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真的亡於天災嗎？——明帝國後期的經濟狀況

明朝真的亡於天災嗎？——明帝國後期的經濟狀況　　　　淚痕春雨　　　　人們通常總認為，明帝國的滅亡源於天災。其實，這種觀點非常流行，主要是因為這種觀點，符合既得利益集團的認識。　　　　明末的自然災害的確非常大，但這並不足以構成帝國的滅亡，就拿災情最嚴重的西北來說，在經歷了近二十年的戰亂後，這裡的經濟依然沒有達到崩潰的邊緣。　　　　關於這一點，我可以從明帝國滅亡前夕，李自成手下謀士的分析看出來。　　　　「從事顧君恩曰：金陵居下流，事雖濟，失之緩。直走京師，不勝退安所歸，失之急。關中，大王桑梓邦也，百二山河，得天下三分之一，宜先取之。」　　　　見《明史、李自成傳》　　　　從顧君恩對西北戰略意義的評估中，我們可以看出明帝國滅亡前夕，西北依然是一個重要的戰略要地。顧君恩認為，奪取江南、京師，都不是萬全之策，而回師西北才是萬全之策。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來，西北在明帝國滅亡前夕，依然保存著足夠的經濟資源。否則，李自成數十萬大軍回師西北，一旦無法繼續發展，那不是自陷死地嗎？　　　　但我們必須得知道，此時的西北地區，已經歷了十八九年的戰亂！在自然災害、戰亂雙重破壞之下，西北依然保持著重要的戰略地位（這也可以證明他依然擁有足夠的經濟資源）；如果帝國政府能有效賑、並讓西北避免大規模的、長久的戰亂呢？西北地區的經濟狀況，自然就更好了。　　　　從這層意義上，帝國並不是因為經濟資源真匱乏而滅亡的；而是因為經濟資源，絕大部分已被既得利益集團搜颳走了。在這種背景下，政府、社會已無法利用這些經濟資源了；在這種背景下，帝國政府才一片赤字，社會才一片貧困。　　　　當然了，與此伴隨的就是，明帝國在滅亡前夕，仍然保持著畸形的繁榮。　　　　我們知道，明末有兩個非常著名的妓女，一個叫柳如是，一個叫李香君。柳如是是東林大佬錢謙益的二奶；李香君是東林公子侯方域的二奶。包一個名妓當二奶，大家知道意味著什麼。因為，沒有大把的銀子，哪能玩這種高雅的事呢？　　　　在帝國滅亡前夕，東林大佬、東林公子依然能與名妓上演種種感人的滑稽大戲；東林黨是清廉、憂國憂民的代名詞，尚且如此，其它人就更不用說了。　　　　當然了，最後的結果就是，東林大佬、東林公子的節操都不如妓女；因為，與這兩妓女相關的故事裡，這兩個妓女的形象、節操都是遠遠高於東林大佬與東林公子。　　　　其實，透過這兩個名妓的故事，我們就知道，東林黨不過都是一些政客罷了。　　　　更主要的是，在帝國內憂外患、饑民四處造反的時代里，一些自我標榜憂國憂民、有操守的政客，都公開包養名妓；其它官僚的腐爛生活，我們可以想像嗎？　　　　當然了，明末還有一個更著名的妓女，她的名字叫陳圓圓；她是關寧大佬吳三桂的二奶。　　　　其實，透過這三個名妓的故事，我們就可以知道，當時的帝國，是如何的畸形繁榮。　　　　所以，當時的社會是這樣的。一方面是有錢人過著紙醉金迷的生活；另一方面是政府因為缺錢，隨時面臨破產的邊緣；一方面是憂國憂民的政客，過著風流瀟洒的日子，另一方面，就是無數老百姓隨時面臨餓死的可能。　　　　最後，帝國滅亡了。　　　　李自成進入北京城後，對貴族、官僚報以了殘酷的打擊，自然值得非議。問題是，處於當時社會中，那些從底層一路殺上去的流寇首領，恐怕早已養成了一種根深蒂固的觀點，那就是當官的人、有錢的人，全他媽的是王八旦。　　　　