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與民族關係研究

全球化與民族關係研究

[來源：中國民族報|發布日期：2010-10-08]

　　近些年來，全球化已經成為一個熱門話題。當我們思考當今世界各國的民族關係演變與發展時，也很難脫離開這個全球化的大的歷史背景。在研究一個多民族國家內部的族群關係時，我們通常只會把眼睛盯住一個具體的國家，在研究時所注重的往往是該國的民族交往史、該國各族群在文化傳統和社會制度方面的差異，而對於外來因素對該國民族關係的影響，則重視不夠，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在21世紀的全球化浪潮中，我們應當拓展眼界，努力從世界各國互動發展的視角來看待每個國家內部的族群關係。　　那麼什麼是「全球化」？學術界提出的定義有很多種。對於具體定義方面的分歧，我們不在這裡討論與分析，僅從一些具體現象來看，全球化的態勢已經是十分直觀和具體的。從現象上看，這幾十年來巨型跨國公司在許多國家建立了自己的分支機構和工廠，形成了全球性的生產組織。如在荷蘭註冊的大型跨國公司的產值甚至超過了荷蘭全國的國民生產總值，這在傳統的資本主義生產和「民族國家」的框架中是不可想像的。這些跨國公司在世界各地僱傭了成千上萬的職工，在某些地區也選用了本地人作為主管人員。與此同時，已經形成了若干個全球性的股票市場、期貨市場和專業產品展銷市場，正是這些國際化的生產組織和銷售市場，每天在規劃與組織全球性的生產活動，組織資金，組織商品的流動與銷售。因此，我們可以說，一個全球性的經濟體系已經初具規模，而且正在有效地運轉。從民眾的消費模式看，源自西方國家設計師之手的各式服裝已經成為世界各國城鎮，甚至大多數鄉村民眾的主要服裝款式。美國好萊塢的電影成為各國影視市場上上映率、收視率最高的節目，連「麥當勞」、「肯德基」這樣的美式快餐店的網點也已經遍及世界各國的大中城市，英語已經夾雜在許多國家人們的日常口語當中。從這些方面來看，全球化浪潮似乎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全球化浪潮的主要基礎是什麼？許多國家包括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大致已經完成了初步的工業化和城市化，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加人了國際市場，至少各國城鎮的經濟活動已經多少與國際經濟活動接軌了。當然，這些國際貿易活動與外資企業、跨國公司的經營活動密切相關。任何國家要想參與國際經濟與貿易，要想參與國際競爭，就不得不接受「國際標準」，使用大家都能聽得懂的「國際話語」。如果我們到不同的國家去訪問，像非洲的南非、辛巴威，亞洲的印度、泰國，那麼你會發現這些國家的大城市在基礎建設、組織管理方式方面，實際上已經很現代化了。在這些國家的首都和它的省會城市裡，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基本規模和特徵都已具備，大致是與世界其他國家同步的，政府機構、工業生產、企業組織、技術標準、財會制度甚至交通規則，都以西方國家為標準出現了「趨同化」。也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之上，才有可能出現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可以說，無論是亞洲、非洲、拉丁美洲，還是歐洲和澳洲，在近十年里，世界各地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現了全球化的新浪潮。　　跨國大公司是推動全球化的一個重要的力量。首先，跨國大公司不僅把生產技術、整個的組裝生產線都搬到了其他國家，而且把自己的全部管理制度從發源地（如美國等發達國家）推行到其他一些國家。它們在各國組建自己的子公司的時候，這些子公司的管理制度和組織系統，比如裡面設幾個部門，職員分幾個層級，有哪些分工，又比如它們的財會制度、審計制度、報表的表格，全都是和母公司一樣的。美國的大公司如波音公司，它在泰國、印度、中國及其他一些地方開設的分廠，管理體制、所用的術語、使用的報表，包括薪酬發放的一些制度，全都是一樣的，也即是說實行了統一的標準化管理。同時，一些國際大銀行的觸角也伸到了各個國家。而各國所建立的企業，不管是製造業還是服務業，它們的管理都實現了標準化。比如旅館業，世界上有一些非常好的旅遊勝地，除了在歐美之外，很多是在亞非拉國家。這些旅遊勝地的經營有許多實際上是由歐美的跨國公司來管理的。在我國，既有許多中國人自己經營的旅店，同時也有Holyday Inn（假日旅店），有香格里拉飯店等，這些是從國外引進來的跨國旅店連鎖組織。允許這些國際連鎖的旅店系統在中國開設分店，原因之一就是我們面對的和將來需要吸引的旅客當中許多是國際遊客，他們熟悉並要求中國的旅店提供國際通用的標準化服務。因此國內的旅店與服務行業需要去向國外旅遊業、服務業學習它們的管理方法，所以我們需要把這些國際連鎖的旅店或服務公司請進中國來，作為國內發展旅店業、服務業的參照。許多其他發展中國家也曾經走過或正在經歷相同的學習過程。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西方國家創辦並發展起來的製造業、服務業近年來在全世界各國的業務拓展和經濟滲透，推動了全球化的浪潮。

