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化失敗的國家缺了什麼？
人類工業革命史走過的一些基本演化階段，後來的每一個國家都要重新走過，才能夠真正引爆自己的工業革命。對中國崛起這樣一個現象，我把它看成是人類經濟史上自英國工業革命以來最為壯觀的歷史事件之一。英國工業革命至今近250年，但是目前為止只有10%左右的人口真正生活在完全工業化的國家。如果中國能夠完成自己的工業革命，就意味著又多了20%的人口能夠進入現代的工業文明，而且英國工業革命用了幾百年，我們目前為止只用了30多年。而且中國崛起不是靠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戰爭，它帶給全世界經濟的拉動力量相當於當年大英帝國崛起的100倍，相當於當年美利堅合眾國崛起的20倍。所以這個力量非常強大和偉大，它拉動非洲、拉丁美洲、亞洲，甚至歐美髮達地區，給他們帶來前所未有的增長機遇。另外，中國還有可能在人類文明現有基礎上發展出新的增長方式，創造新的工業文明和文化。30多年前，中國還很貧困，人均收入當時只有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國家人均收入的三分之一。但是中國今天已經成為全球最大、最具活力的製造業中心，生產全球一半的鋼鐵，是美國的八倍，全球60%的水泥，世界25%以上的汽車。從全球前五大工業生產國的製造業生產總值來看，1970年代中國在最底部。但是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經濟一步一步上升，先後超越其他的老牌工業強國，2010年超過了美國成為世界第一，而且增長的趨勢很難再被扭回。我們再看專利申請總數，中國也是從世界排名非常低端開始起步，到了90年代末期和2000年初期開始把發達國家一個一個超越，目前專利申請總數超過了美國和日本的總和。但是中國實現快速經濟增長的現實使全世界都感到非常吃驚，還有些疑惑不解。以至於非常多的人，包括我們當中的一些政府官員、企業家和學者，仍然懷疑這樣的增長奇蹟是否可持續。解答這個問題之前，先來回顧中國的工業化歷程，答案就在其中。為什麼中國前三次工業化嘗試沒有引爆工業革命？中國的經濟發展能夠給我們很多啟示，來重新理解工業革命，也能重新幫我們很好的理解中國為什麼能崛起。中國1978年開啟的改革開放並不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雄心勃勃的工業化嘗試，這至少是第四次了。第一次是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失敗以後，由洋務運動開啟的。清朝晚期的那次嘗試用了半個世紀沒有能夠解決中國的貧窮、落後問題，因此產生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認為在清朝政府之下的中國工業化之所以沒有成功，是因為政治制度落後，所以進行了政治制度的激進改革，而且相當全面和徹底。它不像英國光榮革命那樣僅僅限制了皇室的權力，而是乾脆徹底廢除了它，比英國光榮革命還要徹底。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基於西方憲法的「包容性」政府。通過全面模仿美國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來推動中國工業化進程。但是照樣經歷了長期的動亂，軍閥混戰，國力衰弱，無法抵禦外敵。雖然取得了好多社會進步，但是遠遠不足以引爆一場工業革命。1949年新中國的建立開啟了中國的第三次工業化嘗試。經過30年的努力中國也取得了相當多的成績，比如文盲大量減少，人均壽命從35歲提高到68歲，人口從6億增長到10億，建立了一個初步完善的工業體系。但是這些成績仍然不足以引爆一場工業革命。1978年中國引爆工業革命 並非否定前30年那麼中國第四次工業化的道路，與前三次有什麼不同呢？為什麼這次如此順利呢？我無意把後30年和前30年做分割，它們都是有機聯繫在一起的，但是通過分開考察才能抓住它的特色。同時，我們也不能忽略前30年打下的基礎，它為後30年的起飛奠定了很多看不見的卻十分紮實的地基，雖然它本身不足以引爆一場工業革命。問題的關鍵在於，沒有任何一個經濟學理論告訴一個發展中國家怎樣開啟工業化，怎麼樣複製英國的工業革命，所以大家都是在摸索。中國第四次摸索採取了一個極為謹慎保守的「摸著石頭過河」的策略。成功的工業革命都經歷了「胚胎髮育」式演化我們再來看看發達國家所經歷的工業革命的「胚胎髮育」式的演化模式。工業革命這個問題我們以前不太去研究，現在去研究才發現有一個非常驚人的模式，叫做「胚胎髮育」的模式。它有五個階段。到目前為止幾乎所有成功工業化的國家都經歷了這些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工業革命之前的原始工業化階段，這個階段在歐洲經歷了幾百年的時間，也就是我們國家的鄉鎮企業高速發展階段。與我國的鄉鎮企業繁榮類似的鄉村企業，在16-18世紀的英國、荷蘭、比利時、法國和其它西歐國家繁榮了幾百年。