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經濟史

第一部分 第2節：導論 香港的自然環境(1)

導論

一個地區的經濟史，應當是這個地區經濟制度、經濟活動與經濟狀況發展變化的真實記錄。而任何時間任何地點的經濟，都不能不受當時當地自然環境的制約，都不能不與當時當地的社會形態相適應。香港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社會形態，我們將與同期經濟結合起來進行考察。這裡我們先簡要介紹香港的自然環境。

第一節"香港"或"香港地區"的地域範圍

"香港"一詞，最早見諸現存典籍是在明代郭所撰《粵大記》一書中，初指今港島的香港仔一帶，後來泛指全島。19世紀英國採取武力侵略與外交訛詐相結合的手段，在1842年、1860年和1898年強迫清政府與其簽訂了《南京條約》、《北京條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等三個不平等條約，割佔了中國的領土香港島、九龍半島和昂船洲，又"租借"了新界（包括鄰近的235個離島）。此後人們習慣於把這些地方統稱為"香港地區"，或者簡稱"香港"，而把香港島稱為"港島"。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祖國，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參看錶I－1、圖1、圖2）。

第二節自然地理和經濟地理

香港地區位於中國廣東省境內的珠江三角洲中部的南端,在珠江口外東側,與西側的澳門遙遙相對。它瀕臨浩瀚的南海,同我國台灣、海南兩省以及韓國、日本、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和美國的關島等隔海相望。全區位於北緯22度9分至22度37分、東經113度52分至114度30分之間，由一片陸地（九龍、新界）和眾多島嶼（港島和離島）所組成。其中，新界和離島約佔總面積的88％，除商業區外，有大量的住宅區、工業區、旅遊景點和少數農田；港島和九龍約佔總面積的12％，集中著全港主要政府機關和許多公司企業、大型商廈以及文化娛樂場所，人口密度極高，是香港最繁華的地方。

香港地表崎嶇，平地很少。它的地形與廣東、福建兩省相仿，丘陵起伏，呈東北——西南走向。部分丘陵在古代沉沒于海中，形成許多峻美的島嶼。

香港地區位於熱帶,屬熱帶季風氣候,年平均氣溫達到22.8℃。但與一般熱帶地區"四時皆為夏，一雨便成秋"不同,香港的四季比較明顯。11月到次年2月,是乾燥寒冷的冬季,亞洲大陸性反氣旋帶來的冷空氣,從北面或東面吹來,使香港每年頭兩個月的氣溫經常低於10℃。新界和地勢較高的地方甚至會低於0℃。3月到4月,是潮濕多霧的春季,常常陰雲裊裊,往往細雨蒙蒙,日氣溫變化很大,物品極易霉爛。5月到9月中旬是漫長而炎熱的夏季,平均氣溫27-29℃,最高可達32℃以上。經常吹微風或無定向風,間有驟雨或雷暴,還會受颱風的侵襲。9月下旬至10月底,是短暫但卻睛朗和涼爽的秋季,除偶爾有熱帶氣旋或冷空氣吹襲以外,一般陽光普照，天高氣爽，是氣候最宜人的黃金時段，也是旅遊業的黃金季節。

香港地區年平均降雨量2214.3毫米,但各地差異很大。橫瀾島約為1200毫米,大帽山附近則超過3000毫米。全區5至9月份的雨量約佔全年雨量的80％。6月份更是三日即有兩日雨，平均雨量約為431.8毫米。12月份最乾燥，平均雨量只有25.3毫米。

香港的氣候條件總的來說比較好，它的自然災害主要是狂風暴雨所造成。冬季的季候風,經常在4-6月發生並連帶有雷暴,以及偶然出現的龍捲風、冰雹等，都會造成一定損失。但威脅最大的還是生成於太平洋西部的熱帶氣旋。熱帶氣旋中心最大風力在12級以上的稱為"颱風"或"颶風",每年都會數次影響香港。其中一兩次直接吹襲香港的颱風,往往導致山洪傾瀉,房屋倒塌,船舶損毀,交通中斷,造成人身傷亡和財產損失。但經過長期的努力，特別是"二戰"後的現代化市政及樓宇建設，香港抵禦颱風的能力已經大大增強。僅以懸掛10號風球的強颱風為例，歷史上破壞最嚴重的是1906年9月18日的一次颱風。死亡逾萬人，沉船3000多艘。到了1962年9月1日颱風"溫黛"襲港，最高風速曾達到每小時259公里，創歷史紀錄，但死亡人數則降到130人，損毀船舶1327艘。而到了1999年9月16日颱風"約克"襲港，是香港有史以來懸掛10號風球時間最長（11小時）的颱風,僅死亡2人，損毀貨輪1艘和遊艇數艘。這說明在不久的將來，消滅颱風造成的死亡事故並且進一步減少財產損失，是完全能夠做到的。

第一部分 第3節：導論 香港的自然環境(2)

香港是一個多山少平地的地區，1841年開埠以來，人口急劇增加，經濟迅速發展，對建築用地的需求日益迫切。所以，開山填海造地成為一百多年來香港增加土地供給的一個重要手段。從1851年到1999年，共填海造地62平方公里，佔1999年底土地總面積的5.65％。

香港地區水路交通便利,水產魚鹽豐富,新界還有大片肥田沃土,在歷史上就已吸引了眾多內地人士前來開發和居住。1841年香港開埠以後,其地理優勢得到進一步的發揮。這種優勢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一是海岸線長,港口優良。特別是在香港島和九龍半島之間的維多利亞港,面積達到6000多公頃，寬1.6-9.6公里，有三個出入口，即：東面的入港水道鯉魚門、西北面的入港水道汲水門、西面的入港水道硫磺海峽；港內有三個大海灣：九龍灣、紅勘灣、愛秩序灣；還有兩個優良的避風塘：九龍油麻地避風塘、港島銅鑼灣避風塘。加上地處熱帶,終年不凍。港內吃水深達12米,遠洋巨輪可以自由進出,能同時停泊150艘巨輪。這些極好的條件保證維多利亞港成為全世界三個最優良的天然港口之一`,也是目前全球最繁忙高效的海港。二是地理位置十分優越。香港背靠祖國大陸,扼珠江流域入海的要衝；又地處太平洋西岸的中心地帶,是公認的遠東交通樞紐。而且時區處在歐美兩大洲的中間。按照香港時間,早上7點鐘悉尼的金融市場開市,8點輪到東京,9點是香港和新加坡，中午13點是巴林，下午15點是蘇黎世，17點是倫敦，晚上21點是紐約??直到第二天凌晨,美洲的市場收市,亞洲的市場又開市了。這就是說,香港金融市場的存在和發展,有利於全球金融市場二十四小時不停頓地運作。三是風景秀美，旅遊資源豐富。香港地勢陡峭,多奇山異嶺。許多山丘直逼海岸,整個城市依山傍海建成。觀光者既可欣賞現代大都會高樓林立、燈火輝煌、車水馬龍的繁華氣派；又可領略山野風光、金色沙灘、海天相接的大自然情趣。這在當今全球的大都會中是不多見的。這些優勢是保證香港逐步發展成為舉世公認的國際貿易、金融、航運和資訊中心，成為亞洲重要的國際都會和旅遊點的基本因素之一。

當然，世上沒有完美無缺的地方。香港由鄉村經濟轉變為城市經濟以後，隨著人口的迅猛增長，土地狹小、資源匱乏的缺陷日益明顯和突出。香港本來山多岩密，可耕地只佔土地總面積的不足10％。而隨著城市的開發，原有的耕地又絕大部分用於樓宇和市政建設，原有的漁民、鹽民也紛紛轉為從事其他行業。到20世紀最後10年香港的農漁業產值只佔本地生產總值的0.15％。林、畜、礦產品也不多，初級產品幾乎全部依賴進口。這種狀況迫使香港必須加強同內地的經濟合作，把遼闊的祖國大陸作為可靠腹地；同時積極發展外向型經濟，以廣大的國際市場作為取得入息的主要來源。香港開埠以來，正是採取了以上的策略，才逐步建立起一個國際化的經濟大都會，成為舉世聞名的東方之珠。

結語

本章在介紹香港的地域範圍、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和氣候等基本情況之後，著重分析了香港的地理優勢。這種優勢可以概括為：卓越的天然深水良港、絕佳的地理位置和豐富的旅遊資源等三個方面。20世紀後半葉，這些優勢得到比較充分的發揮，這是香港迅速成為國際貿易、金融、航運和資訊中心，成為亞洲重要的國際都會和旅遊點的基本原因之一。

必須指出：利用自然優勢和保護自然優勢應當是相輔相成的。遺憾的是：香港在20世紀後半葉卻重視了前者而忽視了後者。以空氣質量為例，據香港環境保護署對世界17個城市1993－1996年的資料研究分析結果：香港的空氣污染程度不僅大大高於歐美和大洋洲的主要城市,也高於亞洲的新加坡、東京、漢城和吉隆坡（見表I－2）。

填海造地也值得研究。這樣做雖然增加了香港寶貴的土地資源，但卻使香港更寶貴的維多利亞港受到損害。維港水面面積因造地而逐年減少，附近的海洋生態和水生生物資源也都出現下降趨勢，說明今後對填海造地確有縝密考慮全面權衡之必要。

值得慶幸的是：近年來香港市民和特別行政區政府對保護環境的重要性有了較深刻的理解。認識到它不僅是影響投資環境的重要方面，也是吸引世界科學技術精英人才的必要前提，是香港在新世紀能否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性因素之一。在20世紀的最後一年裡，香港加大了防治環境污染的力度，在減少車輛排污、清潔水質和廢物處理等方面都有了可喜的進步。雖說亡羊補牢猶未為晚，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環境問題不是一下子可以徹底解決的。只有持之以恆、堅持不懈，香港的青山翠樹碧海藍天才能永葆靚麗！永為港人造福！

第一部分 第4節：前言

前言

屯門的回飆激浪，淘不盡今古崢嶸歲月；尖沙咀鐘樓屹立，又迎來新千年的黎明。本書初稿寫成，恰逢21世紀肇始。面對著九百頃維港舳艫奔來眼底`，禁不住六千年香江遷變湧上心頭。

早在公元前約四千年的新石器時代中期，本港最早的先民已經踏上香港地區的土地，形成以氏族為單位的原始社會，從事採集和狩獵經濟。

到了公元前約一千五百年的新石器時代晚期，從五嶺南北又遷來了"習於水斗，易於用舟"a的古越族。他們由氏族結合為部落，由採集和狩獵經濟發展為原始農業和近海漁業經濟。在屯門涌浪遺址發現的這一時期古越族伐木製板所用的石斧、石錛、石鑿和烘烤木板所用的灰坑，是迄今為止已發現的中國最早的製造木板船的設備，標誌著古越族當時已由使用木筏和獨木舟的時代發展到使用木板船的時代，在中國古代航運史和漁業史上都應當佔有重要地位。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下詔戍邊開發嶺南,這是香港地區納入統一的中國版圖的開始,也是香港由史前社會過渡到封建社會的開端。迨至公元前118年,漢武帝欽定實行鹽鐵專賣,香港地區已成為嶺南的重要產鹽地之一,市道繁榮,武備嚴整，標誌著封建社會已經形成。此後在長達近兩千年的封建社會中，香港地區以今新界為中心，以屯門、九龍為交通樞紐，以包括香港島在內的大小島嶼為前沿，逐步建立起農（農業）、漁（漁業）、航（航運）、鹽（製鹽）、珠（採珠）、香（制香）為主導的濱海鄉村型經濟體系。同我國其他地區濱海鄉村經濟相比，並不遜色。

公元1841年英國佔領了中國的領土香港島，以後又陸續佔領了九龍和新界（包括離島）。英佔初期（1841-1860），宣布香港為自由港，吸引了不少歐美商人來港經營，使這座城市初具規模。但嚴酷的民族壓迫和種族隔離政策卻使佔香港總人口95％以上的華人備受壓抑，這一時期的香港也成為英商進行鴉片和苦力貿易的大本營。英佔中期（1861-1941），改為採取對上層華人籠絡懷柔但對貧苦華人繼續歧視壓迫的政策，香港經濟得到一定發展，成為亞洲重要的轉口港之一。到了英佔後期（1945.9-1997.6），客觀形勢迫使港英政府轉而採取加強法制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政策，港人的聰明才智得到比較充分的發揮。他們在日本軍隊1941年12月至1945年9月佔領香港期間瘋狂掠奪所造成的一片廢墟上重新奮起，實現了經濟起飛，創造了長期、持續、高速增長的"東方奇蹟"，使香港成為舉世公認的國際貿易、金融、航運和資訊中心，成為亞洲重要的國際都會和旅遊點。但在香港經濟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存在著宏觀調控機制不夠健全有力，經濟的敏感性強，波動性大，科學技術相對滯後，"泡沫"經濟比較嚴重等問題，成為香港經濟的隱憂。在英國佔領香港的一百五十多年中，英國在政治上採取了一系列力圖建立、維護和保持其殖民主義統治的政策，這是逆歷史潮流的。但為了取得更大的殖民利益，英國在經濟上始終採取英國古典學派倡導的經濟自由主義的政策，儘管某些政策在後期已經過時，但總的看來有利於香港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是行之有效的。

公元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祖國。在這之後不久香港經受了一場席捲亞洲、震驚世界的金融風暴的強烈衝擊。新生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既符合國際市場慣例又富有創造性的措施，依靠全體港人的堅韌不拔和齊心協力，終於在20世紀末實現了經濟的強勁復甦，並且繼續保持著亞太地區國際經貿中心的地位；同時使過熱的經濟得到一次強制性的調整，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全體港人的憂患意識和對知識經濟的認同，在這個基礎上推進了以創新科技為主的產業轉型。這一切都為香港走向21世紀奠定了較好的基礎。但短短三年半的時間只能是特區政府的"開始曲"和"磨合期"，新世紀充滿著機遇與挑戰，香港依然任重而道遠。

第一部分 第5節：第一章　原始社會時期的香港經濟(1)

以上是六千年香港經濟的簡要回顧。從中可以看出：由古至今的香港居民，為了滿足自身和子孫後代生存與發展的需要，在經濟領域確實付出了辛勤的勞作、巨大的智慧和頑強的拼搏精神，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某些方面還曾獨步一時。比如：古越族造船出海，秦漢時燒殼製鹽，遺址至今猶存，成為南中國古代物質文明的歷史見證。而南北朝湄川都的珍珠，明季清初經港島運出的莞香，更被稱為"內府奇珍"和"嶺南名產"`。特別是"二戰"後香港經濟的高速發展，更得到全世界的認可與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普遍讚揚。如實記述香港經濟的歷史，吸取其豐富的經驗與有益的教訓，必將大大有助於香港在21世紀的繼續騰飛，這正是我們撰寫本書的目的。

本書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香港經濟起飛原因分析與21世紀發展的預測"的研究成果之一。書中第一、二、三、四、五、六、八章和結論篇由盧受采執筆；導論和第七、九章由盧冬青執筆。全書由盧受采總纂、修改、補充、定稿。

我本人是1984年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簽署後來到港澳研究所的，十八年來披閱了大量有關香港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典籍文獻，同香港各行各業不同層面的人士有過廣泛交往，對美麗的東方之珠產生了深厚的感情，也積累了比較豐富的歷史與現實資料。1999年8月，經中國國家圖書館通過網路向英國大英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俄羅斯國家圖書館等世界各大圖書館查詢顯示，古今中外尚沒有一部香港經濟通史的專著問世。同年9月，又從素所欽敬的摯友饒餘慶教授處證實了這一情況。香港地區人類社會的產生和發展至今已有約六千年的歷史，漢唐以來逐漸成為嶺南一處重要的漁鹽產區和水路交通樞紐，開埠以後更而發展為當代世界經濟名城，總結香港經濟領域豐富的歷史經驗，已經成為香港繼續發展的需要。各方面都期望第一部香港經濟通史早日出現。在多位香港友人的鼓勵和支持下，我作為首部香港經濟史的作者之一，四年來幾乎把全部時間和精力都傾注於本書的寫作上面。中間兩次赴港調查，歷時三個半月，未嘗有一日偷閑。到2002年11月本書漢字繁體字本出版時為止，已經四易其稿。這次漢字簡化字本出版前，又根據新的論點和資料，對第一、六、七、九章做了修訂和補充。但限於作者水平，仍感綆短汲深，蚊負任重，不妥之處，知所難免，懇切希望海內外讀者方家給予指正。

2003年6月15日

原始社會是人類社會的歷史長河中最初始的階段。20世紀20年代之前問世的所有典籍中，沒有單獨的關於香港地區原始社會的描述。但香港的中外學者從1926年起進行的田野考古調查，卻發現了不少原始社會的遺迹和遺物，大大豐富了人們對香港史前社會的認識（參看錶1-1）。

第一節香港最早的居民及其社會經濟狀況

考古資料表明`：在公元前大約4000年的新石器時代中期，中國內地的先民已經遷徙到香港地區，揭開了香港人類社會發展史的帷幕。在香港島的舂坎灣、南丫島的大灣和深灣、大嶼山的東灣和蟹地灣、屯門的涌浪等古人類遺址的早期文化層中，就留下了這批先民的遺址和遺物。他們以氏族為單位，選擇三面環山的海灣沙堤作為定居之所，成為香港地區最早的居民。之所以選擇這樣的海灣沙堤，是因為三面環山的袋形海灣一般風浪比較小，退潮後沙灘上魚蝦貝類又比較多，加上附近山上四季不絕的野果山芋和種類繁多的野生動物，可以為這批靠採集和狩獵為生的先民提供比較充足的食物來源。而且他們居住在沙堤上，面對大海，背後和兩側是山丘，最易於防禦來犯的敵人和猛獸。顯然，對於當時武器只有石斧木棍、防禦工事只有簡陋柵欄的先民來說，安全是必須考慮的。

在選擇最適合的居住地的同時，這批先民開始在住地附近進行生產勞動，以取得食物和其他生活資料。他們使用的工具主要是經過磨製的石器，包括石斧、石錛、石鑿、石拍和網墜等。從已發現的這些石器來看，都是用於獵取動物、淺水捕撈和做木工的工具，而沒有較大型的農漁業工具。說明這批先民受經驗、技能等多方面進化程度的限制，尚處在採集和狩獵經濟的階段，原始農業和出海捕撈型的漁業還沒有出現。

第一部分 第6節：第一章　原始社會時期的香港經濟(2)

製作陶器也是這批先民的主要生產勞動。他們製作的陶器都是日用品，可分為夾砂陶器和泥制陶器兩大類。前者包括釜、罐、缽等炊具；後者包括罐、盆、碗、杯等容器和食器。夾砂陶器大都飾以細繩紋或者用貝殼刻畫出各種複雜的紋飾。泥制陶器大都打磨光滑,加上紅色或白色陶衣,然後進行彩繪並刻畫出各種花紋圖案。在舂坎灣等地出土的鏤孔圈足彩陶盤和白陶盤是這批先民留下的最有代表性的陶器。彩陶盤加淺紅色陶衣後磨光，用鏤孔、刻畫和彩繪等手法製成組合花紋，白陶盤更用壓印、模印、篦點、刻畫、淺雕等多種手法製造出幾何形圖案。可以說這些陶器既是實用器皿，也是原始藝術品，充分表現出這批先民的藝術才能。

上述石器和陶器，是這批先民的進化程度和文化特徵的集中反映。由於是在南丫島的大灣率先發掘出土，所以被稱為"大灣文化"。它與廣東省珠江三角洲一帶發掘出土的石器、陶器所反映的文化屬於同一類型。

1970年代發掘的南丫島深灣遺址F層三座土葬墓（經鑒定是這批香港最早居民的墓葬），墓主的門齒都是鏟形，屬於亞洲的蒙古人種，與中原地區的人種相同。證明香港最早的居民是從中原遷來。有些外國學者認為香港最早的居民"更有可能是大洋洲的馬來裔"。考古資料證明他們的說法是沒有根據的。

已發現的這批先民的遺址，其聚居地範圍都比較小，可以推斷每個聚居地只有幾十人到百來人，說明這批先民始終是處在原始社會中的氏族社會階段。由於當時生產力還很低，人們的勞動尚不能創造剩餘價值或者創造的剩餘價值極少，所以氏族內部都是實行自然分工和產品平均分配。而在氏族之間，"越人之俗，好相攻擊"`，戰爭經常會發生。戰敗的一方，其成員往往成批被俘。在當時的情況下，這些被俘者因為勞動生產率太低，做生產奴隸尚不夠資格。加上原始宗教中祭神、祭祖的需要和食物的匱乏，被俘者往往難逃被殺被吃的命運。在上文所述南丫島深灣遺址F層三座土葬墓的近旁，就出土了大量顱骨碎片，但沒有肢體骨骼，並有明顯的火焚痕迹。考古學家認為：這些死者很可能是作為人牲被砍頭祭祀後，又被吃掉肢體並將頭顱焚化掩埋。這是華南最早發現的獵首祭祀和食人習俗的史跡，類似情況在世界許多地方尚處於野蠻時代的原始人群中都曾發生過。

令人遺憾的是，這批香港最早的居民及其後裔在香港地區生活了一千數百年之後，由於：1.據地質地理學家研究，香港地區附近海面在公元前3000-公元前2000年曾間歇升高，一部分居民不得不遷往其他地方a；2.氏族仇殺和獵首食人習俗的存在，使人口逐漸減少；3.採集和狩獵經濟造成食物單一。魚貝類食物多，植物性食物少，加速疾病的蔓延。這幾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終於使這批先民在香港地區永遠地消失了，考古發掘再也沒有發現他們的蹤跡。由於當時人類對自然災害和人為災難的抵禦能力十分低下，出現這種情況有時是難以避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這批先民雖然消失了，但他們的足跡已經深深地印在香港地區的土地上。他們生產的石器和陶器通過考古發掘已經彰顯於世，證明從約六千年前開始，中華民族已經在這塊土地上生存作息。

第二節香港古越族居民及其社會經濟狀況

大約公元前1500年的新石器時代晚期，相當於中原地區的殷商之際，從今天廣東省的五嶺南北遷來了一批古越族人，在香港許多海灣沙堤和台地上建立起氏族聚落，成為古代香港的第二批居民。其子孫世代不絕，又成為此後香港土著居民的始祖。據史書記載，古越族又稱百越族。"百者，言其多也"，是形容百越族的部族很多，曾見於典籍的就有句吳、于越、東越、閩越、駱越、西甌等等。他們在歷史上分布很廣。唐代訓詁學家顏師古為《漢書·地理志》作注時，曾引用另一位學者臣瓚的話說："自交趾至會稽七八千里，百越雜處，各有種姓。"考漢代交趾是武帝所設十三郡之一，轄區包括今廣東、廣西兩省大部和越南北部及中部。會稽也是漢代十三郡之一，轄區包括今江蘇省長江以南地區、浙江省大部和福建省全部。自交趾至會稽，中間還包括今江西、湖北、湖南三省的部分地區。可見古越族在漢代的活動區域已經遍及南中國的中東部。漢代與先秦相隔不算太遠，先秦的民族分布狀況應當與漢代類似。由於古越族多分布在水網膏腴之地，因此其文化和生產技能在當時南方各民族中比較先進。來到香港的古越族，同本章第一節所介紹的香港最早的居民相比，進化程度明顯提高，發展速度大大加快。到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下詔戍邊開發嶺南時為止，在大約一千三百年的時間裡，他們在經濟上取得的成就是：

第一部分 第7節：第一章　原始社會時期的香港經濟(3)

一、活動範圍擴大，由氏族結合為部落

香港古越族的遺址很多，幾乎較大的海灣附近都有發現。到目前為止，已發掘的遺址有屯門的涌浪上層、大嶼山的蟹地灣上層、南丫島的深灣C層、長洲的魚灣、赤角的虎地灣和西貢的蚝涌等等，共30多處。從這些遺址來看，香港古越族居民不僅聚居地增多(香港上一批居民已發現的聚居地只有10處)，而且已經從海灣沙堤擴展到附近的台地山崗，後期更有向腹地河流兩岸遷移的趨勢，這是由單純的採集經濟發展為原始農業經濟的一個旁證。剛剛抵港時，他們的聚居地還比較小，以後逐漸擴大。最大的聚居地是屯門的涌浪遺址上層，面積達到一萬多平方米，有一個約兩千平方米的中心區，鋪著厚達兩米的灰層，中間埋藏著一排排重重疊疊的殘爐灶，數以萬計的殘爐箅和陶器碎片，數百件石制工具和飾物，以及紡輪、骨針等。遺址內已有明顯的房屋建築遺迹出現，這是香港最早的房屋。說明古越族居民已是住則有斗室可蔽風雨，食則有動植物食品可資果腹，並能利用植物纖維織布縫衣，過著家家燈火，戶戶炊煙，雖然簡陋但卻衣食無虞的原始漁村生活。

在涌浪遺址以及東灣、虎地灣遺址附近，都發現了古越族的墓葬群。由於年代久遠，墓主的骨架已經腐朽不全，但隨葬品大都完好。這些隨葬品似乎有一定的制度，多數是一座墳墓內隨葬一對小口鼓腹圈足陶罐和一對水晶或石英。有些墓內還隨葬石斧、石錛等生產工具。涌浪最大的兩座墓內有10件大型石斧、石鉞出土。從形狀上看，它們顯然不是工具，而是武器。其中石斧扁平穿孔；石鉞形體巨大，長29.5厘米，寬17.3厘米，厚0.8厘米。所用石料都是墨綠色泥板岩，打磨光滑，製作精細，非常美觀。但質地軟而薄，不可能真正作為武器使用。經考古學家鑒定為代表墓主身份的儀仗。與同期良渚文化大型墓葬出土的玉鉞相似，都是原始社會領袖人物的權力象徵。

以上考古資料證明：後期的古越族聚居地已經相當龐大。其中涌浪遺址可以居住數百人，超過了氏族人數的最大限度。有些墓葬的隨葬品厚重華貴，顯示著墓主位高權重，也不像僅僅是氏族首領的墳墓。加上已有房屋出現，大嶼山的沙螺灣和扒頭鼓兩處海灣岬角的山頂上還發現了古越族軍事哨所遺址。這一切都顯示後期的古越族群體比較強大，很可能已由若干個氏族結合為部落，併產生了作為精神領袖和軍隊領袖的部落酋長。當然，這也預示著無階級的原始社會將轉化為階級社會。

二、生產技藝提高，達到石器時代頂峰，出現青銅時代萌芽

古越族居民的石器製作技藝，經過長期實踐，後期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平。除傳統的石斧、石錛、石鑿、石拍等生產工具外，還製造出用作武器的石斧、石鉞和用作飾物的石環、石等。他們生產的石器全部經過琢磨，有些更呈現有段有肩的修飾，顯示了高超的磨光技藝與裝柄技術。上文提到涌浪出土的斧鉞，造型非常美觀；環則雕琢精巧，可說是他們的代表作。其他遺址也有大小不一的石環、石發現，用料比一般石器考究，多用石英或水晶石製做，成為後來玉器製造業的濫觴。1999年在新界西貢的蚝涌發現了古越族石器加工"工場"遺址，佔地達到200平方米，四周遍布著數以百計的石環芯和石片，以及削制工具(蚝鋤)和雕刻工具，還有錛、環、等的製成品。這項發現為研究香港古代石器製造技術提供了極其寶貴的資料。

除石制工具和飾物外，考古工作者還發現了一批石刻（岩畫）。包括在大嶼山的石壁、西洲、蒲台島、長洲、東龍洲以及港島的大浪灣、黃竹坑和清水灣等地的石刻。這些石刻的圖案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幾何圖案，有圓圈紋、雲雷紋等；另一類是動物形象，有鳥、蛇、夔龍、怪獸等。這些圖案與我國中原地區青銅時代銅器和陶器上的某些紋飾類似，因此推斷為公元前1000至公元前300年的遺迹，是古越族居民的作品。這些石刻大都刻在臨海的岩石上，面向海灣，前面有比較平坦寬闊的空地，可能與他們舉行的祀神祭祖儀式有關。

第一部分 第8節：第一章　原始社會時期的香港經濟(4)

古越族居民不僅製造石器，還利用動物的骨骼和殼類製造漁具、獵具和武器，已發現的有貝刀、骨矛等。

香港古越族居民在制陶工藝方面也取得了很大進步。早在新石器時代中期，居住在今廣東、廣西、湖南、江西等省的古越族居民就掌握了制陶技術，並普遍使用一種拍印夔紋的幾何圖形印紋陶器，稱"夔紋陶"。他們拍印的夔紋圖案富有變化，有圓頭、雙頭、重鉤、鉤形直身等等。雕刻精細，造型美觀，予人以浮雕感，被考古學家稱為"夔紋陶類型文化"。進入香港的古越族居民帶來了夔紋陶製作工藝，並將它發展為經過高溫火燒制(燒成溫度達到1500℃以上)的接近結晶狀態的硬陶。這種硬陶器保留著拍印夔紋的傳統，又創造出"雙F"夔紋(夔龍紋)這樣一種特有的紋飾，成為香港地區獨具特色的工藝品。

臨近秦統一中國之前，香港古越族居民還製造出塗有青釉的硬陶器和原始瓷器。

青銅器的發現是香港田野考古的又一個重要收穫。在大灣上層、深灣C層、沙螺灣上層、蟹地灣上層、南丫島北段、銅鼓洲、牛牯灣、牛坎沙、茅達灣、虎地灣、大浪灣、萬角咀、掃管笏等許多出土夔紋陶的先民遺址，都出土了一些青銅兵器(刀、斧、戈、匕首、箭鏃)和青銅工具(空銎斧、削刀、魚鉤等)。而且，在赤角的過路灣、大嶼山的東灣和沙螺灣、南丫島的大灣和沙埔村還出土了製造銅器所用的石范和一隻熔銅坩鍋，證明一部分青銅器是在香港製造。已發現的青銅器，帶有五嶺南北青銅文化的某些特點，如篾刀、弧形刃等。儘管學者們對香港地區青銅器產生的確切年代還有分歧，但香港古越族居民在先秦時代已經開始使用青銅器是沒有疑問的。具體來說：從公元前391年楚將吳起南平百越迫使嶺北越人南遷時起，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時止，是香港地區石器時代行將結束和青銅時代已經萌芽的時期。

三、由採集和狩獵經濟發展為原始農業和近海漁業經濟

五嶺南北是華南原始農業產生較早的地區之一，來自這裡的古越族人可能有一定的耕作經驗。進入香港後，他們中的一部分人開始採用刀耕火種的方式種植農作物，逐漸發展起原始農業。但由於不懂得施肥和輪作，在地力減退後便不得不轉移到其他地方重新墾殖。這種做法，稱為"游耕"。這使一部分居民逐漸由濱海遷往腹地，擴大了古越族的活動範圍。在這同時，由於他們對各種植物的性能和用途逐步有所了解，終於摸索出利用野生纖維紡紗織布縫衣的方法，並有可能學會種植纖維作物，更豐富了原始農業的內容。許多古越族遺址均出土了紡輪，涌浪遺址並出土了貝針，這些就是古越族人掌握紡織制衣技能的證據。由採集經濟發展為原始農業經濟，由只靠採集天然產物到學會用自己的勞動來增加天然產物的產量，這是香港古越族居民的一個飛躍。

香港古越族居民另一個更重要的飛躍，是由狩獵經濟(又稱漁獵經濟)發展為近海漁業經濟。古越族是"習於水斗，易於用舟"的民族，大部分居民居住在濱海的沙堤台地。他們由開始時在沙灘上揀拾魚蝦貝類，發展為在內河和海岸垂釣下網，又發展為伐木造船並出海捕撈。在當時尚沒有金屬工具如鋸、刨、鑽等的情況下，只能用簡陋的石器造船。據區家發先生分析，那時古越族居民的造船方法是：先在木材上打入一排排石斧或石錛，迫使木材裂成大小不一的木板。然後用火烘烤使木板成為向內微彎的梭形。最後在木板邊緣刻成凹凸槽並用對接膠粘的辦法使船隻成形。木板經過烘烤後能耐水浸，有可能再塗上天然塗料如樹脂、樹膠之類。這樣，一艘堅固耐用的船隻便造成了`。在屯門的涌浪遺址發現大量因錘打而破損的石器，尤其是用於加工木材的斧、錛、鑿為最多，相信是在劈開木材製造木板時損毀的。還發現一種橢園形的灰坑，長約一米，深約半米，遺有大量灰燼，顯然是烘烤木板的火坑。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屯門涌浪遺址和大嶼山沙螺灣遺址各發現數件規格形狀完全相同的大型石錨，每個石錨長23-25厘米，寬20-23厘米，重12.1-12.5公斤，用整塊橢園形礫石製成。石錨的中央鑿出一圈寬約2厘米的凹糟，顯然是用來繫繩索的。這些殘損石器、灰坑和大型石錨的發現，證明當地居民已經擁有製造和使用船隻的能力。而殘損石器和大型石錨數量之多，也說明他們擁有較多的船隻供水路運輸和出海捕撈之用。涌浪和沙螺灣均地處海邊，當地居民造船的目的顯然是為了出海。這種狀況發生在距今約3500年之前，它在中國古代造船史中處於怎樣的地位呢？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們不妨把迄今為止中國已發現的新石器時代與水上航行有關的文物做一次簡單的分析：

第一部分 第9節：第一章　原始社會時期的香港經濟(5)

1977年，考古工作者在浙江省餘姚市河姆渡遺址出土了距今約7000年的新石器時代早期先民所使用的幾枝木槳。這些木槳造型勻稱,利於划水，被稱為"河姆渡船槳"`，是已發現的中國最早的船槳。這說明當時人們在水上活動中已經積累了一定的經驗。以後又在浙江省杭州市杭州灣地區的錢三漾、水田坂出土了距今約5000年的多枝木槳。但河姆渡、錢三漾和水田坂都沒有發現船隻或造船設備，因此，考古學家認為當時這些地區的居民使用的水上運輸工具可能還是木筏a。與香港涌浪遺址距今約3500年前所製造的木板船相比，時間更早，但更原始。

2002年11月，考古工作者在浙江省蕭山縣跨湖橋遺址出土了一艘船長超過2米的小木船。船身最寬處70厘米，船艙深約15厘米，經鑒定其製造年代距今至少已有7500年，是已出土的中國最早的船隻。在此之前，考古工作者已經在江蘇省蘇州市良渚遺址出土了距今約5000年前的良渚古船b。但這兩艘船都是獨木舟，與香港涌浪遺址距今約3500年前所製造的木板船相比，同樣是時間更早，但更原始。

因此我們認為：香港地區涌浪遺址發現的石斧、石錛、石鑿和烘烤木板所用的灰坑，是迄今為止已發現的中國最早的製造木板船的設備；加上在涌浪和沙螺灣遺址發現的大型石錨，標誌著當時香港地區的古越族已經由使用木筏或獨木舟發展到使用木板船，這在中國古代航運史和漁業史上都應佔有重要地位。

以上三個方面的發展，使香港古越族居民生活水平逐漸提高，子孫世代繁衍，在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前已經進入原始社會末期，孕育著向更高層次的社會即奴隸制社會過渡的條件，青銅器的出現就是重要條件之一。但是也必須看到：當時包括香港地區在內的廣東各地部族戰爭和氏族仇殺十分頻繁，在交戰雙方都處於低生產力的情況下，不但不能通過戰爭產生居於領導地位的部落和部落聯盟，促進奴隸制政權的產生；反而大量消耗各個部族的人員和物力，長期陷於百越紛爭的局面。加上地處邊陲，見聞閉塞，史前文化一直沒有得到順暢發展，窒礙著由野蠻時代過渡到文明時代的進程。因此，對香港地區原始社會何時結束的問題，學術界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意見。一些學者從香港地區出土青銅器的地層結構分析，認定香港古越族居民使用青銅器的時間是從公元前1500年開始，相當於中原地區的殷商時代。廣東省的考古調查也發現了類似情況。因此，這些學者認為：包括香港在內的廣東地區"上至商末西周，下至春秋戰國，前後經歷七八百年"，屬於青銅時代。與此相適應，"大約從春秋中晚期開始直至戰國晚期"，即公元前700-公元前221年間，這些地區已經從原始社會過渡到奴隸社會。其時間"要比中原地區遲緩了一千多年"`。另一些學者則認為：從原始社會過渡到奴隸社會，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重大轉折，標誌著從野蠻時代進入了文明時代。伴隨著這種轉折的是國家、文字、城堡和禮儀性建築的出現。但從已發現的秦以前粵港地區的先民遺址來看，分布較密但面積較小，沒有城堡和禮儀性建築；也沒有類似青銅器銘文或甲骨文這樣的早期文字遺存；更沒有國家政權組織的痕迹。有些香港考古學者還認為：香港地區出土的青銅器，多出自出土夔紋陶的遺址上層或表土擾亂層，沒有地層疊壓的證據，不能證明它們出自公元前1500年，更可能是公元前391年楚將吳起南平百越迫使嶺北越人南遷廣東沿海之後的產物。因此，這些學者認為，目前還不能肯定粵港地區在秦以前已經由原始社會過渡到奴隸社會。直到公元前221年即戰國時期的最後一年，粵港地區"還未最後脫離原始社會的範疇"`。

結語

感謝曾經或正在參與香港考古研究的中外學者。通過他們的艱辛努力，已經取得了充分的資料，足以證明香港的歷史可以遠溯至約六千年前。從那時起，香港前後兩批先民，已經建立起成員共同勞動、產品共同享有的原始社會。而這個社會的成員，就是來自中原地區的拓殖者及其後裔。香港自古就是中華民族生存繁衍的地方，先民的足跡已經深深地印在這片土地上了。

第一部分 第10節：第二章　封建社會時期的香港經濟(1)

但是，同有關原始社會的豐富資料相反，考古工作者至今沒有取得能夠證明香港地區存在奴隸社會的足夠資料。青銅器的出現和部落的形成，只能說是奴隸制的萌芽。沒有文字、沒有禮儀性建築、沒有私有制和國家政權的痕迹，就很難說奴隸制已經形成。因此我們認為：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前，香港不是奴隸社會，而是原始社會。秦統一中國後，香港開始了由原始社會直接過渡到封建社會的進程。同古今中外都曾有過一些"邊陲"地區在"中原"地區的帶動下實現社會經濟形態的飛躍式轉變一樣，香港較快實現了這一轉變。

在原始社會時期，香港經濟緩慢地但卻是堅定地向前發展。香港最早的先民主要從事採集和狩獵經濟，而來自五嶺南北的古越族先民已經創建了原始農業和出海捕撈型漁業。應當指出：古越族先民能夠使用還很簡陋的工具(石器)製造出比獨木舟容積大、比木筏性能佳的木板船，並且駕駛著這些木板船在近海捕撈，從而在中國古代漁業史、航運史特別是造船史上都寫下了重要的一筆。香港地區的涌浪遺址是到目前為止中國已發現的製造木板船的設備所屬年代最早的地方。

香港自古是移民社會。香港的文明和進步，是六千多年來移民拓殖者艱辛勞作共同建立起來的。只有和睦相處，才能攜手並進。但上述兩批先民，卻留下了一些戰爭、氏族仇殺甚至獵首食人的遺迹，這是香港史前社會發展相對緩慢的一個重要原因。當然，處於野蠻時代的原始人"相攻擊固其常"`。這是我們不可苛求於古人，但卻應昭戒於今世的。

第一節香港封建社會的產生和發展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建立了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一方面鞏固了中原地區的封建制度，另一方面也加速了邊遠地區由原始社會或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的轉化。儘管香港地區在秦以前屬於原始社會還是奴隸社會仍然存在爭論，但多數學者均認為：入秦以後的香港，較快進入了封建社會。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歷代封建皇朝不斷加強對香港的管治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下詔戍邊開發嶺南，"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a。當時秦始皇派往嶺南的軍隊由尉屠睢率領，在取得今廣東、廣西、福建諸地後，設置了桂林、象、南海等三個郡，其中的南海郡管轄番禺、四會、中宿、龍川、博羅和揭陽等六縣，香港地區屬於番禺縣。這是香港地區納入統一的中國版圖的開始，是它接受中國中央政權管治的開端。公元1955年在香港地區的九龍深水李鄭屋發現了一座東漢時期的古墓，命名為"李鄭屋漢墓"，墓磚上刻有"番禺大治歷"、"大吉番禺"等字樣，說明這裡是番禺縣的轄地。這是迄今為止已經發現的香港行政區劃歸屬的最早和最直接的文字證明。從秦始皇設置嶺南三郡時起，到1841年英國侵佔港島之前為止，歷時二千零五十四年，香港地區始終是在中國歷代封建皇朝的有效管治之下。中間雖曾發生秦龍川縣令趙佗在秦亡後(約在公元前205年)佔據嶺南三郡建立"南越國"的事件，但這只是地方叛亂和封建割據的性質，並不意味著包括香港地區在內的"南越國"所佔疆土脫離了中國。漢武帝於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派扶波將軍路博德率軍南征。次年攻克了趙氏家族佔據的全部疆土，"南越國"遂告滅亡，這段"插曲"也就結束了。當然，隨著不同朝代行政區劃的改變，香港地區的隸屬關係也曾有過一些變化，其具體沿革見表2-1。

據史籍記載，宋以後的歷代封建皇朝為了加強對邊疆地區的治理，均在邊疆地區縣以下加設一級基層行政機構。宋代縣以下的這一級基層行政機構稱為"司"，香港地區當時屬於東莞縣的官富司管轄，衙署在官富場(今九龍城附近)。南宋末年，元軍大舉南侵，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攻佔了當時的宋朝都城臨安，宋宰相陳宜中和大臣陸秀夫等立皇子趙(音夏，xiā)為帝，史稱宋端宗。在元軍的追擊下，趙和母楊太后，弟趙(音丙，binɡ)等於1277年2月來到今香港地區的大嶼山，同年4月到達九龍的官富場，在當地人民的支持下建立了行宮，由文天祥等在廣東抵禦追擊的元軍。1278年4月趙病逝，葬於今深圳的赤灣。趙繼位後，在陸秀夫等的保護下於同年6月到達新會縣的崖山。1279年2月，元軍攻佔崖山，陸秀夫背負趙跳海殉難，宋朝遂亡。為了紀念趙、趙兄弟，香港建立了宋王台公園，並留下了不少當時的古迹和傳說。這是香港地區封建社會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一頁——曾作為宋代最後兩位帝王的駐蹕地而載入史冊。

第一部分 第11節：第二章　封建社會時期的香港經濟(2)

元、明、清三代，在邊疆地區縣以下設置的基層行政機構稱為"巡檢司"，負責官員稱為"巡檢"。元初在香港地區設屯門巡檢司，衙署在屯門寨(今新界的屯門)。後來又增設官富巡檢司，衙署在官富場。明代和清代早、中期只設官富巡檢司，衙署原在官富場，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遷到深圳赤尾村。嘉慶年間編纂的《新安縣誌》列出了官富巡檢司管轄的村莊名稱，其中絕大部分在今港島、九龍、新界和離島，只有極小部分在今深圳境內，說明當時官富巡檢司的管轄範圍同現在的香港地區基本相同。1841年英國佔領港島，逼近九龍。清政府遂於1843年將官富巡檢司改為九龍巡檢司，巡檢駐地由赤尾村遷回官富場，並且修建了著名的九龍寨城。寨城在當時是相當堅固的軍事城堡，方圓180丈，配有32門火炮的炮位，以及軍裝局、火藥局和兵房等。九龍巡檢偕同大鵬營一員副將駐在九龍寨城內，其管轄範圍大體相當於現在的九龍和新界。

除文職官員外，由於香港地區扼守海疆，形勢險要，歷代皇朝不斷充實這裡的軍事力量。唐代設屯門鎮長年駐軍保護來往船舶。宋代在大奚山(今大嶼山)駐摧鋒軍。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在東莞縣設南海衛，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在南海衛統轄下設東莞守御千戶所和大鵬守御千戶所，指揮當地的水、陸軍兵。清嘉慶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在廣東增設水師六寨，其中的南頭寨設在今深圳市南頭鎮，由一名參將(一度改為級別更高的總兵)指揮。香港地區就在這"一衛兩所一寨"的防禦範圍內。清宣宗(道光)即位後，英、法、美、葡等西方列強相繼在南中國擴充實力，覬覦中華疆土，沿海防務更加重要。在廣東提督的統率下，香港地區的防務由設在今深圳市的大鵬營負責。在屯門、九龍、港島、大嶼山和赤柱等地設立了許多汛站、墩台、炮台等，由相應職級的官佐率兵駐守。這些軍事機構同文職機構一起，成為封建皇朝在本區的統治基礎。

二、移民拓殖促進香港開發

香港自古就是移民拓殖者樂於到來的地方。而香港的開發與興旺，也正是數千年來移民拓殖者辛勤勞作和建設的結果。如果說原始社會時期的先民還是自發地遷入香港，那麼秦漢兩代大批中土人士來到香港，則是自發遷入與政府的移民政策相結合。秦始皇下詔戍邊開發嶺南和漢武帝欽定實行鹽鐵專賣，都派遣了許多官吏和軍人來到嶺南。陸續到達的，還有為數更多的一般民眾和徙謫民。他們帶來了中原地區先進的文化和生產技術。使包括香港在內的嶺南地區的生產力得到較快提高，並為創建絢麗多姿熱情奔放的嶺南文化奠定了基礎。他們和原在香港的古越族人和睦共處並相互通婚，又促進了民族的融合。三國、晉和南北朝時期，北方戰火連綿，許多中原人士為躲避戰亂或戰敗逃亡來到香港。在大嶼山的白芒遺址和南丫島的榕樹灣遺址分別發現了兩座古墓，從墓形和隨葬的石珠、銀戒指、五銖壓勝錢和陶器等來看，都與中原地區南北朝時期的喪葬習俗完全一致，這是南北朝中土人士曾經遷入香港的物證。另據文字記載，東晉末年孫恩、盧循領導的浙東起義軍曾轉戰長江下游和福建、廣東等地，並一度攻佔廣州城。晉安帝元興二年(公元403年)，盧循率軍與晉將劉裕作戰，失敗後余部多退至今香港地區的大嶼山一帶。唐代劉恂《嶺表錄異》寫道："盧亭者，盧循前據廣州既敗，餘黨奔入海島野居，惟食蚝蠣，疊殼為牆壁。"這裡沒有明確指出避難海島的名稱。清代鄧淳《嶺南叢述》有一則關於大奚山的盧亭的記載，他寫道："大奚山三十六嶼，在莞邑海中，水邊岩穴，多居蠻。??或識之曰：此盧亭也。""大奚山"就是現在的大嶼山，"莞邑"則指東莞縣(大嶼山曾屬東莞縣管轄)。劉恂和鄧淳的這兩則文字的大意是：盧循余部來到大嶼山之後，生活很艱苦，"惟食蚝蠣"。並說據傳聞他們的子孫就是大嶼山的家人。因此人們稱大嶼山的家人為"盧亭"（"亭"字在古漢語中有育、養之意）。劉恂的著作是有關遷入香港地區的中原人士具體來源的最早的文字記述。

第一部分 第12節：第二章　封建社會時期的香港經濟(3)

隋唐以後，香港保持並發展了作為水路交通樞紐的地位，農業、漁業、航運業、製鹽、採珠和商業都很興旺，吸引了不少中土的鹽工和商人來港。到了宋元兩朝，北方少數民族長期南侵，兵禍連綿，民眾災難深重。而包括香港在內的嶺南卻安定得多。這使人口南移的規模更加擴大。現在香港的圍頭人、客家人中有不少是宋元兩朝從江西、福建遷來。著名的"新界五大族"即錦田鄧族、粉嶺彭族、河上鄉侯族、上水廖族、新田文族以及其他許多大族的族譜對此都有明確記載。明朝來到香港的移民仍然不少，現在新界一部分大族如溫族、朱族、袁族、黎族和徐族等，都是明代遷入的。

但是，從漢初到明末在中原地區無數次戰火紛飛的年代中度過了和平生活的香港人，在清初卻遭受了一場空前的浩劫。清政府為了遏制台灣鄭成功的反清勢力，採納了明降將施琅等的建議，於順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下詔在東南五省(廣西、廣東、福建、浙江、江蘇)沿海地區距海岸30-50華里劃一界限，強令界外居民遷到界內，違者處死。並將沿海船隻房屋盡行燒毀，不準片帆出海。這就是被香港居民世代深惡痛絕的"遷海"政策。今香港地區東起沙頭角西到新田的界線以南共24個鄉的居民，都在迫遷的範圍之內。使美麗富饒的香港很快變得田園荒蕪，舟楫絕航，香樹被燒毀，鹽場被廢棄，經濟受到毀滅性的打擊，也使數以萬計的香港居民飽嘗顛沛流離之苦。七年之後，廣東巡撫王來任在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病歿，遺書力陳"遷海"之害。經清廷派欽差會同兩廣總督周有德共同實地勘察，於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下詔"展界"，准許一部分原居民遷回。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4年)鄭成功之孫鄭克降清，清廷才下詔"復界"，准許全部原居民遷回，這場歷時二十三年的"遷海"才告結束。

經歷了這次"遷海"，香港居民的構成又有了一些變化。"復界"之初，由於有些原居民已經在外地定居，無意遷回；有些原居民病重或死亡，無法遷回；加上耕地荒蕪太久，房屋多已倒塌，不少海盜利用"遷海"之機來到香港，造成治安非常混亂，所以原居民遷回者不多。以後清廷採取了一些獎勵原居民和其他地區的居民來香港墾殖的政策。並且設置軍田，由軍隊屯墾，再將軍田低價出售。同時對海盜進行剿滅或招降。這樣，香港地區的人口才陸續增長。除原居民外，又遷來了一些珠江、東江、北江、韓江流域以及福建、江西兩省的客家人，構成了香港居民的四個基本方言群，直到英國佔領港島之前並無改變。這四個方言群的居民，雖然語音、生活習慣和生產方式不盡相同，但都能和諧共處。在他們的共同努力下，除製鹽、採珠、制香等行業已經無法恢復外，農業、漁業和航運業都較快恢復到"遷海"前的水平。