　　一、全球化浪潮中西方經濟、制度與意識形態的擴散

　　毫無疑問，世界各國的現代化進程發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後，必然會推動全球化。所謂「現代化」，在某種程度上主要體現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中。工業化和城市化不僅改變了各個國家的經濟結構和地貌景觀，也必然會導致各國人們觀念和社會組織的變化，他們逐步接受「工業文明」，成為與現代經濟生產、現代國家制度相適應的勞動者與公民。　　在全球化的過程當中，第一個重要的因素當然是經濟的擴散，當年刺激殖民主義國家去佔領殖民地和進行海外擴張的主要動力就是攫取經濟利益，所以許多殖民地最初是以「公司」（如荷蘭的「東印度公司」、英國的「東印度公司」）的形式來開拓和經營的。工業化首先出現在西歐，然後在北美出現了第二次工業化浪潮，使得歐洲和北美在經濟方面居於明顯的領先地位。日本也是在歐美的扶助下，逐步「脫亞入歐」，成為現代工業化國家。　　世界發展到今天，各國的經濟活動與科技發展都以美歐為標準。各國的製造業、交通運輸、醫療衛生、科學技術、服務業甚至連旅遊業，都在國際化、標準化。一個標準被推廣到了全世界，就是這個標準的全球化。比如我們現在包括製藥、牙膏、食品檢測，都要採用國際統一的標準。原因很簡單，如果你不按照這個統一的標準來生產、來標註，人家就不購買你的產品，你想賣原材料，不符合標準，人家就不要，更不用說會買你生產的成分複雜的高級產品了。這樣在許多方面，包括食品、化工機械產品乃至汽油的標號，我們都不得不採用歐美標準，這些標準都不是我們中國人自己創出來的，卻是國際上各國都接受的。這樣一種經濟的標準化等於是全球化的一個鋪墊，是全球化的一個經濟基礎。　　第二個因素是行政體制的擴散。隨著各國對外交往的加強，我們受西方發達國家行政管理的理念和體制的影響也就越大，現在世界各國的行政機構實際上也在標準化。所以，在現代經濟擴展的同時，又出現了一種行政和政治體制的擴展。比如美國在二戰後是日本國土上的佔領軍，日本的憲法是美國人替他們制定的，日本所有大企業都是在美國人扶植下重新成長起來的，日本的學校教育也是參照美國的體制重建的。美國在政治上、軍事上控制日本的同時，以這樣一種優越的地位迅速有效地把它的各項制度引進了日本。　　所以，隨著經濟的滲透、傳媒的影響，通過外交的活躍，各個國家的政府結構也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趨同化。在近代這些國家開始相互接觸之前，各自都有自己傳統的管理機構與組織形式。非洲各個部落有發源於非洲本土的部落組織機構，中國的清朝政府在中央有軍機處和六部，基層有督撫、府縣。從秦始皇一直到清朝，中國的行政管理已經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歷朝歷代對此既有修訂，又有所繼承。亞非拉各國自然形成的這些制度和歐洲傳統是不一樣的，但一旦這些國家和部落需要和西方打交道「辦洋務」時，在形勢的逼迫下不得不建立與這些事務相應的機構，政府機構中就要設外交部、交通部、衛生部、商務部，因為需要通過這些部門來與國外相應的機構進行對應的交流。如我國的外交部下面設有亞洲司、美洲司等，這些機構也是參照了歐美國家的政府機構來設置的。英國外交部下面有很多司，美國也有類似的機構。這些歐洲各國、北美政府的機構設置並不完全雷同，但其基本結構、功能分工大致是相似的。所以在客觀上，隨著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擴張和西方國家在政治、經濟、軍事上的強勢，歐美國家的行政體制正在擴散到其他國家。　　需要注意的是，在經濟擴散和行政體制擴散的現象後面，具有很強的意識形態背景。民族主義是一種意識形態，目標是以「民族」為單元建立民族國家，而在反對封建王權、建立民族國家時，動員民眾所使用的思想武器，就是自由、民主、平等和共和這些新的政治理念，這正是由近代資產階級啟蒙學者提倡的一整套意識形態。　　為什麼美國的現代化發展得比較快？有一個觀點認為是因為美國學到了歐洲的技術，同時又遠離戰火，一戰、二戰基本上沒有對美國造成破壞，這樣兩個因素結合起來，在20世紀使美國的社會與經濟得到了高速的發展。　　其實問題並不這麼簡單。如果把北美和南美進行對比，那麼兩者同樣遠離歐洲的戰火，同樣與歐洲保持密切聯繫，卻走上了完全不同的發展道路，結果也很不一樣。所以地理位置只是影響現代化的因素之一，影響一個國家的現代化發展速度的，其實遠有比地理位置更重要的因素。北美洲和南美洲都是被歐洲人發現的，而且最早都是由西班牙人發現的。哥倫布先於英國人發現了美洲，他以西班牙國王的名義佔領了很多土地，連北美大陸的南部和西部本來也是西班牙的屬地，英國移民只佔據了北美大陸東北部的一小塊土地。因為西班牙在地理上屬於南歐，在氣候上與佛羅里達、墨西哥、古巴這一帶相近，而北美的東北部在緯度氣候上與英倫三島和北歐更相近，所以當時西班牙人在發現美國後努力拓展所佔土地時，主要傾向於在南部的擴張。他們在這些地區建立的是西班牙國王的行政屬地，在各地建立的是羅馬天主教的教堂系統。這些西班牙殖民者實際上把西班牙王國的一套社會制度、宗教體系完整地搬到了拉丁美洲。　　而北美的情況則不一樣。英國最早的移民是一些躲避宗教迫害而逃亡的新教徒，是自發移民，他們沒有接受英國王室的委派和資助去建立英國王室的屬地，這與西班牙殖民者的性質完全不一樣。當這些最早的英國移民乘坐「五月花號」到達北美波士頓地區時，船上有二百多人。