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冷戰」：中國實現中蘇關係正常化的歷史涵義-中國選舉與治理網

提要：從中國與冷戰關係的角度看，中蘇關係正常化的進程反映了中國對外政策逐步擺脫冷戰時期形成的戰略思維框架，以及中國決策層在改革開放中逐步形成和豐富起來的外交新理念。建國初期，中國領導人選擇的發展戰略是追隨蘇聯的模式，對外政策則選擇了「一邊倒」與蘇聯結盟。經歷了近三十年的動蕩與波折，中國領導人終於提出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並選擇了「獨立自主的不結盟的和平外交」，這標誌著自1950年代末以來，中國的國家發展戰略與外交政策終於又一次實現了根本性的協調，其結果就是「告別冷戰」。關鍵詞：冷戰中蘇關係 鄧小平本文的目的是論證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實現中蘇關係正常化與中國最終「告別冷戰」之間的關係。這裡所謂的「告別冷戰」就是指中國退出冷戰，它至少包括三層內容，即：中國安全戰略和對外政策的指導思想逐步擺脫在國際冷戰環境中形成的思維模式的桎梏；中國的對外政策逐步轉變為在冷戰中保持中立；中國對外關係逐步發展並最終形成一種超然於東西方兩大集團對抗的態勢，其突出的表現是經過四十年的反覆後，中國終於能夠同時與兩個超級大國保持正常關係。在中國學術界和政策分析領域的話語中，「冷戰思維」這個概念通常是指美國或蘇聯有關冷戰以及相關的安全戰略和對外政策的一套概念和邏輯。當時的中國領導人雖未使用「冷戰」這一概念，但這並不意味冷戰的大環境對中國對外政策沒有影響，只是中國領導人的相關認識和論述帶有「中國特色」。中國領導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基本形成了對國際冷戰和中國對外政策的一些關鍵性問題的認知，以及構成並表達這種認知的邏輯和一套概念體系，這對後來的中國外交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它們大致包括：對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的認識--美國與蘇聯的對抗是世界政治中的主要矛盾，先是美國、後是蘇聯相繼成為矛盾的主要方面：對冷戰時期戰爭與和平問題的認識--世界大戰不可避免，一個或兩個超級大國構成戰爭的主要策源地：對中國在東西方對抗中的地位的認識--或者是「非楊即墨」，或者是「兩個拳頭打人」，在大多數情況下是與一方結合，反對另一方，「兩個拳頭打人」的狀況在1980年代以前只持續了四五年；對國家安全戰略的認識--美國或蘇聯總是「亡我之心不死」，中國國防必須立足於大打、早打、打核戰爭，並在外交上爭取建立國際反帝、反霸統一戰線；對對外政策中意識形態問題的認識--由於斷定面臨來自外部的顛覆、「和平演變」的威脅，進行意識形態鬥爭必須是對外政策的主要內容之一。 這裡只是簡單地概括而已，全面和系統地梳理並分析中國在國際冷戰環境中形成的思維模式，還是有待進行的工作。所有這些重要的觀念與中國領導人應對冷戰的各種政策之間的關聯性，也是需要專門探討的。1990年代初，冷戰隨著東歐國家發生巨變和蘇聯解體而突然結束。在這個堪稱天翻地覆般的世界大變局中，中國克服了內政外交方面遇到的巨大困難，比較穩定地度過了那個時期，並從1993年再次邁開了迅速發展的步伐。中國外交能夠比較穩定地過渡到後冷戰時代，主要取決於中國決策層制定的內外政策，正是那些內外政策使中國能夠處於一種相對超然的國際地位。甚至可以做這樣的推論，即使冷戰不像後來那樣突然結束，中國也不再可能、更重要的是不會再有任何意願，繼續在美蘇的角逐中扮演活躍的角色。不論是從中國外交指導思想的本質，還是從中國對外關係的狀態等哪個角度看，都是如此。這個轉變並非一蹴而就，它經歷了將近十年才得以基本完成。其中有一個特別重要而且極具象徵意義的事件是，在冷戰即將結束的前夜，中國與蘇聯在1989年5月18日簽署《中蘇聯合公報》，實現了與蘇聯關係的正常化。以中蘇關係正常化為標誌，中國超然於冷戰的外交態勢基本形成。之所以說中蘇關係正常化特別有象徵意義，首先是因為中國捲入冷戰與中蘇關係直接相關。1950年2月14日， 中國與蘇聯簽署同盟條約。這一歷史性的重大事件並不僅僅是導致冷戰向東亞大規模蔓延的重要因素之一。從中國與冷戰的關係的角度看，中蘇結盟同其他一系列事件結合在一起，推動中國越來越深地被捲入冷戰，並導致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不久，便站到了東亞冷戰的最前沿，作為蘇聯的盟友並長期與美國對抗。歷史就是如此地富有戲劇性：中國是通過同蘇聯結盟而捲入冷戰，在四十年後又通過同蘇聯實現關係正常化而徹底退出冷戰。當冷戰終於結束的時候，中國已經自外於這場兩個超級大國的競爭，並為自己找到了能夠在驚濤駭浪中站穩腳跟的基石。僅此一點，就足以引起對過去一些重要結論的再思考。其次，1980年代中國對蘇聯政策的轉變，幾乎是與中國的國家發展戰略和國家安全戰略的調整同步進行的。中國對蘇聯政策的每一次重要調整，並非像很多論著所描述的那樣，僅僅是基於早已確定的方針而對蘇聯對華政策變化做出隨機和簡單的回應。中國領導人在每個階段做出選擇的背後，都蘊含著他們對中國對外政策所涉及的一些關鍵性問題的反思。換句話說，中國對蘇聯政策變化主要是中國決策層一些重大認識變化的結果。至少從1982年夏季以後，是中國主導了中蘇關係正常化的進程。當然，肯定這一點，並不意味著肯定中國的政策在每個階段和每個方面都是合理的。這類的分析需要更多的檔案開放，並對中蘇雙方的政策進行比對。中蘇關係正常化之於中國對外關係特別重要，毋庸贅述。不過對此雖多有論證，尚無在中國外交與冷戰之關係的視角下的分析。國內有關1980年代中國對外關係的專門論著數量不多，主要成果差不多都反映在教科書中。其中涉及中蘇關係正常化的內容多為描述中國政策的發展過程，並將這個事件作為一個成功的行動加以讚揚。