三、建立封建制度，傳播封建文化

封建皇朝各級行政機構的建立和大批中土人士來到香港，使香港的封建制度逐步建立起來。對於香港早期的封建制度，我們至今還沒有發現比較系統的資料，因此只能對宋朝以來香港的封建制度做一些考察。宋元兩代，許多中土人士為逃避戰亂或異族統治而來到香港(主要是今新界地區)。以後子孫繁衍，逐漸形成一些宗族。其中有譜牒可考的共四十多個。除上節提到過的鄧、彭、侯、廖、文等"新界五大族"以及溫族、朱族、袁族、黎族、徐族之外，還有屯門陶族、西貢林族、九龍東頭村吳族等等。一些大的宗族人口多，擁有的土地也多，往往掌握著本鄉的經濟命脈。而且代代出名賢，在當地具有很大影響力。這就形成了香港封建制度的主要內容，即：

以土地私有制和土地租佃製為基礎，以宗族為單位；長幼有序，尊卑有別，確立田主士紳的權威；各鄉事務由士紳(耆老、族長、保甲長等)處理。

香港封建時代的士紳中，享譽最隆的是新界錦田的鄧符協。鄧符協的曾祖父鄧漢黻，江西吉水縣人，北宋時任承務郎，曾宦遊廣東，對這裡的山川風土人情十分欣賞，遂於宋太祖趙匡胤開寶六年(公元973年)舉家遷居寶安縣的岑田(今新界錦田)。鄧符協在宋神宗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中進士，授廣東陽春縣令。他在任滿後辭官回到岑田，在這裡置田園，修廬墓，從事農業開發。以他的知識、聲名和財富，很快就成為當地士紳之首。鄧氏子孫眾多，是新界首屈一指的望族。據史料記載：鄧符協的曾孫鄧自明(一說是玄孫鄧惟汲)曾"尚高宗公主"，也就是做了宋高宗的女婿`。明神宗萬曆年間(公元1573-1619年)，鄧符協的後裔鄧元勛也曾"擁良田萬畝，富甲一方"。萬曆十五年(公元1587年)寶安縣大旱，知縣邱體乾下鄉籌賑，各處捐助的糧食，少者二數石，多者也不過二三十石。鄧元勛卻捐助二千石，因而備受褒獎。邱體乾見岑田一帶土地膏腴，雖受災仍"田疇如錦"，決定改名為錦田`。新田文族的先人文天瑞，是宋末名臣文天祥的堂弟。文天祥就義後，文天瑞南逃到深圳。他的後裔文孟常又遷居到今香港地區新界的新田，成為新界文族的開基祖。a河上鄉侯族的先人侯五郎，也是宋朝進士。他在北宋末年遷入今新界的上水，後裔侯仲猷又遷到河上鄉b。由於這些宗族中的耆老士紳擁有較高的聲望和財力，又有同宗關係作為紐帶，因此由他們主持村鄉事務已成為香港地區封建時代的通例，歷代皇朝的郡縣官員均給予承認和支持。港島的柴灣羅屋村村民藏有清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的田土買賣契約，上面清楚寫明"緝盜安民，??十家之內，互相稽查"等字樣。羅屋村的羅子行還曾被委任為甲長，可見清代曾在香港地區實行保甲制，委任耆老士紳或者由他們推薦的人士為保甲長，從而把耆老士紳處理鄉務更加合法化了。

第一部分 第13節：第二章　封建社會時期的香港經濟(4)

香港地區封建文化的傳播，首先應歸功於興辦教育。在現有的文字記載中，香港最早建成的具有一定規模的教育機構，是宋代鄧符協在今新界錦田桂角山下創辦的力瀛書院，它的建成年代比廣東省內建成最早的禺山書院、番山書院還要早一百多年。明代除力瀛書院等一批教育機構仍繼續開辦外，許多大的宗族在宗祠內設立學館，以教育族中子弟。到了清代，比較著名的教育機構有錦田的周王二公書院(建於17世紀)、元朗屏山的觀廷書室(建於18世紀)等。據近人統計，清朝香港先後開辦的書院、書室等各類學校達到449處之多。明清兩代，香港考取功名的人士絡繹不絕。僅在清初順治元年（公元1643年）到嘉慶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香港地區考獲科甲的1人，中鄉試的11人，中恩貢義貢的13人，合計達到25人。

封建文化的傳播，宗族和宗教也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明清兩代，香港地區修建了為數相當可觀的祠堂、廟宇和其他禮儀性公眾性建築。特別是明代，先後建成了錦田鄧氏吉慶永隆圍、新田文氏太祖祠、屯門青山青雲宮(即現在的青山禪院)、佛堂門天后古廟、元朗廈村靈渡寺和錦田觀音山凌雲寺等一批規模較大、造型優美的建築物。加上其他祠堂、廟宇、書院、學館等等，標誌著香港進入了封建文化的鼎盛時期。

第二節封建時代香港的支柱性產業

經濟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香港從原始社會直接過渡到封建社會，是秦漢兩代對包括香港在內的嶺南地區採取了一系列確立和鞏固封建制度的政策措施的結果。但香港的封建社會之所以能夠長期存在和發展下去，本地經濟的發展仍然是最根本的原因。由於地處邊陲，開發較晚，封建時代的香港經濟尚屬於鄉村經濟的範疇。但由於海岸線長，港口優良，擁有屯門、九龍這樣的水路交通樞紐，因此香港地區的航運業和商業很發達。有些集鎮如九龍城、屯門鎮以及大埔新墟等，人煙稠密，店鋪眾多，頗有小城市的風範。

封建時代香港先後出現的生產性行業很多，最主要的是農業、漁業、航運、製鹽、採珠和制香。其他還有燒灰(石灰和水生動植物的殼灰)、打石、製作陶器和瓷器等等。前六種行業的從業人數多、產值高，其產品屬於生活必需品或者大批外運的產品，都曾是整體經濟的支柱性產業。明代香港封建經濟處於比較暢旺的時期，六種支柱性產業都得到一定的發展。清初的"遷海"政策使香港的農業、漁業、航運業經歷了停頓、復甦到重新發展的艱難歷程，而製鹽、採珠、制香從此就一蹶不振了。特別是有一千八百多年歷史的製鹽業在香港地區從此消失，這是當政者為了政治原因而不惜使一部分地區的經濟遭受嚴重損失的一個突出的例子。

現在我們把香港封建社會六種支柱性產業的歷史做一次簡要的回顧：

一、農業

農業是香港地區最古老的產業之一，早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已經有原始農業出現。但由於氣候炎熱，野生動植物食品來源豐富；而植被茂密，開墾荒地又相當困難，所以農業發展比較緩慢。直到入秦以後，大批中土人士來到香港，帶來了當時比較先進的耕作技術和農具，香港農戶才脫離了刀耕、火種、游耕這樣極其粗放的耕作制度。宋元兩代，許多來自中原的家族在新界開基立業，墾荒種植，香港農業進入了大發展的時期。到了明清兩代，新界的可耕地已經被開墾完，一些大族開始向港島、大嶼山等島嶼發展。1841年英軍入侵港島前，島上已開墾的耕地幾乎全部屬於新安縣大族所有。例如錦田鄧族擁有黃泥涌、香港仔和薄扶林的土地，上水廖族擁有掃桿埔的一部分土地，南頭黃族擁有赤柱、深水灣、淺水灣一帶的若干土地。1938年法國畫家波塞爾(AugusteBorget)到達港島，曾經繪製港島農村的圖畫多幅，其中有一幅描繪的是凌空架設的輸水管道，說明當時港島的農田灌溉工程已經具有較高的水平。但總的看來，香港的可耕地仍嫌不足。沿海居民以從事漁業、航運、製鹽、燒灰、採珠等為主，農業只能在坡地和谷地發展。新界是主要農業區，九龍半島和港島、離島的農田相對較少。農戶所種作物，歷來以稻穀、番薯為主，並有蔬菜和時果，山麓則主要種植茶樹。杯渡山的蒙山茶、鳳凰山的鳳凰茶、擔竿山的擔竿茶和竹仔林的清明茶，在嶺南頗有名氣，典籍中也有記載。由於耕地偏少，封建時代香港的農產品以農戶自身消費和在附近地區銷售為主，除名茶外，其他農產品很少遠銷。

第一部分 第14節：第二章　封建社會時期的香港經濟(5)

二、航運業和漁業

航運業和漁業也是香港最古老的兩個行業，並且是不斷發展歷久不衰的兩個重要產業部門。新石器時代晚期古越族造船出海，在中國航運、造船史上都寫下了較早的一筆。到了漢代，據現任香港考古學會會長區家發研究：廣州已成為世界著名的港市，而屯門則是廣州的外港，是中外船舶進出廣州的中轉站或中途站。宋代以後，九龍也成為水路交通樞紐。加上香港及其附近地區又有大規模的官辦鹽場和許多小鹽場，大量食鹽需要運出，官吏、鹽工、駐軍和其他人等的消費品需要運入。這些因素帶動了香港的航運業長期興旺。根據考古資料，在大嶼山的妹灣仔遺址出土了大量宋明陶瓷片，既有廣東廣州窯場的陶瓷器，也有江西景德鎮窯和福建德化窯場的產品；竹篙灣遺址也發現了大量陶瓷片，包括明代的景德鎮青花瓷片和廣東各窯口的陶瓷片，並且出土了一些越南馬大班褐釉刻畫紋陶罐和馬來西亞"葆馬來"陶器；糧船灣淡水湖沙咀遺址發現明代沉船，遺物有數十顆波斯琉璃珠和大量馬來西亞陶瓷。妹灣仔遺址和竹篙灣遺址在宋、元、明三代已是小型港口，出土的陶瓷片顯然是中外商船在此停泊時拋下海中的廢物。這兩處的海灣面積很小，停泊的船隻不多，停泊的時間也不會太久，而竟能堆積如此大量的陶瓷片，那麼像屯門這樣的大港灣，每年停泊的船舶數量之多不難想像。這些出土遺物為香港地區自古就是重要交通樞紐提供了物證。`

在封建時代，漁業與航運業是一對孿生姊妹。沿海許多船戶人家往往是漁業旺季以捕魚為主，淡季兼營航運。據史籍記載，明代香港沿海盛產海藻、昆布和魚介，均可供食用。漁民采捕所得，大都自產自銷到廣州和其他沿海城鎮。當時大嶼山北岸的大澳是漁船集中的地方，水產交易興隆，市場十分暢旺，成為島上的主要墟市。歷史上香港出海船隻分為烏艚(船身漆成黑色)和白艚(船身漆成白色)兩種。前者專門用於運輸，後者捕魚和運輸兼用a，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清代中、後期。1841年1月26日英軍在港島登陸時，島上的赤柱村就是一處小型港口和漁村。據一名曾參與侵佔港島的英國官員約翰遜記述：當時赤柱村內"共有房屋及商鋪180間"，"人口約800人"，"約有農田60畝"。"居民多從事農耕、經商和腌曬鹹魚"。"常有350艘大小船艇在此停泊，其中約30艘是赤柱村村民所擁有。船隻多用作捕魚。捕得的魚類多腌製成鹹魚，販運到廣州或其他附近地方去"。一個約800人的村莊，只有60畝農田，卻有30艘船艇，所產鹹魚遠銷廣州等地，顯然這是一個漁村的真實寫照`。

提到香港的航運業和漁業，必然涉及沿海居住的以艇為家的家人。他們是包括香港地區在內的廣東沿海歷代航運業和漁業航運業的一支重要力量。家古稱""，據說最初不都是居住在水上，也有不少陸上居住的人家。秦始皇派尉屠睢進軍嶺南，與古越族交戰，古越族戰敗後一部分族人逃到沿海，"多入叢薄，與魚獸相處"，此後專以捕魚、航運、製鹽、燒灰、採珠為業，成為家人。上文提到有些學者認為家是晉代盧循余部的後人，這種說法缺乏足夠的證據。但盧循余部逃到大嶼山以後，一部分人與當地家人通婚是可能的，這可能是相傳家為盧部後裔的原因。英佔以前，晝家人一直保留著很多古越族的風俗習慣。他們以龍、蛇等為圖騰，自稱龍種，戶稱龍戶，以艇為家，喜紋身，長年赤足。入水時披髮，以象徵龍形。晝家在秦漢時不服從朝廷管轄，唐代才開始納糧，明初被編入戶籍，直到清代仍以艇居為主。香港沿海港灣一向民很多，尤其是后海灣、青山灣、大埔灣、西貢沿岸最為集中a。英佔後隨著城市的發展，大量填海造地，很多民由政府安排遷到陸上，一部分人轉而從事其他行業，艇居人數日益減少。古老的漁業、航運業逐漸被新式漁輪和新式船舶所取代，家人也逐漸與其他華人融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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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製鹽

食鹽是人類每天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人類很早就掌握了鹽的來源和製作方法。明代宋應星所撰科技著作《天工開物》曾介紹中國古代的製鹽方法說："凡海中自具鹽質。海濱地高者名潮墩，下者名草盪，地皆產鹽。同一海鹵傳神，而取法則異：一法：高堰地，潮波不沒者，地可種鹽，??日中晴霽，灰鹽一併掃起淋煎。一法：潮波淺被地，不用灰壓，候潮一過，明日天晴，半日晒出鹽霜，疾趨掃起煎煉。一法：逼海潮深地，先掘深坑，橫架竹木，上鋪席葦，又鋪沙於葦席之上，候潮滅頂，衝過鹵氣，由沙滲下坑中，撤去沙葦，以燈燭之，鹵氣沖燈即滅，取滷水煎煉。"`香港地區海岸線長，潮墩和草盪很多，秦代就開始產鹽，漢代成為嶺南的重要產鹽區，直到清初"遷海"才被迫停產，歷時1800多年，製鹽始終是香港封建社會的重要產業部門之一。

香港地區是封建時代的重要產鹽區，這可從考古發現大量的與製鹽業有關的殼灰窯遺址和其遺物得到證明。這種殼灰窯，是利用蚝殼、珊瑚和其他貝殼為原料燒灰的窯爐。在大嶼山、南丫島、港島和九龍半島各大小海灣的沙堤上、台地上或山坡上，都遍布著殼灰窯遺址，其數量多得數不清。有些暴露在地表上，更多的已在後人平整土地時被掩埋。殼灰的用途：除用作建築材料和農業之外，在香港產鹽區，主要是用來塗抹加固竹篾織成的牢盤，使之不漏水，用以盛放滷水。封建時代香港製鹽，不外採用上文所引《天工開物》介紹的三種方法。在採取第三種方法時，要將滷水放在竹篾編成的牢盤內，周圍用殼灰封嚴，然後再煎煉成鹽。從香港考古發現的難以數計的殼灰窯遺址，就可想見當時因製鹽而需用的殼灰數量之大。這是香港地區歷史上製鹽業興旺發達的物證。再結合史籍所載，我們可以把香港製鹽史重構如下：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下詔戍邊開發嶺南，大批中原地區的官吏軍民來到香港。他們不可能不吃鹽，不可能不帶來製鹽技術並應用於有著豐富產鹽資源的香港。這應是香港製鹽業的開端。估計這時製鹽還是分散和小規模地進行。

公元前118年，漢武帝鑒於全國各地"富商大賈，冶鑄鬻鹽，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意思是富商大賈靠煉鐵賣鹽發了大財，卻不管國家財政的困難，也加深了百姓的貧困），於是決定實行鹽鐵專賣。他在全國各主要產鹽區設立了36處鹽官，規定各地所產食鹽都由國家統一收購、運輸和銷售。鹽官屬中央統管，頒銀印青綬，位高爵顯，僅次於州牧或郡太守，專門管理鹽政。番禺鹽官和高要鹽官是嶺南僅有的兩處鹽官。前者在東，稱為"東官"；後者在西，稱為"西官"。東官即番禺鹽官治所在今深圳市南頭鎮，緊鄰香港地區。當時香港既是盛產食鹽之地，又是水路交通樞紐，是食鹽運出和與食鹽有關的貿易最集中的口岸。1955年在九龍發現的李鄭屋漢墓，被許多考古學家推測為東漢番禺鹽官或其家屬的墓葬。中國人歷來重視卜葬之所，鹽官決定在此修建墳墓，可見香港地區在他心目中的重要地位。更加令人感興趣的是：1933年英人芬戴禮神父在南丫島大灣遺址發現了不少青銅兵器如劍、戈、矛、箭鏃等，並發現了三枚鐵鋌銅鏃。1992年香港中文大學在大嶼山白芒遺址發現了漢代的鐵斧、鐵鍤等鐵制生產工具，同時也發現了數枚鐵鋌銅鏃。這兩處遺址附近都有許多殼灰窯遺存，說明是大規模的鹽場。現在又發現了不少兵器。尤其是鐵鋌銅鏃的發現，在考古學上具有重要意義。因為鐵鋌銅鏃在西漢時是優質武器，近年來在邊疆地區如新疆以及中國與朝鮮的邊境地區多有出土，但在內地則較少發現，可見這種兵器在當時主要是配備給遠征軍和邊防部隊的。這些青銅兵器和鐵鋌銅鏃顯然不屬於在農場中被監督勞動的刑徒和僱工所有，很可能是監督他們進行勞動並負責邊防的軍隊所遺留。結合上文中提到的漢代香港地區已是來往船舶眾多、商旅輻湊的口岸。稱得起市道繁榮，武備嚴整，以郡縣和鹽官為代表的封建統治機構已在有效地履行其職能，封建秩序已經確立。這一切不僅顯示了香港地區鹽業的興旺，也標誌著本地區由史前社會向封建社會的過渡已經完成，香港已經進入了封建社會。

第一部分 第16節：第二章　封建社會時期的香港經濟(7)

三國時期，包括香港在內的嶺南地區屬東吳孫氏政權管轄。吳末帝孫皓甘露元年(公元265年)設司鹽校尉一職，負責鹽區的生產管理工作。兼領漢代所置番禺鹽官之職，香港地區的鹽民和鹽業生產歸其管轄。到了晉代，司鹽校尉改稱司鹽都尉，這時除大奚山等離島產鹽外，今香港新界西自新田到屯門、東自沙頭角到九龍灣沿岸，都是產鹽地區。

宋代香港地區鹽業也很興旺。在九龍城南的土瓜灣到尖沙咀和將軍澳一帶設立了一個大型官辦鹽場，因為這裡有山名官富山，所以鹽場命名為官富場。場置鹽官，由州管幹練官員充任。清代康熙年間編纂的《新安縣誌》說："宋時，新安縣有東莞、歸德、黃田、官富四鹽場"。加上廣東沿海的其他鹽場，產量巨大。《宋史·食貨》說："廣州東莞、靖康等十三場，歲鬻二萬四千餘石，以給本路及西路之昭桂州，江南之安南軍。"鹽利更為驚人，仍據《宋史·食貨》："廣州鹽倉每年課利三十萬貫以上，潮州十萬貫以上，惠州五萬貫以上，南恩州三萬貫以上。"課利收入的四成就足以供給廣東各州縣的全部開支，其豐厚的程度可以想像。宋寧宗慶元三年(公元1197年)，廣東提舉鹽茶司徐安國派人前往大奚山緝捕私鹽販子，引起島上大規模的鹽民暴動，以高登為首的鹽民一度攻到廣州城下。大奚山即今之香港大嶼山，鹽民暴動竟能波及廣州城，香港地區鹽民人數之多於此可見。

明代，香港仍以產鹽著稱。當時新安縣境內分設東莞、歸德、黃田、官富等四個鹽場，各設鹽場大使，屬廣東鹽課提舉司管轄，所產之鹽經梧桐山運往廣州。今沙頭角長山古寺附近有一小徑，可穿越梧桐山直達廣東地界，據傳這條小徑就是鹽運古道之一。

清初實行"遷海"政策。因鹽場都在海邊，所以全被廢棄，從此香港地區就不再有食鹽生產了。

四、採珠

采蚌剖珠，販賣珍珠，也是封建時代香港地區的一項重要產業。

南中國海上，東沙、西沙、南沙等群島，多為珊瑚礁所組成，其自然條件利於海蚌的繁殖。斗轉星移，潮漲潮落，海蚌逐潮北涌，沿海一帶遂有海蚌聚集，成為生產珍珠的重要地帶。在廣東，人們稱海蚌為"螺"。香港地區的大埔海和大奚山沿海一帶，螺的種類繁多，其中珍珠螺與丫螺的內壁多含珍珠。珠體圓潤明亮，可作高級飾物。以之入葯，有鎮驚安神、明目護膚之功效。其大者是上貢朝廷、饋贈親友的珍品，價格昂貴；小者則賣與藥店，以供醫用。

香港採珠業始自五代的南漢。當時大步(今大埔)到大奚山一帶沿海都是重要的採珠場所。大步採珠業名重一時，其附近一帶海域被稱為"媚珠池"。公元917年。劉`稱帝於番禺，國號大越。次年改國號為漢，史稱南漢。南漢先後有四個君主，都嗜愛珍寶，經常派人到湄珠池採珠。特別是公元958年後主劉繼位之後，王室窮極奢靡，居室宮殿都飾以玳瑁珍珠。為此他強征能採珠者2000人，編部步隊，稱"媚川都"，a專門下海採珠。採珠者需腰拴繩索，足系石塊，深入海底數十丈，而得珠者甚少。不幸溺水而死或遇鯊魚而葬身魚腹者，不可勝數。宋開寶四年(公元971年)，宋將潘美克廣州，生擒劉，南漢遂亡。開寶五年(公元972年)，宋廷以採珠害民誤國，下詔廢媚川都，禁民以採珠為業。其後歷宋、元、明三代，時或官采，時或私采，時禁時弛。清康熙初年永禁官采。"遷海""復界"之後，私采者也越來越少，大埔採珠業就日漸式微了。

五、制香

生產和運銷莞香，曾是香港地區的重要產業，而且香港的地名很可能是由此而得來。

莞香是土沉香樹所產香木的一種。土沉香(AquilariaSinemsis)屬瑞香科常綠喬木，原產我國南方。其木材是上好的熏香料，香氣濃郁優雅，既可直接熏衣物房舍；又可製造多種香製品，自古即被人們所喜愛。騷人墨客詠嘆之詞，不可勝數。因為這種樹所產香木的氣味、用途與原產泰國、印度、越南的沉香(Aquilaria

第一部分 第17節：第二章　封建社會時期的香港經濟(8)

Aqallocha)非常相似，因而被植物學家稱為土沉香。土沉香於唐代在廣東南路開始種植。宋代海南島種植最多。明朝定鼎(公元1368年)之後，廣東東莞縣土沉香種植面積逐漸增加。所產香木稱為"莞香"，遠銷兩廣、江浙和京師等地，深受皇家貴族、達官貴人和一般民眾的喜愛。直到清初，銷量有增無減。清代學者屈大均曾追述說："當莞香盛時，歲售逾數萬金，??故莞人多以香起家。"`另據記載：蘇州府城曾連續幾年在中秋佳節一日之內就將庫存莞香銷售一空，翌年雖增加庫存，仍是如此，可見其銷路之暢。

香港地區在明初屬於東莞縣，是東莞縣內種植香樹最多的地區之一。王崇熙編纂的《新安縣誌》說："香樹，邑內多植之，東路出於瀝源、沙螺灣等處為佳。"瀝源即今新界的沙田一帶，沙螺灣則在大嶼山西部。今日沙田白田村附近尚有名叫香粉寮的地方，就是當年產香之地。與此同時，香港地區更是莞香大量運出的口岸。全縣運出的莞香，多數是先從各產地運到香頭(今尖沙咀)，再用小船運到香港島西南部的石排灣，然後換載"大眼雞"(一種桅木帆船)轉運到廣州，最後由廣州經水旱兩路分別運往眾多銷區。由此可見，莞香盛時不僅增加了香農的收益和政府的稅收，而且帶動了航運、商貿等行業的發展。

遺憾的是：清軍入關後只過了十八年，順治皇帝就於公元1661年下詔實行"遷海"政策，使莞香產區的民眾被迫內遷，香樹凋零殆盡。"復界"之後，香農雖慘淡經營，力圖恢復，但雍正年間東莞縣縣令因奉旨購求異香未能達到目的，竟杖殺里役，使全縣民眾談虎色變。種香人家紛紛忍痛砍掉香樹四處逃亡，制香業從此更加一蹶不振了。

莞香生產雖然衰落了，但石排灣的港口因運香而得名為"香港"，其所在村莊得名為"香港仔"，卻一直沿用至今。很多人認為香港全島也是因此而得名。考"香港"一詞，最早見諸文字是在明萬曆年間(公元1573-1619年)郭所著《粵大記》一書中，正是莞香盛產暢銷的年代。在此以前，香港全島並沒有固定的名稱。有人稱之為"紅香爐"，有人稱之為"裙帶路"，都很不準確。因此，石排灣港口因運香而得名之後，路過這個港口的眾多中外人士以"香港"稱呼全島，是完全可能的。這應是有關香港地名之由來的許多說法中可能性較大的一種。

第三節封建時代香港各類地區的經濟

香港在封建時代長達近兩千年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很自然地形成了以腹地(新界)為中心，以口岸(屯門、九龍)為交通樞紐，以大小島嶼(港島、離島)為前沿這樣一種地域格局。上述三類地區在整體經濟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各自具有不同的特點。

一、新界

新界是指香港地區範圍內與祖國大陸相連接的大片陸地(為敘述方便，本節將屯門單列於後)。秦始皇下詔戍邊開發嶺南之前，香港地區只有古越族居民。他們大部分居住在港島、大嶼山、南丫島、長洲、西洲、蒲台島等島嶼的海灣沙堤台地上，以及屯門、九龍等地的海邊，靠採集、狩獵和捕魚為生；只有少數人居住在坡地和谷地，從事原始農業。新界中部和北部的大片陸地在當時似乎還是很荒涼的地方，這可從迄今為止古越族先民的遺址都是在沿海地區被發現得到證明，秦兵到來之後，大批中土人士接踵而至，他們絕大多數居住在新界地區，使新界的社會、經濟、文化都得到較快發展，在整個香港地區中的地位也逐漸發生了變化。

首先，新界靠近郡縣兩級政府機構，面對各個口岸和島嶼，便於承上啟下，統轄整個香港地區。宋代先在新界設官富鹽場，派鹽官進駐。接著正式成立了基層行政機構——官富司，委派從九品官員主掌，轄區大體相當於今香港地區。元明清三代，新界都是管轄本區的巡檢司衙署所在地，並有相應職級的武將率兵駐守，成為名副其實的香港地區政治軍事中心。

其次，新界依山面海，土質肥沃，交通便利。在移民拓殖者和土著越人的共同努力下，秦漢兩代逐步改變了農漁業原有的一些粗放落後的生產方式，並且陸續出現燒灰製鹽、遠程航運、採珠、制香等許多新的產業部門。宋元兩朝各大族相繼來新界開基立業，到明代新界的農業已經達到本地封建時代的最高水平，在錦田盆地、元朗平原、粉嶺上水盆地和林村、城門、大欖涌等主要農業區，都有大片高產穩產的田畝。於是各大族兼向商貿領域發展。明萬曆年間(公元1573-1619年)，錦田鄧族率先在大埔觀音河北岸設立大埔墟`。清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鄧族又將新安縣大橋墩墟遷到新界的元朗，設立元朗墟。接著在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鄧、廖、文、侯、彭五大族聯手將新安縣天岡墟遷到新界的石湖，設立石湖墟。其他大族控制的墟市還有大步頭墟和長洲墟等。到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元朗墟已經有長盛街、利益街、合和街、大吉街等許多條街道。除定期集市外，更有100多家常年開業的店鋪，成為深圳墟以南的最大墟市。光緒十九年(公元1893年)文氏宗族在大埔觀音河南岸設立了太和市、規模更超過元朗墟。通過這些墟市，吸引了整個香港地區以及一些毗鄰地區的民眾前來交易購物，既能物暢其流促進生產，又使各大族掌握了物資交流的渠道，鞏固了本族的經濟地位，擴大了影響。與此同時，一些大族還在部分島嶼開發和購買土地，進行投資。這就是說：清朝中葉以後，整個香港地區的財政稅收由設在新界的巡檢司管轄，整個香港地區的經濟命脈則由居住在新界的大族控制，新界成為名副其實的香港地區經濟中心。

第一部分 第18節：第二章　封建社會時期的香港經濟(9)

最後，在官府和各大族的支持下，新界的文風較盛，各種類型的學校特別是規模較大的書院、書館絕大部分集中在新界，祠堂廟宇等禮儀性宗教性建築也大部分集中在新界(其情況在本章第一節已經敘述)。新界又成為名副其實的香港地區文化教育中心。

二、屯門和九龍

屯門是今香港地區最早出現在典籍中的一處地方。上文曾提到"香港"一詞最早見諸文字是在明萬曆年間(公元1573-1619年)郭所撰《粵大記》一書中；而"屯門"一詞最早載入史冊則是在宋嘉五年(公元1060年)歐陽修、宋祁等編就的《新唐書》中。後者比前者早了五百多年。

屯門也是今香港地區最早經詩人吟詠的一個地方。被稱為"文起八代之衰"、"唐宋八大家之首"的唐代文學家、哲學家韓愈(公元768-824年)在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因諫迎佛骨被貶為潮州刺史來到廣東，他在這裡寫下了《贈別元十八協律》中的第六首。全詩是：

寄書龍城守，君驥何時秣?

峽山逢颶風，雷電助撞摔。

兩岸雖雲牢，木石互飛發。

乘潮簸扶胥，近岸指一發。

屯門雖雲高，亦映波濤沒。

餘罪不足惜，子生未宜忽。

胡為不忍別?感謝情至骨。

詩中提到屯門的兩句大意是：屯門雖然地勢高峻，仍沒有高聳的波濤那樣高，所以在狂風巨浪中看不到了。全詩極寫南海風波之險，道出了詩人因直言而飽嘗流徙之苦的悲憤與不平。

另一位最早提到屯門的詩人是寫了許多千古名句卻因兩度詠桃花而遭到遷謫的唐代另一位文學家、哲學家劉禹錫(公元772-842年)。他在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所寫的《踏潮歌》中唱出了激越雄渾的聲音：

屯門積日無回飆，滄波不歸成踏潮。

轟如鞭石屹且搖，亘空欲駕黿鼉橋。

(下略)

詩中也是極言屯門風濤之險。全詩較長，今不具錄。

應當指出的是：韓、劉兩詩雖然膾炙人口，但我們並沒有韓、劉兩位到過屯門的確切證據。其中韓愈雖然到過廣東，宋代廣州知府蔣之奇所撰《杯渡山記略》和清代王崇熙所修《新安縣誌》都曾有舊時傳說韓愈曾抵屯門游青山的記述。但後來的學者經過考證多認為：韓愈當年被貶守潮州，並沒有從廣州出海經屯門往潮汕，而是溯東江經龍川下惡水（今韓江）抵粵東。一句話，他是沿內河而不是經海路赴任的，有他沿途所撰詩文為證`。至於劉禹錫，更沒有到過屯門的文字根據。但韓、劉兩位即使沒有到過屯門，並不妨礙他們狀寫屯門之險，這正說明屯門在唐代已是盡人皆知的南海重鎮，也是因附近海面波濤洶湧而著名的一處港灣。

屯門，也稱團門，又稱段門，在新界的西南部。它西倚屯門山（又稱青山、杯渡山）。北面瀕臨后海灣，又名深圳灣。南面有青山灣（又名屯門灣），灣的東面是九徑山。屯門之所以在古代遐邇聞名，是因為它位居珠江口的東岸，兩山夾峙，緊扼江海交通的咽喉，形勢十分險要。而后海灣、青山灣都是袋形海灣，灣內水勢相對平緩，是天然的深水良港。從漢武帝(公元前140年即位)執行擴大國際經濟文化交流的政策以後，廣州逐漸成為中國的主要進出口口岸，也是世界著名的海港城市。而屯門則是廣州的外港。特別是在唐代以後，中國與東西方各國的交往日益頻繁(至今很多國家仍稱中國人為"唐人"，稱中國人聚居區為"唐人街")，海外使節和商旅的船舶進入珠江口之前，必須在屯門等候傳召才能進入廣州。他們返航時也往往需要在屯門避風或等候季風揚帆才能離開中國。因之每年在此停泊的外國船艦數量很多。另一方面，廣東沿海交通也漸趨活躍，以商業運輸為目的的載重千石以上的貨船，早已穿梭航行於粵東、粵西海面，而屯門正是它們的中途站或中轉站。加上附近地區又有官營大鹽場，與鹽業有關的貿易、工商各業都需要大量的交通運輸去配合。凡此種種，都使這個廣州的外港成為重要的水路交通樞紐。

第一部分 第19節：第二章　封建社會時期的香港經濟(10)

自漢晉以迄隋唐，屯門一直有軍隊駐守。由於唐代對外貿易發展較快，沿海交通日益活躍，少量的駐軍已經趕不上形勢發展的要求，因此，唐朝在屯門設鎮以保護往來船艦和維持境內治安。屯門鎮的駐軍統領稱為守捉使，轄兵員二千人。除配有陸戰軍兵外，並配有水師。五代南漢時，在屯門設軍寨，駐有重兵守衛，對外國船舶所載貨物抽取稅金。這應是中國對進口貨物徵收關稅的開始。宋朝在屯門設"巡檢司"，並在佛堂門設稅關。這些史實說明：香港地區在古代不僅是鹽業生產基地，在其範圍內的屯門更是中國南大門廣州的外港。它既是水路交通樞紐，也是華南邊防要塞，在中國歷史上佔有一定位置。

清代中葉以後，國勢日衰，外國船艦越來越驕橫。從18世紀末開始，英國商船不按照清政府的命令停泊在屯門等候傳召，而是自行選擇港島、大嶼山和南丫島一帶的港灣作為停泊和補充淡水給養的地方。1820年以後，英國東印度公司確定以港島北部今維多利亞港(當時英國人稱之為HongKongHarbour,即香港港)作為該公司船舶在珠江口外拋錨的處所`。1830年以後，港島更成為英商鴉片走私船和鴉片躉船的大本營a。它們經常擅自闖入珠江口，使屯門作為廣州外港的作用大大削弱。1842年8月29日英國強迫清政府簽訂中英《南京條約》，承認廣州為開放通商口岸，允許外國船舶自由進出，屯門作為廣州外港的地位遂逐漸消失了。

九龍成為水路交通樞紐比屯門晚，但到宋代也已成為航船大量進出的港口。據九龍蒲崗村《林氏族譜》記載，宋朝福建莆田縣居民林長勝舉家遷往今香港九龍黃大仙附近的彭蒲圍(今大村)以後，世代靠行船運輸為生，往來於閩、浙、粵等地。一次，林長勝的兩個孫子林松堅、林柏堅駕船出海遭遇颱風，航船嚴重損毀，情況十分危急。他們緊抱船上祀祭的林氏大姑（即中國東南沿海民眾奉祀的天后）神主，力挽船篷，終於浮到東龍島(南佛堂)岸邊，兩人安全脫險。他們為答謝天后護佑，便在南佛堂修建了一座天后廟。林松堅的兒子林道義後來又在北佛堂修建了一座天后廟。這則記述雖然帶有濃厚的神話色彩，但也生動地反映出當時九龍已成為航船集中的港灣和水路交通的樞紐。

清代香港地區"復界"之後，歷史上曾經盛極一時的經濟作業如採珠、製鹽、制香等都因停頓過久而無法恢復，漁、農業成為九龍等沿海一帶的主要作業。從18世紀末開始，西方商船越來越頻繁地來到中國，不少商船選擇九龍等香港海域的漁村港口，作為停泊和補充食水及給養的地方。加上派駐的清軍官兵一直有增無減，這些因素促使今九龍城附近逐漸成為當地軍民駐紮、居住和購物的地方，也是往來船舶的補給站。因此人口增加，經濟也繁榮起來。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刻成的九龍侯王廟石刻《重修侯王古廟碑記》中，列有修繕費用捐贈者的名字，其中至少有一百間是位於九龍的店鋪名稱，說明當時九龍的商業已經比較興旺。到了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官富巡檢司改為九龍巡檢司，並將巡檢駐地由赤尾村遷回官富場（今九龍城）。這樣，九龍更成為除港島（已被英國佔領）之外的整個香港地區的行政中心。在興建九龍寨城之前，道光皇帝曾下旨令兩廣總督委派專員實地勘查。勘查委員於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寫就的奏摺中，就寫有"在九龍白鶴山五里以內沿海一帶，店鋪民房數百餘戶"`，證實當時九龍已是一個人口比較集中的市鎮。

三、港島和離島

封建時代香港地區各個島嶼的經濟狀況，史料比較缺乏。根據現有文獻和田野考古調查資料，可知在秦統一中國之後，各島居民仍以越民和瑤民為主，但不斷有零星漢族人士遷入或打工、做小生意等。晉末盧循余部來到大嶼山，是次數不多的成批的漢族移民。從秦漢到清初，漁業、燒灰、製鹽始終是各島居民的主要經濟作業。大嶼山、南丫島和港島都發現大量殼灰窯遺址，可見製鹽需用的殼灰數量之大，從而反映出這些海島歷史上鹽業的興旺。明清兩代，新界大族在港島、大嶼山、南丫島等較大島嶼投資開發，成為各島的最大田主，並且開辦了一些伐木場、打石場和其他手工作坊。清初"遷海"、"復界"以後，製鹽業一蹶不振，各島改為以漁業、耕種和打石為主。從18世紀末葉開始，外國船舶越來越頻繁地進入港島、大嶼山、南丫島一帶海域，使這一區域的不少漁港變為不僅是當地居民聚居購物的地方，更是往來船舶和漁民補充淡水、食物和其他用品的處所。加上在這些島嶼駐防的清軍越來越多，也給島民帶來新的商機。因此，島上人口不斷增加，經濟也繁榮起來。最明顯的例子是港島的赤柱村、香港仔，大嶼山的大澳村，以及位於港島和大嶼山之間的長洲島。在封建時代，人們有了錢會首先修建廟宇。在18世紀末葉到19世紀中葉的這段時間內，面積只有2.4平方公里的長洲島，就至少新建了一間北帝廟、一間洪聖廟和兩間天后宮，可見島民的收入是增加了。至於港島，在1841年1月26日被英軍佔領之前，島上居民已有約五千人，大體可分三大類：即漁民、農民和打石工人。其中漁民在全部人口中占多數，他們捕獲的水產品，絕大部分販運到廣州、新界或其他地方；打石工人采鑿的花崗石也幾乎全部運出；而農民由於不佔有土地(已開墾的耕地多屬於新界及新安縣大族所有)，只能充當佃戶，必須按時交租。因此，"香港島可以說是新安縣的"邊陲之地""`。類似情況，在封建時代香港地區的所有島嶼中都是存在的。

第一部分 第20節：第二章　封建社會時期的香港經濟(11)

結語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下詔戍邊開發嶺南，是香港地區由原始社會過渡到封建社會的轉折點。到公元前118年漢武帝欽定實行鹽鐵專賣時，我們有理由認為香港的封建社會已經形成。此後在長達近兩千年的封建社會中，香港以今新界為中心，以屯門、九龍為交通樞紐、以港島和離島為前沿，逐步建立起一個農、漁、航、鹽、珠、香為主導的濱海鄉村型經濟體系。

在剛剛由原始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的時候，香港的經濟與文化遠遠落後於中原地區。但到了封建社會後期，香港同中原地區的濱海鄉村型經濟相比，並不遜色。

香港之所以在進入封建社會後較長時間內保持著經濟相對快速增長的勢頭，是由於：第一，原有基數很低；第二，遠離中原戰火連綿的地方；第三，絡繹不絕的來自中原的移民，不斷帶來新的科學技術和文化。

但是，從漢初到明末在中原地區無數次戰火紛飛的年代中度過了和平生活的香港，在清初的"遷海"中卻遭受了一場空前的浩劫，這是當政者為了政治原因不惜使一部分地區的經濟受到毀滅性打擊的一個突出的例子。

封建時代的香港，迎來了無數批次的移民。儘管姓氏、鄉域、方言、宗教甚至民族互有不同，風俗習慣各異，但基本上都能和睦相處，守望相助。中國內地在封建時代和半封建半殖民地時代存在著的宗族械鬥和因爭水、爭地而發生的大規模械鬥，在香港地區極少發生。這種優良傳統是十分可貴的，也是香港在封建時代經濟發展相對較快的一個重要原因。

19世紀是英國資本主義的極盛期，也是它強佔別國領土作為殖民地的高峰期。1840年，英國佔有的殖民地已經達到一百三十多萬平方英里。1860年增加到二百五十多萬平方英里，1899年又增加到九百三十多萬平方英里，相當於本土面積的61倍；殖民地人口三億零九百多萬人，相當於本土人口的7.5倍。正是在這種瘋狂對外擴張的背景下，英國陸續佔領了港島、九龍和新界（包括離島），使香港由封建社會變為資本主義社會。

英國對香港的統治，同對其他殖民地一樣，是宗主國統治階層對殖民地土著居民的統治`。在1841年派兵佔領港島和1842年強迫清政府"割讓"港島之後，1843年4月，英國維多利亞女皇簽署了《香港憲章》和《皇室訓令》，宣布"設置我們的香港島及其屬土為一殖民地"a。"香港殖民地"由英國政府殖民地部（後改由外交及聯邦事務部）管轄，通過英國派駐香港的英籍總督進行統治。總督作為"英皇的代表"，擁有廣泛的權力，"本殖民地所有文武官員及平民都應順從、協助和支持總督"b。顯然，"一切權利屬於英國"和英籍總督集權制的殖民體系，是以英國從香港取得最大的政治、經濟利益為目的，這種殖民體系和殖民目的是不會改變的。但在英國佔領香港的一百五十多年中，客觀形勢發生了極大的變化，迫使英國對香港的統治手法和具體政策不得不因應形勢而有所改變。這樣，我們可以把英佔期間的香港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英佔初期（1841-1860），英國宣布香港為自由港，但對佔總人口95%以上的華人採取民族壓迫和種族隔離政策。這一時期英商以經營黑色貿易（人們對鴉片和苦力貿易的鄙稱）為主，可稱為黑色貿易港的時期。

第二個階段是英佔中期（1861-1941），採取對上層華人籠絡懷柔但對貧苦華人繼續歧視壓迫的政策，經濟上繼續實行自由經濟政策，貿易發展較快，金融、航運、房地產和製造業也有了初步的發展，使香港從19世紀末葉起成為亞洲重要的轉口港之一，可稱為形成和鞏固轉口港地位的時期。

第三個階段是英佔後期（1945.9-1997.6.），英國在西方列強的世界殖民體系趨於瓦解的情況下力圖保持對香港的殖民統治，不得不加強法治，取消種族隔離，對企業由自由放任到採取積極不干預政策，經濟高速增長，使香港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起成為國際貿易、金融、航運和資訊中心，成為亞洲重要的國際都會和旅遊點。可稱為形成和鞏固亞洲重要國際都會地位的時期。

我們將對上述三個階段分別加以評述。

第一部分 第21節：第三章　英佔初期的香港經濟(1)

第一節英佔初期的政治、經濟決策

一、政治決策

1841年1月26日英國佔領港島後，隨即於2月1日在島上張貼由義律（CharlesElliot）和伯麥（B.Bremer）聯署的布告，全文如下`：

大英國駐華全權欽使兼商務總監查爾士·義律

駐遠東艦隊支隊司令伯麥

為出示曉諭事

照得本欽使大臣奉命為大英國善定事宜,經與大清國欽差大臣爵閣部堂琦成立協議，將香港全島地方讓與英國統治，業有文據在案。凡爾香港居民，歸順英國為女皇之赤子，自應恭順守法，勉為良民。而爾等居民亦得以英女皇名義享受英國官員之保護，一切禮教、儀式、風俗、習慣及私有合法財產權益，概准仍舊自由享用。官廳執政治民，概依中國法律、風俗、習慣辦理。但廢除各種拷刑。並准各鄉耆老秉承英國官吏意旨管轄居民，仍候國主裁奪。凡爾居民，苟有受英人或其他外國人所凌虐及不法待遇者，得赴就近官署秘密稟告，定即查辦，代爾伸雪。凡屬華商與中國船舶來港貿易，一律特許免納任何費用賦稅。嗣後如有關爾等華人各事宜，將隨時曉示恪遵。各鄉耆老應切實負責約束鄉民，服從官憲命令，切切毋違。

1841年2月1日

2月2日，義律又向中外人士和傳媒發表英文公告，譯文如下`：

英國皇家海軍艦長、英國駐華商務監督、女皇陛下在華利益全權代表查爾士·義律先生公告：

香港島已割讓予英國皇室。

上述海島之政府職權，現時由英國駐華商務監督行使。

按照中國之法律和習慣統治香港島原居民和此間所有中國人，廢除嚴刑拷打。

香港英國籍罪犯及非港島原居民和非中國人罪犯，將按現時在中國施行之《刑事暨海軍法》審判。

香港政府之必要法例、規條，現時由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發布。

香港島所有英籍人和外國人均受英國法律保護。

1841年2月2日

這兩個文告，被後世稱為《義律布告》和《義律公告》，簡稱"義律兩告"。它們反映了英國統治香港之初的政治、經濟政策，其中的大部分政策被英治早期歷屆港英總督接受和繼承下來。1843年6月26日，第一任港督甸乍(HenryPottinger)宣誓就職，隨即成立香港立法局，開始按照英國的法律體系和政策意圖制訂香港法律。到1860年年底為止，港英政府的文告及法律中所反映的英治初期的主要政治決策是：

第一，建立殖民統治機構，實行資本主義制度

"義律兩告"開宗明義就宣布港島已由英國統治，也就是間接宣告了清朝對港島統治的終結。在開始，港島的政府職權"現時由英國駐華商務監督行使"。甸乍就任第一任港督後，立即成立了"香港政府"，行使對全島居民的管轄權。由於這個政府完全受英國政府控制，由英國官員掌權，所以後來一直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稱之為"香港英國政府"，簡稱"港英政府"或"港英"。英國佔領港島後，雖然清朝與英方就島上華人的治權問題進行過多輪談判，在談判開始時清朝官員也曾表示對島上華人仍然擁有治權。但當1844年11月發生了港英政府拘留到港島徵稅的新安縣書吏鄭同並向清朝提出措辭強硬的抗議之後，腐敗無能的清朝官員立即軟了下來，兩廣總督耆英向英方表示："新安縣書吏是擅自闖入香港的"，"香港島已屬英國所有，今後（清朝）任何人都不得再到港島徵收稅項"`。值得注意的是：英佔後不僅清朝官府不能再到港島徵稅，而且新界的田主也不能再到港島收租了。據新界錦田鄧族現存文件記載，在道光二十一至二十三年（公元1841-1843年）間，錦田鄧姓田主曾因他們在港島的佃農沒有繳納租金而向新安縣丞告狀，縣丞也曾為此多次批示，但終因港島已被英國佔領，並將群大路一帶之農田改做他用，無法判令鄧姓田主繼續收租。a1843年，港督甸乍頒布了港島一切土地屬於英國皇室所有的法令。在此以前，港英當局已經開始拍賣港島北部沿海一部分土地的使用權。這就說明：作為中國封建社會主要支柱之一的土地私有和土地租佃制度已經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香港資本主義社會特有的土地批租和土地使用權商品化的制度。由封建官僚、田主、自耕農、佃農為主體組成的香港鄉村型封建社會也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由港英政府官員、商人、買辦、專業人士、職員、工人、小販和手工業者為主體組成的香港城市型資本主義社會。但英佔初期華人中富有的商人極少，華人資產階級還沒有形成，絕大多數華人都直接間接地受雇於外國商人和港英政府。所以，這時的香港資本主義可說是剛剛從英國移植過來的社會，而不是從原有的封建社會蛻變出來的社會。

第一部分 第22節：第三章　英佔初期的香港經濟(2)

第二，民族壓迫和種族隔離

英佔初期的香港社會，主要由靠勞力謀生的華人、英籍政府官員和以英商為主的外國商人以及外籍職員等組成。在上述各色人等中，英籍政府官員統治著這片剛剛用武力奪來的土地，有些人還參加過對華戰爭。他們對香港原來的主權國中國非常忌諱，對華人也很猜疑。英國商人中不少人從事鴉片生意，不少人是佔領香港的積極鼓吹者，他們普遍輕視華人。而當時在港九的華人，一部分是原在當地的貧苦居民，一部分是因逃亡、避難或貧困而來港謀生的人們，極少殷商富戶。由於鴉片戰爭之後廣東沿海敵視英國的情緒相當強烈，也很少有家道富裕的華人遷到香港來，這就更加深了英人對華人的鄙視。加上治安不靖，海盜猖獗，形成港英政府對華人特別是對草根階層採取赤裸裸的民族壓迫和種族隔離政策，華人不僅沒有參政權，不能擔任政府的任何負責職務；而且"非經港督許可"不準舉行或參加任何公共集會，甚至連"列隊行走"和"吹奏樂器"也在禁止之列。所有華人男性，除港英政府公務人員、專業人士、商人、廠主、房東、店員或年收入在500元以上（這在當時是極少數）者外，都必須到政府的華民政務司署登記。若被認為是"良民"，才發給"編票"，准許在香港居住，其餘的華人沒有居留權。即使是有居留權甚至是有體面的華人，也不準在白種人居住區域內居住或購買房地產，不準與白種人同時進入某些公共場所（如香港大會堂及圖書館和博物館）。1843年第一任港督甸乍下令強迫居住在港島中環街市對上山坡的華人把這一區域讓給白種人居住。他說：

把華人遷走，盡量防止他們與英國人混雜在一起，是符合社會利益的。

1860年英國佔領南九龍之後，第五任港督羅便臣(HerculesRobinson)繼續堅持種族隔離政策。他說：

我常常想，怎樣才能避免大量華人定居九龍。但華人移居九龍是難免的，最好是他們能聚居一地，使歐美人士不致因與他們雜居而感到不便或遭殃`。

至於犯有過失或者被港英當局懷疑犯有過失的華人，處境就更加悲慘，港英警察和司法部門經常不經法律程序就拘捕和關押他們，動輒對他們處以罰款、服苦役和鞭笞、刺字等肉刑，使受過刑罰的華人終身留下恥辱的印記和殘疾。港英1858年第8號法例公然規定：華人行乞，可處以五大元以內的罰銀，或者鞭笞五至三十六大鞭，然後解回原籍或放逐他處。對於這樣的"法律"，連港英官員歐德理也提出了異議。他在一份報告中寫道："貧窮並不是一種罪行"，僅僅因為貧窮就處以酷刑，不僅是"野蠻的"和"不人道的"，而且也是"毫無道理的"`。

