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沖及:五四運動八十年祭

五四運動八十年祭作者：金沖及文章來源：《人民日報》1999年04月20日第9版點擊數： 1013更新時間：2006-5-15五四運動是歷史大趨勢的產物五四運動是一次偉大的愛國救亡運動，也是一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為什麼二十世紀到來後不久，在中國大地上會發生這樣一場以愛國救亡和思想解放為主要內容的規模空前的群眾性運動？它不是突然發生的，更不是任何人所能製造出來的。可以說：這以前的全部歷史，已為這場運動的到來作了充分的準備。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開始，在西方列強侵略下，中國一步步喪失獨立的地位，變成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中華民族蒙受了巨大的屈辱。人民在痛苦地哭泣著、反抗著。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這種沉淪的步伐大大加快了。中日甲午戰爭失敗，帶給中國人心靈上的創痛，是以往歷次對外戰爭失敗難以比擬的。曾經親身經歷這場事變的吳玉章沉痛地回憶道：「我還記得甲午戰敗的消息傳到我家鄉的時候，我和我的二哥曾經痛哭不止。」「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國條約！它使全中國都為之震動。從前我國還只是被西方大國打敗過，現在竟被東方的小國打敗了，而且失敗得那樣慘，條約又訂得那樣苛，這是多麼大的恥辱啊！」戰後，西方列強以為中國這條「破船」快要沉了，紛紛撲過來，在中國爭奪勢力範圍。當歷史進入二十世紀時，八國聯軍武裝佔領了中國的首都北京。這一連串令人驚心動魄的事件，竟發生在短短的五六年內。亡國滅種的陰影，籠罩在每個熱愛祖國的中國人的心頭。人們再也無法沉默，無法繼續忍受下去了。愛國救亡和思想解放，正是在這種歷史條件下開始被提到突出的位置上來。最早提出「救亡」的，是嚴復1895年的一篇文章。孫中山比他看得更遠，前一年在檀香山興中會宣言里就提出了「振興中華」這個激動人心的目標。怎樣才能將中國從絕境中拯救出來？人們普遍意識到：不能再照老樣子生活下去了，必須在各方面來一個大的變革。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是二十世紀中華民族經歷的第一次歷史性巨變。人們為什麼不惜作出任何犧牲，一定要奮起革命？中心的一點，就是要救亡圖存，振興中華。他們當時認為：中國之所以會淪落到如此地步，就是因為有一個專制、腐敗、賣國的清朝政府在統治著，只要把這個政府推倒了，中國就可以獲得新生，一步步建設成一個現代國家。他們把革命看做是為建設掃清障礙、創造必要的前提。辛亥革命推翻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為中國的進步打開了閘門，使反動統治秩序再也無法穩定下來。這次革命也帶來一次思想解放。皇帝，歷來被看成是至高無上、神聖不可侵犯的，如今也可以被打倒，那麼，還有什麼陳腐的東西不可以拋棄掉呢？但是，歷史前進的路程是曲折的。辛亥革命並沒有改變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和人民的悲慘境遇。日本企圖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出籠，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一幕幕醜劇緊鑼密鼓地上演。中國的狀況仍在一天天壞下去。周圍彷彿一片黑暗，看不到它的盡頭。有志氣的愛國者並沒有因此而停止前進的腳步，在遍布荊棘的崎嶇道路上毫不氣餒，開始了新的探索。他們痛定思痛，從總結辛亥革命失敗的教訓入手，認為共和制度所以不能真正得到鞏固，根本原因在於缺少一場對舊思想、舊文化、舊禮教的徹底批判。陳獨秀寫道：「我們中國多數國民口裡雖然是不反對共和，腦子裡實在裝滿了帝制時代的舊思想。」「這腐舊思想布滿國中，所以我們要誠心鞏固共和國體，非將這班反對共和的倫理文學等等舊思想，完全洗刷得乾乾淨淨不可。否則不但共和政治不能進行，就是這塊共和招牌，也是掛不住的。」要救亡圖存，要變革，要在思想上來一個解放，這已成為二十世紀初的中國誰也阻擋不住的時代潮流。五四前夜的初期新文化運動，是辛亥革命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繼續和發展。它的到來是不可避免的。民主和科學是專制和迷信的對立物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旗手陳獨秀，在他創辦的風靡一時的《新青年》雜誌上喊出的最響亮口號，是民主和科學。他寫道：「解放雲者，脫離夫奴隸之羈絆，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謂也。」他又寫道：「我們相信尊重自然科學實驗哲學，破除迷信妄想，是我們現在社會進化的必要條件。」他有一段名言：「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來無罪，只因為擁護那德謨克拉西和賽因斯兩位先生，才犯了這幾條滔天的大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民主」和「科學」（也就是德先生和賽先生）的提出，是切中時弊的。