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遠的釣魚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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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歸隱宋朝

一直以來，有一段歷史讓我無數次心潮澎湃，有一座小城讓我無數次專心刺骨，有一個人物令我無數次唏噓不已。這段歷史就是南宋抗蒙的歷史，這座小城就是南宋帝國西南要塞——釣魚城，這個人物就是帝國西南的軍政首腦張珏。

十餘年前，我出差到重慶，草草瀏覽了當時已經殘破不堪的釣魚城遺址，這可真是「三水夾一山，一柱撐半壁」啊！聽了四川省同行們星星點點的講解，首次了解到南宋抗蒙的歷史，可打那之後，竟然很難找得到關於那段歷史較為全面及深刻的資料。不過，當時我就對張珏這人物十分感興趣，萌發出想要寫寫他的念頭，可一直未能如願。近幾年，在網上越來越多的看到這方面的文章，就越發不敢動筆了。

最近有幾件事重又勾起了我的這種念想，一是「最後的匈奴」對於抗戰老兵的追訪，二是「遠去的煙雲」關於韓戰的理性思索，總覺得應該找個話題說點事了，於是就想到了這座小城，想起了張珏，這個令千萬人失去性命的毀譽參半的人物！歷史也似乎因為過於血腥而把他塵封得太久了，今天的我們又能從他的身上找回些什麼哪？

讓我一直不能釋懷的是，這段足以令後人蕩氣迴腸、血脈噴涌的歷史，竟然在歷史的長河中久寂無聲，掀不起幾許波瀾。是什麼阻止了後世對它的緬懷、追思與拷問？元帝國的統治不到百年啊！作為漢族帝國的明朝似乎也在極力迴避這段歷史，這是怎樣的歷史情結哪？一個王朝的興亡陵替究竟要湮滅多少勝利者的暴戾與征伐、失敗者的堅韌和犧牲？所有的血腥都被不惜任何代價的清洗掉了，庶民渴望的太平盛世以不可思議的速度來臨，而多數人也不願再提及那些逝者曾經的勇氣與使命。百姓追求安寧的弱勢本能與統治者祈求千秋萬代的強力願望，在這裡極為默契地達成了一致。也許，正因為這一點，那些守土保家、披肝瀝膽的忠魂們被一種看似合理的理由，或有意或無意地遺忘了，塵封在歷史不被呈現的幽暗的另一面里。令人沮喪和絕望的是，這一切都顯得那麼平靜、自然，似乎與我們一直秉持的道德與良知無關，再怎麼努力也無法刻入我們民族的骨子裡去。

七百多年前，當蒙古大軍的鐵騎在歐洲大陸乃至阿拉伯半島肆意馳騁、所向披靡的時候，誰會想到一座遙遠的東方小城，挽救了已經絕望的上帝與真主的子民，重慶附近的釣魚城的守軍們炮斃了蒙古的蒙哥汗，這直接導致了激戰正酣的蒙古西征大軍主力的回撤。當時的西方人和阿拉伯人百思不得其解，還以為是上帝和真主顯靈了。近代的西方史學家似乎比我們更加熱衷於這段歷史，他們較為完整地考證了這段歷史，稱這座使蒙哥汗喪命的釣魚城為「上帝折鞭處」。歷史終於不可避免的將一些人物推到了前台，時任釣魚城的守將是王堅，副將就是張珏。

我同意有人這樣評價南宋抗擊北方游牧民族政權入侵的觀點：「長期以來，一直有個錯誤的認識，認為南宋和北宋一樣，在軍事上孱弱不堪，似乎兩宋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最懦弱的帝國。不錯，南宋在面對游牧政權進攻時，確實沒有多大的力量和勇氣，然而南宋在防禦北方強權的進攻時，卻表現得異常出色，不愧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抵抗北方強權最堅韌持久的政權，特別應該注意的是，它後期對抗的蒙古政權是世界古代史上數一數二的軍事力量……」

我們不妨做個簡單的比較，蒙古征服中亞強國碦拉汗國和花刺子模國僅用了2年時間；征服波斯和幼發拉底河以北地區，建立伊爾汗國用了8年時間；征服俄羅斯，建立金帳汗國用了15年時間；征服基輔諸公國用了5年時間。而蒙古伐宋用了51年，其中釣魚城堅守了36年，並且搭上了蒙哥汗的一條性命。

