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氣節，所謂書生——錢謙益的「水冷」和黃宗羲的「聖天子」

一、平生談節義，兩姓事君王——錢謙益的「水太涼」

海角崖山一線斜，從今也不屬中華。

更無魚腹捐軀地，況有龍涎泛海槎。

望斷關河非漢幟，吹殘日月是胡笳。

嫦娥老大無歸處，獨倚銀輪哭桂花。

——錢謙益《後秋興之十三》

所謂氣節，所謂風骨......氣節是孟子所說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到什麼時候都不退縮，不苟且的堅持；是世事沉浮、滄桑巨變中不滅的傲氣。在宗法集權社會，讀書人往往把氣節看得重於生命。在改朝換代之際，受傳統儒家文化教育的讀書人，很難接受、認可新的王朝，明末清初的讀書人也不會例外。明朝文壇巨擘錢謙益，大思想家黃宗羲都是這種大環境里的讀書人。錢謙益寫出了這首著名的七律，黃宗羲幾乎當了一輩子的反清鬥士。然而，兩人的區別是：錢謙益在清朝出仕，儘管暗中支持反清活動，依然逃不脫「兩姓事君王」的罵名；黃宗羲曾起兵抗清，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對清朝的態度都是激烈對抗。晚的黃宗羲年卻接受並認可了清朝，與康熙和解，稱康熙為「聖天子」，只是為了遺民氣節，一生不仕新朝。可以說，他們都有不同程度的妥協和放棄。但是錢謙益被乾隆編入《貳臣傳》，被後世當成「自己瞧不起的人，敵人也瞧不起」的「典範」；而後人對黃宗羲的蓋棺定論卻很簡單：著作等身，學貫古今，影響深遠的思想家。

錢謙益寫上面這首《後秋興之十三》的時候，鄭成功已去台灣，南明桂王被獻於吳三桂，殺害於昆明。當時的錢謙益，在家鄉常熟聽到有關桂王種種說法，儘管還抱著流言不實的僥倖心理，但又不能不聞而憂思泣血，將君死國亡之悲憤借南宋崖山抒寫出來。末尾借嫦娥悲劇表現自己走投無路悲痛欲絕之心情，嫦娥所哭之桂樹尚能隨砍隨合，而桂王則死而不能復生。由於這首詩淋漓盡致地表達了錢謙益的孤寂無主之哀，反映了他明末遺民的心態，可以說是錢謙益一生中最著名的一首。可是，對於錢謙益，他一生全部的詩作，都比不上他那句「水太涼」流傳之廣。看著這首悲憤慷慨的七律，沒人會想到在清軍渡江之時，身為南明弘光朝廷禮部尚書的錢謙益，與總督京營戎政趙之龍、大學士王鐸等迎降，清廷授官禮部侍郎管秘書院事，充修明史副總裁，因此被譏諷為兩朝領袖。當清軍兵臨城下，妻子柳如是勸錢謙益與自己一起投水殉國，結果，錢以手探水，猶豫良久，最後說：「水冷，奈何？」柳如是「奮身欲沉池水中」，卻被錢謙益拉住（參考《牧齋遺事》）。於是乎以「博大宏律，鯨鏗春麗」著稱、「兼善各體，尤工律絕」的錢謙益，一生的詩文成就，似乎都被這句「水太涼」湮沒了......

錢謙益，字受之，號牧齋，晚號蒙叟，又自稱牧翁、虞山遺老、東澗遺老等，世稱虞山先生，江蘇常熟人。明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進士，時任主考官的內閣首輔、東林黨人葉向高判錢謙益為狀元，因黨爭至發榜改為探花，授翰林院編修。在東林黨和閹黨尖銳的鬥爭中，錢謙益遭削籍。崇禎元年（1628）魏忠賢等閹黨伏法，錢謙益再次入朝，擢升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後遭溫體仁（明朝最後一位權奸）以浙閣舊事攻陷，再次革職。錢在家閑居十年，溫體仁依然不肯罷休，借張漢儒誣告，將錢謙益逮捕入獄，幸化險為夷，得以生還。錢謙益在明末仕途坎坷，三起三落，幾乎是東林黨人受迫害的縮影。崇禎帝朱由檢自縊後他參與策劃擁立潞王，而馬士英等人已擁立福王，他應詔出任禮部尚書。不料「一年天子小朝廷」，順治二年（1645）清軍渡江，錢謙益降清。