民主的對立物是專制，科學的對立物是迷信，這正是中國幾千年封建統治遺留的惡果。它在中國社會裡有著盤根錯節的巨大勢力和影響。向這兩個大敵全面宣戰，需要極大的勇氣。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封建主義舊思想、舊文化、舊禮教的批判，其尖銳徹底的程度、所向無前的聲勢，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魯迅在《新青年》上發表的小說《狂人日記》，有一段膾炙人口的話：「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狂人日記》不僅是新文化運動中真正以白話文從事小說創作的第一篇，在新文學運動中有著里程碑的意義，而且就其對舊社會、舊文化鞭撻的精闢深刻來說，在當時也可說無與倫比。《新青年》的影響不斷擴大。各地擁護新文化運動的刊物風起雲湧般相繼出版。婦女解放、婚姻自由、家庭革命等口號的提出，使運動觸及的社會面遠比辛亥革命更為廣泛。這次對封建主義舊文化的大討伐，起了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使許多原來處在麻木不仁狀態的人猛然驚醒過來。短時間內，人們（特別是青年人）對新舊事物的態度發生了巨大變化。它清掃了舊地基，為人們接受新思想作了重要準備。以《新青年》為代表的初期新文化運動對中華民族覺醒的重大貢獻是不可磨滅的。當然，統治了中國兩千多年的舊思想、舊文化，決不是一兩次猛烈的討伐和沖刷就能清除乾淨的，這是一個長期的歷史任務。人們對民主和科學的認識，在這個過程中也在逐步深化。中國民眾的大多數是工人和農民。要求民主如果只停留在少數學者和知識青年的狹小圈子裡，那麼，不管議論如何激烈，仍然只是少數人的民主，談不上真正廣泛的人民民主。在五四運動初期，由於中國社會條件的限制，只能做到這樣，但它是不夠的，需要繼續前進。科學，最根本的是要符合實際。這同樣不是單靠少數人坐而論道就能解決的，需要投身到實踐中去，在實踐中反覆經受檢驗才能做到。五四時期的先進分子，就是循著這個方向不斷前進的。從個性解放到改造社會五四運動前夜的初期新文化運動，是在西方近代民主主義的旗幟下進行的。他們用來反對舊文化、舊禮教的思想武器，主要是以個人為中心的「獨立人格」和「個性解放」。他們把個人的權利看得高於一切，認為：「社會集多數小己而成者也。小己為社會之一員，社會為小己所群集。故不謀一己之利益，即無由致社會之發達。」陳獨秀寫道：「人間百行，皆以自我為中心，此而喪失，他何足言？奴隸道德者，即喪失此中心，一切操行，悉非義由己起，附屬他人以為功過者也。自負為一九一六年之男女青年，其各奮鬥以脫離此附屬品之地位，以恢復獨立自主之人格。」他們的著眼點還只在個人利益，而不是人民的整體利益，他們所追求的還只是個人的解放，而不是全體勞動人民的解放，但用這種思想來反對專制和迷信，仍有著巨大的進步作用。這種以個人為中心的思想武器，並不能從根本上給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指明真正的出路。那時候，挪威作家易卜生在中國有很大的影響。胡適在1918年寫了《易卜生主義》，說：「易卜生最可代表十九世紀歐洲的個人主義的精華，故我這篇文章只寫得一種健全的個人主義的人生觀。」易卜生有一個著名的劇本《娜拉》，女主人公娜拉不願意做「丈夫的傀儡」而離家出走。有人稱讚這個劇本表現了「女性的自覺」。魯迅卻作了一篇《娜拉走後怎樣》的講演，尖銳地提出一個問題：「從事理上推想起來，娜拉或者也實在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因為如果是一匹小鳥，則籠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籠門，外面便又有鷹，有貓，以及別的什麼東西之類；倘使已經關得麻痹了翅子，忘卻了飛翔，也誠然是無路可以走。還有一條，就是餓死了，但餓死已經離開了生活，更無所謂問題，所以也不是什麼路。」他在後面又說：「如果經濟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當然完全是廢話。」這些話是辛辣的，但顯然是更清醒而現實的認識。從中國的實際情況來看，當時統治著中國的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是強大的，中國社會的現狀是那樣黑暗和腐敗，決不是任何個人奮鬥所能改變；離開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對絕大多數人來說，也不會有什麼個性解放可言。如果只是從文化領域著手，停留在這裡，不進行社會的變革，同樣會流於空談，不能使中國的問題得到根本解決。人們不能不繼續向前探索。於是，「改造社會」、「建設新社會」的呼聲越來越高，逐漸響徹全國。各種報刊紛紛參加社會改造和中國出路問題的討論。改造社會的問題在思想界被提到如此突出的地位，成為先進青年集中關注的焦點，在中國近代史上還是第一次。這表明人們對問題的認識正從表層向更深層挖掘，是當時先進青年中產生新的覺悟的表現。從愛國主義走向社會主義中國的現實社會必須改造，這在先進的愛國青年中已逐漸成為共識。但是，這個社會應該改造成什麼樣子，多數人最初卻並不清楚。長時期來，許多愛國者一直欽慕西方國家的富強，把它們作為中國仿效的榜樣。