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 | 周質平：漢字繁簡的再審思
漢字繁簡的再審思
文 | 周質平
（《讀書》2016年9期新刊）
《漢字簡化方案》是一九五六年一月正式公布的，至今整六十年。生活在中國大陸六十歲以下的人，絕大部分視簡化漢字為當今中國人書寫的通用字體，基本上做到了「書同文」。但在台灣地區、香港地區和海外的華人社會中，簡化漢字遠沒有達到「一統」的地位。因此，這個在中國大陸已經不再熱烈議論的話題，在海外、台港地區還不時有人提出討論。這最足以說明，文字是文化中最保守的成分。六十年來億萬人的使用依舊改變不了兩三千萬人對當年舊物的依戀。
這種對簡化字抗拒的情緒，有的源自政治上的敵對情緒，有的來自文化上對傳統的捍衛，也有的只是舊習慣的延續，當然也有不少是三種情緒的混合。且不論這種抗拒情緒究竟源自何處，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從早年的「勢不兩立」漸漸發展到了「和平共存」。
因此，近年來有所謂「識繁寫簡」的提法。最近又有人提出「識楷書行」。也就是「認讀楷書，而書寫行書」的建議。這一提法，在我看來，與所謂「識繁寫簡」或「識正書簡」，沒有任何本質上的不同。而這些提法最大的「盲點」，是無視現代科技的進步，已經使「以手握筆」這一行之數千年的「書寫」技能，隨著筆記本電腦和手機的快速普及，瀕臨幾乎「滅絕」的困境。「寫字」（不只是寫漢字，英文和其他文字也都包括在內），對絕大多數人而言，已經被「打字」所取代。而今「寫漢字」只是少數書法家的藝術活動，而不是人與人之間賴以溝通的日常技能了。
換句話說，「識字」和「寫字」的距離，幾乎已經不存在了。任何一個能用電腦輸入漢字的人，只要能「識」漢字—從同音字中，選出對的漢字來—也就能「打」出這個字來，於是便完成了所謂「書寫」的任務。在這種情況下，「行書」也就不「行」了。更何來「行、楷」之分呢？
正因為工具的改變，使原本握筆書寫的技能成了手指和鍵盤的配合。在地鐵里，看到小學生、初中生埋頭運指如飛，我們必須了解，他們正在「寫」信。雖然此「寫」已非「筆寫」，但其為「寫」則一。對他們來說，哪裡還有什麼楷書、行書、草書之別呢！
如以上之分析不誤，「提筆忘字」的人勢必與日俱增，但只要一打開手機、電腦，所忘的字，卻都一時湧入眼帘。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所期盼的「書同文」，與其從字形入手，不如從語音入手。換言之，以現在漢字輸入法來說，「語同音」其實是「書同文」的先決條件。除了台、港兩地，十三四億中國人最常用的漢字輸入法是拼音輸入法。「老師吃飯」是「laoshi chifan」，而不是台灣閩南語的「laosi cifan」。南方人的普通話，在發音時，或許分不清zhi/chi/shi和zi/ci/si，但在他的腦海中卻不能沒有翹舌和平舌的分別。否則在打漢字的時候，就會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難。所以，在提倡「書同文」的同時也不能忽略「語同音」的重要。
（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
台、港兩地有不少捍衛方言的仁人義士，視閩南語、粵語為兩地文化認同的根基，因而提倡漢字閩南語化或粵語化。寫出來的漢字，在字形上或做到了「書同文」，但在字義上卻全然不能與普通話互通。這一現象所造成的隔閡，遠比繁簡體的不同嚴重得多。用漢字寫方言，與其說是「母語化」，不如說是「孤島化」。
海峽兩岸關心漢字發展的人士在論漢字的演變時，基本上還是圍繞著字形的繁簡而言，而沒有意識到，繁簡的不同，就時間的先後來看，也就是古今的差異。台、港地區至今使用的繁體字，對廣大的大陸人民而言，與其說是「繁體」，不如說是二十世紀中期以前，中國人所使用的「古體」。這一「古體」只有在書法作品或刻印古書時使用，在平日報紙雜誌或電郵往返中是不常見到的。這樣的敘述是符合當前中國大陸十三四億人書寫漢字的實際情況的。
