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發展的時空規律和漢字變革的基本特性

一個世紀以來，我國文化界有一些人認為漢字改革的方向就是拼音化，主張把漢字改革成拉丁漢語。此事是否可行？誰也心中無數，卻搞得如此熱鬧，鬧了近乎一個世紀。如說成果，有拼音字母表和「一簡」。但對學術本身的發展來說，以付出的代價、運作過程中的得失，歷史自有公論。究其實，即使不搞拉丁化，拼音字母表和漢字簡化並不是搞不起來。後兩者所取得的收穫，並不一定必須要打拉丁化的牌子。當然，不管如何，它們都已成為過去，對歷史是無賬可算的。但是，對以往作一次客觀的回顧，從中汲取有價值的經驗教訓，未嘗不是一件好事：付出了學費，總歸有學習的收益吧。

1981年7月13至20日，全國高等院校文字改革學會在黑龍江哈爾濱市舉行成立大會。出席大會的有25個省、市、自治區90所高等院校文字改革組織選派的代表、各高等學校及國家和各省、市、自治區文字改革領導機構的負責人，語文學術界和文字改革的老前輩和科技、新聞、出版單位的代表，共164人。學會成立宣言明確提出：「我們的文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我們重視傳統文化，因此也重視承載傳統文化的漢字。但是我們更加重視創造今天和明天的現代文化，更加重視創造適合於承載現代文化的漢語拼音文字。」⑴一個學術誤區，在改革開放之後，思想解放之時，造出如此大的聲勢，確實讓人驚訝。可以想見，在那個百家噤若寒蟬，惟拼音化獨鳴的時代里，它更會是怎樣的一個局面？

《漢字改革概論》⑵曾作為許多大學的教材，培養出一批又一批的文字改革專家；正是有這些新老專家，才有1981年在哈爾濱發生的那場鬧劇。之所以說那是一場鬧劇，是因為這些新老文字改革專家們，這麼起勁地聚集在一起，卻給我們開出了一張永遠不能兌現的「支票」——「適合於承載現代文化的漢語拼音文字」——究竟它在哪裡？我說「永遠不能兌現」，當然是個人的看法，也許只是個人研究的結果，道理就在後面。

有人喜歡以越南、朝鮮為例，說他們的文字改革都成功了，說明中國也能成功。我們認為這個類比不恰當。朝鮮、越南是借用漢字作為他們的文字，換為拼音文字當然比較方便；漢字是中華民族自己的文字，它記載了全民族的所有的歷史和文化，如果換為拼音文字，它所造成的文化斷代的損失，將永遠無法彌補。而且，朝鮮、越南文字拼音化的成功，並沒有帶來文化科學技術的進步，沒有使他們從中獲得好處。那麼，我們向朝鮮、越南學習，把漢字改革為漢語拼音文字的目的何在？1964年郭沫若先生在《日本的漢字改革和文字機械化》一文中說：「日本的一部分實業家……認為『……日本的現行漢字（漢字與假名的混合體），應用不便，效率太低，缺乏國際性，會使日本的進步遠遠落後於世界先進水平。』據他們的實際經驗，認為日本文打字和英文打字的效率是一與十之比。」⑶可是，日本的經濟發展並不依郭先生的意志為轉移，他們在這二三十年里，文字不僅沒有改進，反而出現了「振興漢字」的呼聲；而在經濟上，卻成了世界頭等大國。

語文界漢字拉拼的想法如此地迫不及待，有人甚至有感於漢字編碼使用的混亂，叫喊「拼音化太遲了」！但是他們對這種特有的共同現象卻無法自圓其說：所有罵漢字是「落後的文字」、「罪惡的文字」，必須迅速改革的人，從來也沒有使用過「適合於承載現代文化的漢語拼音文字」，而仍在使用「承載傳統文化的漢字」。難道他們現在寫的文章，出的著作，都不是「現代文化」？錯誤究竟出在何處？我們認為，問題在於語文界忽視了漢字的宏觀規律的研究。