這裡，我們無法繞開三個人，他們的宿命給那段歷史以最為豐富多彩的筆力與詮釋，特別是對於張珏和王立的爭論，甚至直到今天還在延續。

一位是王堅。據史料記載：自寶佑二年（1254年）七月，王堅任都統，知合州後徵調合州5縣17萬人完善設施，而到宋開慶元年（1259年）二月二日，蒙哥大汗率諸軍從雞爪灘渡過渠匯，進至石子山紮營，宋蒙釣魚城之戰正式爆發之時，釣魚城已成為兵精糧足的堅固堡壘。關於王堅如何堅守釣魚城，我不想在此贅述，近幾年的相關文獻已有詳盡的記載，但有三件事不能忽略：一是，前面提到的炮斃蒙哥汗。開慶元年（１２５９年）七月的一天，成吉思汗的孫子、忽必烈的哥哥、蒙古大汗蒙哥親自到釣魚城東的「腦頭坪」視察軍情，不料王堅早有準備，一發土炮發來，蒙哥汗負重傷，幾日後在北溫泉殞命，臨死遺詔：破城屠赤。這一炮足以使王堅成為世界級名將。當然，蒙哥汗還有死於箭傷和疾病之說，可我寧願從眾相信他是亡於炮斃。據記載，蒙哥汗在釣魚城下的敗亡，其影響是十分巨大的。它導致蒙古這場滅宋戰爭的全面瓦解，使宋祚得以延續20年之久。進攻四川的蒙軍被迫撤軍，護送蒙哥汗靈柩北還。率東路軍突破長江天險，包圍了鄂州的忽必烈，為與其弟阿里不哥爭奪汗位，也不得不撤軍北返。從雲南經廣西北上的兀良合台一軍，一路克捷，已經進至潭州（今長沙）城下。由於蒙哥之死，該軍在忽必烈派來的一支部隊的接應下，也渡過長江北返。

二是，釣魚城被圍攻達數月之久，依然物資充裕，守軍鬥志昂揚。一日，王堅命軍士將30斤的鮮魚兩尾及蒸麵餅百餘張拋給城外蒙軍，並投書蒙軍，稱即使再守10年，蒙軍也無法攻下釣魚城。這是何等的豪邁與無畏！開慶元年七月，蒙軍自釣魚城全線撤退。

三是，寶佑六年（1258年）十二月，蒙哥汗遣宋降人晉國寶至釣魚城招降，王堅先是以招待來使之禮相待，拒絕了招降，送晉國寶出城，後派軍士將其追回，斬首於升仙梯。晉國寶力駁「兩國交兵不斬來使」，王堅淡然道：「來使已放回，我誅殺的是叛臣。」

王堅的結局很暗淡，他受到了賈似道勢力的猜忌與排擠，奉調回朝，身居閑職，隨後返籍，鬱鬱而終。

第二位是張珏。我認為他是南宋帝國最後的守護者，除他之外，蒙古大軍再未遇到一個強有力的抵抗者。王堅離任後，繼任者是馬千。這中間釣魚城曾出現過一次危機，馬千之子被元軍俘獲投降，他數次投書其父，勸馬千獻城投降。馬千面對親情與忠義猶豫不決，朝廷知曉後恐有生變撤了馬千，由王堅的副手張珏接任釣魚城主將。張珏的軍事才能終於得以施展，從而也拉開了他善謀、神勇、忠義、悲壯的謝幕大戲。宋咸淳十年（1274年），張珏被提升為寧江軍承宣使，笠年又升為四川制置使兼知重慶府。南宋帝國在其覆滅前終於做了一次正確的決定，將四川的重任全部交給了張珏。不久，他率領四川軍民經過數十次浴血鏖戰，取得了巨大的勝利，形勢終於有了轉機。但就在這時，有一個壞消息傳來，朝廷已經向元奉送了傳國玉璽。張珏千辛萬苦打開的局面迅速惡化，最終的時刻不可避免地降臨了。

對於他的輝煌事迹我不想多言，只想談一下他的死。重慶城破，張珏曾數次尋死，都為家人和親隨所阻，後乘船行至涪州被元水軍萬戶帖木兒俘獲。關於張珏最後的結局有三種說法：一是被押至大都，凌遲處死；二是押解途中（安西，今西安）用弓弦勒頸自盡；三是被降將梅應春之子梅國賓尋仇所殺。文天祥在得知張珏之死甚感嘆，作《悼制置使張珏》詩云：氣戰萬人將，獨在天一隅。向使國不滅，功業競何如？

