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宗頤：21世紀將是中國文藝復興的年代

饒宗頤

核心提示： 饒宗頤認為，國學是國人的文化精華和寶庫，蘊含著先哲道德關懷與睿智的核心精義。他憂心，在外來文化的衝擊之下，許多知識分子過多地向外追逐馳騖，甚至不惜放棄本位文化。

　　踱步方桌前，滿頭銀髮的饒宗頤揮毫潑墨，行雲流水間，四個蒼勁而又飄逸的大字「播芳六合」寫就。

　　「六合即為天地、世界。」饒宗頤收筆，位於杭州西湖畔的西泠印社柏堂中掌聲雷動。

　　創立於1904年的西泠印社，是海內外研究金石篆刻歷史最悠久、影響最大的專業學術團體，有著「天下第一名社」的美譽。吳昌碩、馬衡、張宗祥、沙孟海、趙朴初、啟功等文藝翹楚先後擔任社長。百餘年間，西泠印社名家輩出。

　　已邁入望百之年、與季羨林並稱「北季南饒」的饒宗頤，2011年歲末被推舉為第七任社長。2012年炎夏，他踏訪孤山社址，興之所至，欣然握筆題字。

　　那寄寓了厚重期許的四個字，亦是著作等身的他潛心治學歷程的真實寫照。

　　「無家可歸」

　　14歲那年，剛升入中學的饒宗頤迎來了學業生涯的轉捩點——退學。因為，學校教育已不能滿足他對於知識的渴求。這是一個頗需勇氣的決定，彼時，他才完成潮州城南小學的學業不久。

　　出身於廣東潮州一個儒商之家的他，自幼便開始誦讀經史、文賦、詩詞。名字饒宗頤，源於父親希望他能師法宋五子之首周敦頤。家中「天嘯樓」藏書數萬冊，天資聰穎的少年饒宗頤徜徉其間，盡享閱讀之樂趣。

　　兩位伯父嗜好收藏，存有眾多碑帖、拓本及畫作，更為他習書作畫創設了有利條件。學有所得的他盡顯少年老成，在與書界名流書信往來時絲毫不顯稚氣，許多人並不知曉，通信交流之人竟不足20歲。

　　少年時期的廣泛涉獵，為他奠定了堅實的學養基礎。1932年，父親因病溘然長逝。饒宗頤開始續編其尚未完成的《潮州藝文志》。發表之後，《潮州藝文志》填補了潮州藝文領域系統的著作實錄的空白，成為研究潮州歷代文獻的里程碑式著作。

　　自此，潮學研究與饒宗頤結下不解之緣。

　　「假如不從地區做起，就沒有辦法寫成比較可靠而且可以傳之永久的全國性歷史。」多年之後，饒宗頤仍舊在倡導潮學研究，在他看來，國家的歷史研究應該從地區做起。他以外國的史學研究為例指出，大的題目研究完了，「地區的、個別的，甚至一個建築物都可作為博士論文的（研究）題目」。

　　潮學之外，饒宗頤在眾多領域皆有建樹。從垂髫稚童到耄耋之年，他跋涉在浩瀚的典籍之中，將文史哲藝融會貫通，研究範圍縱跨上古史、甲骨學、簡帛學、經學、禮樂學、宗教學、楚辭學、敦煌學、目錄學、古典文學及中國藝術史等十三大門類，出版專著七十餘本，發表學術論文五百餘篇。

　　有人詫異，為什麼他的學術研究遍及各個不同領域。饒宗頤解釋說，這是自己對中國文化的濃厚好奇心使然，「希望尋根究底」。

　　「研究人文的，就要通古今、通中外、通文化中的多個領域。」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鄭煒明博士還記得，饒宗頤曾在授課時提及，「文科不同於理科，過分強調專家、專門，可能就是不通的意思。我自己就『無家可歸』。」