如果在一個普遍人都可以生存的社會中，許多人過著腐爛、奢華的生活，人們雖然也容易仇富，但這種仇富未必是發自骨髓深處的；在一個許多人隨時會餓死的社會中，許多人過著腐爛、奢華的生活，人們仇富那是必然的，而且肯定是深入骨髓的。在這種背景下，當官員、富人突然置於被統治的地位時，會面臨怎樣的命運，恐怕只能求上帝保佑了。　　　　明帝國政府後期，主要的問題，其實就是兩級分化。而且，因為兩級分化，讓帝國產生了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帝國強勢的老百姓，與官僚集團聯手，讓帝國政府無法正常運轉了。　　　　在這種背景下，再加上自然災害的影響，遂讓帝國的各種危機集中爆發了。　　　　崇禎皇帝高高的坐在上面，表面上風光極了；實際上卻是一個即將破產的大公司老闆。因為，他拿在手上的賬本，翻來翻去，全是濫賬；在這種背景下，政府除了加稅之外，似乎已看不到別的辦法了。雖然，誰也知道，沒完沒了的加稅，只會加劇帝國的危機。問題是，如果不加稅，帝國當時就得宣布破產了。　　　　滿清入關後，最初統治的只是被戰亂困擾多年的北方地區；普遍南方地區，還都控制在敵對的勢力手中。在這種背景下，滿清所控制的經濟資源，實際上比崇禎皇帝少多了。　　　　而滿清為了統一天下，所展開的軍事行動（需要調動的軍事資源），也絕不會遜於明帝國後期的規模。因為，當時調動幾十萬軍隊，那就是家常便飯。　　　　但深深困擾明帝國的財政危機，為什麼卻不再困撓滿清政府了呢？　　　　據說是因為天意，因為大規模的天災開始漸漸結束了。其實呢？更主要的原因，顯然是因為，滿清是一個新興的政權，所以他控制的社會資源比較少，但政府可以控制的資源卻比較多。　　　　朱氏的龍子龍孫們（處於上層的貴族），在滿清統治範圍內，已無立足之地了；而他們所佔有的經濟資源，現在自然都會歸滿清政府支配了。　　　　明帝國舊的太監集團、官僚集團、縉紳集團，更在李自成殘酷打擊下，也元氣大傷了；他們曾佔據的經濟資源，現在自然也都普遍歸滿清政府支配了。　　　　崇禎皇帝雖然高高在上，但是面對這種社會的蛀蟲、害蟲，卻是不知從何處下手。現在，在叛亂、敵國力量接連打擊下，這些利益集團都已被掃進了歷史拉圾堆；就算殘留了一些，也無力與新政府玩那套官僚把戲了。　　　　因為，你和崇禎皇帝玩官僚把戲，崇禎皇帝估計拿你沒辦法；因為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已把整個官場打通了。你敢跟新興的滿清統治者玩官僚把戲。當時就會讓收拾的兩眼翻白。　　　　清初有一個大案叫奏銷案。　　　　據說，滿清政府為了清查欠糧，曾對江南某地進行了重拳出擊。總而言之，有點身份的人敢欠糧，一律嚴懲不貸。於是，只要你敢欠糧，有功名的一律革去；有官職的一律降級。僅這次集中整治，被革去功名的、被降級的人，就有一萬多人。　　　　雖然這次整頓，體現了滿清的殘暴。但是，我們必須得知道，它主要的針對目標，是有功名、有官職的人。　　　　有一位老兄（葉方靄）更為誇張，這位老兄的功名是探花，雖然僅僅欠了一文錢，功名照樣革去。之所以會發生這種事，大約是他想給滿清政府一個難堪，總而言之，你不是說欠糧就革去功名嗎？我堂堂探花，我就欠你一文錢，我看你能把我怎麼樣了？　　　　如果他面對的是崇禎皇帝，皇帝還真不能把他怎麼樣。問題是，他面對的是滿清皇帝，當時就被革去功名。於是這位老兄，就因為一文錢，就丟掉了探花的功名。　　　　雖然是這發生在順治末年的事，但是，從這種事上，我們可以看出，在滿清的統治下，官僚集團想和皇帝玩官僚把戲，常常是不會有好果子吃的。　　　　在這種背景下，社會的普遍經濟資源，自然可以重新分配一下了。當然了，分配的原則通常是政府分一部分，底層農民也可以分一部分。　　　　