如果我們早先就重視漢字宏觀規律的研究，就不會生吞活剝西方的語言學理論，因而造成許多被動的局面。可以認為，漢文字學的規律，可以涵蓋任何文字。因為從象形造字始，隨著歷史的發展，社會文明的演進，它的發展脈絡從未中斷。而拼音文字，它們雖然也是從象形造字始，但後來這個脈絡中斷了，改用以音造字。現在我們已看不出它與人類原始的造字文明的聯繫了。所以，它們的時空性與漢字相比，要小得多，所歸納出來的宏觀規律，就無法涵蓋漢字。因此，研究漢字生搬硬套西方的語言學規律，犯了一葉蔽目，不見泰山的錯誤。據此，筆者不揣冒昧，對漢字的宏觀規律，提出如下觀點，向語文界的專家們求教。

上篇 漢字發展的時空規律

《漢字改革概論》認為：「綜合研究人類文字的發展歷史，可以認識文字這一文化工具的發展的一般規律。首先，文字元號是不斷發展的，符號發展的一般規律主要是簡化——從繁難到簡易。」⑷根據這一論斷，他才作出「漢字簡化可能也要分為兩個階段。現在進行的主要是漢字筆劃的減少。是否將來需要再實施漢字字數的大量減少，例如把通用漢字從六七千減少到二三千或者更少，並且規定從此不再生造新字，這還待研究。」

余延先生說：「漢字體式的演變，受著兩種趨勢的影響。在漢字體系內部，要求結構簡單明確而且相互區別；在漢字體系外部，要求準確地反映日益複雜的社會生活。從漢字作為文化傳媒的角度看，前者要求符號的形式盡量簡化；後者則要求符號的功能不斷強化。換句話說，漢字必須字形簡單而且能準確傳播日益增多的文化信息，否則，它就會被淘汰掉。」⑸此說當然比周有光先生進了一步，但僅從區別和簡易兩個方面看待漢字的發展，仍然不夠。我們認為，作為文字元號，其發展的規律有縱橫兩個方面的系統。這兩個系統，相互作用，共同構成了漢字發展的時空系統。一、漢字發展的橫系統（空間系統）

漢字發展了五千年，由簡易、區別、約定三律構成了一個向空間不斷拓展的空間軸，稱之為漢字發展的橫式系統。

就橫式系統而言，它包含著三條相互制約又相互依存、相互資生的三條規律，構成了一個隨著空間的擴大而發展的系統：

1、簡易律：古人作圖為字，始時象形，畫得比較複雜，後來才逐步約簡，使它符號化。即「要求結構簡單明確」，這才能夠給使用帶來方便。

2、區別律：字是一個一個造出來的，作為符號當然要越來越簡單。但是，字這麼多，如果都要求簡單，就沒有辦法區別（亦即使它的功能強化）。要區別，就需要增加區別的標誌。例如二與一的區別就是多了一個橫筆，三與一的區別就是多了兩個橫筆，十與一的區別是在中間加了一個交叉的豎筆。這個變化規律，就是區別律，也可以叫做繁化律。由於社會信息的發展，繁化的字，並不比簡化的字少。畢可生先生對《中國書法大字典》做過統計：「在該字典中可用於樣本的共3657字，佔全書首字的83%。其中小篆隸變後增筆的共2671字，佔有效樣本總數的73%；減筆畫的共426字，佔12%；筆畫不增不減的佔15%。」⑹

3、約定律：一個新字的出現，是由少數人先行使用起來的，多數的文字使用者並不認識。因此，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使大多數使用者認同。只有等到全社會的大多數使用者都認同後，這個字才能作為正式文字使用。這就是約定律。《辭海》釋：「《荀子正名》：『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謂事物的名稱是依據人們的共同意向而制定的，因而為人所承認和遵守。後來把人們經長期實踐而確定或形成某種事物的名稱、形式或某種社會習俗的成因，稱為『約定俗成』。」現在的改革論者也講約定俗成，但並沒有真正理解這個原理。約定俗成的根本是「約」，沒有「約」，就不能「成」。現在有12億人參與了「約」，少數拼音化的專家造出而未「約」的拼音文字，怎麼能「成」呢？也許有人認為這種文字可以從小學裡，在學生識字教育的初期傳授下去，讓他們從小就接受拼音文字的教育就「成」了。我們可以想一想，即使這些學生學會並能使用這些字，然而到了社會上卻不能與其他人交流信息，大家仍舊還要使用方塊字，結果只不過是增加了學生們學習的負擔。

