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丨鄭偉：走近容庚先生的學術人生——讀《容庚雜著集》

06-22

由曾憲通先生選編、中西書局2014年10月出版的《容庚雜著集》（以下簡稱「雜著集」），是深入了解容庚先生個人的學術、生活，以及先生與近現代學術史上多位著名學者交往的重要資料彙編。2011年，中華書局出版了《容庚學術著作全集》，涵括先生學術專著二十餘種，即文字類八種、金石類十一種、書畫叢帖類五種、論文集一種。其中論文集《頌齋述林》（以下簡稱「述林」）是在原先由香港翰墨軒出版有限公司印行的同名著作的基礎上增益而成的，分甲（專著目）、乙（雜文目）兩編。至此，容庚先生的「雜文集」便有了五個版本，即天津版（即《容庚選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台灣版（即《頌齋文集》，台北「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4年）、香港版和北京版（這兩版均名為《述林》）、上海版。前四版所收雜文均在40篇左右，而中西書局版的《雜著集》「所收各類原始文本共100餘號，計160餘篇（含書信）。按內容分為『傳譜類』、『序跋類』、『評述類』、『書信類』四個部分」（見曾憲通先生撰「前言」）。部分篇目為首次發表，如《我的自我鑒定》手稿（《雜著集》，25—26頁，下文隨文括注之頁碼，均指此書），是容老內心思想的真實記錄。其他如《容庚著作印行表》（27—30頁）、《頌齋鬻書約》（89頁）、致蕭項平（時任中華書局總編輯）討論容老的論文集篇目的去取問題（424—427頁），以及寫給容肇祖、容琬等人的家信（435—437頁）等。

容庚畫像

1941年吳江徐熹所寫，1970年容庚自題《論語》名句

若從發表《雕蟲小言》（1920）算起，容庚先生的學術生涯超過六十年，漫長而精彩，著作等身，在文史、考古、書畫、古文字、青銅器等領域都有傑出的貢獻。下面結合《雜著集》所錄容庚先生的各類文章，從三個方面略談筆者讀後的感受。

第一，忠誠學術，矢志不渝。不管時代風雲如何變幻，容庚先生始終沒有放棄對學問的孜孜追求。1922年先生北上，先投考朝陽大學，後入北大國學門讀研究生，1925年7月，先生著《金文編》由天津貽安堂印行。同年9月廣東大學來聘，當時考慮到北平的學術資源更豐富，可以做出更大的成績，就沒有選擇歸里赴任。容庚先生於1926年受聘燕京大學，次年任《燕京學報》編委會主任。1929年被聘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約研究員。1933年初，先生開始了另一部名山之著《商周彝器通考》（以下簡稱「通考」）的編寫。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北平淪陷，北方大部分的高校、研究所和科研人員紛紛避亂南遷。此時的容庚，家庭負擔沉重、經濟窘迫，更重要的是，他多年辛苦收集的大量文物、書籍、拓片等重要數據無法安全、妥善地轉移和保存，正在進行的《通考》一書的撰寫工作，也讓他無法棄之不顧。出於種種考慮，先生選擇了留在日偽控制下的北京大學任教，直到1946年。在這期間，《通考》、《頌齋吉金續錄》、《西清彝器補遺》、《頌齋讀書記》等重要著作相繼完成，為我國文物工作的保護與研究，做出了不容磨滅的貢獻。在抗戰烽火燃燒的歲月里，容庚先生積极參加抗日救國會、編寫抗日救亡宣傳冊子、發動募捐、主編進步通俗刊物等（16頁），這都無疑表明，先生並非是個「不問窗外事，只讀聖賢書」、不知愛國救國的書獃子，相反，他始終抱有正確的革命主張，「未有不犧牲之民族而可以立國者，未有無抵抗之民族而可以立國者，弟絕對主張抗日」（《答張蔭麟書》，378頁）。只不過在利弊權衡之後，他考慮更多的，是如何賡續中華學術、保護文化遺產。