在當時的人們看來，由東林黨人大學士葉向高招入朝堂、在前後三十五年時間內屢起屢躓、曾經活躍於政壇的錢謙益，將是一位在明亡後會抵抗而死或毅然殉國的反清領袖。然而，螻蟻尚且貪生，何況人乎？先仕明後仕清的錢謙益，在當時所作出的選擇，即使以明末清初古人的角度看，也不是那麼十惡不赦。只是他所找的苟活的理由太過牽強甚至可笑。他完全可以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來日方長」，儘管是徹頭徹尾的自欺欺人，卻也算是冠冕堂皇。哪怕直接說「我就是不想死」，也比「水太涼」真實痛快得多。不肯殉國，也不能強迫，他也可以隱居避世，也算是保留了氣節。即使他很直接地選擇了降清，可能會有人鄙夷，但旁人終歸會理解他想保全富貴所以歸順新朝，也比他說「水冷」然後出城投降光彩的多。亂世之中，做何種選擇都有自己的理由。出仕新朝享受榮華富貴也好，殺身成仁殉前朝青史留名也好，隱居避世以保全氣節自居也罷，總之都是改朝換代、世事變遷之時合理的選擇。只是錢謙益找了一個如此拙劣可笑的噱頭，既想前朝留名，又想在新朝位高權重，難免被後人所譏。

錢謙益任職僅六個月，就告病歸鄉，從事著述，進行秘密的反清活動。與南明永曆朝取得聯繫後，曾帶去一封給桂林留守瞿式耜的密信，以「棋平三局」為之策劃（瞿式耜《報中興機會疏》）。第二年又多次往返於金華、松江等地，遊說清軍將領馬進寶等反清復明。順治十六年（1659），鄭成功發動入長江攻南京之役，錢謙益極為振奮，寫了《金陵秋興八首次草堂韻》的詩歌，為鄭成功唱起響亮的凱歌，對鄭成功進軍南京給予熱情的歌頌，氣魄宏大，音調高亢。鄭成功功敗垂成，他又憤怒不可遏制，寫《投筆集》，表達「投筆從戎」之義。《投筆集》寫完時已是康熙二年（1663），次年錢謙益病逝，享年八十三歲。乾隆三十四年六月，乾隆帝諭旨斥責錢謙益「本一有才無行之人，在前朝時身躋膴仕，在本朝定鼎之初，率先投降，洊至列卿。大節有虧，實不齒於人類。朕從前序沈德潛《國朝詩別裁集》，曾明斥錢謙益之非，黜其詩不錄，實為綱常名教之大關」（見《清實錄》）。不僅如此，乾隆還寫詩毫不留情地挖苦了錢謙益：

平生談節義，兩姓事君王，進退都無據，文章那有光。

真堪覆酒瓮，屢見詠香囊，末路逃禪去，原是孟八郎。

乾隆的話也許過分，卻也部分地反映了錢謙益的反覆無常。也許錢謙益終歸放不下明朝，始終看重自己前朝重臣的身份，在仕清和抗清之間本身是十分矛盾的；也許他的「水太涼」僅僅是求生慾望的真實體現，藉此指責他的氣節未免顯得刻薄。然而，如前所述，後世對他的詬病，不是因為他在改朝換代之際做了什麼選擇，而是因為他的搖擺不定使他顯得虛偽至極。同樣選擇了降清的明末高級將領祖大壽就沒有承擔多少罵名，因為大多數人對於彈盡糧絕、走投無路的祖大壽所做的選擇，是理解的，甚至認為是最合理的。錢謙益進退維谷，翻雲覆雨的尷尬狀態，使他既為顧炎武這樣的明朝遺民所不齒，又被清朝統治者鄙夷。前面已經說過，螻蟻尚且貪生。所以，在亂世，人可以怯懦，但是不能虛偽。

話說這首《後秋興之十三》就是所謂「崖山之後無中華」的「出處」。錢謙益表達的，是對南明政權徹底覆滅的悲涼和無助，更多的是一種遺民心態，而並非民族仇恨。這裡的中華，是一種文化概念，而不是主權國家「中國」的概念。更何況那時候中國並沒有族裔民族的概念，所謂東夷，南蠻，西戎，北狄，主要是文化和地域上的民族概念。後來，日本侵略者在抗日戰爭期間，藉此歪曲玷污少數民族政權，喊出一句「慷慨激昂」的「崖山之後無中華」，把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全部列為非中國王朝，以此來分裂少數民族起家的地方和少數民族政權牢牢控制的某些地域，最終是要把東北從中國分裂出去，為侵華戰爭服務。這是後話。

