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的深情： 正文 導 言

正文 導 言我親愛的朋友吉姆?豪斯頓（Jim Houston)邀請我為「信仰與虔敬經典」(Classics of Faith and Devotion)叢書推薦一本書，我毫不猶豫選擇了喬納森＊愛德華茲的作品。我之所以這樣做，首先因為我深深地欽佩愛德華茲。人們通常認為，愛德華茲是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神學家，而且，有人將其描繪成北美最有智慧的人。他也是一位古典的傳道人和作家，對１８世紀的偉大覺醒產生深遠的影響。他還是那個時代教會的先知，對１８世紀的那場運動提出批評。你將讀到的下文——《信仰的深情》，就是他的一評論，這是他的一部最傑出的著作。選擇愛德華茲的第二個理由是，他的言論不僅僅是對當時基督徒的訓示，而是對永恆真理的經典陳述，鞭辟入裡，且富有遠見。西方教會——大多隨波逐流，入鄉隨俗，為廉價的恩典所陶醉——在絕望中需要傾聽愛德華茲的挑戰。愛德華茲其人但是，在此之前，我提議，我們要認識這個人，看看這個著名學者、神學家、神甫、大學校長、傳教士以及偉大思想家的生平。因為愛德華茲的生平，證明了他宗教信仰最基本的信條之一：真正的學說必須是活的，不僅通過理智得到贊同，而且通過活動得到證明。一些錯誤的概念把絕大多數人對愛德華茲的看法弄得朦朧不清。因為他的許多榮譽，僅僅以一次佈道和一個肖像為基礎，佈道是「在憤怒的上帝手中的罪人」，而肖像是一個不幸的罪人，被一根細弱、散亂的麻繩，搖搖晃晃地掛在地獄的熊熊烈火之上。值得注意的啟示是，愛德華茲被想像為一個驚人的、由火與硫磺石鑄成的傳教士，用他的胸膛敲打著佈道壇，用懺悔和上帝的王國恐嚇他的教眾。像愛德華茲的一切佈道一樣，「罪人們」(sinners)在《聖經》上的基本的，是不可抗拒的邏輯，也點綴著為聽眾描述的《聖經》現實的一些肖像。這是愛德華茲通常表現出來的風格。當他用單調的節奏誦讀《聖經》時，他靠在讀經台上，很少向上看。然而，他生動比喻的效果和論據的說服力，在他的聽眾那裡，引起戲劇性的表示：痛心疾首。佈道不像某些人所說的那樣，僅僅是為了恐嚇他的教眾；因為愛德華茲在描述上帝狂怒景緻的同時，同樣生動地宣稱，上帝有約束的一面，也有仁愛寬厚的一面。另外一個普遍錯誤的概念是，把愛德華茲與美國的清教徒聯繫起來。然而，他於１７０３年出生時，美國的殖民者們早已經不是尋求宗教自由的第一移民了；他們是冒險者，利用殖民主義統治尋找物質財富。一位作者這樣描述當時的狀況，「宗教是個人的事——教會的工作是鼓勵個人的虔誠，而不是向一個社會受利潤驅動的道德提出挑戰，對於絕大多數美國人來說，這已經是一個絕對的原則。」愛德華茲向當時的唯物主義提出挑戰，他堅持認為，一個人的信仰並不是便於教會聯盟的問題，或者社會承認的宗教狂問題，而是一個受意志驅動的心靈的問題。愛德華茲表明，真正的基督教要訴諸於行動，不僅僅是聽上帝的話，而且要按照上帝的話去做。學者們在關注愛德華茲輝煌的，通常也是深奧難懂的著作時，常常忽略他個人生活的細節。愛德華茲５歲時便開始學習拉丁語、希伯萊語和希臘語，他是一個早熟的青年人，興趣廣泛，好奇心強。他的處女作，對飛蜘蛛進行詳盡研究的作品，展示了他深邃的智慧和自然科學方面精深的知識；這篇文章是他１１歲時撰寫的。愛德華茲１３歲進入耶魯大學，１７歲畢業。他繼續留在那裡修習神學，並且在那裡執教。１７２６年，他被任命為馬薩諸塞州，北安普敦的北安普敦教堂助理牧師，由外祖父所羅門?