　　福地香港

　　香港是饒宗頤的福地。

　　1949年初，為了編寫《潮州志》，饒宗頤赴香港查找資料。其間，因儒商方繼仁先生挽留，饒宗頤留居香港，潛心學術研究，直至1979年9月。

　　「香港是個避風港，有這麼幾年的安定，很重要。」饒宗頤常把香港比作建安時代的「荊州」，二者的共性在於，都為學術發展創造了相對安寧的條件。

　　這個開放而自由的港口城市，給予了饒宗頤足夠的包容，也成就了饒宗頤學術生涯的又一次蛻變。時任香港大學中文系主任林仰山慧眼識珠，不拘一格邀請饒宗頤赴港大任教。

　　藉此機會，饒宗頤的研究視角得以進一步拓寬，亦有更多的機會與世界各地的學者開展交流。前往日本考證甲骨文，赴印度研究梵文，遠渡重洋去法國研究敦煌學……每到一處，饒宗頤都致力於開拓學術研究的新天地。

　　1956年，饒宗頤發表了《敦煌本老子想爾注校箋》，將藏於倫敦的這部反映早期天師道思想的典籍全文錄出，兼作箋證，闡明原始道教思想的源頭活水，引發了歐洲人對於道教研究的熱潮。法國巴黎大學的中國宗教學權威康德謨教授認識到了這本書的重要，將此書定為教材。「東學西漸」的歷程中，饒宗頤開風氣之先。

　　1962年，饒宗頤獲得被譽為西方漢學諾貝爾獎的法國儒蓮漢學獎。1993年，中學輟學的他獲法國索邦高等研究院榮譽人文科學博士學位，這是建院125年來索邦高等研究院首次將此授予華人。

　　「做學問同做藝術，都是一個苦心，要在苦中求樂。」饒宗頤擅長於將治學的辛勤轉化為樂趣。他在香港曾寫了一本名為《長洲集》的詩詞集，其中有82首「和阮籍詠懷詩」。創作這些，僅僅用了5天時間。那時，他攜古琴一把，在長洲島上的一位朋友家小住，邊彈古琴邊寫作，怡然自得。「詩心和琴心是相通的」。

　　「香港為饒先生的學術研究創造了得天獨厚的條件。」中山大學教授曾憲通接受南方周末記者採訪時說，饒宗頤無疑是幸運的，安定而寬鬆的環境，使他的學術研究達到了新的高度。

　　香港成就了饒宗頤，在這裡，他逐漸成為一名「百科全書式」學者，蜚聲國際。而同時期的國內許多學者，有些被迫離開了熟悉的工作崗位，有些則正在「五七幹校」中勞作。饒宗頤也成就了香港，有學者說：「香港有了饒宗頤，就不能說是文化沙漠。」

　　文藝復興

　　除了學術研究造詣深厚，以及在詩、書、琴、畫等方面卓有成就，饒宗頤還精習法語、日語、德語、英語、印度語、伊拉克語等6國語言文字。通諳外語，為他提供了打開異域文化之門的鑰匙，他自如穿行於不同文化之間，博採眾長。

　　「近年來，國內出現各式各樣的大師，而我季羨林心目中的大師就是饒宗頤。」季羨林曾盛讚饒宗頤，「涉及範圍廣，使人往往有汪洋無涯涘之感，這在並世學人中並無第二人」。

　　但平日里，饒宗頤卻對大師的稱謂敬辭不受。他笑言，「大師是佛教里的稱謂，我又不是佛教徒。」

　　「國學」一詞，饒宗頤同樣較少提及，他更喜稱「華學」而非「國學」。在他看來，這是研究中華文明屹立於大地之上從未間斷的一個文化綜合體的學問，所以稱為華學更為確切。

　　他在國際上倡導「用中文撰寫研究中國學問的論文」，以免產生認知隔膜。1995年，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清華大學國際漢學研究所及泰國華僑崇聖大學中華文化研究院聯合主辦、饒宗頤擔任主編的大型國際性中文學報《華學》創刊，受到國際學術界的廣泛關注。