這些成果都將中蘇關係正常化置於改革開放後中國外交全面調整的大背景之下，不過它們也都凸顯這樣的看法，即中國最初決定改善中蘇關係差不多是「不失時機地」對蘇聯的行動做出回應，至少主要是這樣。特別是它們均未分析如下一些問題：中國對蘇聯政策調整之所以時間較長的原因；中蘇關係破裂的經驗以及1970年代強調蘇聯威脅遺留的影響；在冷戰背景下中蘇關係與中美關係之間難以避免的互動；以及中國領導人對全球和地區安全形勢的認知變化，等等。這些問題正是本文試圖論述的，不過需要說明的是，它們並非中蘇關係正常化所涉及的全部問題。一1979年4月3日，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七次會議宣布，1950年2月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期滿後，將不再延長。同時中國政府發表聲明，向蘇聯建議舉行雙邊談判，消除關係正常化的障礙。此後中國政府於7月同意首先在莫斯科舉行副部長級談判。與以往談判的姿態相比，不以解決邊界問題作為先決條件和同意首先在莫斯科舉行談判，至少顯示中國對蘇聯的政策開始發生變化，而且基本可以肯定這是最高決策層的決定。不過從後來的發展看，對蘇政策變化很可能僅僅是國內政策變化所帶動的一個結果。有外交官回憶說，1979年1月鄧小平訪問美國以後，中國領導人就「明顯感到，在改善中美關係的同時有必要調整"大三角"中的中蘇關係」，以便造成更有利的國際環境。 這一回憶將中國領導人開始考慮調整對蘇聯政策的時間提前到1979年初，對此需要經認真考察才能確定。如同中國對外政策發展的許多階段一樣，這一時期主導中國對外政策包括對蘇政策轉變的主要因素，是國內政治的巨大變化。中共中央確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治路線和以改革開放為方向的國家發展戰略，導致中國對外政策的各個領域開始相繼發生變化。簡而言之，新時期中國對外政策發生根本性轉變的動力，主要來自於國家發展戰略的轉變。不過同樣重要的是，必須重視已經長期執行的對外政策、尤其是其中包含的一些主要問題的重大影響。中國對外政策的發展與國家發展戰略客觀上至少也需要相輔相成，對外政策中的一些根本性問題對於制定國家發展戰略同樣也是根本性的。根據中國領導人長期一貫的思維邏輯和論述框架，如果他們不能合理和有說服力地論證諸如「時代」、「形勢」、「格局」、「力量對比」、「外交基本方針」等認知結構中的基本概念，並提出和有效地執行相應的政策，改革開放的大戰略也無法確定並得到廣泛支持，至少也會比後來看到的要困難得多。中國對外政策演變的歷史已經證明，那種主要是由國內政策重大變化而引起的對外政策轉變，通常都是滯後的，而且並不會立刻反應在對外政策的各個領域。另一方面，新時期的對外政策在時間上是同十年「文革」的極左外交相連接的。如同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政治路線要鞏固和發展，就必須要在各個領域撥亂反正一樣，在對外政策領域也必須清除此前極左外交的影響，才有可能逐步形成新的政策。實際情況表明，中國對外政策的轉變是緩慢實現的，落後於中國國內政治的劇烈變化，相關認知框架的變化更為緩慢，而對蘇政策的轉變可能是其中最為滯後的。中國極左外交主要包括四個方面，即對傳統的「時代」學說持一種教條、僵化甚至極端的態度；對中國國際地位的基本估計和對中國影響國際事務的能力估計過高；否認或不重視國家利益在制定和實施對外政策中的首要地位；在政策上「四面出擊」和四面樹敵；等等。當時在這種框架中勾畫出來的世界基本圖景，必然是極度緊張和充滿戰爭危險的。特別是對國際緊張局勢的認知同國內持續不斷的政治運動造成的緊張環境互相促進，互相強化，造就了70年代中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即保持高度的警惕和緊張的戰爭準備，應付隨時可能出現的世界戰爭或大規模的外敵入侵。正是上述戰略及其賴以產生的思維方式，導致在1970年代中期以後很長一段時間裡，中國領導人將相當大的精力用於建立和維護所謂「一大片」、「一條線」的國際反蘇統一戰線的政策。迄今為止中國學術界還沒有對那個時期的這些政策進行更深入的審視和反思。從後來中國領導人認識世界政治的基本框架看，毛澤東謀求建立國際反蘇統一戰線的「外交戰略」，很可能是建立在誤判蘇聯威脅的程度的基礎上，而這很可能也是導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要用相當長的時間改變對蘇政策的主要原因之一。如前所述，中共中央在1978年末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已經做出將工作重心轉移到實現國家現代化的軌道上。這一重大決定對中國領導人改變對外政策的影響至關重要。根據中國戰略思維的基本特點，其影響至少包括這樣兩個最基本的方面：第一是需要回答，是否會有相對比較長時間的和平與穩定的國際環境？在1975年初召開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曾適當調整了對爆發世界大戰的估計，認為「革命和戰爭的因素都在增長」，意即有可能推遲世界大戰爆發的時間。此一調整得到毛澤東同意。鄧小平當時據此說明，「五年以內打不起來」。不過很難證明中國領導人在此問題上的共識達到何種程度，不少資料表明，他們仍然認為中國面臨著甚至可以說是相當嚴重的安全威脅。事實上，從1977年8月召開的中共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以及隨後中國政府的主要媒體發表的評論看，中國領導人明確地表示，他們相信存在著大規模戰爭的危險。特別是這種看法由於蘇聯入侵阿富汗，在1980年代初一度迅速強化。隨之而來需要回答的第二個問題是，在存在戰爭危險和嚴重安全威脅的情況下，中國能否通過制定和執行恰當的戰略和政策，塑造一個適應中國發展戰略的安全環境和對外關係結構。