約定俗成指文字的用與不用，是由多數人在使用中逐漸習慣共同默認的，不是少數專家所能決定的。漢字的形成和發展變化，有一個廣闊的時空。每個人的有效生命時空與漢字相比，都不過是一剎那；無論多少專家與漢字的使用者相比，就像幾滴水在大海中，起不了多大作用。歷史越進入近代，漢字的使用面將越廣，牽涉到的人和事越多，改革也就越困難。誰也左右不了漢字在十幾億使用者之中逐漸演變的態勢。隨著社會的發展，漢字有著它自己變革的規律。理解這些規律，對力主改革漢字（拼音化）的人，不無一點好處。

現代社會，識字、用字的人越來越多，文字的發展變化也就越來越慢。文字必須在一定的歷史時空中保持相對的穩定。這就是說，文字演變有客觀的時空限，不受主觀願望的支配。回顧「二簡」的失敗，就是一些文字改革激進主義者無視文字演變的時空限所致。

簡易、區別、約定這三個規律並不各自為政，而是相互制約，促進文字的變化與發展。這三條規律構成了一個文字發展的橫式（空間）系統圖如下：

圖1：漢字發展橫系統圖，即：漢字五千年空間發展規律系統圖

在這個系統中，簡約（簡化）也好，區別（繁化）也好，都是逐個進行的。約定律是文字發展的核心。簡化後（或繁化）的字，逐步流通，逐步擴大使用範圍，必須得到大多數使用者的承認，才能正式確立（這就是「約定」）。

以象形構成的漢字，發展為用筆畫系統構成的漢字後，它既具有符號性，還具有形象性。它的形象性使它易學易記，並蘊含特殊的藝術美；它的符號太多，其形體又幾經演變不易分清，致使它缺乏序性。五千年來，它與它構成的書面語言記錄了浩如瀚海的典籍，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文化時空，蘊含著值得認真探索的規律。漢字雖然不斷在演變，但它積累的文化卻能被繼承下來。我們從中推究並遵循它存在、演變的原理，就會推進變革而不會中斷文化的繼承。漢字拼音化之所以徒勞而無功，拼音化的死硬派之所以在電腦輸入的面前束手無策，就是因為沒有探究文字系統的結構及其變革的原理。

二、漢字發展的縱系統（時間系統）

　　漢字在五千年的歷史中，用字、造字、學字的不斷發展延續，構成了漢字發展的時間軸，稱為漢字發展的縱系統。

為了記錄或傳遞信息，人們必須造字；沒有使用的需要，人們也不會憑空創造新的字元。大汶口文化晚期與良渚文化初期的圖形刻符，是一些記數和象形的符號。隨著信息交換的增加，人們就不斷地創造新的造字方法和新的文字，直至形成了「六書」造字法，造字系統才得以完成。

文字不斷地使用，文明不斷積累，就構成了一個用字的系統。隨著社會文明的發展，從原始人到現代人，需要傳遞的信息慢慢增多。人們發現老的造字方法不好用，就創造新的造字方法。自形聲造字法出現後，漢字的造字法已基本完善。任何新的信息出現，相應需要的字，就會很自然地產生出來。所以，這幾千年來，儘管科學高度發展，社會日新月異，我們再也不需要創造新的造字方法。

造字方法與用字不同。用字的需要是無止境的。隨著人類歷史的發展，信息不斷增多，社會就會自然地產生新的文字充實這個用字的系統。造字系統卻不同，只要它已經成熟，能應付需要，就不再產生新的造字法了。

在殷商時代，我們的社會構架已經完成。信息的記錄和傳遞是社會構架中必不可缺的一環。所以，在甲骨文那個時代，漢字的造字法已經開始成熟。甲骨文不是圖畫，而已經成為一種符號，不通過教育傳授無法認識。為了社會的運轉（信息的記錄和交換）和繼承（信息的記錄和傳遞），教育事業也就發展起來了。人類既然需要把所獲得的信息傳授給下一代，就必須讓他們通過教育學習文字，這就是學字系統。學字系統對造字系統的要求是易學易記。漢字的造字法不僅造字便捷，所造的字，既易學又易記。這就與學字的目的（為了認識和使用）相吻合。