在這種情況下，英佔初期的香港社會劃分為涇渭分明的兩個社會：一個是工作和生活在風景優美、空氣清新的中區以及山頂西式樓宇和豪華別墅中的西人社會；一個是擁擠在上環、西環以至赤柱、石牌等邊緣地區低矮唐樓中的華人社會。民族壓迫和種族隔離政策使兩個社會的成員不僅互不溝通，而且互相猜忌。西人社會除佔總人數的三分之一的低收入階層（低級職員、技工、監工、警察等）以外，其餘都是權高勢顯的政府官員、富有的商人和龐大的中間（白領）階層。他們多以統治者自居，把華人看做劣等民族，看做僱傭和使役的對象。華人社會除佔總人數十分之一左右的上層華人（洋行買辦、商人、高級職員）以外，其餘都是工人、小商販和其他勞動者。他們來自破產農民、船民和小手工業者，許多人背井離鄉到港謀生，飽嘗人世的艱辛和殖民統治的殘暴。平日只求銀，對其他均不理會。一旦略有積蓄，便會買棹還鄉。由於過去長期生活在封建皇權統治和儒家道德思想熏陶下，英佔初期的華人對各種欺凌侮辱一般是採取逆來順受的態度。但當壓迫過甚忍無可忍的時候，潛伏的憤懣也會驟然爆發，釀成集體反抗行動。1844年因港英強制進行人口登記變相徵收人頭稅而引發的華人罷工罷市並準備集體離港事件、1857年因毒麵包案而引發的華英衝突事件，都是突出的表現。

第二部分 第23節：第三章　英佔初期的香港經濟(3)

第三，"以華治華"的統治策略

儘管對華人心存猜忌，但具有殖民統治經驗的英國官員深知：要統治香港這個華人佔總人口95%以上而且遠離英國本土的地方，不能不取得上層華人的合作。所以"義律兩告"率先表示：將"按照中國之法律和習慣統治香港島原居民和此間所有中國人"；並許諾"准各鄉耆老秉承英國官吏意旨管轄居民"。顯然，按照中國法律統治中國人即所謂"華法治華"的提法，不過是港英當局本身還沒有進行立法之前為了安撫島上的中國人而採取的權宜之計。甸乍上台之後，立即通過立法局制定了大量法律。其速度之快，令人吃驚，以至一家英國報紙也語含譏諷地說：甸乍"制定法律幾乎像造幣廠造幣一樣便當"`。在甸乍之後，歷屆港督均通過立法局制定了不少法律，而根據港英規定，原有中國法律凡與港英法律有抵觸者均應廢除。這樣，"華法治華"也就名存實亡了。但通過耆老士紳管轄華人民眾即所謂"華人治華""間接管治"的辦法，卻在英佔初期以保甲制的形式付諸實施。第二任港督德庇時公布的1844年第13號條例規定：

香港總督經立法局諮詢通過："嗣後香港總督可在全港之市鎮、鄉村及小村落委任華人保安人員（高級及低級保長及甲長）。"a

保甲制的具體內容是：十戶設一甲長，百戶設一保長。保長、甲長人選由各鄉舉薦，由巡理府統一管轄。保長、甲長的職權與警察相同，並享有裁決民事糾紛的權力。實施的結果是：保甲制在原居民較多的赤柱、薄扶林、黃泥涌等地效果良好；但在新移民聚居的上環、西環、灣仔等地因居民互不相識而難於推行。由於英國政府殖民地部和在港英商都反對這種被他們稱為"華人自治"的做法，港英政府終於在1859年停止實行甲長制，1861年又停止實行保長（地保）制，改為委任上層華人擔任一些並無實權的榮譽性諮詢性的職務。保甲制雖然因西人社會意見分歧半途而廢了，但華人在香港社會生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華人資本日益發展壯大，終於使港英政府不得不在英佔中期將對待華人的政策做了一些調整。

二、經濟決策及其指導思想和主要措施

英佔期間港英政府經濟決策的中心是自由經濟政策，它的指導思想是英國古典學派倡導的經濟自由主義。

英國是18-19世紀西方國家產業革命的策源地。產業革命(IndustrialRevolution)又稱工業革命，是指這些國家的工業由手工工場轉變為機器工廠這樣一種變革的過程，也就是工業機械化的過程。由於這場變革直接導致了生產技術的根本性改變，因此人們稱它為"革命"。為產業革命提供科學技術知識的，是以艾薩克·牛頓(IssacNewton，1642-1727)和詹姆士·瓦特(JamesWatt，1736-1819)為代表的一批自然科學家和技術科學家。而為產業革命提供決策和管理的理論依據的，是以亞當·斯密(AsamSmith，1723-1790)和大衛·李嘉圖(DavidRicardo，1772-1823)為代表的英國古典學派經濟學家。古典學派理論的出發點有兩個：一是利己主義與社會利益相融合的觀點。認為每一個人的經濟活動都是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為此就要避免損害別人的利益。每一個人都努力改善自己的經濟狀況，結果是整個社會的經濟狀況都得到改善。所以，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是一致的。二是資本主義經濟自動均衡的觀點。認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投資者可以自由地向不同的產業部門投資，如果有的產業部門的產品供過於求，價格就會下跌，投資就會減少，生產就會降低；有的產業部門產品供不應求，價格就會上漲，投資就會增多，生產就會增加。所以，整個資本主義經濟是在不斷自動調節的過程中不斷達到產品供求與價格的均衡(equilibrium)。從上述觀點出發，古典學派經濟學家認為應當讓每一個人都能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經濟利益，倡導自由競爭、自由貿易和對企業自由放任，反對政府干預經濟，主張由價值規律這雙"看不見的手"來自動加以調節。英國的產業革命是從18世紀60年代開始的，1776年，亞當·斯密發表了被稱為古典學派開山之作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AnInquiryintotheNatureandCausesoftheWealthofNation)一書，此後古典學派經濟理論在英國的產業革命中始終居于思想上的主導地位。19世紀40年代英國產業革命基本結束，它對香港的殖民統治剛剛開始。為了使香港經濟能夠較快發展，以便從香港取得更多的殖民利益，英國當政者把古典學派的經濟自由主義搬到香港，成為英佔期間香港經濟政策的指導思想。一百五十多年的歷史證明：自由經濟政策有利於香港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這是因為：古典學派的理論是資本主義早、中期的產物，代表了新興的資產階級反對封建統治，要求建立資本主義制度的願望。而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產生很晚，至今還處在中期。自由經濟政策使香港許許多多的經營者（從早期的李升到今天的李嘉誠）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開基立業，並且吸引了數不清的海外商人在沒有貿易壁壘（後期也沒有外匯管制）的寬鬆狀態下來港投資經商。對於香港這樣的土地狹小、資源匱乏但地理位置優越的港口城市來說，面向國際市場是必然的選擇，而自由經濟政策則是對海外商人和投資者最有吸引力的政策。在自由經濟政策中，最早提出並率先付諸實施的，是自由港政策。

第二部分 第24節：第三章　英佔初期的香港經濟(4)

1841年2月1日，義律與伯麥在英軍佔領港島後發布的第一個布告，就提出："凡屬華商與中國船舶來港貿易，一律特許免納任何費用賦稅。"在進出口貿易中免納賦稅，這是自由港政策的一項重要內容，應視為香港實施自由港政策的開始。同年6月7日，義律正式宣布香港為自由港。所謂自由港，就是允許外國貨物自由進出的港口。對外國貨物進口，一般不徵收關稅（香港至今只對煙、酒、飲品、化妝品、甲醇、碳氫油類等6種進口商品徵收關稅，對其他進口商品都不徵收關稅），外國貨物進口以後儲存、整理、分類、再加工、再包裝或者再出口等都不受限制。實行自由港政策的前提，是當地缺乏資源和可供輸出的產品，糧食和其他消費品需要從外地輸入；但地處交通要道，擁有優良的港口，適合興辦轉口貿易和鼓勵外來人口入境，並且有足夠的軍事力量進行防衛。香港恰恰具備這些條件，所以自由港政策對香港來說十分重要，有利於外貿、航運、金融等行業以至整體經濟的發展。實行自由港政策之後，來港貿易的商船和商人與日俱增。

港英為了貫徹經濟自由主義的指導思想，促進資本主義市場體系的形成，在開埠之初主要採取了三項措施：

第一，加強海上治安。為了發展自由港貿易，必須保證四周海面的平靜和安全。但當時華南海面的海盜出沒已久，並且隨著鴉片走私的猖獗而加劇，對來往商船威脅很大。1845年，港英政府通令商人出資裝配了兩艘巡邏艇在海上游弋，以對付海盜。1847年，港英水上警察多次與海盜作戰，抓獲海盜三百多名，送交清政府處理。這樣，海上治安開始好轉，貿易也進一步發展。

第二，進行基礎建設。英國佔領香港以後，島上居民多數居住在南部的赤柱半島。英佔後選定北部的維多利亞港沿岸（今銅鑼灣至上環）作為城市建設的中心，命名為維多利亞城，並且利用鴉片戰爭後得到的"賠款"和香港當地的財政收入進行市政建設。1841年至1842年，建成了香港第一條柏油路——皇后大道，並在以後延長到柴灣和香港仔。1844年到1846年，環島39公里的道路建成。1844年香港街道第一次安裝電燈。1845年建成三個輪渡碼頭。1847年完成了2440碼的下水道。在這同時，港英採取"批租"的方式把土地租給歐美商人興建各種民用和商用樓宇。早在1841年英國佔領港島之初，便成立了田土廳（LandOffice），進行丈量和劃分土地。1841年6月14日舉行第一次"官地"拍賣。所謂拍賣，實際是出租，只不過採取拍賣的形式，由付給租金最高的商人取得租賃權。這次共租出土地35幅。以後，又舉行過多次"官地"拍賣，到1846年，維多利亞城除英軍和港英政府用地以外的土地已經全部租出。截至這一年年底，已建成各種樓宇1874棟，包括西人住宅、西式店鋪、辦公樓、倉庫以及一些工廠如糖廠、酒廠、水泥廠、製冰廠、麵粉廠等。這樣，香港的基礎建設已經粗具規模。

第三，制定經濟法規。1843年港英立法局成立後，最先是制定維護和加強其殖民統治的政治性法規。隨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迫切需要對各種經濟活動做出規範，港英遂於19世紀50-60年代制定了一系列經濟法規。港英立法局通過的法規都稱為"條例"（ordinance），每一項條例稱為一"章"(chapter)。英佔初期公布的主要經濟法規有：1847年公布的《市場販物牌照條例》、1854年公布的《市場條例》、1856年公布的《購買地產條例》、1860年公布的《銀行票據及詐騙法修正條例》、《修正遺囑檢證及遺產管理條例》和《受託人欺詐治罪條例》等。這些法規保護了私有財產權，調整了人們的財產關係，初步明確了市場經濟的準則，界定了某些經濟犯罪並規定了懲治的辦法。為進一步充實香港的資本主義經濟法規奠定了初步基礎。

此外，港英政府在許多官督民營的項目中也都實行自由競爭的原則。大至土地"批租"制度、專營制度（包括英佔初期的石山開採、食鹽、食油和鴉片專賣，以及後來的廣播、電視專營等），小至監獄和官立醫院伙食的承辦，都實行招標競拍的辦法。在十九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港英政府《憲報》上，經常可以看到中文的招標啟事，意在吸引華人參與投標。

第二部分 第25節：第三章　英佔初期的香港經濟(5)

第二節經濟發展與城市建設

一、人口狀況

英國佔領香港初期，採取苛酷的民族壓迫和種族隔離政策，嚴重挫傷了華人對香港的歸屬感和建設熱情。但由於中國內地在清朝末年政治腐敗，民眾生活貧困；華南又處在自然經濟解體的階段，勞動力相對過剩；而香港城市建設急需大批人手，外來人口覓工容易，工資也比內地高，造成華人移民源源不斷流入香港。1841年1月26日英軍佔領港島時，島上華人估計有5000人左右，其中陸地居民約3000人，停泊在各海灣的船上艇民約2000人。同年5月15日港英當局第一次公布人口調查數字，共有華人7450人。1842年3月港英再次公布的華人人數達到12361人，短短10個月內增加了4911人，相當於原有人數的三分之二。19世紀50年代以後，太平軍、捻軍相繼起事，中國政局不穩，戰火連綿，移民更大量增加。到1860年7月，港英公布的華人人數已經達到92441人。從1841年5月到1860年7月的19年間，華人人數增加11.4倍，每年平均實際增長率達到14.2%，這個增長速度是相當高的。而且從當時港島的具體情況來看，正處在移民開發的起始階段，華人中男性多，女性少，出生率很低；營養和醫療衛生條件又極差，死亡率很高。因此，華人的自然增長率經常出現負數。按此計算，華人人口應當逐年遞減，但實際上卻是逐年遞增。這就說明，華人來港移民的實際增長率大於華人人口的實際增長率，香港華人社會以至整個社會的存在和發展，靠的是來自內地的移民，內地是香港名副其實的人口基地。19世紀40年代來港的華人移民以體力勞動者為主。50年代除體力勞動者外，還有不少因躲避戰亂而來港的殷商富戶。這也說明：英國佔領香港以後，香港繼續是中國東南各省民眾外出避難或謀生的優選之地。而且由於這裡已經不受中國管治，又有自由經濟政策，更方便於避難和經商。因此每逢內地發生戰爭、動亂或嚴重災荒，來港的移民都會增多。英佔初期的華人就業人口，除占華人總數不足十分之一的富裕階層（商人、買辦、掮客和少數高級職員）以外，都是體力勞動者，包括工人、手工業者、小販、漁民、農民等。在香港的初期城市建設中，華人移民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們當中有開山辟路修建水塘需要的石匠，也有築屋建樓需要的泥瓦匠、木匠等。更多的是未經技能訓練的壯工。他們集中居住在太平山、西營盤一帶，工資低廉，為英國人所樂於僱傭。第二任港督德庇時在談到他們的勞績時曾說："過去18個月（1844年10月至1846年4月）公私建設及翻修進展的速度確實驚人。但若無技巧、價廉的中國工人可供僱傭，是難以實現的。"`

英國佔領香港本是一些英商企盼已久的事情，因此英軍在港島登陸後，原在廣州、澳門以至印度、緬甸等地的英資公司紛紛遷到港島或在港島開設分支機構。在自由港政策的吸引下，也有一些其他國家的公司來港開業。一批又一批以英國人為主的非華裔人口絡繹來到港島，香港的西人社會自此形成。1845年6月港英第一次公布島上非華裔人口數（不包括駐港英軍）為957人，其中歐洲人595人，印度人362人。1851年12月非華裔人口增加到1520人。1860年7月又增加到2476人。從1845年6月到1860年7月的15年間，港島非華裔人口增加1.6倍，每年平均實際增長6.6%，應當說這個增長速度也是比較高的。非華裔人口中的就業人員主要由政府官員、商人、高級職員、專業人士（教師、醫務人員、工程技術人員等）和占非華裔人口約三分之一的低收入者（監工、技工、警員等）所組成。在港英的殖民統治下，非華裔人口享有種種特權和比一般華人高得多的經濟收益。除少數低收入者外，英國官員和英資大商人是香港的統治者，其他非華裔人口也都分享一部分殖民利益，成為香港的特權階層。但在另一方面，非華裔人口的到來，帶來了當時比較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理念，這也是他們的一份貢獻。

第二部分 第26節：第三章　英佔初期的香港經濟(6)

在英國佔領香港的最初20年內,港島總人口由五千人增加到近十萬人,由單一的華人居住區變為華洋共處分居區,聚集了一批具有管理和專業知識的人員和能工巧匠,以及大量青壯年勞動力,使香港略具城市雛形,為以後進一步發展準備了一定的人力資源（參看錶3-1）。

二、支柱性產業

隨著城市建設粗具規模和華洋移民陸續到來，香港的資本主義經濟開始運轉。英佔初期的香港經濟以進出口貿易為中心，航運業和金融業為側翼。這三個行業成為近代香港最早的支柱性產業。

（一）進出口貿易

進出口貿易被稱為近代香港經濟的"龍頭"和"血液"。這一點從英國逼迫清政府"割讓"港島時就已經清楚顯示出來。英國官員明確提出佔領港島是出於商業需要，在鴉片戰爭前期任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的義律寫給印度總督奧克蘭德爵士（Auckland,Lord,1784-1849）的信中寫道：

"當時（本書作者按：指1839年林則徐下令包圍廣州英國商館期間）我們的商人不能得到妥善有效的保護，使我急切地尋求一個在我們國旗保護下的安全商業據點。"

因此義律提出在使用武力迫使清廷與英國訂立條約時，必須包括以下兩項條款：

1.割讓香港，使英國商人和英國船只能居停寄碇；

2.取得最惠國待遇`。

鴉片戰爭後期的英軍統帥、英國駐華商務監督兼第一任港英總督甸乍也寫道："我在這個美妙的地方（本書作者按：指香港）所度過的每一刻，都使我深深體會到我們擁有這樣一個居留地作商業用途，使我們的商民在英國保護及管治下生活，是恰當和必須的。"a

根據英國官員的意圖寫就的中英《南京條約》，也透露出英國侵佔香港是出於商業原因："因大英商船遠路涉洋，往往有損壞需修補者，自應給予沿海一處，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大皇帝准將香港一島給予大英國君主暨嗣後世襲主位者常遠據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b

正因為英國政府和商人特別重視開拓海外市場獲取商業利益，因此在佔領港島後，他們立即以此為基地擴展貿易。據統計1843年港島已有12家規模較大的英資商行、10家規模較小的英資商行和6家印度商行，還有來自新南威爾士的一批商人經營進出口業務。但當時的統計工作還很不完善，直到20世紀30年代香港才有比較系統的進出口數字。因此我們只能從每年進出港島的商船數來分析香港開埠之初的進出口貿易狀況。據港英記載，1841年8月至12月進出港島的商船已經達到145艘，1842年以後繼續增長，但各年增長速度大相徑庭，1848年商船數及其噸位還曾減少（見表3-2）。

英佔初期香港的進出口貿易顯示了當時香港具有以下三個特點：

首先，香港是一個轉口港。

港島土地狹小，資源匱乏，缺少可供輸出的初級產品。製造業剛剛起步，也沒有遠銷海外的工業產品。但它的地理位置十分優越，擁有世界一流的天然深水良港。英國佔領港島後，島上英商擁有當時最先進的運輸工具（汽艇和汽輪），而且商業信息靈通，市場渠道廣泛，這一切決定了香港從開埠之初就成為轉口港。可以說：香港是從轉口港起家的。

其次，香港是中、英、印三角貿易的中間商聚集地。

表3-2顯示香港從開埠之初就同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建立了船舶往來和貿易聯繫，但最重要的貿易夥伴是中國內地。對中國內地的貿易有三個參與者：中國、英國和印度；一個中間商聚集地：香港。印度的棉花、鴉片出口到中國，中國的茶葉、白銀出口到英國和印度，而英國的工業品（百貨、紡織品、捲煙、燈用煤油等）則出口到中國。這種三角貿易仍和鴉片戰爭前相同`。所不同的是三角貿易的中間商主要是在香港的英資洋行。他們採用的方式有轉口、包銷、代理等，而獲利最豐厚的商品（如鴉片）則往往由這些英資洋行直接經營。

最後，香港成為以販運鴉片、苦力聞名的黑色貿易港。

第二部分 第27節：第三章　英佔初期的香港經濟(7)

進出口貿易分為商品進出口和勞務進出口兩大類。這一時期香港英商販運的商品以鴉片為最大宗，勞務貿易主要是販運中國苦力，而且他們販運的方式又是以非法走私甚至武裝走私為主。對於英商在英國政府和港英政府庇護下所進行的上述罪惡行為，世界上許多正義人士都曾給以譴責，稱之為"黑色貿易"。這方面的具體情況，我們將在下文專題記述。

上述三個特點使英佔初期香港的進出口貿易在整體經濟中始終居於領頭羊的地位。1841年1月英國佔領香港後，香港的城市建設逐步開始，鴉片戰爭正在進行，軍需、民用和建設物資的需求不斷增加。1842年8月雖然簽訂了《南京條約》，但英軍仍在浙江舟山、福建鼓浪嶼等地駐紮，軍需物資繼續依靠香港中轉供應，使這一時期香港的進出口貿易出現"戰時繁榮"。1844年以後中國開放五口通商，各國商人可以直接進入中國內地口岸，香港的中轉業務減少，貿易量一度下滑。但鴉片走私和苦力貿易的惡性膨脹使總貿易量從1849年起止跌回升，1850年以後持續增加。到1859年，共有22個國家的1158艘商船（總噸位626536噸）進出香港口岸。同1848年相比，商船數量增加65%，總噸位增加174%。

（二）航運業

英國是繼美國人羅伯特·富爾敦（RobertFulton,1765-1815）在1807年製造出第一艘汽輪之後第二個製造汽輪的國家。由於當時英國的鋼鐵工業發達，技術力量雄厚，從1811年起就大量製造用蒸汽機推動的鐵制汽輪，並且組成商船隊，在自詡為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力量的支持下到處擴大市場份額和奪占殖民地。1841年英國佔領香港後，英國商人很快就在這裡著手發展以汽輪為主、帆船為輔的航運業。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香港英資航運業的第一艘汽輪就是以"海盜"（Pirate）命名，1846年12月7日，英國186噸的"海盜"號汽輪從澳大利亞的悉尼出發，於第二年1月28日到達香港。它不顧中英《虎門條約》只准洋商的帆船在穗港之間行駛而輪船則不包括在內的規定，隨即駛進珠江口開往廣州。這是擅自闖入中國內河的第一艘外國輪船。"海盜"號在江面橫衝直撞，使一艘中國帆船沉沒，乘客60餘人死亡。清廷因此扣留該輪三天，並不准裝載茶葉上船`。

1847年，香港英商顛地和怡和兩家洋行在英國建造"廣州"號和"香港"號兩艘輪船，各140噸，90匹馬力，造價1萬英鎊。第二年，這兩家洋行合組省港快輪公司（又稱省港小輪公司），成為外商在中國成立的第一家輪船公司。從1850年5月1日起，"廣州"號和"香港"號每周一、三、五在穗港間航行三次，隔日視情況在澳門或金星門停泊。省港快輪公司後因經營不善，於1854年被迫停業a。

1850年，美國福士洋行的"星火"號汽輪加入省港航線b。

在香港建造的第一艘輪船"皇后"號，137噸，40匹馬力，於1853年試航至金星門`。

1854年下半年，與太平軍遙相呼應的紅巾軍進軍廣州附近，來往穗港的帆船幾乎全部停航，輪船業因此更加興旺。加入省港航線的新輪船，1854年有"安尼"號，1855年有"河雀"號、"威拉麥特"號、"伊格爾特"號，1856年有"飛馬"號，此外還有"雲雀"號、"百合花"號、"薊花"號、"韃靼"號、"漿草"號、"玫瑰"號等a。這時穗港航運達到全盛時期。

除廣州外，香港同中國其他通商口岸的航運也有所發展。1855年經營香港與上海、寧波、福州、廈門等口岸之間的航運業務的外商219家。其中英商111家，佔50.7%,輪船業中也是英資公司最多。但輪船供過於求，盈利降低。"威拉麥特"號輪行駛省港間，每月僅獲利2027元，而行駛澳門則有虧無盈b。

與此同時，香港開始有了遠洋航運業。1843年，英資半島東方輪船公司（通稱大英輪船公司）在香港設立分公司。1845年8月13日該公司遠洋汽輪"瑪麗伍德夫人"號經好望角到達香港，從此開始一月一次的定期航班。1846年又與上海不定期通航。1854年，半島東方輪船公司在省港線上增加"韃靼"號輪常川往來。1849-1959年，該公司的小輪在省港間載貨、載客並裝運郵件，還曾在香港和汕頭、廈門、福州之間試航。總之，1854年省港快輪公司停業後，半島東方輪船公司的輪船就成了省港間僅有的常川航班，所運貨物包括金銀和鴉片。1848年運入鴉片10613箱，運出白銀價值5625827元；1854年運入鴉片46765箱，運出白銀價值20770463元；1859年運入鴉片27577箱，運出白銀價值18633522元。這樣，半島東方輪船公司的航輪就打破了怡和洋行對鴉片貿易的壟斷`。

第二部分 第28節：第三章　英佔初期的香港經濟(8)

（三）金融業

金融業健全發展的前提是必須有切合當時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和市場流通需要的貨幣制度。19世紀三四十年代，各國對華貿易的通用貨幣是西班牙銀元和墨西哥銀元。前者被中國人俗稱為"本洋"，後者俗稱為"鷹洋"。這些銀元和中國國內流通的銀錠、碎銀以及制錢便自然而然地成為英國佔領後香港最早的貨幣。1842年3月29日，第一任港督甸乍頒布公告，認可上述銀幣、銀錠、碎銀、制錢以及英國鑄造的銀幣和東印度公司發行的銀洋在香港市面上流通，這個法令基本上反映了英佔初期香港隨同中國實行銀本位制的實際情況。儘管以後不久英國政府硬要香港實行金本位制，以英鎊和印度銀元作為本位貨幣，但港英政府知道這樣做不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因此採取陽奉陰違的辦法，並未真正執行。1845年5月，港督甸乍更頒布法令，把本洋、鷹洋、其他南美國家的銀元以及中國的制錢並列為法償貨幣，同時規定這些銀元對英鎊的兌換率是1銀元兌4先令2便士，而1先令則兌中國制錢288枚，這是港英政府發出的在香港正式實施銀本位制以及具體實施細則的文件。當然硬性規定金本位制的英鎊和銀本位制的銀元的固定兌換率是不切實際的，因為這兩種貨幣的兌換率只能隨著市場上金價與銀價的不斷波動而波動。而同一時期港英政府的財政收支卻是以英鎊作為計算單位，港英官員的薪俸也以英鎊發給，形成英佔初期民間和政府使用兩種貨幣實行兩種本位制度的趣怪現象，但這卻是港英政府既要應付英廷又要適應當地情況的一種不得已的做法。

香港第一家現代金融機構是總行設在孟買的英資東方銀行（OrientalBankingCorporation,舊譯名為東藩匯理銀行、金寶銀行或麗如銀行）1845年在香港開設的分行。接著英資有利銀行（CharteredMercantileBankofIndia,LondonandChina）、呵加利銀行（AgraandUnitedserviceBank）分別在1857年和1858年開設分行。到1859年，總行設在倫敦的英資渣打銀行（StandardCharteredBank,舊譯名為麥加利銀行）也在香港開設分行，成為當時島上最大的一間銀行。這四家銀行都經營進出口押匯業務，為買賣雙方提供信用保證和買賣進行期間的融資。同時，轉口貿易也帶來蓬勃的外匯買賣業務。其中東方銀行以鴉片押匯為主要業務，而渣打銀行在中、英、印三角匯兌業務中佔有最大份額。隨著香港人口的增加，本地商業和房地產業日益發展，製造業也興旺起來，又陸續出現了銀號、典當業、銀會等多種金融機構和股票、外匯，金銀等多種金融市場。這些，我們將在本書第四章進行評述。

三、愈演愈烈的鴉片走私

1841年英國佔領香港後，英商首先利用香港作為他們進行鴉片走私的中心，接著又利用香港作為販運中國苦力的基地。關於英佔初期香港的鴉片和苦力貿易，余繩武、劉存寬主編的《十九世紀的香港》作了詳盡和精闢的論述。本書對這兩個方面的記載，均主要根據《十九世紀的香港》一書。特向余、劉兩位教授和《十九世紀的香港》其他各位作者深致謝意！

販運鴉片是英佔初期香港英商最主要的經營項目。鴉片戰爭之後，中英《南京條約》和《虎門條約》都沒有對鴉片貿易做出具體規定。英國政府一直企圖使鴉片貿易合法化，清政府在1858年之前雖未同意，但也不敢嚴格查禁鴉片走私。而英國鴉片商一直進行大規模的走私活動，在治外法權的庇護下，既不受中國法律制裁，又無需納稅，因此他們並不希望鴉片貿易合法化。正如美國歷史學家斯蒂爾所指出的："鴉片貿易合法化的頭號敵人當然是英國大商行。"`

1844年，第二任港督德庇時就職後發現：在香港的"所有握有資金又非政府僱員的英國人，幾乎無人不從事鴉片貿易"，鴉片"在整個沿海都有交易"a。同年，香港有12家商行主要經營鴉片業務b。1845年港英政府年度工作報告承認鴉片是香港的主要出口貨物。同年，香港用於鴉片走私的飛剪船有71條，其中19條屬於怡行洋行，13條屬於顛地洋行。1847年，香港出口總值226130英鎊，其中鴉片出口值195625英鎊，佔86.5%c。1845?1849年，從印度運出的鴉片大約有3/4經香港轉運中國沿海各地d。直到1847年年底，中國每年輸入鴉片數量一直保持在3萬箱左右。1848年以後，由於長江流域逐步開放，運進數量進一步增加，特別是1850?1860年間增加更猛（見表3-3）

第二部分 第29節：第三章　英佔初期的香港經濟(9)

兩次鴉片戰爭之間中國輸入鴉片數量的增加，同英國和港英政府刻意把香港變為鴉片走私中心的政策是分不開的。早在1843年11月，英國外交大臣阿伯丁便提出："有必要停止目前將鴉片船排出香港水域及港口的一切措施。"殖民地部大臣斯坦利贊同他的主張，並就此向港英第一任總督甸乍發出了相應的訓令`。不僅如此，港英還採取在中國近海設置鴉片躉船，在陸上設置據點，通過香港政府給鴉片走私船發放航行執照並准其懸掛英國國旗，直至允許武裝販運等等手段，不遺餘力地掩護和鼓勵鴉片走私。據中國海關英籍代理總稅務司赫德1861年的報告，當時運抵中國的大量鴉片，"並非運至通商各口，全系先運至香港。??每月由香港有火輪船四五隻，裝載洋葯（指鴉片）至上海"a。由於鴉片走私既不納稅，又不受中國法律制裁，並且得到港英當局的庇護，是一項"三全其美"的賺錢最多最快的生意，因而人人都想從中大撈一把。1855年，美國駐香港領事向美國國務院報告說："我確實不知道此間是否有哪怕一家商號，不以某種方式從事這項貿易或對它發生興趣。"b這樣，香港就成為全世界最大的鴉片走私中心，並且保持這個地位達30年之久c。

兩次鴉片戰爭期間，總部設在香港的從事鴉片走私的洋行以顛地洋行和怡和洋行為最大。1843年怡和洋行有5艘飛剪船往來於印度、香港間，另有6艘往來於香港與中國沿海鴉片躉船停泊處。顛地洋行從事鴉片走私的規模和怡和大體相同。另據香港《德臣西報》提供的數字，當時中國沿海共有外商（主要是英商）的鴉片躉船40隻d。

1858年，清政府一方面屈從英國的壓力；一方面是為了籌措鎮壓太平軍的軍餉，同意鴉片貿易合法化，使鴉片的流毒越發不可收拾。居住在北京的俄國東方學家王西里（1810-1878）描述當時的情況說："過去（中國）抽鴉片的人不算太多，而且幾乎限於沿海的少數城市；現在吸食鴉片者不僅遍及全國，而且擴展到蒙古和滿洲。過去吸鴉片是偷偷地吸，現在款待客人用鴉片煙槍，不用茶碗。"`王西里這個記述是符合事實的。

鴉片貿易合法化之後，走私活動不僅沒有收斂，而且更加猖獗了。港英在清政府承認鴉片貿易合法化的當年（1858年）即通過法例，准許將香港熬制的原來只限在本埠銷售的鴉片煙膏運往他埠發售，而且不論生、熟鴉片均可。19世紀60年代中期，廣東省鴉片年消費量約為18000箱，其中報關入口的不足五分之一a。

英國、印度和港英政府從鴉片貿易中獲得巨大收益。僅1852年由半島東方輪船公司運往印度的白銀即值6074845元，合1265592英鎊b，其中絕大部分是鴉片的價銀。另據《英國議會文書》所載：1840-1841年印度從輸華鴉片獲得純收益874277英鎊，1857-1858年增加到5918375英鎊，1859-1860年仍達到5169778英鎊。c鴉片收入在印度財政總收入中所佔的比重，1840-1844年為5.3%，1855-1859年猛增到14.1%。d由於鴉片貿易在中英印三角貿易中的關鍵作用，而當時印度又是英國的直轄殖民地，因此歸根結底，鴉片收入是英國的一項巨大財源。

四、殘酷的苦力貿易

苦力貿易是英佔初期香港又一個"黑色貿易"項目。1847年美國加利福尼亞金礦的發現和四年後澳大利亞金礦的發現，引起了淘金熱，極大地刺激了香港苦力貿易的發展。當時華工（苦力）出國主要是採取"契約工"的形式。在香港從事苦力貿易的有三種人：一是裝載苦力的船舶的船長；二是西方國家派來的政府"移民"代表；三是以英商為主的在港歐美商人以及與他們勾結的華人掮客（俗稱"客頭"）`。最初經營向加利福尼亞販運苦力的兩家行號是和行(WoHang)與興和行(HingWo)`，後來又增加了怡和、顛地等洋行。它們的經營方式一般是派遣客頭深入中國沿海省份，用拐騙、賭博甚至直接綁架等手段，將當地的青壯年男勞力運到香港。然後以"償還"出國船費和伙食費為名，迫使這些青壯年簽訂契約，承諾為購買苦力的買主工作一定年限。最後將這些青壯年裝上有夾層艙（為了便於多載）的苦力船，把他們運到美國、南美、澳洲以及東南亞等地做苦工。香港的苦力貿易在19世紀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盛極一時，據港英船政廳報告：僅1854年11月1日至1855年9月30日不到一年的時間內，結關登載的苦力船有128艘，其中船籍為英國的佔64艘，船籍為美國的佔24艘a。1851-1872年間，從香港運出的苦力華工總計達到320349人b。上述數字說明香港的苦力貿易達到何等巨大的規模。

第二部分 第30節：第三章　英佔初期的香港經濟(10)

苦力貿易使被拐騙的中國青壯年遭受非人的苦難。首先他們在從香港到目的地長達數十天至一百多天的漫長航行中，"日則並肩疊膝而坐，夜則交股架足而眠"。整日囚於艙底，不許動彈。加之飲水、食品不足，空氣污濁，精神痛苦，生病缺醫少葯，死亡率極高，1850-1856年平均死亡率達到25.2%。其次，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僥倖到達目的地之後，立即被苦力販子連同契約一起拍賣。持有契約的買主，不僅對苦力擁有強迫勞動權，而且擁有抵押權、轉賣權和留置權。販往美國的苦力稱為賒單工，販往拉丁美洲的稱為契約苦力。苦力的買主強迫他們從事過重的勞動，直到榨乾血汗為止，很多苦力勞累而死。這種苦力實際上是奴隸。就連當時英國駐廣州的領事阿禮國也承認，苦力貿易"是以最壞形式出現的奴隸貿易"。

在殘酷的苦力貿易中，香港的苦力販子獲得了驚人的暴利。他們將一名中國苦力運到秘魯或西印度群島，平均付出117-190元，而當地種植園主收買苦力的價格是350-400元，苦力販子從每名苦力身上獲得的利潤達到160-283元`。據統計，1851-1875年的25年中,販賣華工到美洲各地的私人商行所獲暴利高達8400萬元，每年平均近340萬元a。

西方船舶的船東也從苦力貿易中獲得很大利益。19世紀50年代，一艘排水量850噸的苦力船，年租金8.5萬元b。按1853年自香港去舊金山3萬名苦力每人船費50元計，這一年船老闆和招攬人可得船費150萬元c。1854年怡和洋行的一次航行即獲利9萬元d。如此巨利刺激船東們添制新船，大大帶動了香港航運業的發展。1854-1859年的五年間，香港的遠洋航運業平均每年增加船隻487艘，增加噸位251350噸，年增長率達到68%e。

苦力貿易不僅刺激了與它有關的商業的興旺，而且促進了香港與舊金山之間的雙邊貿易的發展。由於舊金山的物價隨人口突增而暴漲，該地中國苦力的生活必需品均仰賴香港供應，包括大米、糖等等。僅1848年一年，香港就有23艘船舶運送上述貨品去加利福尼亞f。

出洋的中國苦力需要將血汗錢匯回家鄉。當時只有香港的新式銀行能經辦這項匯兌業務g。在美華工每月工資只有30-35美元，付伙食費就用去15-18美元。即使如此，極端儉樸的華工每人每年仍可匯回20-40美元`。這項匯款逐年增加，成為香港銀行業發達的重要因素之一。

五、整體經濟波浪式前進

最後我們來觀察一下英佔初期的香港整體經濟。

近代香港經濟的一個突出缺點是敏感性強，波動性大，這一點在英佔初期已經表現出來。從1841年至1860年的19年間，整體經濟就經歷了由高到低，再由低到高的"凹"字形發展過程。

1841-1843年，港島城市建設開始啟動，並且作為鴉片戰爭中侵華英軍的後勤補給基地，需求暢旺，貿易量迅速增加。由英國和印度運來的各種物資在港島起卸分撥，一些為英軍備辦軍糧給養的商人聚集港島，用帆船、快艇、小輪把糧油、食品、藥品等運到港島和前線。他們當中就有後來成為華人巨富的郭甘章等。與此同時，鴉片貿易並未因戰爭而停止。由於打仗，運入中國大陸的鴉片已經全部不納關銳，港島成了向中國走私鴉片的中轉交易中心。1841年8月至1843年1月間，運送鴉片的船舶達到47艘`。這一切都使香港在開埠之初就出現了戰時畸形繁榮的景象。

1844-1848年，由於中國按照《南京條約》所訂條款，從1843年起開放五口通商。外國商人可以直接到各口岸進行交易，使香港作為轉口港的業務受到影響，1844年起進出口數量連年下滑。同時，中國作為戰敗國，緝私力度更加減弱，各國商人以香港為基地的走私活動越發猖獗，這也使香港的合法貿易減少，財政收入降低，公共開支緊絀。1848年，香港不少公共工程停工，職員打折扣付薪，駐港英軍士兵的軍餉也由過去每人每月洋銀八元降到六元a。在官商各界對經濟前景普遍悲觀的情緒籠罩下，地產主拋售地產，有些商店被迫倒閉。港英政府漢文正使郭士立寫道："香港地方貿易出現的情況，比最感失望的商人所做的估計還要糟得多。"b這是香港資本主義經濟的第一個蕭條期。

第二部分 第31節：第四章　英佔中期的香港經濟(1)

1849-1860年，香港各國商人在鴉片走私和苦力貿易中賺得的巨額利潤開始轉為投資，一大批新式商店、樓宇陸續建立起來。同時由於英國不斷加強對中國海關的控制，使香港在對華貿易中越來越處於有利的地位。1856年以後，香港實際上已成為華南的貨物分配中心。中國四分之一的進口貨物和三分之一的出口貨物都是由香港提供周轉資金並通過香港進行分配`。1857年，英國出口到香港的貨值是72萬英鎊，1860年上升到244萬英鎊a。在1858年，大多數從事對華貿易的大公司都在香港設立總部，從這裡指揮統籌它們的全部業務b。商業貿易的興旺導致從1852年起房地產價格逐年上升。到1858年，港島已無空地出售。這種情況促使港英政府提出填海造地計劃。

與此同時，香港的市政建設進展迅速。1851年建成東自雅賓利貨倉西至灣仔的道路；1857年在香港市街裝油燈；1858年建成上環、中環、下環、太平山四個商場；1860年建成太平山、東街、中街、西街、西營盤、山頂道等街道，南面擴建了通至香港仔的道路c。同年，港英政府為供水、修築堤岸、安裝下水道等，共撥款13萬英鎊d。新建的香港仔船塢在當時"其堅固與完善在東方是獨一無二的"e。

從財政上看，在港英政府1842年建立後的十多年中一直由英國政府給予一部分補貼。隨著公共收入的增加，從1855年起英國政府不再撥給財政補貼f。實現了公共收支平衡，這也是香港整體經濟由蕭條轉為繁榮的一個標誌。

結語

英國佔領香港初期，打碎了原有的封建制度，建立起從英國移植過來的帶有濃厚殖民色彩的資本主義制度。在政治上，港英當局實行赤裸裸的民族壓迫和種族隔離政策，嚴重壓抑了佔總人口95%以上的華人的歸屬感和建設熱情。在經濟上，港英當局包庇和支持以英商為主的歐美商人進行鴉片走私和苦力貿易，使這兩項"黑色貿易"實際上成為這一時期香港經濟的支柱。前者毒害了數不清的中國居民，後者拐騙、殘害和壓榨了數十萬中國青壯年，甚至奪去了他們當中很多人的生命。正是這些被害中國人的血淚，使以英商為主的歐美商人獲取了難以想像的暴利，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也使英國和港英政府獲得了高額財政收入，成為它們進一步擴充實力和進行香港早期城市建設的重要資金來源。

為了從香港取得更大的和中長期的政治、經濟利益，港英當局從一開始就實行了自由港政策，這是符合香港土地狹小，資源匱乏但地理位置優越並且擁有天然深水良港這樣一種客觀情況的，在英佔初期即已吸引了包括一部份華商在內的各國投資者，形成了以進出口貿易為中心，航運業和金融業為側翼這樣一種經濟格局，迎來了19世紀50年代的經濟繁榮期，使香港的城市建設粗具規模。

第一節各類資本的發展

一、英資奠定基業

英資是香港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以後最早出現的資本，是緊隨英國佔領香港而來到香港的資本。1841年1月英軍佔領港島後，原在廣州、澳門的一批英資洋行紛紛來到港島。同年6月14日，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義律首次在港島拍賣土地，中標者包括25家洋行，大部分是英資洋行。它們購得土地後，即興建商廈、寫字樓、住宅、倉庫和碼頭，這是英資在香港落戶的開始。

鴉片戰爭前後香港出現戰時畸形繁榮，到1843年年底英資洋行已經接近30家，著名的有怡和洋行、寶順洋行（又名顛地洋行）、林賽洋行、丹拿洋行、巴侖治洋行等。1845年4月英資東方銀行香港分行開業，成為香港的第一家英資銀行，也是香港的第一家近代化金融機構。但那時擁有資本的英國"波士"（boss,老闆）主要是三種人——商人、船東和銀行家，他們的業務都是圍繞著進出口貿易來進行，特別是對鴉片和苦力貿易情有獨鍾，對其他業務則關心很少。儘管享有種種特權，但還停留在家族管理行業單一的經營模式上，沒有建立起大規模多行業的資本集團。19世紀40年代中葉清政府按照中英《南京條約》被迫開放上海、寧波、廣州、福州、廈門等"五口"通商，使這些城市特別是上海發展很快，許多歐美商人都轉到上海經營，香港的轉口港地位大受影響，一度陷於蕭條。但19世紀50年代初美國和澳洲的淘金熱給香港帶來巨大商機，而太平軍與清政府在東南沿海連年鏖戰也大大減輕了"五口"對香港的競爭壓力，從而使香港進入了第二個繁榮期。不僅原有的英資洋行紛紛擴大投資，而且新成立的或者從海外遷入的英資洋行也逐漸增多，著名的有太平洋行、沙宣洋行、德忌利士洋行、費查理洋行、連卡佛洋行、和記洋行、仁記洋行、麥域加洋行、乜洋行等。加上1857年、1858年和1859年英資有利銀行、呵加利銀行和渣打銀行先後在香港開設分行，使英資的實力進一步增加。此後，香港的資本主義經濟在繁榮與蕭條的反覆交替中螺旋式地上升。英資也在不斷起伏波動的過程中發展壯大。

第二部分 第32節：第四章　英佔中期的香港經濟(2)

19世紀60年代以後，國際經濟貿易關係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隨著電報、電話、大型汽輪等新技術成果的廣泛應用，1869年蘇伊士運河的開通和第二次鴉片戰爭後中國被迫開放更多的通商口岸，使東西方之間的交通運輸和進出口貿易空前擴大。香港依靠它的優越地理位置、天然深水良港和自由經濟政策，逐步成為亞洲重要的轉口港之一，城市規模和人口密度都在迅速增加。面對這種情況，英資在進一步加強其對貿易、金融、航運領域的控制的同時，著重擴大對倉庫、碼頭、船塢、房地產、酒店、電力、電訊、市內交通、製造業、本地商業和服務業等的投資。1865年由在香港的歐美各大公司共同創辦的滙豐銀行，很快就被英資取得絕對控制權，並在以後成為香港英資的領頭雁。1870年英資太古洋行香港分行開業，成為與怡和洋行並立的兩大家族財團。英資壟斷香港經濟命脈的局面，延續了100多年，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才結束，但它在香港的資本構成中仍然佔有很大比重。

香港英資不僅壟斷了香港經濟命脈，而且以香港為基地、以上海為中心，大舉進軍中國內地，取得了舊中國許多重要經濟領域的控制權或優勢地位。在歷史上，有些英國商人在英軍佔領港島之前就已經來到中國，例如怡和、太古、顛地等洋行都成立於廣州、上海等地，然後進入香港。滙豐銀行雖然成立較晚，但卻是在香港和上海同時成立，該行的中、英文全稱也一直用的是"香港上海滙豐銀行"（"HongkongandShanghaiBankingCorporation"）字樣，清楚地顯示了它謀求在香港和中國大陸同時得到發展。依靠英國"炮艦外交"取得的種種特權，加上英國商人長期悉心經營，終於在列強環伺爭奪中國市場的激烈競爭中居於領先地位。特別是在抗日戰爭爆發前，怡和洋行被稱為各國在華企業的"洋行之王"；太古洋行則成為舊中國的"航運之王"；而滙豐銀行不僅是舊中國外資銀行的"一哥"，更通過提供政治性貸款等方法，對中國的政治、經濟決策擁有相當大的影響力，這在當時已是公開的秘密。

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任何地方一樣，香港英資的發展是在優勝劣汰的競爭過程中完成的。有些曾風光一時的英資企業如顛地洋行、乜洋行、東方銀行、呵加利銀行、有利銀行等都破產倒閉或者被收購兼并了；而有些英資企業則不斷擴張而成為大型財團，其中實力最雄厚的是滙豐財團、怡和財團和太古財團。

（一）怡和財團

怡和是最早在中國成立也是最早進入香港的英資洋行之一。1832年7月1日，英國商人威廉·渣甸（WilliamJardain，1784-1843）和詹姆士·麥地遜（JamesMatheson,1796-1878）合夥在廣州創辦了渣甸·麥地遜公司（Jardain，MathesonCo.），並以"怡和洋行"作為中文名稱。渣甸和麥地遜都曾在東印度公司任職，目睹東印度公司向中國輸出鴉片獲得巨額利潤，"每箱鴉片的毛利甚至可達到一千銀元之多"`，不禁讚歎："鴉片走私是我所知道的最穩妥又最合乎紳士風格的投機"a。於是，他們在1817和1815年先後脫離東印度公司，專門從事鴉片走私。他們創建怡和洋行以後，1834年4月2日英國政府取消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壟斷權，使怡和很快變為最大的鴉片貿易商。1834年4月到7月的三個月內，怡和運入廣州的貨物（絕大部分是鴉片）就達到75船，占同期廣州全部進口貨物的三分之一。到1837年年底，怡和洋行的資本額已經達到261萬元，擁有大型帆船12艘。1841年，怡和緊跟英軍進入港島，在銅鑼灣東角建立總行。此後怡和的鴉片生意也越做越大，1845年香港用於走私鴉片的飛剪船共71艘，其中屬於怡和的就有19艘，經常往來於印度、香港和中國沿海之間b。它在廣州、廈門、寧波、上海、泉州、電白以及閩粵交界的南澳等地海面都擁有鴉片躉船c。從1832年怡和洋行成立時起，到1872年怡和宣布不再經營鴉片貿易時為止，它作為英國最大的私營鴉片商行長達四十年之久；這還沒有包括渣甸和麥地遜在此以前十多年的獨立鴉片商人生涯。正是依靠鴉片貿易這種資本原始積累方式，加上港英賦予怡和的種種特權，以及渣甸、麥地遜、凱瑟克三個家族的悉心經營（19世紀80年代，威廉·渣甸的侄女瑪格麗特·渣甸和她的丈夫、英國莊園主托馬斯·凱瑟克的兒子威廉·凱瑟克出任怡和洋行大班，從此凱瑟克家族逐漸取代了渣甸家族和麥地遜家族在怡和財團中的地位），從19世紀後期開始，怡和已經成為在香港和中國內地都擁有龐大資產、業務遍及全球的大型財團。在香港，怡和財團除直接經營傳統的進出口貿易外，它控制著全部或較大部分股權的公司有：省港小輪公司（1848年成立）、香港黃埔船塢公司（1863）、香港火險公司（1866）、怡和輪船公司（1881）、九龍倉公司（1886）、香港電話公司（1886）、香港電力公司（1889）、香港置地公司（1889）、天星小輪公司（1898）、香港電車公司（1904）、香港牛奶冰廠有限公司（1907）以及中華火車糖局、呂宋糖廠等等。在中國內地，早在1843年怡和就跟隨英國駐滬總領事巴富爾來到上海，在外灘設立了分行。從此，怡和以上海為中心，把業務範圍擴大到廣闊的中國腹地，壟斷了中國大部分工業設備與器材的進口；同時也壟斷了中國絲、茶和許多種土特產品的出口。在工業方面，怡和是外國洋行在中國大陸投資最早也最多的一個。到1914年，怡和在中國大陸已經擁有30多家工廠，涵蓋造船、礦冶、機械製造、水電、紡織、食品、煙草加工等諸多領域，資本額達到4000多萬元（銀元）。在金融方面，怡和不僅設立了怡和錢莊和諫當保險行，從事民間金融業務，而且積极參与對舊中國各級政府的貸款。1884年中法戰爭之前，清政府的一些大型借款，幾乎都是怡和與滙豐銀行等貸放的。1898年，怡和洋行又與滙豐銀行合組中英公司（TheBritishandChineseCorporation），壟斷了對華鐵路貸款權。由於怡和在舊中國的龐大資產和巨大影響力，被稱為"洋行之王"。怡和在廣告中也驕傲地宣稱："在中國的任何地方，只要那裡有貿易活動，那裡就有怡和洋行。"