有人這樣評述張珏：史家在論宋史時稱宋亡有三傑，即文天祥、張世傑和陸秀夫，一直沒有張珏的地位。其實張珏在南宋後期的作為並不亞於宋亡三傑，尤其克服困難，出奇制勝，堅忍不拔之精神難能可貴。只是張珏起於行伍，出於裨將，處於邊陲，不如三傑名氣而已，這對張珏是很不公正的。明代合州翰林鄒智說：「向使無釣魚城，則無蜀久矣，無蜀，則無江南久矣。宋之宗社，豈待崖山而後亡哉！」張珏之功確是關係南宋之全局。

第三位王立。他是張珏一手培養、提拔的一員猛將，也是張珏率軍收復重慶並去那裡任職之後，釣魚城的繼任主將。當南宋君臣在崖山海戰中敗亡殆盡南宋徹底亡國後，仍不降蒙的南宋巴蜀戰區首府重鎮重慶終於陷落，全城軍民被蒙軍屠殺殆盡。此時的釣魚城實際上已經成了南宋境內的一座孤城，一件至今令我難以置信的事件發生了。有這樣的描述：

王立坐陣孤城，十分驚惶，這時，寵養府中的王姓美婦勸他投降，免得一城人全被殺光。原來這美婦並非宋將牛乾之妻，而是蒙古漢軍千戶、瀘州守將熊耳的妻子，原姓李，熊耳戰死後，只剩她攜帶幼子，被熊耳部下救出圍城，隨後被迫投靠真正的同姓義兄蒙古川西王相李德輝。

為報宋軍殺夫之仇，熊耳夫人自願化名王姓宋將牛乾之妻，將幼子留在李德輝府中，孤身假冒被販賣的妓奴，色誘王立，混入釣魚城中充當蒙軍間諜。王立貪戀熊耳夫人的美色，加上熊耳夫人對王立困守孤城陷入死地的勸說，終於使王立動了心，他寫了請降書，放在熊耳夫人的繡花鞋中，命人悄悄送往成都熊耳夫人之義兄李德輝（川西王相）手中。李德輝遂帶數人乘小舸到釣魚城，接收了城池，同時也接回了熊耳夫人，讓其母子團聚。此時王立方知熊耳夫人是蒙軍間諜，但悔之已晚。

數月後，當蒙軍徹底控制四川全境後，立刻斬殺了王立等20餘員投降宋將，但蒙軍卻違背了蒙哥汗的遺命沒有對釣魚城進行屠城，17萬軍民的性命得以保全。至此南宋境內最後一座要塞孤城終於失陷，此時距離南宋亡國最後一戰崖山海戰已過去了整整兩年 。

我想，熊耳夫人可能是我國古代繼西施之後最為出色的女間諜了，而王立也註定成了一個毀譽參半、飽受爭議的人物。

釣魚城護國寺右側有一座「忠義祠」，歷史在這裡呈現出極為戲劇性的演繹過程，我們將無法迴避它的兩面性所折射出來的滄桑和暗記，也使得釣魚城顯得更加悠遠與斑駁。還是看看裡面祭奉的人物吧，他們是對釣魚城的修築和保衛戰貢獻最大的五個人：

余玠，決策構築釣魚城的巴蜀軍政首長，1242年以「權兵部侍郎」職銜，時任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余玠在任內提出並初步實現了構建山城堡寨防禦體系的戰略意圖，使後來的釣魚城保衛戰成為可能。

冉琎、冉璞，余玠入蜀設招賢館所納播州的布衣兄弟。此二人的主要功績是提出了釣魚城築城的建議，並負責實施。 王堅、張珏，前面已述，此不贅言。

最初建祠時，奉祀的只有守將王堅和張珏，就叫「王張祠」。乃明代弘治年間合州籍的京官王璽，上報朝廷派員實地查勘，由明孝宗批准後所建。清兵入關，王張祠被毀。乾隆二十四年，知州王采倡議重建「王張祠」。此時，滿清的江山已經穩固，便要提倡忠孝節義了。王采增立了余玠、二冉的牌位，共祭本文開頭所列的五人，易名為「忠義祠」。

「忠義祠」建成不久，知州陳大文在祠內增祀了李德輝、熊耳夫人和王立。他們的功績就是誘降、獻城，從而保全了釣魚城十幾萬軍民，特別是李德輝、熊耳夫人兄妹對釣魚城「實有再造之恩」。

