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人文歷史新刊推薦 | 清末新政：變革中的突然死亡

06-22

庚子國變，兩宮西狩，京師淪陷，天下大亂。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大清江山，倉皇逃命的慈禧太后拋出了「新政」這張牌。或許有人還會質疑清廷改革的誠意，其實大可不必。當慈禧太后拖著清廷這艘殘艦踉踉蹌蹌地駛進20世紀時，於特殊的內外情勢中，改革已是不得不的唯一選擇。正如時人所言「及乎拳禍猝起，兩宮蒙塵，既內恐輿論之反側，又外懼強鄰之責言，乃取戊、己兩年初舉之而復廢之政，陸續施行，以表明國家實有維新之意」。紓外患，順眾意，靖內亂，諸多因素皆迫使清廷亟需改弦更張，啟動革新。作為掌舵者，慈禧一聲令下，這艘大清殘艦艱難地向政治現代化轉型的方向航行。

清末新政：變革中的突然死亡

文 | 國曆編輯部

1901年1月29日（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尚在西安的慈禧以光緒的名義發布一道改革上諭，正式宣布啟動新政變法。清末新政，前後十年，可圈可點，頗有成績，在很多方面走到了戊戌變法的前面，奈何此時改革的難度，較之庚申年（1860）甚或戊戌年（1898），已不知高出幾個數量級。

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兩大帝國為爭奪中國東北大打出手，清政府卻只能「局外中立」，但這場刺激了無數國人的戰爭在剛興起不久的立憲派看來，還有另一個觀察角度：立憲與專制之爭。就在日俄宣戰後三天，立憲派就表示，「國家強弱之分，不由於種而由於制」。日本雖然是小國，但有先進的君主立憲制度，俄國雖然是大國，卻是腐朽的專制制度，所以日本必定會勝利。與之相反，守舊派卻認為俄大日小，而且作為專制國家，更能調動國內資源，所以，日本必敗。而隨著日本戰場上的勝利，立憲派大獲全勝。立憲的日本戰勝了專制的沙俄，以至於大清龍興之地岌岌可危。如何能避免亡國滅種，如何能再造中興景象？似乎只有學習日本，立即「立憲」一途！

日俄戰爭結束還不到兩個月，「預備立憲」的啟動儀式就開始了。1905年7月16日，清廷特簡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出洋考察政治，不久又加派紹英。這標誌著清政府基本確立了立憲改革的決策，並且邁出了關鍵一步。後因革命黨人吳樾謀炸事件，徐世昌、紹英留京，改以李盛鐸、尚其亨代之，組成五人的出洋考察團。

清末新政的重點就就這樣轉移到預備立憲上，圍繞「立憲」，宗室貴胄和漢族大員、體制內外的立憲派和革命黨，三個政治派別、四種政治勢力，在晚清最後十年合縱連橫。

1905年7月16日，清廷頒旨派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立憲」成為官方公開的話題並逐漸開始深入人心。圖為當年廣西桂林的一個集會，主席台上橫掛「立憲萬歲」橫幅

1906年9月1日（光緒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清廷頒發了《宣示預備立憲諭》，「預備立憲」由此而來。

1908年8月，清廷在巨大壓力下，公布了《欽定憲法大綱》，並明令以1916年為立憲預備期限。有不少論者極力想搞清清政府究竟是「真立憲」還是「假立憲」，但對於研究清王朝為何滅亡、預備立憲為何失敗而言，更重要、更有意義的探索不是清政府此時的立憲「實際」究竟是「真情實意」還是「虛情假意」，而是它的行為給被統治者何種印象、何種感覺以及他們最後的主觀認識是「真」還是「假」。實際上，清政府的立憲無論是「理論原則」還是「具體實踐」，都遠未達到溫和的立憲派的要求，未能讓溫和的立憲派更未能讓其他社會各界相信其「真立憲」。當一個政權的統治基礎都對其動機大表懷疑，對其毫不信任，對其所作所為大表反對時，這個政權就面臨著嚴重的「合法性危機」；嚴重的「合法性危機」恰為激進的革命準備了條件。

是先召開國會再制定憲法，還是由皇家先獨自製定憲法再開國會，成為立憲派與朝廷鬥爭的焦點。只有先召開國會、由國會制定的憲法才有合法性此時儼然成為社會各界共識，由於立憲派和影響越來越大的紳商都不承認《欽定憲法大綱》的合法性，所以最有力量的紳商率先發起了一次又一次、得到社會各界支持的開國會和平請願運動。

從1910年1月起到11月止，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以地方士紳、商人為主的立憲派發動了四次大規模的國會請願運動，聲勢浩大，遍及全國。儘管「開國會」的呼聲越來越響，一浪高過一浪，清廷卻對自己面臨嚴重的合法性危機毫無所感，就是毫不妥協，對各種警勸充耳不聞，一意孤行，不願讓出點滴權力，拒不開國會，一定要獨攬制憲權，反而採取越來越激烈的手段鎮壓立憲運動。結果使本來溫和的、竭力維持體制的立憲派越來越激烈，一場暴力革命，恐怕已難避免。最終，他們豈止「袖手旁觀」，而是與革命派結盟，積极參与到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之中。就這樣，為立憲而生的諮議局和資政院，承擔了革命養成所的角色，為一場與它本意完全相悖的革命作了輿論上、組織上和幹部上的準備。

1909年張之洞去世，張的「離場」，使朝內失去了調停老少親貴、調停新舊勢力、調停南北爭端的第一元老。而在此前的1909年1月2日，兩宮屍骨未寒，尚帶孝的軍機大臣袁世凱突然被以足疾為由，開缺回籍。袁世凱既有實力，又有經驗，更有手腕，無疑是治國理政的傑出人才，同時也是抑制親貴弄權的第一把好手。隨著袁世凱、張之洞兩位最後漢臣的相繼「離場」，不僅使親貴勢力更加膨脹，竟難以遏制，而且使中樞的領導力危機急劇惡化，大清的江山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刻。