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從當時來說，確實也沒有其他可以效法的榜樣。但隨著資本主義在近代的發展，它的內在社會矛盾日益尖銳地暴露出來，貧富懸殊的狀況令人觸目驚心。二十世紀初，對歐美社會認真作過考察的孫中山已經認識到只有國家繁榮富強這一個目標是不夠的。他寫道：「歐美強矣，其民實困」，「社會革命其將不遠。」社會主義思想，本來就是在資本主義社會各種內在矛盾日益暴露而又無法根本解決的情況下產生的。孫中山把自己提出的民生主義也稱為社會主義。儘管他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有許多天真和模糊的地方，但他在許多人正醉心於向西方學習的時候，便敏銳地看到西方社會不是完美無缺的，存在著它的陰暗面，力求加以避免，並且熱烈地同情社會主義，同情勞動大眾的命運，這在當時是十分不容易的。隔不了幾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劫後的歐洲留下的是滿目瘡痍，是更加令人震驚的災難和混亂。這種狀況，不能不使更多的中國人感到震驚。西方的社會制度在他們心目中頓時失卻原來那種耀眼的光彩。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又在許多人面前樹立起新的榜樣。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隊伍開始出現分化。先進分子們自然地得出結論：難道我們還要步著西方世界的後塵，沿著這條老路再走一遍嗎？為什麼不能改弦易轍，採納世界上更新的學說，創立一種更加合理的社會？當時是北京大學學生的何孟雄寫下這樣一段話：「歐洲資本主義的發達，工人及中產階級的淪到不幸的地步，我們中國在產業萌芽的時會，當然要對於歐洲資本主義造出來的罪惡務宜具一種戒心，有旁的較好的法子當然採取好的法子。未見得資本主義是必經的階段，即是資本主義發展了，將來的革命是免不掉的。難道勞動階級鑄定必需受資本主義的痛苦嗎？」中國國內社會狀況出現的新變動，也深化了這場中國要不要社會主義的辯論。那時候，張東蓀主張：中國現在最需要的就是發展實業，不必再去談什麼社會主義。他在一篇文章中說：「救中國只有一條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開發實業，因為中國的唯一病症就是貧乏。」他說：「空談『主義』必定是無結果。」陳獨秀、陳望道、邵力子等立刻對他提出批評。他們說：中國要發展實業，要增加富力，在這一點上並不存在爭論；問題在於，增加的富力是使大多數人都能享受到幸福，還是只歸少數人壟斷。他們認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使大多數人得到幸福。他們舉出中國現實生活中已出現的實例說：「譬如開灤煤礦、京奉鐵道，總算是北方物質上的大工事，不但北方多數人未曾因開灤煤礦、京奉鐵道減少生活的苦痛，而且礦坑燒死工人幾百名，鐵橋壓死工人幾百名，假使沒有開灤煤礦、京奉鐵道，這幾百工人或者還不至一齊慘死；可見只知開發物質文明，卻不用有益於多數人的主義去開發，即令各省都開礦築路，也不能使多數人得著人的生活。」當然，這些先進分子那時對中國社會的了解還是相當膚淺的，他們還不可能指出民族資本的發展在現階段有它的積極意義，也不可能了解實現社會主義社會在中國還是以後的事，更不可能懂得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是多麼艱巨而複雜的事業。但他們在當時就尖銳地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如果聽任用資本主義的方法來發展實業，結果將會使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中國社會的改造應該以社會主義為方向，要在實現國家繁榮富強的同時實現人民共同富裕。這些認識是十分重要的。這是中華民族經過長期探索後產生的新的認識，形成的新的理想和信念。五四時期那樣多先進分子奔集到社會主義的旗幟下來，是不難理解的。他們是立志救國的忠誠的愛國者，懷著強烈的正義感和歷史使命感。最初，傳入中國的新思潮中，有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國家主義、自由主義等等，都曾在社會上產生過不小的影響。那些先進分子從對各種思潮的反覆比較推求中，得出結論：只有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作為奮鬥目標才能救中國，別的辦法都不能救中國。隨著對中國的具體國情逐漸有了更清醒的認識，他們在不長的一段時間後又看清了應該先把反對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勢力作為現階段的基本任務，但他們的長遠目標始終是要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一個沒有理想和信念的民族，是可悲的、沒有前途的。許多先進分子從愛國主義走向社會主義，是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所決定的。一旦這種理想和信念在越來越多的先進分子中堅定地樹立起來，它就成為一種新的動力，使中國歷史開始以新的姿態大踏步向前邁進。青年知識分子的道路走在五四運動前列、起著先鋒作用的，是一大群青年知識分子，特別是青年學生。