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曉光：鄉村建設：我們的思考和設想

　　我對時下轟轟烈烈的「新農村建設」不敢抱過分樂觀的態度。這是因為，我覺得今天農村的困境是由一系列非常強大的力量造成的，所以這些困境也是很難在短期內得到根本改變的。其實，我們一直在討論的「三農問題」就是現代化的必然結果，而「現代化」幾乎就是人類——當然也包括我們中國人——必須承受的「宿命」!

　　如何解決當下的農村問題呢?一種思路是「進一步現代化」。最典型的話語就是「只有消滅農民，才能富裕農民」。在這類口號的背後，還是城市化和工業化，更準確地說是把城市化和工業化進行到底，藉此徹底解決在這個過程中產生的各種各樣的農村問題。另一種思路就是「反現代化」策略。我覺得溫鐵軍的觀點是非常有代表性的。目前的「新農村建設」有點中庸之道的味道。它承認必須進一步現代化，但是同時也承諾要對「現代化的自然進程」進行更多的人為干預，特別是政府干預，通過各種「非自發機制」改善農村的處境。實際上，這也是新一屆政府「以人為本」國策在農村的具體表現。

　　那麼，現代化的含義是什麼呢?從政治上看，現代化是建立民族國家的過程。這個民族國家要承擔起在全球競爭的背景下維護民族生存發展的基本空間和權利。從經濟上看，要麼是建立一種市場的體制，要麼是建立一種計劃的體制，但無論如何追求的都是城市化和工業化。所以，現代化確立了城市和工商業的支配地位。從文化上看，它表現為一種世俗化的東西。在現代化過程中，進步主義、科學主義、消費主義逐漸摧毀和取代了傳統的文化模式。在意識形態上，要麼是自由主義，要麼是馬克思主義。從全球層面來看，現代化也就是持續了五百多年的「全球化」。可以說，這些因素、力量和過程，對於傳統農村和處於轉型過程中的農村來說，負面的影響大於正面的貢獻。例如，在今天，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一種「全球化」，它導致了一些發達國家的獲得大量補貼的農產品對發展中國家農業的打壓。我們也可以看到，無論在計劃體制下，還是在市場體制下，都是城市掠奪農村，工業掠奪農業。而且無論是科學主義、進步主義，還是消費主義，都在摧毀農民的自信心，給他們一種自卑感，使他們嚮往城市的生活。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還有民族國家這樣一種政治體制，也為城鄉之間的不平等提供了精神和制度上的保證。因此，可以說，正是這種現代化的力量，造成了今天我們所面對的「三農問題」。農村的困境是城市追求自身利益的後果。這種不平等格局符合強者的利益。從國際上來看，它符合強國的利益。從國內來看，它符合強勢集團的利益。這裡的強勢集團，或是掌握了政治權力的官僚，或是掌握了財富的資本家，或是掌握了話語權的知識分子，甚至還包括普通的市民集團。在這個世界上，一種格局只要符合強者的利益，那就很難改變。這就是為什麼我對解決「三農問題」，對「新農村建設」不敢過份樂觀的根本原因。

　　讓我舉一個遠一點的例子。我們知道「組織」是一種資源，而且我們常說「組織起來是保護弱者的手段」。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似乎只想到弱者會利用組織資源保護自己，而沒有想到強者同樣可以利用組織資源擴大自己的利益，而且強者會比弱者更好地利用這種資源。在結社權利有限開放的社會裡，結社權利的分布是高度不平衡的，與弱者相比，強者的結社權利得到了更好的保障，或者說，強者更好地利用了「組織」這種稀缺資源。在這種情況下，「結社」實際上是在加劇不平等，而不是在縮小不平等。實際上，即使在完全開放的背景下，強者也會比弱者更好地利用這些資源。所以，不要簡單地認為「讓農民組織起來」就可以解決問題。不要忘了，讓農民組織起來，也得讓別人組織起來!除非你說，只允許農民組織起來，不允許資本家組織起來。但是，你憑什麼這麼說呢?在現實情況下，這可能嗎?因此，「組織」到底是一種什麼東西?它在什麼樣的情況下能發揮什麼樣的作用?在一個高度分化、高度不平等的社會裡，這樣一種新資源的開放，到底是有利於促進公平，還是加劇不公平?這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剛才，有人談到「東亞模式」，我覺得這個「東亞模式」的確與西方發達國家走過的道路是不一樣的，而且和我們在南美、南亞、非洲等地看到的模式不一樣。那麼，「東亞模式」的根基是什麼呢?當「東亞模式」取得成功的時候，大家都來搶奪這個解釋權。最先搶到手的還是西方的學者，他們用新自由主義來解釋「東亞模式」，也就是說是以市場經濟、出口導向、比較優勢等等這一系列東西來解釋東亞的成功，頂多再加上一個發展導向的、由一群負責任的精英來支配的「權威主義」政府。但是，李光耀認為這樣一種解釋是非常膚淺的。實際上，很多南美國家、南亞國家、非洲國家，都不同程度地實行過世界銀行總結的那種「東亞模式」，但是它們並沒有獲得東亞所取得的成功。那麼，使得東亞成功的根本原因是什麼呢?李光耀提出了一種文化的解釋，也就是所謂的「亞洲價值觀」。「亞洲價值觀」還是一個空間概念，還不是非常確切，後來人們把它進一步界定為「儒家價值」。李光耀以及新加坡的一些理論家對此作了非常系統的闡述，這些闡述也都很成熟。