新中國成立以後，先生先後任教於嶺南大學和中山大學，直至逝世。其弟容肇祖曾說：「容庚一生追求學術的成就，走向社會以後，幾十年如一日。」（《容庚傳》，21頁）從容庚先生與郭沫若討論《金文編》序的去留事宜來看，也可見其一斑。1957年5月2日，先生致函郭沫若，就《金文編》重版（第三版）時原序的去留問題，向郭徵求意見（409頁）。先生主張應保留羅（振玉）、王（國維）二序（1939年商務第二版曾刪去初版的羅、鄧〔爾雅〕二序，保留了王、馬〔衡〕、沈〔曾植〕三序）。羅、王兩位對容庚先生的學術生涯，影響之深遠是不言而喻的。1922年，羅氏充分肯定了《金文編》的學術價值，並將其引薦給馬衡，先生因此得以入北京大學國學門讀研究生（《頌齋自訂年譜》，32頁）。同年，先生與王國維開始學術通信（《王國維全集·書信》，中華書局1984年，338頁），直到王氏自沉前一天，王、容二人還有過一次長談（33頁）。王氏辭世不久，先生於《燕京學報》發表《王國維先生考古學上之貢獻》（亦收入《雜著集》，188—204頁）一文，以表紀念。1957年5月14日郭致容函，認為「羅王二序……我意均可不必列入。羅序所言已成定讞；王序簡略，無關宏旨」（《郭沫若書簡——致容庚》，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140頁）。郭氏的建議，除了學術以外，或許還抱有政治因素的考慮。羅、王二人皆晚清遺老，政治觀念守舊，尤其是羅氏，「清社既屋，眷念故主，隨諸遺老後，謀復辟以行帝制，晚節末路，為世所嗤」（張舜徽《羅振玉學術論著集·總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2頁）。在當時的形勢下，郭氏建議刪去羅、王二序，是很正常的事情。1959年，《金文編》作為考古學專刊乙種第九號，由科學出版社印行，保留了馬、王二序。可見，容庚先生對原序的去留，是有著自己的想法的，而考慮問題的出發點，最重要的仍然是學術本身。

1957年郭沫若致容庚信，討論三版《金文編》事宜

第二，重視文字學的應用研究，關心漢字的前途。曾憲通先生對容庚先生在文字改革方面的成就，做過如此評價，「先生以一個古文字專家的學識和眼光從事漢字簡化的工作，有許多獨到的見解值得後人深思」（見《雜著集·前言》，6頁）。《雜著集》收錄了五篇與之有關的文字，包括（1）《簡體字典序》（1936年，96—97頁）、（2）《輪廓字序》（1952年，98—99頁）、（3）《我對於漢字簡化方案（草案）的意見》（1955年，247—254頁）、（4）《漢字簡化不容翻案》（1957年，255—258頁）、（5）《致〈光明日報〉記者書》（未刊，440—441頁）。容庚先生在燕京大學的同事、同樣是傑出的古文字學家的陳夢家（1911—1966），也曾對文字改革的問題發表過不少看法。2006年中華書局出版的《夢甲室存文》（「陳夢家著作集」之一，以下簡稱「存文」）收入了《介紹王了一先生漢字改革》（1942.2）、《略論文字學》（1957.2）、《慎重一點「改革」漢字》（1957.5）、《關於漢字的前途》（1957.5）等多篇與此有關的論文。陳夢家的基本看法，包括「改革漢字的困難太多，不如不改革的好」、「要革它而代之以拼音文字，我想這樣的主張不是不對，而是太早」、「簡化漢字要有步驟，有原則。不要圖快，不要隨便簡」（見《存文》230、241、247頁）等等。相較而言，容庚先生也支持漢字改革、漢字簡化，同時所談的問題則更加細緻，比如從合併偏旁的角度簡化漢字之前，應該先進行部首的改革，像「又鳥（雞）、馬戶（驢）」之類便是不成功的例子（96頁）；又如改革要制定全面的計劃而不能臨時起意，筆畫繁多的字可以用新造字來代替，要使用同一的寫法而不宜把印刷用字和手寫用字分開（250頁）；不能以古書翻印的需要為由而否定簡體，而應該以變化的眼光對待漢字字形，承認漢字簡化是符合歷史規律的正確做法（258頁）等。先生的這番見解，既正確地指出了漢字改革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同時也理性地、建設性地提出了漢字改革的具體程序和措施。後來的漢字使用的事實表明，先生的各項主張無疑都是經得起考驗的。