中蘇關係緊張和對蘇聯威脅的嚴重擔心，是中國決策層在1970年代初斷定世界大戰不可避免和大規模外敵入侵不可避免、甚至戰爭已經迫在眉睫等的重要原因。那時中國進行大規模、長時間的戰備，就是為了應付蘇聯可能對中國發動的侵略戰爭。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的人當時差不多都對蘇聯侵略中國的「狼子野心」懷著深刻的警惕。有關著作對此多有著墨，在此不展開論述。觀念的相對穩定性決定了人們的認識經常落後於現實。1970年代初在中國形成並保持了相當長時間的對蘇聯威脅的估計，不可能迅速消退。直到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中國領導人的思路是，有必要而且也有可能通過執行適當的對外政策，為中國贏得一段發展經濟的和平時期。結果是這個時期中國外交中出現了這樣的現象：一方面強調中國的現代化進程需要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另一方面對國際形勢的判斷卻趨向嚴峻，認為蘇聯威脅至少是沒有減輕，中國甚至面臨蘇聯入侵的威脅。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政治報告稱：「蘇美兩家是新世界大戰的策源地，特別是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具有更大的危險性」，中國「面對帝國主義特別是社會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威脅，蘇修亡我之心不死」。 11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編輯部文章論述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試圖在中國政局轉換的時刻，從理論上肯定毛澤東後期對外政策的權威性。 「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從提出起，就同建立反蘇國際統一戰線有直接的關係。由於仍然認為蘇聯威脅很嚴重很危險，中國領導人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一段時間裡，繼續堅定不移地執行毛澤東在1973年2月到1974年1月相繼提出的所謂「一條線」、「一大片」戰略，這也被稱為是「國際反霸統一戰線」。最具代表性的是，鄧小平在1980年1月中共中央召集的幹部會議上提出，80年代的三大任務是反對霸權主義、實現祖國統一和加緊經濟建設。其中的反對霸權主義就是反對蘇聯。由此可以看出，中國領導人對蘇聯威脅的擔心達到何種程度，以及他們確實在認真準備應付這種威脅。顯然，中共中央工作重心的戰略性轉移雖然帶動了對蘇政策變化，但遠不能說這個變化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和重大的。中國領導人為了確保工作重心順利地轉移，甚至有可能寧願用更多的外交和其他資源來防範所謂的蘇聯威脅，以取得穩定的國際環境。歷史進程的戲劇性也許正在於此。這裡需要指出一個一直被忽視的重要因素，即中國現代化模式的選擇，很可能同樣導致了中國對蘇政策轉變的滯後。從歷史上看，導致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成立之初便決定「一邊倒」向蘇聯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領導人當時寧願選擇蘇聯式的發展模式。1949年夏季，劉少奇秘密訪問莫斯科之所以能夠為中蘇同盟奠定基礎，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共中央決心要「走俄國人的路」。很多研究都將注意力放在劉少奇與斯大林的會談。實際上在四十多天的訪問中，劉少奇只同斯大林會晤了六七次，其餘很多時間是在參訪蘇聯政府、企業等等。人們能看到的，是他帶回了一批蘇聯專家和貸款；但是無法直接看到的，是他已經裝在腦子裡的蘇聯發展模式，但這是可以推斷出來的。因為後來新中國就是按照這個模式來開始國家重建的，其影響、包括對中國對外政策的影響，至深且久。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進程看，中國領導人在歷史轉折的關鍵時刻，與1949年正相反，實際上是從否定蘇聯模式而開始了改革的長征。這既是基於歷史的經驗，也是當時一些重要事件造成的。從目前能夠獲得的資料看，1978年夏季中國派出的大批出訪團起了重要作用，其中影響最大的是由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率領的西歐五國訪問團。該團於1978年5月2日至6月5日考察了西歐五個國家，隨後撰寫了詳細的報告，呈報中共中央。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聽取了谷牧的彙報。此後，鄧小平本人又專門聽取了谷牧彙報，並做出指示。在7月的國務院務虛會上，中國領導人再次討論了如何學習外國的成功經驗。 會議討論的詳情現在還不清楚，對本文來說，最有意義的是會議確定的向西方學習的方向，決定了當中國領導人開始推行現代化戰略的時候，很難從積極的方面對中蘇關係予以重視。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重新肯定向西方學習對中蘇關係的影響是相當複雜的。一方面，它的確導致中國領導人對處理中蘇關係的關注程度不高，但另一方面也清除了改變對蘇政策的一個巨大障礙，為改善中蘇關係提供了一個合理的邏輯。中國領導人下決心在國家現代化過程中向西方學習，不可避免地會導致對中國以往發展模式的重新思考，甚至否定。