斯托達德指導。所羅門?斯托達德逝世以後，愛德華茲成為牧師；１７２７年，他與薩拉?皮里蓬特（Sarah Pierrepont)結婚。他們的結合是終生的結合，是少有的羅曼史，他們對基督共同的信仰和與主共同關係點燃了愛情之火，他們生有１２個孩子。雖然這個脆弱的人受不健康狀況的折磨，但是，愛德華茲每天在他的辦公室要度過１３個小時，研究《聖經》、祈禱、給他的教眾以忠告。特別是１７３４年復興蕩滌了他的教堂以後，教區居民聚集在愛德華茲周圍，以便聽到他的忠告。當時的報導特別提到，當地的小旅館失去了不少常客；人們不再信任他們當地的酒吧招待員，而是轉向愛德華茲，以尋求精神的洞見和實際的幫助。如果像某些人所寫的，愛德華茲要是一個嚴苛的牧師，樂於像施虐狂般地用地獄的景象恐嚇他的教眾，那麼他肯定不能得到教民如此深切地信任。他內心的溫情與憐憫也是一個佐證。愛德華茲贊同把基督作為一個典範，他說，「真正的恩遇感情……與耶穌基督的精神和崇高品德相伴而來……它們自然引起並且促進這樣一種精神，如愛、溫順、寧靜、寬恕和仁慈，像基督身上表現出來的那樣。」愛德華茲唯一的消遣是每日騎在馬背上；他愛寧靜的森林，它為思想提供豐厚的基礎。他無論走到哪裡，總是帶著筆和紙，準備記下所思想的東西。當他騎馬時，他草草記下一些思想，把它們別在他的翻領上，當他回來時，把它們編成日誌，由此引去的評論說，愛德華茲牧師在盛夏中午騎馬出行，而返回來時，身上蓋著白紙屑，像是經歷了一場暴風雪。預言家的聲音愛德華茲處於１７４０年大覺醒的中心位置；在復興開始席捲其他僑民以前，他自己的教堂已經受到復興浪潮的衝擊。然而，他很快就發現，自己扮演了雙重角色：捍衛者和批判者。由於大覺醒在情感上無節制，如熱情洋溢的皈依者表現得神魂顛倒、尖聲喊叫、騷動不安、等等，引起觀察者的批評，愛德華茲常常戲劇性地宣判罪過，同時又為聖靈的工作辯護。但是，他也承認，上帝偉大的工作無論何時到來，都有相應的肉慾方面的誘惑。１７４２年，他進行了一系列的佈道。告誡撒旦在事物中確實有突出的作用。他的沉思默想使他認識到。對於一個基督徒來說，最為急迫的事情是，辨別一個人懺悔的真正標誌，並且在基督中開始新生活。這就是他輝煌的著作《信仰的深情》(Religious Affections)的發端，這本書證明，愛德華茲信奉《聖經》的真理，《聖經》的真理是真正的信仰，懺悔的罪人對仁慈的上帝感恩戴德證明了這一點。在那一世紀中期，愛德華茲與他的教堂的聯繫開始變得不愉快，原因是他對教堂的實踐提出質疑，而這個教堂實踐的妥協契約(Halfway Covenant)，正是他的祖父制定的。這個名字意味著，這個法令是一種妥協，屈從於政治的權宜之計。由於它在社會上有利於當地教會相結合，因而契約給予人們教會成員的資格和給他們的孩子施洗的資格（儘管不允許他們參加聖餐和教會的投票事宜），即使他們並沒有宣布信仰基督，或者願意服從他的命令。一個人的勇氣基於他深信不疑，而不是他屈從社會和政治壓力，因此，愛德華茲反對妥協契約。在一系列充滿情緒的事件中，他的教眾轉而反對他，要求投票驅逐他。愛德華茲並沒有為自己辯護，而是要求，只有那些聽過他的佈道，或者讀過他有關這一主題的作品的人，才能夠對他作出評判。他的要求被否決，於是他退出戰鬥，他說，為自己辯護不是他的職責，而是上帝的職責。會眾以２００票對２０票反對愛德華茲；然而，幾年以後，那一運動的頭目站出來——顯然是受負罪感的折磨，在波士頓一家報紙上刊登了一份長信，對他參與驅逐愛德華茲表示道歉。失業６個月以後，愛德華茲奉召任馬薩諸塞州，斯托克布里奇地方教會的牧師，為印第安人佈道。