第二部分 第33節：第四章　英佔中期的香港經濟(3)

怡和在"二戰"前如此迅速地發展，同英國和港英政府賦予它的種種特權是分不開的。在經濟上，怡和得到許多公用事業和高回報項目的專營權。在政治上，老威廉·渣甸被授予爵士爵位。他的侄子、時任怡和洋行大班的大衛·渣甸在1850年6月成為第一個進入港英立法局的非官守議員，以後怡和高層的代表始終擔任著港英行政局或立法局議員。在英佔早期，流行著"香港有三個權力中心：港督、怡和、馬會"的說法。後來雖然"三中心"中的"怡和"逐漸被"獅子銀行"即滙豐銀行所取代，但怡和仍是香港實力最雄厚的英資財團之一。

（二）太古財團

太古進入中國內地和進入香港都比較晚，但它的總公司施懷雅父子公司（SwireSonCo.）早在1832年就已在利物浦成立，由英國商人、父親約翰·施懷雅（JohnSwire）、哥哥約翰·撒繆爾·施懷雅（JohnSamuelSwire）和弟弟威廉·哈德遜·施懷雅（WilliamHudsonSwire）共同創辦。主要經營英國與歐美國家之間的進出口貿易。為了把業務擴展到中國和遠東，施懷雅家族與英國商人巴特菲爾德（Butterfield）在上海共同創辦了巴特菲爾德與施懷雅公司(ButterfieldSwireCo.)，以太古洋行作為中文名稱，1867年7月1日正式開業，主要經營進出口貿易，將英國的棉毛織品等運銷到中國，再將中國的絲、茶等運銷到英國。1868年，巴特菲爾德退出太古洋行，但公司的英文名稱未變。此後"施懷雅父子公司"和"巴特菲爾德與施懷雅公司"就成為一家公司兩塊招牌，而它們的中文名稱都是太古洋行。就在1868年內，施懷雅父子公司總部由利物浦遷到倫敦，利物浦設分公司。以後又陸續在曼徹斯特、紐約、澳洲等地設分公司。而上海的巴特菲爾德與施懷雅公司也就成為施懷雅父子公司的上海分公司，1870年又在香港設分公司。這就是通常所說的太古洋行上海分行和香港分行。太古財團的經營作風素以穩健著稱。"二戰"之前，它在香港的業務除傳統的進出口貿易以外，主要經營航運、倉庫、碼頭、造船、一般製造業、房地產業和公用事業。太古財團下屬的太古輪船公司，1871年創辦，經過與美資旗昌輪船公司的激烈競爭，終於控制了舊中國的長江航運，開闢了遠東的海參崴、日本、菲律賓、馬來亞、印尼、泰國的航線，加上歐、美、澳各洲的航線，成為全球最大的航運公司之一。1900年太古與英國"藍煙囪"輪船公司等合組太古船塢公司，資本額達到80萬英鎊，在魚涌興建一座大型船塢，歷時九年才完成。不但能停放而且能建造萬噸級巨輪，還能生產引擎等多種機具。20世紀30年代以後，這間公司幾乎包攬了華南需用的所有大小船舶的建造。此外，由太古獨資或參股經營的太古糖業公司等也都在香港及遠東享有盛譽。在中國內地，太古在福州、汕頭、蕪湖、漢口、天津、南京、鎮江、寧波、宜昌、廣州、廈門、青島、煙台、大連、長沙、重慶都設有分支機構，是舊中國最大的外資航運企業，被稱為"航運之王"。在進出口貿易、工業、商業等領域也都擁有巨額資產和權益。

太古財團一直由施懷雅家族控制，其高層代表人物也長期擔任港英行政局或立法局議員。

（三）滙豐財團

滙豐銀行的全稱是香港上海滙豐銀行（HongkongandShanghaiBankingCorporation）,1865年在香港成立，資本額500萬元，最初由在香港的歐、美各大商家集資創辦。1864年8月組成15人的滙豐銀行臨時委員會，就包括了英資鐵行、寶順、太平、乜，美資瓊記，德資禪臣，丹麥資本畢氏等各大公司的董事長或總經理，由寶順洋行大班喬姆利任主席。1865年3月2日臨時委員會改組為董事局，3月30日滙豐銀行正式開業。但開業不久非英籍董事即陸續退出，滙豐銀行從此成為惟一的總行設在香港的英資商業銀行。1866年8月14日，《滙豐銀行法》作為港英政府1866年第5號法令頒布。一家銀行的章程竟成為一項法律，由此也可以看出滙豐與其他銀行的不同。從此，滙豐就像它的名稱所顯示的那樣，在香港和中國內地同時謀求發展。在香港，1872年滙豐取代東方銀行成為港英政府的往來銀行。1886年港英政府一度出現財政困難，滙豐在東方銀行尚在猶豫的時候迅速決定向港英提供10萬元的貸款，進一步鞏固了政府往來銀行的地位。到19世紀80年代以後，滙豐已經擔當起香港的中央銀行的絕大部分職能：第一，它是主要的發鈔銀行。1931年滙豐的鈔票發行額已經佔香港各發鈔銀行總發行額的80%以上。1935年取消銀本位制，以紙幣作為單一通貨，滙豐仍然保持著80%以上的發鈔比例。第二，它是政府的銀行。滙豐不僅是港英政府的往來銀行，而且一再向港英提供貸款，成為港英的可透支出納銀行。第三，它是銀行的銀行。滙豐是全港銀行業結算中心，當出現銀行風潮的時侯，滙豐往往根據港英政府的指令為問題銀行提供短期信貸，實際上擔當了"最後貸款者"（lastresort）的職能。第四，滙豐銀行董事會主席歷來是港英政府行政局成員，參與所有金融政策的制定和執行。由於滙豐銀行同時具有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的雙重職能，它對香港經濟金融狀況的了解和在市民心目中的地位，是其他一切金融機構無法比擬的。正因為如此，滙豐歷來被同業指為"享有最大特權"，"違背了自由競爭的原則"。加上滙豐從早期著名的銀行家托馬斯·傑克遜（ThomasJackson,1841-1915,舊譯名昃臣，1876-1912曾三度任滙豐銀行總經理）開始，就逐步建立起一套科學的業務規範和管理制度，而且不斷更新。因此滙豐的市場佔有率很快超過香港任何一家銀行，成為香港實力最為雄厚的私營機構之一。在中國內地，滙豐以上海為中心，機構遍布舊中國的所有大中城市。利用人們在當時情況下認為洋銀行"可靠"的心理，大量吸收存款，擴展業務。同時依靠滙豐的雄厚實力、不平等條約賦予英資的特權以及掌握中國海關大權長達半個世紀的英國人赫德（時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被稱為"滙豐在華貸款的幕後策劃者"）的支持，取得對中國政府貸款的多項優先權。早在清政府時代，滿清皇朝在1874年到1911年的38年內共借外債35筆，其中滙豐銀行單獨貸給20筆，與德華銀行聯合貸給2筆。滙豐的參與率達到63%。北洋政府時代，袁世凱在1912年向六國銀團借款120萬英鎊，1913年以"善後大借款"名義借款2500萬英鎊，共2620萬英鎊。其中滙豐銀行貸給781萬英鎊，佔30%。國民政府時代，滙豐也多次向蔣介石政權以及一部分地方政府提供貸款。通過這些政治性貸款，滙豐不僅獲得豐厚的收益，例如"善後大借款"的利率為年息五厘，這對於當時尚處在金幣本位制時期的英鎊來說，是難以想像的高利率。更重要的是，這些貸款附加著苛刻的政治、經濟條件。例如1877年滙豐貸給清政府白銀500萬兩，就是以全部海關關稅為抵押。在此後很長期間內，滙豐都曾享有保管中國關稅和鹽稅的特權。就這樣，滙豐從19世紀80年代起逐漸在不同程度上控制了香港和舊中國的金融業，並且保持著對政治和整體經濟的巨大影響力。由創建時一家500萬元資本的中型銀行，迅速擴展為機構眾多，實力雄厚，擁有龐大資產和多家下屬公司的大型金融財團。

第二部分 第34節：第四章　英佔中期的香港經濟(4)

同怡和、太古財團不同，滙豐不是家族財團，其董事會主席由在滙豐長期供職的英籍高層人員中產生。

"二戰"前香港英資迅猛發展，奠定了英資財團的雄厚基業，成為它們在英佔後期重臨香江進一步發展為大型跨國資本集團的物質基礎。

二、華資的崛起與港英統治策略的變化

19世紀60年代以後，香港的華人資本（簡稱華資）逐步發展壯大，華人資產階級開始形成，這是香港社會的一個重要變化。

香港開埠之初，貿易、航運、金融等支柱性產業完全被以英資為主的歐美資本所控制，大、中型的公司企業完全由洋商開辦。華商本小利微，只能開些便餐館、雜貨鋪、洗衣店、麵包房之類的小型店鋪。數以千計的華人小販，更是地位低下，生計艱難。華資作為一種資本類型可以說尚不存在。

到19世紀40年代末，洋商僱用的一部分華人買辦和掮客、包稅商開始發家致富`，並把一部分財富轉化為資本，在洋行附股或者自立行號。進入50年代，內地不少行商、富戶攜帶資本來港，開設了一批較大的商行和店鋪。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些海外華人資本來到香港進行投資。例如1907年由澳大利亞來到香港的郭泉、郭樂兄弟（即現在的郭氏永安集團）、1934年由緬甸來到香港的胡文虎、胡文豹兄弟（即後來的胡氏星島集團）等。這樣，買辦、行商和海外華人資本就成為這一時期香港華資的三個主要來源。

華資是在香港成為亞洲重要的轉口港的過程中脫穎而出的。也正是在發展中國與世界各國的貿易往來當中，香港華資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華資的南北行、南洋庄、金山莊相繼崛起，由經營同中國江南和華北兩線的貿易擴大到經營南北兩半球的進出口貿易，在香港的國際貿易領域佔有越來越多的份額。1858年華資南北行、南洋庄、金山莊等只有35家，1861年增加到75家，1870年增加到113家，1881年又增加到393家，不僅本身獲得了豐厚收益，而且帶動了本地華資批發、零售商業的發展（見表4-1）。

華資的崛起，一方面靠的是華商本身敏銳的經營目光和靈活的經營手法，靠的是他們對內地、對海外市場的深刻了解和廣泛聯繫，以及他們通過傳統的行會、姓族、同鄉組織建立起來的高度凝聚力；另一方面，也利用了香港比較安定的政治環境（當時中國內地和東南亞均不斷發生戰爭）和相對寬鬆的經濟政策。港英刻意吸引各國商人來港投資經商以及"以華治華"的策略，對華資的形成也起了一定作用。最初的香港華資並不是英資的競爭者，而往往是英資的合作者甚至附庸。特別是買辦、掮客、包稅商和依靠港英給予特許權（販運鴉片、販運華工）而致富的華商，更是如此。

華資的崛起，使香港社會狀況發生了明顯的變化，華商在經濟生活中開始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據港英政府統計，1855年繳納地稅40英鎊以上的大戶共88人，其中華商18人，英商54人，其他國籍商人16人，華商還是極少數。但到了1881年，繳納房地產稅（又稱差餉）3996元以上的大戶共20人，其中華商17人，納稅99110元，每人平均5830元；英商和其他洋商3人，納稅21032元，每人平均7011元。華商每人平均納稅額雖然還不及洋商，但納稅總額和納稅人數已經遠遠超過洋商。19世紀後期號稱華人首富的禮興號金山莊東主李升，1900年逝世時遺產超過600萬元，比這一年香港全部財政收入還多180萬元。德忌利士洋行買辦吳，自立行號向英國出口絲、茶和其他商品，獲利豐厚，在1881年香港房地產稅納稅額前20名大戶中居第二位。同一時期的南北行潮州幫領袖高滿華、石匠出身的承建商鄧元昌（鄧阿六）、鴉片承包商葉晴川，以及稍晚發家的怡和洋行買辦何東等等，也都擁有巨額財產。到19世紀末，華資的經營領域已經擴大到幾乎與英資及其他歐美資本相等。正如當時香港著名的華人著作家、《循環日報》創始人王韜（1828-1897）所指出的："昔之華人多仰西人之鼻息，??近十年以來，華商之利日贏，而西商之利有所旁分矣"。"凡昔日西商所經營而擘畫者，今華人漸起而預其間"`。可見，這時的華資已經不完全是英資及其他歐美資本的合作者，而且是他們的競爭者。在經營活動之外，富有的華商還創辦了一些慈善事業和華人社團，並且納貲捐官以取得清朝和民國初年的官爵祿位，在社會上號稱"華商翹楚"，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第二部分 第35節：第四章　英佔中期的香港經濟(5)

華資的崛起，促使英國和港英兩級政府的掌權者認識到：對佔香港總人口95％以上的華人，特別是對新興的華人資產階級採取種族隔離的政策，等於拒絕得到他們的支持與合作，而把他們推到敵視和對立的方向上去，這對英國的殖民統治是不利的。最早看到這種利害關係的是第八任港督軒尼詩（JohnP.Hennessy）。軒尼詩是愛爾蘭人，曾任英屬婆羅洲總督，1877年4月22日到香港就職。經過比較深入的了解，他對港英統治華人的方法做了重大改變。他在1881年6月3日提交的一份《關於人口調查和香港進展的報告》中指出：香港的華人"顯然對於英國的商業利益極為重要"。"香港的很大一部分商業由華人經營，華人是香港最富有的商人，他們擁有大量財產。他們是香港的永久性居民，香港政府的財政收入的十分之九是靠華人出錢的"a。軒尼詩抨擊禁止華人在西人區居住和購置房地產的種族隔離政策，指出："過去三四年的情況清楚地表明，企圖用人為的限制來阻擋商業自由發展的潮流，力圖把最好的一部分市區保留給歐美人，這種辦法是失策的，而且也是行不通的。事實上，這種限制不僅是對香港華人的限制，而且也是間接地對曼徹斯特的工廠主的限制。因為後者需要在香港有最便宜和最優秀的經理人，以便把他們的貨物投放到中國市場。"`軒尼詩認識到沒有華人特別是上層華人的合作就沒有香港的繁榮，也就嚴重損害了英國政府和英國資產階級的利益，因此他明確提出：要"把華人作為夥伴對待"a。在他的任期內，改變了不準華人進入港英立法局的規定，任命伍廷芳為立法局代理非官守議員。他力排眾議，宣布允許華人在皇后大道等西人區居住和購買房地產，允許上層華人與西人一樣自由出入大會堂。他不顧許多英商和港英官員的強烈反對，下令廢除了對華人囚犯鞭笞和刺字等肉刑。他還倡議成立了香港保良局，以拯救被拐騙和被逼迫為娼的華人婦女。在軒尼詩的建議下，經過英國統治階級內部的反覆激烈爭論，才逐步確立了籠絡華人上層人士的方針。

1881年，港英政府公布了《華人歸化法案》，從此有部分華人上層人士及其親屬子女陸續取得了英國國籍。1883年，第九任港督寶雲（GeorgeF.Bowen）設立了第一個永久性的立法局華人議員席位（以前的伍廷芳只是代理），委任曾留學美國與西人關係密切已歸化英籍的黃勝擔任。1896年，第十一任港督威廉·羅便臣（WilliamRobinson）增設了一個永久性的立法局華人議席，委任曾在英國受教育並已歸化英籍的銀行買辦韋玉擔任。以後歷任總督都委任過一些華人立法局議員、太平紳士，潔凈局和團防局局紳等，並且支持他們組織華人社團，協助政府做些慈善、醫療、維持治安和調解糾紛之類的工作，1926年，鑒於中國國民黨北伐勝利在望，為了便於以後和國民黨政府溝通，並且進一步安撫上層華人，第十七任港督金文泰（CecilClementi）第一次在行政局設立了一名華人非官守議員，委任曾留學美國並在省港大罷工中全力支持港英的周壽臣擔任。與此同時，港英政府也注意培養"對大英帝國懷有友好感情"的新的上層華人。1862年，原有的四所官立學校合併成立了中央書院（中學），1889年改名維多利亞書院，1894年又改名皇仁書院。孫中山、何啟、胡禮垣、何東、唐紹儀、劉鑄伯等大陸和香港近代史上正、反兩方面的知名人物都曾在這所學校讀書。1911年，香港大學成立，與其他專上院校一起，培養了不少香港的中上層官員、中高級職員、專家學者和志士仁人。其實港英政府對華人上層人士是又愛又恨，半信半疑。既需要利用他們的影響力控制廣大華人群眾，又擔心他們效忠祖國背棄英國。因此，在經濟上可以讓上層華人利用自由經濟政策發財致富，但在政治上只能授給上層華人一些並無實權的虛銜，或者讓他們處於陪襯地位，而真正的統治權始終牢牢掌握在英國人手中。例如，在香港土生土長、留學英國、娶英婦、操英語、穿西服、系領結、又是牧師之子並且為港英做了許多事情的何啟，在連任四屆立法局議員之後，由於他同情中國民主革命並且與他的學生孫中山關係密切，終於受到港英的猜疑並阻止他第五次連任立法局議員。但總的來說，19世紀80年代以後，香港的華人資產階段級已經基本上不再遭受種族隔離政策的壓迫，確立了他們在香港社會中的上層地位，為華資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

第二部分 第36節：第四章　英佔中期的香港經濟(6)

進入20世紀，隨著當地華商不斷擴大積累以及內地和海外的華人資本繼續流入，華資的實力更加壯大，在傳統的經營領域和管理模式之外,華資企業家創辦一系列新式工商業，分述如下：

（一）製造業

華資開始向輕工業進軍。紡織工業有1908年創立的利民興國織襪廠，1911年創立的紹興織造廠，1914年創立的大興織造廠等；食品工業有1906年成立的安樂汽水廠，1908年成立的廈門淘化食品廠和大同罐頭食品公司,1917年成立的中發糖果餅乾廠等；金屬加工有1913年開業的均安五金廠和藝興五金廠，1913年開業的中華電池廠等。這些企業雖然規模較小，但卻為"二戰"後華資製造業的大發展創造了一個良好開端。

（二）零售商業

華資開辦了多家現代管理模式的新式商業企業。最著名的是1900年澳洲歸僑馬應彪發起，聯合澳洲華僑蔡興、馬永燦、郭標，美國華僑鄭干生，港商林敏良、李月林等創辦的先施百貨公司；1907年澳洲歸僑郭樂、郭泉兄弟創辦的永安百貨公司；1912年澳洲華僑蔡英輝、蔡昌、蔡子輝、梁耀等創辦的大新百貨公司。加上稍晚成立的中華百貨公司，在"二戰"前並稱為香港四大華資百貨公司，在市民中頗有聲譽，並在內地各大城市設立了多家分支公司，成為百貨公司的先驅。

（三）金融業

華資開始創建新式銀行。1912年，美國歸僑陸蓬山發起組建廣東銀行，成為香港首家華資商業銀行。1919年華商簡東浦、李冠春、李子方、龐偉廷、周壽臣、陳澄石、莫晴江、黃潤棠和簡英甫等共同創建東亞銀行，至今仍是華資商業銀行的翹楚。在這一時期成立的香港華資銀行還有：1914年成立的大有銀行、1916年成立的康年儲蓄銀行、1918年成立的華商銀行和1932年成立的嘉華儲蓄銀行。加上傳統的銀號、銀會、典押業等，使華資金融業逐步成為在英資和其他外資金融業之外的具有相當實力的"第三種力量"。

但是，對於一般華人民眾，特別是處在社會底層的工人和其他勞動者，包括產業工人、手工業工人、店員、僕役、苦力和船民等，則除了廢除鞭笞、刺字等野蠻刑罰外，港英政府並沒有給予他們更多的寬鬆待遇。在政治上，他們仍然處於無權的地位，並且繼續受到種族歧視。在經濟上，他們身受西人或華人僱主的僱傭，以及招工經紀和包工頭的剋扣，在移民不斷湧入勞力供過於求的情況下，收入少得可憐。以僕役和從事貨物起卸搬運的苦力為例，19世紀40年代月工資只有5元左右，到19世紀末也只有7-8元。沒有固定工作的散工每月只能掙到2-3元，僅夠自己一人勉強糊口。技工和工匠的工資稍高，也只相當於苦力工資的2-3倍。而同一時期港英總督的年薪為6000英鎊，等於苦力工資的500倍。西人公務員的最低年薪為180英鎊，也等於苦力工資的15倍。港英法律還規定：製造業工人、技工、工匠和僕役，凡有"違約"行為，例如"無正當理由"而缺勤，未出具"合理的通知書"而自動離職，對僱主態度"粗野"等等，都要"以刑事罪論處"，由警察押送巡理府究辦。由於遭受殘酷的剝削和壓迫，英佔中期香港工人舉行過多次罷工。包括1872年的搬運工人罷工，1883年的人力車夫罷工，1884年9至10月的碼頭和運輸工人為反對法國侵華而舉行的罷工，1888年的艇夫罷工，1895年的碼頭、運煤和糖廠工人罷工等等。進入20世紀以後，香港的工人運動的規模更加壯闊。1922年1月，英資渣甸、太古兩家船務公司的海員6000多人罷工要求增加工資。遭到資方拒絕後，工人繼續堅持罷工達56天之久，參加的人數達到30000多人，使成百船舶滯留，海運陷於癱瘓，終於迫使資方接受了工人的要求，罷工才勝利結束。這次罷工由當時的海員工會主席、共產黨員蘇兆征領導，史稱香港海員大罷工。如果說海員大罷工還主要是經濟性的，那麼三年之後的省港大罷工就顯示了鮮明的愛國主義的政治傾向。1925年6月18日，港澳海員為反對英國製造的上海"五卅慘案"而開始罷工，很快得到香港各行各業工人的響應和廣州民眾的聲援。6月23日，廣州沙面英軍開炮打死廣州各界集會遊行的民眾和香港返穗工人共52人，重傷170多人，製造了震驚中外的廣州"沙基慘案"，更激起省港兩地工人的憤怒。香港參加罷工的人數達到25萬人，其中10萬多人離開香港回到了廣州（一說離開香港的人數達到25萬人，佔香港華人人口的30％）`。這次大罷工得到以孫中山為首的廣州國民政府的支持。領導大罷工的省港罷工委員會（簡稱"罷委"）委員長由蘇兆征擔任，顧問包括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重要幹部鄧中夏、廖仲愷等。大罷工持續了15個月，使香港的經濟活動陷於停頓，港英政府損失慘重，一些商人特別是富商也受到損失。在英國政府被迫調回拒絕"罷委"所提復工條件並叫嚷出兵進攻廣州的第十六任港督司徒拔（ReginaldE.Stubbs）之後，由第十七任港督金文泰與廣州方面接觸並談判，這次省港大罷工才於1926年10月10日宣告結束。

第二部分 第37節：第四章　英佔中期的香港經濟(7)

香港海員大罷工和省港大罷工顯示了香港工人的力量，標誌著他們已經由"自在"狀態進入了"自為"狀態。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開始，華人資產階級(連同他們的同業公會、聯合會等組織)和華人工人階級（連同他們的工會組織）都已成為整個香港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不同的是：港英對前者採取籠絡懷柔的政策，對後者採取防範鎮壓的方針。但無論如何，他們的存在都是不可改變的,他們各自的影響力也是不容否認和不可低估的。

1898年英國租借新界，遭到當地居民的頑強武裝反抗。儘管這種反抗最後還是失敗了，但已使英國人認識到：新界鄉村的社會結構有悠久的歷史，他們的宗族自治傳統源遠流長，統治新界不能採取統治港九那樣的把英國的資本主義社會移植過來的辦法。因此港英決定在新界維持原有的"傳統和慣例"，使原有的封建社會在較長時間內保留下來。只是到了20世紀50年代以後，新界的大部分土地逐漸被建設成為商業區、工業區、旅遊區和城市居民住宅區。特別是公屋的大量興建,使農田越來越少，田主、佃農和自耕農的人數也就逐漸減少了。但宗族觀念和祀神祀祖的習俗仍然保留。新界鄉議局作為代表新界原居民向政府反映意見的機構仍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而新界的大族，特別是鄧、廖、侯、彭、文五大族，也仍然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各大族的領袖人物多參加各種政治活動，例如擔任立法會、市政局或新界鄉議局議員等，為維護本地本族的利益和促進香港社會的發展，做出了不少貢獻。

除英資和華資外，一些歐美國家、日本、南亞和東南亞的商人也在英佔早、中期來到香港投資創業，初步形成了多國多方資本並存的局面，比較著名的有美資旗昌洋行，德資禪臣洋行，丹（麥）資畢氏洋行，法資東方匯理銀行，比資華比銀行等。

第二節亞洲重要轉口港地位的確立

19世紀60年代以後，香港繼續實行自由港和自由經濟政策，以進出口貿易為"龍頭"，面向海外市場，走外向型經濟的道路；兩次"拓界"使香港的規模經濟實力大大提高；英佔初期依靠鴉片走私和苦力貿易這種原始積累的方式，使英資企業和港英政府積聚起大量資金；英國憑藉新的不平等條約取得越來越多的特權，也使香港在對華經濟貿易關係中處於有利地位。所有這些，都是英佔中期香港經濟較快發展的有利條件。當然，香港經濟過度依賴進出口貿易，也造成它的敏感性強，波動性大，多次受世界局勢的影響而出現動蕩。特別是20世紀初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和30年代世界經濟大蕭條，都使香港經濟受到嚴重打擊。但總的看來，直到20世紀20年代末為止，香港經濟還是進多退少，螺旋式地上升。它的重要標誌，就是被公認為亞洲重要的轉口港之一。在這個發展過程中，進出口貿易、航運、金融仍然是整體經濟中最主要的支柱性產業;船舶工業保持著遠東重要的造船修船基地之一的地位;其他製造業也從無到有，形成一定規模。

一、航運業一馬當先

港英政府取得對整個維多利亞港的控制權以後，便加強對港口的建設和管理，這更加提高了在香港的各國商人對航運業前景的信心。一些私營公司紛紛投資建立造船廠、修船廠以及倉庫和碼頭。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後，歐美商人取得了經營中國沿海航運業的特權。這使香港的航運業進入了大規模發展的時期。

19世紀60年代新加入香港航運業的英資大公司是德忌利士洋行（DouglasLapraikCo.）。1863年10月，德忌利士洋行聯同半島東方輪船公司等發起，創辦了省港澳輪船公司(HongKong,CantonMacaoSteamboatCo.),先後開闢了香港、汕頭、福州、廈門以及台灣之間的定期航班，成為這些航線的壟斷經營者。同時收購了瓊記洋行、旗昌洋行在珠江下游航行的輪船，專營穗港澳航線，確立了壟斷的地位。1866年4月，這間公司從清政府手上獲得了在廣州虎門口外的穿鼻港裝卸貨物和上下乘客的權利，成為在中國非通商口岸獲得此種權利的第一家外資公司。由於旗下的航運業務不斷發展，德忌利士洋行遂於1883年7月成立了專門經營航運業務的子公司——德忌利士輪船公司。1897年西江開放以後，這家公司捷足先登，開闢了廣州到梧州的航班。1900年又增設了香港到越南海防市的航線。

第二部分 第38節：第四章　英佔中期的香港經濟(8)

繼德忌利士輪船公司之後，英資太古輪船公司和怡和輪船公司也加入了爭奪香港與中國近海及內河航運市場的行列。

太古輪船公司(TheChinaNavigationCo.,Ltd.),也稱中國航業公司，1871年由太古洋行創辦，1872年在倫敦註冊，在香港設有分公司。除代理英國藍煙囪輪船公司的歐亞航線和中國海船組合(TheCoastBoatsOwnery,俗稱老太古公司，1874年成立)的上海-香港航線以外，並於1873年4月起參與長江航運市場的爭奪。1883年3月太古輪船公司與中國海船組合合併，仍稱太古輪船公司，成為操縱中國沿海及長江航運的實力最強的外國在華航運企業。1894年擁有輪船29艘，總噸位34543噸。`到19世紀末，它經營的航線已經擴展到俄國的海參崴、日本、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泰國和澳洲。

怡和輪船公司(Indo-ChinaSteamNavigationCo.)，1881年11月由怡和洋行所屬華海輪船公司（TheChinaCoastSteamNavigationCo.，1872年成立）和揚子輪船公司（YangtzeSteamNavigationCo.,1879年成立）合併改組而成。本部設在倫敦，在香港設分公司。除經營中國和印度間的航線外，還參與中國北洋航線、滬閩航線和長江航運。1893年擁有輪船22艘，總噸位23953噸a,成為與太古輪船公司相匹敵的英資輪船公司。

與此同時，香港的遠洋航運業務也有很大發展。1862年法國火船公司(ServiceMaritimedesMessageriesImpcriales,Marseilles)在中國開業，以後陸續開闢了香港與上海，香港與歐亞多個城市的航班，1866年美國太平洋郵船公司（ThePacificMailSteamshipCo.）在香港和上海開設代理行。並在第二年開闢了橫渡太平洋的第一條定期航班。

1869年蘇伊士運河通航，縮短了歐洲各國與香港、上海之間的距離，促進了各國對華貿易的發展。到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前夕，設在香港的以中國通商口岸為主要目的地的遠洋輪船公司或其代理機構已經超過10家。經營者主要是英商，也有美、法、德、意、日等國的商人。他們所經營的航線有歐洲線、北美線、南洋線、海防線、曼谷線、印度線、菲律賓線、新加坡線、日本線和澳洲線等等。

此外，還有一些外國航運公司將其業務擴展到香港，或在經營對華航運時以香港作為中途站或主要停泊點，從而開闢了它們各自的國家與香港之間的航線。這些公司包括：東方澳洲輪船公司（TheEasternandAustralianSteamshipCO.）,1873年起經營日本橫濱、神戶到香港、馬尼拉、墨爾本的航線；義大利郵船公司（LloydTriestino）,1880年由義大利取道加爾各答、新加坡首航香港；北德意志公司（TheNord-DeutscherLloyd），1886年由漢堡經新加坡駛抵香港；加拿大昌興輪船公司（CanadianPacificrailwayCo.SteamshipCo.），1887年首航中國，1891年設定期航線，行駛於溫哥華-日本-香港之間；日本郵船株式會社，1893年設神戶-上海-香港-孟買航線。19世紀70年代，美國泛太平洋輪船公司（ChinaTrans-PacificSteamshipCo.）、東西洋輪船公司（OrientalandOccidentalSteamshipCo.）也曾經營舊金山到香港的航線，但為時不久就被太平洋郵船公司兼并。

1872年，李鴻章招商創辦的中國輪船招商局(ChinaMerchant"sSteamNavigationCo.)在上海成立，成為中國創辦最早的大型航運企業。招商局總局設在上海，1873年在香港設立分局。招商局香港分局從1874年起經營省港澳航線，以後陸續開闢遠洋航線。

甲午戰爭後日本在遠東迅速崛起。日本郵船株式會社、大阪商船株式會社和東洋汽船株式會社以剛剛侵佔的台灣為基地、開闢中國華南沿海和北美的航線，都以香港為主要停泊點或發船地。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日本在遠東已擁有僅次於英國的航運實力。緊隨其後的是德國。1871年在漢堡成立的輪船航務局以德資禪臣洋行為在華代理，1872年開通漢堡-香港-上海航線；1873年後有輪船往來於上海、香港、廣州之間，成為上海和廣州之間開設最早的定期航線。1898年德國亨寶輪船公司（Hamburg-AmercikaLinie）接管了這些航線，並在以後不斷擴大經營，還在香港設立了分公司，其實力可與日本同業相匹敵。1895年在香港成立的德商捷成洋行（JebsenCo.）,經營遠東航運，所屬輪船往來於香港、蘇門答臘、新加坡和華南各口岸。香港以西經瓊州、北海到越南海防的航線也被它一手控制。

第二部分 第39節：第四章　英佔中期的香港經濟(9)

19世紀末，華資開始進軍航運業。香港最早的華人航運業知名人士是郭松，1877年已擁有汽輪13艘，往返於香港和中國內地，以及新加坡、菲律賓之間。1888年，以陳兆和為首的港澳華商收購了一批外輪，開設香港、廣州、澳門之間的航線。20世紀30年代，華商許愛周創辦"順昌航業公司"，經營香港至內地沿海以及遠洋的航班。但香港最大的華人船東是董浩雲，他於1936年在上海創辦"中國航運信託公司"，採用當時比較先進的管理方法和技術，使公司發展很快。1941年3月公司改在香港註冊。儘管這一年年底香港即被日軍佔領，中國航運信託公司也被日軍接管,但董浩雲卻利用到港後的幾年時間，研究香港和世界航運業的狀況，為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大展拳腳，成為"世界船王"，準備了一些條件。

以上情況說明，英佔中期的香港，已經逐步發展成為聯結歐、亞、美、澳各大洲與中國沿海的近代化水上交通樞紐，日益強大的航運業加上日益強大的造船、修船業以及倉庫、碼頭，構成進一步發展進出口貿易的重要前提條件。

二、進出口貿易迅速發展

在上文提到的各種有利條件的作用下，香港進出口貿易發展迅速，到19世紀末葉，它在中國對外貿易中所佔的比重已經處於絕對多數的地位。根據中國海關統計：1880年中港貿易額分別佔中國進出口總額的37%和21%。1885年分別佔40%和24%。到了1890年，更分別佔55%和37%，在中國的進口來源地和出口市場中都居第一位。而且這個比重還沒有包括走私的數量在內。這就說明：19世紀末香港已成為中國的進出口貿易中心。而到了20世紀初葉，它更成為世界知名和亞洲重要的轉口港之一。這一點可以從進出香港的船舶數量及其噸位得到證明，表4-2列出英佔中期進出香港的船隻和噸位，從船隻來看，似乎沒有什麼增長，但從噸位來看，到20世紀10-20年代已達到"二戰"前的最高峰。這不僅反映出船舶的體積越來越大，帆船已經被輪船所代替，也反映出20世紀初葉是"二戰"前香港進出口貿易的黃金時代。而1918年、1939年進出香港的船隻及其噸位急劇下降，則顯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軍侵華對香港進出口貿易的沉重打擊。

進出口貿易的商品品種，在英佔中期也不斷擴大。出口方面，除了初期的絲、茶和供應海外華僑的各種中國產品之外，又增加了大豆、皮革、羊毛、植物油、大麻、煙草等。進入20世紀以後，更有少量港產工業品如紙張、蔗糖、水泥、纜繩等出口。而在進口方面，除了初期的鴉片和棉花之外又增加了煤油、食油、食米、紡織品、火柴、染料和金屬等。1858年清政府同意鴉片貿易合法化之後，19世紀60-80年代鴉片走私十分猖獗，而苦力貿易則在50-70年代達到高潮。以後在中國各界的強烈反對和各種國際壓力（如1882年美國實行排華法案禁止華工入境）的影響下，苦力貿易在19世紀90年代、鴉片貿易在19世紀末逐漸停止。

"二戰"前香港經濟以進出口貿易特別是轉口貿易為主，符合香港本身的條件和國際市場的需要，帶動了整體經濟，促進了英佔中期的經濟增長。但從現代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進出口貿易是受外生變數影響較大的一個產業部門，國際政治、軍事、經濟的變化都會使香港進出口貿易不斷起伏，從而使整體經濟出現波動。

19世紀60年代初，香港"拓界"帶來的正面效應凸顯，進出口貿易額增加。美國南北戰爭期間，美棉出口中斷，印度和中國的棉花成為國際市場上的搶手貨。香港作為中、印棉花轉口港，貿易量更加擴大。一些印度商人紛紛來港開業，銀根鬆動，市場活躍，香港經濟進入了繁榮期。但60年代中期以後，隨著美國內戰結束，國際市場棉花過剩，價格暴跌。"棉業危機"很快波及香港。英資乜洋行、利生銀行等相繼倒閉。鴉片戰爭時期異常囂張的英國商人顛地這時也陷入債務危機，他所經營的寶順洋行不得不宣告破產，這些都在香港引起很大震動。華人進出口行也由1861年的75家減少到1865年的49家，整體經濟陷入蕭條。

第二部分 第40節：第四章　英佔中期的香港經濟(10)

進入19世紀70年代，由於科學技術的進步，貿易周期縮短，資金周轉加快，香港的轉口貿易獲得明顯的進展。但1873-1875年間香港又受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再度出現蕭條,英資諾頓公司(NortonLnallCo.)、瓊記洋行等一些老牌洋行宣告破產，1874年滙豐銀行甚至宣布付不出紅利。華商行號由於規模不大，機動性強，便於調整經營方向,很快走出低谷。從1876年起，南北行、金山莊、米行、花紗行、疋頭行、茶葉行等都開始了新的發展期。

19世紀80年代以後，除少數幾年因匯率漲落不定，投機盛行，香港經濟不景氣以外，其餘年份發展趨勢相對平穩。在西方國家中，英國在香港轉口貿易中仍佔優勢，但所佔比重下降，表明香港轉口貿易對英國的依賴性已經減少，服務對象趨向國際化。

1898年香港第二次"拓界"，使香港的人力物力資源進一步增多。1910年廣九鐵路通車，又使香港在華南交通運輸中的地位更加重要。20世紀初香港進出口貿易以至整體經濟都進入繁榮期。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又使香港貿易量銳減，整體經濟再次蕭條。戰後，航運業恢復很快，香港成為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之一，貿易量直線上升，整體經濟在20世紀20年代進入了黃金時代。但1929-1932年的世界經濟大蕭條嚴重影響香港，稍有恢復，接踵而至的是日本侵華，香港受到更大的打擊。可以說，從20世紀30年代初直到40年代中期，香港的進出口貿易都沒有恢復到20年代初的最高水平。

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香港有了比較系統的對外貿易數字。但當時的貿易統計只有進出口額，沒有將出口額劃分為轉口和港產品出口，也沒有將進口額劃分為轉口和本地自用。但根據有關資料記載，我們可以相信大約有近半數的進口商品是本地自用，其餘則是轉口。而出口額則大部分是轉口，只有很少部分是港產品出口。現在我們就利用20世紀30年代的貿易統計數字來分析一下"二戰"前的進出口狀況。

首先是進出口貿易的總體狀況。從表4-3可以看出：20世紀30年代的世界經濟大蕭條對香港打擊很大，隨之而來的日本侵華又使進出口都陷入低迷，直到1940年才基本恢復到1931年的水平。由於香港土地狹小，資源匱乏，而人口又不斷增加，大部分民生消費品、原材料以至機械設備等都需要進口，造成龐大的有形貿易逆差，要靠無形貿易順差來彌補，這種狀況從"二戰"前的貿易統計中就清楚地顯示出來了。

其次是進出口貿易的商品構成。從表4-4可以看出：當時香港進出口商品主要是中藥、食品、金屬、油脂、紡織品和紙張以及紙製品等。但從當時香港製造業的發展水平和產品類別來看，這些商品的出口主要還是來自進口，這一點，我們從這些商品的進口都遠遠超過出口的事實中可以明顯看出。換句話說，這些商品都是轉口貿易的主要內容。成衣是其中的例外，在各年度中出口都超過進口，而且差距愈來愈大，這說明當時香港本地的制衣工業已經成長起來，並且發展為一個重要的外向型工業。同類型的還有電器用品工業，其出口商品以電池、電燈泡、手電筒等為主。

最後是香港的主要貿易對象。從表4-5可以看出：中國內地始終是香港最重要的貿易夥伴。香港從中國內地進口的商品一直都相當穩定，不但沒有因戰爭而稍減，佔香港進口總額的比重反而由1931年的27%上升到1940年的34%，但在同期內出口卻由54%下降到25%。戰爭對各地區的影響也不同，華南淪陷較遲，因而在後期受到的影響較大。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以轉口而言，華北倚重香港出口多於進口，而華中和華南則倚重香港進口多於出口。這是因為香港不僅是全中國的轉口港，更是華中和華南最重要的進口門戶。

這一時期香港對英、美、日、德、印度等國的有形貿易都出現逆差，原因是從這些國家進口的商品除了供應香港需要以外，還大量轉口到中國內地。在1929年開始的世界經濟大蕭條當中，各國紛紛採取貿易保護主義措施，英聯邦各成員國於1932年在加拿大的渥太華通過了一個特惠稅協議，規定凡採用英聯邦原料或勞工佔50%以上所製成的產品，出口到其他成員國可以享受特惠稅的待遇。香港在1934年加入了這個協議，使其棉織品、食品、藤器、電器、水泥、肥皂以及爆竹等能以低稅輸出到英聯邦各國，從而對英國以及英聯邦成員國的出口增加了不少。又因為定居美國的華人較多，對中國貨品的需求很大，所以香港對美國的轉口也繼續上升。但對日本的出口則因戰爭而不斷減少。

第二部分 第41節：第四章　英佔中期的香港經濟(11)

至於東南亞各地（包括澳門和法國租借地廣州灣），由於有大量華人聚居，香港一向都以它們作為中國貨品的重要轉口市場，而它們亦輸出香港和中國所需的物產如木材、樹膠、香料和金屬等，其中的泰國和法屬印支，更是中國南方進口食米的主要來源。因此，無論是直接貿易或者是轉口貿易，香港和它們的關係都非常密切。

三、貨幣制度的演變與二元化的金融業

上一章提到：英佔初期香港曾出現民間和政府使用兩種貨幣（銀元、英鎊）實行兩種本位制度（銀本位、金本位）的現象。隨著香港華人和對華貿易額迅速增加，英鎊逐漸從市面上消失。1860年港英政府94000英鎊的財政收入中，只有1600英鎊是直接收取英鎊，僅佔1.7%。其餘都是以銀元摺合。這樣，英國政府終於採納了港英政府的建議，從1862年起改為以銀元作為港英財政收支的計算單位，香港也從此實行單一的銀本位制。1863年，由倫敦皇家造幣廠鑄造的有英國君主肖像的港元銀幣在香港發行。1866年5月，香港造幣廠開始鑄造面額一元、半元、二毫、一毫、五仙的港元銀幣和面額一仙的青銅幣。但這間造幣廠因經營不善而在1868年關閉，1895年起，港英當局委託印度造幣廠鑄造面額一元的貿易銀元，每枚重7.215錢，成色為901.697/1000，由滙豐銀行發行。這一時期香港市面上流通的硬幣五花八門。既有港幣銀元，又有拉丁美洲的銀元（鷹洋和本洋），還有英國、美國和日本的貿易銀元以及中國和香港鑄造的各種硬輔幣等等。於是，港英政府在1913年頒布法令，禁止在香港使用其他國家的銀幣和硬輔幣，只有香港的官鑄錢幣和英國的貿易銀元才是香港的法償貨幣。從這時起，香港結束了多國貨幣同時流通的局面，實行以英、港銀元為本位的銀本位制。

在香港流通的紙幣也像鑄幣一樣，由繁到簡，由紛亂到劃一。其最大的特色是：從開始到現在都是由私營商業銀行發行。香港首家發鈔銀行是英資東方銀行香港分行，這家銀行1851年獲得政府頒發的允許其發行鈔票的皇家特許狀。隨後，英資有利、呵加利、渣打等三家銀行也獲准發行鈔票。1865年3月，香港上海滙豐銀行開業，隨即獲准發行鈔票。到1866年年底，滙豐銀行發行紙幣的數額已超過全港流通額的半數。而呵加利銀行和東方銀行則分別在1866年、1884年倒閉，於是香港的發鈔銀行便只剩下滙豐、渣打和有利銀行。它們發行的鈔票愈來愈受區內商人的歡迎，不但通行於香港，更大量地在廣東省流通。但這一時期的紙幣是可以兌換的。法律規定：發鈔銀行所發行的鈔票，至少須有占發行額三分之一的硬幣或銀塊作為準備。任何一家銀行在任何英屬地方的總行或分行，都負有兌現本行所發行的鈔票的義務。因此，這一時期紙幣的發行沒有改變香港的銀本位制。

到了1935年，情況有了很大變化，由於美國從1934年起大量收購白銀，世界銀價飈升，迫使實行銀本位制的國家和地區不得不放棄這一制度。中國取消銀本位制以後，港英政府立法局於1935年11月9日通過《貨幣條例》，宣布取消銀本位制，實行英鎊匯兌本位制。港幣與英鎊掛鉤，匯價維持在1港元兌英鎊1先令3便士，即1英鎊兌16港元。指定滙豐、渣打和有利等3家英資商業銀行發行港元紙幣。同日，立法局又授權庫務司發行1元面額的紙幣和1毫及5仙的鎳幣。實行了九十餘年的銀本位制自此結束。香港與中國內地的幣制也從此分開。至於港幣發行的具體辦法，則是仿照1850年以來在英國的殖民地和保護國廣泛採取的貨幣發行局（CurrencyBoard）制度。根據1935年12月6日港英立法局通過的《外匯基金條例》（此條例後與《貨幣條例》合併，統稱《外匯基金條例》），規定發鈔銀行在發行新鈔時，必須以等值的英鎊向外匯基金換取負債證明書。發鈔銀行隨時可用這些負債證明書向外匯基金購回英鎊，而買賣的差價定為1.25%。於是，港元與英鎊的匯價便限制在一個很窄的幅度上，而港元的發行也必須有十足的英鎊儲備。同時，港元的供應完全由市場需求決定。因此，這項新措施同時解決了港元因銀幣短缺而供不應求和港幣匯價因銀價波動而大幅波動的問題，這對香港的經濟發展有很大的好處。

第二部分 第42節：第四章　英佔中期的香港經濟(12)

在貨幣制度不斷演變的同時，香港的金融業也不斷發展。兩次"拓界"使香港人口迅速增加，外貿、航運、本地商業、製造業和基本建設的規模日益擴大，對信貸、匯兌和貨幣找換等金融業務的需求越來越迫切。適應著這種情況，新式的銀行和中國傳統式的銀號、當押鋪和銀會等金融機構如雨後春筍般地建立起來，形成近代金融深化理論（TheoryofFinancialDeepening）所說的金融領域的"二元結構"，即"現代部門"與"傳統部門"並存的局面。

（一）銀行

香港的銀行可以分為英資、其他外資、華資和中資（中國國家資本）四類。香港成立最早的銀行是英資銀行，從1845年英資東方銀行香港分行開業時起，隨著進出口貿易的擴展，陸續有多家英資銀行來港開設分行。到1865年滙豐銀行成立時為止，市面上的英資銀行已有10家，而滙豐銀行也成為第一個總行設在香港的商業銀行。其他外資銀行成立最早的是1884年開業的法資東方匯理銀行香港分行，其後又出現了美資、日資、荷資銀行的分行。而華資第一行則是1912年由美國歸僑創建的廣東銀行。從這時起到"二戰"前為止，共創建了8家在香港註冊的華資銀行。與此同時，在中國內地和南洋註冊的銀行也紛紛在香港開設分行，最著名的有中國銀行、鹽業銀行、華僑銀行、廣東省銀行、廣西銀行等。其中中國銀行和廣東省銀行當時都是中國政府的官辦銀行，這是在香港的中資銀行的濫觴。到"二戰"前夕，在香港開業的中外商業銀行已有30家。

英佔中期香港的英資和其他外資銀行，多是以協助本國商人開展對華貿易為主要宗旨，因此它們的業務都是以進出口押匯為主。滙豐銀行和華資銀行比較重視存放款和在本地投資。但即使是滙豐銀行，在1931年的放款額中，與押匯業務有關的貼現放款仍高達53%，投資佔30%，票據則佔17%。當時所有銀行都集中在中區的雪廠街和畢打街一帶，並沒有去其他區域開設分行。它們提供金融服務的對象也限於大的行號和富戶，為一般市民服務的零售銀行業務還沒有形成。

（二）銀號

"二戰"前為華人提供各種金融服務的金融中介以銀號為主。香港各銀號的組織機構、經營手法及業務性質都取法於上海的錢莊。1880年香港出現了第一家銀號，到1932年已有銀號37家。銀號以獨資或合夥為主，業務性質分為三大類：按揭、金銀兌換和炒賣。其中以按揭銀號的規模最大，其業務也與銀行最為相近，以經營存款及放款為主，並且提供匯款及發信用證等服務，在貿易上則充當華商及外資銀行的中介。銀號的經營手法較為傳統，以交情、信用維繫顧客，生意往來則根據行規和主事人的承諾，無需合約條文和律師公證。銀號的經營者多來自廣東省南海、順德、四邑和潮汕，以鄉誼之情相互援引，因而形成一股雄厚的財經勢力。銀號的服務對象雖是華人，但也以規模較大的商戶和富戶為主，因此當時銀號多設立在華商最集中的文咸東街、文咸西街、皇后大道中和德輔道西一帶。至於一般小商人和升斗市民的存貸需要，便有賴於其他的傳統信用機構，最普遍的是當押鋪。

（三）當押鋪

香港在開埠初期便有典當業，1890年統計有當押鋪四十餘家，遍設於鬧市和人口密集區。押物期限一般是一年，所押物品以衣物為最多，其次是首飾。利率大概是年息2至3分，當押的金額愈少，息率也愈高。典押金額的大小也無限制，當押鋪認票不認人，當押者不必提供個人資料，所以交易非常方便快捷。由於當時華人中的流動人口多，收入低，積蓄少，當押鋪為市民提供了有效的、必需的信貸服務。

（四）銀會

銀會是一種方便高效的信用合作社性質的組織，可以滿足一般市民較大額的融資需求，如應急的消費開支、婚喪嫁娶或小商人對流動資金的需求等。負責組織銀會的人稱為"會頭"，由他去聯絡一定數目的會員，並規定會期及每次供款的定額。開會時，會員以暗標的方式競投收取該期的會銀，俗稱"標會"。會員之間可以互不相識，只需認識會頭即可。會頭是各參與者的信用評估人及保證者，如有會員逃賬，他有補償的義務。對家無恆產的升斗市民，銀會是他們用較低的利率獲得無抵押貸款的場所。由於他們認識會頭，於是他們的品格、職業或生意便成為信用的保證。一般小商人可以同時參加幾個金額大小不一的銀會，以便靈活地調動資金。

第二部分 第43節：第四章　英佔中期的香港經濟(13)