由於毛澤東後期對中國發展模式的選擇，是同中蘇意識形態大論戰密切聯繫在一起的，對中國發展道路的重新思考必然導致重新評價論戰中的一些關鍵問題。伴隨著對什麼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大討論，中國報刊逐步開始公開討論所謂「社會主義模式」的多樣性，並批評對待社會發展道路的教條主義的態度，認為「中國沒有壟斷真正的社會主義稱號。各個社會主義國家有權實行自己的政策」。「不應用抽象的原則性的名稱把這個或那個國家說成是"社會主義"、"修正主義"或"資本主義"」，等等。顯然，當中國領導人以開放的姿態重新思考中國的發展模式時，他們已經為終止中蘇意識形態論戰提出了合理的邏輯。而且隨著對「文革」的否定，他們也逐漸終止了對所謂蘇聯「修正主義」的批判。這些基本的變化對改變對蘇政策是極為重要的，表明中國領導人已經不可能再將意識形態爭論作為中蘇關係的內容，當然意識形態爭論更不可能再成為改善中蘇關係的障礙。這些變化此時只不過還沒有延伸到對蘇政策的思考之中。可以說中國的安全戰略和發展戰略從兩個關鍵的方向上，決定了中國對蘇政策轉變的進程和時間表。總的看來，中國政治形勢的變化顯然影響到中國領導人對中蘇關係的思考，但中國這時採取的外交行動很難說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儘管有間接的資料表明，當時的主要領導人幾乎都參與了決策的過程。甚至可以推斷，中國領導人並沒有花足夠的精力考慮相關的問題。與他們處理中美關係的情況相比，尤其如此。中國在《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終止後，向蘇聯提出為重新規範兩國關係簽訂新的協議。但1979年9月開始的談判表明，兩國間並不存在解決問題的基本氣氛。談判很快便因蘇聯入侵阿富汗而不了了之，儘管這些談判在緩和中蘇關係的氣氛上起了一些作用。總而言之，直到1982年中共十二大召開前，中國對蘇聯的政策仍然受到毛澤東後期處理安全戰略和對外政策的重要影響。當然，蘇聯這個時期的擴張行動和對華政策，同樣是影響中國有關政策的重要因素。特別是蘇聯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和蘇軍入侵阿富汗，加劇了中國的不安全感，導致中國領導人對蘇聯威脅的判斷明顯趨向嚴峻。隨後中國展開了一些重大行動，包括參加對蘇聯的制裁，如不出席莫斯科奧運會等；1981年夏季在華北舉行大規模軍事演習；為建立反蘇國際統一戰線做出更為堅決和巨大的努力；最重大的行動是在中越邊境發起自衛反擊戰；等等。二儘管中國領導人從1979年開始緩和中蘇關係時帶有很大的局限性，不過從這時起到1980年代中期，中國的內外形勢中出現的一些重大的變化，對中國對蘇政策產生了潛在的或直接的影響。這些影響導致在1982年9月中共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確定新的對外政策的同時，中國領導人也決心邁開中蘇關係正常化的步伐。誠如上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以經濟工作為中心的戰略方針，決定了中國有必要締造一個相對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中共中央工作重心轉移的依據和成敗，至少部分地取決於對外部環境的判斷。另一個不容忽視的更為直接的因素是，從1960年代中期開始迅速增加的國防費用，已經對發展經濟構成了嚴重的負面影響。如1968年軍費佔到國家財政支出的26.11%。在最高年份的1975年，軍隊數量達到610萬。鄧小平在1975年主持軍隊工作期間，就提出過裁軍方案。到1976年底，解放軍總人數已經比1975年減少了13.6%。 不過1979年的國防費用仍占財政支出的17.3%。鄧小平在1980年3月明確提出，中國「軍費相當大，這不利於國家建設」，「如果能夠節省出一點用在經濟建設上就更好了」。實際上在「文革」後期，已經有過軍隊交回部分軍費以幫助政府解決財政困難的情況。 顯然，不論是國家戰略的轉變，還是經濟建設面臨的實際困難，都促使中國領導人切實思考諸如「戰爭」、「威脅」等的真實程度。目前尚無法看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的相關思考和討論的主要檔案文獻，隨後圍繞所謂「時代」主題的討論或爭論的過程，還無法被清楚地描述出來。不過可以大致確定，中國決策層一直在或者說不得不關注和認真地思考「戰爭」與「時代」等被認為是把握國際政治的基本問題。1977年8月26日，鄧小平在聽取中共中央軍委座談會小組討論情況的彙報時說，他在1975年已經談過未來五年內不可能有戰爭，現在可以在有限的範圍內傳達。不過他還是認為需要「提高警惕」。從鄧小平的談話中可以推斷，他希望通過隨後召開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就戰爭問題做出比較明確的判斷。目前還無法了解後來軍委擴大會對戰爭問題的討論和決議。從已經公布的鄧小平在12月中央軍委全體會議上的講話看，他一方面認為「可以爭取延緩戰爭的爆發」，同時仍然強調要防備「別人早打、大打」。 此前不久召開的中共十一大有關決議表明，中國領導人這時並沒有改變持續了十年之久的看法，即存在著發生蘇聯對中國大規模入侵的危險。從一些間接的資料推斷，中共十二大前後中國領導人才逐步達成這樣的共識，即不論是世界大戰還是對中國的大規模入侵，在未來較長時間裡都是不可能發生的。確切一些地說，1982年前後，中國領導人的有關認識基本回到1956年中共八大對國際形勢的基本判斷。用他們的話說就是，戰爭的因素依然存在，但是世界和平的力量超過戰爭的力量，爭取實現一個較長時間的國際和平環境是有可能的。儘管這類結論這時尚未被直接聯繫到對「蘇聯威脅」的重新認識，其中的邏輯是清楚的，即所謂的「蘇聯威脅」至少也是被明顯地誇大了。中國領導人對戰爭和威脅認知的變化，與中國同美國和蘇聯的關係、特別是與蘇聯關係的變化，是相輔相成的。