白稱「中國白色」、青稱「中國藍色」，此外，豇豆稱「中國豆」，白蠟稱「中國蠟」，楝樹稱「中國樹」，月季稱「中國薔薇」，桐油稱「中國木本油」，青菜稱「中國菜」，還有「中華獼猴桃」等等。　　

　　外國人既然羨慕中國的物產，勢必要學習中國的技術加以仿造，於是中國的科技也伴隨著物產而走向世界。有關資料表明，中國向西方輸出的技術很多，例如:鏈斗水車1672年傳入歐洲，輪輾磨傳入歐洲的時間是1607年，冶金鼓風機是1200年，旋轉風扇是1556年， 活塞風箱是1500年，手拉織機是400年，車輪是1200年，弩機是1100年， 陀螺是1700年，風箏是1589年，鑽井技術是1126年，鑄鐵是1300年， 敞肩石拱橋是1883年，鐵索橋是1741年，艉舵船是1180年，火藥是1200年，指南針是1190年，造紙術是1140年，活字印刷是1440年，瓷器技術是1800年。中西之間存在著很大的時間差，譬如:手拉織機在中國一世紀就有了，歐洲在四世紀才出現；鏈斗水車在中國產生於二世紀，歐洲到十七世紀才出現；輪輾磨據說是八世紀產生的，傳到歐洲已是十七世紀；敞肩石拱橋技術產生於七世紀，傳入歐洲已是十九世紀了。周邊國家受中國的影響當然比歐洲要大得多，特別是朝鮮、日本、越南。日本最善於學習，他們接受了中國的技術以後，不但很快運用於生產，而且加以改進、革新，譬如:日本「倭五王」時期，大致相當於我國的南北朝，有一批住在樂浪、帶方的漢族工匠去到日本，稱為「新漢人」，後來被編為豪族的「部民」，按行業分為陶部、鞍部、畫部、錦部等，這些陶工便把製造硬質灰陶的技術傳到日本。到了奈良時期，日本仰慕「唐風」，中國瓷器大量輸入日本，亦有日本工匠隨遣唐使團來中國學習技藝，開始生產上釉的陶器，後來，在宋代瓷器技術的影響下，日本瓷業興起，加藤四郎隨日僧在天目山學制瓷器，歸國後在尾張的瀨戶開窯，世代為業，所制瓷器稱為「瀨戶燒」，在茶褐色底上施黃釉。經過幾百年的研製，到了江戶時期，日本所產的「伊萬里燒」竟然返銷中國。又如鑄造技術，也是「倭五王」時期傳入，但他們經過模仿、消化、吸收，終於制出了「百鍊精純」的日本「寶刀」，使中國人感到驚異。日本從中國學去的紡織技術，後來新創出「倭緞」和「兜羅絨」等產品，而我國「杭州紡織局工亦仿為之」。因為技藝的傳習，往往是一種民間的自發活動，模仿製造或偷師學藝更無人得知，所以疏於記載，但如果認真加以比較研究，世界上許多科學技術，的確源於中國。　　

　　應當說，受惠最早而又最多的是與中國鄰近的國家，特別是朝鮮、日本、越南。這不僅是因為他們在地理位置上與中國距離最近，自古以來就有交往，得風氣之先，而且因為他們引進了漢字，打破了文字的隔絕，有可能閱讀中國的典籍，從而能夠全方位地學習中國，包括語言、文字、文學、藝術、宗教、哲學、科學技術、典章制度乃至生活習俗，這便是所謂「漢字文化圈」。在這個文化圈內，最典型的就是日本，它整個文化都受到中國的熏陶，而且學得很深，有些在中國已經消失了的文化現象至今還在日本保存下來，某些方面甚至還有勝於中國，例如茶道、花道、書道、柔道、圍棋等等。日本原先沒有文字，借用漢字之初純用「音讀」，以後結合日語而改作「訓讀」，經過「萬葉假名」的過渡，逐漸形成了「平假名」和「片假名」，從而促進了日本文化的發展。儒家思想對日本文化影響頗深，從「大化革新」開始便成為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且隨著中國儒學的演變而演變，王陽明的學說推動了日本的「明治維新」。