1911年5月，「皇族內閣」成立，部分內閣成員合影。前排左三內閣總理大臣慶親王奕劻，左四內閣協理大臣那桐；後排右一戴鴻慈

最後，皇族內閣的出台給了大清國致命一擊。這個內閣名單絕對是「致命選擇」，13人中，只有4人屬漢人，其餘的不是皇族，就是滿洲貴族，讓漢族士大夫徹底失望。就連慶親王、那桐等人都在閣員名單公布的第二天，奏請收回成命，但沒有獲得攝政王載灃的批准。

責任內閣變成了「權貴內閣」「皇族內閣」，這個結果與立憲黨人的期待相距太遠，各省諮議局聯合會通過各種方式向朝廷表達反對意見，希望朝廷知錯即改，重回立憲軌道。五月初三日（5月30日），國會請願同志會聯合各省諮議局聯合會在北京發起成立憲友會，呼籲朝廷尊重君主立憲政體，「督促聯責內閣」。

面對各方面呼籲，朝廷裝聾作啞，不予回應。六月十一日（7月6日），諮議局聯合會再通告全國，反對皇族內閣，強烈要求重回立憲體制正軌，憤怒情緒溢於言表，辭氣已近決絕。

立憲黨人手無寸鐵，和平請願得不到清廷眷顧。武昌城頭槍炮聲終於驚醒了朝廷的迷夢，攝政王載灃於11月1日立准「親貴內閣」總理大臣奕劻、協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以及國務大臣載澤、載洵、溥倫、善耆、鄒嘉來等集體辭職，為新內閣組成掃清道路。緊接著，清廷任命「賢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命其對湖北軍務稍作部署後迅速來京，組織完全內閣，「負完全聯帶之責任」。

清帝國立憲改革重回正確軌道，然而，就像嚴復當時就意識到的那樣，清廷舉措正確，但是太晚了：「10月30日的罪己詔，皇帝宣誓俯允資政院的意願。資政院馬上要召開會議。皇帝發誓不在內閣中安插任何皇族的成員。他同意完全赦免政治對手，甚至是反對清廷的革命黨也在赦免之列。將由資政院草擬憲法，並無條件接受。如果這三項當中有一項在一個月前實行了，將在帝國產生多麼大的作用啊！歷史往往會重演，這與十八世紀末路易十六所做的何其相似。做得太晚了，沒有任何效果！」

這就是皇族內閣帶給清帝國最大的教訓。當然，清帝國再也沒有改正的機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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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題

博物館找錢的十八般武藝

2016年9月15日，紐約佳士得推出了一場專拍「美藏於斯——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珍藏中國瓷器」。一個多月前此消息放出時就在古董圈引起震動，備受關注的同時也引來了爭議——出售館藏一直都是頗受微詞的一種募資方式，涉及博物館對捐贈人的尊重，以及選擇是否合理、資金去向等問題。

大都會出售藏品的原因很簡單，因為缺錢。無論公立還是私立，各國對博物館的定位，都基本認同國際博物館協會對其的定義：「一個非營利的永久性機構，服務於社會，服務於自身發展，向公眾開放，以研究、教育、娛樂為目的，獲取、保存、研究、傳達和展覽人類及其環境的物質見證。」但無論是建一座博物館，還是日常的維護運營，都是相當燒錢的事。中國博物館館藏一律禁止買賣，國有博物館主要依賴財政支持，歐美的公私博物館的收入來源則五花八門。如何找錢，成了博物館殫精竭慮的頭等大事之一。

人物

從翱翔的海燕到被牽住鼻子的老熊：紅色文豪高爾基

暴風雨！暴風雨就要來啦！

這是勇敢的海燕，在怒吼的大海上，在閃電中間，高傲的飛翔；這是勝利的預言家在叫喊：

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

——《海燕之歌》高爾基

不可否認，即便是對「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學家」高爾基再無感的國人，也通過初中語文課本領略過這首《海燕之歌》的風采。也正因為這篇膾炙人口的詩篇，為作者高爾基贏得了一個響噹噹的頭銜：「革命的海燕」。在蘇聯時代，這名「革命的海燕」理所當然地大紅大紫，不僅走上了神壇，成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偉大奠基人」，還被烙印上了兩代領袖認證標記——唯一一位能同時成為「列寧和斯大林的朋友和學生」的作家。

不過，隨著蘇聯解體，這位昔日的文壇聖人也不得不褪去了光環走下神壇。在所有反高爾基的大人物中，索爾仁尼琴批判的調門最高，態度也最不可調和，不僅否定高爾基的人品，甚至還懷疑高爾基的文學成就。這種評價顯然只是索氏意氣用事的差評而已。如果就文學成就而言，高爾基不僅早獲得了國際公認，甚至在十月革命前就已經牢固地建立起了自己的地位。而1928年3月29日，當時旅居義大利的高爾基正值60歲的生日，整個歐洲的文壇叫得上號的人物：羅曼·羅蘭、法朗士、巴比塞、阿拉貢、蕭伯納、威爾斯和茨威格等50位知名作家都不約而同地向這位德高望重的大文學家發來賀電錶達祝願。如果說高爾基只是個卑劣小丑，卻又同時欺騙了50名歐洲知名作家——玩笑也未免開得太大了。更符合情理的情況應該是他的作品不僅征服了俄羅斯，也征服了整個歐洲乃至全世界，才會得到同儕的集體認可。

旅行

「摩登時代」的建築風情：上海衡山路-復興路歷史文化風貌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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