1970年代初促使中美從對抗走向和解的主要因素，是對付蘇聯擴張和結束印度支那戰爭的共同利益。隨後一段時間，中國一直將實現與美國關係的正常化作為對外政策的一個重要目標。1978年卡特政府終於下決心邁出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步伐。中美雙方從1978年7月5日起，在北京舉行建交秘密談判。中國領導人顯然高度重視中美建交談判，儘管國內事務的議程已經極為緊張，鄧小平仍然親自過問每一輪談判情況，並做出具體指示。由於中美雙方在美國售台武器問題上尖銳對立，談判非常艱難。鄧小平在談判的關鍵階段下決心，必須加快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步伐。他在1978年11月27日召開的有關會議上說，最重要是不要錯過時機。 在中美建交談判的關鍵時刻，鄧小平三次會見美方代表伍德科克（Leonard Woodcock），討論雙方爭執不下的售台武器問題和中美建交草案等。由於鄧小平和卡特總統的決斷，中美雙方最終簽署了建交公報，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立外交關係。從歷史的過程看，如果沒有對抗蘇聯擴張威脅的共識，中美在當時實現關係正常化並迅速建立起比較密切的關係，至少也是很困難的。不過，在國際安全領域的合作並未能消除中美雙邊關係中那些帶有根本性的矛盾。中美建交後不久，1979年4月美國國會提出並由美國行政當局批准通過了《與台灣關係法》。《與台灣關係法》的出台表明美國國內反華勢力的能量相當大。1981年里根入主白宮後即宣布，將採取所謂「雙軌」對華政策，一方面表示繼續發展中美關係，另一方面聲稱根據《與台灣關係法》，繼續向台灣出售武器，包括出售高性能的FX系列戰鬥機。這導致中美關係出現嚴重的波動。里根政府的行動使中國領導人斷定，中美關係正面臨嚴峻的考驗，他們決定採取逐步升級的對抗措施，遏制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倒退。中國政府相繼取消了軍事領導人的訪美計劃，並公開譴責里根政府干涉中國內政。鄧小平親自向美國提出警告。 這時中國領導人已經做好具體準備，不惜採取使中美關係降級的行動。除台灣問題外，中美在其他一些領域也是矛盾衝突層出不窮。正是中美建交後發生的矛盾和衝突，特別是里根政府在台灣問題上的政策和態度，導致中國決策層在1980年代初下決心，與美國拉開距離。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堅持獨立自主的不結盟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領導人在這個階段上總結的經驗和教訓，即不能過高估計中美反對蘇聯擴張的戰略合作對中美關係的推動作用，否則難免付出過多的代價。正當中美在美國售台武器問題上的矛盾急劇升級、雙方在進行意志較量的最緊張時刻，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於1982年3月24日在塔什干發表了有關對華政策的講話，明顯透露出蘇聯對華政策可能會發生變化。勃列日涅夫特彆強調：蘇聯完全承認中國對台灣的主權，蘇聯從未威脅中國的安全，蘇聯從未對中國有任何領土要求。在此講話之前，蘇聯已經採取了一些行動，以表明其有意改善中蘇關係。根據錢其琛的回憶，鄧小平立即注意到勃列日涅夫釋放的信息，並指示外交部在兩天後做出積極的回應。錢其琛在回憶中介紹了鄧小平上述決定的重要背景，認為中方立即做出積極反應，是因為中美關於售台武器的會談「取得了新的進展」，「中美兩國關係的新框架可以說基本確立」。從實際情況看，這時中美之間還沒有就談判解決售台武器問題取得進展，錢其琛的回憶可能在時間上有些大而化之了。當時鄧小平要求立即做出回應，推測其動機或是為了做出試探，或是為了利用緩和中蘇關係的姿態，向美國施加壓力，也可能兩者兼而有之。不過錢其琛的回憶揭示了中國領導人在當年盛夏決定採取重大步驟改善中蘇關係的一個重要原因，即他們相信，一個穩定的中美關係是有利於中蘇關係正常化的。如果回顧中國以往處理與美國和蘇聯的關係，應該承認這個認識非常重要。毛澤東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初決定與蘇聯結盟，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為了應付與美國的對抗。1969年秋季毛澤東下決心緩和中美關係，是因為極為擔心他認定的蘇聯威脅，他甚至有可能認為，緊張的中蘇關係是緩和中美關係的重要條件。鄧小平在1978年末下決心完成與美國的建交談判，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他相信，為了對抗蘇聯的威脅，有必要儘快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他在1979年1月訪美期間，在公開場合反覆譴責蘇聯的對外政策，並呼籲建立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的國際聯合戰線。顯然，中國領導人很長時間裡都相信，在美蘇冷戰的世界政治格局中，中國的對外政策是「非楊即墨」，很難做到左右逢源，同時與兩個超級大國保持良好的關係。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領導人從實現中蘇關係正常化的一開始，已經在從根本逐步改變其以往在冷戰影響下形成的戰略思維方式。或許這個時期中國緩和中蘇關係的過程並不那麼跌宕起伏，實際內容並不像中美關係那麼豐富多彩，但從中國對外政策轉變的角度看，的確意義重大。到1982年盛夏，鄧小平顯然在用新的思維考慮如何同時處理與美國和蘇聯的關係。中美5月開始就美國售台武器銷問題舉行談判，到8月17日雙方簽署了「八一七」公報。