文字因用而造，因造而學，因學而用，貫穿整個漢字應用的歷史，所以它是縱式的。

用字→造字→學字→用字

綜上所述，用、造、學是構成任何文字系統中的相互關聯的子系統。用字系統、造字系統和學字系統的結構圖式如圖2：

三、漢字縱橫系統交叉重合圖式（漢字時空系統）

文字縱橫系統的交叉圖式如圖3：

本圖說明：文字的縱橫系統構成了一個文字使用的時空系統：縱系統貫穿整個使用的歷史；橫系統涵蓋全部文字記錄（使用）的文化空間。

這個縱式的系統是圍繞著「約定+用字」的核心而運轉。「用字」與「約定」重合。即在字使用中約定，在約定後使用；「用字——約定」是一切文字產生和發展的核心。不管「用字」或「約定」，都是一個由少數人使用至多數人使用的過程。現代，使用者越來越多，這個過程將比以往更長，從俗字到規範字的時間將不是我們任何人的生命時間所能企及的。

「一簡」之所以成功，就是因為遵循這個「約定俗成」的原理；「二簡」之所以失敗，就因為背離這個原理。簡化的成與敗，都與「約定+用字」的時空規律有關。「一簡」所收的字，都是社會上使用了很久的俗字，有堅實的群眾使用基礎。據載「一九六三年完成了對一九五六年公布的《漢字簡化方案》的修訂工作，擬訂了《簡化漢字修訂方案草案》……這次修訂的原則是：「首先是『約定俗成』，其次是盡量保留原字輪廓。在這個原則指導下，少改已經公布推行的原方案中的字，不多造新形聲字。因為在現在通用漢字的形聲字中存在著不少聲符標音不準確或聲符根本不能標音的字，對於這些字，很難使標音系統化，要使標音系統化，就要造出大批新字，與約定俗成原則不符。」⑺

而「二簡」是一部分地方俗字，流行面不大，有的甚至是發動群眾剛「創造」（現在有些地方還把「樓」寫為「柚」，「創造」出混亂）出來的，群眾還沒有使用的習慣（即還沒有約定），所以失敗就難免了。這個道理再進一步推敲：凡是文字的改變，首先要看它是否具有社會上大多數人公認這個基礎。有基礎，就可以改；沒有基礎，就不能改。文字為社會使用，社會上的各種文化工具（現在還要加上電腦），都要與社會的需求相適應，例如書籍（未出版的書可以改，已出版的書就無法改，因為有一個認字的問題）和印刷工具（過去的鉛字，現在電腦中的字型檔）都需要不斷地改，才能與社會互相配合。但改得太頻繁也不行。因為社會要求穩定，不能老在改。漢字是一個系統，在這個系統里，要改也只能改一小部分，不能全改；只能照方塊形式改，不能改頭換面，一點痕迹都不留。曾有人覺得這種變換要由少到多，主張用拉丁化文字逐步取代漢字，嘗試用「D」取代「的」，用「S」取代「是」。於是有幾個作家在他們的作品裡用過幾回，看起來也不行。儘管D、S書寫或學習確實比的、是方便得多，但用慣了方塊字的中國人，卻並不喜歡這種「簡化」字。任何完整的系統，都是一個活體，都具有「排異」的功能。對漢字的筆畫結構系統來說，S、D是不能容納的異物，實踐證明它不受歡迎。

1955年的「一簡」，到1977年的「二簡」，時間相隔僅22年，社會拒絕接受改變。而且，一簡的成功並不完全，那是因為文改會的指導思想還存在著主觀支配的願望，例如「同音合併」。「同音合併」背離文字使用的區別律，只講減少當用字數，導致許多書面語言不能正確表達。它還造成了計算機使用中繁簡轉換的困難。漢字拼音化之所以不能成功，「一語雙文」之所以不可行，皆因為沒有遵循這個原理。問題在於個人的生命時空太小，漢字的時空太大。有的人認為我們可以學習愚公挖山不止的精神，一代接一代地幹下去，總有一天會感動「上帝」（這就是「一語雙文」 的目的）。但山是死的，人是活的，一代挖一點，雖所得甚少，山卻確實會逐漸見小；但文字是民族的生命積累，天天見大，個人的生命卻日日見少，能「挖」得了嗎？

