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方唱罷我登場」：大明朝的朋黨與宦官之禍(3)

東林黨人的失敗

從汪文言的行事來看，此人雖屬策士一流人物，卻具有強烈的正義感和堅定的人格，以致「五毒備至」的酷刑都不能瓦解他的意志。對於這樣的一個人物，為什麼當他遭到魏忠賢誣陷和迫害時，東林黨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跟他劃清界限，以免受他的牽連呢？這與明朝歧視胥吏和講究「資格」，恐怕有極大的關係。

自從隋唐實行科舉選官以來，讀書人做官，具體的事情卻要由胥吏來做，就成為官場的一種普遍現象。久而久之，「胥吏專政」就成為唐宋以來國家政治的一種特色。明朝，胥吏專政是非常嚴重的。明朝的胥吏，通常是父子相傳。他們對法律很熟悉；對哪些事，習慣上是怎麼辦的，也很熟悉。讀書人做官，胥吏做事，是官場通則。但是，明朝也有一條帶有歧視性的規矩，就是胥吏不許考進士。

另一方面，明朝的官場，還非常重「資格」。洪武以後，選官重進士。開始時，做大官的一定要用進士。久而久之，凡州、縣以上的官，都只用進士。舉人、監生（國子監學生） ，都不能做大官。到了後來，上等州縣官缺員，也一定要用進士。中等州、縣官缺員，任命舉人來擔任。只有下等州、縣官缺員，才任命監生去擔任。舉人、監生若要做知州、知縣，一定是在邊遠的地區。因為講究「資格」，那些進士出生的人，只要看見有舉人、監生身居要職，就會群起而攻之。顧炎武曾經說到，難得有一兩個舉人、監生受到皇帝的欣賞，被提拔做了大官，那些進士出生的人，一定會竭盡全力來攻擊他們，想方設法捏造罪名，要皇帝把他們逐出朝廷，甚至非要置他們於死罪才心甘。

汪文言出生胥吏，後來出資捐了一個監生。他的這兩種身份，在當時的士大夫中，都是受歧視的。東林黨人雖然與汪文言關係密切，卻也難免為這種歧視胥吏、監生的觀念所影響。儘管汪文言在朝廷重新起用東林黨人的問題上，起了極大的作用，但東林黨人內心是瞧不起像他這種身份的人的。他們對於汪文言，僅僅是利用而已。所以，在他們看來，東林人士既已佔據朝廷要津，要緊的是不要受汪的牽連，因小失大。可以肯定的是，東林黨人與汪文言之間，絕不存在行賄受賄的關係，犧牲汪文言對他們不會有任何危險。正因為如此，他們所迫切想要證明的，就是他們與汪文言並無瓜葛，很清白，也不存在結為朋黨的問題；他們的所作所為，都是出於對朝廷的忠誠，而沒有任何私利可言。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倒掉一個汪文言，又何足惜哉！

一切權力交給了魏忠賢

按照魏忠賢的邏輯，王安既然有罪，只要證明東林人士與王安勾結，那東林人士也就有罪；只要抓了汪文言，這個案子就已是鐵定的了。至於汪文言有沒有口供，並無關緊要。口供是可以製造的，「證據確鑿」絕對不是問題。犧牲掉汪文言，對於東林黨人來說，可謂是唇亡齒寒。當時就有人說：「東林諸賢被朝廷起用，都是由於汪文言的推薦，又怎麼可能不受汪文言的牽連呢！」

魏忠賢的專權，是在明末朋黨之爭趨於白熱化的背景下開始的。魏忠賢消滅了王安，掌握了司禮監。從那時起，明廷中凡是遭東林黨排斥打擊的官員，大多投靠了魏忠賢，形成了非常龐大的「閹黨」勢力，而東林黨人的力量則遭到嚴重的削弱。那時，明廷的內閣、六部官員，以致封疆大吏，幾乎都由效忠魏忠賢的「閹黨」擔任，一片烏煙瘴氣。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東林黨人才意識到，必須與「閹黨」進行鬥爭。但是，在這場鬥爭的一開始，東林黨人由於對魏忠賢追查汪文言一案的退讓，已使自己陷於極大的被動。在很大程度上，魏宗賢正是藉助汪文言案，打倒了東林黨人，並且終於使明朝的宦官專權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明朝，自朱元璋廢除宰相之後，逐漸形成了皇帝通過內閣和司禮監，直接掌控朝廷六部的權力約束。在這種權力約束之中，官員的奏章必須經過司禮監審查，並由司禮監秉筆太監向皇帝報告。另一方面，官員奏章除非「留中」（皇帝不予答覆），否則必須下發內閣，由內閣大學士根據皇帝的批示，另紙擬定具體處理辦法，叫作「票擬」。「票擬」制度，使內閣在皇帝的批示範圍內，掌握了一定的建議權。而內閣「票擬」之後，還須由皇帝用紅筆批複，才能生效，叫作「批紅」。由於皇帝經常把「批紅」的事情交給司禮監秉筆太監去做，內閣的建議權實際上又受到司禮監的限制。但無論是「票擬」和「批紅」，最終還是受到皇帝控制的。正是在這樣的權力約束中，皇權直接控制了政府。然而，當魏忠賢清洗了東林黨人之後，明朝的內閣和六部，已全部由魏忠賢控制。而熹宗皇帝喜歡騎馬、看戲，又著迷於做木工，把一切權力都交給了魏忠賢。那時，大臣上書一概秉承魏忠賢旨意；魏忠賢甚至可以不經過內閣票擬，就直接以皇帝的名義發布「中旨」，實際上已經是在代行皇帝之職了。宦官可以這樣毫無約束地行事，這在明史上是沒有先例的。仔細想來，如果不是萬曆以來激烈的黨爭，是決不可能形成這樣強大的閹黨勢力的。而面對強大的閹黨勢力，東林黨人竟幻想以犧牲一個汪文言來求得皇帝的信任，他們的自私與不智也已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