進退無據，兩姓事君王的錢謙益走了，留給兩個王朝的都是悲涼而黯淡的背影。功過是非太複雜，「兩朝領袖」錢謙益，留下了「樓船盪日三江涌」的恢弘壯闊，「吹殘日月是胡笳」的凄苦孤寂，「履霜青女正無衣」的怨悔之嘆，還有「水太涼」的牽強可笑。這一切的一切，都交予後人評說了。

二、黃宗羲的「虜酋」和「聖天子」——從對抗到接受

「羲蒙聖天子特旨召如史館......時以老病堅辭不行，聖天子憐而許之。」

這是黃宗羲於康熙十九年寫給清朝官員的信。內容看上去平淡無奇：黃宗羲託病力辭幫助清廷編修《明史》，康熙理解了，最終答應了黃宗羲。可是對比黃宗羲早年的經歷和他寫的《留書》、《明夷待訪錄》，就會發現，晚年的黃宗羲在政治意識上起了多大的變化。

黃宗羲，字太沖，號犁洲，又號德冰， 犁洲老人，犁洲山人，明萬曆三十八年（1610）生於浙江餘姚。黃宗羲少年時代的遭遇無法用「不幸」兩字形容。他的父親黃尊素於天啟六年（1626）被閹黨迫害致死，年僅四十三歲。那時的黃宗羲是忠臣孤子，凄惻悲苦，天子猶憐......而他在父親遇害之後的一系列復仇行動絕對堪稱快意恩仇——藏錐赴京，為父伸冤；庭審時錐刺許顯純至「血流滿體」，痛毆崔應元；聯合其他遇害官員的子弟打死殺害父親的獄卒……他在庭審時駁斥許顯純的減刑要求：「顯純與閹構難，忠良盡死其手，當與謀逆同科。夫謀逆則以親王高煦尚不免誅，況皇后之外親！」犀利的言辭無不顯示其才思敏捷，血性十足。十八歲的年紀，他就用行動告訴世人：他是聰敏的，也是剛烈的，決絕的。他所決定的，他所堅持的，縱使天崩地坼也要堅守，縱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護持父親靈柩南歸後，黃宗羲開始了遊學。他嚴守父親的「學者不可不通知史事」的遺訓，發憤攻讀經史著作，從明十三朝實錄到二十一史，「每日丹鉛一本，遲明而起，雞鳴方已，兩年而畢」。此外，還廣泛閱讀了諸子百家之書，以及天文、地理、曆法、數學、音樂、佛教、道教書籍。這期間黃宗羲兩次參加科舉均為及第。也許那時的黃宗羲，對不能入朝為官是遺憾的，落寞的。而在我看來，性情剛直、信念堅定的黃宗羲，在雲詭波譎的明代朝廷里，在步步驚心的黨派鬥爭中，定然是身心俱疲，難以應對，疲於奔命。還不如遠離是非，遊學四方。

黃宗羲晚年之作《怪說》中自述：「自北兵南下，懸書購余者二，名捕者一，守圍城者一，以謀反告訐者二、三，絕氣沙者一晝夜，其他連染邏哨之所及，無歲無之，可謂瀕於十死矣！」已經不是「九死一生」，而是「瀕於十死」。看完這份年表，就知道黃宗羲所言非虛：

清順治二年六月，原明九江道僉事孫嘉績和吏科給事中熊汝霖首先在餘姚舉義，黃宗羲集結家鄉子弟六百餘人參加南明魯王政權的抗清鬥爭。

順治三年二月，魯王任命黃宗羲為兵部職方司主事。不久，在孫嘉績等人推薦下，又改任監察御史兼職方司主事。

順治三年六月十日，黃宗羲率殘部五百餘人進入四明山，駐軍杖錫寺，意在結寨固守，堅持武裝抗清。不久，因部將不聽節制，激起民變，四明山寨被山民燒毀。黃宗羲被迫潛居家鄉，伺機再起。清廷屢次發布通緝令，懸賞捉拿黃宗羲。他只得奉母攜兒，暫避化安山中，結廬而居。

順治七年，清軍加緊鎮壓浙東抗清鬥爭，黃宗羲和四明山抗清首領馮京第、王翊同被列名懸賞通緝。黃宗羲並未退縮，仍然暗藏魯王密信，試圖與浙西義師聯絡。

順治八年秋，黃宗羲獲悉清軍將攻舟山，即秘密派人入海報警。九月，清軍攻下舟山，行朝大臣張肯堂、吳鍾巒、朱永祐等英勇犧牲。魯王南逃，依附鄭成功的永曆政權。順治十年，魯王勢孤力單，被迫取消監國稱號，浙東抗清鬥爭宣告徹底失敗。