在上岸前他們達成了一個協定，即著名的「五月花號公約」：要組成一個公民的共和政治實體，推行「保護宗教自由和公正平等的法律」，要在新大陸用這樣的理念來開創自己的殖民地。這些人都是主張宗教改革的新教徒，他們和天主教徒的差別是很大的。在這種情況下，以「五月花號」的這二百多個第一批移民為伊始，提出並堅持了「自由公民聯合體」的基本理念和意識形態，他們的基本政治觀念和西班牙殖民者很不一樣，這樣就奠定了北美社會後來的政治基礎，使得美國的資本主義迅速發展起來，美國成為新興的工業大國。而南美各國儘管也遠離歐洲戰火，但是當年西班牙殖民者留下的政治遺產使它們在現代化的道路上步履蹣跚。所以決定現代化進程最主要的因素是占社會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而不是一個國家所處的地理位置。　　我們可以分析一下在全球化過程中，意識形態在經濟擴散、行政體制擴散中所發揮的作用。現在大家在思考美國的小布希總統為什麼要去打伊拉克，為什麼去打阿富汗。小布希總統剛剛上台時，在政府里集中了一大批「鷹派」人物，對中國的態度也很敵對，如在海南島的中美撞機事件中，美國政府對中國的態度是十分強硬的。實際上在美國的主流社會中，在政治家和議會中，在這些人的骨子裡，意識形態色彩是非常強的，這就是要消滅共產主義，在全世界推行西方式的民主政體。二戰後的美國國務卿杜勒斯開始公開向共產主義宣戰。美國歷屆政府都希望通過財政、經濟力量，通過它的各個方面的影響，包括外交活動、中央情報局和軍事行動，最後能夠把美國的這一套政治理念和社會制度推廣到全世界去，讓各個國家變成美國式的「自由民主社會」。這就是美國的政治目標，也被宣稱為美國的「國家利益」。　　從這一意識形態立場出發，美國政府和軍隊在國外採取行動時，絲毫不考慮這些國家的老百姓自己需要的是什麼。美國社會的政治家和精英階層多少帶有傳統的傳教士心態，他們認為美國具有從共產主義專制國家、邪惡國家以及其他政治和宗教勢力手中「解放」全人類的責任。美國當年在朝鮮、越南打仗，近年在阿富汗、伊拉克打仗，花費掉的軍費是天文數字，這些錢來自國家預算，實際上是全體美國納稅人的血汗，那麼為什麼有許多美國民眾會支持政府在國外發動的這些戰爭？原因就是這些民眾認為，美國具有「解放」這些國家人民、推行「民主制度」的使命與歷史責任。　　所以當我們討論全球化時，既要關注西方經濟的擴散，關注西方國家行政管理體制的擴散，也不可忽視西方意識形態的擴散。　　在擴散過程當中，不同的意識形態之間是彼此競爭的。馬克思主義在創立的初期，也提出要從資本主義制度下解放全人類，要解放世界三分之二受苦受難的人，在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國際歌》里正是這樣唱的。共產黨取得政權國家的人民自己獲得了解放，還有責任援助其他被帝國主義欺負和統治的國家的人民，要「輸出革命」，「解放」這些國家的人民。而近年來發展起來的伊斯蘭教極端主義教派也具有很強的意識形態色彩，他們號召全球穆斯林進行針對一切「異教徒」的「聖戰」，希望在世界各地穆斯林聚居的地區都能夠建立伊斯蘭教的國家。可以說，每種宗教和意識形態多多少少都有一點救世主的使命感在裡面。　　但是在蘇聯戈爾巴喬夫「改革新思維」路線的指導下，蘇聯淡化了原來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甚至開始批判它，走到另外一條路上去了，所以今天的俄羅斯只好去尋找新的精神支柱，尋找新的民族凝聚力的源泉。「文化大革命」鬥私批修，提倡「狠斗私字一閃念」，要求每個人不能有任何「私心雜念」，把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信仰推到了極端，不考慮實際生活中人們的基本需求，把一些合理的訴求也予以批判，結果物極必反。以意識形態來主導的政治運動，不論是前蘇聯的「改革新思維」，還是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都遇到了重大的挫折，後來都不得不做出必要的調整。現在我國領導人提出「建立和諧社會」的目標，也是在國內外新形勢下所做出的調整。　　因此在分析現代化和全球化時，我們應當注意到，有些意識形態色彩很重的國家，在對外交往中難免有把自己的意識形態向外擴散的傾向。「冷戰」時代相互對峙的雙方是如此，今天的美國也是如此。　　意識形態的內容，既包括了基本的政治理念和價值觀，也包括了對人類社會群體性質的基本認識和認同體系的思考。發源自西歐的「民族主義」(nationalism）和「民族」(nation）觀，同樣屬於意識形態的內容。以中國為例，在如何看待在語言、宗教、文化傳統、生活習俗方面與中原人群不同的邊緣地區的其他群體方面，歷朝歷代形成了一整套的觀點、制度和策略，而且這些觀點也影響了周邊這些具有不同特點的群體，所以一旦他們有機會「人主中原」時，也會參照這一套思路來處理群體關係。這就是費孝通教授提出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思想。　　清朝在「船堅炮利」的歐洲艦隊和洋槍隊攻擊下一敗塗地時，在列強的逼迫下不得不開展「洋務」，對外派遣留學生及允許西方思想與出版物進人中國時，西方的「民族主義」和「民族」理念也必然會影響到中國的知識界和民眾，在救國救亡的嚴峻形勢下，他們必然會考慮按照西方「民族國家」的模式來重新構建自己的國家與民族，上世紀初關於「中華民族」概念的討論和幾部《中國民族史》的出版也反映了西方「民族國家」意識形態在中國的傳播。這是我們今天在思考中國的「民族問題」時絕對不可忽視的一個歷史大背景。