青年學生在當時是剛剛形成不久的新一代知識分子。他們生長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長期為民族的屈辱、社會的黑暗和連年不息的內戰而感到痛苦。他們有著較多的近代文化知識，視野比較開闊，容易接受新思想，許多人有著「以天下為己任」的抱負和激情。學校中的集體生活，也使他們更容易採取集體行動。直接導致5月4日愛國運動爆發的，是帝國主義列強在巴黎和會上把戰敗國德國原在中國山東攫取的種種特權轉讓給日本。消息傳來，學生中久已鬱積的憤怒一下子爆發出來了。5月4日，北京大學等高校的三千多名學生舉行了聲勢浩大的集會和遊行。當時散發的《北京學界全體宣言》中寫道：「我們的外交大失敗了！山東大勢一去，就是破壞中國的領土！中國的領土破壞，中國就亡了！」「中國存亡，就在此舉了。」北洋軍閥政府對學生的愛國行動進行了殘酷的鎮壓。學生們向社會各界展開宣傳，取得公眾的支持。運動像野火一樣，迅速從北京蔓延到全國，從學生的抗議活動發展到工人罷工、商人罷市。原來潛藏在中國社會內部的巨大力量，彷彿從地平線下突然噴湧出來，這是過去沒有看見過的。整個中國沸騰起來了。一場把千百萬群眾卷進來的運動，就像平地一聲春雷，使許多原在睡夢中的人驚醒過來，喚起了人們對國家前途命運的關切，喚起了人們對新的社會理想的嚮往和追求。學生們去街頭演說，到工人區進行調查，舉辦平民學校，衝破以往知識分子的狹小圈子，接觸社會，發現在自己周圍還存在一個更加廣闊的天地，開始看到自身存在的弱點，明白在改造社會的同時也需要改造自己，於是提出要把「小我」融於「大我」之中，奉獻給「大我」。運動的高潮稍稍過去後，許多人又逐漸認識到：單憑一時的熱情和衝動，並不能解決如何救中國的問題，需要更多的理性和思考，需要正確學理的指導。人們頭腦中積累了大量的問號，要求找出這些問題的答案。各種新的刊物像雨後春筍般出現，在五四後的一年間達到四百種之多。研究新思想的團體也紛紛成立。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著作的中文全譯本，1920年以前連一部也沒有。這時，國內出現了兩個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中心：一個是北京，一個是上海。在北京，1920年初，由李大釗主持，北京大學一些學生組織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開始是利用從北大圖書館借來的一部分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著作以及與此有關的一些書籍，分別閱讀。不懂外文的同志，則請通曉外文者幫助他們。再過一個時期，又籌集了一些資金，買了一批書籍。學習的人漸漸多了，於是就在1921年11月17日的《北京大學日刊》上公開宣布，成立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列名這個研究會發起人的鄧中夏、高君宇、黃日葵、羅章龍、劉仁靜等都是五四運動時期青年學生中的積極分子。在上海，1920年5月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除陳獨秀等外，李達、陳望道、李漢俊等是從日本回國的留學生。這兩個中心，同湖北、湖南、山東、廣東和海外一批受過五四運動深刻影響的先進分子建立起聯繫。1921年7月，也就是五四後兩年多一點時間，中國共產黨成立了。李達回憶道：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思想準備，組織準備都有。但是思想準備非常之快，只是二、三年的功夫，這是中國的特點。因為中國人民已經經過了多年的教訓，完全懂得別的路不行」。他們作出自己的抉擇，是以多年實踐檢驗過的事實為依據的，是經過深思熟慮才確定下來的。五四運動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準備了思想上和幹部上的條件。八十年的時光，很快就流逝過去了。回顧八十年前我們的先人經歷過的這段扣人心弦的歷史行程，不能不令人興起無窮的感慨。在那一代青年人周圍，是令人感到窒息、令人滿懷悲憤的黑暗環境。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已處在生死存亡的邊緣。對有志氣的愛國青年來說，剩下的只能是置個人生死安危於度外的英勇拼搏。他們面前的現實任務是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而他們心中期待著的是在未來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今天，中國的狀況同當年相比已發生根本的變化，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已成為現實的奮鬥目標，人們正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集中全力為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宏偉事業奮鬥。重溫往昔的歷史，無疑會給我們帶來一些有益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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