語言、文字都是交際工具，前者是第一位的，後者是前者最重要的輔助性工具。自古以來，漢民族共同語指的是書面語，民眾的口語是有方言差別的。容庚先生指出，《周易》、《尚書》所記錄的語言是否就是當時的口語，是頗值得懷疑的；《論語》、《孟子》、《史記》等書的語言，很可能只是當時作為標準語的文言音。戰國以後的「書同文」政策，只是對各國所用漢字寫法的統一，「用通語來替代了方言，這應該是我國語言文字學上的一個值得注意的特徵。」（440頁）先生對通語與方言、文言與口語、語言與文字等辯證統一的看法，也都是真知灼見。

第三，收集、刊布基本資料，重視目錄學工作。容庚先生說過：「我國向少通檢一類的工具書籍，為了研究某一問題，治學的人，平日專靠博聞強記，方法是不夠的。」（《歷代名畫著錄目序》111頁），「目錄之學，為治學之階梯」（《略評〈書畫書錄解題〉》，319頁）。先生認為，編輯、出版基本資料，不僅可以供自己研究，更加可以方便他人，遠比僅僅自己拿來著書立說來得有意義；同樣地，論著目錄為他人的學習與研究提供了按圖索驥的便利，避免了學者們各自閉門造車而白白地浪費精力。眾所周知，先生涉獵廣泛，學術領域以金石文字、書畫、考古、青銅器為中心，旁及漢語史、古代文學等，而文編、目錄方面的著作也是蔚為大觀。《金文編》（1925年初版）、《寶蘊樓彝器圖錄》（1929）、《秦漢金文錄》（1931）、《頌齋吉金圖錄》（1933）、《武英殿彝器圖錄》（1934）、《金文續編》（1935）、《海外吉金圖錄》（1935）、《善齋彝器圖錄》（1936）、《頌齋吉金續錄》（1938）等，是金石學、古器物學、古文字學方面極為重要的基本資料，而1941年由哈佛燕京學社印行的《通考》是彙集了資料與研究兩方面成就的巨著。於省吾先生對該書的序中說：「此書之作，分章輯述，究極原委，甄錄載籍，參以己見，撢遂賾，理紛拏，辨群言之得失，成斯學之鈐鍵，洵為空前之韌作，稽古之寶典矣。」評價並非過譽。像容媛《金石書錄目》（史語所單刊1936年）、孫稚雛《金文著錄簡目》（中華書局1981年）等，也是在先生的影響下編成的。書畫方面，容庚先生所撰《頌齋書畫錄》（1936）、《伏廬書畫錄》（1936）、《從帖目》（1980—1986）、《歷代著錄畫目續編》（2007）等目錄學論著，無一不是嘉惠學林、澤被深廣之作。

容庚致劉體智書

中華版《容庚學術著作全集》收入先生包括專著、講義、書目、圖錄、文集等在內的論著20餘種，內容宏富，洋洋大觀。對於一般的讀者來說，卷帙略顯龐大，同時內容精深，不易掌握。如果想要在短期內了解容庚先生的治學旨趣、學思歷程、學術道路、生活點滴等諸多方面，《雜著集》無疑是更好的選擇。白璧微瑕，該書也偶有小誤，如：（1）32頁10行，「發現」依原文應作「發見」，同頁18行「《甲骨文字之發現〔見〕及其考釋》載《國學季刊》第四期」應刪去，因為容先生此文發表於1923年，該年已有記錄。《頌齋自訂年譜》還收於2004年分別由廣東人民出版社、中山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容庚容肇祖學記》（223頁）和《容庚文集》（661—668頁），可見原文亦誤。（2）188頁倒6行，「廣倉學窘」，「窘」為「宭」字之誤。但總體而言，不論是編排設計、圖版選擇、文字編輯，還是書的內容本身，都是可讀性很強的上乘之作。

（《容庚雜著集》，曾憲通編，上海：中西書局，2014年10月第一版，定價42元）

作者簡介：鄭偉，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紫江青年學者」，主要從事漢語史方面的教學與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