日本的典章制度，大都仿效唐朝，即所謂「大唐法式」，雖然累有變革，但至今仍留下明顯的痕迹。日本的佛教，實際上是中國漢傳佛教的延伸，奈良時期的「南部六宗」與我國南北朝的「六師」一脈相承，平安時期傳入了天台宗、真言宗和凈土宗，鎌倉時期由凈土宗衍化出凈土真宗、時宗、日蓮宗等教派，又由中國傳入了禪宗，主要是臨濟宗和曹洞宗。日本的神道教，雖與本土的原始宗教有密切關係，但深受中國佛教及儒家、道家思想的影響，後來成為日本軍國主義的精神支柱。日本文學，明顯地經歷了「唐風文學」和「國風文學」兩個階段，前期基本上是仿照中國的文學，以後才發展起自己的文學，而且始終沒有脫離中國的影響，包括「和詩」、「物語」(小說)、「狂言」、「能樂」等等。日本的「漢學」特別興盛，研究漢字、漢文典籍，使用漢歷，學習漢醫。中國的書法藝術傳入日本，經過模仿、改進和創新，形成了日本的「書道」，平安時期的「三筆」是「唐樣」的楷模，假名產生後便出現了具有日本風格的「和祥」書法，以小野道風，藤原佐理、藤原行成的「三跡」。最具有代表性，以後又有所謂「黃檗三筆」。繪畫先是「唐繪」，以後發展起「大和繪」，又興起了「曼荼羅畫」、「繪解」、「似繪」等。佛寺建築也是如此，奈良時期多仿唐朝樣式，鎌倉時期受宋朝風格影響出現了「天竺式」和「禪宗式」，以後才逐漸與「和式」融合。日本的古典戲劇「能樂」和「狂言」，淵源於中國的「百戲」。被稱為日本「國技」的相撲，其實是由中國傳去的。大約在唐代中葉，圍棋傳入日本，很快風靡全國，出了不少高手，其精到超過中國。茶道、花道雖被視為日本民族極富特色的文化習俗，其實皆源於中國，但經過日本深化、擴充，又顯得別具一格。諸如和服、和食、和式民居，節日、禮儀、姓名等等，都與中國民俗有關。通過對日本文化的剖析，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國文化對世界的深遠影響。　　

　　歐洲與中國相距甚遠，在古代的交通條件下交往困難，所以，中國文化的西傳主要是通過西亞中轉，波斯、安息、大秦和阿拉伯起了重要的橋樑作用。西方人接觸中國文化，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主要是物質文明，例如絲綢、瓷器之類，科學技術的傳播大概是唐代中葉以後。蒙古人西征使歐洲受到很大的震撼，並打通了中西交通的道路，於是漸有西方人來到中國，出身於義大利威尼斯鉅賈富賈之家的馬可·波羅便是其中的一個。馬可·波羅的父親和叔父因經商來到蒙古，晉見了元世祖忽必烈，後來陪伴使者回國去見羅馬教皇，從他們的口中，馬可·波羅得知在遙遠的地方有個中國，十分神往。兩年後，他父親和叔父接受了羅馬教皇格里高利十世的委派再來中國，馬可·波羅隨同前往。他在中國住了17年，學會了蒙古語、阿拉伯語、波斯語、漢語，隨同忽必烈到全國各地巡視，到過中原、江浙、四川、雲南等地，又在揚州做過3 年江南道副使，因而增加了不少見識。1295年回歸故里，常向人們說起在中國的許多見聞，引起了威尼斯人的極大興趣。不久，威尼斯與熱那亞爆發了戰爭，馬可·波羅不幸被俘，在獄中結識了比薩城作家魯斯蒂切洛，於是根據他的口述和旅行筆記，寫成了《馬可·波羅行記》。這本書很快傳遍歐洲，第一次較全面地向西方人展示了中國的文明，包括繁榮的商業、壯麗的都會、發達的交通、興盛的文化，還有養蠶繅絲、運河開鑿、活字印刷、通行紙幣等等，使西方人大開眼界，知道在世界的東方有一個強大的帝國。