在存在著二元化的金融機構的同時，香港也出現了二元化的金融市場，這便是近代化的股票市場和帶有濃厚傳統色彩的金銀貿易場。

（一）股票市場

1866年港英政府第一次頒布股份公司條例，隨即開始了股票買賣。1889-1891年更出現過股票投機熱潮，1891年成立了香港股票經紀協會（AssociationofStock-BrokersinHongKong）。這是香港第一個會員制的股票市場，並在1941年改組為香港股票交易所（HongKongStockExchange）。1921年，香港另一個證券經紀協會成立，招收華人會員，但市場的規模很小，到1931年底，香港股票市場的上市公司只有44家，總市值只有6.5億港元，以公用事業和零售商業為主，工業股只有4種、銀行股只有3種、地產股也只有3種。參與股票買賣的多是西人，在香港整體經濟中的影響力還很小，股票交易尚處於萌芽狀態，但卻為"二戰"後股票市場的大發展積累了一些經驗。

（二）貴金屬市場——金銀貿易場

香港金銀貿易場成立於1876年，1932年在上環沙街建立了永久場址，是一個歷史悠久至今猶存的富有中國傳統色彩又糅合了近代技術手段的貴金屬交易市場。它吸收金店、銀行、銀號等店號為會員，由會員委派經手人入場買賣金銀錠塊、銀元和各國貨幣。採用叫價的方式買賣，有完善的規章制度作為交易指引，能有效地減低交易費用及保障買賣雙方之利益。以買賣黃金為例，場內設有專人負責考核黃金的重量及成色。名義上為實金買賣，但買賣雙方可以用每日計息的方法延期交收，因此實際上又是一個無限期的期貨黃金市場。投資者可以在作為金銀貿易場會員的店號開一個戶口，進行炒買炒賣。至於各國貨幣的買賣，則是即日交收，不能延期。"二戰"爆發後，港英政府在1939年實施外匯管制，黃金及英鎊區以外的貨幣買賣受到限制，但中國貨幣仍然可以自由買賣。當時國民政府已經西遷，中國貨幣對港幣的比價波動很大，於是交易非常蓬勃，後來更發展為期貨買賣。直到1941年底日軍佔領香港後才停止。

四、製造業形成一定規模

英佔初期和中期的香港製造業，可分為船舶工業和一般製造業兩個部分，其規模和發展速度各不相同。

19世紀的英國是一個航海國家，1841年它佔領港島後，為了擴展貿易、擴大航運和保持其在遠東的海軍力量，從一開始就支持英國商人發展船舶工業，包括造船、修船和建造船塢等。1843年在香港建造的第一艘80噸的小汽輪"天朝"號（Celestial）下水，1846年，在港島東角建成第一個可容納800噸船舶的小船塢。1853年11月，在香港建造的40匹馬力、1370噸的輪船"皇后"號（Queen）試航金星門。這些都在亞洲的船舶工業史上寫下了較早的一筆。1863年7月，英資香港黃埔船塢公司（HongKongWhampoaDockCo.）成立，實收資本額25萬元，到1866年註冊時增加到75萬元。1888年，香港黃埔船塢公司在英國海軍部的資助下，在紅建成一座可容納英國海軍最大艦船的新船塢。到19世紀末，該公司共擁有5個船塢，常年僱工3500至4150人，能建造萬噸級以下的各種船舶。但1890年英資太古洋行投資開辦的太古船塢公司，實力也很雄厚。此外還有1877年成立的華資廣協隆船廠、1895年成立的華資廣福祥機器船廠等。直到1941年日佔之前，香港始終保持著遠東重要船舶工業基地之一的地位。

至於一般製造業，由於沒有港英政府的刻意扶持，發展速度較慢一些，但在"二戰"前也已粗具規模。

1841年香港開埠以後，為了供應當地居民的需要，手工業作坊迅速增加，並出現了一些"山寨"式的工業（CottageIndustry），進行簡單的食品加工和生產啤酒、汽水、針織品、香煙、肥皂等等。這一時期可說是香港一般製造業的萌芽期。

1860年香港第一次"拓界"，隨著人口的進一步增加，需求不斷增大，一些英資洋行開始試辦機器作業的工廠。1878年怡和洋行在港島鵝頸區開辦中華火車糖局，1881年太古洋行在港島魚涌開辦太古糖房（TaiKooSugarRefiningCo.）。這兩間糖廠規模都比較大，以廣東省盛產的甘蔗為原料，產品暢銷香港，並且遠銷中國內地和東南亞各國。1883年，英資香港纜公司在港島西灣建成了第一個纜繩廠，以馬尼拉麻為原料，產品除供應香港外也大量外銷。1899年，澳門的英資青洲紅毛坭有限公司將全部廠房遷到香港，改名青洲英坭公司（GreenIslandCementCo.），所產水泥同樣暢銷當地並出口。此外，1902年分別建成的第一家藤器廠和棉織背心廠，經營都獲得成功。1889年在香港開辦的華資大成機器紙局（AberdeenPaperMills）,產品主要銷往中國內地，少量出口南洋。當然也有少數失敗的例子。例如1899年怡和洋行在港島掃桿埔創設香港棉紡織染公司（HongKongCottonSpining,WeavingDyeingCo.），擁有紗錠55000支，以印度棉花為原料。由於管理不善，難以與歐美及上海產品競爭，勉強經營了幾年，終於關閉。但總的看來，這一時期香港製造業還是由少到多，在規模和技術上都有所提高。只是當時整體經濟是以轉口貿易為核心，製造業的規模還很小，並且不太受注意，可說是香港一般製造業的形成期。

第二部分 第44節：第四章　英佔中期的香港經濟(14)

香港製造業第一次大發展是在1911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由於戰爭，來自歐洲國家的進口工業品減少甚至中斷了，造成部分商品短缺。香港中外商人瞄準這一有利時機，紛紛投資建廠。比較有代表性的如1916年建立的祥發罐頭食品廠和中華兄弟制帽廠，1917年建立的中華糖果餅乾廠，1918年建立的百家利化妝品廠，1920年建立的廣泰隆玻璃廠，1921年建立的安樂園馬寶山糖果餅乾廠等。1922年，第一家裝備手控織布機的紡紗廠在香港建成。1927年又出現了第一家手電筒製造廠。這些工廠的產品不僅取代了一部分進口商品，並且出口到海外及中國內地。但在1928年中國恢復關稅自主權以後，上海、天津等城市的輕工業發展很快，使港產工業品出口受到一些影響。這一時期可說是"二戰"前香港一般製造業的第一個相對繁榮期。

香港一般製造業的第二次大發展是在20世紀30年代中、後期。英聯邦各成員在1932年簽訂了《渥太華協議》（OttawaAgreemont,1932），規定凡使用英聯邦原料或勞工佔50%以上生產出來的商品，出口到英聯邦各成員國家或地區都可以享受特惠稅（ImperialPreference）的待遇。香港在1934年正式加入《渥太華協議》，隨著市場的擴大和稅率的優惠，刺激了港產品的出口，也就促進了香港製造業的進一步興旺。據港英政府統計：1934年港九共設有工廠419家，其中港島166家，九龍253家，資本總額已經達到5100多萬元。而到了1940年，香港的註冊工廠增加到800家，僱用工人30000餘名，資本總額超過1億元。這一時期發展起來的加工出口型的製造業主要是輕工業，包括膠鞋、毛織品、棉紡織品、五金、手電筒和其他電器、藤器、搪瓷用品、肥皂、水泥等。

總之，"二戰"前的香港製造業從無到有，由少到多，不僅船舶工業發展迅速；一般製造業也經歷了"地產地銷-進口替代-出口導向"的發展過程。雖然自始至終都是以勞動密集型的小型輕工業工廠為主，仍然造就了一批目光敏銳的工業企業家和熟練工人隊伍，初步形成了香港以及國際間的營銷渠道，也湧現出類似"馬寶山"、"百家利"、"太古方糖"這樣的知名品牌。儘管日佔時期遭受到極其嚴重的破壞（1945年8月日本投降時全港工廠只餘下366家，並且都處於停產、半停產狀態），但青山尚在，基礎猶存，為20世紀50年代以後香港製造業的快速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第三節遠東中等規模國際城市的形成

一、人口繼續增長

19世紀60年代以後，香港社會較為安定，經濟較快發展，吸引著來自中國內地以及其他國家的移民。兩次"拓界"也使人口進一部增加。1860年第一次"拓界"前港島總人口94917人，英國佔領九龍後，九龍居民5105人"人隨地歸"，使1861年港九總人口達到119321人。1898年第二次"拓界"前總人口超過25萬，加上新界原居民，使拓界後整個香港地區的總人口超過了30萬。進入20世紀上半葉，中國內憂外患不斷，移民繼續湧入香港。根據1931年的統計，香港總人口已經達到84萬多人，成為亞洲人口密度較大的城市之一。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軍攻陷廣州，估計1937年由內地來到香港的難民有10萬人，1938年有50萬人，1939年有15萬人。因此在1941年日軍進攻香港前夕，香港總人口已經增加到164萬人。除了大約50萬露宿街頭的難民以及其他流動人口外，在香港定居的市民超過100萬人。

移民的大量流入，除了使香港擁有充足而且工資低廉的勞動力資源以外，也為香港帶來了可觀的資金、人才和技術力量。從19世紀的金山莊、南北行、四大百貨公司和許多銀行銀號，到20世紀紡織、食品、煙草、藤器、木器等製造業的興起，都在一定程度上依靠著來自內地與海外移民的"財"與"才"。1937年以後，日本侵華又使內地一些頗具規模的企業遷到香港，包括紡織染、樹膠、印刷、五金、電器和航運業等。

二、市政和港口建設次第進行

第三部分 第45節：第四章　英佔中期的香港經濟(15)

英國佔領港島初期，為了保障它在中國的商業利益和加強其軍事力量，首先是在港島北岸的狹長地帶（英國人稱之為"維多利亞城"）建設軍營和其他軍事設施，同時出賣土地給英商建設樓宇、倉庫和碼頭。其他建築便任其衍生，並沒有刻意為城市建設制定規劃。1842年，港英政府土地委員會（LandCommittee）和工務局（PublicWorksDepartment）先後成立，負責處理香港的土地、建設工程和配合設施。1843年，英國測量師哥頓（Gordon）曾提出一個大規模的港島建設計劃，包括劃定住宅區、行政區、商業區、確定市中心和建設人工運河，以及把皇后大道延長至圍繞港島，進行填海工程和沿岸修建海濱路徑等。對於這樣大的工程，港英政府無（財）力投資，英商也無心參與，香港第一個全面的城市發展藍圖遂夭折了。但隨著人口增加和經濟發展，城市用地越來越感到不足。擴展的方法不外三條：一是平整山坡向南深入；二是由中環、上環向東西兩側沿岸延伸；三是就近填海造地。由於開山平地成本太高而且進度很慢，向兩側延伸也受到地理條件的諸多制約，於是哥頓曾建議過的填海造地便成為展擴土地的主要途徑。但填海初期並沒有統一計劃，港島北部沿岸的土地業主為了各自的利益，紛紛填海修造碼頭和房屋，各行其是，紊亂不堪。19世紀50年代初，港英政府把填海造地列入市政工程範圍，首先提出從海軍灣（即今卑乍灣）到銅鑼灣的填海計劃，主要目的是為中心商業區和軍事基地提供用地，結果因沿海地段業主顛地洋行等的反對而未能達成，僅在黃尼湧入海地段填高了面積不大的一片低洼地，取名寶靈城，即今堅拿道兩旁（俗稱"鵝頸區"）。1868年，築成從威利麻街到文咸西街的海堤2報700英尺，造地8英畝半。1873年，在今德輔道舊址建成了一條近乎連續的海堤——東海旁道，次年毀於颱風。1884年，在銅鑼灣造地23英畝。1886年，在堅尼地城造地22英畝。1889年，港英政府開始實施由富商遮打（C.P.Chater）倡議的中區填海計劃，工程西起西營盤屈地街，東至中環的海軍船塢，長2英里，寬250英尺，面積65英畝，1904年竣工，歷時15年。工程完成後，新的海旁大道命名為干諾道。旁為遮打道和德輔道。1921年，港英政府開始進行灣仔填海工程，範圍包括海軍船塢以東到當時的渣甸倉海旁（今紐約戲院附近）。整個工程在1929年完成，造地面積約100英畝。經過以後的不斷建設，成為今天灣仔最繁華的商業區。

1860年英國佔領南九龍以後，仿照港島的做法，也填海造地。1867年，由業主根據港英政府的計劃在九龍角（今尖沙咀）投資建造500英尺長的海堤。1881年到1883年又在麥當奴道（今廣東道）以東的九龍角至海軍船塢一線進行較大規模的填海工程。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終於完成了油麻地、大角咀臨海地段的填海造地，使九龍西部海岸完全改觀。接著，何啟、區德、曹善允等組成啟德投資公司，在九龍城寨外的九龍灣北岸進行大規模填海，到1924年完成新填地120英畝。大部分新填地用來建設香港的第一個飛機場，並以這項工程的倡議者和主要組織者何啟、區德的名字命名，這就是舉世聞名的啟德機場。啟德機場於1925年第一次有飛機起飛，最初只用作軍事用途，1936年開始有民航服務，使用期長達73年。直到1998年赤角國際機場建成後，啟德機場才於1998年7月6日凌晨1時16分隨著跑道燈光的熄滅而宣告關閉。

道路建設進展迅速。港島以1842年築成的皇后大道為中心，隨著市區的擴大，順山越坡修築的道路不斷完成。在1846年築成的環島39公里簡易公路的基礎上，19世紀末又完成了長95英里寬75英尺的環島高標準公路。進入20世紀，道路網的拓展更快，不僅市區四通八達，而且築成了通往深水灣（1915）、淺水灣（1917）、赤柱和筲箕灣(1918)以及石澳（1923）等地的公路，使這些風景點發展成為旅遊勝地。香港的商業活動也因此而不只局限在市區範圍了。而在九龍，1865年動工修築了羅便臣道和麥當奴道，把油麻地、旺角和大角咀連成一片。1906年又把羅便臣道拓寬並延伸到界限街，形成一條縱貫九龍的通衢大道，命名為彌敦道。彌敦道與佐敦道相交叉，帶動了"兩道"附近日趨繁榮，成為九龍最繁華的商業區。1898年英國"租借"新界後，1912年已經修建公路連接深水到九龍的大角咀，1916年又延長到旺角的彌敦道，這是新界第一條與最繁華的市區相連接的公路。1911年廣九鐵路通車後，新界許多重要墟鎮都成為站點。港英政府遂在1916年開始修築環回公路通往青山，這項工程在1920年完成，而深水也在1918年完成通往荔枝角的道路工程。這樣，新界、九龍、港島初步形成了一個近代化的道路網，而新界也成為港九市區發展的主要後盾。

第三部分 第46節：第四章　英佔中期的香港經濟(16)

隨著航運和進出口貿易的發展，對碼頭、倉庫的需求逐漸增多。19世紀60年代初，怡和洋行等在西營盤和灣仔增設了碼頭、倉庫。1871年8月，以灣仔的碼頭、倉庫為基礎，成立了香港第一家"公倉"——香港碼頭貨倉公司（HongKongWharfandGodownCo.）。1875年這家公司在尖沙咀沿海淺灘設置倉庫。1886年，與怡和洋行的埠頭倉庫（TheGodownCo.andJardine"sWharf）合併，成立香港九龍碼頭及貨倉公司（簡稱"九龍倉"），經營碼頭堆棧及裝卸業務；1888年在九龍增設第一、第二碼頭，其深水泊位可供巨型遠洋輪船停泊。1895年公司總部遷到九龍，僱用華工800人，其規模在香港同類企業中居於首位。

除貨運碼頭外，香港的客運專用碼頭有港英政府修建的維多利亞碼頭（VictoriaPier）,天星小輪公司在中環修建的天星碼頭和1900年啟用的卜公碼頭（BlakePier）等。

為保證船舶夜航安全，1875至1876年先後在鶴嘴、青洲和黑角頭三地建立導航燈塔各一座。1892年，港島東南橫瀾島上的燈塔啟用，天氣晴朗時視距可達到32海里。1883年，香港天文台在九龍落成。同年，在銅鑼灣建成面積約100英畝的避風塘，供小型船隻避風之用。

三、公用事業相繼開辦

港島的陸上交通，最初只有肩輿（即轎子）作為代步工具。1880年開始由日本傳入人力車（又稱東洋手車）。20世紀初開始有汽車，但最初都是屬於私人或機構自用。1888年，由花園道口經堅尼地道、麥當奴道、寶雲道直達太平山山頂的纜車通車，山頂纜車公司遂成為最早的市內交通企業。1904年，由堅尼地城經上環、中環、灣仔、銅鑼灣、北角到筲箕灣的電車通車。這條電車線路完全沿著港島北部新填的地面修築，橫貫港島東西，長達11英里，由英資香港電車公司經營，怡和洋行包攬了全部股權。其後九龍巴士公司（簡稱"九巴"）、中華巴士公司（簡稱"中巴"）等三家公共汽車公司先後成立，最初行駛的路線很少，而且互有重疊。1933年港英政府採用招標競投的辦法，"九巴"和"中巴"分別投得九龍、港島的公共汽車專利權，行駛路線逐漸擴大。

港島和九龍之間的水上交通，最初只有私人的風帆小艇渡海，很不安全。19世紀70年代開始使用小型汽輪，到80年代由尖沙咀到中環已有定時渡海小輪服務。1898年，怡和洋行和沙遜洋行等聯合投資創辦天星小輪有限公司(StarFerryCo.Ltd),壟斷了港、九之間的渡輪服務，管理比較規範，大大減少了傷亡事故，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

對香港經濟促進最大的交通建設項目是廣九鐵路。它北起廣州大沙頭，南至九龍尖沙咀，全長178.6公里。1907年3月，清政府與英方正式簽訂《廣九鐵路合同》，經過雙方建設人員四年多的努力，1911年全線建成通車，使香港在華南交通運輸中的地位更加重要，也使新界與港九連成一體，對香港的市政建設、陸海空聯運、進出口貿易以至整體經濟所起的作用十分巨大。當然對中國內地特別是華南經濟的發展也有很大作用。

供水是香港的一大難題。歷史上港島居民一向飲用雨水和山泉。開埠以後人口激增，船舶和生產用水也越來越多，淡水供應成為歷屆港督最感棘手的事情之一。1851年開始鑿井取水。仍然不敷需要。而且井水和天然水極易污染，對城市的衛生防疫非常不利。於是港英政府決定在薄扶林修築第一座大型人工水塘，以儲存雨水和山坑木，經過消毒後供應給市民清潔的自來水。這項工程從1860年開始。1863年薄扶林水塘第1期工程竣工，儲水200萬加侖。1864年港島西區、中區開始供應自來水。1871年第2期工程竣工，儲水量增加到6600萬加侖。1895年再次擴建，儲水量又增加到7040萬加侖。1889年，港島最大的水塘——大潭水塘建成，儲水量達到3.12億加侖。1891年，文咸道、亞畢諾道、花園道三處安裝了機器水廠，引水上山，向山頂區供應自來水。1899年又建成黃泥涌水塘，儲水量3399萬加侖。加上其他小型儲水設備，至此，港島的總儲水量達到5.11億加侖，自來水供水系統初步建成。

第三部分 第47節：第四章　英佔中期的香港經濟(17)

九龍第一期供水工程也在1895年啟用，是使用位於油麻地北部的水廠，擁有三口機井，日供水25萬加侖。1902年開始修建新九龍水塘，1906年完成，當地居民飲用水也初步得到保障。當然，從長遠來看，靠水塘和機井不可能徹底解決人口眾多需求量很大並且還在快速增長著的香港的供水問題。而這個問題的最終解決，只能是從20世紀70年代中國內地修建了對香港的巨大供水工程開始。

在19世紀後期香港修築人工水塘的過程中，湧現了傳奇人物石匠鄧元昌（原名鄧懷清，又名鄧阿六，綽號打石六）。1872年修築大潭水塘的工程開始後，由於這裡山洪洶湧，石堤屢建屢塌，承建工程的兩間英國公司先後因失敗而退出。鄧元昌及時向港英政府工務司提出用S形石塊代替方形石塊的建議，使工程得以順利進行。按照鄧元昌設計的圖紙打造出來的S形石塊，把石塊與石塊像鎖鏈一樣連接成一個整體，至今仍安然無恙地在大潭水塘的底部。鄧元昌後來靠承建工程和經營房地產而成為香港開埠早期的華人巨富之一，有人將他與公元590-608年因建造趙州橋而著名的隋朝石匠李春相比，有關他的故事在香港廣為流傳至今。

城市燃氣和電力方面，1862年英資香港中華煤氣公司（HongKongChinaGasCo.）成立。1865年元旦，維多利亞城400盞街燈開始用煤氣照明。九龍則遲至1895年左右才使用煤氣。到1889年，英資香港電燈公司成立，1903年英資中華電力公司成立。港九的電力照明問題逐步得到解決。

郵電通訊方面，1842年4月在花園道口開設了香港第一間郵局，由英國郵政當局派員管理。由於航運發達，香港成了中國沿海郵件的集散中心。中國開放五口通商後，1848年至1854年廣州、福州、廈門、上海、寧波陸續開設郵政機構，一度也歸香港郵局管轄。1860年5月，香港郵局改由港英政府管理。1862年12月港英驛務司（郵政局長）正式發行香港郵票。1870年開辦郵政匯票，為海外華人郵匯提供方便。1876年香港加入萬國郵政同盟。

1870年丹麥的大北電報公司（GreatNorthernTelegraph）在香港開業，首先開通香港——廈門——上海之間的電報，後來擴展到威海衛。第二年又通過西伯利亞與歐洲線貫通。同時，英資大東電報公司（EasternExtensionAustralasiaChinaTelegraphCo.,Ltd）在香港開業，鋪設海底電纜，首通香港——西貢——新加坡，後遍及福州、澳門、海防等地。1880年又與馬尼拉接通。從1883年9月起，香港與中國內地各城市可互通電報。

1881年香港首次安裝電話。1886年，英國倫敦電話公司在香港設立分支機構；不久改組為香港電話公司。

四、建築的發展與中等規模國際城市的形成

經濟發展使政府、企業和個人的有效需求逐步上升，直接導致了本地商業、服務業的快速增長。港島中區的高級名店以及其他鬧市區鱗次櫛比的店鋪、酒樓、食肆、咖啡館、酒吧間、夜總會、歌舞廳、影劇院和酒店、商廈等雨後春筍般地湧現出來，而居住屋宇更是無論怎樣趕建也趕不上人口的增加。於是，建造業和房地產業開始成為重要的支柱性產業。

建築風格也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在英佔早期，房屋分為兩極。港島中區全部是西式樓宇，很多是由英軍的工程師和測量師按照模式手冊（patternbook）設計建造的，屬於歐洲（主要是英國）傳統古典模式。有代表性的建築物如1846年建成的三軍司令官邸，1855年建成的港督官邸，都是喬治亞式（Georgian）風格。加上這一時期建成的聖約翰教堂（1849）、香港會會所（1846）、美利樓兵房（1846）和政府辦事處、警署、裁判處以及歐美商人建造的寫字樓、住宅、倉庫等等。置身其間，彷彿來到19世紀英國的城鎮（town）。港島西區則是中式或中西合璧的低矮屋宇，全部由華人建造。在香港開埠之初，華人多搭建簡陋的小木屋棲身。但1841年秋的一次颱風使木屋全部被毀，於是華人開始在文咸街一帶建造唐樓，以後擴大到上環和西營盤。這種唐樓一般3-4層，每層高3.0-3.6米，用承重磚牆和木質地板建在寬4-5米、長12-14米的狹長地盤上。眾多唐樓群加上中式廟宇和街市，頗有嶺南集鎮色彩，但人口密度則比內地的集鎮大得多。

第三部分 第48節：第四章　英佔中期的香港經濟(18)

1860年開始有英籍建築師在香港執業，此後新建的西式樓宇擴大到整個香港地區，以古典復興式為主，這是歐洲在17世紀到20世紀初流行的一種建築形式。但其他風格的建築在香港也不斷出現。這一時期有代表性的建築物有舊高等法院（今立法會大樓），帶有希臘復興式（Greekrevival）風格，1912年落成。香港大學主樓，屬於文藝復興式色彩，也在1912年啟用。至於西式住宅，既有哥德復興式，也有中世紀城堡式建築。至今猶存的有杜格拉斯堡，建於1866年，1954年起改為香港大學宿舍。鄧元昌建造的紅樓，1900年建成，是鄧氏家族住宅，曾作為孫中山早期革命活動的秘密會所而聞名於世。胡文虎、胡文豹兄弟建造的虎豹別墅，是梁思成等倡導的"中國文藝復興式"建築，1935年建成。較大型的住宅區則有九龍塘花園城、嘉道理山、又一等，由英式獨立小樓群組成，每戶一棟，在1930-1934年建造，屬於高尚住宅區。當然，對於絕大多數華人來說，這一時期新建的住屋仍是舊式唐樓。

到了20世紀，引領國際建築潮流的地域由歐洲轉移到美國，而歐美的建築也都進入國際主義時代。鋼筋混凝土結構完全代替了磚結構，建築物開始向高層化發展。受美國芝加哥建築師沙利文（L.Sullivan）等的影響，利用鋼架結構建造高層建築，配合電動升降機、電話、空調等設備，走向商業化及科技化，成為新的潮流。這種潮流傳入香港是在1920年以後，從這時起傳統的歐洲長廊式建築已經不再興建，出現了類似灣仔大街市（1936）、中央市場（1937）這樣的按照沙利文學派倡導的"形式緊隨功能"（FormFollowsFunction）的"三F原則"建成的樓宇。而滙豐銀行總行"三次建造，三度搬遷"更成為香港歐式建築風格變遷的一個縮影。該行1865年在獲多利商廈開業，這是一座歐洲傳統式建築。1882年遷入新建的總行大樓，是豪華的維多利亞時代風格的建築，八根巨大的紅色磨光大理石圓柱支撐著圓形拱頂，美輪美奐。耗資30萬港元，在當時香港歐美商人建造的樓宇中是最昂貴的一棟。進入20世紀30年代，它又在原址拆掉舊樓新建總行大廈。新廈是典型的芝加哥學派高層建築，共14層，裝備著當時最先進的幅射板式供暖系統、中央空調系統和快速升降機。1935年10月10日啟用，成為當時紐約以西開羅以東最先進的建築物，刷新了香港建築物造價的最高紀錄。但到了1981年，滙豐再次決定在原址拆掉舊廈重建新廈。新的滙豐銀行大廈是現代化高技術建築的典型，高178.5米,耗用鋼、鋁製件6萬噸，裝備著最先進的採暖、通風、給排水、電力、電訊和電子計算器系統，頂層並設有可供直升飛機起降的停機坪。它在1985年7月30日啟用，耗資50億港元，被認為"可能是全世界最昂貴的獨立建築物"。滙豐第三次建造是在"二戰"以後，不屬於本書所說的英佔中期。但為了說明香港建築風格的變遷，所以記述於此，供讀者參考。

總之，社會相對安定與經濟較快發展吸引了中外移民大量流入，而人口的增加和需求的擴大又直接導致市政、港口、房屋建設的快速增長和各種近代化公用事業的較早興辦。到20世紀20年代，香港已經被公認為遠東知名的國際城市之一。但在城市規模以及主要的對外經濟金融指標等方面，當時的香港尚不能與遠東兩個最大的國際城市東京、上海相比，而和中等國際城市如廣州、大阪、孟買、新加坡等差不多。因此，我們把這時的香港稱之為遠東中等規模的國際城市，可能是比較恰當的。

結語

19世紀60年代以後，英國先後佔領了九龍和新界，控制了整個維多利亞港和大片腹地，確立了香港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港英政府繼續採取自由港和自由經濟政策，在給予英資更多的特權的同時，對華資和上層華人採取籠絡懷柔的方針。迫於來自中國和國際社會的各種壓力，英國政府和英資企業在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之後，終於在19世紀末葉停止了鴉片和苦力貿易。此後英資、華資和其他外資集中力量發展進出口貿易、航運、金融和製造業，同時擴大對港口和房屋建設、公用事業、本地商業、服務業的投資，港英政府也加大對市政建設的投入，使經濟較快發展，人口迅速增加，19世紀末確立了香港作為亞洲重要轉口港的地位，20世紀初成為遠東中等規模的國際城市之一。

第三部分 第49節：第五章　英佔後期的香港經濟（一）(1)

在上述過程中，以滙豐、怡和、太古三大財團為代表的英資壟斷了香港的經濟命脈，奠定了它們在"二戰"後進一步發展成為大型跨國資本集團的物質基礎。華資艱辛創業，在香港的整體經濟中開始居於比較重要的地位。歐美國家、日本、南亞和東南亞資本陸續來到香港，初步形成了多國多方資本並存的格局。

但是，港英對一般華人民眾，特別是對工人和其他勞動者繼續採取歧視壓迫的政策，卻給香港帶來不安定的因素，也嚴重影響佔總人口95%以上的華人的聰明才智的充分發揮。而英國佔領香港的目的，只是"需要這個立腳點以霸佔和擴大其勢力範圍而已"`。因此，當香港確立了亞洲重要轉口港之一的地位之後，英國的目的已經達到，便不再作更加宏偉的構想和更大規模的投入，相反地卻指望從香港取得更多的金錢。第一次世界大戰大戰期間英國向香港索取巨額軍費,就是一例a。這些都是香港在"二戰"前城市規模和主要經濟金融指標尚落後於東京、上海的主要原因。

在城市建設方面，港英政府從開埠到"二戰"前確實採取了不少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正如學者德利基亞（T.R.Tregear）和伯瑞斯托(R.Bristow)所批評的那樣，香港早期的城市發展是零散的和沒有規劃的，缺乏整體目標和長遠發展方向b。這是造成港九今天"密集的鋼筋混凝土森林擠迫著狹小的街道"，以致交通擁擠、空氣污染程度比較高的重要原因。

第一節港英的統治策略

一、戰後局勢與英國對香港問題的基本政策

1945年8月底，英國利用中國蔣介石政權的無能，在美國的支持下派出海軍特遣艦隊從日軍手中接管了香港。同年9月1日成立以英國海軍少將夏愨（C.H.Harcourt）為首的臨時軍政府，1946年5月1日恢復以港督楊慕琦(MarkYoung)為首的文官政府。儘管"二戰"後英國再次建立起對香港的殖民統治，但它面臨的局勢比之戰前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首先是西方列強在18-19世紀建立起來的世界殖民體系正在土崩瓦解，"大英帝國"也"無可奈何花落去"地走上了衰落的道路。它的眾多的殖民地、附屬國紛紛擺脫殖民主義的枷鎖（有些僅名義上留在鬆散的英聯邦之內），使香港很快成為極少數英屬"直轄殖民地"之一。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並明確宣布對香港問題的立場。這就是：香港自古是中國領土，中國不承認中英《南京條約》、《北京條約》和《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等三個不平等條約，主張在適當時機同英國政府進行和平談判，解決香港回歸祖國的問題，在未解決前暫時維持現狀。從此，香港回歸就成為"二戰"後英國無法迴避的一個重要問題。

顯然，在香港有著巨大政治、經濟利益的英國是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台的。當時英國政府擬定的對華基本政策是：（1）維護英國本土利益；（2）保持英國在華經濟利益；（3）維持香港現有政治地位`。老謀深算的英國當政者為了儘可能維持（至少是延長）其對香港的殖民統治，一面在西方國家中率先承認新中國，利用它本身以及香港同中國的經貿關係，取得更多的商業利益，並在私下裡研究與中國政府談判的可能性`；一面在表面上擺出強硬姿態，堅持"三個條約有效"的立場，拒絕把香港歸還給中國。194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解放了南方各省，進兵廣州灣，飲馬深圳河。英國迅即增兵香港，聲言"不惜一切代價保衛香港"a。同年8月英國內閣決定："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不與中共政權談判香港的地位問題"。1972年11月第27屆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把香港從殖民地名單中刪除，英國政府立即公開表示："聯合國大會的行動，絕不影響香港的法理地位"。"英國政府對香港法理地位的觀點，是人所共知的，英國政府不能接受其他政府所發表的或此後可能發表的任何不同意見"b。英國頑固堅持這種立場長達三十五年之久，它在"二戰"後對香港的統治也長達近五十二年。但時間並不對英國有利，即使是按照英國認為"有效"的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新界也應在1997年7月1日歸還給中國。而經過近百年的相互融合，港島、九龍和新界已經成為一個整體。離開新界，港九不可能單獨存在。正因為如此，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後，隨著中英兩國國力對比的變化和1997年的臨近，人們普遍認為1997後香港將回歸中國。例如美國弗吉尼亞大學教授、曾被美國派往多個發展中國家擔任經濟顧問的威廉·比瑟就率先斷言：1997年新界租借期滿時，中國"至少會收回新界，也許把香港島和九龍都收回"`。到了1982年，全年竟沒有一人承租港英準備批租的土地。道理很簡單，中外投資者和香港居民都知道：沒有經過中國政府同意，港英無權批出跨越1997年的土地批租契約。這類租約的租期一般是十五年以上，而十五年後就是1997年了a。在一部分經濟活動陷於停頓和各界人士紛紛質詢的情況下，英國政府才於1982年9月開始同中國政府進行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1984年12月19日，兩國政府首腦簽署了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中國政府決定"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英國政府承諾"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將香港交還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遺留的香港問題終於得到了圓滿解決。

第三部分 第50節：第五章　英佔後期的香港經濟（一）(2)

二、政治制度與統治策略

從"二戰"後到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前的近四十年中，港英為了維護其對香港的統治，一直沿用"一切權力屬於英國"和英籍總督集權制的政治制度。並在20世紀40年代末頒布了一系列加強殖民統治的法令，包括1948年10月公布的《公安條例》、12月公布的《教育（第二號）修正條例》，1949年1月公布的《人民入境統治條例》、4月公布的《簡易程序治罪修正條例》、5月公布的《社團條例》、8月公布的《人口登記條例》和1950年4月公布的《人民入境統治（補充）條例》，等等。按照這些條例，港英可以強迫被懷疑"煽動叛亂"的人士做出"不再煽動"的保證，可以關閉某些學校或取消某些教師的執教資格，可以隨時對居民進行搜查、拘留、逮捕或驅逐出境，甚至可以對違犯條例的人判處死刑。對於香港華人要求參政的呼聲，港英在很長時間內是採取敷衍、拖延甚至壓制、反對的態度，而統治權始終牢牢掌握在英國統治階層手中。直到1984年12月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前，港英政府的全體官員和行政、立法兩局的全體議員，沒有一人是選舉產生的，全部由政府委任。其中主要官員（總督、布政司、財政司、律政司、駐港英軍司令、政治顧問等）更是由英皇或英政府任命的英籍官員擔任。其他司級以上的二十二名官員中，十九名是英國人，只有三名是華人`。戰後港英政治制度是如此保守和反動，以致一位以研究香港而知名的英國學者邁因納斯（N.J.Miners）在20世紀80年代曾把它稱為"早期帝國政治的活化石"，並尖銳地諷刺道：

"假如香港第一任總督甸乍爵士今天重臨香港，他能認出的幾乎只有山頂區的輪廓和政府的制度，而後者在一百三十年來幾乎沒有任何改變"a。

另一位英國學者哈里斯（PeterHarris）也不約而同地寫道："倘若19世紀的任何港督今天能重返香港，他們對所看到的一切變化都會大吃一驚，只有一點除外——主要的、正式的政府上層建築基本未變"b。

但"二戰"後港英當政者也不能不看到：經過戰爭的磨鍊，香港華人的民族意識和文化質素已經大大提高。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華人親眼目睹英軍一敗塗地的場景，以及昔日號稱"日不落國"的英國人在集中營內飽受奚落侮辱的可憐相。而且此後英國再沒有為香港的抗日戰爭付出過一兵一卒一槍一彈，只有華人組成的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在新界四齣活動，打擊駐港日軍。這一切都使英國在香港華人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在經濟上，遭受日軍瘋狂掠奪破壞後的香港，瘡痍滿目，百廢待興。而英國遭受戰爭的破壞更加嚴重，在戰後一段時間內不得不依靠"美援"補貼度日。它自顧尚且不暇，不可能給予香港任何物質上的援助。加上華人是好學的民族，經過幾代人熱心興學，到"二戰"前的1938年，香港中英文學校(相當於中小學)在校學生已經達到10.4萬多人。日佔期間銳減到不足7000人，但戰後的1954年已經增加到24萬人，佔總人口的9.9%；1963年又增加到69.1萬人，佔總人口的19.5%；1970年更增加到94.1萬人，佔總人口的23.5%（見表5-1）。迨至1989年，香港270萬工作人口中，小學程度的佔33.3%,中學程度的佔53.2%，專上教育程度的已經佔到了13.5%。事實迫使港英政府認識到：對於佔總人口95%以上的已經覺醒了的高質素的華人群體，繼續實行種族隔離政策是很不明智的。只有"籠絡人心，贏取香港華人的擁戴"，才能"重振英國昔日的聲威"，在一定時期內維繫住港英的統治，實現經濟的重建與發展。因此，在1946年港英立法局重開後的第一次會議上，就撤銷了最令華人反感的充斥著種族隔離色彩的《山頂居住條例》（從1918年港英立法局通過這個條例到1941年日軍佔領香港為止的二十三年中，獲准在山頂區居住的華人家庭只有兩個：一個是蔣介石的妻子宋美齡，另一個是20世紀上半葉號稱香港首富並且有著英國人血統的華商何東）。以後又陸續撤銷了一些歧視華人的法令，允許華人在港英規定的範圍內有言論、出版、投資、經營、就業等自由。但統治權則掌握在英國人手中。當時被稱為港英政府"喉舌"的《南華早報》總編輯、英國人哈特臣在1981年所撰的《香港：回顧與前瞻》一文中，就曾寫道：

第三部分 第51節：第五章　英佔後期的香港經濟（一）(3)

"事實上，香港居民（本書作者按：此處顯然主要指華人）雖然沒有政治權力，卻較許多英聯邦國家的公民享有更大的自由"`。

取消種族隔離使香港華人的聰明才智得到比較充分的發揮。而港英為了維護其殖民統治和取得更多的經濟利益，在戰後採取了一系列有利於發展香港資本主義經濟的政策。本書將重點回顧其中最重要的三項經濟政策：一、自由經濟政策；二、量入為出的財政方針；三、維持貨幣穩定的政策和港式貨幣發行局制度。

第二節自由經濟政策

一、從"自由放任"到"積極不干預"

香港的自由經濟政策由來已久（參看本書第三、四章），但在"二戰"後才逐漸形成一個完整的政策體系。大致說來，20世紀60年代以前（含60年代），港英對自由經濟政策的理解等同於18世紀亞當·斯密倡導的自由競爭、自由貿易和對企業自由放任。20世紀60年代的港英財政司郭伯偉就曾直截了當地表示："我們是一個經濟極度開放的地區，"無形之手"（hiddenhand）是我們經濟的最佳指引者"。同一時期的港英第二十四任總督戴麟趾（DavidTrench）也表示："香港政府不主動干預任何企業的發展，而讓市場這隻"無形之手"去決定它們的命運"。這一時期港英實行自由經濟政策的範圍主要是實物經濟領域，包括對外貿易、本地商業、房地產、製造業等等。特別是在對外貿易方面，港英繼承和發展了戰前的自由港政策，1945年9月英海軍少將夏愨領導的港英軍政府成立，11月就宣布開放對外貿易，允許私商經營。1946年6月港督楊慕琦復職後，很快頒布法令宣布進出口貿易自由。既不限制進口，也不津貼出口。以後港英政府又規定只對煙草、酒類、不含酒精飲料、甲醇、碳氫油類（汽油、柴油）和化妝品等六類商品徵收關稅，對其他進口商品一律不征關稅。這樣少的關稅徵收品種，在當今世界是極為罕見的，這是在香港購買一些世界名牌商品其價格往往比原產國更低廉的原因。在"二戰"後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相對穩定發展的20年左右的時間內，自由經濟政策對香港恢復轉口港地位並迅速成為新興的工業城市起了重要作用。但金融領域實行自由經濟政策的效果卻不理想。1964年以前，港英政府對商業銀行完全沒有監管。1948年頒布的銀行條例，規定一間銀行只要依法取得牌照並每年繳納5000港元的牌照費就可以開業。並沒有規定任何的管理規範或經營守則。這項法律沿用了近十七年，導致銀行業魚龍混雜，競爭劇烈。一部份銀行實力較弱或管理不善，終於釀成20世紀60年代的銀行危機。從1961年開始，廖創興銀行、廣東信託銀行、恒生銀行、廣安銀行、道亨銀行、永隆銀行、遠東銀行、有餘銀行和明德銀號等先後被擠提，不得不由政府出面保證或接管。由於害怕發生嚴重的金融動蕩，港英政府在1947年頒布法令對黃金進出口實行管制，1966年頒布法令停止接納海外銀行來香港開設分行。加上港幣從1935年起就與英鎊掛鉤，1939年以後成為英鎊區成員之一`，造成港幣在國際市場上不能自由兌換，資金也不能自由進出，對各國資本來港投資是一種人為的障礙。甚至發生了國際金融界準備將亞洲美元市場設在香港卻被港英政府拒絕的事件，使香港喪失了一個極好的擴展金融市場的機會。事實告訴人們：對金融領域"自由放任"放棄監管是不適當的，因噎廢食限制其發展也是不可取的。加上"二戰"後西方各國經濟狀況的變化和凱恩斯（J.M.Keynes）及其以後的各派經濟學說的影響，終於產生了香港特有的"積極不干預"政策。

"積極不干預主義"(PositiveNon-interventionism)是1971-1981年任港英財政司的夏鼎基（CharlesPhilipHaddon-Cave）率先提出的。夏鼎基的主導思想也是經濟自由主義，但他並不主張對經濟完全"自由放任"，而是主張"極少干預"。他在1971年就任財政司後開始按照這種主張做了一些嘗試，但正式提出是在1977年的港英立法局會議上。他表示反對把香港對經濟的態度稱之為自由放任主義。認為："不如把香港對經濟的態度稱之為積極不干預主義更為可取。這種態度包含這樣的觀點：在大多數情況下，試圖計劃調配私營部門擁有的資金並挫敗市場勢力的活動，是徒勞無益的，而且會損害經濟增長率。因為市場勢力在開放經濟中是難以預測的，更不用說加以控制了"，`但"當遇到對整體經濟有重大不利影響的問題時，就要採取積極措施進行必要的干預加以解決"a。夏鼎基的這種見解影響了當時和以後的歷屆港英政府，"積極不干預"成為"九七"之前港英長期採取的一項政策。它們一面對經濟繼續實行自由開放；一面對某些領域某些經濟實體採取了一些干預措施。

第三部分 第52節：第五章　英佔後期的香港經濟（一）(4)

二、自由開放政策的主要表現

1971年以後港英採取的自由開放政策突出表現在金融領域，主要包括：

（一）1973年1月1日起，取消外匯管制，實行外匯自由買賣，資金自由進出。由於香港的優良地理位置，以及香港同世界各國的廣泛經貿聯繫，使香港的外匯市場以驚人的速度發展起來。1978年每天平均交易額只有5億美元左右，1980年增加到約50億美元，1982年又增加到約100億美元。從1986年起，國際清算銀行(BankforInternationalSettlements,縮寫為BIS)每三年對全球外匯市場調查一次。根據這間銀行的調查結果：1986年4月香港每天平均外匯交易額已經接近200億美元。1989年4月達到490億美元。1992年4月達到610億美元。1995年4月更達到910億美元，佔全球交易總額的6%，僅次於英、美、日和新加坡，居世界第五位。

（二）1974年1月1日起，取消黃金進出口管制，實行進出自由和買賣自由。隨後美國在1975年也宣布黃金買賣自由化，允許國民自由持有和買賣黃金。在世界黃金交易量迅速增加的情況下，香港優良的地理位置，廣泛的對外經貿聯繫以及優秀的黃金熔鑄、加工、鑒定和經營人才等優勢得到充分發揮。香港金市擁有倫敦金和本地金兩個市場。前者的交易對象是純度99.99%的黃金，以盎司為單位，按美元計價，交易方式是歐洲式的對敲買賣，多在倫敦交收。後者的交易對象是純度99%的黃金，以司馬兩（每兩相等於37.8克，即1.215盎司）為單位，按港元計價，在香港的金銀業貿易場成交。本地金的交易方式雖然也是以現貨為主，以即日交收為原則，但可以延長到一個不限定的日期。延期交收的倉費在每一個交易日的早晨按供求狀況確定，這就帶有期貨的性質。正由於香港的黃金市場既有類似紐約COMEX期貨交易的特點，也有倫敦、蘇黎世實貨交易的優點。所以在取消進出口管制之後，歐美商人紛紛利用香港金市進行對沖和套戥（即套期保值，英文名稱為hedging，譯名海琴），市民參與炒作和儲金保值的數量也急劇增加。香港的黃金及金首飾並大量轉口和出口到東南亞各地，使香港很快成為亞太地區的黃金交易中心。香港黃金市場每天平均交易量由取消管制前的約30萬盎司迅速增加到20世紀70年代末的100萬盎司`。20世紀90年代初又增加到122萬盎司a。從20世紀70年代中葉開始，香港被公認為與倫敦、紐約、蘇黎世並列的全球"四大金市"之一。

（三）1977年3月，放寬對海外銀行來港開設分行的禁令。新的規定是：凡資產總額不少於120億美元（以後陸續增加到140和160億美元）、所在註冊國對銀行業有充分的監管並能向香港銀行業提供合理的互惠條件的海外銀行，經過一定的審批手續後，允許其在香港開設一間具有持牌銀行地位的分行。這項政策促成了香港海外銀行的迅速增加。1975年在香港開設分行的海外商業銀行只有48家，1978年增加到54家，1980年增加到79家，1985年又增加到108家，1990年已經達到136家，1996年更達到151家。香港成為僅次於美、英兩國而居世界第三位的國際銀行業中心。

（四）1986年4月2日，實現"四會"合併，成立香港聯合證券交易所（簡稱聯交所）b。雖然這樣做的主要目的是改變"四會"並存造成的惡性競爭和混亂現象；但聯交所成立後投資者參與交易的資格放寬，手續簡化，也是一項自由開放的措施，吸引了大量本地的以及國際市場上的資金入市。聯交所剛剛開業的1986年，股票市場成交總額只有1231億港元；而到了1996年，成交總額達到14062億港元，十年增加了10.4倍。這一年香港股市年末總市值34760億港元，成為世界第八大市場（參看錶5-2）。

在香港金融領域由半封閉轉為開放的同時，其他領域的自由經濟政策也在不斷充實和完善。到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已經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自由經濟的政策法規體系。體現在貿易領域，就是自由港和自由貿易政策，實行貨物、無形資產和貿易資金的自由流通；體現在金融領域，就是開放金融市場，實行外匯、證券、期貨、黃金和其他貴金屬自由買賣，資本自由流動，資金自由進出，沒有外匯管制；體現在對企業的政策方面，就是在守法經營的前提下實行企業經營自由，包括自主決策、自主管理、自由選定行業並自由轉業。體現在個人經濟生活方面，就是依法保護私有財產權，實行個人財產自由支配，投資自由，就業自由，等等。在"二戰"後西方國家和地區普遍採取凱恩斯學派倡導的對經濟實行干預政策的情況下，香港無疑是自由經濟保留得最多也最完整的地區。美國文化傳統基金(HeritageFoundation)連續多年把香港列為全球經濟最自由的地區，香港是當之無愧的。

第三部分 第53節：第五章　英佔後期的香港經濟（一）(5)

三、加強監管和適度干預

1970年代以後香港自由經濟政策的進一步充實，促進了經濟多元化，使香港成為舉世公認的國際貿易、金融、航運和信息中心，成為全球知名的大都會和亞洲重要的旅遊點。但香港經濟敏感性強、波動性大的缺點也更加突出，特別是在金融領域，繼上文提到的20世紀60年代的銀行危機之後，香港又發生了一次銀行危機（20世紀80年代華資恆隆、新鴻基、海外信託、嘉華、永安、康年、友聯等七家銀行和多家財務公司先後被擠提，不得不由政府接管或被其他企業收購），兩次金融市場危機（1974年的股市暴跌和1987年10月的"股災"），一次貨幣危機（1983年9-10月中英兩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進行期間，英首相撒切爾夫人揚言香港因前景不明正面臨重大的金融和政治動蕩，造成港幣匯價急跌，市民紛紛搶購食品和日用品，市場陷於混亂）。房地產市場也多次出現嚴重動蕩的局面。

針對這種情況，根據"積極不干預"的政策，港英採取了對一部分經濟實體加強監管和適度干預的措施，監管和干預的對象著重在金融領域，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一）對銀行業的監管和干預

1.修訂銀行業條例。從1963年起港英政府對1948年制定的《銀行業條例》進行了20多次修訂。其中1986年9月1日港英立法局通過的《銀行業條例》，事前由港英政府金融司、英格蘭銀行專家小組以及香港銀行界人士進行了長達兩年的調查和協商，對銀行監理專員的職權、頒發銀行執照的準則、加強對銀行經營情況的審計監督、資本充足比率、流動資產比率以及銀行的收購和國際協調等，都適應新的情況做出了規定，被公認為"方向是正確的"`。這對全面提高香港銀行業的質素起了較大作用。

2.實行金融三級制。金融三級制是香港特有的對銀行業分級管理的制度，1981年開始實行。當時將接受存款的金融機構分為三級：第一級是持牌銀行，每個持牌銀行的實收資本額不得少於1億港元，接受存款的數額不受限制，相當於西方國家的商業銀行。第二級是持牌接受存款公司，實收資本額不得少於7500萬港元。第三級是註冊接受存款公司，實收資本額不得少於1500萬港元。後兩級機構只能接受較大額的企事業存款，不能接受公眾的小額存款，類似西方傳統的商人銀行或投資銀行。1990年1月港英當局對金融三級製做了部分修改，持牌銀行的名稱不變，最低實收資本額提高到1.5億港元；持牌接受存款公司改稱有限制牌照銀行，最低實收資本額提高到1億港元；註冊接受存款公司改稱接受存款公司，最低實收資本額提高到2500萬港元。實行金融三級制的目的，是把實力比較薄弱的後兩級金融機構同公眾隔離開來，從而也就避免了這兩級金融機構在資金周轉困難時因遭受公眾擠提而產生銀行危機。