下篇 漢字變革的基本特性

歷史越是向前發展，漢字將越來越「我行我素」，少數專家要想用自己的意志改革它，怎麼可能呢？文字應用的理想主義在這幾十年來所碰的釘子還不夠嗎？我們認為，語文研究正面臨信息時代的一場嚴峻考驗，不要空喊和期盼那海市蜃樓式的「一語雙文」了。當我們從漢字的演變中歸納出它的客觀的演變法則時，就會知道我們究竟該如何做了。周有光先生認為：「沒有一成不變的文字，任何文字都是不斷變化著的。有的變化是自發的，也就是無意識的、無計劃的；有的變化是自覺的，也就是有意識的、有計劃的。只有自覺的變化才能稱為文字改革。」⑻這裡的誤導在於對漢字文化時空的忽略。漢字確實在不斷演變，但是它的演變不接受任何人或社會集團的「有意識的」指導，而只根據現實的需要。忽略個人或社會集團的時空局限，是文改派的失誤的總根子。我們認為，文字不能改革，而是在不斷變革。因為它的時空跨度太大，我們不可能「有意識的」改革它，只能從中摸索出它的演變規律，順從和促進它的演變，以有利於中華文化的迅速發展，不能逆其道。漢字文化按漢字社會的需求演變，作為漢字文化人，怎麼可以設想「有意識的」來改變漢字；那麼，地球按軌道運行，作為地球人，能帶著地球拐彎嗎？所以，「改革」與「變革」，雖僅一字之差，然其謬誤之大，正在於此。

　　根據五千年來漢字字形的變化和近一段時間大量漢字編碼的實踐，我們可以從中發現有關漢字演變的幾條特性：漢字字體的漸變性、漢字形成的程序性、漢字變革的結構性。現分述於下。

一、漢字字體的漸變性

隸書是漢字史上一次最大的字體變革。這次變革不是某個政權，依靠某些專家進行改革而成的。而是從殷到漢末上千年里（政權已更迭多次），人們在使用中為了書寫方便，逐個簡化，代代延續，不斷增多，逐漸約定的。蔣善國先生認為，隸書是象形文字的簡化形式，也就是金甲文以來為廣大人民所使用的簡體字，它的發生時代當在象形文字發生之後不久，到了秦代，許多形體已經變了。杜光庭的《辨隸書所起》說：「隸書字興，興於周代……，當時未全行，猶與古文相參。自程邈以來，乃拔古文，全用隸體，故程邈等擅其名，非創作也。」他說隸書不是程邈創作的這點是正確的，不過他還不知道殷代以前應當早就有這種簡化的寫法，跟工整的寫法並行，不是到了周代才有的。單就方整的形式看，如甲骨文里的日字作曰，跟古日字的形式是完全一樣的。……《水經注》說：「孫暢之嘗見青州刺史傅宏仁，說臨淄人發古冢，得銅棺，前和外隱起為隸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立之棺也。惟三字是古，余同今書，證知隸出自古，非始於秦。」（《谷水注》）這是先秦以前早有隸書的有力證據。可見在公元前八九百年間已有了古隸，到了程邈整理古隸的時候，它已經有七百年的歷史了。⑼

程邈那個時期，秦篆才開始成為正統，統一還需要一段時間。隸書在程邈死後的數百年，漢宣帝時才成為日常正式使用的文字，前後用了一千多年。

王鳳陽先生說：「漢字字形的簡化繁化、同化異化、轉化換用……只發生在一部分漢字當中，漢字字體變化的烙印卻打在每一個漢字上。」⑽

由此可知，漢字的改變，是一部分先變起來，然後擴展到全體；不是由某些人拿出一整套的系統，要老百姓用起來，就能換掉整個文字系統的。漢字字體的變革，不僅是漸變性的，而且是結構性的。不屬於本結構的，也無法參與。它的變革，有它自己的規律，違背規律將其改得面目全非，將會受到規律的懲罰（「二簡」的收回，也可說是一種懲罰形式）。

五千年的文化典籍都是用漢字記錄的。有這麼多的文化傳統、文化遺產，從幼兒園到大學，中國人都是靠漢字傳授的。信息傳遞的連續性使文字使用不能有一刻的「暫停」。老師所知道的是漢字記載的知識，學生所接受的也是漢字所包含的知識。現在的拼音化的積極分子，也是靠著漢字作工具，他們不能也不會用拼音文字來宣傳自己的主張。

