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正在重複，民運共產立憲論者正在步晚清專制改良主義後塵 (個別詞語經刪改)

06-22

* 革良成 *

　編者按：主張共產立憲論的民運改良精英們一直都在鼓吹，「沒有了共產黨中國就會大亂，再來一場革命，中國就會再出現一次專制政權」，由此他們得出結論，必須乞求共產黨自覺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歷史正在重複，革良成先生在黃花崗雜誌第一期上發表的「晚清國民革命與專制改良的兩場大論戰」讓讀者看到了那些「利祿熏心、甘當奴隸」的民運改良派的醜惡嘴臉，指出「彼之愛國，無非是愛專制政體」，他們的「革命只能導致流血內亂」說，並不能避免共產黨的「殺人流血之禍」。文中對「只要改良、不要革命」者「野老不知亡國恨，喃喃尤頌聖朝恩」的嘲諷，以及對他們「虛以敷衍改良、實為撲滅革命，立憲為假、專製為真」的揭露，讓讀者看到了今日鼓吹共產和平演變者對人民的虛偽和對極權統治者的乞丐相。孫中山先生早年的結論：「革命、保皇二事，決分兩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東西之不能易位，事理相反，背道而馳，互相衝突，互相水火」，早就明確地告訴了中國人，不徹底剷除封建極權體制，中國就不可能重獲新生。希望廣大大陸讀者在讀了這篇文章之後，對那些仍然在美國蹦蹦跳跳的民運改良精英蠱惑人心的宣傳有一個清醒的認識，並與之徹底劃清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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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於中國同盟會成立之前的第一場大論戰

　如果說，自龔自珍、林則徐、魏源始的中國近代優秀知識分子，為追求富國強兵而推動起來的思想解放運動，歷經清政府數十年的經濟改革，和康、梁等對於政治改良的追求、實踐及失敗，而終於從正反兩個方面為共和主義思潮的興起及民主革命目標的確立，奠定了必要歷史基礎的話，那麼，戊戌之後，恰恰是在民主革命的理念和目標已經愈來愈成為中國人民的嶄新歷史追求時，一九零二年，由康有為發表「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改良不可行革命書」，所公開挑起的保皇改良派對民主革命派的大論戰，卻遭遇了以孫中山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對於保皇改良派的第一次大反擊。　在這一場大論戰中，因康有為將大清朝吹捧成「唐虞至明之所無、大地各國所未有」，更歌頌光緒皇帝為「至仁至德」，誣衊中國人民「愚昧無知，只可行改良，不可行革命」，因而不可倡導民主共和，否則只能造成「天下大亂和亡國滅種」的後果，尤言「彼之保皇才是真正的革命，否則無非是殺人放火而已」，所以，孫中山首先指出「革命、保皇二事，決分兩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東西之不能易位。事理相反，背道而馳，互相衝突，互相水火」。　其後，章太炎不僅寫出了「客帝匡謬」一文，以自責曾經追隨改良的思想和行為，而且寫出了著名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針對康有為指責中國人民「公理未明，舊俗具在」，因而「只可行改良不可行革命」的荒謬主張，乃有力地指出，「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之具在，即以革命去之」。更歌頌革命為「啟迪民智、除舊布新的良藥」。同時指責康有為已經墮落成為一個「利祿熏心、甘當奴隸、為一時之富貴甘冒萬億不韙而不辭的封建市儈」。年輕的民主革命家吳樾不僅暢言「反枝葉改革、倡非常改革」，更以謀炸出洋考察五大臣來表明他與改良思想徹底決裂的精神，不惜犧牲了自己年輕的生命。另一個年輕的革命家鄒容則著有「革命軍」遺書，竭力讚揚「天賦人權，自由平等」的共和主義思想，主張「掃除千年種種之專制政體的積弊」。又一個年輕的革命家陳天華則以「壯夫躍海」的英雄行為，用年輕的生命敲響了他的「驚世鍾」，希望追隨專制改良者們能夠「猛回頭」。　在這一場對保皇改良派的反擊戰中，民主革命派除掉揭穿了前政治改良派「彼之愛國，無非是愛專制政體」的本質，尤其批判了「君權不可侵犯」的君主專製法統和旨在維護這一法統的封建禮教道統，指出了「禮之耗人血、消人氣不至死亡不止」的殘酷專制本質，不僅有力地轟擊了宋明以來意在維護君主專制統治的理學基礎，而且為中國同盟會成立後革命與改良的那一場更加廣泛和深入的大論戰，鋪墊了共和主義的思想基石，更為辛亥以後中國知識界發動那一場反覆辟的思想文化革命，及其對孔孟思想文化體系中專制思想文化成份的批判和清算，埋下了歷史性的伏筆。