3.成立銀行公會。1980年1月港英政府制定了《香港銀行公會條例》，第二年成立了香港銀行公會。這是一個行業自律的組織，主要目的是防止銀行之間盲目的、不合理的競爭。所有銀行都必須參加銀行公會，並且通過共同制定和遵守章程與協議的辦法，來達到自律的目的。公會由港幣發行銀行（1994年4月前只有英資滙豐、渣打等兩家銀行，1994年5月1日中國銀行開始參加發行港幣，發鈔銀行增至三家）輪流擔任主席，每屆任期兩年。

4.制訂利率協議。針對20世紀60年代初一些銀行盲目進行"利率戰"引發銀行危機的教訓，1964年7月1日由當時的外匯銀行公會所有會員共同締結了存款利率協議，決定授權公會理事會制定和調整銀行吸收公眾存款的利率上限。1981年香港銀行公會成立後，外匯銀行公會併入香港銀行公會，利率上限改由香港銀行公會理事會制定和調整，這個辦法對防止銀行之間的盲目競爭起了明顯作用。到了20世紀90年代，香港銀行業的管理水平已經普遍提高，根據關貿總協議（GATT）烏拉圭回合協議的精神，要求取消利率協議的呼聲越來越高。因此香港金融當局決定從1994年10月1日起取消1個月以上存款的利率上限，1995年1月3日起又取消了7天以上存款的利率上限，除7天以內的存款利率受協議限制外，其他利率全部放開。但通過7天以內存款利率的限制仍能對市場利率水平起到一定的調控作用。

第三部分 第54節：第五章　英佔後期的香港經濟（一）(6)

5.規定銀行資本充足率的標準。香港在1986年《銀行業條例》中已經規定銀行資本充足率的最低標準是5%。1988年7月西方十國金融當局簽訂《巴塞爾協議》以後,香港銀行監理處根據該協議的要求，在1989年重新做出決定，把銀行資本充足率的最低標準調整為8%，並且規定銀行監理專員有權將個別持牌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最低標準提高到12%，將個別有限制牌照銀行或接受存款公司的資本充足率最低標準提高到16%。這項決定下達後，到1989年底所有銀行和接受存款公司的資本充足率都已經達到標準，比《巴塞爾協議》要求的時間提早了三年。這就進一步降低了銀行業的經營風險，提高了銀行資產的流動性和安全性。

6.實時全額支付系統開通。1996年12月，香港實時全額支付系統（RealTimeGrossSettlement,縮寫為RTGS）開通，大大降低了銀行結算中的"赫斯特風險"`。並且正逐步同中國內地、美國以及周邊國家和地區實現支付系統的聯網，從根本上解決"赫斯特風險"問題。

（二）證券業的管理

1.健全證券業管理機構。1973年股市暴跌之後，港英政府開始對證券交易所進行整頓，1980年8月6日港英立法局通過了《證券交易所合併條例》，1986年4月2日香港聯合交易所開業，結束了"四會"並存的時代。1987年"股災"之後，以戴維森為首的證券業檢討委員會正式提出了"證券業改革"的口號，他們的一條重要建議就是成立專門的證券業監管機構。因此，1989年5月1日正式成立了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簡稱香港證監委），作為獨立於政府架構之外並與香港聯合交易所平行的機構。聯交所是證券市場的組織者；證監委是證券市場的監督者，主要負責解決市場結構和監管工作中的制度性問題。

2.加強證券業立法。1973年股市暴跌之後，港英政府在1974年2月13日頒布了《證券條例》，這是香港第一個關於證券業的條例。到1989年4月2日港英又頒布了《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條例》。這兩個條例成為對證券業進行全面監管的法律依據。此外，重要的法律還有：《證券（公開權益）條例》、《證券（內幕交易）條例》、《證券（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條例》、《香港公司收購及合併守則》、《香港公司購回本身股份守則》和《香港單位信託和互惠基金守則》等。

（三）強化貨幣政策，健全金融管理

1.實行聯繫匯率制。1983年9月發生港元危機後，港英政府從這一年的10月17日起實行港元與美元的聯繫匯率制，規定發鈔銀行發鈔前必須按7.8港元兌1美元的比例以美元向外匯基金繳納發鈔準備金。這就是香港特有的港式貨幣發行局制度，對保持港元幣值的穩定起了重要作用。

2.建立流動資金調節機制。1992年5月28日港英宣布從6月8日起建立流動資金調節機制，由香港外匯基金管理局負責管理。每個持牌銀行在每天票據交換前，可以在外匯基金的協助下對自己的流動資金狀況進行調整。如果發現自己的頭寸不足，可以同外匯基金管理局簽訂出售和回購協議。銀行將其所持有的外匯基金票據或政府債券出售給外匯基金，在一定期限內購回。出售和購買的差價比率代表外匯基金的貸款利率或貼現率。相反，銀行若有剩餘隔夜資金，也可以貸給外匯基金管理局，利率按拆入利率計算。這相當於中央銀行的貼現窗口的功能，可以避免銀行因暫時性的頭寸短缺而陷入危機。

3.發行外匯基金票據。1990年3月-1991年2月，外匯基金先後發行了3個月、6個月和1年期的外匯基金票據。1992年、1993年又先後推出2年和3年期的外匯基金票據。1995年、1996年更分別推出長達7年和10年期的外匯基金票據。在調節資金供求方面，外匯基金票據的性質與其他國家的國庫券相同。如果政府要收緊銀根，就可以出售外匯基金票據；如果要放鬆銀根，就可以購入外匯基金票據。因此，建立發行外匯基金票據的機制相當於其他國家中央銀行的公開市場業務，在宏觀調控方面邁出了新的一步。但由於香港的債券市場發展較慢，政府債券和外匯基金票據發行較少，所以這種調控的力度有限。

第三部分 第55節：第五章　英佔後期的香港經濟（一）(7)

4.成立香港金融管理局。1993年4月1日港英政府成立香港金融管理局。金融管理局是在原有的外匯基金管理局和銀行監理處的基礎上組建的，除不發鈔和不擔任政府的往來銀行以外，香港金融管理局實際上已經擔負起中央銀行的其他所有職能，並且成為亞洲17個國家和地區中央銀行聯合組織的成員。

港英干預經濟的另一個重要領域是房地產業。1842和1860年英國佔領港島、九龍之後，立即宣布港九的土地全部屬於英國皇室所有，由港英總督代為管理`。1898年英國強迫清政府把新界"租借"給英國以後，港英只承認清政府已經發給新界居民土地契約的一小部分土地仍歸原業主所有，其餘絕大部分土地也都由港英政府支配。對於港英政府"管理"和"支配"的土地（港英稱之為"官地"），私人業主只能通過批租的方式取得一定時期一定面積的土地使用權，而不能享有永久性的土地所有權。由於壟斷了土地所有權，港英政府就能根據經濟發展的需要統一規劃土地用途，並且通過土地"批租"取得巨額收入用於城市建設，這對營造一個發展經濟的良好環境是有利的。"二戰"結束後，港英一方面不斷健全地權壟斷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房地產管理制度。到1997年6月英佔結束時為止，港英先後頒布的有關房地產的法律多達100多項，其中與土地有關的法律50多項，明確規定了政府以行政管理者和土地所有者雙重身份在房地產領域的職能，界定了業主、住戶、開發商和中介人的權利與義務，使每一項同房地產有關的活動都能有法可循。另一方面，政府從1953年起大規模興建公共房屋，包括出租給市民的"公屋"和出售給市民的"居屋"。到1990年底，作為政府指定統籌公共房屋事宜的房屋委員會已經擁有"公屋"62.1萬個出租單位，共有224.4萬人居住在"公屋"內，佔總人口的38%。而到了1995年底，房屋委員會擁有的"公屋"又增加到69.1萬個出租單位，居住人數也增加到240萬人，佔總人口近四成。以房屋委員會為主聯同私人機構興建並出售給市民的"居屋"也已累計達到18.7萬個單位。毫無疑問，港英政府及其管轄下的房屋委員會已經成為全世界最大的房地產主之一。由於掌握了地權並且擁有眾多的樓宇物業，就使港英政府對房地產市場具有相當的影響力。港英在房地產價格嚴重動蕩的時候，也曾採取增減土地和樓宇供應量的辦法加以調節。但調節的次數不多，力度也不大。

至於工業、貿易、航運和本地商業等領域，港英的政策是以自由競爭為主，較少進行干預。

總之，英國佔領香港的一百五十多年中，自由港和自由經濟政策對促進香港的經濟發展確實起到了重要作用。從"自由放任"到"積極不干預"，港英在加強經濟管理方面是前進了一步。但是也必須看到：英國古典學派片面強調經濟自由的觀點，到20世紀中葉已經過時。頻繁發生的經濟危機說明資本主義經濟自動調節的作用有限；而壟斷行為特別是投機資本對市場的衝擊，說明資本主義早期那種純粹的自由競爭(PureCompetition)已經一去不返，政府對市場的適度干預勢在必行。不僅凱恩斯和後凱恩斯學派提出了種種干預的模式，就連號稱新自由主義學派的弗里德曼也承認通過貨幣政策影響經濟生活的重要性，主張以貨幣作為惟一的政策工具。但港英的"積極不干預"政策，含義十分模糊。用夏鼎基的話來解釋，就是"極少干預"，也就是只有整體經濟遭遇到"極其重大的不利影響"時才能進行干預。這實際上是只有"休克療法"，沒有"漸進療法"。只有"硬著陸"，沒有"軟著陸"。在這種思想支配下，港英的宏觀調控機制不夠健全，調控工具不夠有力。以存款準備率、再貼現率和公開市場運作這三種調控工具為例，美、德等國都是西方國家中上述三種工具比較健全有效的國家，而香港在港元與美元聯繫匯率制之下，港元匯率盯住美元，港元利率就不能不跟隨美元，使前兩種調控工具失去了作用。後一種調控工具也因政府債務工具發行量少而作用不大（截至1996年底，港英政府債券和外匯基金票據未償還額937億港元，摺合120億美元，尚不足美國國庫債券未償還額的0.5%）。貨幣基礎比較狹窄，市場拋空活動不夠規範，資金流動的監察機制不夠健全，也是香港金融管理體制存在的問題。因此，香港抵禦國際金融危機的能力比較低。1987年10月全球股市暴跌，香港恒生指數由10月16日收市價3783.20點跌到12月7日收市價1894.94點，下跌49.9%，成為全世界跌幅最大的市場。1991年國際商業信貸銀行（"國商"）清盤，在香港曾引起萬國寶通、渣打、港基等多家銀行被擠提，並導致"國商"存戶長達八個月的靜坐示威事件。20世紀80年代的國際石油危機、90年代的歐洲貨幣危機等，都對香港產生過一定衝擊或影響。風險防範機制不夠建全有力，是港英在經濟領域留下的隱患之一。

第三部分 第56節：第五章　英佔後期的香港經濟（一）(8)

第三節審慎的"量入為出"的財政方針

一、"量入為出"方針的提出

19世紀40年代香港被英國佔領後，香港的財政長期處於英國政府殖民地部的嚴格監督管理之下，沒有財政自主權。港英政府制定財政預算和追加預算都必須先由英國政府批准，才能送交港英立法局通過執行。"二戰"後英國傳統的海外殖民統治方式開始有了部分改變。從1947-48財政年度起，香港的財政收支連年出現盈餘。這樣，英國政府的監管才逐漸放鬆，終於在1958年將財政權力下放給港英政府。此後港英可以自行決定財政預算和追加預算，可以自行決定發行公債和借款。1972年港元與英鎊脫鉤，香港脫離了"英鎊區"，港英政府再不必將全部外匯資產結售給英國，獲得了自主處理外匯資產、自主選擇儲備貨幣的權力。但港英政府仍須向英國政府報告財政狀況並聽取英國政府的意見，財政司仍由英國政府任命，任命核數署署長也須報經英國政府批准。儘管香港只獲得財政的相對獨立性，但對於加強政務管理，健全財政制度，促進社會穩定與經濟發展，仍然具有重要的意義。在這種情況下，港英政府制定和執行獨立的財政政策，其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1958年以後港英政府財政政策的核心是"量入為出，收支平衡"，這一點在它的多名財政司的言論中都有清楚的表述。

20世紀60年代的財政司郭伯偉說："赤字財政政策，它完全不適用於我們的經濟狀況"。"我們的財政政策有兩項金科玉律：其一是儘可能保持稅收結構的穩定，為工業和商業的發展提供一個穩定的架構；其二是不管經濟增長速度如何，公共事業應以穩步發展為宜"`。

20世紀70年代的財政司夏鼎基說："要應付臨時性的入不敷出，或要對付收入比預料少的情況，最好的辦法是隨時保有儲備金"a。

20世紀80年代前半葉的財政司彭勵治說："社會愈富裕，花費更應有度。??赤字財政是揮霍無度的人所樂用的權宜之計"b。

20世紀80年代後半葉的財政司翟克誠在就任後的第一份財政預算案中就表示："我將會儘可能地沿用過往行之有效的政策，特別是我認為香港的財政政策，是不容許以赤字預算作為永久性的政策的"c。

20世紀90年代前半葉的財政司麥高樂也表示："我恪守量入為出的公共開支原則。遵守這個原則，便能確保政府開支的增長，在一段期間不會高於整體經濟的增長，因此最為重要"d。

二、貫徹"量入為出"方針的具體準則和核心內容

為了貫徹落實"量入為出"的財政方針，港英政府確定了一系列具體準則，比較重要的有：

（一）郭伯偉和夏鼎基的五項財政預算準則

從1974年起，港英財政司郭伯偉根據以往的經驗把財政收支的比例關係概括為"五項財政預算準則"，1981年以後郭氏的後任夏鼎基對準則做了一些修訂。這五項準則是：

1.郭提出經常收入最少相當於總支出的88%，夏改訂為77%；

2.郭提出經常支出不得超過經常收入的80%，夏改訂為85%；

3.郭提出經常賬盈餘最少相當於非經常支出的60%，夏改訂為33%；

4.郭提出經常支出不得超過總支出的70%，夏改訂為65%；

5.郭提出非經常收入最少相當於非經常支出的20%，夏改訂為33%。

這五項準則中，第1、3、5項是要求積極增加收入，第2、4項是要求努力節省開支。1982年彭勵治繼任財政司後繼續執行夏氏修訂後的前四項準則，而第5項準則則維持郭氏提出的20%的比率。

（二）彭勵治的八項財政預算假設

儘管夏鼎基對"五項財政預算準則"中的重要比率做了一些修訂，夏氏的後任彭勵治也做了再修訂，但在實施中連續幾年財政收支的主要比率都突破了新修訂的準則，特別是從1982-83財政年度起，以售地收入為主體的非經常性收入直線下降，而非經常性支出卻持續上升，導致綜合賬收支失衡。因此彭勵治在任內最後一個財政年度即1986-1987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中提出了財政預算的新的準則，這就是"八項財政預算假設"：

第三部分 第57節：第五章　英佔後期的香港經濟（一）(9)

1.生產總值增長率：假設五年內每年平均實質增長率為4.5%；

2.通貨膨脹率：假設五年內每年平均為4.5%;

3．現金流動盈餘/赤字比率`:政府的目標是現金流動達到盈虧相抵基本平衡,但在策劃方面寧可由於低估而導致盈餘;

4．綜合賬目開支增長率:以實質計算控制在略低於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率的水平;

5.非經常性開支增長率:目標是在扣去通貨膨脹因素之後，基本維持1986-1987年度的水平，同時應考慮基本工程在人工、費用等方面的經常開支；

6.稅務政策：假設稅務負擔不會有重大的轉移，同時必須顧及維持各項收費和定額稅項的實質收益，以及定期檢討各種免予納稅的入息額等問題；

7.經營盈餘/赤字比率：由於來自售地的非經常收入的重要性已經減低，因此假設大部分的非經常開支將繼續由營業賬目的盈餘支付。在非經常支出中由經營盈餘支付的比率訂為最少50%；

8.公務員編製增長率：假設每年不超過2%-2.5%。

"八項假設"比"五項準則"進了一步。它作為指導財政管理的具體政策，其創新之處主要有三點：

首先是提出了"一般經濟假設"的範疇，確保政府的開支水平是按照香港經濟的負擔能力來確定，而不是按照政府的收入來確定。

其次是引進了"中期預測"的範疇。將單一年度的財政預算建築在五年預測的基礎上，有助於財政收支在一個比較長的時期內具有比較穩定的比率準則。

最後是突出了主要的財政範疇和比率準則。為準確地制定各項預算指針，控制開支的增長，設下了比較具體的政策界限。

"八項假設"為彭氏的後任翟克誠提出了比較切實可行的準則。翟克誠儘管在個別的比率上做了一些調整（主要是生產總值增長率數次上調），但基本上沿用彭氏的政策，力求達到或接近既定的各項比率。

儘管具體準則及其計算方式有過一些變化，但"萬變不離其宗"，港英財政政策的核心內容是：

第一，保持公共收入的合理。特別是保持穩定的稅收結構，以"產生足夠的經常收入，應付大部分政費支出，以及產生一個令人滿意的財政儲備水平"`。

第二，控制公共開支的增長速度，在"有規律和有效率地發展政府服務"a的前提下，確保公共開支不超過生產總值的"合理限額"b，並盡量使公共開支增長率不超過生產總值的增長率。

保持合理的公共收入水平，嚴格控制公共開支的增長，這是"量入為出"財政方針的具體化。以穩重著稱的第二十七任港英總督衛奕信曾經把這兩個方面稱為"政府財政管理"的"基本信念"。他的看法是符合英佔後期香港的實際狀況的。

三、貫徹"量入為出"方針的效果

在"量入為出"方針的作用下，英佔後期香港財政狀況基本良好（見表5-3），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財政收支，平衡有餘

"二戰"後香港絕大多數年份均保持財政收支平衡有餘。從1946-47財政年度到1996-97財政年度的51年中有43年盈餘，只有8年出現赤字。而且這8年又都是由於各種特殊的政治、經濟因素所造成（見表5-4）。

（二）財政儲備，比較充裕

在絕大多數年度財政收支存在盈餘的情況下，香港的財政儲備比較充裕。據統計從1951-52財政年度到1996-97財政年度的46年中，香港財政儲備占當年財政支出的比例平均為77%（見表5-5），其中最高的1954-55財政年度和1955-56財政年度都達到100%以上。1997年4月1日財政儲備已經達到1736億港元，同年7月1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土地基金受託人又將基金資產1971億港元移交給特區作為財政儲備，使1997-98財政年度開始時的財政儲備增加到3707億港元，相當於全年度財政支出的191%，也就是相當於特區各級政府機構將近兩年的開支。雄厚的財政儲備成為香港特區政府依法行使各項職權的有利條件之一。

（三）稅制簡單，稅負較低

第三部分 第58節：第五章　英佔後期的香港經濟（一）(10)

"二戰"後香港財政收入和財政儲備如此迅速地增長，是否依靠繁重的賦稅呢？否！香港的稅制十分簡單，分為直接稅和間接稅兩類。直接稅包括利得稅、薪俸稅、利息稅、物業稅和遺產稅。間接稅稍多，但主要是差餉、關稅和幾種內部稅收。全部稅種不過十餘項（參看錶5-6）。除薪俸稅和其他個人入息課稅按累進稅率徵收以外，其他稅種均按計算比較簡便的標準稅率徵收，從稅率、稅目和稅收總額來看，香港納稅人的負擔都比較輕。1950年到1996年，公司利得稅的標準稅率始終在15%-18%的低水平盤旋。最高的1986-1987財政年度也僅為18.5%。同國際上的一般標準相比，香港的稅率很低。在亞洲，日本和韓國的利得稅稅率都在50%以上，新加坡和中國的台灣省也在40%左右。根據1980年代前七年的統計，香港所得與利得稅徵收額只佔同期本地生產總值的7.2%，不僅低於發達國家和地區，也低於絕大多數發展中的國家和地區。本書上文已經提到：香港徵收關稅的商品只有六種，是全世界課稅品種最少的港口之一。低稅負和簡單稅制，過去和現在都是香港為海內外投資者提供良好投資環境的一個基本因素。稅負低而財政收入穩定增長，是"二戰"後香港經濟高速發展的結果，也是中國古代和現代思想家倡導的"足國之道，節用裕民"`和"從發展國民經濟來增加我們財政的收入"a等理財思想的一個好的例子。

但是也應指出：儘管港英政府掌握著香港相當可觀的房地產資源，但對平抑物業價格重視不夠，在採取拍賣方式批租土地的情況下，客觀上助長了房地產價格的不斷攀升，泡沫經濟十分嚴重。港英財政收入分為稅收和非賦稅收入兩大項（見表5-6），其中稅收約佔全部財政收入的60%，非賦稅收入約佔40%。而在非賦稅收入中，賣地收入無疑佔有很大比重。香港的土地本來比較狹小，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口的增加，對房屋的需要又在不斷增加，已經孕育著樓價上升的因素，房地產商為了取得土地使用權，不能不參與高價競投，使建樓成本不斷增加，樓價"水漲船高"。加上房地產投機活動熾熱，特別是從香港開始的"炒樓花"活動，更把物業價格抬高到"寸土寸金"甚至"寸土尺金"的程度，使香港和東京並列為全球房地產價格最高的"雙城"。到1996年第一季度，市民購買一個小型住宅單位所用按揭貸款的每月還款額佔到全港家庭入息中位數的86.5%，遠遠超過了中低收入居民的負擔能力。房屋問題成為香港居民最為關心的一個焦點問題，也是滯後香港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一個重要方面，作為行政管治者和地權壟斷者的港英政府，是難辭其咎的。

第四節維持貨幣穩定的政策和港式貨幣發行局制度

香港貨幣政策的目標是維持貨幣穩定。鑒於香港是一個高度外向型的經濟體系，這個政策目標更具體的涵義就是維持港元匯價的穩定。1935年香港取消銀本位制以來的經驗證明：要維持港元匯價的穩定，健全的貨幣制度是決定性的因素之一。所謂貨幣制度，是指一個擁有單獨的貨幣發行權的國家或地區貨幣流通的秩序、結構和組織形式，包括通貨制度（金屬通貨還是紙通貨）、本位制度（以何種物品作為貨幣本位）和發行制度（發行者為誰、發行方式如何）等等。香港在長期實踐中逐步形成了一套適合當地情況的行之有效的貨幣制度，這就是港幣由指定的商業銀行發行、與一種國際儲備貨幣掛鉤、發鈔銀行必須繳付100%的發行準備金的制度。我們稱之為港式貨幣發行局制度。

一、幾經變遷的貨幣本位制度

19世紀40年代香港開埠以來，貨幣本位制度幾經變遷，到20世紀末為止，可分為銀本位制（1842-1935）、金匯兌本位制（1935-1972）和管理紙幣本位制（1972-）等三個時期。其中金匯兌本位制時期又可分為英鎊匯兌本位制和布雷頓森林協議制等兩個階段。而管理紙幣本位制時期又可分為固定匯率制、浮動匯率制和聯繫匯率制等三個階段。除銀本位制時期和英鎊匯兌本位制階段已在本書第三、四章評述外，現在將"二戰"後的幾個階段簡要回顧如下：

第三部分 第59節：第五章　英佔後期的香港經濟（一）(11)

（一）戰後第一階段——布雷頓森林協議制階段

布雷頓森林協議制（BrettonWoodsAgreementSystem）在本質上屬於金匯兌本位制。1944年7月，美、英、中、蘇、法等44國的代表在美國新罕布希爾州(NewHampshire)的布雷頓森林召開聯合國貨幣金融會議。根據會議通過的"最後決議書"，確定了1盎司黃金等於35美元的黃金官價，各國政府或中央銀行隨時可以用美元按官價向美國兌換黃金，而每種貨幣與美元之間也必須確定和保持一個固定匯率。當一個國家或地區出現國際收支基本不平衡時，經過國際貨幣基金會（IMF）批准，可以調整固定匯率。這就是美元與黃金掛鉤，其他貨幣與美元掛鉤的"雙掛鉤"的美元-黃金本位制。但因當時香港尚處於日本軍隊佔領下，所以沒有規定港元的固定匯率。1946年12月18日，國際貨幣基金會確定多種貨幣的固定匯率，其中港元的固定匯率為1英鎊兌16港元，相當於1美元兌3.97港元。從那時起，香港被納入布雷頓森林協議制的範疇，實行美元與黃金掛鉤、英鎊與美元掛鉤、港元與英鎊掛鉤的"三掛鉤"的金匯兌本位制。1949年9月、1967年11月和1971年12月港元曾三次跟隨英鎊調整對美元的固定匯率，1967年11月港元對英鎊的固定匯率也曾調整，但港元的貨幣本位制度沒有改變，仍屬於布雷頓森林協議制的範疇。根據1935年12月6日港英立法局通過的《外匯基金條例》，港幣由指定的商業銀行發行，以與發行額等值的外匯作為準備金。而由於本期內香港仍是"英鎊區"成員，香港的全部外匯儲備均結售給英國，作為"英鎊區"的"共同儲備"。

（二）戰後第二階段——管理紙幣本位制下的固定匯率制階段

固定匯率制是香港實行管理紙幣本位制之後最先採取的匯率制度。從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美國由於國內外多方面的原因，黃金儲備大量外流，維持美元與黃金掛鉤的制度愈來愈困難。1971年8月15日，美國宣布停止美元兌換黃金的制度，美元匯價隨即下跌，西方各國都程度不同地蒙受匯率損失。為避免繼續遭到損失，1972年6月23日，英國率先宣布取消英鎊對美元的固定匯率，實行英鎊自由浮動；同時宣布將"英鎊區"的範圍縮小到只包括英國本土、愛爾蘭和直布羅陀，對其他原英鎊區成員不再採取集中外匯儲備和限制資金流動的制度。其他西方國家也紛紛實行匯率浮動，布雷頓森林協議制自此徹底瓦解，標誌著最後一種金本位制即金匯兌本位制也不復存在了。從這時起，全世界所有國家和地區的貨幣制度都進入了管理紙幣本位制的時代。在英鎊自由浮動後的第十四天，即1972年7月6日，港英政府宣布港元與英鎊脫鉤，改為與美元掛鉤，當時確定的固定匯率為1美元兌5.65港元，1973年2月14日調整為1美元兌5.085港元。港幣發行仍以外匯為準備金，由包括美元、英鎊在內的多種外匯資產組成。

（三）戰後第三階段——管理紙幣本位制下的浮動匯率制階段

固定匯率制使港元在國際市場上不斷被高估或低估，對發展進出口貿易不利。在許多國家和地區紛紛採取浮動匯率制的情況下，香港繼1973年1月取消外匯管制之後，1974年11月26日港元實行自由浮動，浮動匯率製成為香港實行管理紙幣本位制之後的第二種匯率制度。港英金融當局逐步加強對匯市的管理，使浮動匯率制實行後的前七年（1975-1981年），香港外匯市場行情波動雖然極為頻繁，但運作基本正常，交易額也得到較快增長。

（四）戰後第四階段——管理紙幣本位制下的聯繫匯率制階段

1982年9月中英兩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外交談判開始後，由於英方堅持"三個（不平等）條約有效"、"以主權換治權"的觀點，使談判一度陷入僵局，影響了人們對香港前景的信心。1982年9月22日至1983年9月22日，港元對美元的匯價由1美元兌6.11港元降到1美元兌8.36港元，下跌幅度達36.8%。為了對中方施加壓力，當時任英國首相的撒切爾夫人悍然打出"經濟牌"。她在1983年9月23日發表談話說，香港由於"前景不明"，"正面臨重大的金融及政治動蕩"，引起香港居民的恐慌心理，紛紛上街搶購食品和日用品。到9月24日，港元對美元的匯價已暴跌至1美元兌9.6港元，比9月22日下跌14.8%；港元對其他主要貨幣的匯價也在這兩天內下跌11.6%，這就是人們所說的"九月風暴"。撒切爾夫人的做法並沒有對中英談判造成什麼影響，反而使英國對香港的管治能力受到質疑，英資在香港的經濟利益受到損害。在這種情況下，港英政府採納了商人祁連活的建議，決定從1983年10月17日起，實行港元與美元的聯繫匯率制，其主要內容是：港幣發鈔銀行（當時為滙豐、渣打銀行，1994年5月起增加中國銀行）每發行7.8港元的港幣,必須向政府的外匯基金交付1美元的法定準備金，由外匯基金髮給負債證明書。以後發鈔銀行可以隨時將港幣連同負債證明書交回外匯基金，外匯基金則將等值的美元付還發鈔銀行。其他銀行也可以隨時按1∶7.8的聯繫匯率同發鈔銀行進行美元與港元的交易。通過銀行利用聯繫匯率與市場匯率之間的差價所進行的套利活動，形成美元與港元之間的匯率自動調節機制，有利於保持港元匯價的基本穩定。

第三部分 第60節：第五章　英佔後期的香港經濟（一）(12)

二、歷史悠久的貨幣發行局制度

與貨幣本位制度幾經變遷不同，香港自1935年12月取消銀本位制以來，絕大部分時間都實行貨幣發行局制度。所謂貨幣發行局制度，是1850年以後英國在其殖民地和保護國長期推行的一種制度。它有兩個特點：一是在這種制度下，法定貨幣不是由中央銀行發行，而是由一個獨立的貨幣發行局發行，而這個貨幣發行局除發鈔外是不行使任何銀行職能的；二是貨幣發行必須有充足的外匯準備金。發行機構在發行貨幣的同時，必須按照政府規定的幣種和匯率將一種能夠充當國際儲備貨幣的外國貨幣作為準備金存入政府的金融管理機構，也就是該種外幣與本幣之間應當按照一個事先約定的固定匯率由貨幣發行機構與政府金融管理機構進行雙向的無條件的兌換。新加坡是最典型的實行貨幣發行局制度的國家。香港從1935年12月到1974年11月（日佔期間除外）的金匯兌本位制時期和管理紙幣本位制下的固定匯率制時期，除了港幣不是由貨幣發行局發行而是由商業銀行發行以外，其他的做法都與貨幣發行局制度完全相同，因此我們稱之為港式貨幣發行局制度。1974年12月至1983年10月，香港實行浮動匯率制，由於匯率不斷波動，不可能再按照事先約定的固定匯率進行本幣與外幣的雙向兌換，實際上是中止了港式貨幣發行局制度的實行，但仍然實行貨幣發行機構必須繳付（按當時市場匯率計算）足值外匯準備金的辦法。從1983年10月17日起，香港實行聯繫匯率制，同時也就全面恢復了港式貨幣發行局制度。經過多年來的不斷充實和完善，港式貨幣發行局制度有四個鮮明的特點：

（一）由商業銀行發鈔

同"二戰"後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都由中央銀行發鈔相比，香港的做法實屬罕見。香港沒有中央銀行，港英政府也不設單獨的貨幣發行機構。根據港英立法局1935年12月6日通過的《外匯基金條例》，三家英資商業銀行，即滙豐、渣打和有利銀行被指定為港幣發鈔銀行。1959年，有利銀行被滙豐銀行收購，此後很長時間內發鈔銀行只有滙豐、渣打兩家。1994年5月1日，中資商業銀行之一的中國銀行開始參與發行港幣，香港的發鈔銀行從此又增加到三家。直到20世紀末，這種狀況都無改變。

（二）規定港幣與一種國際儲備貨幣之間的固定匯率（或聯繫匯率）

從1935年12月6日起，港元與英鎊掛鉤，由英國和港英政府規定兩者之間的固定匯率。從1972年7月6日起，港元與美元掛鉤，由港英政府規定兩者之間的固定匯率。上述固定匯率既是發鈔銀行繳付外匯準備金的依據，也是任何企業和個人在香港進行港元與英鎊（或美元）之間的交易的依據；其他的黑市匯率均屬非法。從1974年11月26日起，港元自由浮動，沒有了固定匯率，也就停止了貨幣發行局制度。從1983年10月17日起，實行港元與美元的聯繫匯率制，由港英政府規定美元兌港元的聯繫匯率為1∶7.8，港式貨幣發行局制度自此恢復運行。但聯繫匯率只適用於外匯基金同發鈔銀行之間、發鈔銀行同其他銀行之間的美元與港元的繳付和交易；而其他交易主體之間的美元與港元的交易，則一律按市場匯率進行。這是聯繫匯率制與固定匯率制的主要不同點。

（三）港幣發行必須有100%的外匯準備金

1935年《外匯基金條例》規定：發鈔銀行在發行港元鈔票時，必須將與發鈔額價值相等的外匯存入政府指定的機構，即外匯基金（其匯率由港英政府財政司決定），作為港幣的發行準備金，"主要準備贖回該等鈔票之用"。"二戰"結束後，直至1972年7月5日之前，港元與英鎊掛鉤，香港又是"英鎊區"成員，因此港幣發鈔銀行交付的外匯準備金按英鎊計算，存放在英國。從1972年7月6日起，港元與美元掛鉤，發鈔銀行繳付的外匯準備金按美元計算。從1974年11月26日起，港元匯率自由浮動，發鈔銀行繳付外匯準備金的幣種擴大到任何硬通貨均可。1983年10月17日起，實行港元與美元的聯繫匯率制，發鈔銀行交付的外匯準備金僅限於美元。

第三部分 第61節：第五章　英佔後期的香港經濟（一）(13)

（四）設立外匯準備金的專管機構——外匯基金

香港的外匯基金（ExchangeFund）是在1935年12月廢除銀本位制以後根據《外匯基金條例》設立的，由港英政府最高級別的經濟官員即財政司控制。但財政司對外匯基金執行控制時，應當與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協商。財政司是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的當然主席，諮詢委員會其他成員由港英總督任命。

在外匯基金設立後的很長時間內，它的職責只是管理港幣的發行準備金，用途僅限於保持港元匯價的基本穩定。1984年12月中英兩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簽署後，港英政府逐步把原來由滙豐銀行擔當的一部分中央銀行的職能轉到外匯基金，形成外匯基金"六項來源，四種用途"的運作機制。

"六項來源"是：1.由發鈔銀行繳付的鈔票發行準備金；2.政府發行的硬幣的價值或這些硬幣終止作為法定貨幣後出售所得的款項；3.自1976年起，為了集中管理政府的金融資產，港英政府決定將原本由政府一般收入賬目持有的大部分外幣資產，以及政府一般收入賬目中的財政儲備（流動資金除外），均撥入外匯基金，但財政儲備並非永久交由外匯基金使用，當政府需要提取儲備以履行一般收入所需承擔的義務時，會將儲備撥回一般收入賬目中；4.根據1988年7月港英政府公布的"新會計安排"，銀行體系的結算餘額由外匯基金管理；5.外匯基金票據發行額；6.利用以上款項進行投資所得到的累積盈利。

"四種用途"是：1.用於保持港元匯價的基本穩定。當港元匯價過高時，外匯基金往往賣出港元買進外幣；當港元匯價過低時，外匯基金往往賣出外幣買進港元。2.擔當銀行業的"最後貸款者"。這是1988年實行"新會計安排"之後賦予外匯基金的新的職能。當有的銀行因頭寸短缺周轉不靈而面臨被擠提甚至倒閉時，外匯基金可以給予短期貸款。3.挽救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後，港英政府在金融市場嚴重動蕩時開始動用外匯基金加以挽救。在1982至1985年的銀行危機中，外匯基金曾挽救了7家問題銀行；1987年10月的"股災"，外匯基金又曾動用20億港元挽救股票市場和期貨市場。4.進行投資活動。自1935年外匯基金建立以來，一直投資於外匯、證券、黃金、白銀等。除在香港本地投資以外，外匯基金在倫敦、紐約、東京、巴黎、蘇黎世、法蘭克福等城市還聘請了多名經紀人進行上述金融資產的買賣。經過長達半個多世紀的經營，香港外匯基金已經積累了龐大盈餘。但在1992年以前,英國和港英政府對香港外匯基金的財務數字始終秘而不宣，直到1992年7月15日港英財政司麥高樂（HamishMacloed）才公布了1989-1991年的外匯基金資產負債表。此後每年公布上一年的外匯基金資產負債表。而在此以前的五十三年（1936-1988）中，香港外匯基金收、支、盈、虧的真實狀況，特別是香港作為"英鎊區"成員期間外匯資產均要結售給英國時的真實狀況，恐怕將成為永遠的秘密了。

香港貨幣制度的演變見表5-7。

三、貨幣制度效果顯著

港式貨幣發行局制度以及與之同時存在的港幣與一種國際儲備貨幣保持固定匯率的做法，其最大的優點就是有兩個內在的、自我調節的機制，有利於保持港元匯價的基本穩定。其一是康迪綸-休謨（Cantillon-Hume）機制,又稱黃金移動機制（specie-flowmechanism）,因其最早的發現者愛爾蘭經濟學家理查德·康迪綸（RichardCandtillon,1680-1734）和蘇格蘭經濟學家大衛·休謨（DavidHume,1711-1776）而得名。在康迪綸和休謨生活的年代，歐洲各國普遍採用金屬本位制，貨幣供應量等於法定貨幣（金屬鑄幣）的流通量，並不包括銀行存款在內。因此貨幣量的變化與黃金的流動幾乎是一對一的關係，康迪綸和休謨最初提出的定律就是闡述這種關係。但我們研究康迪綸-休謨機制在20世紀後半葉港式貨幣發行局制度下的作用的時候，就必須加進外匯儲備和基礎貨幣的概念。對此香港經濟學家饒餘慶教授推導得出的公式是：

第三部分 第62節：第五章　英佔後期的香港經濟（一）(14)

設：M=貨幣供應量

H=基礎貨幣

F=外匯儲備

a=基礎貨幣對外匯儲備的比率

e=貨幣發行局制度下的固定匯率或聯繫匯率

則：H=aeF

以上公式說明，在港式貨幣發行局制度下，香港的外匯儲備、基礎貨幣和貨幣供應量之間存在著正相關。也就是它們作為變數，不僅變動的方向完全一致，而且變動率也大致相同。按照這組公式，康迪綸-休謨機制在港式貨幣發行局制度下的運作方式是：假設因炒家狙擊港元或因資本大量流出而使香港的外匯減少，港元匯價面臨貶值壓力，那麼發鈔銀行因手中外匯短缺，不僅不能增發港幣，反而不得不向外匯基金交還負債證明書以便用港元購回外幣。這就必然導致港元基礎貨幣以及貨幣供應量的減少，從而造成利率上升，物價下降，最終達到穩定港元匯價的目的。與此相反，假設香港外匯增多，港元短缺，面臨升值壓力，那麼康迪綸-休謨機制就會向相反的方向運作，同樣達到穩定港元匯價的目的。這就是港式貨幣發行局制度的第一個內在調節機制`。

另一個內在調節機制是套利和競爭機制，其運作方式與金銀複本位制時代在葛萊欣氏法則（Gresham"sLaw）和抵償作用法則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黃金輸出入點"(goldpoints)很相似。以美元兌港元1∶7.8的聯繫匯率為例，當港元市場匯價低於聯繫匯率（例如1∶7.9）時，發鈔銀行就會把負債證明書交回外匯基金並按聯繫匯率用港元購回美元，其他銀行也會按聯繫匯率用港元向發鈔銀行購買美元，然後再按市場匯率出售美元取利。這樣，市場上美元增多而港元減少，港元匯價就會回升到接近1∶7.8的水平。相反，當港元匯價高於聯繫匯率（例如1∶7.7）時，發鈔銀行和其他銀行都會按聯繫匯率用美元購買港元，然後再按市場匯率出售港元。這樣，市場上港元增多而美元減少，港元匯價也會回落到接近1∶7.8的水平。在激烈競爭的條件下,香港眾多的銀行都不會輕易放棄這種合法的套利活動，從而使市場匯率不可能過分偏離聯繫匯率。一般說來，偏離的幅度不會超過交易成本。

在以上兩種調節機制的作用下，加上戰後大多數年份港英政府財政收支和國際收支平衡有餘，財政儲備和外匯儲備比較充裕，不需要靠擴大貨幣發行來彌補赤字，使港式貨幣發行局制度下的港元匯價比較平穩。從"二戰"後到20世紀末的五十五年中，除1974-1983年實行浮動匯率制的階段港元匯價波動極為頻繁，甚至出現1983年的"九月風暴"以外,其餘時間內港元先後與英鎊或美元掛鉤，同其他幣種的匯率也相對比較平穩。特別是1983年10月開始實行聯繫匯率制以來，很快剎住了當時外匯市場上拋售港元爭購美元的炒風，使港元兌美元的市場匯率長期圍繞著聯繫匯率而上下窄幅波動。在1992年的歐洲貨幣危機和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中，國際投機資本都曾對港元發動衝擊。依靠港式貨幣發行局的內在調節機制，以及香港的雄厚外匯儲備，港英金融管理當局迅速擊退了國際炒家，捍衛了港元匯價的穩定。到香港回歸時為止，聯繫匯率制已經實行近十四年了，港元兌美元的市場匯率波動幅度從未超過聯繫匯率的±2%。這對提高香港居民對前景的信心，保持香港社會的繁榮穩定，無疑具有重要作用。這是港式貨幣發行局制度取得的最重要的效果。

港式貨幣發行局制度另一個重要效果是積累了雄厚的資金。根據港英政府公布的數字，截至1997年6月底，香港外匯基金資產已經達到5687億港元，相當於1997-1998財政年度政府公共總開支（2348億港元）的2.42倍。其中外幣資產5239億港元，摺合672億美元。連同土地基金在內，到1997年9月底香港的官方外匯儲備已經達到881億美元，居世界第三位。作為港人共有的這筆巨大資產的管理者，外匯基金採取了一系列適合長線投資的方式和策略，包括訂定基率、側重利用長期資本市場、聘用高質素並富有經驗的經紀人等，在全球許多城市進行投資。香港外匯基金的資產主要以某些外幣和港元銀行存款、股票及可銷售有息證券等形式持有，分別存放在香港和其他主要國際金融中心各類金融機構的存款戶口、信託戶口和保管戶口內（1989年及其以後香港外匯基金的資產負債狀況見表5-8）。

第三部分 第63節：第五章　英佔後期的香港經濟（二）(1)

港式貨幣發行局制度在促進港產品出口方面也取得良好效果。布雷頓森林協議制時代，港元與英鎊掛鉤。1949年9月和1967年11月，港元匯價兩次跟隨英鎊下調，由1美元兌3.97港元降到1美元兌6.667港元，下降幅度達40%，大大促進了港產品出口，對剛剛興起的香港外向型製造業起了明顯的推動作用。20世紀70年代初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港元改與美元掛鉤，隨著美元對其他西方主要貨幣匯價的降低，港元匯價也不斷穩步下降。特別是香港實行聯繫匯率制以後，1985-1990年美元匯價因受美國財政及國際收支"兩個赤字"的影響而一降再降，僅在1885-1987年的三年內，美元對西方七種主要貨幣的平均匯率就下降了51.5%。港元匯價跟隨美元而一再降低，這三年的港產品出口上升了50.3%。這是聯繫匯率制促進出口的一個明顯的例證。

結語

英佔後期的經濟政策，以自由經濟政策、"量入為出"的財政方針和貨幣政策與制度為最重要。而當前議論較多的，則是自由經濟政策和以聯繫匯率製為主要內容的貨幣發行局制度。對於前者，我們的看法是自由經濟政策對香港經濟的發展確實起到良好作用，應當繼續實行。但是實行自由經濟政策不等於政府無權對宏觀經濟進行必要的干預。"自由放任"和"不干預"是19世紀英國古典學派經濟學家的觀點，早已被凱恩斯及其以後的許多經濟學家所擯棄。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如果特區政府不出手干預市場，聯繫匯率制就會崩潰，港元就會大幅度貶值，全體港人就會蒙受更大的損失。因此，我們建議特區政府明確宣布實行自由經濟與適度干預相結合的政策。對於一般交易行為，要堅決實行自由經濟政策；但對旨在衝垮香港貨幣制度和金融市場的大型國際投機資本，則要進行必要的干預。至於貨幣發行局制度，在維持貨幣穩定、管好用好外幣資產和促進出口方面的效果是有目共睹的。但聯繫匯率制有一個最大的缺點，就是港元匯率釘住美元，港元利率便不能不跟隨美元，這使港元利率不僅失去了經濟槓桿的作用，有時還會形成反作用。例如，1988-1996年香港出現長達八年的高通脹，本應適當提高利率加以控制。但美國當時經濟低迷，一再減息,香港便不得不跟著減息。1997年年底到1999年年初香港遭受亞洲金融危機的衝擊，經濟出現衰退，本應適當降息，但美國聯儲局主席格林斯潘為控制美國經濟過熱而連連加息，香港也只好跟著加息。為了既保持貨幣發行局制度的優點又避免利率錯位的缺點，香港東亞銀行總裁李國寶一再提出的港幣與"一攬子"國際儲備貨幣掛鉤的方案是值得考慮的。但在2000年亞洲金融危機造成的後果尚未完全消除而2001年美國經濟又出現新的衰退的情況下，香港的貨幣制度不宜貿然做出重大改變，有關的意見可以進一步研究。

產業結構被現代經濟學家公認為經濟史分期的重要標準之一。在以下各節中，我們將按照產業結構的發展變化，對"二戰"後香港各個時期的經濟狀況進行簡要的回顧。

第一節戰後恢復時期（1945年9月-1951年12月）

一、戰後的困難和港英採取的臨時性措施

1945年9月英國從日軍手中接管了香港，面對的是備受戰爭破壞的經濟和飽受戰亂之苦的居民。在物資嚴重匱乏而英國又無力給予任何物質支持的情況下，港英政府不得不採取以下臨時性措施：1.對全體市民實行糧食配給制，並先後實行木柴、肉類、食糖和香煙等生活必需品的配售；2.對廠商實行原料、材料、燃料的配給，並且降低水電資費標準;3.實行物價管制，規定200多種重要商品一律按政府確定的"官價"買賣；4.廢除日本軍用鈔票，恢復以港幣作為法償貨幣，並且公布延期付款法令(MoratoriumProclamationNo.6)，凍結銀行存款；5.在英、港都存在美元短缺的情況下，限制美國商品進口，鼓勵英鎊區成員之間的貿易。這些頗具戰時統治經濟色彩的措施，在戰後最初也是最困難的日子裡，對於保障生產和市民生活的基本需要，穩定市場物價，維護社會秩序，曾經起了一定作用。

第三部分 第64節：第五章　英佔後期的香港經濟（二）(2)

到1947年，香港居民的經濟生活已經大體恢復正常。戰爭期間離開香港的居民紛紛做"回巢燕"。中國內地爆發的戰爭又使新入境的人士迅速增多。1947年年底香港總人口已經達到180萬人，比1945年年中人口增加2倍。1950年年底更達到206萬人，又比1947年年底增加15%。移民潮雖然使香港的房屋和各項設施更顯擁擠，但許多新移民特別是來自上海和江浙一帶的移民卻為香港帶來了迫切需要的新觀念和新資本，帶來了一批善於經營的商人、技術人才和勞動力資源。從1945年年底起，香港陸續廢除了物資配給、物價管制、金融凍結等措施，各行各業均走上了從復甦到發展的軌道。

二、對外貿易率先起步

1945年9月港英軍政府成立後，11月宣布開放對外貿易，恢復戰前的自由港政策，允許私營企業經營國際貿易。當月對外貿易總額就恢復到1200萬港元，12月又恢復到2800萬港元，1946年全年貿易總額169900萬港元。同戰前的1937-1940年每年平均貿易總額117900萬港元相比，名義增長率達到44%。但扣除通貨膨脹和匯率變動的因素以後，按實質計算的1946年貿易總額只及1937-1940年平均水平的七分之一。1947年貿易總額176700萬港元，按實質計算只及1937-1940年年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1948年貿易總額366100萬港元，按實質計算也只及1937-1940年年平均水平的二分之一弱。戰後最初三年香港對外貿易恢復較慢，主要是中國內地政治動蕩，戰火連綿，幣值暴跌，商人從事對內地貿易的風險很大，所以經營意欲不強。加上當時中國國民政府實行出口結匯制度，外幣對"法幣"的官方匯價只及黑市匯價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出口商以官價結匯，全要虧本。對利潤較高的主要出口商品，中國國民政府實行由官營機構壟斷經營的辦法，例如植物油、大豆、豬鬃被"中植油廠"和"中央信託局"壟斷，茶葉被"中茶公司"和"中央信託局"壟斷，礦產品被"資源委員會"壟斷，普通商人無法染指。在進口方面，中國國民政府從1946年11月起在國統區陸續實行限額輸入政策，它所規定的進口限額往往不及需要量的十分之一。所有這些，都嚴重限制了香港與內地的貿易，成為阻礙香港對外貿易更快發展的首要原因。

1949年10月新中國建立後，情況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中國進行國民經濟的恢復和建設，需要進口大批物資，香港企業家抓住英國在西方國家中率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機會，大力擴展香港同中國內地的貿易，使兩地之間的貿易額在1949年、1950年、1951年分別比上年增加66%、74%和21%，佔香港貿易總額的比例也分別達到23.2%、27.2%和26.5%。兩地貿易的高速發展，帶動了香港的對外貿易，從而也就帶動了香港整體經濟的復興。在香港與中國內地的早期貿易中，湧現出一批像霍英東、曹文錦這樣的愛國港商。他們致力於為中國辦理建設物資的轉口或運輸業務，並且積極將中國的出口商品推廣到世界各地，既有利於內地建設，也有利於香港經濟的發展。

與此同時，香港與美國的貿易也擴大起來。戰後初期港英政府對輸入美貨有嚴格的限制。首先是實行進口許可證制度。商人必須獲得許可證才能進口美國貨物，而發給許可證的範圍又只限於港府認為"必要"的商品，如糧食、藥品、燃料、建築材料等。其次是管制進口商品的售價。港府規定只能在進口成本之上加一個"合理利潤"（大體是CIF價格加30%）作為售價，所有商品的實際銷售價格都不能超過上述標準。再次是對美匯進行管制。在這樣的重重限制之下，港美貿易清淡。但從1948年起，港府的政策大幅度放寬，規定從美國輸入工業原料和建築材料可以按政府規定的優惠匯價（公價）結匯；商人自備外匯從美國進口其他商品，政府不加限制。這樣，港美貿易增長很快。1950年港美貿易額達到9.66億港元，比1947年增加1.15倍。

