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功秦：以一個保守主義者的視角看激進反傳統主義
近30年以來，知識界對新文化運動的心態發生了明顯的轉向，如果說，從上世紀80年代初期，處於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主流知識界對這場思想文化運動懷有強烈的道德激情與浪漫審美心態，那麼，現在更多地是轉向平和、冷靜與審慎的反省。本文嘗試以一個保守主義者的視角，從經驗主義立場，懷著同情理解的態度，對20世紀這場決定中國命運的思想文化運動中的激進主義作進一步的反思。
一、中國激進反傳統主義是世界思想史上的獨特現象
眾所周知，發端於1915年的新文化運動內部，始終存在著兩種思潮勢力，一種是北方以《新青年》為代表的激進反傳統派，另一種則是南方以《學衡》為代表的，被汪榮祖先生稱之為具有新古典主義的人文主義立場的保守派[1]。在這種思潮對話與碰撞中，保守派與激進派在現代思想史上都有重要地位，都為中國20世紀的思想發展作出了自己的貢獻，然而，必須承認的是，北派的激進反傳統主義思潮是新文化運動的主流。陳獨秀在「敬告青年」中宣稱「固有之倫理、法律、學術、禮俗，無一非封建制度之遺」,「吾寧忍過去國粹之消亡，而不忍現在及將來之民族，不適世界之生存而歸削滅也」[2]。這種激進反傳統主義思想可以說是新文化運動北派的宣言，這種話語在當時佔有優勢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這種激進的全盤傳統主義的強烈程度，吳稚暉、錢玄同與魯迅三人表現得最為典型，吳稚暉喊出「把線裝書扔到茅坑裡去」的著名口號，錢玄同提出要「廢除漢字」，在他看來，「2000年來用漢字寫的書籍，無論那一部，打開一看，不到半頁，必有發昏做夢的話」，「初學童子則終身受害不可救藥」[3]。他還說：「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20世紀文明之民族，必以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與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4]在他看來，為廢孔學而廢漢文之後，可用世界語取而代之。陳獨秀則對錢玄同的激進反傳統思想予以堅決支持，他認為自古以來漢文的書籍，幾乎每本每頁每行，都帶著反對「德」「賽」兩先生的臭味。
魯迅最著名的觀點是「禮教吃人」，他在《狂人日記》寫道，「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狂人日記》的意象在於，中國的傳統文化是如此的畸形，人性是如此被徹底扭曲，以致生活於這種文化中的所有的人都不正常了，唯一的正常人則被整個社會看作是「瘋子」。魯迅通過這個奇特的文學意象，表達了他心目中的中國傳統歷史、文化與社會的荒誕性，《狂人日記》可以說是中國激進反傳統主義思想達到的巔峰，其激進與極端程度在人類思想史可以說是獨一無二的。儘管有些咬文嚼字的學者曾質疑魯迅的《狂人日記》有抄襲果戈里作品之嫌，但絕大多數人並不認同這一點，因為這個具有激進反傳統的文學意象，太具有顛覆性、獨特性與原創性了。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全盤的反傳統主義思潮對新一代中國人的思想文化與政治選擇，均具有持續的影響力。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以前，1917年9月，青年毛澤東在對友人的談話中就鮮明主張，「現在國民性惰，虛偽相從，奴隸性成，普成習性。安得有俄之託爾斯泰其人者，衝決一切現象之網羅，定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書，以真理為歸，真理所在，毫不旁顧。前之譚嗣同，今之陳獨秀，其人者，魄力頗雄大，誠非今日俗學所可比擬。」他還主張，應「將唐宋以後之文集詩集，焚諸一爐。又主張家族革命，師生革命。革命非兵戎相見之謂，乃除舊布新之謂。」[5]
這種激進反傳統主義對於打擊保守勢力有正面貢獻，但也帶來一系列消極後果。激進反傳統的思維方式以人們並不曾意識到的方式延續到文化大革命，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支持紅衛兵的「橫掃一切」的「破四舊」的革命行動，其邏輯論據就是「徹底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反傳統思潮的核心就是，包括所有「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在內的傳統，都是「封建主義的腐朽上層建築」，因而被統統列入要打倒與掃蕩之列。