美國在公報中再次聲明，它無意侵犯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無意干涉中國內政。美國承諾，對台軍售在性能和數量上將不超過中美建交後近幾年供應的水平，並準備逐步減少，經過一段時間做最後解決。後來的事實表明，美國並沒有嚴格履行公報中的承諾，但其政策畢竟還是受到極大的限制。「八一七」公報的簽署使中國領導人確信，「中美兩國關係的新框架可以說基本確立」。因此在8月10日，即中美「八一七」公報簽訂前一周，外交部蘇歐司司長於洪亮銜命前往莫斯科，向蘇聯方面口頭轉達了中國將認真謀求中蘇關係正常化的立場和條件。中國從此開始貫徹實現中蘇關係正常化的政策。中國領導人在這個時期同時處理中美關係和中蘇關係的實踐，很可能對中共十二大確定新的對外政策產生了重要影響。實踐證明，在冷戰的兩極尖銳對抗中，中國是可以左右逢源，同時與兩個超級大國建立正常或緩和的關係的，而且這對中國很可能更為有利。差不多與此同時，中國領導人開始提出並逐步確立了「獨立自主的不結盟」的外交政策，並將其正式寫進了中共十二大政治報告，從此決定了此後很長一段時間中國對外政策的主調。這項政策顯然包含著中國領導人對以往三十年同時處理與美國和蘇聯的關係的基本經驗。這裡所謂的建國後30年的基本經驗，其主要內容就是如何認識冷戰和中國在冷戰中的地位，以及如何處理與美國和蘇聯兩個超級大國及其各自領導的兩個陣營的關係等，包括與蘇聯結盟和對抗、與美國對抗和實現關係正常化以及與美國建交前後處理中美關係的主要經驗。中國領導人顯然不打算繼續在冷戰中扮演過去那樣的積極角色，他們希望中國能夠在兩極格局中爭取一個超然的能夠自主行動的地位。中共十二大後，中國幾乎是立即開始了與蘇聯的正式磋商。需要指出的是，儘管美蘇冷戰在這個時期有加劇的趨勢，中國與美國的關係並沒有因中國改善中蘇關係而受到影響。中國領導人這時的確有意「與美國拉開距離」。所謂「與美國拉開距離」，包含著對美國的不信任、在戰略上防止被美國所利用，等等。但是，「八一七」公報簽署後，中美關係到1980年代中期甚至有躍進式的發展。這表明，「與美國拉開距離」顯然是有限制的。它主要是指在戰略上使中國避免被美國利用，避免成為美國的「棋子」，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領導人不再重視和不想發展中美關係。更何況中美關係正常化雖然是建立在對抗蘇聯的戰略合作基礎上的，但兩國建交後雙邊關係迅速超出了戰略合作的範圍，在廣泛的領域獲得全面的發展。這個時期中美關係的發展在多大程度牽制了中蘇關係正常化的進程，是需要專門探討的。在這個階段需要探討的另一個問題是，當鄧小平決定為改善中蘇關係採取一個大的動作時，也提出了中國的條件：蘇聯必須採取實際行動，清除所謂的「三大障礙」，即蘇聯必須先從中蘇邊境地區和蒙古人民共和國撤軍、從阿富汗撤軍和勸說越南從柬埔寨撤軍等。儘管在後來的談判中，錢其琛曾利用私人交往的機會，向蘇聯方面強調了中方的誠意，但後來的發展表明，以清除「三大障礙」作為關係正常化的條件，成為中蘇關係難以取得進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有資料表明，1970年代末中國決定終止中蘇同盟條約時，鄧小平就表示過，中蘇關係正常化的障礙不只是邊界問題，主要是蘇聯的擴張主義和霸權主義，以及蘇聯在中蘇邊界和中國鄰國的軍事部署構成了對中國「實實在在的威脅」。不過還沒有資料能證明，在與蘇方談判時，中國方面已經提出了與此相關的具體要求。中國領導人一開始即以清除「三大障礙」作為中蘇關係正常化的條件，既反映出他們處理中蘇關係時，已經拋棄了意識形態爭論；也表明他們對蘇聯威脅的認知，並無根本性的變化。他們仍然將蘇聯在亞洲地區的軍事行動和軍事部署等，視為對中國安全的直接和嚴重的威脅。越南從柬埔寨撤軍問題當然涉及更為複雜的地緣政治考慮。另一方面，由於中美關係已經取得重要的進展，中國領導人可能相信自己處在一個有利的討價還價的地位上。何況外交部本來就認為，勃列日涅夫的塔什干講話證明，蘇聯在阿富汗已經「力不從心」，對外政策「不得不實行戰略調整」。姑且不論這種分析是否準確反映了蘇聯緩和中蘇關係的動機，中國領導人從中得出的結論除了應該利用此機會改善中蘇關係以外，很可能也包含著有必要向蘇聯提出比較高的條件。這一時期中蘇關係雖然沒有實質性的改善，但中國調整對蘇政策的確改善了中國的戰略地位，即在處理對美關係中有了較大的迴旋餘地、較多的籌碼，儘管這未必是中國領導人的初衷。中國調整對蘇聯政策迫使美國不得不在處理對華關係上採取更加積極的態度，這是1980年代中期中美關係迅速發展的重要原因，而中美關係的發展又使中國處理對蘇關係時，處於有利的地位。中共十二大的新對外政策帶來如此明顯的好處，中國領導人不會體會不到。三1985年是中蘇關係正常化關鍵性的一年，其標誌是當年秋中國領導人在「三大障礙」問題上做出重大的改變。從目前中國公布的歷史文獻中可大致得知，鄧小平在1985年春開始重新考慮實現中蘇關係正常化的「三大障礙」問題。1985年4月18日，鄧小平與英國前首相希思會談時，首次提出在消除「三大障礙」方面，蘇聯可以先做說服越南從柬埔寨撤軍這一條。在六個月以後，即10月9日會見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時，鄧小平請後者給蘇聯新任總統戈爾巴喬夫帶口信，進一步提出，在「三大障礙」中，蘇聯只要在越南從柬埔寨撤軍問題上與中國達成諒解，就可以實現中蘇關係正常化。中國領導人如此大幅度地調整對蘇聯的政策，其原因值得深究。有論著認為，是戈爾巴喬夫上台這一事件為中蘇關係正常化注入「新的生命」。這一觀點需要商榷。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上台，的確可以看做蘇聯內外政策將發生根本轉變的前兆。戈爾巴喬夫在當選蘇共總書記的當天就表示，希望並相信中蘇關係會改善。在3月莫斯科舉行的契爾年科的喪禮上，戈爾巴喬夫向前往弔唁的中國副總理李鵬表示，希望中蘇關係能獲得「重大改善」。