誰也沒有料到，這本介紹中國的書，竟然引起了歐洲人的衝動和狂熱，許多商人被書中關於香料島的描寫所吸引，渴望前來尋找香料產地，而書中「東方遍地是金黃」的說法，竟成了地理大發現的動因，哥倫布航行的目標就是中國和日本，「新大陸」只不過是後來的偶然發現，所以，在哥倫布的遺物中至今還保存著一部《馬可·波羅行記》，書上批著密密麻麻的字。不過，西方人對中國文化的了解，始終是不全面的，一方面是他們關心的是有實用價值的東西，另一方面是因語言和文字有很大差別，所以，有關文學、藝術、哲學、歷史、社會的許多方面，他們至今還了解不多，遠不如朝鮮和日本。　　

　　對中國文化的認識，中國人和外國人是不同的，而且差距很大。原因之一，是在長期的封建社會中形成了一個「重文輕理」的傳統，把文學、藝術、哲學、史學當作「國粹」，不屑於研究醫小歷算，更不屑於談工藝技巧。到了近代，研究中國文化的人，多數是搞文史的，對中國古代科技和世界科技了解不深，因而沿襲古人的習性，總是把意識形態的東西看得很重，以致掩蓋了真正有價值的科學技術。原因之二，是近百年來，人們在列強侵略的思想重壓之下，心態起了很大變化，由自大轉為自卑，總覺得「不堪回首」，更不願去提起「昔日的輝煌」，所以沒有一個人象李約瑟博士那樣孜孜以求地研究中國古代科技，總認為那些都是不中用的「老古董」，趕快丟掉「包袱」了事。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想保留的恰恰是中國最腐朽的傳統思想和體制，而不是中國文化的精華。「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是對的，但缺乏理智，沒有象歐洲「文藝復興運動」那樣，竭力去發掘古代有價值的文化瑰寶，加以弘揚光大。時至今日，整理古籍還是「經史子集」那一套，重在經史，不惜血本地翻印許多莫名奇妙的圖書，甚至在「弘揚傳統文化」的幌子下，沉渣泛起，熱衷於帝王將相、宮廷軼事、劍仙俠客、風流才子、風水術數。因為精力沒有用在有價值的方面，看不見古代科學文化的意義，在思想上產生一個疙瘩，總認為古代科技與現代科技毫不相干，因而不承認中國文化具有世界意義。其實，盡人皆知的「四大發明」，對開啟近代世界文明就有重大意義。大科學家弗朗西斯·培根認為，造紙與印刷術、火藥、指南針對於徹底改造近代世界並使之與古代及中世紀劃分開來，比任何宗教信仰、任何占卜術的影響或任何征服者的成功所起的作用更大。　　

　　1990年，在比利時馬爾梅迪舉行的國際造紙歷史協會第二十屆大會上，與會學者一致公認，中國是紙的發明國，蔡倫是造紙術的偉大發明家。蔡倫是東漢和帝時的太監，他在總結前人經驗的基礎上，用麻繩、破布、廢漁網及樹皮造紙，改進了工藝，提高了生產效率和紙張質量，為紙的推廣普及開闢了廣闊道路，「天下咸稱蔡侯紙」。在此之前，中國古代使用的書寫材料都很不方便，限制了文化的發展與傳播。甲骨文是刻在龜甲或獸骨上的，費事不說，而且易於丟失，只能作簡單記事。金文鑄在青銅的鐘鼎上，造價高，鑄字難，只能是短篇小制。後來用竹簡、木牘，寫一本書要許多竹木，竟至需要車載斗量，「書載五車」。改用縑白雖然輕便得多，但費用昂貴，一般人是用不起的。有了價廉物美、輕便易寫的紙，於是可以長篇大論地做文章，可以把大量知識保留下來，可以把信息傳到很遠的地方，也可以傳授給徒子徒孫，文化、教育、科學逢勃發展起來，這是中國文化能夠發達的一個重要物質條件。