雖然那裡困苦的生活損害了他的健康，但是，他對印度安人的愛使他成為有權威的牧師。他的一些主要著作，包括《論意志自由》(Treatise on Freedom)和《論原罪》(Treatise on Original Sin)就是在那時撰寫的。這些作品使愛德華茲得到神學界和知識界的尊重，蜚聲北美和海外。１７５７年，愛德華茲的女婿，普林斯頓大學校長阿倫?伯爾先生(Aaron Burr,Sr.)驟然死亡；該大學招聘愛德華茲為校長。他要求不做公共發言人，同時勉強上任。當時，天花是移民們的殺手；這也成為許多牧師佈道的素材，一些人在佈道中激烈地反對試約驗牛痘，另外一些人在佈道中表示贊成。愛德華茲並沒有武斷地發表意見，評說天花研究的益處；他只是推茬自己作為牛痘試驗的侯選人。由於他的健康狀況不佳，參加接種試驗的請求受到嚴厲的拒絕。後來他生病了；任普林斯頓大學校長五周以後病逝，享年５５歲。現代的空虛感愛德華茲的著作當今仍然活在基督教經典中。在這些著作問世兩個世紀以後，要想正確地評價它們與西方文化深刻的關聯，我們必須仔細洞察今天的世界。它給我這麼一種印象，今天我們文化盛行的特點是，猖獗的自我陶醉、唯物主義和享樂主義。按照喬治?蓋洛普(George Gallup)的看法，我們的文化是假冒的基督教文化，因此，5千萬美國人民要求「再生」(born-again)。但是，占統治地位的幾乎完全是相對主義。「做你們自己的事」的思想形式，已經使我們「擺脫」了信念和信仰的絕對結構，使我們飄泊在虛無的海洋中。我們已經成為自己盲目遵從——專顧自我、冷漠、內心空虛、「空洞洞的人」——的犧牲品，其程度已經相當嚴重，愛略特(T.S.Eliot)在２０世紀初曾經對此有過描述。虛無主義在無精神的時代盛行。悲劇性的事實就是大衛?肯尼迪(David Kennedy)，參議員羅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第三子之死。一個悲痛的朋友說：「……在肯尼迪那裡，沒有任何東西與生命相聯。即使不受麻醉藥的影響，他的人格中也有一種深深的、不可抗拒的虛無主義感。任何人、任何工作、任何業餘嗜好，都不能使他充實起來。」這種空虛感就是多蘿西?塞耶斯(Dorothy Sayers)——劉易斯(C.S.Lewis)精明的同代人——所說的「沒有信仰、漠然處事、不求上進、與世無爭、無愛無憎、無任何目標、不為任何東西活著之過，他還活著，只因為沒有任何願意死亡的理由。」空虛是《論感情》(Treatise on the Affections)的基本前提。愛德華茲強調指出，感情是「人的活動源泉」。由於人本質上是懶散的，因此除非他受某種感情驅動，否則一切活動都會停止。愛德華茲寫道：「要是沒有愛與憎，一切希望和恐懼、憤怒、熱忱、情感期待、乃至於整個世界，大部分都是靜止的，無生命的；在人類之中，也許就沒有諸如活動一類的東西，或者任何最熱切的追求。」雖然他一直用抽象的方式談論感情真空中生命的性質，但是，他的話與塞耶斯十分相似，而且悲劇性地洞悉了我們的時代。因為在當今麻木、自私、唯物主義的社會中，我們清楚地看到，大征服者暴君並不是極權主義；而是虛無主義。我們，作為一種文化，也屈從於陰險的自我滿足的奴役。總之，惡棍就在我們中間。這種觀點太極端了嗎?讓我們看看這些證據：一個婦女以「權利」(right)為名，支配她自己的身體，去年在美國，有１５０萬未出世的孩子被殺死。在美國，自從７０年代流產合法化以來，被流產掉的人，比第二次世界大戰大屠殺期間要多。