毫無疑問，20世紀初期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的激進反傳統主義，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獨特文化現象。眾所周知，在20世紀歷史上，幾乎所有的非西方民族，在走向現代化的發展歷程中，都是曾不約而同地訴之於本民族的古老傳統，來強化民族凝聚力與認同感，以此來推進本民族的現代化進程，日本是如此，「復興傳統的土耳其」為號召的土耳其基馬爾是如此，以「印加帝國」作為民族共識的來源的秘魯現代化精英也是如此，而中國的知識界主流，卻選擇了與傳統文化公然決裂的方式，來啟動本國的現代化運動。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曾經說過，中國是人類有史以來的23種文明中，唯一一個沒有中斷過的古老文明，然而卻在20世紀初期，這個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中，卻出現了一代最激烈，最徹底地誓與本民族文化傳統決裂的新人，他們以其激進的思想來宣稱現代化時代的來臨。這是世界文明史上何等弔詭的奇特景象。
二、浪漫主義與進化論：激進反傳統主義的兩重動力
為什麼會產生這種激進的全盤反傳統主義思潮？事實上，後發展民族意識到本國文明與西洋文明的差距，都會產生西方文明先進與本土文明落後的意識，但這並不意味著非要全盤地否定自身傳統。例如，《文明論概略》的作者福澤諭吉認定當時的歐洲各國與美國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國家，土耳其、中國、日本等亞洲國家則被他判識為「半文明」國家，他把非洲、澳洲地區的一些民族判識為處於「野蠻」階段。他得出的結論是：「現在世界各國即使處於野蠻狀態或是還處於半開化地位，如果想使本國文明進步，就必須以歐洲文明為目標。確定它為一切議論的標準。而以這個標準來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6]福澤氏用「文明階梯論」作為分類的標準，在這一分析框架中，他採取的是實用理性的觀念，用文明程度高低為標準，這種文化比較並沒有導致全盤反傳統主義。
中國的全盤反傳統思潮產生的原因，可以從情感與思想邏輯兩個層面來考察。在心態情感層面，浪漫主義崇尚自發的衝動、獨特的個人體驗，強調人在衝決世俗平庸生活的規範信條時，在破除習俗、鐵籠般的制度對人心的束縛時，所產生的高峰生命體驗，在他們看來，由此而形成的生命美感體驗要比可能導致的實際後果更為重要。用羅素的話來說，浪漫主義者在推開對人性的種種束縛時，往往會獲得「一種新的元氣」，一種「權能感與登仙般的飛揚感」[7]，這會使他覺得即使為此而遭到巨大的不幸也在所不惜。浪漫主義在人類思想解放中，具有重要積極作用。思想解放不可能是冷冰冰的理性判斷的結果，它肯定要伴隨著人們在精神上強烈的對「登仙般的飛揚感」的追求。羅素認為，平庸是人類生活的宿命，而衝破這種平庸，又是人類精神上的最深層的渴望。任何重大的思想解放運動中都可以看到人類的浪漫主義的影子。而中國近代史上的浪漫主義，是對僵化的、死氣沉沉的、鐵屋般的保守習俗與現狀的一種剛憤的反向運動。
浪漫主義還有另一種由此派生的涵義，那就是通過這種「主體向外擴張」的移情作用，來宣洩、抒發、寄託內心的深層願望。用歐洲思想史學者斯特伯朗伯格的說法，就是「主體的心靈參與了對客體的塑造」[8]。
當人們用激情、悟性、意志、「以美為真」（英國詩人濟慈語）的快感來張揚理想時，就會油然而生一種強烈行動趨向。浪漫主義，就是快感至上主義，它由此產生的一種改變現狀的強烈熱情在人類歷史上曾產生巨大的變革作用。
新文化運動中的浪漫主義，不同於18世紀歐洲以「回歸中世紀」為主旨的牧歌式的浪漫主義，這是一種在極端反傳統的快感宣洩中，在與傳統的斷然決裂中獲得精神飛揚感的浪漫主義。陳獨秀的《敬告青年》，是對青年的浪漫禮讚，他歌頌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動，如利刃，如人身新鮮活潑之細胞」。李大釗也同樣充分浪漫熱情來歌頌青年：「青年之口頭，無『障礙』之語；惟知躍進，惟知雄飛，惟知本其自由之精神，奇僻之思想，銳敏之直覺，活潑之生命，以創造環境，征服歷史。」[9]新文化運動的浪漫主義者通過對青年的禮讚，來呼喚新時代所需要的勇氣、意志力、雄心、直覺、想像力與理想精神。雖然浪漫主義者常常因其不切實際而四處碰壁，經受挫折與失敗，但浪漫主義可以極大地激發人的主觀精神，而主觀精神的調動，又產生改造現實的能動的影響。