造紙術傳入朝鮮、日本、越南最早，當在南北朝及隋唐之際。向西傳播，純屬偶然。唐玄宗天寶十年(751年)， 唐朝與大食(阿拉伯)交戰，唐將高仙芝全軍覆沒，被俘的士兵中，有幾名曾是造紙工匠，他們被帶到撒馬爾罕(今烏茲別克)後，將造紙方法告訴了阿拉伯人，於是在撒馬爾罕建起了造紙廠。794年， 又在阿拉伯首都巴格達建立了更大規模的造紙廠。從九世紀起，在阿拉伯半島東南的蒂哈馬和敘利亞的大馬士革先後辦起了造紙廠。大馬士革紙在好幾個世紀都是出口歐洲的主要商品，因此人們都誤以為破布造紙是阿拉伯人發明的，直到1885年，經維也納大學教授威斯特進行鑒定，才證明這種棉紙是中國發明的。1150年，在阿拉伯統治下的西班牙開始造紙，被認為是歐洲的第一個造紙廠。1276年，在義大利的蒙第法諾建立了造紙廠，以後發展成為歐洲的紙張出口基地。1320年，德國的科隆、梅因茲也有了造紙廠。到了十四世紀末，義大利、西班牙、法國、德國都生產了紙張，從十五世紀起，以德國為中心繼續向西傳播，奧地利、俄國、英國及一些北歐國家相繼出現了造紙廠，紙張遍及歐洲。造紙術傳到美洲是新大陸發現以後的事了，1575年西班牙人將造紙術傳到墨西哥，美國造紙始於1690年，以費城最早。1868年，澳大利亞的墨爾本才出現造紙廠，造紙術開始在大洋洲傳播。若不是中國的造紙術西傳，埃及和西亞一帶還使用低劣的葦紙，歐洲大陸使用的是厚重價昂的羊皮紙，整個世界文化的發展進程就會延緩下來，歐洲的「文藝復興」就不可能迅速擴大戰果。紙對現代文明的推動是巨大的，大量的圖書、報刊、印刷品都要用紙，這在信息時代、知識經濟的情況下更顯得重要。紙幣風行全球，人們用不著再攜帶沉重的金屬貨幣。大量的貨物包裝需要用紙，還有建築用紙、生活用紙等等。紙是現代文明的標誌之一，全世界都受益於中國。　　

　　與紙相關的是印刷術，它是人類社會的「文明之母」，正如馬克思說:「火藥、羅盤針、印刷術——這是預兆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項偉大發明。……而印刷術卻變成新教的工具，並且一般地說，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創造精神發展的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推動力。」印刷術的發明權是屬於中國的，它經歷了雕版印刷、活字印刷兩個發展階段。在此之前，甲骨文的刻寫、金文的鑄字、竹簡和木牘的刊刻以及石經、摩崖石刻，都孕育了印刷的某些因素，而印章和拓片直接導致了印刷的產生。雕版印刷創於隋唐之際，唐人馮贄《雲仙散錄》引「僧園逸錄」雲:「玄奘以回鋒紙印普賢像施於四方，每歲五馱無餘。 」其時間在645～664年。1966年，在南朝鮮東南慶州佛國寺釋迦塔內， 發現了一部雕版印刷的《無垢凈光大陀羅尼經》，據考為武則天長安四年—唐玄宗天寶十年(704～751年)刊刻。國內所藏最早的刻本，是唐咸通九年(868 年)的《金剛經》。雕版印刷至唐末漸盛，宋代是它的黃金時代，宋元之際學者吳澄說:「宋三百年間鋟板成市，布滿天下，而中秘所儲莫不家藏而人有。」北宋慶曆年間(1041～1048年)，布衣畢昇用膠泥刻字，欲印則以一鐵范置鐵板上，乃密布字印，「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為神速」，稱為「活字」。