　　二、在現代化和全球化過程中，各國的傳統文化將會如何演變

　　在由西方世界主導的全球化的過程中，其他各國也出現了「本土化」的反彈思潮。很多國家如伊斯蘭世界、非洲各國、亞洲各國，原本都有自己的文化傳統和政治傳統，全球化會不會把這些人最終都變成「美國人」？實際上不可能。不可能設想中國人、日本人、印度人、阿拉伯人、非洲黑人最後都會變成「美國人」。歷史不可能割斷，同時這也不是一個生物學的轉基因問題。每個國家都有本國的一套文化傳統和歷史傳承。實際上人的思想是相當頑固的，所謂「本性難移」，所以當外部文化和意識形態對本國的滲透不斷加強時，各國對外來文化也勢必出現反彈，以提倡本國傳統的「復興」來與外來文化相抗衡。如此，全球化與各國的本土化實際上是兩個並行的潮流。　　客觀地說，全球化的擴散是不可抗拒的，本土化的反彈是不可避免的。　　怎麼來看這句話？在科學技術、製造業、管理理念這些方面的標準化，包括行政體制的雷同、意識形態的相互滲透、政治影響的擴散，這些都是不可抗拒的，不管你喜歡與否，只要你要與外界聯繫，要進行交流，這些現象或早或遲都會出現。比如中國在上世紀50年代從蘇聯學習社會主義制度，學習計劃經濟，改革開放後又從美國學習如何組織商品生產、如何參與國際貿易。　　在經濟與貿易方面，國際市場發展到了今天，哪個國家如果不按照世界通用標準來生產汽油、生產配件，這個國家的汽車工業和汽車市場是不可能發育起來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在非科學技術的、非製造業的、非物質方面的領域，如人們的語言文字、價值觀念、宗教信仰、基層社會組織等等，這些都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傳統文化的具體體現，在這些領域中的多樣化則是不可避免的。　　把以上兩方面結合起來考慮，我們會發現在現實社會中會出現某種意義上的一種新的格局，一種鑲嵌式的格局，這多少有點像新經濟社會學家所討論的「嵌人」模式。在宏觀層面，在發展中國家與國際社會進行經濟貿易和產品交流的時候，由於各國經濟已不再是傳統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正在進人全球的經濟體系，各發展中國家必須具備全球化的眼光和採用國際化的交流方法。中國為什麼要加人WTO？就是為了進人全球化的經濟運作體系和國際大市場，從而在這個世界經濟體系中找到中國的位置，獲得利潤，發展經濟。在這種情況下，凡是涉及到跟其他國家進行交流和需要與其他國家進行合作的領域，全球化和標準化就是無法避免的，不可抗拒的。如果不是這樣去做，就要出局。有些國家（如北朝鮮）始終抗拒著不願意進人這個世界經濟體系，它們的經濟處境就很艱難，面臨著被淘汰出局的前景。與之相比，越南過去也曾經比較封閉，但這幾年努力進入國際經濟體系，也加人了WTO，發展市場經濟，全面引人國際化的經濟貿易規則，取得了不可忽視的成就。所以，從許多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的實際經歷來看，在某一些方面的全球化、國際化是不可抗拒的。　　但是，當發展中國家的民眾在不需要使用英語和美國人交流的時候，在不需要用國際商業術語與美國人談生意的時候，在不需要用國際科技術語與美國人談技術交換或引進的時候，當他們在自己的家裡與家人、同學談論本國的歷史、文化、民俗和社會發展的時候，那麼他們當然還是一個純粹的中國人、越南人或印度人。在各民族的交往當中，有些形式和規範或早或遲必然向全球化發展。但在人們的內心世界，在人口規模較小的基層社區，在基層社會組織的內部交往活動中，在人們的精神世界和日常文化生活中，他們總有努力保留本民族、本國傳統的願望，會提出「本土化」的要求來維護自身的文化傳統。所以，全球化和本土化，這二者在兩個層面上同時並存，彼此鑲嵌。想把所有人（包括日本人、中國人、印度人、阿拉伯人）的腦子都變成美國人的腦子，想讓所有人都接受美國人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那是不可能的，同時也是完全不需要的。　　在實際生活中，我們只需要在兩個層面上根據客觀場景來進行必要的轉換，就可以既在經濟、貿易等很多方面和國外進行交往，互相懂得和理解對方，彼此之間能夠進行交流和合作，同時還保持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傳統，作為中國人和同胞們一起欣賞傳統的詩詞和國畫，一起聆聽崑曲和古箏。所以在宏觀上，我們可以把人們的交往活動看作是兩個層面上的行為，一個是表，一個是里，一個是為了與外部對話，一個是為了進行內部交流。內外有別，每個人都能夠在國際社會上與他人對話，同時又保持自己民族的身份認同，保持作為本國公民的政治意識。　　按照費孝通教授的「差序格局」理論，人的關係網中有許多個「圈子」。我們借用這一概念，把人際交往的對象範圍看作是許多層「圈子」所組成，其中最重要的有兩個圈子：一個是自我的、本民族的圈子，維繫它的是共同的文化傳統與政治認同；另一個是國際交流的圈子，是不同「民族」圈子之間的交流，維繫它的是對彼此文化的理解和遵守交往中的共同規則。　　所以我們需要從這樣一個角度理解「全球化」這個提法：「全球化」是各國的現代化發展到一定程度後，人們所提出的一個表示國際交流模式的新標籤。現在不僅各國自己要現代化，而且各國還要加人全球的標準化行列，變成大的全球化體系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人類社會發展到了這個程度時，有了全球標準化的客觀需要和可能性的時候，就發展到了全球化的階段，在許多方面表現出了「趨同性」，出現了一個世界體系。　　