台灣、香港的語文現象與大陸相比，一言以蔽之，即「古意盎然」。不僅字體為然，台灣的拼音方式依舊是民國初年制定的「注音符號」，而從上到下，由右至左仍然是許多書籍報刊的排印格式。甚至於標點符號也一仍舊貫。「古意盎然」，一方面，固然能給人一種「有文化」的錯覺，但另一方面，不免也是「孤島現象」一定的體現。在不知不覺之中，正應了「禮失求諸野」的古訓，這句話的精義是：就文化和制度發展而言，邊緣往往較中心更保守。許多在「中原」和「京畿」已經失傳的禮儀，在邊陲海隅還保存得相當完好。就像清末民初的婚嫁儀式，在紐約唐人街，偶爾還能看到。這時，我們大概不能說「花轎迎親」是比較「中國」的；我們只能說，「花轎迎親」是比較古老的。
因此，「禮失求諸野」的另一個意義是：越「古」的未必越「正宗」；台灣人喜歡把「繁體字」叫作「正體字」，正是「越古越正宗」的心理的最好寫照。如果「越古越正」，那麼，「正體字」應該是「甲骨文」，即使退而求其次，至少也得是《說文》中的小篆，無論如何也輪不到「隸定」之後的「楷書」。《說文》中「古文作某」的例子比比皆是，卻從無「正文作某」的例子。就漢字的發展而言，「小篆」取代了「大篆」，「大篆」成了「古體」，而小篆取得了「正體」的地位；同樣的，當「隸書」取代了「小篆」，「小篆」又退居成了「古體」，而「隸書」成了「正體」；「楷書」取代「隸書」之後，「楷書」成了「正體」，「隸書」又不得不退居而為「古體」。而今「簡體」取代了「繁體」，「繁體」當然也就成了「古體」，而「簡體」反而成了「正體」。
反對現行簡化字的人總喜歡提到《荀子正名》中的「約定俗成」，並視之為文字發展的自然規律。「約定俗成」固然有它緩和漸進的一面，但也不能忽略它有將錯就錯，積非成是，多數壟斷的一面。因此，「約定俗成」的精義是語文的議題只論「已然」，而不論「應然」。當多數人把「滑稽」說成「華稽」，你卻堅持說成「骨稽」，那，你就真有些「滑稽」了。當十三四億人都把「愛」寫成「無心」的「愛」，而兩三千萬人卻堅持寫「有心」的「愛」，結果是「有心」的「愛」，反而不「愛」了。這也就是《荀子》所說「異於約則謂之不宜」。「宜」與「不宜」，端看多數人怎麼說，怎麼寫，而不論其字源本義。「眾口鑠金」「隨波逐流」是語文發展「約定俗成」最後的判斷。任何頑抗式的「中流砥柱」，都不免是自絕於多數的反動！
套句黑格爾的話來了解荀子的「約定俗成」，也就是「存在的是合理的」，或至少「是有道理的」。從這個角度來看語文發展，有些反對簡化字的人所擔心的「政治力不當的介入」，其實，是無的放矢，不足為慮的。一九五一年，毛澤東說：「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可是往後的改革卻只能是「簡化」，而不能是「拼音化」。這並不是因為毛的權力不夠大，更不是因為提倡不力，而是漢語漢字經千萬年的發展，億萬人的使用，漢字和漢語的搭配是「合理」的，也是「有道理」的（這一點不是本文所能詳述的）。這個合理性並不因毛的個人意願而有所轉移。政治力的介入使繁體字在短時間之內成了簡體，並為億萬中國人所接受使用，這恰好說明了它的「合理」性，而不是「不合理」性。
反對簡化字的一些人一方面承認：「文字演化天生要走『民主』之路。」既是「民主」，那就得少數服從多數。然而另一方面，似乎又無視「多數」的存在。對十三四億人已經使用了六十年的簡化漢字，始終不能坦然面對這個「舉世滔滔」的真實存在，而認為是「徒勞無功」「治絲益棼」，對當年舊物表現出無限追懷。
必須指出：不喜歡的東西並不是不存在，大陸目前通用的簡化漢字，是十幾億人每天寢饋期間，賴以溝通的書面文字。六十年的實踐證明，簡化漢字並沒有造成溝通上的障礙。幾個常被台、港人士拿來取笑的同音字的合併，也並沒有混淆視聽，譬如：「他靠理髮發了財。」「在單位里幹了三十年的幹部，退休下來賣餅乾。」文義是很清楚的。如果「頭髪」的「髪」和「發財」的「發」合併為「發」之後，真的引起混淆，這個字是不可能通行到今天的。「干」字亦然。
從一八九二年盧戇章提出「切音新字」，到一九五四年「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成立，六十二年間，中國人嘗試過多種文字改革的方案，其中影響較大的有「世界語」（Esperanto），「國語羅馬字」「拉丁化」「漢語拼音」等方案。除了「漢語拼音」「存活」下來，成了漢字標音的輔助工具以外，「世界語」和「拉丁化」雖然也曾風光過一陣，並得到「黨和國家」的大力支持，但都不旋踵就成了歷史的陳跡。這是政治力的介入不能違背語文發展內在規律的最好說明和例證。