光緒十八年，華國英知合州，募資修忠義祠廊舍，將李德輝兄妹移祀別室，將王立牌位清出忠義祠，並刻碑撰文申斥王立「為宋之叛臣，元之降人」。華知州親自為「忠義祠」撰寫楹聯：持竿以釣中原，二三人盡瘁鞠躬，直拼得蒙哥一命；把盞而澆故壘，十萬眾披肝瀝膽，竟不圖王立貳心。可謂忠奸對立，愛憎分明。有意思的是，當地百姓自行另建「賢良祠」，供奉李德輝、熊耳夫人和王立。他們認為，此三人雖對宋廷無忠，卻對百姓有義。

其實，爭論的焦點在於「盡忠」是否就要「死節」？是否應遵從「盡人事，聽天命」的傳統信條？讓我始終不能忽略的是，在南宋抗蒙戰爭中，整個巴蜀地區的男丁已被蒙古軍團從戰前的1500萬口屠殺至80萬口，而釣魚城是少數幾個未遭屠戮的要塞城市。

我記得我遊覽釣魚城時，曾有四川的同志說過這樣的話：今天的四川人可能並非遠古意義的四川人。川蜀自古多戰亂，特別是經過南宋抗蒙戰爭和反抗魔頭張獻忠（據記載，張獻忠退守四川後，大肆殺戮，將當時四川全境900多萬人殺至6萬人），真正的四川人已經所剩無幾了，現在多為鄂、黔移民。

我想，華國英不會無視這個史實，他之所以強調「死節」，可以看看當時的國情，正值甲午戰爭前夕，大清帝國正處於列強環飼、風雨飄搖之際，民族主義的興起實屬自然。無獨有偶，1942年，郭沫若等人在遊覽釣魚城時作詩云：卅載孤撐天一線，千秋共仰宋三卿。貳臣妖婦同祠宇，遺恨分明未可平！郭對王立等人的憎恨之情溢於言表。當時，抗日戰爭正進入到最為艱苦的階段，失敗的情緒瀰漫於陪都重慶，郭沫若的舉動就不難理解了。愛國華僑陳嘉庚言辭更加激烈：言和者即漢奸！

時至今日，這種爭論仍在繼續，多數人願意以「愛國」和「不愛國」來界定人物操守與品質，我認為，這不合適，至少有欠公允。應該分為「具有忠君意識民族精神的」和「具有仁愛精神民族悲憫情結的」兩種人，這似乎與愛不愛國沒多大關係，但主要還是看是否「以民為本」。歷史就是這麼不安分，總是把同一歷史現象擺在你面前，讓你兩難，讓你無法給出斬釘截鐵的解釋與判斷，儘管我是傾向於衛國不惜「死節」，但對於這種歷史的兩面性卻深感不容忽視。

釣魚城，「折戟沉沙鐵未銷」的釣魚城，對我來說是遙遠的，有點遙不可及了，但她的風骨與氣概又總似近在眼前，盡在心底。當年的小日本子又怎能深悟我華夏古國的精髓要旨？他們以為篡取滿洲，便可意圖中原；解決華北，便可謀據支那。熟不知還有黔鄂、還有雲貴川！王夫之在《讀通鑒論》里說：「故秦滅楚，晉滅吳，隋滅陳，必先舉巴蜀，順流以擊吳之腰脊，兵不勞而迅若疾風之掃葉，得勢故也。」日本人又怎知巴蜀之地的重要，當年民國政府退至陪都重慶，終得以鏖戰到勝利之日，這是不是一個廣義的釣魚城哪？

有人曾對我的歷史觀不以為然，認為我的著眼點過於灰暗，站在他們的角度也許是對的，畢竟人類始終在追求一種和平、尊重、包容與溝通的濟世原則。但是，在地緣政治和國家利益實質上仍是各國的立國之本與現行政策的狀態下，我認為「世界趨於大同」基本上還是一句空話。所以，我們還是應該始終保持足夠的清醒認識和戰略準備，同時也要比以往任何時期都要開明與公正的審視我們的歷史，找出歷史和傳統的軟肋與羈絆。有人說，「和」是中華文明的精髓，「爭」卻是傳統文化的軟肋。一種文明的延續既要善於和，也要善於爭，以和為目的，以爭為手段，才能生生不息，不斷發展。一個不勇於爭、不善於爭的民族註定難逃任人宰割的命運。正所謂：善爭者方善和，善和者當善爭。我深以為然！

遙遠的釣魚城始終回蕩著隆隆的戰鼓聲，並不遙遠的釣魚島也正在揚起獵獵旌旗。而近八百年前的那座烽煙滾滾的孤城，將會給我們的民族帶來何種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