　　對待治學，饒宗頤始終精益求精。他的諸多研究成果，並不急於在完成後立即發表，而是細加論證、反覆推敲。年方二十時，他便追根溯源寫出《郭子奇年譜》，因認為文中疑點尚存，不斷修正之後，時隔五十年才發表。

　　闊別內地三十年後，1979年9月，饒宗頤應中山大學之邀，赴廣州參加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二屆學術年會，此後與內地學者交流漸頻。翌年，在曾憲通教授等人的陪同下，歷時三個月踏訪了14個省市，參觀了33座博物館，接觸到了大量的考古文物資料。每行一處，皆有著述。

　　此後，饒宗頤的身影開始更多地出現在內地的學術活動之中。「世界五洲已歷其四，華夏九州已歷其七」。

　　饒宗頤的女婿、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藝術統籌部主任鄧偉雄博士介紹，近年來，隨著年事漸長，饒宗頤較少外出，社會活動亦隨之減少。

　　每天清晨6時許，饒宗頤在朝陽中起床，到樓下花園散步。而後，看書、治學，以閱讀尋世外桃源，以學術絕世間紛擾，致虛極，守靜篤。

　　但他亦並非埋首故紙堆中不聞窗外之事。新的學術動態、文物出土等信息他依舊十分關注。

　　望百之年，饒宗頤仍在筆耕不輟。在他心底，始終常存著一個關於中國的「新經學」之夢。

　　他說，經書是國人的文化精華和寶庫，蘊含著先哲道德關懷與睿智的核心精義。然而，在外來文化的衝擊之下，許多知識分子過多地向外追逐馳騖，甚至不惜放棄本位文化。此種境況下，推陳出新重建經學，帶動中國傳統文化研究，意義重大。他篤信：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踏上「文藝復興」的時代。「我們不要辜負地下的寶物和考古學家的恩惠。」

　　「萬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

　　——對話國學大師饒宗頤

　　饒宗頤這樣研究了一輩子國學的人，真的已經是古董了嗎？

　　五四以降，在如何與沉重的歷史與傳統相處上，中國始終沒有理出清晰的頭緒。在傳統文化面前，國人總體上表現出遊移和彷徨。有人棄之如敝屣，有人想從傳統中挖掘現代政治的血脈，有人甚至期待傳統文化能醫治西方現代文明之疾。

　　對於中國這個擁有漫長歷史的國家來說，如何與傳統相處，也關係到如何走向未來。而這一切，都取決於對傳統的真實挖掘與還原。饒宗頤的皓首窮經，即是為此。

　　針對當下的學術研究的風氣，饒宗頤說，一定要做到「求是，求真，求正」。尤其是「正」，「正」就是要秉持正直、堅持正義、弘揚正氣。

　　精通琴、書、畫，饒宗頤卻從不與人對弈。

　　在他看來，「下棋有輸贏，做人當平和」。

　　已近百歲高齡的他，依舊精神矍鑠。閑暇時間，尤喜潤筆揮毫。

　　饒老好客。他在家中新辟出一個房間，定名「愛賓室」。愛賓，是唐朝張彥遠的別號，饒老很贊同他的書畫思想。「另一義是喜歡大家來坐，喜歡客人來。」

　　「萬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這是饒老尤為喜歡的句子。他說，不磨就是不朽。古人所追求的不朽，就是立德，立功，立名。中流猶言在水中央、大潮之中，自在則是指獨立的精神。先立德、立品，再做學問、做藝術。立足學術主流，追求博大而深遠的大智慧。

　　南方周末：從鴉片戰爭到現在，西學在各個領域都是顯學。無法迴避的是，從哲學、歷史、美學、倫理學，到政治、經濟，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國家，都全方位地接受了西學。國學對21世紀的中國到底意味著什麼？他對人類又意味著什麼？