在歷史上，日本有日本的發展模式，美國有美國的發展模式，但發展到了今天這個歷史階段，為了經濟上更加密切的交往，也因為在經濟領域（原材料、資金、能源、人才、產品市場各方面）出現的彼此之間的高度依賴，最後各國都不得不進人全球化的進程。但是，各國的企業文化，公司內部關係的調整方式，必然會保持本土的一些傳統。比如日本企業如何使員工增強凝聚力的方法，和美國公司老闆採用的方法可能是不一樣的。這體現了各國本身的文化傳統，這裡依然存在著本土化和反對趨同的思潮。　　2006年12月16日，著名日本人類學家中根千枝先生作為首屆費孝通紀念講座的主講人，在北京大學作了一個精彩的講座。她講到，雖然在歷史上日本從中國學到了很多東西，但是日本社會的組織概念還是保留了自己傳統的特點。中國傳統社會有祖先崇拜，非常看重血緣關係，以血緣關係構成的家庭是社會的基本單位。日本社會中重要的組成單位是「戶」，實行長子繼承製，只有年紀最大的兒子可以繼承這個「戶」，他的兄弟們要離開家去自立門戶。這些離開家的兄弟們，對於這個「戶」是不重要的。如果戶主沒有兒子，他必須選擇一個男性作為養子，來繼承這個「戶」，使它延續下去。這個被選擇的繼承者可能與戶主有親屬關係，也可以毫無血緣關係。如果一個公司的老闆沒有兒子來繼承這個公司，或者這個兒子不成才，那麼他可以另外招贅一個女婿，或從得力的下屬中認個養子來繼承家業和公司，在他心目中最重要的是「戶」的延續，而不是血脈的延續。在這一點上，日本人和中國人是完全不一樣的。日本的經濟和企業已經高度國際化了，建立起了許多著名的大跨國企業財團，人人西裝革履，但是日本的社會組織和組織延續的理念不同於中國人，也不同於美國人。在某些方面，日本社會依然是相當本土化的。　　三、在現代化進程中，如何看待我國族群關係的演變　　我曾在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教材《民族社會學：社會學的族群關係研究》(2004年），其中有一章專門討論現代化對民族關係的影響。那一章談的主要還是社會學的現代化理念、現代化模式，也講到當一些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在進人現代化階段的時候，當地的少數民族怎麼來應對，在理念上和教育上等各方面，應當怎樣來改變自己的現狀，應付這些挑戰，如何加人現代化進程。我提出，當少數民族面臨這樣一種競爭態勢之後，應當思考怎麼提高自己，改變觀念，加強學習，不能固守傳統，要大膽勇敢地走到一個更大的社會和世界中去。同時也談到在西部大開發中，新疆當地少數民族雙語教育的現狀導致了少數民族畢業生在就業競爭中的劣勢。　　在討論現代化問題時，我們不僅需要思考微觀層面和實際應用層面的問題。在分析這些具體地區少數民族面臨的需要應對的問題和應對辦法之前，我們應該對世界的現代化進程和各民族國家的發展模式有一個總的框架。這樣我們在思考具體問題時，頭腦會相對清楚一點。　　應當說，在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後，由共產黨執政的國家在處理本國的民族問題方面，與本國歷史上形成的傳統做法相比，確實發生了一定的變化。在民族關係研究中，我們最關注的無疑是自己的祖國中國，而對我們理解中國1949年以來民族關係問題最重要的參考對象，就是我們的近鄰，也是曾經長期實行類似政治社會制度和民族政策的俄羅斯。作為中國人，我們對中國歷史的情況了解多一點，對沙皇俄國了解少一點。　　中國的中原皇朝在歷朝歷代的更替中，對待周邊不同的民族形成了一個傳統。為什麼把中國的「二十四史」讀下來，似乎沒有出現這樣的一個具體詞語，能夠把所有少數民族都囊括在內？所謂「北狄、西戎、東夷、南蠻」，那只是春秋時代的幾個泛泛的稱呼，表示當時的中原列國之外（甚至之間）存在著各種不同的尚未完全接受中原文化的群體。　　為什麼沒有產生一個詞語囊括周邊所有的少數民族？我想，那是因為這些群體的基本情況是各不相同的，人口規模不同，文化傳統不同，發展的水平不同，而且各個群體與中央皇朝的關係也是不一樣的，有的非常緊密，有的比較疏遠。所以用一個詞來概括所有這些群體，並不恰當和確切，會忽視掉這些重要差異，在處理民族關係時會導致重大誤差。　　中國在發展過程中，在中原地區形成了比較先進的華夏文化，在周邊形成了其他許多群體。在處理中原群體與周邊群體的關係方面，出現了兩個重要的觀念：一個是「夷夏之辨」，強調兩者之間存在區別；另一個是「有教無類」，強調蠻夷可以通過接受華夏文化而加人中原群體。中國社會的發展歷程實際也就是華夏文化向周邊擴散的過程。當然，中原文化在施以「教化」的過程中也會吸收「蠻夷」的文化，如音樂、舞蹈、騎具、農作物等等，會把少數民族的優秀文化吸收進中原的文化中。中華文化是核，會不斷從周邊吸收養分，在這樣一個文化交流的框架內不斷生長而變得豐富，這是中華文化發展的基本脈絡。　　各個地方的少數民族接受漢化的程度是不一樣的，而且在相互交往當中，與漢族混血的程度也不一樣。也正因為如此，過去中國曆朝皇帝對待邊疆或境內（包括內地）各少數民族群體的態度和政策是實事求是、區別對待的，並沒有用同一個政策來思考、理解和對待不同的群體。有兩個詞大家都聽說過，這就是「生番」和「熟番」。「生番」就是指那些尚未接受教化，茹毛飲血、穿著毛皮、住著草棚的發展水平較低的群體；「熟番」指的是基本上被漢化了，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中原文化的群體。