如果與其前任相比，戈爾巴喬夫的上述談話並無特別之處，只是表明了他將繼續前任的對華政策而已。例如，在1983年春季的中蘇第三輪政治談判期間，國際輿論已經注意到，中國正關注著美蘇關於歐洲削減中程導彈部署的談判，並擔心如果美蘇達成協議，蘇聯有可能把從歐洲削減的中程導彈轉移部署到烏拉爾山以東地區，從而加大對中國的軍事壓力。同年8月26日，安德羅波夫在接受《真理報》採訪時明確表示，美蘇一旦達成雙方都可以接受的協議，蘇聯將削減部署在歐洲的中程導彈並加以銷毀，而不會轉移到其他地區。他明確說這樣中國就沒有理由擔心了。中國領導人基於近代以來的歷史經驗，長期認為「大國妥協，犧牲中國」幾乎是不會改變的規律。客觀地說，安德羅波夫的講話對於消除中國領導人的這種疑慮，是會有積極作用的。當然實際情況如何，需要更多的歷史文獻來驗證。這裡只是要說明戈爾巴喬夫對華政策的延續性。如果遵循時間的順序，前述鄧小平4月間與希思的談話，可以看做對戈爾巴喬夫的一個回應。不過，鄧小平在發表這番談話的前一天，還在同到訪的比利時首相弗里德·馬爾滕斯談到「霸權主義」對歐洲的威脅。他在與希思的談話中也明確表示：消除「三大障礙」可以有先後，但都要消除，因為那樣做「就是要解除對我們的威脅」。 這些談話表明，在推動中國領導人調整對蘇政策方面，蘇聯政局變化和戈爾巴喬夫的態度所起的作用是間接的和有限的。導致中國領導人決心進一步改變對蘇聯政策的最主要原因，仍然是在中國的內部，主要是中國發展戰略的新發展，特別是中國領導人這個時期對涉及對外政策的重大問題的思考。這些思考自1978年以來從未中斷，積累到1985年夏季則出現了轉折性的變化。1980年代中期，鄧小平明確提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兩個主題的思想。 這是中國領導人在認識「時代」問題上的一次巨大變化，它徹底否定了中共在所謂「時代問題」上長期堅持的主要觀點。與此相聯繫的是，繼1983年軍隊精簡機構之後，中國決策層大致從1984年春夏開始，醞釀實施規模達百萬人之眾的大裁軍。 是年11月1日，鄧小平在中央軍委座談會上，宣布裁軍一百萬的決定，並為此闡述了不可能爆發大戰爭的觀點。這一計劃的確大大早於戈爾巴喬夫上台和蘇聯政局的變化。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共中央軍委在北京召開擴大會議，討論百萬裁軍方案和精簡後的軍隊改革和編製。這樣內容和規模的會議，不大可能是在戈爾巴喬夫上台的1985年3月才開始籌備的。這次會議做出了三個至關重要的決定：國防建設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考慮其輕重緩急；實行百萬人大裁軍；在對外政策方面，徹底放棄反蘇國際統一戰線的方針，並確定不再以「中美蘇戰略大三角」為基礎，設計中國的對外政策。會議期間，鄧小平明確地概括了一段時間以來中國領導人的重要思考和結論，其中的一些重要觀點和這次會議的決定，對中國的對蘇政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鄧小平在6月4日與有關領導人的談話中說，經過幾年仔細觀察和思考，中國決策層已經完成了「兩個重要的轉變」。第一個轉變是「改變了原來認為戰爭的危險很迫近的看法」。這句話可以被合理地延伸為，蘇聯的威脅也並不像以往被認為的那麼嚴重。第二個轉變是放棄反蘇統一戰線政策，不在所謂「美中蘇大三角」的思維框架中，制定中國的對外政策。鄧小平的這次談話意義重大，它可以被看做中國退出冷戰的一個歷史性的事件。差不多從這個時候起，中國領導人越來越頻繁地向國際社會表明，中國已經放棄以反蘇國際統一戰線作為自己對外政策的基調，並希望在建立多元世界政治秩序的認知基礎上，推進中蘇關係正常化。鄧小平在會見奧地利總統魯道夫·基希施萊格時，甚至明確承認，毛澤東後期對國際形勢的判斷「也有缺陷」。另一個需要重視的因素是，在這個時期鄧小平大致形成了他對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基本規劃，即爭取經過七十年的努力，在21世紀中期使中國的發展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他說中國「希望有七十年的和平」。 這種對未來的思考很有可能是促使鄧小平本人下決心根本改變中國的安全戰略和對外政策的關鍵性動力。所有上述可以說是根本性的認知變化，必然會影響中國領導人對中蘇關係的思考，後來的發展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儘管迄今還無法得到足夠的歷史文獻來進行更深入地分析。因此，那種認為是戈爾巴喬夫上台這一事件為中蘇關係正常化注入「新的生命」的看法，至少是片面和簡單的。除了上述中國內部的變化外，1984年初到5月初中美兩國高層領導人實現了互訪，中國領導人利用各種機會，迫使美國在台灣問題上做出進一步明確的承諾，從而為中美關係進一步擴展創造了更寬鬆的政治環境。 5月美國總統里根訪華後，中美關係進入一個全面發展的時期，特別是雙方的軍事合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進展。根據前述錢琪琛回憶的邏輯，中美關係的穩定發展會使中國領導人相信，中國正處於有利的戰略地位，可以更加主動和自信地推動中蘇關係正常化。當然，他們很有可能更加感到從容不迫。在10月9日與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會談時，鄧小平請他轉告戈爾巴喬夫，在「三大障礙」中，蘇聯只要在越南從柬埔寨撤軍問題上與中國達成諒解，「而且能夠辦到」，就可以實現中蘇關係正常化。這一讓步具有重要意義，它表明中國領導人的確已經不再視蘇聯為威脅。與此同時，他們仍然堅持蘇聯應與中國達成諒解，迫使越南從柬埔寨撤軍。這一點是值得深入分析的。鄧小平10月9日的口信肯定不是簡單地談判策略，更不會是一時興起。