於是，滿清雖然只控制著江北地區，但是政府可以支配的經濟資源，卻遠遠超過了明帝國政府；更主要的是在這種背景下，滿清政府雖然沒有提出打土豪分田地口號，客觀上卻是做到了這一點。　　　　當然了，滿清政府從客觀上，可以減輕老百姓的負擔。一個重要的原因，自然是多少的戰亂，讓社會的人口壓力減輕了。但是，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卻是舊的既得利益集團幾乎被連根拔起了（朱氏皇族已成為歷史了，他控制的經濟資源，都吐了出來；明帝國貴族、官僚、太監、縉紳在李自成、滿清的接連打擊下，早已不能與從前相提並論了）；而新的既得利益集團，還沒有變成一個盤根錯節的、難以抑制的怪胎。　　　　寫到這裡，我們大約可以知道，滿清政府雖然控制著一個江北，但政府實際擁有的經濟資源，已遠遠超過了明帝國政府控制的經濟資源；當然了，一直困擾明帝國政府的種種問題，在滿清這裡，漸漸都不是問題了。　　　　明帝國政府在後期，總會有大量欠稅無法收上來［注］，我們固然可以把一切歸於老百姓太窮太苦了；問題是，真正欠稅的人，從普遍意義而言，通常絕不是處於貧困中的勞動人民；把賦稅拖欠原因歸於此，只是一種最美好的、動人的借口，在土地兼并日益嚴重的社會中，普遍的勞動人民，所欠的只能是地租，而這地租絕不是說欠就能欠的。　　　　成天哭著、喊著叫帝國政府減少賦稅的人們，成天在賦稅問題上表現得憂國憂民的官員、縉紳們，他們誰會用這種誇張的態度、慷慨激昂的態度去呼喊地主們應減少地租嗎？顯然是不會的，因為減少賦稅代表著他們的利益，而減少地租顯然是損害他們利益的。　　　　但無論如何，明帝國政府只能接受這種賦稅大面積欠繳的事實。而滿清政府，顯然不會面對這種尷尬的局面，因為當時還沒有一個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敢與滿清政府玩這種把戲。　　　　明帝國政府與既得利益集團搏奕，他永遠也處於下風。　　　　在這種背景下，明帝國政府無論說得多麼動聽（「無傷也，加賦出於土田，土田盡歸有力家，百畝增銀三四錢，稍抑兼并耳。」）。但結果，一切負擔總是要落在普遍底層農民身上。　　　　更可怕的還在於，明帝國政府收一百兩銀子的賦稅；而普通老百姓則需要交出好幾個一百兩銀子。而且就是如此，帝國政府也總見不到足額的賦稅。當然了，如果帝國政府拿出一百兩銀子去，通常就會有三四十兩，甚至七八十兩被私人侵吞了。　　　　這樣一里一外，帝國社會、政府的經濟資源更源源不斷向既得利益集團手中流去；帝國政府除了擔了個橫徵暴斂的惡名外，依然不能有效履行自己的任何職能。　　　　而這些問題，在新興的滿清政府中，顯然是不會普遍存在著的。一切絕不是因為滿清皇帝本事大，僅僅是因為滿清政府還沒有被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所控制。在這種背景下，滿清政府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強有力的貫徹到整個社會之中，更能強有力的支配自己的政府資源。而明帝國顯然已喪失了這種能力。　　　　［注］明朝的覆亡，乃是財政破產，例如1632年（崇禎五年），有三百四十個縣欠繳國家稅糧達半數以上，其中一百三十四個縣全部拖欠《崇禎存實疏抄》（黃宇仁《中國大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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