清朝在稱呼穆斯林時，把西北穆斯林群體分為兩部分，一部分叫「漢回」，指的是講漢語的回族，另一部分叫「纏回」，指的是維吾爾族、哈薩克族等突厥語系的群體，也是表示兩者有所不同，應予區別。　　這些相互對應的詞語和稱呼，像「生番」與「熟番」，「漢回」與「纏回」，表示了當時統治者根據各族群和中原漢人的血緣關係、接受漢化的程度、與中原皇朝的政治聯繫，對它們給予不同的稱呼，區別對待，採用不同的政策，而不是簡單地制定一個政策，用來對待所有的民族。比如清朝管理西藏有一套特殊的制度與政策，承認達賴和班禪的特殊地位，在拉薩設有駐藏大臣，活佛轉世靈童的認定有金瓶掣籤制度，有《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等規章，而在邊疆其他地方就沒有這些制度與規章。清朝是根據當時西藏的特殊情況，一地一策來制訂各地具體的治理辦法。清朝管理蒙古又採用另外一套辦法，如有額附制度，所有蒙古王公的兒子要娶滿族皇室的格格，這些駙馬叫額駙，而且要定期到北京來當差，多少有點人質的性質。這個制度就沒有在西藏實行過。　　既然各個族群的實際情況是不同的，中央政權就不一定需要制定一個統一的政策來對待所有的群體。清朝在對待藏族各地區時是區別對待，對待衛藏地區、西康、青海各地的藏區都採用了不同的政策。中國曆朝的中央政權通常會根據各群體和中央政權關係的遠近、親疏，當地漢族居民的多少，接受中原社會文化制度方面的差異來制定具體的制度與政策，如在一些地區設置了世襲的土司制度，但在當地社會狀況發生變化後，也會根據條件進行「改土歸流」。為什麼有的地方設流官，有的地方置土司，有的地方是番王，有的地方像西藏還設了嘎廈政府，給予達賴喇嘛很高的地位和權威？這些差別源於中央政府根據各地的實際情況所制定的不同的制度。　　總的來說，清朝政府根據各民族的歷史、人口、宗教，跟漢族的關係等等差別，一一分析，區別對待，一族一個制度，一地一個政策。這種區別對待是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而且正是因為這樣區別對待，才能夠被當地族群首領與民眾所接受，因地制宜地促進族群交流與融合，才能推動各地的社會經濟發展，才能比較合適地、恰到好處地處理各地的民族關係。如果把雲南的政策拿到西藏去，西藏是不會接受的。而把在習俗和認同上已經跟漢族基本趨同的族群像對待藏族那樣，客觀上也沒有這個必要。所以，我覺得中國曆朝歷代的皇帝們針對各個民族的不同情況，給他們以不同的稱呼，設計不同的制度，採取不同的政策，是有他們的道理的。《明史》對每塊少數族群聚居區分開論述，在「列傳」下面的「土司」部分有十卷，每卷中按地區對湖廣、四川、雲南、貴州、廣西各個土司的歷史、轄地都有論述；在「西域」部分有四卷，共分為58篇。《清史稿》中「土司」有六卷，增加了甘肅土司部分，「藩部」有八卷，涵蓋了內外蒙古、青海、新疆和西藏，另有「屬國」四卷。各篇對這些群體的歷史沿革、制度設置、重要人物、中央政策等都有詳細介紹。西藏是西藏，青海是青海，新疆、蒙古也分為各個具體地區，分別論述，南方的各個土司，都有各自的歷史，採取不同的辦法治理。　　根據各個民族的具體情況，歷朝歷代中央政府對不同群體是實事求是、區別對待的。而我們今天的民族政策，不論各民族人口多少，聚居情況如何，文化差異程度，所有的政策都「一刀切」。這並不符合中國的歷史傳統，也不符合實事求是的精神。我們現在講民族政策時，要求有統一標準和一致性，我們在許多做法上是「一刀切」的，不是區別對待的，換言之，不是實事求是的。這主要是受到建國後意識形態主導的影響，是不符合中華民族幾千年來處理民族關係的傳統的。　　正是由於在幾千年的民族交往史中，中央政權採取了實事求是、區別對待的思路和政策，逐步把「生番」轉變為「熟番」，把「熟番」轉變為子民，採取分段推進的辦法，分地區、分對象、分時期地逐步推動中華文化對邊疆民族的「教化」進程，使歷史上居住在周邊的許多少數民族人口逐步融人了中原群體，加入了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有效地推動著群族交流與融合。而當我們採用「一刀切」的單一政策來對待實際情況各不相同的這些群體時，把它們都識別成「民族」時，事實上也就中斷了中華民族幾千年來不斷前進的融合過程，而且在一些局部地區甚至出現了逆轉的現象。這是今天我們研究中國民族關係的人需要深思的。　　當年俄國的統治機構對待沙皇軍隊在一二百年內迅速征服的各個民族，實際上也採取了不同的方法。但在這方面，我們並沒有很多人去花功夫研究這方面的歷史，去了解當年沙皇政府是怎麼治理克里米亞韃靼人的，怎麼管理高加索的，怎麼管理中亞哈薩克部落的，怎麼管理布里亞特人的。雖然沙皇俄國在各地設了總督，但是仍然讓地方部族首領保留了一定權力，給了某種封號，這樣既保持了中央的權威，也使地方部族首領能夠接受。沙皇俄國在治理少數民族方面也是有一套辦法的，而且多少也是因地制宜和實事求是的，具體情況具體處理，對待不同部落採用不同的方法。這樣才是聰明的統治者做的事。　　因此也許可以說，我們今天在處理民族關係方面不一定比前人聰明。那麼原因是什麼呢？就是因為這些年來我們的思維方式過於意識形態化，視角和思路都受到意識形態的束縛。　　為什麼我們在20世紀50年代會把實際上已經與漢族基本融合的某些群體和那些確實差異很大的某些群體都同樣正式識別為「民族」，而且都要建立自治地方呢？我想，這很可能是由於當時佔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因素的影響。