這些大批量歐洲鄉鎮企業也是在當時歐洲各國的重商主義政府的支持下繁榮的，不是自然爆發產生的。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特點就是用勞動密集型的規模化大生產方式（工廠體制），來生產終端的輕工消費品或小商品，主要是紡織品，把它們傾銷到全球，但是機器和生產工具可能是手工造的，而不是量化（規模化）生產的。隨著第一次工業革命的不斷推進，就產生了對新的能源、新的動力、新的交通運輸方式的巨大市場需求，以加速商品的生產和運輸，提高流通速度和單位總重量，因而使得老式的能源-動力-運輸體系成為經濟繼續發展的瓶頸。這刺激了新型能源-動力-運輸新技術的發明和工業應用，產生了一個工業「三位一體」的大繁榮，比如像煤炭開採，蒸汽機發明和改進，鐵路和公路基礎設施的繁榮。這個三位一體繁榮就自然會導致重工業繁榮並誘發第二次工業革命。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特徵就是對所有生產資料、中間產品和生產工具的規模化大生產，包括鋼鐵、煤炭、鐵路、機器、通訊設施、輪船、汽車等等運輸工具。這也使得採用新技術和量化生產方式來生產這些重工業產品有利可圖。所以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特徵就是一系列工業新技術的大爆發。第二次工業革命完成以後，一個經濟體就完成了一個迴路，不僅是終端產品能量化生產，連中間產品和生產工具都能量化生產。在這樣的基礎之上，生產力大大躍進，人類社會就有條件進入第五個階段，即福利社會階段。中國奇蹟符合「胚胎髮育」規律經濟發展，和大自然的很多奇妙現象一樣，服從一個「胚胎髮育」的基本原理。即個體的發育需要在很多關鍵環節重複整個「類」的進化過程。比如人類個體的胚胎，在母親身體里發育的過程就重複了整個人類甚至生物進化的全部過程，從單細胞到多細胞，從無脊椎到有脊椎，從低等脊椎動物到高等脊椎動物，再到嬰兒。中國奇蹟也是如此。經濟發展也符合這個「胚胎髮育」的規律。人類工業革命史走過的一些基本演化階段，後來的每一個國家都要重新走過，才能夠真正引爆自己的工業革命，實現工業化，否則就會欲速則不達，半途而廢。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用第一個十年就複製了英國歷史上用兩三百年才走過的原始工業化階段，用第二個十年複製了英國歷史上用50年走過的第一次工業革命。雖然紡織機比英國當年先進，基本原理是一樣的，產品的目的和面向的市場也是一樣的。但是你必須重新走這些階段，不能跳過。我們以前不懂，想把它們儘快跳過了，希望直接開啟重工業化階段和農業現代化階段，結果不行。拉美國家也是這樣，行不通。這也不怪他們，因為經濟學家一直沒有發現這個規律。但是必須認識到哪怕落後國家具有「後發優勢」，如果沒有國家能力和政府的作用，沒有產業政策的作用，這些國家不可能實現工業化。在沒有國家力量和正確產業政策的幫助下搞工業化，完全讓位於所謂市場力量，就等於讓小孩自己在原始大森林裡面靠自己去發現數學知識一樣，是不可能成功的。依靠國家力量，遵循正確的產業升級政策，主導市場經濟發展，就是中國成功的秘訣。要想富，先修路。貧窮、落後、工業化失敗，始終是社會協作失靈的產物。問題的根源在於，創建規模化的能讓現代產業盈利的市場，需要付出巨大的經濟和社會協作成本。而這一成本卻被自亞當·斯密以來的市場原教旨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所忽略了。「自由」市場並不自由，它既不天然存在，也不自動有效運作，更不是免費的。它本質上是一種成本高昂的公共品，必須由一個強大的政府去提供。正在中國大地上展開的工業革命，其源泉並非來自於技術升級本身，而是來自於一個有為政府所引領的連續不斷的市場創造。規模化工業品市場難以通過一次性的大推進來建立，而只能是一步一步按照正確的順序來實現。無論一個國家多晚開啟工業化，重複早期發達國家的基本發展階段是必要的。當代發展經濟學理論是林毅夫最開始帶頭批判的，都把西方國家的屋頂當成自己的地基（你去西方國家看到的都是建好的屋頂和上面的裝飾品和牆上貼的畫，但是後面的複雜管道、電線和地面下的地基根本看不見），把結果當作原因，把西方工業化的成果當作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他們教導貧窮的農業國通過建立先進的資本密集工業（如化學、鋼鐵和汽車工業），或建立現代金融體系（例如浮動匯率、國際資本自由流動以及國有資產和自然資源徹底私有化），或建立現代政治體制來開啟工業化。但是這樣一種自上而下的工業化道路違背了工業革命的歷史邏輯和如下一條基本的經濟學原理：「供給不可能自動創造它自身的需求。」這樣的經濟學理論因此造成很多國家政治不穩、發展停滯和無休止的金融和財政危機，在非洲、拉美、東南亞和中東地區成為社會躁動不安、貧窮與收入陷阱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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