我也許會問，是誰施行更廣泛的暴政——希特勒，這個瘋狂的獨裁者，還是我們那漠不關心的、冷漠的社會？少數人的「宗教幻想」(religious fantatics)也許是喧囂和狂罵，但是，絕大多數人並不為這些死亡者所動。對於社會而言，我們一直相信蘇格拉底的斷言，罪惡是無知的產物，也相信黑格爾所說，隨著知識的日益增長，人將進化到更高級的道德水平。我們已經廢除了任何意義上的個人責任心。多麼有欺騙性啊！在這個世界聞名的、最有教養的、技術最發達的社會，截止到去年，我們的離婚率２０年了一直持續增長，犯罪率居高不下，虐待兒童非常普遍，破碎的家庭不計其數。毫無價值的文化滋生出最令人髮指的暴政。作為一個國家，我們一直祈求空前未有的物質財富；但是，它所產生的只是無聊，無聊十分普遍，致使吸食麻醉品成為時尚。最近，一個極其成功的商人告訴我，他已經發現了一個巨大的、未經開發的、潛在的行業：酗酒和毒癮的康復。「在美國，這是發展最快的工業，有可靠的利潤」，他說。近期癮君子的增長極其引人注目，以致於我們的康復設備在規模和數量方面，都顯得不夠充分。少數人感到奇怪，為什麼美國批評家費爾德(Leslie Fielder)會這樣斷言，「西方人已經決定廢除自己，他從自身的富裕中創造出自已的無聊……把他自己教育成低能兒，污染自己，麻木自己，使自己進入麻醉狀態，這條精疲力盡的、連續作戰的老雷龍傾覆了。而且漸漸地絕種了。」當今文化中令人困擾的自我中心性，自我陶醉，為自身創造了特殊的暴政。《當代心理學》(Psychology Today)上的一篇文章列舉了一位婦女，許多徹夜不眠的宴會使她的神經受到損傷，她的生活是惡性循環，周而復始的酗酒、痛飲和性行為。當一個治療學家問她，「為什麼你不停止」。她回答說，「你的意思是，我真的不要做我想做的事情了？」在享樂主義社會中，誰是暴君？不是任何獨裁的妖怪，而是某種更壞的東西。它就是我們。跛足的教會但是，我們時代最令人恐懼的事實是，耶穌基督的教會與我們的文化幾乎遇到同樣的麻煩。在不經意之中，我們幾乎完全進入了虛偽的世俗價值體系中。最近，我偶然得到一份報紙，在編者頁上，我讀到下列陳述，它出自一位傑出的基督教領導者：「使上帝為你的工作服務，在神賜的資本主義體系中，最大限度地發揮你的潛能。」這恰恰不是一種糟糕的神學；而是危險的旁門左道。但是，令人悲哀的是，這是當今典型的基督教啟示。我們正在對這個世界說，我們不僅承認他們的價值體系，而且能夠改進它，因為上帝在我們一邊。正是這種歪邪的福音和廉價的恩典，使今天的教會在我們文化中，不能與上帝真正相遇。基督徒不可能有效地反對世俗主義，因為我們自己是地道的世俗主義。我們巧妙兜售的基督教，在多數情況下，只不過是追求私利的世俗文化價值的一種宗教改編本。我問一位著名的媒體牧師助理，有什麼成功的秘訣，他告訴我，「我給人們想要的東西。」這也是旁門左道。旁門左道的要害是，「那裡的東西是給我的」(what"s -in-for-me)，這種心理在今天的西方世界依然盛行，這種心理是由唯物主義的種子產生的，在愛德華茲時代，這粒種子就已經播下了。對於教會來說，問題並不在於上帝能夠為我們做什麼——我們知道他愛我們，而是我們能夠應召為他做些什麼？我們如何愛我們的上帝？愛上帝所要求的，遠不止是滔滔不絕地哀訴衷腸，或者喋喋不休地表白虔誠的空話：愛上帝要求，我們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服從他，並且號召其他人服從他——不論這一啟示是否普及。 愛德華茲為今天留下的啟示服從是愛德華茲啟示的核心，他虔誠地宣講它，即使它尚不為人們所接受時也是這樣。