因為我們必須要堅持斯大林的民族理論，我們必須要貫徹「一切民族完全平等」的原則，既然要完全平等，這些群體就要在我們的制度當中據有完全平等的位置，這樣就不可避免地把不同群體在許多問題上的本質差異、事實上存在的重大差異統統忽視掉了。　　教條主義地把意識形態作為思想和行動的原則，必然會在很多事情上出問題，因為教條主義的意識形態有時會脫離「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比如說，在國際問題上，我們過去的口號是「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難的人民」，可是那些國家裡的民眾根本就沒想讓你去「解放」。我們當時看待這些問題時，憑的都是「想當然」，整齊劃一，強加於人，自認為有解救全人類的使命。這些國家的人民群眾如果信仰共產主義，人家自己會起來革命的，用不著外人來解放。　　意識形態其實跟宗教有相似之處，虔誠的教徒相信別人應該而且一定會信仰自己的宗教。就像現在的美國總統小布希，他堅持認為伊拉克人民會接受美國的多黨民主制度，薩達姆是專制暴君，伊拉克人民一定會用鮮花和親吻來歡迎解放與拯救自己的美國軍隊。伊拉克的社會當然存在各種社會矛盾，並不是天堂，但是在伊拉克人心目中，什葉派、遜尼派之間教派矛盾的調解是比實行西方的多黨制更重要的事。在薩達姆被推翻之後，什葉派和遜尼派領袖們就把傳統的部族意識強化起來了，薩達姆政權的倒台提供了一個空間，讓他們得以發泄累積的部族仇恨或者是教派仇恨，實際上是把原來累積的社會矛盾都激發起來，而美國扶植的傀儡得不到社會大多數民眾和部族的認可，完全控制不了局面。　　應當說薩達姆統治伊拉克還是有一套辦法的。他的許多做法當然違反人權，很殘忍，這沒有疑問，但是，這也許就是歷來當地伊斯蘭部族維持社會秩序的有效方法。一些做法當然很不人道，應該譴責，但是在他控制之下，遜尼派少數和什葉派多數大致可以和平共處，社會有序地運行，如果沒有非常過激的推翻政府的行為，政府也不去鎮壓，保持了伊拉克的穩定。也正因為伊拉克社會穩定，財政上富足，在中東屬於軍事強國，才有能力去打兩伊戰爭，才會想到侵略科威特。結果導致美國軍隊介人，把伊拉克打敗了。薩達姆判斷錯誤，弄得一敗塗地，戰敗後被聯合國禁運，只好石油換食品，經濟上衰敗下來。在戰前伊拉克的經濟是很強和有實力的，所以在兩伊戰爭期間戰績不錯。這就是說薩達姆在統治這個部族國家、維持它的社會秩序並使它成為一個地區強國方面，實際上還是有效的，是具有某種權威的，遠勝於美國人現在扶持的傀儡。　　為什麼會這樣呢？其實，這些傀儡人物也不是不聰明，他們是阿拉伯人，理解當地的傳統和部族民眾的思維方式，但是他們是美國人扶植起來的，必須按照美國人的思路來辦事。要是按照美國人的多黨制來組織選舉，這種規範，那種制約，就等於把自己所有的傳統智慧都放棄，然後聽美國人的指示去做，等於成了美國人手裡的一支筆，美國人這麼寫、這麼畫，你就跟著走。這嚴重脫離了本國社會的實際，其結果可想而知。伊拉克走到今天，就是美國人用意識形態理念在具有不同文化傳統的另一個國家強制推行自己社會制度所造成的結果。實際上在骨子裡，美國人希望伊拉克人改信基督教，這當然是做不到的，只是美國人的夢想。　　有些政治制度，如果沒有一定的文化基礎，那麼是不可能真正紮下根來的。「江南有橘，移之江北，則化而為積」，換個地方，就變味了。很多東西是不能移植的。有些東西你可以複製其外殼和形式，但內核是很難複製的。我們在討論全球化時，有些制度，比如公司制度，比如股票、市場，我們可以學美國，但是我們的傳統價值觀和人際關係，我們的社會組織，我們的基層組織，實際上是很難改變的。表和里，形式與內容，必須區別對待。

　　四、中國民族研究的反思與討論

　　在國際交往當中，在發展生產力、發展科技的時候，全球化是不可抗拒的，標準化是不可抗拒的，這是表；但是人們的思維很難變，佛教徒成不了基督徒，穆斯林成不了基督徒，而且也沒有這個必要，這就是里。表和里，具有雙重性。在本土化方面，實際上各國都會不同程度地出現對全球化的反彈，反彈的原因就在這兒。出現了這些反彈，並不是說這些國家要拒絕這些國際交流，要退出WTO，不接受科技和經濟的國際標準化，只是說各國不希望完全失去自我，不要完全失去本國的傳統。因為這些傳統中的很多方面，各國的精英和民眾還是很珍視的。各國的政府可以設總統、總理、憲法，許多制度都參照西方國家的樣子來做，但歷史無法割斷，社會的實際治理過程、治理辦法還必然有一些歷史延續下來的傳統在裡面。　　建國後我們學習了斯大林的民族理論，接受了蘇聯的意識形態，對不同民族採用統一的政策，可能多少有些違反實事求是的精神，而且有些做法在客觀上是不必要的。我想，如果延續清朝和民國時期的慣例，保持一些群體身份的模糊性，聚居地區的地理邊界不劃得那麼清楚，也許更加有利於社會政治整合和各族民眾的交流。有些民族關係在清朝和民國時期是不成問題的，而現在我們的新政策反而使一些民族關係變成問題了。滿族經過清朝二百多年，民國近四十年，基本上與漢人融合併平等相處，原來的身份意識也淡漠了，有必要再把滿漢的界限劃得這麼清楚嗎？　　現在討論這些問題，並不是說我們現在應該做什麼，只是說我們過去的歷朝歷代對中國各個群體的不同情況，是區別對待的，在這個區別對待的後面，有它的道理，這就是實事求是，而且那樣的對策還是有一定的成效的。今天我們把這些傳統基本丟掉了，那麼現在的做法，實際效果好不好？有哪些正面的效果？又有那些負面的效果？我們是不是應該想一想？對於有些現象，不管今後怎麼去做，觀點是否能夠統一，我們都應該動腦筋想一想。只要進行實地調查，只要真的有實事求是的客觀態度，我們就會發現在實際情況中，中國各民族之間的差別是非常大的。