* 始於中國同盟會成立之初的第二場大論戰

　一九零五年底，面對著清政府誘改良以滅革命的陰險手段，和政治改良派要君主立憲不要民主立憲的頑固立場，民主革命派早在「民報」創刊伊始，即指名道姓地指責康有為、梁啟超是為滿清政府製造「欲使吾民族誠心歸化之立憲改良論的禍水」。　一九零六年初，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先後發表了「開明專制論」和「申論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得失」兩篇長文，並將兩文合刊出版，題名為「中國存亡之大問題」，對革命派展開全面反駁，致使大論戰勢在必發。　梁啟超主張改良和反對革命的重要論點：一是「中國人未有共和國民之資格」；二是「只能經過開明專制以移於立憲」；三是為「不至助長衝突」，只能「相率以要求立憲」，並「必須為彼（指清政府----作者按）所能行」，才是「唯一正當之手段」，「若為彼所不能行，則是宣戰而非要求」；四是革命「只能導致流血、內亂」等。　一九零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民報」印行「第三號號外」，刊出「民報」與「新民叢報」辯駁之綱領，首先列出兩報辯論的主要條目，然後針對其第一種重要論點批駁曰：「自由、平等、博愛三者，人類之通行也....夫我國民既有此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而民權立憲則本乎此精神之制度也，故此制度精神必適合吾國民，而絕無虞其格格不入也。」是故，「我國民必有民權立憲之能力」。同時，為國民能夠達到民權立憲之能力，又提出應以「革命和教育來促成中國人民做共和國民的資格」。就革命言之，則「若在實行時代，去專制之苦，嘗自由之樂，夷階級之制，立平等之域，國民主義，民族主義，昔存於理想，今現於實際，心理之感孚，速於置郵而傳命也」。就教育而言，則「教育無論於革命前、革命後或革命時，均極為重要....更對浚發國民自由、平等、博愛的天性有大助力」。　針對其第二種重要論點，「民報」首先指出：「即以君主立憲而論，亦由國民革命之結果。未有國民不革命，而政府自能立憲者也。政府怵於國民之革命而讓步焉。君權民權，相與調劑，乃為君主立憲。若該報專望政府開明專制，而國民舍勸告以外無他事，其結果只能成野蠻專制政體，若望君主立憲，真羝羊生乳之類耳。」由是，民報乃批駁徒望清政府由實行「開明專制而至君主立憲」的論點說，清政府「所處之地位，只能與國民為敵，不能與國民為助明矣。故吾不以改革之能事望諸政府，而望之於國民。國民既能改革矣，則民權立憲當然之結果也」。　正因為如此，針對改良派「只能要求清政府立憲」的論點，「民報」則乾脆批駁說：「彼政府之所以能專擅者，以其權力足以束縛人民也。人民苟不能脫其束縛，則其發言懸於政府之聽否，無絲毫自主之權也。不汲汲養成民力，而惟望其要求，各國政治革命之成例恐無此兒戲也」。更何況，「今日之政府，豈惟已絕無可望，直國民之仇讎而已」。　就改良派所稱的「革命只能導致流血內亂」之說，民報首則慷慨言之曰：「為國而死，不愛其生，此國民之天職也，胡乃以殺人流血相怵？」繼則直言批駁曰：「革命不免於殺人流血固矣，然不革命、殺人流血之禍可以免乎？」　此後，各家民主革命派刊物，乃於中國本土和新加坡、檀香山、舊金山、香港等地參加了這一場大論戰。他們以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為綱領，遵循孫中山先生「必須進行政治革命」的民主革命思想，圍繞著「要不要推翻清王朝的統治和要不要建立一個主張民權的民主共和國」等大是大非問題，對立憲改良派「只要改良、不要革命」，「只想哀求清王朝立憲、不想推倒清王朝君主專制政體」等錯誤思潮，特別是針對清王朝「虛以敷衍改良、實為撲滅革命，立憲為假、專製為真」的維護專制手段，予以了廣泛而又深刻的批駁。