漢字文化既存在於我們的典籍里，也存在於所有在世者的頭腦里和自古至今的社會上的一切事物中。它的存在，體現民族生命的存在。人們獲取的知識，首先來自父母和師長。他們從父母和師長處得到的是用方塊漢字記載的知識，因此，也只能以方塊漢字的形式傳授下一代。可以想得到的是，中國人如果沒有漢字這種載體，上一代的知識，就無法傳授給下一代，也就沒有了文化的傳承。因為文化是逐代繼承的，因此也就決定了漢字字體的漸變性。

二、漢字形成的程序性

沒有應用的需要，人們不會無緣無故造字。文字的產生、發展到完善，是按照一定的程序實現的。

一個文字的確立，首先必須有用字的需要，才有新的字出現。例如發現了鐳元素，就需要造一個「鐳」字。鐳是金屬，就取成「金（釒）」旁，表明它的性質，用「雷」標明它的讀音。這種造字法使我們很容易學習、記憶和理解。古代為什麼沒有造出這個字？因為在居里夫人發現鐳元素之前，人們還不知道世界上有「鐳」這種東西。由此可見，造字是因為有用字的需求而產生的。後代的人不識「鐳」，需要老師告訴他們，這就是學字。

造出來的字，都是書面符號，不學就不能認識，也就不會使用，所以必須學會，才能拿出來使用。這就是說，用字、造字、學字這個文字系統，都因用而始。它形成了用、造、學三個子系統先後的程序。任何文字系統都是遵循這個程序形成的。「用字→造字→學字」的先後，不可互換，倒置的。因為任何文字的用、造、學系統，就形成條件與時間來說，先有用字的需要，才有造字的方法，然後再有學字的必要。反之，沒有用字的需求，人們就不會無緣無故地造字，造出來也沒有人學；沒有人學，就不能鋪開；鋪不開，也就沒有辦法用。將用拉丁字母造出的漢語拼音文字教給學生，學生學會後沒有地方可以使用，因為它不是為用字的需求而造，而只是為實現某些人的拼音化臆想而造，即使能造也不能用；能造，也不能學。這是一個系統的連環扣。現代信息交換的需求已經完全不同於古代，在大量信息交換需求的面前，我們不可能象古代一樣從少到多逐漸建成漢語拼音文字系統；也不可能讓12億人逐步「約定」。即使我們能夠造出一大批漢語拼音文字來並建成一個「完善」（？）的系統，這卻改變了文字形成的程序，如下面的形成模式：

造字→學字→用字

這種因「造」而「學」而後「用」的流程，背離文字系統形成的程序，當然是不能成功的。因為文字形成程序是不可置換、不能倒置的。 三、漢字變革的結構性

計算機技術引發了漢字編碼的熱潮，編碼輸入使漢字擺脫了因計算機而來的漢字應用的困境。可是，語文界拉拼派一些主要人物，對如此重大現象卻為什麼視而不見？因為，他們受限於拼音化的思維定勢，對漢字編碼的由來、目的、方法、內容，以及它對漢字體系結構的影響和所造成的變化幾乎一無所知。

在信息的傳遞中，文字和語言相當於軟體的功能，紙、筆、印刷機、錄音帶、錄音機等，相當於硬體。硬體的改變，必然帶來軟體的改變。書寫工具的變革，必然帶來漢字字體的演變——毛筆 的出現，使漢字從篆書變為隸書；活字印刷的發明，隸書變為宋體。而今鍵盤作為書寫工具，要把書寫和印刷合併為一，國人紛紛研製編碼方案。可是很少有人理解：編碼的出現，將預示漢字系統結構要進行的是怎樣的改變？

拼音文字是一個完整的「用→造→學」系統。因為拼音文字生來就是有序性的。它們因用而造，因造而學，學會後復歸於用。文字這個系統，不僅需要學習，其重心在於用。學了不用，便會忘記。因此，也可以說，在用中學，因學而用；因用而造，造以致用。都是互制互生的。其結構見圖4：

