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0年代法國的報紙文學與商業革命

1836年7月1日，巴黎出現兩份售價僅為5生丁的報紙。埃米爾·德·吉拉丹（1806-1881）的《新聞報》和阿爾芒·迪塔克的《世紀報》。《新聞報》和《世紀報》年訂費為40法郎，只有其他報紙的1/3到1/4，它們受到讀者歡迎，發行量直線上升，成為最早獲得成功的法國廉價報紙。就創辦者的名氣而言，德·吉拉丹要遠遠大於迪塔克，但是後者的《世紀報》更為成功，銷量領先於《新聞報》。迪塔克將人情味故事、浪漫文學和政治完美結合了起來。

埃米爾·德·吉拉丹，人稱「通俗報界的拿破崙」。他是亞歷山大·德·吉拉丹伯爵和一名律師之女的私生子，1827年出版自傳體小說《埃米爾》，1828年創辦他的第一份出版物《賊》，這是一份藝術和科學評論月刊。不久，他就成為巴黎社交界要人，出版事業也一帆風順。1831年創辦的《有益知識雜誌》行銷12萬份，1834年出版的《法國年鑒》售出100萬本。

德·吉拉丹1831年娶女作家德爾菲娜·蓋伊，1834年當選下議院議員。然而他的最大成就是1836年創辦《新聞報》，並在其後20年中擔任主編。他和《國民報》發行人卡雷爾發生私人和政治方面的爭執，於是按照慣例在1836年7月22日進行決鬥。雙方同時開槍，德·吉拉丹大腿中彈，卻擊中了對手腹股溝，並造成了致命傷。有法國學者認為，決鬥是一種社會和解方式，一度是法庭之外解決誹謗爭執的有效方式；而德·吉拉丹奪去卡雷爾的生命，象徵新報業戰勝了舊報業。

德·吉拉丹的政治態度隨公眾輿論的變化而變化。他屬於中產階級保守派，偶爾顯露出進步傾向。1839年他由於國籍不明失去議員資格，1842年重新當選。1848年，他規勸路易·菲利普退位並將攝政權交給其妻奧爾良女公爵。他最初支持第二共和國（1848-1851），在1848年6月起義後被秘密關押10天，轉而支持路易—拿破崙，但後來成為拿破崙三世的反對者，於1851年底被流放比利時。第二帝國（1852-1870）時期，他繼續搖擺不定。1862年他將停刊的《新聞報》復活，並擔任主編至1866年。1866-1870年主編《自由報》（LaLiberté）。1872年買下當時世界上發行量最大的報紙《小日報》（PetitJournal）（50萬份）。1874年他主編《法蘭西報》（LaFrance），將其發行量提高到6萬份，並開闢了最早的體育專欄。以上二報在1877年共和派大獲全勝的選舉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新聞報》和《世紀報》的風格大同小異，並且在內容和經營方面與《紐約太陽報》和《紐約先驅報》相似：減少政治新聞和言論，大量刊登社會新聞和法院新聞，以及有關衛生、健康、食品、服裝、家庭等方面的知識性、實用性信息；打破法國報紙常規，主要通過廣告費而不是訂費來維繫報紙，廣告收入佔總收入的40~50%，接近於現代報紙，由此引發了法國新聞界的一場革命。1838年，《新聞報》第四版的廣告以全年15萬法郎承包出去，1845年漲到30萬法郎。但與美國和英國報紙不同的是，這兩份廉價報紙具有相對鮮明的政治立場，並且大大發展了法國報刊與文學的傳統聯繫。《新聞報》是保守派的喉舌，《世紀報》則支持共和派的事業。第二帝國一度不允許共和派報紙存在，《世紀報》在爭取下層中產階級方面著力甚多。