胡漢民在為「民報」纂文時便寫道：「舊日為異族政府所有者，固當傾覆之；而數千年君主專制之政府，亦必同時改造而後可以保存而竟存。」同盟會員汪東亦發表文章呼應說：「單純的殺人放火，根本談不上是革命，烏可以辱我莊嚴、寶貴之革命二字。」「夏聲」與「河南」兩家雜誌，更從清王朝四十年來推行改革開放和空喊立憲入手，駁斥立憲改良派們說：「四十年來，言新法者，非今日之政府乎？無日不為之，而究其所為者何事？新法之收效於今日者安在？有能舉起大者示之於人乎？....夫以如是之政府，而日日言立憲，五年、十年、十五年之預備期限，常視吾民之舉動如何以為伸縮。而又於立憲預備之時期，宣布言論集會之苛虐條件，以為摧抑吾民之具。」而且，「以預備立憲時代即演出如許慘禍，吾不知實行立憲，則民禍將伊於胡底也！」「國民之普通自由，彼不能於預備立憲時代保護之，乃反於預備立憲時代剝奪之。國民政治上的權力，彼不能於預備立憲時代促進之，反於預備立憲時代限制之。非喪心病狂，奚為行動不倫，一至此極！」　由是，革命派乃對改良黨人批駁曰：「彼保皇立憲黨人，不按以往之事實，不衡方來之時勢，終日抱乞求、哀求之目的，甚而泣婦其行者，更何異痴子愚蒙。對兇猛之獸，曰是可以笑容親猛獸也，是可以嫵媚近猛獸也。」鼓吹共和的「醒獅雜誌」在「醒後的中國」一文中，就曾指責一心追求君主立憲的政治改良派為「野老不知亡國恨，喃喃尤頌聖朝恩」。「二十世紀支那雜誌」則以「不到臨崖絕命時，強權政治有誰知」的沉痛呼喊，期望改良派能夠在強權統治的迫害中猛省過來。徐錫麟在刺殺恩銘的「光復文告」中更揭穿清政府的立憲說，「今則名為立憲，實乃集權中央，玩我股掌，禁止自由，殺戮志士，苛虐無道，暴政橫生」，因而號召「重建新國，圖共和之幸福，報往日之深仇」。名聲卓著的「河南」雜誌尤對清政府的「預備立憲」大膽駁斥道：「嗟夫，預備立憲者，尚不如直其名曰預備殺人流血之直接了當也！」　這一場大論戰，因革命派據理力爭，民眾擁護，改良派因「大清朝不改」，非但窮於應付，而且益不堪擊。故時有論者稱：「民報」出現，國民主義和民族主義漸浸溢同胞之腦海，向之與「新民叢報」有關係者，莫不倒戈相向而敵國之....數月以來之「新民叢報」，已為梁啟超一人之「新民叢報」，黨派之機關雜誌，忽變而為獨夫之機關雜誌，此真千古未有之慘狀也！而它最為積極的效果，便是促成了共和主義思想的大普及。嗣後，廣西會黨領袖王和順即在「告粵省同胞書」中宣稱：「接受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並號召「建民主憲政之政體，行土地國有之制度」。而在江西萍、瀏、豐起義中，龔春台部的洪江會眾也已在文告中自稱：「奉中華民國政府命....不但驅除韃虜，不使少數之異族專其權利，且必須破除千年專制之政體，不使君主一人獨享特權於其上，建立共和民國，與四萬萬同胞，共享平等之利益。」　這一場大論戰，雖然在圍繞著「土地國有」等問題的爭論中，革命派因受到西方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而表現出一些不盡正確的思想，梁啟超亦表現了一些未必是錯誤的觀點，但因這一場大論戰真正的論戰重心，是在要共和還是要專制和要革命還是要改良的根本問題上面，並使得共和的思想戰勝了專制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戰勝了改良的思想，所以它的積極意義也就無庸贅述。——摘自黃花崗雜誌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