如果說，19世紀末譚嗣同「衝決網羅」的吶喊是中國20世紀浪漫主義思潮的濫觴，那麼，鄒容、陳天華、汪精衛等人則是20世紀初中國浪漫主義的開先河者。《革命軍》的作者鄒容鼓吹「非堯舜，薄周禮，無所避」繼之，陳天華以《猛回頭》《警世鐘》再繼之，陳天華對中國人的民族性的判斷，與近代中國人在現實生活中顯示出來的經驗事實並無關係，也完全不涉及前輩知識分子如嚴復、梁啟超等人經常提到的中國國民性的種種負面表現，陳天華對中國民族性的美化還表現在把中國他把西方民主政體視為「珍饈已羅列於几案之前，唯待吾之取擇烹調，則何不可以咄嗟立辦」。他鼓吹「吾民之聰與明，天之所賦也」[10]。這種浪漫主義可以說是新文化運動激進文化主義的核心價值。
如果說浪漫主義是心態層次的因素，那麼，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進化論則是支撐激進反傳統主義思潮的學理與思想邏輯層面的因素。根據進化論的邏輯，「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那麼，適者為優，不適者為劣，由「優者」淘汰並取代「劣者」，就是「物競天擇」的必然邏輯。既然傳統滲透著腐敗與沒落的東西，它扼殺了自由人性，使我們民族陷入生存亡的危機，那麼，為了求生存而淘汰它，那就成為一個理性人必須接受的「無上命令」，再也沒有比這更強大的命令了。陳獨秀說：「吾寧忍過去國粹之消亡，而不忍現在及將來之民族，不適世界之生存而歸消滅也。」社會達爾文主義為激進地拋棄傳統提供了一種完整的理論邏輯框架。
要看到的是，社會達爾文主義是一劑具有強大摧毀力的話語猛葯，它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只有近乎極端的「優勝劣敗」兩叉分類，才具有剛性的話語力量，來摧毀頑固、封閉、僵化的專制文化對人心的束縛，才能砸碎傳統官學的保守壁壘；然而，另一方面，到了新文化運動時期，激進反傳統主義者把自己祖先創造的文化，整體上看作是必須淘汰的「劣者」，將使人們進入一種「文化自虐」狀態，這種「文化自虐」心理恰恰是宣洩浪漫主義快感的溫床。可以想像，當吳稚暉、錢玄同與魯迅說出這些極端反傳統的言論時，會產生「痛即美」的快感。事實上，心態上的浪漫主義與進化論提供的邏輯在此時已經交融在一起了。
三、啟蒙理性的程序漏洞
傳統，包括習俗、習慣、制度與文化乃是一個民族千百年來應對自身的環境壓力與挑戰過程中形成的集體經驗，傳統被打倒後，它們不再成為人們行動的準則與選擇的標準，那麼用什麼東西來取代傳統，以引導人們作出自己的行動選擇？
在掃蕩傳統之後，填補空白的就是啟蒙理性，所謂的啟蒙理性，就是以普世價值的「第一原理」為演繹依據，運用概念推演得出真知判斷的思考方法。啟蒙理性主義者認為，拋棄傳統後，就可以經由這種啟蒙理性，根據這種理性認定的普適原則、公理與價值，推論出一個好的社會。在啟蒙主義者看來，這個好社會的藍圖，是無須以經驗為基礎的，只要根據理性與「科學」原則，就可以在人的頭腦中建構起來。此前大凡人類的傳統制度，都是以千百年來各民族在應對自身環境挑戰過程中形成的集體經驗為基礎的，人們根據這種經驗組織社會生活，形成社會規則與制度，而啟蒙理性主義者心目中的理想社會，則是可以通過「理性的」「科學的」方法，通過理性的建構，來予以確定並作出選擇。當人們運用啟蒙理性提供的普世價值與組織社會的第一原理，設計出重建社會的施工藍圖，它就進一步發展為建構理性，在建構理性主義者看來，理性人就完全可以如工程師設計機械一樣，設計出理想社會的施工藍圖，建構一個好社會。在這裡，建構理性與我們在經驗生活中運用的常識理性不同，常識理性也可稱之為世俗理性，它是指健全人在日常生活中，擺脫宗教狂熱、信仰教條的影響，追求功效最大化而使用的世俗理性。
用建構理性取代經驗有什麼問題？以往的人類總是依據經驗來作出選擇，一個在傳統經驗世界中生活的人，一般不會未經經驗中的嘗試，就去爭取歷史上不曾存在的東西。對理性推導能力的崇拜，讓人的理念具有了獨立性，人們就可以脫離經驗，直接根據理性的推導的觀念來重建社會，這就使人們的行動具有與經驗事實脫節的可能性。
四、兩種不同方向的啟蒙理性的崛起
激進反傳統主義導致兩種啟蒙理性的崛起。一種是右翼的、以西方地方知識為普世價值與仿效標準的西化自由主義。陳獨秀在1915年發表的《東西民族根本之差異》一文中認為，東方宗法制度的惡果是「毀壞了個人獨立自尊的人格，窒礙了個人意思之自由，剝奪了個人法律上之平等權利，養成依賴性，戕賊了個人之生產力，東洋民族種種卑劣不法慘酷衰微之象，皆以此四者為因。欲轉善因，是在以個人本位主義，易家族本位主義」[11]。《新青年》提倡的正是這種以西方個人主義為本位，以道德、倫理、政治與法律系統為準則的啟蒙理性。以個人本位為基礎的普世價值，對於衝擊專制文化造成的奴性人格，固然具有革命意義，但以此為基礎設計好社會，就會陷入全面脫序的困境。