至少他本人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其中包含著戰略思考的重大變化。這一變化表明，中國領導人在處理對蘇關係時，已經將關注的焦點從解除蘇聯威脅，轉向集中力量遏制越南在印度支那地區的擴張。他們有意通過改善中蘇關係，為根除印支地區緊張局勢，維護中國在該地區的戰略利益，創造有利的條件。由此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國在中蘇關係正常化中主要追求的，是實實在在的地區戰略利益。可以設想，如果在改善中蘇關係的同時，利用蘇聯的影響從根本上解決印支地區衝突，中國的周邊環境將獲得全面性的改善。後來中蘇政治談判之所以持續到1989年春夏之交，中蘇難以在越南撤出柬埔寨問題上達成諒解是主要原因。根據《鄧小平年譜》的相關記載，齊奧塞斯庫於10月22日在保加利亞開會期間，向戈爾巴喬夫轉達了鄧小平的談話內容，戈爾巴喬夫表示會認真考慮。但從這個時期中蘇交往的情況看，這一情況很可能沒有立即反饋到中國。另一種可能是戈爾巴喬夫的表態被認為是不清楚的。11月4日出版的美國《時代周刊》刊登了鄧小平的談話，其中包括分先後解決「三大障礙」的內容。很可能是因為中國方面這種公開和直截了當的反應，兩天後中方即接到蘇方通知說，收到鄧小平的口信了。 隨後不久蘇方又提出，立即在遠東某地舉行中蘇峰會。蘇方對鄧小平口信的反應和實際上繼續堅持不解決「三大障礙」的立場等均表明，戈爾巴喬夫還沒有準備好為中蘇關係正常化採取實質性的步驟。根據錢其琛的回憶，中蘇政治談判直到1986年春，也未能在「三大障礙」上取得實質性進展。有間接的證據表明，導致戈爾巴喬夫無法為改善中蘇關係做出重大決定的原因，主要是他在蘇聯國內面臨巨大的困難。1985年12月間，李鵬訪問歐洲途經莫斯科回國。在莫斯科期間，戈爾巴喬夫臨時決定會見李鵬。根據中方參加會見的人士回憶，戈爾巴喬夫在大約兩個小時的會談中，主要談了改善中蘇關係與蘇聯國內改革兩個問題，而且他花了很長時間談的是蘇聯改革面臨的國內阻力。可以做這樣的推斷，戈爾巴喬夫試圖利用這次會談向中方清楚地表明，他對改善中蘇關係是真心誠意的，但此時在蘇聯國內還不具備採取實質性行動的必要條件，他的主要精力也無法集中到中蘇關係上。直到1986年2月蘇共二十七大，戈爾巴喬夫才鞏固了其政治地位，他試圖推行的改革也獲得了必要的支持。在這個背景下，戈爾巴喬夫於7月28日在海參崴發表講話，表示願意在中蘇和中蒙邊境撤軍、阿富汗撤軍等方面，採取一些實際行動，並願意同中國認真談判，以解決中蘇邊界遺留問題。中國領導人這時顯然認為，戈爾巴喬夫有誠意改善中蘇關係，但他的談話模糊了雙方矛盾的焦點，沒有完全滿足中國已經改變了的地緣戰略關切。簡單地說，在中國的地緣戰略關切中，首要的問題已經不是所謂的「蘇聯大兵壓境」，而是迫使越南從柬埔寨撤軍，從而徹底消除印支地區緊張局勢的根源。在中國領導人看來，改善中蘇關係必須有利於中國實現其在印支地區的戰略利益。8月13日，中國外長吳學謙奉命約見蘇聯駐華使館臨時代辦費多托夫，告訴他中方不滿意戈爾巴喬夫忽視越南從柬埔寨撤軍問題，而這正是鄧小平通過齊奧塞斯庫轉話的核心。 9月2 日，鄧小平在接受美國著名記者華萊士（Mike Wallace）採訪時，重申讓越南從柬埔寨撤軍，是改善中蘇關係的關鍵。隨後的中蘇政治談判持續到1989年春，在此過程中兩國關係不斷向前發展，雙方解決問題的內部和外部環境也日益寬鬆。需要指出的是，在這個階段中，中國始終堅持1985年秋季確定的立場，即將解決越南撤出柬埔寨作為優先的和不可妥協的條件。1989年1月6日，越南外交部宣布，越南軍隊至遲到是年9月，從柬埔寨撤出全部軍隊。2月，蘇聯外交部長謝瓦爾達澤訪問北京。經過一番曲折的努力，蘇聯方面終於在印支問題上做出讓步，雙方在會談結束後發表了《中國蘇聯兩國外長關於解決柬埔寨問題的聲明》，並宣布了戈爾巴喬夫訪華的時間表。5月15日至18日，戈爾巴喬夫如期訪問北京，中蘇發表了《中蘇聯合公報》，就兩國關係正常化及其未來將遵循的準則，做了概括地說明。這一事件標誌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經過四十年的曲折反覆，終於能在冷戰中同時與東西方對抗的兩極建立並保持了正常化良好的關係，儘管由於冷戰的突然結束，這一狀況並沒有持續太長的時間。從中國與冷戰的關係的角度看，中國在實現中蘇關係正常化的過程中，逐步將中蘇關係置於不對抗、不結盟、不針對第三方、不進行意識形態鬥爭的基礎上。與中美關係正常化相比，其突出特點是中國並不謀求與蘇聯建立針對第三方的戰略關係。也許中國領導人在中蘇關係正常化的每個階段、每個問題上，並不是有意識地在做著退出冷戰的選擇，但中蘇關係正常化本身就是中國對外政策逐步擺脫在國際冷戰環境中形成的思維模式的結果。中蘇關係正常化的進程的確反映了中國對外政策的一些根性變化，中國決策層在改革開放中逐步形成和豐富起來的外交新理念，已經超越了上述思維模式的基本框架。從這個意義上說，中蘇關係正常化也是後冷戰時代中國外交的一個起點。本文的論述也部分地證明了，中國之所以能退出冷戰，從根本上說也是因為鄧小平領導的中國決心退出美國與蘇聯兩種社會發展模式的競爭。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中國領導人選擇的發展戰略是「走俄國人的路」（追隨蘇聯的發展模式），在對外政策領域則選擇了「一邊倒」和中蘇結盟。不論如何評價，那畢竟是中國發展戰略與對外政策的第一次根本性的協調。此後經歷了近三十年的動蕩與波折，中國領導人終於提出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並選擇了「獨立自主的不結盟的和平外交」。它們結合在一起，標誌著自1950年代末以來，中國的國家發展戰略與外交政策終於又一次實現了根本性的協調，其結果就是本文的命題：「告別冷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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