香港與英鎊區的貿易在港英政府的支持下恢復更快。戰後最初兩年，英國工農業生產都沒有恢復正常，貨物到港時間難以確定，商業利潤得不到保證，英港貿易比較清淡。這種狀況在1948年以後逐漸改變，到1951年港英貿易額達到8.34億港元，占當年香港對外貿易總額的9%。香港與印度、新加坡、澳大利亞的貿易也都得到恢復和發展。

第三部分 第65節：第五章　英佔後期的香港經濟（二）(3)

香港與日本的貿易在戰後最初兩年理所當然地停止了。從1948年開始，日貨大量進入香港，香港一部分工商界人士響應中國內地的反美扶日運動，在1948年6月曾組織召開"反對扶助日本工業復興運動大會"。當然，正常的貿易關係並未停止，港日貿易額繼續有所增加，1951年達到5.85億港元，占當年香港貿易總額的6.3%。

香港與以上四大貿易對象貿易額的增加，以及香港同其他國家和地區貿易關係的恢復和發展（見表6-2），促使香港對外貿易額直線上升，1951年貿易總額達到93.03億港元，比1947年的27.67億港元增加2.36倍。每年平均遞增35.4%，比同一時期香港本地生產總值遞增率高出15個百分點。這一時期香港的對外貿易絕大部分是轉口貿易。由於港英政府統計處直到1959年才將總出口額中的轉口額和港產品出口額分開，因此我們還很難準確算出戰後初期香港轉口貿易的規模究竟有多大？據英國學者萊恩布里奇計算，1950年香港轉口額約佔全部出口額的89%`。香港學者莫凱教授也指出："一般估計，在四十年代末期，香港的總出口中有約八成屬於轉口，絕大部分與中國有關。"`可以說，從20世紀40年代末開始，香港已經恢復了其亞洲重要轉口港之一的地位。而對外貿易的迅速復興，像開埠之初一樣，又一次帶動了整體經濟的恢復和發展。

三、金融業欣欣向榮

日佔期間香港英資和同盟國資本的銀行以及中國國民政府的官辦銀行都被關閉，僅有二十二家華資銀行和六十多家銀號、錢莊繼續慘淡經營。1945年9月1日港英軍政府成立後，同月13日頒發了第一個金融法令，宣布日本軍用鈔票無效，第二天就有一些已歇業的華資銀行復業。到年底，英資和外資的渣打、有利、法國、荷蘭、大通、運通、安達、華比等八家銀行；華資的東亞、華僑、鹽業、永安、康年、廣東、上海商業、汕頭商業、中國國貨以及廣東省銀行等十家銀行以及中國官辦的中國銀行、交通銀行都已相繼復業。加上戰時繼續營業的銀行，銀行總數達到四十六家。銀號、錢莊也有數十家。而身兼商業銀行和"准中央銀行"雙重角色的滙豐銀行則在1945年9月開始有限度營業，1947年1月全面復業。與此同時，香港金銀業貿易場也在1945年12月1日復業，香港證券交易所和香港證券經紀協會因受延期支付法令的限制，直到1947年1月才復業。在日本投降後的四個多月內，由於社會秩序還沒有恢復正常，搶劫、盜竊案件較多。市民為了安全，紛紛將手頭的資金存入銀行，使存款額不斷增加。但工商業剛剛開始重建，投資渠道不多，銀行的資金缺乏可靠的出路，經營比較困難。這種狀況在進入1946年以後有了改變。隨著經濟的快速復興，金融業欣欣向榮，東亞銀行的存款額在這一年就創下了歷史最高紀錄。由於獲利豐厚，前景看好，金融機構不斷增加。據港英政府1984年5月22日《憲報》刊登的一項資料，1948年香港獲得牌照的銀行、銀號已經達到133家`。

金融業的恢復和發展為海外資金進入香港提供了通暢的渠道。從1946年開始，"二戰"期間積壓下來的龐大僑匯就以香港作為轉遞的總樞紐。由於中國內地的戰爭和國民黨統治區的惡性通貨膨脹，以及東南亞一些國家的政局動蕩和排華風潮，使這些地方的資金大量流入香港。據估計，1947-1950年流入香港的資金相當於香港居民收入（NationalIncome）的48%。如此龐大的財力和人力資源，極大地促進了香港的繁榮。香港大學周亮全教授認為："二戰"後資本、勞力和人才的大量流入，是香港經濟復興的重要因素。而其中最主導的因素是資本。因為在初始的階段，勞力雖多但沒有足夠的就業機會，反而成為負累。而人才（無論是管理人才還是技術人才）也只有同資本結合起來才能創造出新的就業機會a。正因為如此，作為資本流入香港的首要渠道的金融業，在戰後香港經濟快速振興的過程中，無疑是發揮了重要作用的。

第三部分 第66節：第五章　英佔後期的香港經濟（二）(4)

四、製造業在競爭中曲折前進

"二戰"後最初兩年，香港製造業面臨非常有利的條件。歐洲各國的工業受到戰爭的嚴重破壞，不僅輸出能力大大降低，而且需要從香港進口一些短缺的工業品，如膠鞋、小型電器之類；1947年10月英、美、法等二十三個國家簽訂《關稅及貿易總協定》（TheGeneralAgreementonTariffsandTrade）以後，西方各主要國家一再降低關稅，又給香港製造業帶來難得的機遇；加上來自內地的人士不斷帶來新的資本、技術和勞動力資源，更使香港製造業如虎添翼。1946年開始進入香港製造業恢復和發展的新時期，來自世界各地的訂單紛至沓來。火柴業、膠鞋業因為庫存較多，先接單後生產，率先邁出復興的步伐。接著紡織、成衣、印刷等多個行業紛紛起步。到1946年年底，香港製造業已經有900多家工廠，超過了戰前1940年全港註冊工廠800家的數字。而到了1947年，根據港英政府統計處的資料，在《國際標準工業分類》（ISIC）的明細表中，香港製造業已經包括著以下的行業和產品：

食品工業（ISIC20）：水果及蔬菜罐頭或加工品、植物油、醬油、美食粉、麵包、餅乾、糖果、食糖。

飲料（ISIC21）：汽水。

煙草（ISIC22）：香煙及雪茄。

紡織（ISIC23）：紡紗、織布、整染、針織。

鞋履、制衣及紡織品（ISIC24）：鞋（膠鞋除外）、成衣及紡織品。

木材及軟木製品（ISIC25）：鋸木、木箱。

及陳設（ISIC26）：木、藤。

紙及紙品（ISIC27）：紙類產品。

出版及印刷（ISIC28）：印刷、報紙。

皮鞋及皮革產品（ISIC29）：（無明細分類）。

橡膠品（ISIC30）：膠鞋。

工業化學及化學產品（ISIC31）：葯、漆、火柴。

石油及煤產品（ISIC32）：（無明細分類）。

非金屬產品（ISIC33）：玻璃及玻璃產品。

基本鋼材（ISIC34）：鑄鋼。

金屬製品（ISIC35）：鐵罐、搪瓷、熱水壺、電鍍、手電筒。

非電機類機器（ISIC36）：機械修理。

電機機器及電器配件產品（ISIC37）：電燈膽、電池。

運輸設備（ISIC38）：造船及修理、汽車修理。

其他製造品（ISIC39）：鈕扣`。

從上列統計數字可以看出：以輕（輕工業為主）、小（中、小型廠為主）、外（進口原料出口成品的外向型模式為主）為特徵的香港製造業已經具有一定規模。其中從業人數在500人以上的較大規模的行業是：

造船及修船14484人；

棉紡4048人；

手電筒1434人；

火柴985人；

植物油、醬油加工724人；

麵包、餅乾加工578人；

紐扣524人；

但是，戰後香港製造業從一開始就是在激烈的競爭中曲折前進的。1948年以後，歐洲工業已經恢復了元氣，日本工業又重新崛起，它們的產品迅速佔領了歐、亞、美市場的很大份額，使香港製造業的訂單明顯減少。受到打擊最大的是紡織、油漆、橡膠、五金和玻璃製品行業。特別是紡織業，在日本疋頭面料潮水般地湧入香港和東南亞的強烈衝擊下，1948年、1949年香港有三分之一的織布廠停工；十萬餘名紡織、五金、橡膠以及其他行業的工人失去了工作。當然，這種蕭條是暫時性的，精明幹練的香港工廠主利用香港地理位置優越、商業資訊靈通、市場渠道眾多和工資低廉等優勢，抓住戰後美歐發達國家捨棄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科技和資本密集型產業的時機，致力發展紡織、制衣、塑膠等勞動密集型產品，在20世紀50年代又重新掀起工業化的新高潮。

五、房屋問題突出房地產業興旺

房屋問題從一開始就是"二戰"後香港面臨的嚴重的社會問題和經濟問題。一方面是原有的樓宇遭到戰爭的嚴重破壞，幾乎70%的西式樓宇和20%的中式房屋已經無法居住。另一方面是人口快速增加和工商業高速發展，對房屋的需求急劇增長。戰後初期，絕大多數市民都居住在殘存的舊樓中，有些甚至居住在危樓內。即使如此，仍然有越來越多的新移民無家可歸。為了刺激私營房地產和建造商修建新樓，港英政府在1947年頒布了一項法令，凍結戰前建造的樓宇的租金（不管是工商業用樓還是住宅用樓），規定這些樓宇在戰後的租金不準超過戰前水平；但對戰後新建的樓宇或戰後重修費用超過戰前租金100倍以上的樓宇則不加限制。1948年，有211所新建的西式房屋、729所中式房屋和125所其他類型的房屋完工交付使用。而在1949至1952年中，遺留下來的戰前樓宇已經全部修復；新建的樓宇也日益增多。儘管如此，依然不能滿足人口日益增長的需要，許多新移民無法覓得住房，只能在山坡、河岸或是樓宇的天台上搭蓋寮屋棲身，過著鴿籠式的生活。原有居民中居住面積狹小和居住條件惡劣的，更加比比皆是。由於物業市場長期處於供不應求的賣方市場的狀態，使房地產和建造業成為獲利豐厚並且幾乎長盛不衰的行業。香港不少大型資本財團都是從經營房地產起家，或是靠經營房地產發展壯大。這種狀況，在戰後最初幾年已見端倪。英資怡和、太古財團戰後捲土重來就立即進軍房地產業。華資吳多泰領導的地產公司，從1948年起建造了不少高層建築，並且最先實行分層出售樓宇的辦法，業績蒸蒸日上，成為香港華資地產界的先驅。

第四部分 第67節：第五章　英佔後期的香港經濟（二）(5)

此外，航運業和本地商業在戰後最初幾年也都有比較好的表現。

總之，"二戰"期間香港遭受的掠奪和破壞是極其嚴重的，戰後來到香港的陳方安生女士曾把當時的景況形容為"一片頹垣敗瓦"`。但接踵而至的恢復和重建工作，卻是奇蹟般地迅速成功。1945年9月港英軍政府宣布實行多種生活必需品的配給和廣泛的物價管制。但僅僅過了兩個多月，軍政府就在11月應各界的要求恢復了大部分商品的自由貿易。而到了年底，各種商品已經充分供應，配給制也陸續取消了。1947年是徹底消除戰爭痕迹的一年，市內外交通都已暢通，水電供應全部正常，政府的財政收支也開始出現盈餘。英佔時期的香港政府統計處從1947年起逐年公布本地生產總值。其中1947年香港本地生產總值15.35億港元，人口175萬人，每人平均產值877港元。到1951年本地生產總值已增加到32.22億港元，儘管人口也增加到201.5萬人，每人平均產值仍然增加到1600港元。大量史料和親身經歷者都證明：進入20世紀50年代以後，一個治癒了戰爭創傷正在邁向新發展的香港，已經在東方呼之欲出了！

第二節工業化時期（1952-1970年）

一、"禁運"使香港經濟陷入衰退

正當香港以對外貿易首先是對中國內地的轉口貿易為龍頭，帶動整體經濟迅速恢復和發展的時候，英國和港英政府聽從美國的意旨，實行對華"禁運"，又使香港經濟猝然陷入衰退之中。

1950年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9月15日，美軍在朝鮮仁川港登陸，隨即越過"三八"線向朝中邊境推進。10月19日，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參戰。12月16日，美國政府宣布禁止一切在美國註冊的船隻開往中國港口，禁止許多種物資輸入中國內地。美國還嚴格禁止中國內地的產品輸入美國，甚至連使用來自中國內地的原料製造的產品也不準進入美國市場。在美國的壓力下，日本、加拿大、菲律賓先後採取了同樣行動；法國、比利時、澳大利亞、荷蘭、義大利和南美一些國家也陸續宣布限制"戰略物資"運往中國內地。這就是美國一手炮製的對華"禁運"。

從"二戰"期間直至戰後，英國在許多方面依賴美國，因此在軍事和外交上只能惟美國的馬首是瞻。美國實行對華禁運，使英國陷入兩難之中。如果拒絕對華"禁運"，美國的壓力難搪；如果實行對華"禁運"，香港經濟勢必受到影響，英國在香港的經濟利益也會蒙受損失。因此，在朝鮮戰爭初期，英國在香港採取了有限度"禁運"的辦法。1950年7月1日，港英政府工商科（TradeandIndustryBranch）頒布了《1950年輸出統治令》，規定銅、鋁、錫、銀、椰子油、鑽石、胡椒、汽油產物、樹膠、桐油等11種商品，以及1950年其他法令所列禁止出口的貨物，一律禁止輸往中國大陸、台灣和澳門。同年8月12日，港英根據英國政府的命令，在《憲報》上公布了禁止出口物資名單，包括金屬機器、鋼鐵製品、非鐵金屬、石油、石油器材、交通器材、化學原料、化學儀器、電子器具、交通設備等。但英國從本身的經濟利益考慮，對於中國內地列為主要採購對象的五金、樹膠和化工原料等，並沒有列入禁止進出口的範圍之內。因此這一時期香港與中國內地的貿易受"禁運"的影響不大。1950年和1951年兩地貿易額連續創下戰後歷史新高就是明證。

英國的做法顯然未能令美國滿意。由於美軍在朝鮮戰場屢遭敗績，被迫退至"三八線"附近與中朝對峙。在這種狀況下，美國要求英政府加強對華"禁運"，企圖從經濟上削弱中國。為防止中國內地產品經由香港轉口，從1951年4月起，美國又規定港產品輸美必須附有產地來源證才能在美國清關。在美國的壓力下，1951年4月27日、5月25日和6月25日，港英政府連續三次頒布法令，把進出口管制的貨物品種一擴再擴，不僅包括五金、樹膠、化工原料和其他"戰略物資"，而且包括食品、藥品以及許多款日用品，共十三類二百餘種。但美國仍不滿足，還迫使港英政府在1952年2月19日修正1951年的"特種物品"輸出入管制法令，把原定十三類管制物品的範圍進一步擴大。在上述四個法令中，港英還規定了嚴苛的對華貿易限制及處罰辦法。例如，1951年4月27日的條例規定：對裝運"禁運"物資企圖出口的車船，不僅貨品充公，車船也要沒收。1951年6月25日的法令規定：本項法令頒布後在產區裝船的"禁限"貨物，運到香港後一律存入公倉，然後分批銷售給香港的工業用戶。而由於存入公倉的"禁限"貨物數量很大，香港的工業用戶不可能全部購買，等於將大部分貨物變相封存。不僅如此，1952年2月22日和24日港英又先後發出《緊急（主要供應品）規則》和通告，限令商人在辦運貨物進出口之前必須"如實"向政府指定機構報告，否則處以罰款。對於申領"主要物品供應證"時做了"不實報告"的商人，更要"嚴刑處罰"。

第四部分 第68節：第五章　英佔後期的香港經濟（二）(6)

嚴苛的對華"禁運"使香港對外貿易急劇萎縮。首先是與中國內地的貿易大幅度減少。1952年兩地貿易額只有13.5億港元，比1951年的24.7億港元減少45%。其中香港對內地的轉口及港產品出口額更由1951年的16.1億港元減到1952年的5.2億港元，減少三分之二以上。從1952年到1965年的十四年內，兩地貿易額始終沒有恢復到1951年的水平，其中有十二年的年貿易額僅為10.8-15.5億港元，比1951年低一半左右。受此影響，香港對外貿易總額也由1951年的93億港元減到1952年的66.8億港元，減少28%。其中轉口和港產品出口額更由1951年的44.3億港元減到1952年的29億港元，減少35%。從1952年起，香港經過十年才恢復到1952年的對外貿易總額。而恢復到1952年的轉口和港產品出口額，則用了整整十三年的時間（參見表9-5）。

對外貿易萎縮引發了整體經濟的衰退。根據港英政府統計，1952年香港本地生產總值29.8億港元，比1951年的32.2億港元減少7.5%，是"二戰"後到20世紀末僅有的兩個負增長的年份之一（另一個是遭受亞洲金融危機衝擊的1998年）。每人平均產值也由1951年的1600港元減到1952年的1402港元，減少12.4%`。經濟衰退的突出表現是商品積壓，價格下跌，企業虧損，職工失業。1952年五金、工業原料、花紗布、西藥、洋瓶和出口貨等六大類進出口貨物的批發物價指數比1951年下跌36%，市場大量出現"斬倉盤"（虧本出售好比斬斷臂膀）、"跳樓盤"（逼得物主跳樓）和拍賣事件。在1952年的全部商貿行號中，凡是受"禁運"、日貨傾銷以及市民消費意欲減退影響的行業，都難逃虧損的命運，特別是經營工業原料、五金和花紗布的行業虧損嚴重。估計有一半的行業"蝕通行"；其餘的行業也是虧損者多，保本或微利者少，獲厚利者更是絕無僅有。據從業人員反映，這一年虧損一百萬港元以上已經倒閉清盤的行號有五六家；虧損五十萬港元左右已經倒閉清盤的行號有十多家；虧損二十至三十萬港元已經倒閉清盤的行號有三十多家；虧損較小自動關閉或改組的行號數以千計，其中包括歷史較久的"老字號"近百家；整個商貿行業新增失業者達到一萬多人。1952年全港各行各業以及行外投資者的虧損總額估計在三億港元左右，相當於本地生產總值（GDP）的十分之一。正如《香港年鑒》所指出的那樣：1952年"香港商業的歷史，是以近百種行業累億元的虧折，逾百家商行的擱淺與傾覆，上千家商業機構的自行收束與改組，數以萬計店員的失業寫成功的"`。

從1952年起香港對外貿易連續萎縮三年之久，1954年對外貿易總額降到58.5億港元，比1951年減少38%。但在製造業快速增長的帶動下，整體經濟從1953年開始復甦。這一年香港本地生產總值31.3億港元，比1952年增長4.9%；每人平均產值1394港元，仍比1952年減少0.6%。到1954年，本地生產總值達到33.5億港元，比1953年增長7.3%；每人平均產值1418港元，比1953年增加1.7%a。從這一年起，香港整體經濟重新進入了暢旺的時期。

二、製造業快速興起

英國追隨美國實行對華"禁運"，受到沉重打擊的是香港。"禁運"使香港和其經濟腹地中國內地隔離開來，使其賴以生存的轉口港的作用丟失殆盡，使戰後剛剛復興的經濟重又陷入衰退之中，使港人傳統的生計幾乎斷絕。在嚴重的困難面前，香港企業家和市民再一次表現出堅強的性格，顯示了他們善於適應新情況捕捉新機遇的能力。他們致力發展加工出口導向型的製造業，出口貿易也由以轉口為主變為以輸出本地產品（港產品）為主，很快由單純的轉口港變為新興的工業城市，成為亞洲最早實現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戰略的地區之一。

20世紀40年代末期，香港的整體經濟是以進出口貿易作為"龍頭"和"血液"的。1950年年底只有8.7萬人從事製造業，僅佔總人口206萬人的4.2%。船舶工業是當時規模最大的製造行業，所製造的船舶是為了鞏固香港作為亞洲重要轉口港和貿易中心的地位，也有數家為船舶工業提供配套服務的工廠。至於一般製造業，主要生產棉線、布疋、針織品、食品、搪瓷製品、鋁製品、橡膠製品、塑膠製品、電燈膽、電池以及印刷、制衣等。雖然產品的種類不是很少，而且以生產可供出口的貨物為主，但規模比較小，產量不高，所以在整體經濟中不佔主導地位。據曾任港英財政司的夏鼎基（PhilipHaddon-Cave）和香港經濟學家莫凱等估計，20世紀40年代末港產品出口額只佔總出口額的10%-20%，而轉口額則佔總出口額的80%以上`。

第四部分 第69節：第五章　英佔後期的香港經濟（二）(7)

20世紀50年代香港完成了由轉口港到工業城市的轉變。1950年製造業企業1478家，僱用人數8.2萬人；而到了1959年，製造業企業已經增加到4541家，僱用人數增加到17.7萬人（見表6-3）。1959年又是港英政府統計處將轉口額與港產品出口額分開統計的第一年。這一年香港總出口額32.78億港元，其中港產品出口額22.82億港元，佔69.6%；轉口額9.96億港元，佔30.4%。港產品出口額超過轉口額的事實，證明香港已經成為工業城市。因此，人們把1959年作為香港實現工業化的一年，這是有數字根據的。

20世紀60年代香港製造業繼續高速發展。儘管這是香港經濟動蕩頻繁的年代，從1961年開始的銀行危機幾經起伏，到1966年才結束；接著是1966年的天星小輪加價事件和1967年開始的中國內地"文化大革命"，都給香港當地的商品市場和金融市場帶來一些負面影響。但製造業和進出口貿易仍然保持著暢旺的勢頭，特別是面向出口的紡織、制衣、塑膠和電子等行業發展蓬勃。1970年港產品出口額達到創紀錄的123.47億港元，比1960年增加3.3倍，平均每年遞增15.7%。

在香港實現工業化之前和之後的一段時間內，製造業的勞動生產率得到較快提高。據統計，1967年每個工人生產的出口貨值為1.6萬港元，1968年增加到1.7萬港元，1969年增加到2萬港元，1970年又增加到2.3萬港元`。

三、製造業迅速發展的原因

20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製造業的迅速發展，原因很多，可以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有利的時代機遇和國際環境

市場是商品經濟條件下製造業存在和發展的基礎。有了市場，廠商(firmormanufacturer)投資於製造業才能得到應有的回報，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的過程才能繼續不斷地進行。"二戰"以後，資本主義國家有一個持續了約二十年的相對穩定發展的時期。它們的國民收入不斷提高，對日用輕工業品的需求不斷增加，對質量和款式上的要求也愈來愈高。與此同時，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這些國家普遍放棄了勞動密集型產業，集中發展資本密集型和科技密集型產業。這就出現了美歐發達國家需要一部分勞動密集型產品而自身卻不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現象，使世界產業結構出現"空缺"。香港廠商抓住這一有利時機，採取"出口導向"的發展策略，著重發展外向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製造業，並且在質量、花色、品種和款式上力求適應歐美髮達國家的需求，迅速"佔領"了這些國家的可觀的市場份額。其實，在20世紀50年代初香港開始著重發展製造業的時候，亞洲和中南美有些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工業已經有了相當的規模，但它們卻採用"進口替代"的策略，朝著內向型的方向發展，錯失了進入世界市場的大好時機，使香港得以迎頭趕上，為發展外向型的製造業奠定了比較牢固的基礎。

資本是資本主義社會製造業存在和發展的前提。特別是在發展的初期，必須先有了資本，才能把土地、勞動和企業家才能等生產要素結合起來，形成新的生產力。"二戰"以後，亞、非和中南美不斷發生戰爭和動亂，包括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兩次中東戰爭和許多國家的政權更迭等等。而香港則保持著穩定的局面。新中國建立後，中國政府明確提出在將來的適當時機通過和平談判解決香港問題和在未解決前維持現狀，使各國投資者對二十世紀後半葉香港的穩定更加抱有信心，造成大量資本源源不絕地流入香港。僅在1946年到1950年的短短五年內，從中國內地流入香港的資本就達到5億美元。而從20世紀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的十多年內，從東南亞流入香港的資本更超過100億港元。隨著國際金融市場的發展和跨國資本流動的擴大，美、日、歐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也紛紛流入香港。形成多國多方資本彙集香江的格局，也為香港製造業的勃興提供了充足的資金。

貿易自由化是發展加工出口型製造業的必要條件。"二戰"以後，許多國家陸續解除了戰時的統制貿易，導致了歐洲經濟合作組織在1958年採用自由化法則和恢復貨幣的可兌換性，使香港有機會進入更多的市場。根據1948年簽訂的《關稅及貿易總協議》（GATT），西方主要國家一再削減關稅。狄龍關稅會議達成的協議從1962年起實施。而肯尼迪削減關稅協議則從1968年起實施。這些協議促進了全世界國際貿易的擴展，香港也因此增加了港產品的生產和出口。到1970年前後，香港成為GATT的正式成員，美國不得不取消已實施二十年的香港產品輸美必須附有產地來源證的規定，日本、歐洲經濟共同體（EEC）和英聯邦國家也陸續給予香港"發展中經濟體系"的待遇，使香港得以在全球多個最大的消費市場享有"最惠國"（MFN）的地位和關稅較低的優惠，有利於提高港產品的競爭力。

第四部分 第70節：第五章　英佔後期的香港經濟（二）(8)

（二）港人的開拓進取和敬業精神

香港實現工業化的道路不可能是筆直和平坦的，早期的製造業企業家率先表現出排除萬難勇於創業的堅強意志。著名企業家安子介回憶自己在1950年創辦華南染廠的情況時說道："當時建廠十分艱苦。華南染廠建在九龍青山道。那時香港經常斷水，而染廠正需大量用水。我們只好到山上去泵水使用。`"製造業企業家蔣震，1949年隻身到港，身無分文，靠做苦力打散工度日。1958年他用省吃儉用積攢的200元港幣開了一家小機器工廠，取名震雄機器廠，為街坊修理自來水龍頭和製作簡單的機械零件。他勤奮鑽研，夜以繼日地工作，1966年成功研製出首部"十安士螺絲直射塑膠機"，1971年又推出首部"全油壓增壓四安士螺絲直射塑膠機"，在世界塑膠機械製造業處於領先地位。到20世紀80年代，震雄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注塑機生產廠商a。另一位製造業企業家陸達權，也是靠自學創業的。他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來到香港，曾去一家極小而且瀕臨關閉的小毛衫廠當管理員。他努力掌握毛衫生產過程，三個月就把這家工廠整頓好。他本人隨即應聘到一家較大的毛衫廠擔任總經理職位。20世紀60年代，陸達權成功地將香港毛衫打進美國市場，帶動了全港毛衫生產行業的振興。70年代，陸達權獨立創辦了申新針織廠有限公司。經過三十餘年的奮鬥，現在申新聯合（集團）公司已經成為業務遍及計算機設計製作、印刷、毛紡、制衣、漂染和證券投資等多個領域的大型公司b。安、蔣、陸三位先生的事迹很有代表性，戰後許多成功的香港企業家都有類似經歷。

製造業廠商創業難，面對千變萬化的國際市場求生存求發展更難。1957年英國國會認為香港搪瓷製品充斥英國本土市場，使英國搪瓷業陷於困境，一度對香港搪瓷製品實行抵制，使本來十分暢旺的香港搪瓷業遭到突如其來的嚴重打擊。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香港各搪瓷廠的綜合開工率只有80%。1961年和1962年是香港紡織業的多事之秋。正當各紗廠業績興旺大事擴充之際，英美兩大出口市場卻限制香港棉紡織品的輸入。1965年美國又限制香港布疋及衣著進口，英國、加拿大也對香港實行限制，使香港紡織業再一次受到打擊。1965年塑膠花生產正在蓬勃發展期中，卻遭受美國停止購買及大批退貨的打擊，不少小型塑膠花廠紛紛倒閉。為了適應國際市場的變化，香港企業家採取靈活機動的經營手法，通過開闢新市場和改換品種等方法，取得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效果。對於20世紀60年代搪瓷業遇到的困難，有些企業家到非洲另起爐灶，就地生產，就地銷售，很快打開新局面。對於1965年英美限制香港紡織品進口，香港企業家採取側重生產高檔棉紗的辦法，將產量壓縮，藉以減輕生產過剩的心理壓力；並將棉紗售價提高，以增加效益。例如，1965年香港輸英棉織品就是側重輸出高質量的貨品，雖然限額沒有增加，貨值卻增加不少。又如，1965年南非政府對香港紡織品入口嚴加限制，提出每寸布要有172根紗，不足此數就要徵收重稅。香港業內人士認為這種刁難性的過高要求很難達到，安子介卻反覆設計，反覆試驗，終於成功，使香港紡織品無障礙地進入南非市場。再如，塑膠業積極推出新產品，並且精工製造，以質取勝，吸引國際市場新訂單，效果也很好。

在香港實現工業化的過程中，新移民起了重要作用。"二戰"後是香港移民潮的高峰期，據估計，1949年到1970年來港的移民（包括他們本身來港後的人口自然增長）超過100萬人，佔1970年底總人口（399.5萬人）的25%，占同期人口增長總數（219.5萬人）的45.5%`。這批新移民中的成年人來港後，立即成為有用的勞動力。他們中的少年移民和移民引起的出生率急速上升，也使勞動力隊伍不斷得到補充。1961-1966年，香港15-64歲的勞動人口的平均增長率達到3.1%，1971-1976年更達到3.5%。

對香港工業化起關鍵作用的新移民，是來自上海、江浙的企業家和技術、管理人員以及技術工人。上海是中國的輕工業中心和貿易中心。抗日戰爭之前，上海的經濟發展水平高於香港，經濟地位也高於香港。抗戰勝利後，上海及江浙的製造業企業家準備重新大展拳腳，紛紛向美、英和其他西方國家訂購了大批紡紗、漂染、織布、針織和其他輕工機器設備。但由於中國內地爆發了戰爭，其中一部分企業家就將這批機器設備連同原有的機器設備運來香港，他們抵港後立即積極籌備並迅速開業生產，並且聘請了不少原在上海及江浙的技術、管理人員和技術工人，成為香港製造業的一支重要力量。可以說戰後初期是香港製造業大發展的開始，而新移民中的企業家就是這部開始曲的領唱者。在其他行業中，移民企業家也居於重要地位。

第四部分 第71節：第五章　英佔後期的香港經濟（二）(9)

香港的勞工是世界上質素較高的勞工。他們工作盡職盡責，工作慾望和進取心強，肯於鑽研技術。移民心態對香港勞工的影響很大，所以他們的心理承受能力強，吃苦耐勞。在香港實現工業化的過程中，勞工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三）港英政府有利於製造業的一部分政策措施

香港的自由經濟政策和量入為出的財政方針，對實現工業化是有利的。由於實行了這兩項政策，使各國來港廠商在投資方向、經營範圍、資金進出和產品進出口等方面都很自由寬鬆，並且享有低稅率和簡單稅制帶來的好處。加上社會安定，法制健全，當時的工資水平也比較低，構成香港良好的投資環境，吸引了大批企業家、商人、投資者、管理和技術人員以及大量資金進入香港。

為了促進位造業的發展，港英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支持半官方的和民間的機構進行這方面的努力。1960年港英政府制定法例，成立了半官方的法定工商社團香港工業總會和半官方的保險機構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1966年又成立了兩個半官方的機構——香港貿易發展局（簡稱貿發局）和香港生產力促進局。這四個半官方機構按照各自的職責，積極為全港工業企業提供市場調研、專業顧問、技術諮詢、人員培訓以及消減風險等多方面的服務。香港貿發局還通過局本身和它在全球許多地方的辦事處，進行港產工業品的宣傳推廣工作。

此外，成立於1934年的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在本期內每年舉辦香港工業產品展覽會，每年的觀眾人數都在100萬人以上，不僅使香港廠商獲得了介紹他們的產品的機會，並且使人們及時了解香港工業的最新發展。

四、迅速發展的主要製造行業

（一）紡織業

紡織業是"二戰"後到20世紀50年代香港發展最快的輕工行業，也是香港惟一擁有當時最先進的技術裝備的輕工行業，被稱為"香港工業化的領頭雁"和"全世界最現代化的紡織業之一"`。紡織業大發展始於1947年，主要是一批滬、蘇、浙籍企業家在香港開設了多間較大型的紡織廠。從1947年1954年，香港的紡紗生產能力增加了10倍。而從1955年到1962年，紡紗生產能力又增加了1.5倍，截至1962年底，香港共有紗廠35家，紗錠60萬枚，僱用工人19000多名，年產棉紗60萬包，價值約5億港元。與此同時，香港還有大小布廠263家，擁有布機2萬多台，僱用工人25600多名；大小染廠146家，僱用工人5200多名。針織廠307家，僱用工人13400多名（一部分工廠兼有紡、織、染設備及能力，以上數字中對此種情況均重複計算）。1966年香港開始生產人造纖維，此後產量增長也十分迅速。在本期內，香港紡織業生產了大量優質棉線、人造絲、絲綢、毛線，以及梭織、針織、整染和成品布疋。除出口和本地銷售外，還為新興的制衣業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

（二）制衣業

制衣業在香港起步較晚。1958年美國與日本之間實行棉織品貿易限制，香港輸美服裝大量增加，制衣業也以此為契機得到迅速發展，使香港很快成為世界知名的服裝出口地之一。1960年紡織業和制衣業的合計產值超過了造船業，有接近半數的工廠工人受雇於紡織及制衣業，但其中制衣業的人數仍然少於紡織業。而到了1970年，香港服裝出口總值已經達到43.3億港元，佔全部港產品出口總值的35%。這一年制衣業僱用人數比紡織業多出兩倍，成為製造業中的最大行業。

（三）塑膠業

塑膠業是"二戰"後新興的行業。在1967年以前,香港的塑膠製品包括塑膠花、塑膠玩具和塑膠用品三大類。20世紀60年代中期，香港生產的塑膠花盛極一時，幾乎獨佔了整個國際市場。但不久塑膠花便不受人們歡迎了，原有的塑膠花廠全部關閉或轉產。至於玩具，早期主要以塑膠為原料，1960年有85%的玩具用塑膠製成。而同一時期生產的塑膠用品主要是日用品，例如廚具、雨衣、膠袋等。1967年塑膠製品出口總值8.23億港元，佔全部港產品出口總值的12%。以後生產玩具的廠家在塑膠模製玩具的基礎上加進服裝業，電子業和金屬製品業的產品和技術，生產出附加值更高和更先進的玩具，逐漸形成一個單獨的行業，即玩具業。而塑膠業則向生產多種消費品（如廚具、辦公用具、雨衣雨具、服裝等）和半製成品（膠袋、膠布、膠管、膠箱等）的方向發展，仍然是一個重要的行業。

第四部分 第72節：第五章　英佔後期的香港經濟（二）(10)

（四）搪瓷業

香港的搪瓷工廠多數由滬、蘇、浙籍企業家經營，產品主要輸往英國、英屬地區和非洲各地。因為品質優良，價格低廉，在國際市場很有競爭力。到1962年，香港共有搪瓷廠21家，設有爐灶90座，僱用人數4300多名，年產值7000多萬港元。此後受英國政府的限制而減產，一部分搪瓷廠遷到非洲。

（五）金屬製品業

香港的金屬製品種類繁多，一般產品包括家用器皿、針和釘等，精製品包括餐具、窗格、錶殼等，加上各種小型機械和鋁製品，可謂不勝枚舉。香港許多種金屬製品在本期內增長迅速。以餐具為例，1960年出口值不足60萬港元，1969年增加到3000萬港元，9年增加50倍，港產不鏽鋼餐具得到國際市場的好評。

（六）電子工業

香港最早的電子工業是1950年成立的晶體管收音機廠，這間廠專為SONY牌收音機進行裝配工序。1959年電子工業產品的出口額尚不足50萬港元，而1969年已經增加到4.94億港元，占港產品出口總值的5%。1970年，香港的電子工廠開始生產計算機零部件，從此進入了計算機時代。

（七）人發製品工業

人發製品工業利用中國內地豐富的發源生產假髮，在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發展迅速。它的出口值由年度最低點（1964年）800萬港元迅速增加到年度最高點（1969年）6.47億港元。五年增加80倍。但此後假髮逐漸不被人們喜愛，假髮廠紛紛改為加工魚翅或做其他營生，人發製品工業便衰落了。

五、對外貿易的復興與貿易結構的變化

香港的工業化是以對外貿易為立足點、以出口為導向的。歷史悠久市場渠道眾多的香港外貿行業在整體經濟嚴重困難的情況下促進了製造業的崛起。而製造業的發展又推動了對外貿易的復興，並且使貿易結構發生了顯著變化。

製造業的興旺直接帶來了港產品出口的增加。1950年包括港產品出口和轉口在內的香港出口額37.88億港元，按港產品出口額佔20%計算，為7.58億港元。而到了1960年，港產品出口額已經達到28.67億港元，比1950年增加2.8倍。至1970年,港產品出口額更達到123.47億港元,又比1960年增加3.3倍。

從1950年（20世紀40年代最後一年）到1970年（20世紀60年代最後一年）的二十年間，港產品出口額每年平均遞增15.1%，比同期外貿總額增長率（7.7%）高出7.4個百分點，比同期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率（名義增長率10.5%）高出4.6個百分點。

港產品出口迅速增加使對外貿易重現輝煌。在1952-1954年連續三年下滑之後，1955年對外貿易總額開始回升，1960年達到98.01億港元，比1954年的58.52億港元增加67.5%。20世紀60年代香港對外貿易進入高速增長的階段，到1970年達到328.46億港元,又比1960年增加2.4倍。從20世紀50年代末開始，對外貿易重新成為香港整體經濟的"龍頭"和"血液"。

一方面是製造業勃興導致港產品出口迅猛增加，一方面是對華"禁運"造成轉口貿易急劇萎縮，兩者之間的比例關係出現倒轉，標誌著香港在國際市場擔當的角色有了改變——由遠東重要的轉口港變為一部分輕工業品的出口中心，香港也從此進入新興工業化地區的行列。前面已經提到，一般估計20世紀40年代末香港轉口額與港產品出口額的比例是8∶2；1959年港英政府第一次將轉口額與港產品出口額分開統計時，這個比例倒轉為3∶7；1970年已經倒轉的比例更擴大為2∶8。港產品出口額大於轉口額的狀況延續了近三十年，直到1978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後，隨著轉口貿易的再度興旺和製造業生產線的大規模內遷，香港的轉口額才從1988年起重新超過港產品出口額。

在進口、轉口和港產品出口這三個外貿組成部分中，本期只有進口不受政治和軍事因素的影響而穩定增加。道理很簡單：香港要滿足不斷增長的居民生活和生產的需要，就必須進口消費品和原、材、燃料。從1950年到1970年，進口額每年平均遞增7.9%，與同期外貿總額增長率大體相同。

第四部分 第73節：第五章　英佔後期的香港經濟（二）(11)

本期香港的貿易對象也有很大變化。首先是與中國內地的貿易進入低谷。由於港英追隨美國實行對華"禁運"，中國也積極拓展與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貿易，使香港對內地的出口（包括轉口）一直處於極低的水平，直到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以後才改變過來。但本期香港從中國內地進口的商品繼續增長，這是因為中國內地政府根據對港澳"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仍然以香港作為中國內地貨物出口的轉口港，並且繼續以低廉的價格向香港供應生活必需品、食用水和工業原材料。1962年起每天開出三班專門供應港澳冷凍食品的火車特快專列，1965年起東江——深圳供水工程啟用，就是中國政府為保證對港供應而採取的措施。1952年至1970年，香港每年平均自內地進口額15.83億港元，向內地出口額只有1.54億港元,入超占貿易總額的82%。正因為保持著主要進口來源地之一的地位，使中國內地在美國對華"禁運"之後繼續作為香港的最大貿易夥伴達八年之久。1960年起美國成為香港的最大貿易夥伴，中國內地居第二三位。1967年起日本成為香港的第二位貿易夥伴，中國內地居第三四位。

本期香港對日貿易也是進多出少，所不同的是香港從日本進口的貨物絕大部分是工業品，主要是合成纖維、化學品、機動車、金屬、機械、醫藥、電子產品和電訊器材等，也有少部分水產品和其他消費品。1952年至1970年香港每年平均自日本進口額13.82億港元，向日本出口額3.51億港元，入超占貿易總額的60%。

本期香港與美、歐間的貿易額顯著增長，主要得益於港產工業品在這些國家打開了銷路。在20世紀50年代初香港開始趨向工業化的時候，港產工業品主要銷往東南亞。不僅紡織品率先進入東南亞，一些新產品如針織內衣、男性恤衫、鞋類、電燈膽、電池和家用器皿也很快進入東南亞。但由於包括東南亞在內的發展中國家購買力有限，為了扶持本國工業，它們的保護主義政策越來越嚴格，使港產品進入這些市場比較困難。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香港商界人士致力開拓美歐市場。1958年英國成為港產品的第一大市場。1959年美國又取代英國成為港產品第一大市場，並且維持這一地位三十餘年。20世紀60年代港產品在歐洲共市、北歐、澳大利亞、紐西蘭和加拿大等市場都佔有了可觀的份額。1960年港產品出口到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數額占港產品出口總額的67.5%,1965年增加到79.0%，1970年又增加到84.2%。與此同時，港產品出口到美國的數額也已經分別佔到港產品出口總額的26%、34%和42%(見表6-5、表6-6)。

總之，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由於港英追隨美國對華"禁運"的影響，香港與中國內地的貿易額減少了，與西方特別是美國的貿易額增加；轉口額減少了，港產品出口額增加。由對外貿易為主變為製造業與對外貿易並重,由轉口港變為新興的工業城市,是戰後香港產業結構的第一次轉型。在製造業與對外貿易的帶動下,本地商業、海運、航空、酒店、酒樓和旅遊觀光等許多行業都日益興旺起來，房地產及建造業的發展尤為迅速。1953年聖誕夜九龍半島石硤尾木屋區的一場大火，促使港英政府開始了公共房屋的建設。

1954年至1964年，港英興建了240幢六至七層高的徙置大廈。1965年至1970年，設計水平較高、有獨立衛生間及廚房設施的單元式公共房屋陸續建造。到1970年11月，標準更高的首座新式屋落成，成為香港第500幢公共樓宇。除了這些租金及售價較低的公共房屋以外，私營房地產商建造的各種住宅樓宇、工業樓宇和巨型商廈也紛紛拔地而起。金融業則開始了一面發展一面逐步走向健全的歷程。20世紀60年代接連發生的銀行風潮促使港英政府開始重視對金融業的監管，並從1963年起對已經沿用了十七年的1948年《銀行業條例》進行了多次修訂。在城市建設方面，為適應工業化的需要而建設的觀塘、荃灣兩個新市鎮，1967年開工的獅子山隧道，1968年啟用的荔枝角大橋，1969年開工的港島與九龍間的第一條海底隧道等，都是本期的標誌性工程。

第四部分 第74節：第五章　英佔後期的香港經濟（二）(12)

20世紀50年代香港每年平均本地生產總值名義增長率6.5%，估計扣除通貨膨脹率以後的實質增長率在2%-3%左右。60年代實質增長率達到8.9%，其中有四年的實質增長率更達到雙位數。這就說明：香港的整體經濟已經由復甦走向繁榮，並且完成了經濟"起飛"的準備階段，從1969年開始了"起飛"。

香港實現工業化從而帶動了整體經濟的"起飛"，無疑是一項重大成就。但港英屈從美國的壓力削弱了香港同中國內地的經濟聯繫，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失去了遠東重要轉口港之一的地位，不能不給香港經濟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過分依賴國際市場特別是美國市場，加深了香港經濟的不穩定性。正像香港經濟界人士所指出的："美國打個噴嚏，香港就要感冒。"在20世紀70年代西方頻繁出現"滯脹"這樣一種新的經濟／金融危機的情況下，香港又面臨著新的困難。

第三節經濟多元化時期（1971-1980年）

一、競爭促使香港經濟多元化

香港的工業化在20世紀60年代末已經取得重大成就,1970年當地製造業產值佔到本地生產總值的30.9%，成為迄今為止製造業在本地生產總值中佔有份額最高的一年。但進入70年代以後，香港製造業卻面臨著三個難題：

第一，發達國家出現"滯脹"，保護主義加深。

20世紀70年代是以美歐等發達國家開始出現"滯脹"這樣一種經濟現象而入載史冊的。"二戰"以後，資本主義國家曾經有過一個經濟相對穩定發展的時期，經濟危機出現的次數比較少，危害的程度也比較輕。但從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這些國家的經濟危機變得頻密和嚴重起來，例如美國1969年12月到1970年11月的經濟危機，就使工業生產下降了8.1%。1971年和1972年，海灣六個石油生產國同西方石油公司先後簽訂《德黑蘭協議》及《日內瓦協議》，取消了產油國不得出口原油的規定，終止了幾十年來西方石油公司單獨定價的特權。從這時起，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多次調整和提高油價。從1971年1月到1979年4月，每桶原油的價格由1.80美元逐步提高到14.54美元,八年上漲7.08倍,形成震驚世界的"石油危機"。石油提價使發達國家的經營成本增加，國民收入減少，需求萎縮，生產降低，失業率節節上升。但由於這些國家長期奉行凱恩斯主義擴大有效需求刺激經濟增長的政策，通脹率居高不下，造成經濟停滯與通貨膨脹並存這樣一種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現象。"石油危機"直接導致了1973-1975年的世界性經濟危機，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生產下降幅度均超過10%，最高的是美國，下降幅度達到15.3%。而與此同時，它們的年通脹率一般都在7%以上，美國更高達11%。"滯脹"使凱恩斯倡導的擴大貨幣發行增加政府開支的"反危機"政策再也無法推行，西方發達國家紛紛採取或部分採取貨幣學派鼓吹的壓縮開支控制貨幣發行的政策。而貿易保護主義限制進口的措施，特別是配額制度，就成為它們節省開支抑制"滯脹"的重要手段之一。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最早迫使香港接受配額制度的發達國家，就是當時統治著香港並且一再聲稱"關心香港"的英國。20世紀50年代末期，香港棉紡織品輸入英國，引起當地紡織業廠商的憂慮和不滿，英國政府遂迫使港英政府同意在1959年到1962年的三年內，由港英"自動限制"出口到英國的棉紡織品數量。此項協議在英國的蘭開夏簽署，被稱為《蘭開夏條約》（LancashirePact），這是香港第一次接受的貿易配額制度。《蘭開夏條約》期滿後，英國一再迫使港英政府與其簽訂新的紡織品協議，以延長英港貿易配額制度的有效期，並且不斷增加受配額限制的紡織品品種。1974年英國加入歐洲共同市場以後，香港對英國的貿易配額併入歐洲共同市場內一起計算。

1958年香港同英國簽訂第一個紡織品協議之後不久，美國就在關稅及貿易總協定成員國會議上提出國際紡織品貿易問題，並且達成1961年至1962的短期協議（ShortTermArrangementRegardingInternationalTradeinCottonTextiles,簡稱STA）。根據這個協議，進口國可以向出口國提出限制要求，經雙邊談判後定出貿易配額。隨後，又達成了1962年至1967年的長期協議（LongTermArrangement,簡稱LTA）和1967年至1970年的棉紡協議（CottonTextilesArrangement,簡稱CTA）,後者又延續至1973年。在每次達成新的協議時，都會增加受貿易配額限制的紡織品品種。品種愈增愈多，以致不得不將1974年開始實行的協議改名為多種纖維協議（Multi-FibreArrangementRegardingInternationalTradeinTextiles,簡稱MFA）。在簽訂上述幾個協議時，英國是關貿總協定締約成員，而香港尚不是締約成員`，只是以英國屬土的身份接受"總協定"的有關規定。在簽署上述幾個紡織品協議時，都是由英國出席關貿總協定的代表團一名成員代表港英政府簽署，然後由港英政府派出代表同有關進口國的代表進行雙邊談判以確定具體的貿易配額。

第四部分 第75節：第五章　英佔後期的香港經濟（二）(13)

在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和發達國家的經濟"滯脹"中，香港因具有"雙重身份"而遭受"雙重影響"。一方面，香港是石油輸入地區，石油提價使香港製造業成本增加，競爭力降低。另一方面，香港又是輕工產品輸出區，歐美髮達國家不斷強化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特別是日益嚴格的配額制度，使香港製造業遭受的壓力倍增。1972年香港同英國簽訂的紡織品協議中，配額品種已經遍及棉紡織品、混合纖維紡織品、其他紡織品和成衣。而1974年開始生效的關貿總協定《多種纖維協議》，配額品種更覆蓋了所有各種纖維（棉、毛、絲及人造纖維）的紡織品、製成品和成衣。許多紡織品商人抱怨說：20世紀70年代的紡織業，"處處遭限制，款款有配額"，"生意愈來愈難做了"。

進口國經濟不景氣導致需求萎縮和出口受阻，是20世紀70年代香港製造業面臨的第一個難題。

第二，採取"出口導向"戰略的國家和地區增多，競爭激烈。20世紀50年代以來，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如韓國、新加坡、中國台灣等相繼實現了工業化，並在20世紀60年代由採取"進口替代"戰略轉為採取"出口導向"戰略。它們生產的出口商品與港產品的品種類似，出口目的地也都是以美國和歐洲為主，因此相互間的競爭越來越激烈。尤其是韓國和中國台灣，經濟體積比香港大，人力和物力資源比香港豐富。經過"二戰"後不斷擴大積累，韓、台的企業家也已經擁有相當雄厚的資金實力。表6-7列出了港、台、韓主要工業品出口額的比較，從中可以看出：香港傳統出口工業品的優勢確實受到嚴重挑戰。20世紀60年代，香港的輕工業品出口額大大領先於韓、台。但到了70年代中期，除成衣、玩具和首飾的出口額尚能保持領先外，其他一些傳統產品如紡織、金屬製品、鞋和塑膠製品等已被中國台灣和韓國超過。至於一些較新的產品，香港在儀器和鐘錶方面尚能領先，而在機械和電機方面也已被中國台灣超過。

與此同時，一些東南亞國家如泰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的工業化已經起步，它們的勞動力和某些原材料資源相對於香港而言也具有比較優勢，它們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也因成本低廉而對港產品構成一定的威脅。