但活字發明後並未及時推廣，直到宋末元初才由姚樞道先試行，元代江南一帶改用木活字，王楨《農書》便是用這種方法印刷的，書後附有《造活字印書法》一文。雕版印刷最早傳到朝鮮，時間大約是700年， 韓國陝川郡的海印寺尚存有雙面雕版81258塊。大約在奈良時代後期，日本也仿效中國刻印雕版書。 活字印刷在元末明初傳入朝鮮，稱為「陶活字」， 1395 年印成《通綱目》，以後轉傳到日本，再通過阿拉伯傳播到歐洲。這裡又發生了一個傳奇的故事:中國的紙牌在蒙古人西征和十字軍東征的過程中傳到了歐洲，很快就在德國、西班牙、盧森堡、義大利、法國風行起來。在紙牌的推動下，歐洲也仿照中國的雕版印刷，現在發現最早的印刷品是1423年所印的聖克利斯多夫像，以後，義大利、德國、荷蘭先後成為印刷基地，尤以威尼斯的雕版印刷最為興盛。至於活字傳入歐洲，可能是以中亞為中介，在吐魯番地區發現了十三世紀的木活字，以後通過波斯傳入歐洲，1294年波斯的大不里士出現了元代的紙鈔，從此波斯文中有了「鈔」這一名詞。另一傳播路線是蒙古軍橫掃俄國，然後佔領波蘭、匈牙利，在此之後不久，德國的活字印刷勃然興起，1454年在德國的約翰·古登堡用活字印成了歐洲的第一部拉丁文《聖經》。印刷術對於世界文明的貢獻是不言而喻的，中國正因為印刷術發達，所以自唐宋以來留下的古籍特別豐富，《元典章》、《永樂大典》、《四庫全書》這些宏篇巨著就是絕好的證明。歐洲在十四世紀印刷業的逢勃發展，為擴大「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的影響創造了有利條件。在當今世界，文化傳播具有重大意義，印刷術之功不可磨滅。　　

　　火藥是中國的一大發明，它是用硝石、硫磺和木炭配製而成，著火後引起爆炸。最早記載火藥的是唐初著名醫學家孫思邈的《丹經》，其配置方法稱為「伏硫磺法」，它是煉丹家的發明。不過，火藥發明以後，中國人很少把它用於生產，而是用來制爆竹和焰火以供娛樂。到了宋代，火藥被用作「火器」，北宋曾公亮的《武經總要》中記有引火球、蒺藜火球、毒藥火球三種火藥配方，北宋末年出現了「霹靂炮」、「震天雷」等殺傷力較大的火炮，南宋時又發明了「突火槍」之類管形火器。元代武功極盛，發明了「回回炮」和「西域炮」。火藥與火器的西傳，主要是通過阿拉伯帝國。當火藥傳到阿拉伯時，人們感到新奇，因看去象雪，故稱之為「巴魯得」，意思是「中國雪」，再傳至波斯，他們還以為是鹽，於是取名「中國鹽」。到了十三世紀初，阿拉伯人掌握了火藥的配方，並開始用來製造火器，阿拉伯兵書《馬術和兵器》記載了此事，《單葯大成》也記載了「中國雪」。火器的西傳是通過戰爭，在蒙古軍西征時，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深感火器威力強大，能在較遠的地方發射，擊中後一片火海，於是把它稱之為「契丹火槍」，而稱它的槍頭為「契丹火箭」，到了十四世紀初，阿拉伯人開始製造「火筒」和「突火槍」，並加以改進而發展為兩種「馬達發」(火器)。那時歐洲人還不知火器，他們是在與阿拉伯人作戰中吃了很大苦頭，才學會製造槍炮，據西方文獻記載，義大利始於1326年，法國始於1338 年， 英國始於1340年，德國始於1346年，俄國始於1382年，從此開始了新式的戰爭。火器對摧毀歐洲中世紀的騎士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正如美國學者德克·海德所說:「如果沒有火藥，世界也許會少受點痛苦，但另一方面，中世紀歐洲那些穿戴盔甲的騎士們可能仍然在他們有護城河圍繞的城堡里稱王稱霸，不可一世，而我們的社會可能仍然處在封建的奴役之下。」