早在新文化運動前夕，嚴復在給熊純如的信中就預感到激進反傳統主義的興起與激進自由主義的關係，他在《說黨》中寫道：「極端平等自由之說，殆如海嘯颶風，其勢固不可久，而所摧殺破壞，不可億計。此等浩劫，內因外緣，兩相成就。故其孽果無可解免。」 [12]嚴復把法國大革命作為這種激進主義的典型例子，他指出：「當十八箕法民之為起義也。舉國發狂，聚數百之眾於一堂，意若一夕措注，或以劃數千載之不平，而明旦即成郅治。且其志以謂吾法成，且徒法民之利而已，生人之福，胥永賴之。」[13]嚴復進而指出，以「自然公理」的名義對傳統的衝擊與摧毀，其結果是，舊的雖然被破壞了，但新的卻根本無法建立起來。因為，盧梭所鼓吹的自然法，乃是「懸意虛造之辭」。其結果必然是「無以善其後」 [14]。
除了這種以個人自由為基礎的啟蒙理性，還有一種是左翼的啟蒙理性，包括工團主義、基爾特主義、安那其主義、暴力革命主張的平等世界論。以上兩種啟蒙理性，都相信可以在脫離本土經驗的條件下，按主體認定的普世性有效的價值，建立起好社會來。這個社會不是根據本民族已往的經驗為根據，而是根據道德理想與美好價值為依據。
雖然，啟蒙主義思潮在打擊專制舊傳統方面有其正面貢獻，然而，由於傳統不能成為中和、緩衝啟蒙理性的中介物，啟蒙理性就會在自身邏輯的支配下，走向建構理性主義，由於理性本身具有的缺陷，會使這種對理想社會的追求，容易演變成對左或右的烏托邦世界的追求。另一方面，觀念與精神對人心的吸引力是如此強大，又可以使崇尚這種觀念、主義與精神的知識分子成為唯心主義觀念的奴隸，而觀念、主義與與現實經驗的完全脫節，又會給社會帶來無窮的災難與始料不及的危險後果。全盤西化論產生的對西方民主的建構主義的追求，以及「文革」的極左思潮對烏托邦極左世界的追求，都是右與左的建構理性的產物，它們也都是觀念的異化的歷史後果。
參考文獻
[1]汪榮祖.新文化運動的南北之爭——重新認識新文化運動的複雜面相. 「現代化與化現代：新文化運動百年價值重估」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上冊).2015：19-27.
[2]陳獨秀.敬告青年.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3.
[3][4]錢玄同.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417、420.
[5]張昆弟記毛澤東的兩次談話.毛澤東早期文稿.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575.
[6]福澤諭吉.文明論概略.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11.
[7]羅素.西方哲學史（下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56：221.
[8]Roland N. Stromberg. European IntellectualHistory Since 1789. New Jersey:Printice Hall, 1981:50.
[9]李大釗.晨鐘之使命.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下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115.
[10]陳天華.論中國宜改創民主政體.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2卷）.北京：三聯書店1960： 120-125.
[11]陳獨秀.東西民族根本之差異.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2卷）.北京：三聯書店1960：9.
[12][13][14]嚴復.嚴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608、308、308、560.
（本文原刊於《探索與爭鳴》雜誌2015年第12期，原題名為《知識分子如何避免觀念的陷阱——從新文化運動的啟蒙理性到政治激進主義》，此為上篇，騰訊思享會授權轉發。編輯整理：李大白 張寧）
騰訊思享會獨家稿件，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推薦閱讀：
※性與盟約：一種快樂的保守主義
※馮克利｜關於保守主義的一點附言
※說說保守主義的智慧觀
※周濂：哈耶克為什麼不是一個保守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