如前所述，法國報紙的文學傳統通過18世紀晚期《論辯報》頭版下方最早刊登戲劇批評的feuilleton（橫亘版面的文學欄）這種樣式固定下來。在整個19世紀，feuilleton成了報紙這座「大廈」的「底層大廳」。到1830年，巴黎人口已達約63萬，雖然其中只有一半人識字，但是他們多為戲劇批評的如饑似渴的讀者。而文學和政治通過feuilleton巧妙地連接起來，feuilleton成為探視人們的社會和政治態度的主要公共論壇。當時戲劇形式正在發生主要改變：在正統劇院，新古典朗誦劇受到面向大眾的浪漫主義韻文悲劇的挑戰並被取代；街頭劇院發揮了文化含量較低、但不僅是娛樂的功能。feuilleton的題材從戲劇批評擴大到社交新聞、藝術和政治。聖伯夫的《禮拜一》最初作為feuilleton刊登在一系列報紙上，然後他從自由主義的《立憲主義者報》轉投官方的《普遍箴言報》，再轉投反對派的《時報》。巴爾扎克在1830年與德·吉拉丹等人共同編輯的報紙《政治專欄報》中有feuilleton一詞。

《新聞報》和《世紀報》開創了法國通俗報業，它們與其他日報創造了法國文學新聞事業，通過市場競爭和契約關係，第一次利用feuilleton締結了報紙與知名小說家的「神聖同盟」。受feuilleton形式的影響，小說家以難以置信的險情展開敘事，在每次連載的結尾設計出關子（懸念），形成了讀者的期待心理。結果，歷險題材的長篇小說以周或者月為長度全文刊登，它們也被稱為feuilleton，實際上就是今人所說的小說連載。

巴爾扎克是第一個在報紙上連載小說的。原先分為6個部分的《高老頭》1834年在《巴黎評論》上分4期連載，次年結集成書。1836年10-11月，《老處女》分12期在《新聞報》上連載。從1843年到1837年底，《新聞報》發行量達2萬份。甚至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也是在《巴黎評論》上連載的。巴爾扎克之後的付諸報紙的文學大師有弗雷德里克·蘇利埃、大仲馬、喬治·桑以及無與倫比的「通俗長篇小說之王」歐仁·蘇。歐仁·蘇的《巴黎的秘密》描述了這座首都的道德價值觀和社會現實的關聯，反映了作者的共和主義和社會主義觀點。它在《論辯報》上的連載從1842年6月19日持續到1843年10月，該報發行量從5000份上升到10000份，對銷售的拉動超過巴爾扎克作品。此前，從1837年起第一個在《論辯報》上連載的小說是蘇利埃的《魔鬼回憶錄》。

報刊與文學的聯姻不但將一群潦倒文人造就成富翁，而且幫助製造了法國報紙發行量在19世紀後半期躍居世界第一的神話。《立憲主義者報》後來也變成官方報紙，1831年曾發行23000份，但是到1844年跌至3600份。韋龍博士拯救該報的訣竅是出價10萬法郎擊敗《新聞報》，從1844年6月到1845年7月連載歐仁·蘇的《流浪的猶太人》，《立憲主義者報》的發行量飆升到1846年的25000份。歐仁·蘇在以後14年中按此標準獲得稿費，激進派報刊譽之為大仲馬的頭號對手。保守派作家大仲馬當時報酬最高，年收入近20萬法郎。而當時工人日薪為2法郎，普通寫手的每行稿費在75生丁到1法郎之間。歐仁·蘇日後成為歐洲第一個報業巨頭，曾擁有巴伐利亞王國的《南德意志報》等報刊。

另一方面，這一時期報紙上大量登載的社會新聞激發了一些作家的創作靈感。司湯達在1830年出版的《紅與黑》中塑造了於連·索黑爾這一角色，他的原型是報紙社會新聞欄一則真實故事的主要人物：一位名叫安托萬·貝爾泰的神學院學生在彌撒中試圖槍殺他的女保護人W夫人，1827年12月他被格勒諾布爾法院判處死刑。投機鑽營、不擇手段、厚顏無恥、忘恩負義這些習性被移植到了於連身上。從《紅與黑》到下文所提及的19世紀其他作家的創作，可以看出法國新聞事業與文學事業的孿生關係。

抽文：《新聞報》和《世紀報》開創了法國通俗報業，它們與其他日報創造了法國文學新聞事業，通過市場競爭和契約關係，第一次利用feuilleton締結了報紙與知名小說家的「神聖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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