從這個意義上講，火藥乃是歐洲社會的「催命符」和預兆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助產婆」。不過，後來這些興起的資本主義國家，又用他們製造的槍炮去征服殖地民，用「洋槍洋炮」來攻打發明火藥、火器的中國。然而，火藥的真正意義，既不在於製造爆竹、焰火，也不在於製造槍炮，而在於開啟了近代的文明。倘若沒有火藥，就不可能大規模地開採礦山，不可能大量修築鐵路、隧道和公路，更不可能開鑿蘇伊士運河和巴拿馬運河，許多艱巨的工程都難以完成。　　

　　指南針又是中國的一大發明。早在公元兩千年前，中國人就認識了天然磁石具有指示南北方向的特性，並創造了簡單的測向工具「司南」。到了宋代，出現了三種磁石測向工具，一種是以《武經總要》中所說的「指南魚」，一種是沈括《夢溪筆談》中所說的「指南針」，還有一種是陳元靚《事林廣記》中所說的「指南龜」。指南針發明以後，在中國有兩種用途，一是用於航海，二是測風水的「羅盤」。在指南針發明以前，海上航行「唯望日月星辰而進」，航程短而且多沿海岸航行。到了宋代，海運空前發達，遠洋航行可達東南亞、緬甸、斯里蘭卡、印度和阿拉伯，這固然與海外貿易的發展和造航技術的提高有關，但指南針的作用絕對不可忽視，因為在茫茫無邊的大海里航行，很容易迷失方向。宋代航海使用指南針是有記錄的，朱彧《萍洲可談》說:「舟師識地理，夜則觀星，晝則觀日，陰晦觀指南針。」吳自牧《夢梁錄》說:「風雨晦冥時，惟憑針盤而行，乃火長掌之，毫釐不敢差誤。」阿拉伯當時壟斷通往中國的海上貿易，不少商人常住廣州、泉州、杭州等地，且每搭中國大舶，因此而知指南針的奧妙。在阿拉伯文獻中，最早提到指南針的是穆罕默德·奧菲的《故事總匯》，時間1230年。以後，通過阿拉伯人傳到歐洲，英國斯蒂芬·F ·梅森在他著的《自然科學史》中寫道:「在十三世紀，磁針羅盤在歐洲出現。」自從有了指南針，世界的航海事業突飛猛進地發展，1487年葡萄牙人迪亞士發現南非的好望角，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葡萄牙人達·伽馬繞過好望角而達大西洋，麥哲倫完成了環球大航行，從此，世界第一次開始縮小，原先各自孤立而不相聯繫的大陸和國家被聯繫在一起，正如馬克思所說:「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羅盤針打開了世界市場，並建立了殖民地。」從指南針得到的啟示，使人們去研究機械運動與光、磁、電的關係，為發電機的製造奠定了理論基礎，以後又引發出雷達和無線電。總之，指南針的運用，為世界文化帶來了黎明，加速了世界的聯繫和文明的發展。(注:以上參見沈立新主編《中外文化交流史話》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年1月出版。)　　