順治十一年，投奔永曆政權的張名振派遣密使，想與黃宗羲等人聯絡，途中被清兵截獲。清廷再次下令緝捕黃宗羲。這時，黃宗炎復聚馮京第舊部，在慈溪義士沈爾緒支持下抗清。

順治十三年，沈被告發，清廷以黃宗羲為主謀，即懸榜緝拿黃宗羲、宗炎。宗炎再次被捕，遇救得免。

順治十八年，南明永曆政權覆亡，鄭成功東渡台灣，黃宗羲感到恢復事業已經無望，於是告別了顛沛流離的生活，後半生致力於講學、著述事業。十七載講學生涯中黃宗羲反思明代中葉以來浮誇、不務實的學術弊端，既重經史之學，又重自然科學。創立了著名的浙東學派。

看及此，曾和旁人開過玩笑：黃宗羲順治年間就是個通緝犯，到了康熙年間不被通緝了，他反而向清朝妥協了。清軍入關之際，三十五歲的黃宗羲，和十八歲時一樣，對敵人選擇了最絕決的方式——不僅在行動上武裝反清，而且在著作中對清朝進行激烈批判。他在《留書》、《明夷待訪錄》中稱清朝為「偽朝」，稱清朝統治者為「虜酋」，幾乎用盡蔑視性字眼。然而晚年的黃宗羲不再堅持用干支紀年，而是用清朝皇帝年號。在中國古代，讀書人用了哪位君主的年號，就是認可了這位君主和他的王朝。康熙十九年（1680），徐元文在康熙帝面前舉薦七十一歲的黃宗羲參與編修《明史》，康熙帝下旨浙江督撫「以禮敦請」，黃宗羲仍然託病力辭。但這時他對清廷已經不再反感，與康熙十六年他信中的「斯民方憔悴，何以返夏殷」的強硬堅決相比，這時的黃宗羲態度平和，言語謙恭。他稱康熙為「聖天子」，承認了康熙是明君聖主。此外，黃宗羲雖然拒絕編史，但是卻支持自己的弟子萬斯同身與史館，遣兒子黃百家應史館之聘。

在遺民氣節上，黃宗羲「止於不仕」（即不仕新朝）而又不廢「當時之務」，如他自己所說「生此天地之間，不能不與之相干涉，有干涉則有往來。陶靖節不肯屈身異代，而江洲之酒，始安之錢，不能拒也。」有人藉此評黃宗羲「晚節可譏」，我想，指責他晚年失去遺民氣節的人，怕是既沒有他在亂世中的堅強果敢，也沒有他在盛世中的胸懷氣度。和嫌「水太涼」的錢謙益相比，堅持武裝反清十幾年、九死一生的黃宗羲，才是真正的忠臣義士。也許經歷了幾十年的顛沛流離，歷經滄桑巨變，他讀懂了世道，學會了向政治靠攏；也許十七年講學生涯使他的心趨於平靜，對這個異族王朝終於釋懷；也許勵精圖治的青年天子康熙，感動了看盡了民不聊生的明末社會的他......不管怎麼說，他最終接受了清王朝，與那位叫愛新覺羅?玄燁的年輕人和解了......

康熙三十四年七月四日，黃宗羲與世長辭，享年八十五歲。著作等身、譽滿天下的黃宗羲從容離開，身後無憾，風骨永存。年少時的悲苦，近二十年的反清鬥爭，十七載講學創立浙東學派，數不勝數的馳名天下的著作，曾經的堅持，曾經的對抗，後來的妥協，後來的接受......組成了這位思想家坎坷而傳奇的一生，留給後人不老的傳說。

黃宗羲的性情，完全是書生的性情，而不是像錢謙益那樣，是文人的。文人是善變的，易於妥協的；而書生是執著的，剛強的。文人只求「三元及第才千頃，一品當朝祿萬鍾」，而書生卻心懷天下，他們是有原則的，有理想的，「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文人的世界是感性的，濫情的，風花雪月，把酒言歡；而書生的世界，是純凈的，有理性的，是非分明，非黑即白。文人在亂世，進退維谷，翻雲覆雨，面對命運無窮的招數似乎遊刃有餘；而書生在亂世，不管對手多強大，希望多渺茫，都絕不妥協，最終在古卷丹青上成為不退色的悲劇英雄。書生黃宗羲，對清廷從堅決抵抗到接納妥協，堅守時碧血丹心無所畏懼，接受時平和淡然心無怨悔，所作所為，皆無愧於心，只因一直心懷天下。所謂氣節，除了為道統而堅守，還有為天下而釋懷。

俯仰無愧天地，褒貶自有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