比如說滿族，在清朝、民國的時候，有很多很優秀、很傑出的滿族知識分子在歷史、人文、自然科學領域，因為清朝後期他們有可能出去留學，有可能發展；但是另外一些在西南、西北的民族，情況可能就很不一樣。所以說對待各個民族的政策，應當實事求是，做到區別對待。　　為什麼要區別對待呢？除了各自的發展歷史不同、文化傳統的差異程度不同之外，還因為不同民族的心態也是有區別的。滿族知識分子的心態和藏族知識分子、維吾爾族知識分子的心態，客觀上還是不太一樣。可能有的少數民族，在看待本族和中央政府的關係時，或多或少還帶有一種過去的部落首領的心態。他們認為自己還是一個具有某種獨立性的部落，不管叫什麼，他們認為自己的群體是有邊界、具有很強的內部認同意識、有特殊歷史的一個群體，他們要代表這個群體去向中央政府為本族爭取利益。滿族知識分子可能這種心態就沒有這麼強。所以，在觀察中國的少數民族的時候，仔細分析一下歷史上傳統的民族政策的內容和實施效果，會有啟發。要堅持實事求是，區別對待，具體來思考一些實際問題。要調查和分析中國各個少數民族的實際情況，不能只講意識形態的原則。　　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是個根本立場問題，是一個是否站在維護絕大多數人利益面的政治立場問題。但是如何維護大多數人的利益，可以有兩種思路：一種是小群體的多數人利益，是近期的利益和暫時性的利益；另一種是整體社會多數人的利益，是各群體共同的長遠利益，是持久性的利益。我認為，作為知識分子和學者，應當多考慮整體社會絕大多數人的長遠和永久的利益，而不能只考慮小群體的短期和暫時性的利益。　　有些人批評我，認為我提出在研究民族問題時要少一些意識形態的考慮，這樣就會影響各民族一律平等。我認為平等的原則當然要堅持，但是講平等有兩個層面：個體的層面和群體的層面。最根本、最徹底的平等是個人之間的平等，即是說任何民族的任何人都一律平等。大家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可能屬於不同民族，但是大家之間在原則和基本權利上是沒有差別的，是平等的。沒有民族歧視的制度和政策，我覺得就實現了群體之間的平等。我想強調的是個體之間的平等，這才是真正的平等。　　除了法律規定的民族平等之外，除了廢除所有民族歧視的制度和政策之外，還能在哪些方面再談群體之間的平等？族群分層是一個需要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逐步解決的問題，但是在權力上、資源分配上，群體之間的平等是很難衡量的。比如說，漢族與一個幾千人的小民族這兩個群體怎麼平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部長、省長里有這個小民族的代表嗎？如果沒有，那麼平等怎麼去衡量？所以我們有些少數民族幹部把平等僅僅理解成群體的平等，容易出現誤解。各個群體根據它的人口規模，根據它的歷史發展狀況，根據本族幹部的素質和能力，會向地區乃至中央的各級政府機構輸送人才。在這些權力分配上，各群體是不可能完全「平等」的。各族民眾傳統居住地的地理條件、自然環境不一樣，有可能讓這個民族和那個民族人均佔有資源（如水田）的水平一樣嗎？不可能的。應當認識到，真正的民族平等應該是落實到個體的，落實到每一個個人身上，不然的話就是歪曲，就是曲解。在現代化進程中，應當把群體權力的這種格局淡化，把個體的權力和個體間的這種平等提升。　　我們說，自由是個人的自由，平等是個人的平等。要真正建立一個現代國家，就要把每一個人的聰明才智充分發揮出來，把每一個人的競爭潛力充分發揮出來，使這個國家變成一個真正的公民國家，變成一個現代國家，把族群和宗教的色彩慢慢淡化掉，那才是中國人的希望。所以我們要真正談現代化，不要簡單地看我們穿什麼服裝，不要看我們梳什麼髮型，不要看有沒有汽車、摩天大樓、地鐵，或者能不能造飛機，這些都是次要的，這些科技的、物質的東西，學到不難，但真正創新是難的。如果中國人能夠在所有競爭當中真正走在前列，就需要把每個人的潛能都發揮出來，最好把群體之間的矛盾降低到零。當然，美國也沒有完全做到。但是理想上，美國社會是希望這樣子的，鼓勵個人之間的一種平等競爭，而在各種族、族群之間都不該有矛盾，黑人和白人之間不應該有矛盾，群體矛盾是有巨大破壞性的，是必須設法根除的。真正的現代社會，應該是這樣的。我們談現代化，這是最重要的。<?我們過去的歷朝歷代對中?br /> 從現代化議題講到民族研究，我們應該放眼世界，看看其他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是如何處理民族關係的，也思考一下中國幾千年的民族交往史，看一看我們執行了五十多年的民族政策，看一看我們自己現在民族關係的狀況，好好反思一下。有些目前尚不敢質疑的問題，其實也不妨想一想。我們現在不一定要具體提出我們該怎麼做，但是至少可以把問題找出來，把問題看得透徹一點。我們今後應該向哪個方向走，怎麼走，邁幾步，走多快，這些都還不是現在馬上要決定、要去做的事，但至少現在可以確定的前進方向對不對，過去的那幾步是不是有走偏的地方，這還是可以考慮的。學術無禁區，大家還是應當解放思想。而且任何事情，最後的標準是實事求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做學問能從這一點出發的話，我們的學問才能真正放得開，才可能探討出創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