這樣的系統就現代來說，是完善的。而拼形的漢字卻不一樣，沒有序性。它發展了三千年後，因承先啟後的需要，才由許慎創造出部首檢字法，只可以用於檢索。所以，漢字的產生、發展的流程便成為：「用→造→學→檢」，這樣一種形式。（見附圖4中間系統圖）這樣的系統是不完善的。近兩千年中，中國人對它作了不少改進，其目的也只是使檢索更方便，沒有辦法使漢字獲得序性。計算機之來，多種編碼方案對漢字序性發起了「總攻擊」，揭示了漢字的序性。

如果漢字編碼進入了中小學教育，作為計算機應用課程的基礎，兒童在識字教育初期，接受編碼教育，也就等於接受了漢字的序性教育。那麼，部首檢字就會顯得毫無意義。部首檢字作為漢字系統的整體的一部分，就必然會從漢字的系統結構中被割除。這樣，一個完整的、與拼音文字毫無差別的新結構出現了。

這裡當然有一個條件：首先要統一全國的編碼。如何統一？根本在統一部件。由國家出面，組織專家，首先進行理論攻關，而不是直接搞出一個什麼「規範」，只有在建立理論的基礎上，才能正確地確定部件清單。沒有理論建設，只有部件清單，那不過是「萬碼奔騰」中的一碼而已。其支柱是權力，不是科學。因此，它沒有建設性，只有破壞性。

從這些圖式中可以看出漢字與拼音文字不同，拼音文字造出來就帶有序性，檢索、排序毫無困難。漢字系統卻拖了一條檢字的「尾巴」。這條「尾巴」，不能實現漢字的現代使用，所以它外掛在漢字系統的外面，使漢字系統不夠完善。漢字因編碼而獲得序性，就能徹底割除這條「尾巴」而成為一個完善的系統。這就是漢字變革的結構性。

排序與檢索是不同的。排序可以包含檢索，檢索卻不能包含排序。所以，能排序就能檢索，能檢索卻不一定能排序。部首檢字法已經告訴了我們這個道理。由此可知，漢字編碼事關重大，研究和明確這次變革是漢字現代化的最重要的內容。這次變革的結果是把漢字拆分為部件。從而得到一張部件清單。

任何文字都有它們的基本單元。拼音文字的基本單元是拼音字母。所有的拼音文字都能拆分為字母，字母能重新拼成原來被拆的文字。即：

拼音文字?字母（「?」說明是可逆的）

因漢字編碼的研製，新的漢字基本單元的概念出現了：字元、字根……，最後落實為部件。從國家語委的《漢字部件規範》可體現此精神。但是，漢字部件的問題不是該如何「規範」，而是該如何確立一張部件清單的問題。所謂部件清單，就是給部件定性定量。

漢字不能拆分為部首（包括獨體），因為，漢字的字形不是由部首拼起來的；因此，部首不能拼回被拆的漢字。這就是部首的局限。但是，漢字能夠全部拆分為部件，部件能拼回全部漢字。這就是幾千個編碼的實踐結果（如果想知道這個問題，請閱潘德孚、詹振權1997年由中國城市出版社出版的《漢字編碼設計學》其中第二章《漢字編碼的歷史發展》。

即：漢字→部件⑾

漢字拆分為部件做什麼用？能夠使漢字的字形信息更好地轉換為鍵盤上的有序的符號，即：使漢字字形序性化（部件經過分類，並按一定的規則映射而得到相應的代碼就序性化了）。

我們認為，計算機來了，漢字編碼起來迎接它。語文學術現代化的任務就是研究這裡面的原因和結果，提出最好的解決辦法。而不是那一點也摸不著邊的「一語雙文」。計算機要進入中小學，漢字輸入的教育當然首當其衝，不可能設想「萬碼」可以隨意「奔騰」。一個統一使用漢字的國家，是否能夠允許在中小學中，分別施教多種不同的漢字輸入方案？當然不可能。這就是說，漢字編碼的教育，也就是識字教育。不過，不是教育認識字形，而是認識字形後面的編碼，即鍵盤上的有序符號。所以，漢字編碼的教育，也就是漢字的序性教育。記住每個漢字的序性，那麼，漢字輸入、字典檢字，以及各種社會應用，如圖書、地名、人名排序檢索都解決了。