因此，港產出口商品遭遇到亞洲一部分國家和地區出口商品的激烈競爭，是20世紀70年代香港製造業面臨的第二個難題。

第三，港產品成本增加，競爭力降低。

進入20世紀70年代，香港已經成為亞洲輕工產品出口中心之一。成衣、玩具、塑膠製品、鐘錶和首飾等的出口額先後躍居世界第一位。但由於內部市場狹小、資源匱乏，香港的製造業基本屬於加工出口型，企業規模小，機械化自動化的程度很低。紡織及制衣業曾是香港工業化的起點工業，到20世紀70年代仍然保持著香港製造業的支柱地位。香港這種以紡織制衣為主導的勞動密集型的生產模式，在70年代日益顯現出它的局限性。經過二十年來的經濟高速發展，雖然人口不斷增長，但勞動力仍然不足，已經處於充分就業狀態，導致工資水平逐年提高。20世紀70年代以後，香港的工資水平已升至亞洲第二位（僅低於日本）；加上高地價、高通脹和高利率等因素的影響，生產成本不斷增加，嚴重影響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成為香港製造業面臨的第三個難題。

面對來自上述三個方面的壓力,香港企業家開始認識到不能局限於原有的生產和經營模式,而應尋求更寬廣的發展路向。他們努力開拓新的產品、新的行業、新的市場和新的產業部門，形成了經濟多元化（diversification）的格局。

二、工業多元化

20世紀70年代香港工業多元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新興行業迅速崛起，導致香港製造業的主導行業及出口結構趨向優化和多元化。二是傳統行業更新經營理念，由生產低成本低價格的產品以打開銷路轉向生產高質素高增值的產品以爭奪市場。

這一時期香港最重要的新興行業是電子、鐘錶和玩具業。這些行業並不是20世紀70年代才有的，而是在1970年前後迅速發展，由規模較小的行業變為香港製造業的主導行業。

第四部分 第76節：第五章　英佔後期的香港經濟（二）(14)

上文曾經提到：香港第一家電子工廠是1950年成立的專為索尼(SONY)公司進行裝配的晶體管收音機廠。直到1960年，香港只有3家電子工廠，僱員170人，工廠數及僱員數都只佔製造業總數的0.1%。20世紀60年代，電子工業產品的品種逐步增加，開始涉足IT工業領域。進入70年代，電子工業發展迅速，產品也走向多樣化和高質化。從1970年到1980年，電子工廠從230家增加到1316家，僱員從3.84萬人增加到9.3萬人，出口額從10.74億港元增加到134.17億港元，成為僅次於制衣業的第二大製造行業。香港的電子產品在國際市場上越來越受到重視。1976年美國探測火星的宇宙飛船"維京"一號和二號的計算機記憶系統就裝有香港製造的零件。香港製造的微型無線電傳呼機在美國芝加哥的電子產品展覽會上曾被列為三種最佳產品之一。當時在世界電子工業中佔總產量極大比例的小型計算機，其零件不少是香港生產的。電子工業迅猛發展的原因，是它需要的投資相對較少，生產佔地也較小，適合香港中小廠商的實際情況；而且當時紡織制衣業備受限額困擾，而電子工業則不受貿易保護主義的影響。香港廠商發展電子工業也顯示出他們的應變能力。

香港鐘錶工業的歷史可以追溯到"二戰"前。當時鐘表尚屬於貴重的奢侈品，人們對出現故障的鐘錶大都反覆修理，不肯輕易丟棄。因此香港有許多修理鐘錶的工匠，以及製造修理鐘錶所需零配件和錶帶的小工廠。如同英國十七世紀的金匠金商後來成為銀行家一樣，這些小型廠的一部分廠主和工匠後來成為香港鐘錶業的企業家。20世紀50年代以後，香港的鐘錶公司開始裝配完整的手錶，但最重要的部件即表芯尚需依賴進口。由於那時瑞士鐘錶商不願向港商供應鑲寶石的高級表芯，因此香港鐘錶製造商只能生產質量較低的"粗馬錶"。直到20世紀60年代，蘇聯向香港供應傳動裝置，香港廠商才得以利用先進的表芯製造較高級的手錶。1967年鐘錶出口額4300萬港元,占港產品出口總額的0.6%。1970年增加到13500萬港元，占港產品出口總額的2%。20世紀70年代中期，香港廠商開始生產"發光顯示"（LED）和"液晶顯示"（LCD）的手錶。70年代末期，大量生產最新型的石英行針表。這時香港已成為世界鐘錶出口中心之一，1977年手錶出口量3406萬個，超過瑞士居世界第二位。1978年增加到4938萬個，超過日本而居世界第一位。但因香港手錶的價格相對較低，因此出口貨值則仍低於日本和瑞士，居世界第三位。

香港的玩具業是20世紀60年代末期從塑膠業中衍生出來的，此後香港的玩具業成為產品多元化的一個典型。除生產傳統的廉價塑膠玩具外，還生產電動玩具、電子玩具、大型組合玩具和公仔、洋娃娃等。由於構思巧妙，時尚新潮，銷路遍及全球許多地方。1969年出口額11億港元，1979年達到63億港元，十年增加4.7倍。從1972年開始，香港玩具出口額超過日本，居世界第一位。此後三十年長盛不衰，被稱為"玩具出口王國"。

傳統行業經營理念和經營方式的改變，在紡織、制衣和塑膠業表現突出。20世紀70年代，紡織、制衣業摒棄了過去主要生產中檔面料和服裝，靠"價廉物美"闖天下的做法；改為了解國際市場的流行時尚，生產品位高、式樣新、質素好的高增值產品，包括各種高級面料、名牌時裝以及非紡織品的成衣和附件等。在美歐國家保護主義加深配額趨緊的情況下，依靠單位產品價值的提高，出口額仍然保持增長。紡織業出口額由1970年的12.77億港元增加到1980年的45.35億港元，年遞增率12.5%。與此同時，制衣業出口額也由43.37億港元增加到232.58億港元，年遞增率18.3%。至於塑膠業，20世紀50年代靠生產塑膠花起家，但塑膠花很快便不被人們喜愛了，廠家改為生產多種多樣的塑膠生活用品、辦公用品和包裝材料等，並從60年代後期由進口日本原料改為進口美英原料，使產品質量進一步提高。而且香港塑膠業與其他製造行業有一個很大的不同點是：香港當地能生產世界一流的注塑機，從而大大提高了香港塑膠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能力。塑膠業出口額由1971年的1.35億港元增加到1980年的9.49億港元，年遞增率24.1%。

第四部分 第77節：第五章　英佔後期的香港經濟（二）(15)

香港經濟學家莫凱教授分析了20世紀70年代港產品單位出口價值指數和出口數量指數的變化（見表6-8），從中可以看出：收音機、電子元件、鐘錶等新興行業的產品，其單位出口價值指數雖有不同程度的增長，但出口數量指數的增長更快。而成衣、紡織品、鞋履等傳統行業的產品，其單位出口價值指數的增長一般都超過出口數量指數的增長。原因是這些行業受進口國貿易配額的限制，只能靠優化產品質量來提高單位產品價值，從而保持出口額的增長。

隨著時代的變遷，國際市場的消費偏好不斷改變，香港製造業內部各個行業的地位也在改變，從20世紀40年代末開始，紡織業發展迅猛。50年代末，制衣業也興旺起來。這兩個行業的僱員人數加在一起，超過了歷史悠久的造船業。60年代，制衣業的出口額又超過了紡織業，但僱員人數仍低於紡織業。而到了70年代，制衣業的出口額和僱員人數都遠遠超過其他製造行業。與此同時，電子、鐘錶、玩具業異軍突起，出口額躍居第二、三、五位，紡織業退居第四位，緊隨其後的是金屬製品、首飾和塑膠業（見表6-9）。

香港工業多元化的資金來源主要是本地資本（特別是華人資本），但海外投資也起了一定作用。20世紀50年代，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工業投資集中於開發天然資源，對資源匱乏的香港投資很少。據港英政府工商署調查，1960年香港的外資工業企業只有27家，包括其中一些合資企業中的本地資本在內,總投資額只有4.7億港元。直到香港製造業有了相當基礎以後,海外投資才逐漸增多。1971年外資在港設立的工廠已經達到242家，總投資額20億港元。扣除投資於這些工廠的本地資本，外資凈投資額7.6億港元。1971至1980年，外資在港設立的工廠由242家增加到460家，增長90.1%;對香港製造業的投資額由7.6億港元增加到25.5億港元,增長2.4倍。20世紀70年代外資的投資範圍也由60年代以勞動密集型的紡織、制衣、收音機裝配、金屬製品、塑膠玩具等行業為主,改變為以資本和技術密集程度較高的行業為主，包括化學（塑膠原料）、電器（家用電器）、鐘錶（電子鐘錶）、食品（飲料和即食品）以及印刷工業等。

外資對香港製造業的投資較多來自西方發達國家。1970年以前，美國差不多佔了總投資額的一半，隨後西歐國家和日本陸續增加了對香港的投資。到1980年，美資占外來製造業投資額的40.2%，日資佔22.7%，英資佔8%，瑞士資本佔5.4%，澳大利亞資本佔3.7%。但來自亞洲國家和地區的投資也不少，1980年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和中國的台灣省分別占外來製造業投資額的3.3%、3.0%、2.5%和1.1%（見表6-10）。

三、香港工業化和工業多元化時期製造業的主要特點

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是香港本地製造業快速興起和持續增長的時期，這個時期的製造業表現出五個鮮明的特點：

一是"輕"，就是以輕工業為主。香港土地狹小，自然資源匱乏，內部市場也比較小；早期的中小工廠主多是技師、技工或學徒出身，資本有限。這些都決定了香港不具備大規模發展重工業的條件。較有規模的重工業是造船業，20世紀50年代香港最大的兩家造船廠太古船塢公司和黃埔船塢公司僱用工人曾達到八千五百多人，年造船能力8萬噸，這個規模在當時已經接近飽和。香港也有鋼鐵工業，但鋼材年產量只有5萬噸左右，主要供應建築業。香港也有機器製造業，但多數工廠都是以修配為主，較有規模的僅震雄機械、德昌電機等有數的幾家。總之，重工業在香港實現工業化的過程中不佔主導地位。而輕工業則由於所需資本比較少，技術比較簡單，而且資金周轉快，轉行轉業或改變所生產的花色品種也比較方便，很適合香港多數廠商的具體情況，理所當然地在製造業中居於壓倒多數的地位。最主要的輕工行業是紡織、制衣、電子消費品、鐘錶、塑膠、玩具、首飾、搪瓷和金屬製品工業，以及20世紀60年代曇花一現但卻風靡一時的人發製品（假髮）業。其他較重要的輕工行業還有樹膠製品、鞋履、煙草、家、紙及紙製品、木材及軟木製品等等。

第四部分 第78節：第五章　英佔後期的香港經濟（二）(16)

二是"小",就是以小型工廠為主。在沒有實現工業化的1951年，香港共有註冊工廠1788家。其中49人以下的小廠佔79.6%，500人以上的大廠只佔1.4%。而過了三十年，在香港已被聯合國列入"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之內的1981年，共有註冊工廠47996家，49人以下的小廠佔到92.5%，500人以上的大廠只佔0.3%（參看錶6-11）。香港製造業一直是以小型廠為主，這和香港製造業多屬於加工出口型有關。由於生產主要是為了出口，而國際市場對產品的要求往往是季節性很強，批量大小不一，款式、數量和價格的變化極為頻繁。小型廠"船小掉頭快"，便於以銷定產、以單定產，隨時可以增產、減產或轉產，正好適應這些要求。同時，香港眾多的小型廠能夠在驚濤駭浪的國際市場上站穩腳跟，同香港的"承判分包制"有關。所謂"承判分包制"，就是由大大小小的貿易公司從外國買家那裡接受訂貨單，分別判給大廠或小廠承包生產，以賺取傭金。也有的是由大廠直接從外國買家那裡接受訂單，再判給小廠。每家小廠承擔一項產品的一個或幾個工序，大廠負擔關鍵性的工序和總裝，交由貿易公司出口。這樣，有關各方都能得到利益。

三是外向型。香港製造業屬於外向型的製造業，多數廠商生產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出口。港產工業品出口與本銷（本地銷售）的比例，1959年實現工業化以後大約是8∶2。以後隨著本地人口的增長和消費層次的提高，本銷的比率略有增加。根據港英政府的資料，1971年出口比率曾減到65%，本銷比率增到35%（見表6-12）。而到了1994年，出口比率又回升到75%，本銷比率則減到25%`。儘管具體的比率不斷變化，但出口始終佔壓倒多數。而且由於香港的自然資源匱乏，製造業的原料也幾乎全部依賴進口。這種"兩頭在外"的加工出口型的生產模式，決定了香港廠商一般都是"以銷定產"或者說"以單定產"。他們接受了多少訂單，就生產多少產品；訂單要求生產什麼樣的花色和規格，就生產什麼樣的花色和規格。訂單價值指數成為香港製造業以至整體經濟的一項重要的先行指標。

四是勞動密集。勞動密集是按照生產過程中各種生產要素的配合比例而劃分的一種經濟類型，即勞動投入較多而資本、技術投入較少的類型。香港在20世紀50年代開始邁向工業化的時候，資本、技術和勞動力等三大生產要素中勞動力是最充裕的，因此勞動力的價格（工資）也比較低廉。而且香港的製造業是加工出口型的製造業，廠商"以銷定產"，隨時都可能改變產品的品種、花色或規格。當發生這種情況的時候，資本、技術密集的程度愈高，轉產遭受的損失就愈大。而與此相反，勞動密集型的工廠在轉產時除工人的熟練程度較差以外，其他的損失都很少。因此根據比較優勢的原理，香港製造業以勞動密集型為主，就不足為奇了。根據香港經濟學家饒美蛟教授計算：1973年香港勞動密集型工業產值占製造業總產值的比率為93.5%；資本密集型工業產值占製造業總產值的比率為6.5%。到1978年，上述兩個比率分別為91.9%和8.1%（見表6-13）。說明香港從邁向工業化初期開始，製造業始終以勞動密集型為主。但在20世紀70年代以後，隨著技術水平的提高和工資水平的上升，勞動密集型製造業佔全部製造業的比率略有下降。

五是中間工序。中間工序又稱製造工序，就是在一種產品的開發周期中專門從事產品製造的工序。戰後早期的香港企業家，多是在長期的實際操作中掌握一定的生產技術和管理經驗，很少有人接受過工程或科學的專業教育。根據港英政府1966年年中人口普查結果，當時從事製造業的僱員中也只有2%擁有大學學位。因此，大部分廠商都是通過有效運用現有生產技術來進行產品的製造工序。而對於進入製造工序之前的研究開發工序，以及製造工序完成後的檢驗認證、牌子開發、市場推廣等工序，則依靠美、日、英等國的廠家、公司、科研機構以及各進口國的貿易商來進行。換言之，他們只求更好地運用現有生產技術，而不去研究創造新的生產技術；只進行產品開發周期的中間工序，而不進行前端工序和後端工序。但經濟學家根據大量統計資料研究結果表明：中間工序是附加值最少的工序，而前端工序和後端工序才是附加值較多的工序（見圖3）。

第四部分 第79節：第五章　英佔後期的香港經濟（二）(17)

20世紀60年代中期，香港企業家開始認識到後端工序的重要性。70年代以後，一些製造業廠商在牌子開發和建立銷售網路方面獲得成功，例如制衣業的佐丹奴、鱷魚恤、上海灘等公司都同時經營製造及批發、零售業務，而且他們的品牌也都在市場上享有盛譽。但對前端的研究開發工序，香港還僅僅限於設計一些時尚產品（如服裝、首飾）和為現有產品增添一些新的色彩。而對於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也高的新產品新技術，則由於缺少高層次的科技人才和龐大的科研費用而極少涉及。

香港製造業的上述特點，一方面是從實際出發，適合當時當地的自然條件、戰後國際市場的有效需求和香港商界的傳統經驗，因而取得了將近三十年生產和出口的持續增長。但另一方面隨著客觀情況的變化，也顯露出這些特點帶來的局限性和問題。比如："輕"、"小"為主使香港製造業缺少規模經濟的優勢；勞動密集為主使香港製造業在工資和物業價格趨升的情況下成本不斷提高；中間工序為主使香港製造業產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都很低，並且易受前端和後端工序的擠壓，在經濟衰退時成為進口國轉嫁危機的對象。工業多元化使這些問題得到部分緩解，但並沒有徹底解決，這是本期香港製造業增長速度放緩的主要原因。

四、產業結構多元化

香港經濟多元化不僅表現在工業多元化上面，更重要的是表現在產業結構多元化上面。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後，香港服務業踏上了迄今三十載方興未艾的路程。特別是服務業中的金融、旅遊、房地產業增長迅速；對外貿易和運輸業也有良好表現。

（一）金融業

20世紀70年代是香港金融業迅速崛起的年代。港英政府一方面實行鼓勵海外銀行來港開設分行、取消外匯管制和黃金進出口限制等開放性政策；另一方面又採取健全金融立法、加強金融監管等果斷措施，使香港金融業較快擺脫了封閉和無序狀態。1980年同1970年相比，註冊銀行由73家增加到113家，所設分行由326處增加到1033處，銀行資產由238億港元增加到2950億港元，分別增長55%、216%和1139%。到1981年，香港銀行體系的對外資產和對外負債已經列全球第三位，黃金市場交易量列全球第四位，銀團貸款額列全球第五位，股票市場總市值列全球第十位，外匯交易額也在亞洲名列前茅。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起，香港成為亞洲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之一，這是香港經濟多元化的一個重要標誌。正如饒餘慶教授所指出的："許多經濟學家都認為，香港之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是繼第二（次）大戰後從轉口埠進展為工業都市的另一巨大成就。"`

（二）旅遊業

旅遊業是"二戰"後興起的一個新的產業部門。20世紀50年代初期，開始有為數不多的海外遊客乘坐DC-4或DC-6型飛機來港觀光遊覽，這是香港旅遊業的發端。1955年港英政府設立了發展旅遊事務委員會，同年頒布了旅遊業條例，1957年成立了香港旅遊協會。政府和民間有關行業開始增設旅遊景點，擴建旅遊設施。並且大力宣傳香港風物、美食、文化、娛樂、購物等多方面的優勢。20世紀60年代彗星型和707型飛機面世，航空業進入了噴射機時代，旅遊業也進入大發展時期。各種各樣的為遊客提供服務的旅行社、酒店、酒樓、食肆、店鋪、攤檔和消閑娛樂場所雨後春筍般地湧現出來。1970年來港遊客92.7萬人次，比1960年的16.4萬人次增加465%。1980年來港遊客達到230.1萬人次，又比1970年增加148%。1960-1980年每年平均遞增14.2%，比國際旅遊業高出1.8個百分點。旅遊業總收益也由1966年的12.65億港元增加到1980年的65.29億港元，平均每年遞增12.5%。

（三）房地產業

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口的增加和居民收入的提高，20世紀70年代香港房地產業發展很快。首先是建築投資不斷增加，建造業總開支從1970年的13.08億港元增加到1980年的166.23億港元,增長11.7倍,平均每年遞增28.9%。建造業產值占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也從1970年的4.2%增至1980年的6.6%。本期香港建築投資的增長速度與人口自然增長速度之間的比例大約是4∶1，即人口增長1%。建築投資增長4%。投資增長的結果，一方面是大批工商業樓宇拔地而起，遍布港九和新界。其中設備優良的豪華商廈尤其集中在中區、灣仔和尖沙咀一帶，反映這裡商業及金融業務的集中趨勢。另一方面是住宅樓宇繼續增加，政府開發的公共屋尤為迅速。1978年，香港房屋委員會開始實行"居者有其屋"計劃，鼓勵居住在公共屋_的家庭購買自己的居所。這樣做，既節省了政府的財政支出，又滿足了有條件的居民擁有自住居所的願望，並且能較快收回一部分建房資金用於建造更多的房屋。到1980年底，香港已建成的公共屋達到44.6萬個居住單位，入住人口209.5萬人，占同期香港總人口的41%。而私人發展商針對市民提高生活質素的願望，開始推出環境優美的大型住宅區，例如黃埔花園、置富花園、杏花等，也為以後私營房地產業的發展增闢了一條新路。由於建築物的供給持續增多，房地產市場愈來愈興旺。但投機炒作也日益盛行，使物業價格波動頻繁，被稱為"香港經濟的晴雨表"。20世紀70年代初，房地產業是一個熱門的投資項目，不少地產商通過股票上市籌集大量資金，在土地買賣中獲得豐厚利潤。但房地產價格的長勢在1974-1975年因西方經濟衰退而受到重挫。直到1976年才隨著經濟的復甦進入前所未有的蓬勃發展時期。1980年，香港的商業樓宇租金已升至亞洲第一、世界第三。高地價使港英政府獲得巨額財政收入。1980-81財政年度，港英靠拍賣土地獲得100餘億港元的空前收益，占這一年度財政總收入的28%。

第四部分 第80節：第五章　英佔後期的香港經濟（二）(18)

（四）進出口貿易業

進出口貿易業是在香港經濟多元化過程中獲益最多的一個行業。電子、鐘錶、儀器和新款高檔紡織品及成衣等新興製造業的崛起，金融、旅遊、房地產和運輸業的發展，無一不為進出口貿易帶來新的商機。1960年香港對外貿易總額只有98億港元；到1970年增加到328億港元，1978年首次打破千億元大關，達到1170億港元；1980年更達到2099億港元。20世紀70年代香港對外貿易每年平均遞增20.4％，比60年代的年遞增率（12.9%）高出7.5個百分點。

（五）運輸業

20世紀70年代香港運輸業增長迅速。1970年抵達香港的海洋船舶共7146艘，內河船舶23802艘次，裝卸貨物1364萬噸；1980年抵港海洋船舶增加到10229艘,內河船舶45086艘次，裝卸貨物3356萬噸。以上三個指標在十年間分別增長了43%、89%和146％。與此同時，1970年進出香港的飛機共46749架次，1980年增加到54589架次，十年增長17%。而空運貨物量則由1975年的14.2萬噸增加到25.8萬噸，五年即增長82%。本期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香港第一座現代化貨櫃碼頭即葵涌碼頭的建成。在建設這座碼頭之前，香港只有九龍倉有限公司1969年在九龍建成的一個集裝箱裝卸站，年裝卸量只得1.2萬個標準箱（20標準貨櫃單位）。1972年葵涌貨櫃碼頭建成，1973年開始使用，年裝卸量一躍而增加到47.4萬個標準箱。更重要的是積累了建設、管理和使用貨櫃碼頭的經驗，為香港貨櫃裝卸量陸續超過紐約、神戶、鹿特丹和新加坡而成為世界第一大貨櫃港奠定了初步基礎。本期陸路運輸也有良好表現。港穗直通火車在中斷三十年後從1979年起恢復通車。香港地下鐵路自1975年動工，其中觀塘至中環線已經在1979年和1980年分三期通車。這些成績都是值得記述的。

在上述五大產業的帶動下，香港的廣義服務業在香港本期整體經濟發展中處於領先地位。至於製造業，雖然產值和出口值繼續有所增長，但由於生產成本高、產品附加值低的問題沒有徹底解決，使它的增長速度大大落後於服務業，在整體經濟中的重要性相對下降。但作為單個行業，本期內尚能保持最大行業的地位。從20世紀70年代起，對外貿易、金融、運輸、房地產、旅遊和製造業成為香港整體經濟的六大支柱性產業。

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的構成反映了產業結構的上述變化。1970年，香港各主要行業在本地生產總值中所佔的份額分別是：製造業30.9％，批發、零售、進出口貿易、飲食及酒店業19.6%，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18%，金融、保險、地產及商用服務14.9%，交通、倉庫、通訊業7.6%。到1980年，製造業下降到23.7%，批發、零售、進出口貿易、飲食及酒店業增加到21.4%，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增加到12.1%，金融、保險、地產及商用服務增加到23%，運輸、倉庫及通訊業增加到7.4%。在1970至1980的十年間，製造業產值由5.91億港元增到31.81億港元（按當時價格計算，未扣除通貨膨脹因素，下同），增加4.4倍；但產值占本地生產總值的比率卻減少了7.2個百分點。與此同時，服務業產值由116.18億港元增到906.98億港元，增加6.8倍；產值占本地生產總值的比率也增加了6.8個百分點。從20世紀70年代起，直到20世紀末，製造業與服務業在本地生產總值中所佔的比率始終是"此消彼長"，成為這一時期香港當地產業結構的一大特色（見表6-14）。

反映在從業人員的分布上，製造業與服務業"一消一長"也很明顯。1971年6月底製造業就業人口75.6萬人，佔總就業人口158.3萬人的47.8%；1981年9月底製造業就業人口雖然增加到99萬人，但只佔總就業人口240.4萬人的41.2%。而同一時期服務業就業人口則由66.8萬人增加到116.4萬人，佔總就業人口的比率也由42.2%增加到48.5%。兩相比較，服務業就業人口佔總就業人口的比例增加了6.3個百分點，製造業則減少了6.6個百分點`。

第四部分 第81節：第五章　英佔後期的香港經濟（二）(19)

五、城市建設多元化

本期香港城市建設的最大變化是建設布局的變化。從1842年和1860年英國分別佔領港島、九龍直到1973年以前，香港的城市發展長期是以中環、尖沙咀作為行政及商業中心，環繞著這兩個中心向周圍延伸著住宅區、工廠區和綠帶，香港建築學家龍炳頤教授把這一階段稱之為單一中心周邊延伸階段（uni-centricperipheralextension）。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口的增加，以及逐步實現了工業多元化和產業結構多元化，原有的城市發展模式愈來愈不能適應需要，港島和南九龍的樓宇已經接近飽和，而新界還有不少待開發的土地。於是，港英政府在20世紀50年代開始建設新市鎮。1954年決定在觀塘建設香港第一個新市鎮，1959年開始在荃灣建設第二個新市鎮，1965年又推出了在沙田和屯門建設新市鎮的計劃。1972年，港英總督麥理浩（MurrayMacLehose）宣布實施十年房屋計劃（Ten-yearHousingProgramme），目的是使當時居住在貧民窟和木屋區的人口在十年內陸續入住公共房屋。與此同時，港英政府開始了重建及改建早期的徙置大廈的工作。而無論是十年房屋計劃還是重建徙置大廈，都需要大量土地，這正好與建設新市鎮相結合。於是，港英決定將新界原來的墟鎮大浦、粉嶺、上水、元朗等建設成為新市鎮。1973年成立了新界拓展署，負責新市鎮建設計劃的實施`。從這時起，香港的城市建設進入了龍炳頤教授所說的多核心發展階段（multi-uncleidevelopment）a。到20世紀70年代末，上述新市鎮都已經具有相當規模。城市建設多元化既為工業以至整個產業結構多元化提供了比較寬闊的空間，也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人口的從新分配，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人多地少的矛盾。

20世紀70年代早、中期香港企業家在工業多元化和產業結構多元化方面取得的成績，引起了港英政府的重視。1977年10月5日，港督麥理浩在年度施政報告中表示：多元化"十分重要"，應當"進一步地更迅速地促進多元化"。同年10月底，港英政府成立了以財政司為主席、行政局與立法局部分議員和工商界代表組成的高級諮詢機構——"經濟多元化諮詢委員會"，負責檢討香港的經濟政策，以促進經濟多元化的發展。經過歷時將近兩年的研究，委員會在1979年9月向港督提交了一份《經濟多元化諮詢委員會報告書》。該報告書認為，"多元化"是指按照市場情況的變化、生產因素的可得程度、相對費用的改變以及科技的革新而對資源不斷重新配置的過程。報告書第一部分回顧了1961至1978年香港經濟的發展過程，分析了助長或壓抑香港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研究了發展前景。第二部分檢討了港英政府的有關政策，包括土地政策、財政政策、教育與訓練政策、對工業發展的態度、促進香港海外貿易及香港工業投資的安排、香港對外貿易關係的處理等等方面。在回顧過去和展望未來的基礎上，報告書提出了47項政策建議，包括促進香港與中國內地的經貿關係、增加工業用地的供應、推廣金融及財務服務行業、成立一個法定的工業訓練委員會、增加對生產力促進中心的撥款、主動吸引更多海外投資，等等。

《經濟多元化諮詢委員會報告書》的發表，反映了港英政府對經濟多元化的肯定和經濟界人士對進一步深化經濟多元化的願望，也提出了一些可行的或者值得進一步研究的意見和建議。而就在這份報告書發表的同時，中國內地積極推行改革開放政策，為香港經濟更大規模的發展提供了極其有利的契機，促使香港進入了"大香港經濟"全面發展的時期。

經濟多元化時期是香港經濟繼續高速增長的時期。香港本地生產總值按當年市價計算，1971年為265.32億港元，人均6559港元；1979年以上兩個指標分別達到１11７.54億港元和22670港元，相當於1971年的4.2倍和3.5倍。20世紀70年代香港本地生產總值年平均遞增率達到9.2%，在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中增速最快。

第四部分 第82節：第五章　英佔後期的香港經濟（二）(20)

第四節"大香港經濟"全面發展時期

（1981年1月-1997年6月）

一、面臨的困難與難逢的機遇

20世紀80年代初，香港經濟面臨著新的困難。1981年美、歐、日等西方發達國家爆發了經濟危機，通脹居高不下，失業人數驟增，經濟實質增長率急劇減少，有些國家甚至出現了負增長。它們普遍採取更加嚴厲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使國際市場上的競爭更加激烈。而香港在前三十年經濟高速增長的背景下，1981年每人平均本地生產總值已經達到4100美元，居亞洲"四小龍"之首，這就必然引起工資水平和廠房租金的提高，使勞動密集型的製造業成本增加，競爭力減低，1981年開始出現房地產市道低迷，金融業遭到沉重壓力，積壓的信貸資金達到500億港元。1982年製造業產品出口額和就業率雙雙下降。加上1997年已經不再遙遠，歷史遺留的香港問題還沒有解決，一部分香港人士對前景的信心不足，投資意欲減弱。固定資本投資增長率從1980年的19.7%降到1982年的1.7%。在這種情況下，香港雄厚的資金投向何方？怎樣繼續保持經濟高速增長的勢頭？成為精明的香港企業家必須做出抉擇的問題，香港再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

同西方的經濟不景氣相反，北望神州看到的卻是巨大的變化和眾多的商機。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全會做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決定。當香港商人還沒有完全弄懂"決定"中的一些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名詞術語的時候，在貿易、金融、交通、房地產、旅遊、科技等各個領域的許多過去想也想不到的開放措施使他們喜不自禁。緊接著1979年3月29日鄧小平會見港英總督麥里浩（MurrayMaclehose）時明確表示："在本世紀和下世紀初相當長的時期內，香港還可搞它的資本主義，我們搞我們的社會主義。因此請各國投資者放心。"`這是鄧小平第一次提出"一國兩制"的概念。1982年9月24日，鄧小平會見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對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構想又作了全面和詳細的說明a。在"一國兩制"的共識下，中英兩國政府終於在1984年12月19日簽署了《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使這一個歷史遺留問題得到了圓滿解決。正是在被香港商人稱為"雙保險"的"改革開放"和"一國兩制"兩項方針鼓舞下，中國內地和香港的經濟合作達到了新的高潮。首先是因"禁運"而冷卻了近三十年的兩地貿易關係空前活躍，使香港的轉口貿易重新興旺起來，形成進、出、轉全面發展的態勢。其次是香港製造業的大規模內遷，許多工廠在遷入內地後產量成倍地甚至十百倍地擴大，使深受高成本困擾的香港製造業"絕處逢生"，迎來了"第二個春天"。過去相互很少接觸的兩地金融、房地產、交通運輸、旅遊業以及科技、教育界等，也都很快建立起合作關係。對於因製造業內遷而略顯空蕩的香港本地經濟，香港企業家不失時機地著重發展服務業，成為遠近馳名的"服務之都"。與此同時，香港企業家還顯著增加了對東南亞、歐洲、美洲、澳洲以及世界上許多地方的投資。因此，儘管在香港本地生產總值中服務業所佔比重急劇增加而製造業所佔比重迅速減少，很多人因而認為香港已經轉向服務經濟，她的曾經興旺一時的製造業已經衰落，這種看法是不全面的和不準確的。從"大香港經濟"的視野來考察b，香港仍然是製造業與服務業並重，仍然保持著多元化的格局。因此，我們把本期稱為"大香港經濟"全面發展的時期，可能是比較恰當的。

二、製造業的大規模內遷及其發展

中國的改革開放吸引了眾多外商，而港商憑著他們與中國內地的密切聯繫，成為獲益最多發展最快的一個群體。統計數字顯示：1979年至1996年中國引進的外商直接投資有60%來自香港，而廣東省引進的外資中港資更佔到80%以上。其所以如此，是因為：第一、香港在地理上與華南接壤，方便洽談和管理跨境生產業務。第二、香港與華南有共同的語言和文化，溝通十分方便，有利於商業交易。第三、香港居民同中國內地一直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有著濃厚的親情與鄉情，中英聯合聲明已經明確規定香港將會回歸祖國，使港商在內地的經營活動雖然在法律上屬於外經外貿，實際上自成一個特殊的類別，既非本地、也非外資，而這個特殊地位在某些情況下對港商十分有利。第四、由於中國內地的工資水平和資產價格遠遠低於香港，港商用同樣的資本可以在內地建立起規模遠遠大於在香港建立的生產設施，生產出成本遠遠低於在香港生產的產品。用現代經濟學的觀點來分析，這是比較成本和規模經濟起作用的結果。

第四部分 第83節：第五章　英佔後期的香港經濟（二）(21)

先從生產成本來看，根據香港經濟學家廖柏偉、王於漸援引的一項調查材料，1990年中國內地的廣州、深圳、東莞三市製造業工人工資、廠房租金及售價與香港相比，前者只相當於後者的15%-21%（見表6-15）。按1990年香港製造商在華南地區僱用400萬工人計算，每年僅工資一項就可節省開支2000-2500億港元。

再從生產規模來看,由於成本低廉和政策優惠,香港製造商內遷後規模都顯著擴充。根據香港貿易發展局的資料，港商在中國內地的生產設施大部分由香港的小型實業公司管理。在抽樣選出的24799家在內地設有工廠的香港公司中，有88.5%的公司在香港僱用的員工少於50人，而其中僱用少於10人的更占公司總數的64%。而同是這24799家香港公司中，有超過三分之二的公司在內地僱用的員工超過100人，其中8.5%的公司僱用的內地員工更超逾千人(見表6-16)。很明顯，香港廠家憑著本身的財力、技術和經驗，在內地經營的大型生產網路，規模比他們在港的業務宏大很多倍。

正由於內遷能夠解決長期困擾著香港製造業廠商的土地和勞動力不足的問題，有利於降低成本，擴大生產規模，提高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因此從1980年開始，港商先是在深圳特區，後來逐漸在整個華南設廠（當然也有些港商在中國內地的其他地方設廠，但數量較少）。在最初幾年內，香港廠商同當地的關係是"三來一補"（來料加工、來件制配、來樣製作和補償貿易）。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三來一補"工廠的機器設備和技術水平逐步提高，同當地的關係也向更高層次發展，許多工廠已由"三來一補"轉為"三資"（外商獨資、中外合資、中外合作）企業。

香港製造業大規模內遷的過程也是大規模發展的過程，香港廠商由以前在內地幾乎沒有任何工業投資活動，迅速冒升為中國內地最大的"外來"工業投資者。眾多香港廠商在內地迅速發達的事實，導致了不少香港貿易公司也主動轉營或兼營製造業。雖然沒有正式的官方統計，但根據香港貿易發展局援引的估計數字，1996年港商在華南開設的工廠已經達到40萬家，僱用員工超過500萬人`。僅僅在廣東省珠江三角洲地區，港商的製造業投資就達到600億港元，僱用員工400多萬人，間接為港資公司及其員工服務的人員還有約100萬人。

香港製造業大規模內遷，理所當然地引起香港本地製造業的減退。這種減退有兩層含義：一是部分生產設備已經遷到中國內地運作，從前受雇於香港製造業的工人也被內地工人取代；二是有很多香港製造業廠商把生產設備遷移到中國內地以後，行政和其他支持活動仍然繼續在香港進行。這種情況造成留在香港的機構被重新歸類為服務業機構，過去按照政府統計部門的定義歸類為製造業員工的人員也被重新歸類為服務業員工，在這種情況下，香港本地的產業結構由製造業與服務業並重轉變為服務業為主。按照政府統計部門的數字，1980年服務業產值占本地生產總值的67.5%,1996年猛增到84.4%；而同期製造業產值占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則由23.7%銳減到7.2%。但從"大香港經濟"的視野來考察，1996年華南地區的港資工廠家數（40萬家）比香港本地歷史最高的1988年（50606家）差不多高出7倍；而前者僱用的員工（500萬人）也比後者歷史最高的1981年（99萬人）高出4倍。如果再加上1996年香港本地的工廠和僱員，則1996年香港製造業的規模要比香港本地歷史最高水平高出7.4倍（工廠）和4.4倍（僱員）。以上情況請參看錶6-17。

香港製造業在這段時間的迅速發展，帶來了多方面的影響。有利的影響是，香港公司憑藉在華南建立新的生產設施，可以採用最新和最合適的生產設備；同時對於中國內地也引起連鎖效應，包括提供技術轉讓渠道，擴大就業，刺激整體經濟增長，以及為國內消費市場的冒升創造條件等。

至於不良影響，主要是隨著土地及勞動力不足這兩個問題暫時得到解決，很多香港廠商已經不再感覺到改進生產技術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正是這種安於現狀的心態，使他們停留在中間工序和較低的科技水平上，從而在亞洲金融危機中吃了苦頭。

第四部分 第84節：第五章　英佔後期的香港經濟（二）(22)

三、世界第四大對外投資者

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後，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香港對外投資迅速增加。根據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UNCTD）的統計，1985-1996年香港對外直接投資累積達到1141億美元。其中1993年177億美元，1994年214億美元，1995年250億美元，1996年265億美元。以上四年的投資額雖然少於美、英兩國，但與德、日、法三國均相差不多。就在這四年中，香港前三年成為世界第四大對外直接投資者，後一年也居世界第五位（見表6-18），引起全球商界的矚目。

本期香港對外投資增加的內在原因，是經過戰後三十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香港不少企業和個人都積累了相當數量的資金，一些大公司、大財團更具備了成為大型跨國公司的實力。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貫徹執行和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迅速發展給香港提供了巨大的投資空間。同時無須諱言的是：面對1997年香港將回歸祖國，有些香港公司（特別是一部分本地英資公司）也存在分散投資、買"政治保險"的想法。

香港的對外直接投資可以分為兩個方面：

一方面是對中國內地的投資。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前，香港在內地的直接投資幾近於零。1979年以後，香港迅速成為內地最大的外來直接投資者。根據中國對外經濟貿易部的統計，1979-1996年香港對內地直接投資（實際使用金額）累積達到982億美元，占內地引進直接投資總額的62%（見表6-19）。但在1991以前，來自香港的投資者以中小商家為主，投資領域集中於製造業。1992年中國領導人鄧小平發表了著名的視察南方的談話，大大提高了香港企業家對改革開放和"一國兩制"的信心，出現了投資金額大、期限長、範圍廣的局面。不僅中小商家積極擴大經營，許多大公司、大財團也出手大規模投資。截至1993年底，僅華資李嘉誠財團旗下各公司對內地的投資已經超過1000億港元；鄭裕彤財團對內地的投資佔到集團總資產的25%；郭炳湘、李兆基、羅嘉瑞、吳光正等財團也都佔10%以上。

另一方面是對世界各地的投資。本期內香港大公司、大財團對美、歐國家的投資顯著增加。仍以李嘉誠財團為例，從1986年注資32億港元收購加拿大赫斯基石油公司52%的股權開始，先後購入英國Gluff公司25.9%的股權、加拿大帝國商業銀行10%的股權和英國第三大傳呼服務公司DigitalMobile80%的股權，以及美國大型通訊器材製造公司ATE集團的可換股優先股、英國Quadrant集團的蜂窩式流動電話業務等等。並且聯合李兆基、鄭裕彤財團投得溫哥華世界博覽會舊址的發展權，連同後來的發展，共注資130億港元，李嘉誠財團佔50%。在香港本地的成功經營加上在海外的成功投資，使長江實業集團迅速成為世界知名的大型跨國公司，李嘉誠也成為亞洲頂級富豪之一。滙豐銀行的大規模海外投資是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的。1980年收購了資產額在美國商業銀行中居第十三位的海豐銀行51%的股權,1987年收購了該行餘下的全部股權；並且陸續收購了英國安東尼捷銀行和詹金寶證券公司、加拿大卑斯銀行等國際知名的金融機構；在荷蘭、澳大利亞、紐西蘭、新加坡、馬來西亞和中東、非洲投資設立了分支機構或子公司。1987年底，滙豐收購了英國第三大商業銀行米特蘭銀行14.9%的股權。1990年變相"遷冊"——在倫敦成立滙豐控股公司。1992年滙豐銀行和米特蘭銀行"合併"，成為滙豐控股公司的兩大子公司。就這樣，滙豐由1992年以前在世界商業銀行中按資產排名第三十多位，1993年一躍而成為全球第八大商業銀行。但就法律而言，整個滙豐集團從此已不再是一家香港公司，而是英國公司了。此外，包玉剛財團1988年動用10億港元收購美國奧麗酒店集團，鄭裕彤財團1992年動用33億港元收購美國華英達酒店集團的全球酒店網，都曾在世界酒店業引起轟動。與此同時，香港一些中、小廠商為了尋求價格低廉的土地和勞動力，並且避開歐美國家保護主義的限制，也在亞洲特別是東南亞投資設廠。根據一項調查，1996年香港三萬三千多家紡織、制衣、製鞋工廠中，有80%在香港以外僱用工人。其中的制衣行業有55%的工廠在中國內地擁有生產設備，17%的工廠在其他亞洲國家或地區進行生產。

第四部分 第85節：第五章　英佔後期的香港經濟（二）(23)

對外投資的增加和對外貿易的發展，使香港許多企業成為跨國企業。不僅以長江實業為代表的一批大公司大財團是如此，而且為數更多的中、小型工廠行號也是如此。香港商人給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跨國經營才能。他們熟悉跨國企業的管理，懂得多種貨幣的交易、不同法律的要求、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工業標準和稅收政策，也善於與不同文化背景的官員及員工相處。香港企業家和白領階層的這種特點，是香港成為舉世知名的國際都會的重要因素之一。

四、"服務之都"的形成

這一時期香港經濟的另一個重要特徵是本地服務業進一步發展，服務業產值在本地生產總值中所佔比重和服務業就業人口在本地總就業人口中所佔比重進一步攀升，佔據了壓倒優勢。1981年這兩個比重分別是67.5%和48.5%，1996年達到84.4%和78.7%`。這就是說，1996年香港本地勞動人口中每四名受僱員工便有三名以上從事服務業；香港本地所生產的全部產值中更有八成以上來自服務業。加上服務的門類不斷增加，服務的質素也逐步提高，使香港成為遠近馳名的"服務之都"。正如當時任政府財政司的曾蔭權所指出的："在經濟方面，我們（指香港本地）已蛻變成為世界一流服務的國際中心。"a

服務業的就業門路很多,範圍很廣。20世紀70年代以來特別是80年代以後服務業的迅猛發展，引起了港英政府的注意。1995年8月，政府成立了推廣服務業專責小組。1996年3月，專責小組提交了題為《服務之都與時並進》的最後報告。報告針對14個為香港經濟帶來重大貢獻的服務性行業，分析了它們的情況和成就，提出了將來的工作綱領b。現在我們將其中最主要的五大行業截至1996年底的情況簡述如下：

（一）進出口貿易業

進出口貿易業的高速發展是本期整個服務業進一步發展的領頭雁。1996年香港外貿總值29335億港元，摺合3761億美元，列全球第八位；比1980年外貿總值（2099億港元）增加13倍，平均每年遞增17.9％。貿易高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香港與內地的貿易迅猛增長。1996年與1980年相比，兩地貿易額增加19倍，每年平均遞增20.7％。從1985起，中國內地再次成為香港的最大貿易夥伴（1959年之前內地曾經是香港最大貿易夥伴）。

（二）金融業

金融業繼續發展，香港作為亞洲重要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得到鞏固和加強。截至1996年底，香港共有經政府認可的接受存款機構368家，其中持牌銀行（相當於商業銀行）182家；有超過40個國家的銀行在香港開設了認可機構及海外銀行駐港代表辦事處；世界排名首100家最大的商業銀行中，有80家在香港經營業務，這些都說明香港已成為無可爭辯的亞洲國際銀行業中心。美國政府1994年進行的國民待遇研究中，肯定香港是亞洲最開放、具有最高透明度和最公平的銀行業務市場。與此同時，香港的狹義金融市場發展很快。首先是外匯交易額繼續增長，1992年已經列全球第六位，1996年升至第五位。其次是股票市場經過1986年的"四會"合併，消除了"四會"之間的機構重疊和惡性競爭；加上有關法例和監管不斷完善，使香港的股市日益成熟和國際化。按年末總市值計算，1996年香港已成為亞洲第二大股票市場，在世界排名第十。再次是衍生金融工具市場從無到有，1996年也已成為亞洲最大的市場之一。最後是黃金市場繼續保持著全球四大金市之一的地位。此外，港元債務市場也有一定發展，1996年底未償還的港元債務工具總額達到2814億港元，相當於本地生產總值的23%。

（三）旅遊業

旅遊業同樣發展迅速。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後，海外來港旅客人次數、旅遊業收入額及遊客平均消費額等指標均位居世界前列。1990年，海外來港旅客590萬人次，旅遊業收入400億港元，在香港各大行業中賺取外匯額居第三位。到1996年，海外來港旅客達到1170萬人次，刷新了歷史記錄；旅遊業收入達到870億港元，也刷新了歷史紀錄，並在世界旅遊業中排名第八位，在香港各大產業中賺取外匯額也躍居第二位。

第四部分 第86節：第五章　英佔後期的香港經濟（二）(24)

（四）運輸業

運輸業的發展使香港保持著遠東重要航運及航空中心的地位。1996年，抵港遠洋輪船達到41000艘，內河貨輪停靠香港11.1萬次，分別比1980年增加3.01倍和3.94倍；全年處理貨櫃1330萬個標準箱，高踞全球首位。與此同時，1996年飛機航班達到158797班,比1980年增加1.91倍；全年處理空運貨物156萬噸，旅客2960萬人次。如此龐大的運量不僅使1925年建成的啟德機場成為全世界最繁忙的機場之一；而且無論是客運量還是貨運量都已經達到飽和。從1990年起，位於大嶼山赤角的新機場開始動工。全部工程歷時八年，到香港回歸祖國後的1998年7月6日才正式竣工使用。

（五）房地產業

房地產業一直是香港重要的產業之一。僅在1977-1996年的二十年間，香港新建成的住房單位就超過120萬個。到1996年9月底，永久性屋宇單位總數已經達到200.9萬個（見表6-20）。眾多的房屋、擁擠的人口和香港獨有的土地批租、拍賣及"炒樓花"等等方式，使香港的房地產市場成為世界上最繁忙、最活躍、價格波動也最劇烈的房地產市場之一。1996年房地產交易共有30.7萬宗，交易總額達到8770億港元。平均每天有840宗房地產交易，交易量很可能居亞太區各城市之首。

此外，香港的信息業、計算機及有關服務業、批發零售業、電影業等等，也都是服務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本期內都有很好的表現。

製造業大規模內遷和服務業進一步發展，使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的構成發生了巨大變化。1980年，製造業產值仍居於首位，而屬於服務業的四類行業則緊隨其後。但到了1990年，服務業的蓬勃發展使批發、零售、進出口、酒樓及酒店業、金融、保險、地產及商用服務業、運輸、倉庫及通訊業的產值都大幅度地超過了製造業。社區、社會、個人服務業的產值也逼近製造業。而從1994年起，這四類行業的產值都已超過了製造業（見表6-21）。

城市建設方面，20世紀80年代開始進行舊區的清拆、重建和開發，使許多原來居住在設施極端簡陋的寮屋區及臨時房屋區的市民得以遷入公屋，也可利用清拆騰出的土地開發建設，而不必單純依賴填海造地。九龍城寨的重建和闢為公園，則不僅改善了原住那裡的市民的居住條件，也消除了過去"三不管"所造成的衛生及治安隱患。自1990年起，港英政府制定的機場核心計劃開始建設。這個計劃包括10個項目，是全球最大的基建計劃之一。除赤角新機場之外，還有與之相配套的鐵路、公路工程，西九龍和中區的填海工程，東涌新市鎮的建設工程等等。應當說，1990年到1998年上半年的整個市政建設，主要是圍繞著機場核心計劃而進行的。機場核心計劃的全部投資達到1553億港元的天文數字。1996年底，已經完成工作量的75%。

總之，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後，香港本地服務業和內遷製造業迅速發展，對海外投資增多，國際貿易、金融、交通、信息中心的地位得到鞏固和加強，香港作為國際都會和亞洲重要的旅遊點已為越來越多的海內外人士所認可。1969年開始的經濟起飛，在1988年結束，香港經濟從此踏上了走向成熟的階段。但這一時期香港經濟的發展並不平坦，1982-1985年的銀行危機，1983年的港元匯價暴跌，都曾使整體經濟受到震蕩。而1987年10月的全球"股災"，1990年的海灣戰爭，1992年的歐洲貨幣危機等等，也都給香港經濟帶來較大衝擊。起飛結束後，香港整體經濟和人均佔有量的基數都比較高，增長速度放緩。按當年市價計算，20世紀60年代本地生產總值每年平均遞增14.6%；70年代遞增19.9%；80年代遞增15.1%；90年代首六年（1990-1996）僅遞增12.7%。而且1988年下半年到1996年上半年香港曾出現連續八年的高通脹，接踵而至的是失業率上升和產業轉型遲緩`。如果扣除通脹因素，改按1990年不變價格計算，90年代首六年本地生產總值的年遞增率只有5.2%。不過總的看來，本期經濟還是得到了較快發展。1980年至1996年，按當年市價計算，香港本地生產總值增長7.41倍，平均每年遞增14.3%。特別是1996年和1997年上半年香港即將回歸祖國的前夕，商業、物業、金融及旅遊市場均十分暢旺。在經濟繁榮人心振奮的狀況下，迎來了光輝的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