但是，他發現，服從《聖經》，尤其是服從基督的命令（我們是他的見證人），處於絕對首位。因此，他也許贊同懷特海(A.N.Whitehead)的格言：「數學說明我們做什麼，而宗教說明我們是誰。」個人正直的品質，在當今美國多數人的宗教生活（並不依照福音生活，而是做活基督個人的僕人）中，是一種失去的真理。我們把宗教組織起來，加以包裝、銷售，使之政治化、制度化，以至於有許多不同的成果和綱領。一個人要是擁有真正的宗教，就會關心在上帝面前，我究竟是誰，也會關心個人稟性的改變，因為這是上帝在內心的恩遇造成的。愛德華茲依賴《聖經》是出於這樣一個主張，聽到的《聖經》並不充分，對教義的理解也不充分。整個人必須受聖靈驅動，對上帝報之以愛，對上帝感恩戴德。這會導致聖潔的生活。一方面，愛德華茲用這些洞見反對教條主義的、刻板的宗教理論家，另一方面，反對不穩定的、情緒化的宗教狂。他尤其反對歇斯底里、稀奇古怪的情緒和短命的宗教狂，後者與當時信仰復興主義的聚會相關聯。《信仰的深情》也許完全是為我們的文化而撰寫的；我們只是用文化基督教更微妙的表現形式，取代了愛德華茲時代過分極端的情緒主義（不過，你可以接通一些基督教電視台頻道，能夠看到足夠的證明）。許多現代會眾使用基督教的行話，參與一切正常的祈禱早餐，參加小團體和基督教聯合會，但是，他們像那些人——基督某天將對他們說，「離去吧——我決不認識你」——一樣，心是剛硬的，不悔改的。愛德華茲強調，要是沒有深層的原罪感，就不會修習出真正的宗教感情。正視自己的原罪，極端渴望從原罪中解脫出來，這恰恰是基督徒皈依的核心之所在。我們一旦看到我們的原罪，就能夠對上帝驚人的恩典感恩戴德，並據此而生活。對此我有切身認識。在水門事件的陣痛中，我打算與我的朋友湯姆?菲利普談談。他對已經「被承認的基督」的解釋，使我感到迷惑不解。醜聞和指控使我疲憊不堪、空虛、乃至於陷於病態，但是，我確實沒有看到自己已經犯罪。政治是骯髒的勾當，而我在政治中是好的。我的所做所為，我的理性化的東西，與通常的政治手段風馬牛不相及。更有甚者，正確與錯誤只是相對的，我的動機是為了國家的利益，或者我相信，我是為了國家的利益。但是，那天晚上，當我離開湯姆的房子，獨自坐在我的汽車裡時，我自己的原罪——不是骯髒的政治，而是在我心中的憎惡、驕傲、甚至邪惡已經如此之深——驀地出現在我眼前，它是那麼強有力，那麼令人痛苦。有生以來我第一次感到自己不潔，最糟糕的是，我不能避開。在這清楚明白的時刻，我發現自己不可抗拒地被驅向活的上帝的懷抱。從那一夜開始，我愈來愈清楚地認識到我自己原罪的性質；我毫不懷疑，我內心的善只有通過耶穌基督的正義才可能實現。愛德華茲在他皈依後２０年，說出了同樣的認識：對於我自身的原罪和邪惡，我有一些動人的觀念，它們頻頻出現，以至於使我處於哭天搶地的狀態中……因此，我不得不經常把自己關起來。我深切地感受到，自己內心的邪惡和不道德，比我皈依之前要大得多……當我還是一個年輕的基督徒時，我自己內心的邪惡、驕傲、偽善和欺詐就深不可測，而我對此卻一無所知，思考這一點是令人感動的。愛德華茲說，提高原罪意識的結果是，「內心將變得溫柔」。由溫柔滋生對上帝仁愛的感恩戴德。這種感謝只有通過為上帝服務才能表達出來。愛德華茲這本書的主要內容是證實這一點：「恩遇和聖潔的感情只有在基督教實踐的信仰中才能實現。」相信《聖經》必然意味著按照它的意圖行動，實踐有信仰的、激進的、聖潔的生活。對人施行博愛的實踐（愛我們的鄰人），只是承認我們內心對上帝的愛。純粹概念性的基督教，是一種自相矛盾的說法，它扼殺了充滿生機的宗教。