　　那麼，我們中國能不能比這些東亞鄰居做得更好?能不能超越東亞模式?有沒有這樣一種可能性呢?我覺得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

　　其實，我們現在最根本的問題就是，說不清什麼樣的生活是一種好的生活，由誰來決定好生活的標準。比如，新農村建設的二十字方針——生產發展、生活寬裕、管理民主、鄉風文明、村容整潔，這樣一些東西應該由誰來規定?規定的依據在哪裡?再如，新農村建設的主體是什麼?今天我們在這裡討論新農村建設就一個農民也沒有，都是我們在這裡告訴農民應該怎麼怎麼生活，恰恰又是我們這些人在強調要以農民為主體。我覺得這是一種很荒唐的局面。在這樣一種格局下，能夠真正以農民為主體嗎?甚至是以農民為主體就是合理的嗎?以他們為主體就能解決他們的問題嗎?不見得。我本人還是比較主張精英主義的。我覺得如果有一批把家國天下擔在肩上的社會精英，由他們和農民一起來解決問題，可能最有希望。

　　在此我想多說一句。如何看待一百多年來我們中國人在鄉村發展方面所做的探索和努力，如何系統地總結像晏陽初先生、梁漱溟先生他們的探索，如何看待國民黨搞的那樣一些探索，還有共產黨的社會主義革命，都是需要我們繼續探討的問題，還沒有答案。要解決中國的問題，到底是僅僅需要一場科技革命，還是需要一場經濟革命，還是需要一場社會革命，還是需要一場政治革命同樣沒有答案。我本人對晏陽初、梁漱溟的那一套不是太感興趣，我覺得靠他們那套東西，解決不了中國農村的問題，三十年代解決不了，五十年代解決不了，七十年代解決不了，二十一世紀照樣解決不了。我們對他們還是需要有一種批判性的超越，而不是一種簡單的繼承。在今天，最需要的還是繼往開來，推陳出新。

　　時至今日，面對農村問題，一方面是現代化的解決方案，一方面是反現代化的方案，在這裡，我想應該警惕一種「逆向烏托邦陷阱」。「逆向烏托邦」這個概念是我在九十年代讀一本小冊子時發現的。我覺得這個概念很有啟發性。他說當人們對現實不滿的時候會進行批判，然後提出一個烏托邦理想來解決問題，但是他提出這個「烏托邦」的時候，完全是用「非此即彼」的對立方式考慮問題。比如，馬克思發現資本主義有很多弊端，他認為這個弊端是與不平等相聯繫的，而這種不平等是由市場和私有製造成的，所以他就提出要用計劃和公有制來解決這些問題。這完全是一種對立的、逆向的思考方式。但實際上當這些東西在某種程度上變成現實的時候，他又發現原來他所批判的那些弊端，可能都以不同的形式又產生了，有的甚至更加嚴重。因此，當我們在批判現代化模式帶來的一些問題的時候，最好不是用一些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例如不要用現代化/反現代化、主流/非主流這樣一些概念來思考問題。而且，我希望，當我們在面臨這樣一些問題的時候，能夠在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之間尋求一種平衡，否則的話，就總是在兩極之間搖擺，總是找不到現實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