　　「四大發明」的世界意義是大家公認了的，可是，獨輪車又算什麼重大發明呢?其實，獨輪車就是傳說中諸葛亮設計的「木牛流馬」，它只有一個輪子，推車的人握住兩根車把，可以在田埂或山間小道上自由行走，據說，還可以安上風帆，乘風疾行。人們之所以把它和諸葛亮聯繫起來，是因為它確實是一種高智能的發明，開闢了人類「車子化」的道路，以後的牛車、馬車、自行車、火車、汽車都無非是它的發展演進形式。風箏，古代稱為「紙鳶」、「風鳶」、「紙鷂」、「風鷂」，是小孩最喜歡的一種遊藝，可我們玩了幾千年卻不得其真諦。西方人悟出了道理，揣摸天空的飛鳥而走上太空，於是發明了滑翔機、雙翼飛機和現代的種種飛機，所以，在美國華盛頓的國家航空和空間博物館裡，首先陳列了風箏，還特別標明:「最早的飛行器是中國的風箏和火箭」。火箭也是兒童的一種小玩藝，點著了火，就衝上了天，到了二十世紀，「火箭」、「飛粉筒」、「百虎齊奔箭」、「四十九矢飛廉箭」、「一窩蜂」等，居然發展為多級火箭，把人造衛星送上了天，還有宇宙飛船。陀螺也是一種兒童玩具，誰也沒有把它看成什麼發明，可是，科學家恩里科·費米卻根據陀螺穩定旋轉的原理，解決了原子反應堆的關鍵技術問題，開創了原子時代。木偶戲是小孩最喜歡觀看的，表演者用十個指頭牽動繩子，木製的小人和動物就活動起來，演出了「哥哥打老虎」之類故事，然而，正是受了這種啟發，人們發明了機械人。釣魚竿上的繞線輪不是也很平常嗎?但它終於導致了大吊車的發明。水磨被看成是一種落後的糧食加工工具，現在大都淘汰了，但它給人以寶貴的啟示，水力可以轉化為機械力，後來便發明了水輪機，利用水力發電。數學家們公認，「0」是中國人發明的，《九章算術》把它寫作「初」、 「端」或「本」，的確，一切都是從0開始，但它並不等於「沒有」， 在任何數字後邊加上0，就可變成10、200、3000、40000……所以，如果沒有0，整個數學就無法建立。算盤是由「籌算」發展起來的，在電子計算機出現以前，它是世界上最先進的計算工具。總之，就在這些看來是微不足道的事物中，卻蘊藏著深奧的科學原理，飽含著中國人無窮的智慧，孕育著偉大的發明創造。不過，中國人向來對自己的發明漫不經心，非要別人點撥才會覺悟。更可悲的是，自己發明的火藥、火器，經外國人一轉手，變成了洋槍洋炮用來打中國，結果來了個「洋務運動」，羨慕西洋「船堅炮利」。　　

　　其實，中國的發明和發現還遠遠不止這些，可能是因為外國人不識或者難學漢字，對中國文化未能透徹了解，而中國人又沒有深入研究，所以還有許多瑰寶沒有被發掘出來。比方說，「天人合一」的思想，過去有人把它看成是一種落後的觀念，可是，現代科學越來越證明，人必須與周圍環境協調一致，保持生態平衡，致使「環境科學」成為當今的一項尖端科學。中醫的「經絡」是很奧妙的，它確實存在，但在人體解剖學上，誰也說不清它是什麼，既不是血液循環系統或神經系統，也不是內分泌系統，據說日本人正在攻這個大關。針炙、推拿和氣功，是一種不用或少用藥物的治療方法，如果能深入研究，病人就可以少吃許多葯。中藥看來也不受人重視，但這些天然的動、植物葯，副作用比化學藥劑要小得多，只不過我們目前還不能精確地測定它們的化學成分，不知道炮製、配伍和煎熬過程中的化學反應，所以還未能認識它的科學價值。中國的詩詞、書畫、戲典、古典小說，已達到相當高的藝術境界，在萬紫千紅的世界文化百花園中，不失為一朵朵奇葩。近年來，外國興起了一股「中國熱」，研究「漢學」、「藏學」、「蒙古學」、 「敦煌學」，還有些外國人學京戲、學相聲，中國文化越來越走向世界，世界人民也日漸了解中國文化。

來源：《貴州民族研究》

（編輯：程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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