拉丁化新文字課本（來源：中國大百科全書資料庫）
與上舉的這些改革方案比較，「簡化字」是所有方案中最保守、最溫和，也最符合華夏遺風的改革。但這一改革，卻因為大陸與港、澳、台政治上的分治，簡化字在台、港兩地始終未曾實施。因此，島上的兩三千萬人，多少有種錯覺：簡化字是共產黨「暴力干預」之後，老百姓不得已的一種「屈就」，「簡化字」只是暫時的過渡，只要政治干預稍有鬆動，老百姓都願意「起義」歸向「繁體字」。這種想像是一部分台、港地區人民的「中國夢」，和蔣介石當年「反攻大陸」的宏圖，有異曲同工之處。
有些人對秦始皇的「書同文」推崇備至，但對共產黨的簡化字則多有責難。其實，「書同文」也無非就是兩千多年前，由政府發動的一個簡化字運動。司馬遷在《史記》中的《秦始皇本紀》及《李斯列傳》中簡略地記載了這段歷史。許慎在《說文解字》序中，有比較詳細的說明：
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吏卒，興戍役，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趨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
在這段簡短的記載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或頗省改」四字。據段玉裁註：「省者，省其繁重；改者，改其怪奇。」因此，秦始皇的「書同文」，也無非就是簡化字運動：將大篆簡化為小篆，再將小篆簡化為隸書。
許慎所記載的「書同文」改革，似乎不像有些人所敘述的那麼漸進、溫和、博採眾議，而是相當武斷地由李斯、趙高、胡母敬少數人制定規範。至於「燒滅經書」「滌除舊典」，是符合以「焚書坑儒」而知名千古的秦始皇的作風的。在短短几年之內，「古文」因此而「絕」。其雷厲風行的程度似不下於中共的文字改革。六十多年過去了，繁體字在中國大陸並沒有因推行簡體字而「絕」。其「暴力」的程度似乎還不及秦時的「書同文」。對「書同文」大加讚歎美化的人，與他隔著兩千多年來看當年舊事，大有關係。試想當年寫了一輩子「古文」的六國遺民，在「始皇帝初兼天下」之後，改寫小篆、隸書，其不適應之感，當不在許多台、港人士對簡體字的惡感之下。同樣的，兩千年後的中國人再來審視二十世紀的簡化字運動，大概也能看出它的成功。
一九三三年，林語堂在《論語》上發表《提倡俗字》一文，對當時國民政府教育部在這個議題上不能當機立斷，提倡簡體字，感到相當不耐，他說：
這種比較徹底的改革，非再出一個秦始皇、李斯，下令頒布，強迫通用，不易見效。如果有這樣一個秦始皇，我是贊成的。
林文發表之後，不到二十年，他所說的「秦始皇」真的出現了。林語堂在政治上與中共立場不同，但他對簡化字的改革是贊成的。
一九二三年，胡適為《國語月刊》「漢字改革號」寫《卷頭言》，將語文發展的沿革歸納出一條「通則」：
在語言文字的沿革史上，往往小百姓是革新家而學者文人卻是頑固黨。
由此還得出了一條「附則」：
促進語言文字的革新，需要學者文人明白他們的職務是觀察小百姓語言的趨勢，選擇他們的改革案，給他們正式的承認。
這兩條通則很扼要地說明了漢以後兩千年來，「俗體」「破體」和「異體」字的發展沿革，是一種由下而上，緩慢漸進的演變。一九三〇年，由劉復（半農）、李家瑞合編的《宋元以來俗字譜》就為這個演變做了最好的整理和說明。但在漢字發展史上規模和影響最大的秦始皇的「書同文」和上世紀中期由中共主導的簡化字運動，卻是由上而下，由語言文字學者主其事，而由「小老百姓」來做認同的工作。
從兩千多年漢字演進的歷史來看，由下而上的演進，和由上而下的變革，這兩股力量始終互為消長，互為修正。文字的演進，正如語言的改變，永遠沒有「終點」。任何不合理、不適用、不與時俱進的成分，終將被淘汰。所有的語文改革，其成敗的最後判斷只是適用。
二〇〇六年三月二十四日，聯合國發布了一條新聞：二〇〇八年以後，聯合國在漢字的使用上，只用簡體字，不再繁簡兩體並用了。這條新聞說明了國際社會對漢字發出了「書同文」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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