如上所述，漢字創始於象形，後又以指事、形聲等方法造字，即以字造字，使它的基本字元過多，無法形成序性。這就是多符性的來源。從古代漢字發展到現代漢字，它的字形幾經演變：有的基本字元「分裂」了，可以拆出好幾塊；有的字本來是由多塊字元拼合的，現在卻變得不可拆分了。漢字編碼的興起，帶來了一個新的概念——部件。這個全新的命名所蘊含的內涵ˉ使它有能力取部首而代之。這是漢字對現代技術提出挑戰的應答，也是時代給予中華民族的一次機遇。

現代科技激活了漢字變革，漢字輸入促成了漢字系統的完善，這是社會信息科技發展的必然。因此，認為「漢字編碼是漢字的一次變革，而不是單純為了電腦輸入」⑿實非妄語。

近有學者提議恢復中國文字學的獨立學科的地位，建設漢文字學的完備學科體系，其中包括『漢字哲學』：對漢字進行哲學思索，建構有關的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我國現代的文字學，幾乎已淪為西方語言學的附庸，提及漢字，必講漢語，無語言不成文字研究，哪裡有「獨立」之可言？我國語言學界主流派一些人，巴不得早日拉丁化者，當然更不願意對它作宏觀的、哲學的研究了。

注 引

（上篇）

⑴王均主編：《當代中國的文字改革》第129頁，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年5月。

⑵周有光《漢字改革概論》第2頁文字改革出版社1979年10月第3版。

⑶載《當代中國的文字改革》第445頁，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⑷周有光《漢字改革概論》第2頁文字改革出版社1979年10月第3版。

⑸余延：《漢字的演變與文化傳播》，載《漢字文化》1998年第3期。

⑹畢可生：《漢字發展規律社會學考辨》，載《漢字文化》1995年第3期。

⑺載《當代中國的文字改革》第151頁，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年5月。

（下篇）

⑻周有光《漢字改革概論》第4頁文字改革出版社1979年10月第3版。

⑼王鳳陽：《漢字學》第183頁，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12月1版。

⑽王鳳陽著：《漢字學》187頁，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12月。

⑾見潘德孚、詹振權《漢字編碼設計學》第五章《部件定義研究·部件的命名和定義的意義》，中國城市出版社1997年11月。

⑿潘德孚：《漢字形碼方案的得與失》，載《中文信息》1994年第2期。

有些語言學家喜歡傳頌周有光先生的文字發展的三階段論，並且把它當作文字發展的金科玉律。周先生說文字發展有三個階段：一、象形文字階段；二、意音文字階段；三、拼音文字階段。我苦思冥想，總是覺得不妥。拿先進國家的拼音文字來說，英文、法文、德文，不管那一種，周有光先生在他的《世界文字發展史》中，都沒有論述它們的象形文字和意音文字階段，只是直接講拼音階段的。也許周先生把古埃及的聖書字或蘇米爾的那些象形文字當做上述這些文字的早期文字階段，那麼，他們的意音文字階段在哪裡？沒有！那麼他們只有象形和拼音兩個階段。拿漢字來說，也只有象形文字和意音文字兩個階段。為先進國家的文字杜撰一個意音階段，其意思當然很明白，漢字落後了一個階段，應該補上去。即漢字必須拼音化，或稱之為拉丁化。這就是三階段論的真實目的。

根據《語言學綱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0年10月）和《語言學概要》（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年8月第3版）中認為：「認為文字演進三階段是世界上所有文字發展的普遍規律。」 本文所述與文字發展的三階段論大相徑庭。筆者認為，各民族由於歷史的生存環境、歷史進程各有不同，才產生了各自不同的文字。世界上各種文字並沒有普遍的規律。各民族的文字都有它自己的規律。單拿漢字來說，它就不能被三階段論所概括。本文所論述的，都可以歸成系統，而三階段論卻無法歸成系統，因此，可以說它是杜撰的。杜撰的東西，就有一個特點，它會把相反的意見說成是是偽科學。以三階段論生產出來的「漢字落後論」來反偽科學，只不過是賊喊捉賊罷了。

筆者認為，學術研究就是為了追求真理、追求科學。我現在把漢字發展的時空規律擺出來，用之於與三階段論進行比較，讀者們應該認真嚴謹地進行思考。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是真科學、偽科學得進行比較方可知道。比較是檢驗真偽的準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