　　饒宗頤：我認為21世紀應該是一個中學西漸的年代。作為現代東方的學人，應該意識到這個世紀不單只是一個東方文藝復興的年代，更應該是東方的學術與藝術思想，會對西方產生巨大的影響。因為尤其是在中國，不少新的資料及文物出土，使得我們更知道東方文化悠久的傳統，及它的世界性及普及性。

　　南方周末：您曾輾轉海內外多地任教，其中有無您印象尤為深刻、時常念及的時期？為什麼？

　　饒宗頤：我在海外各地任教及研究，感受最深的是在法國，他們對我國敦煌文物的保存及珍重，可以說是非常有系統及精密。在日本，對於古代及近代文物的珍視，更是值得我們效法。在日本，就算是古代傳下來的一張紙，他們都有系統地記錄及保存起來。這是對事物一個「敬」的觀念。日本人在做事上「敬」的觀念，是來自我們中國。但是，他們發展得更為盡致。

　　南方周末：2011年12月13日，您被推舉為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長。您2012年夏天踏訪位於杭州的西泠印社社址時，曾題字「播芳六合」。您覺得，這個「播芳六合」應當如何實現？

　　饒宗頤：我覺得西泠印社在推展中國金石學，尤其在篆刻、書法幾方面，已經是做了很多。我在西泠題上「播芳六合」幾個字，是希望中國的金石學，更能進一步地推向世界，使得西方能夠知曉及更了解中國這一門獨特的學問。

　　南方周末：您曾數度親往考察敦煌、樓蘭、榆林等地，並著有《敦煌本〈老子想爾注〉校箋》等一批享有盛譽的「敦煌學」著作。「敦煌學」為什麼會引發您的研究興趣？

　　饒宗頤：我覺得在敦煌出土的經卷之中，不單包含了宗教上的資料，其他像中國中古時代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學、藝術等方面，都蘊藏著大量的資料。其中有待研究的還有很多很多。故此，我在這方面曾經做過不少研究，我更希望有更多現代的學者能夠繼續在敦煌資料之中，發掘出新的研究方向。

　　南方周末：國學大師季羨林先生去世時，您曾寫過一首輓詩，最後兩句「南北齊名真忝竊，乍聞乘化重悲憂」。有人說，其中似乎蘊含著您對於國學後繼乏人的憂思。您如何評價中國的國學研究的現狀？

　　饒宗頤：我並沒有在中國國學研究上有缺乏後繼者這個想法。反之，我覺得現今是國學研究一個興盛的時代。因為不少新的資料像楚簡、青銅器出土，而不少專家都在研究。另外，在傳統經籍的整理及修葺上，國家也作出大量的支持。所以，我認為現在對中國國學的研究，正走向一個很正面的路向。

　　南方周末：您在諸多專業領域，都有開創之功。而當下，學術研究中開創者愈少，追隨者愈多。甚至出現了學術剽竊等不端行為，您認為，學術風氣的凈化，需要哪些方面的努力？

　　饒宗頤：學術研究，一定要做到「求是，求真，求正」。尤其是「正」，「正」就是要秉持正直、堅持正義、弘揚正氣。中國人自古就是最講正氣的，《易經》中是講求「正」的，佛家也講求「正」。只有求「正」，才能永遠立足於世。

　　南方周末：在北大百年校慶上的發言中，您曾提到，21世紀將是中國踏上一個「文藝復興」的時代，我們要重新塑造中華民族新時代的聖經，建立新經學。提出這些，是基於什麼樣的考慮？您認為「新經學」應如何建立？

　　饒宗頤：正如我剛所說，這一切都是基於現今的新資料，可以說是層出不窮。另外，對於經學研究的新方向，亦有不少學者正在努力之中。故此，我肯定21世紀將會是中國一個文藝復興的年代。

　　（感謝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鄧偉雄、鄭煒明、高敏儀為採訪提供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