愛德華茲認為，基督徒的實踐只是虔誠的可靠標誌。行動是「內在的屬靈恩遇」最重要的「外部表現和可見標誌」。正像他所說的，當對《聖經》作出反響時，「人的行動與言語相比，能夠更充分、更令人信服地解釋他們的心靈。」但是，我們要問，如何運用實踐做真正的基督徒測試？愛德華茲並未給予回答。因為僅僅遵守規則，並不能夠證明信仰基督，只有擁有一個新的心靈才可以證明；我們要考慮行動背後的態度。所以，若是我們做基督徒的事情——就像參加十字軍的人、政治家、或者文明城市的公民那樣，卻沒有進行真正的自助，我們的工作就沒有實際意義。只有聖靈才能真正鞭策我們，賦予我們活力，這活力迅速成長為有效的稟性，產生出對上帝的感恩戴德。因此，愛德華茲長時間密切注視真正皈依的證據，這一結果來自像基督那樣生活。信仰復興精神不夠。政治活動也不夠。慈善事業還不夠。為美國宗教外在化推波助瀾的人，需要重新接受愛德華茲《信仰的深情》的再教育。因為愛德華茲斷定：有一種外在的宗教實踐，它沒有任何內在體驗，根本不顧及任何上帝的洞見。它毫無價值。當然也有所謂的體驗，然而卻沒有任何實踐，因此，也不會有任何基督徒行為想伴而來。這比虛無還要糟糕。因為一個人無論何時在自身中發現一顆心靈，與作為上帝的上帝相聯繫，那麼，當上帝降恩於他時，他總是能夠發現，自己的氣質在對它的實際體驗中受到影響。如果宗教主要由聖潔的感情組成，那麼正是在情感的實際運行中，才有真正的宗教氣質可言……如果活基督的現實性意指２０世紀西方文化中的一切，那麼我們必然通過這種方式在我們之中看到他。福音必然通過我們稟性的變化展示出來，通過自助，在提高自我的文化中表現出來。它必然通過同情的實際表現傳達出去，同情表現為分享苦難，承受貧窮、飢餓、疾病和被監禁。只有通過真正的宗教感情和與復活的基督的真實聯繫的實際表現，基督教的世界觀受到自內而外猛烈攻擊之後，才可能在２０世紀的真空中盛行。在愛德華茲逝世後的半個世紀，威廉?威爾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撰寫了《真正的基督教》(Real Christianity)一書，這是馬爾特努馬出版社(Maltnomah Press)重新出版的一系列古典文獻的第一本。威爾伯福斯的作品為我們指出了道路。首先，威爾伯福斯在他自己個人的宗教感情中，發現了基督教的現實性；他一直孜孜不倦地投身於廢除奴隸制的鬥爭。他寫道，隨著歐洲人道主義浪潮的跌宕起伏，「不信仰基督教已經毫無愧色地昂起她的頭」，但是，他斷定，「我必須同樣大膽地坦白，我自己對於我們國家福利的堅定信念，主要不是取決於她的海軍和陸軍，不是取決於她的統治者服聰明才智，也不是取決於她的人民的精神，而是取決於宗教信仰：她仍然容納了許多熱愛並且服從基督福音的人。我相信，他們祈禱一定能夠成功。」當代最偉大的復興之一，定然會隨之而來。我也相信，在我們的世界中，那些熱愛並且服從上帝的人，只要牢記愛德華茲的訓示，他們祈禱就一定會奏效。正像愛德華茲所展望的那樣，真正的基督教將「以這樣一種方式被宣告、展示出來，它不是使觀眾變得剛硬，促使懷疑主義和無神論發展，而是讓人們逐漸相信，在宗教里存在著真實；他人看到的是自己出色的工作，而信仰者則讚美天堂里的聖父。」 查理斯Ｗ?科爾森(Charles W.Co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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