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性消散帶來了振蕩世界

（文/鄭渝川）民族國家觀念是在近現代才發育並完善形成的。這樣的觀念與民主憲政相擁，就產出了現代文明國家，反之則將「國家轉型」的任務留給了當代。諸多政治、社會和文化理論通常認為，（民族或多民族）國家建構的文化價值體系，會對地方性、原生的民族性進行（來自政府之手或文化行業或市場的）強力整合。正如人們所看到的，這種整合讓地方性、原生的民族性充分顯露出脆弱性。

然而，近年來，前述整合趨勢發生了逆轉，無論是在尚處於政治和文化轉型期的國度，還是歐美等通常意義上的現代文明國家，甚至以單一性、保守性著稱的日本，地方性、民族性在重新發揮活力。與之形成鮮明映襯的是，象徵著國家整體性政治和文化意識的現代性的消散。這種變化的表現是：民族化的許多文化儀式，不再被社會和文化學者定義為愚昧落後的產物；民族化、地方化的生活方式以及可以從中抽離出的價值元素，備受跨國公司及各國地方的創業企業青睞，生產經營這樣的風格鮮明的生活方式或價值元素，有助於贏得更多的訂單；社會人類學家努力為地方性、民族性的儀式乃至一切可定義的物件，進行重新闡釋–終於，新世代年輕人意識到，地方性、民族性的文化概念及外在物件，價值和魅力都勝過現代性（國家化）的同類產物。他（她）們更願意以地方的、（本）民族的甚至小型社區的代表自居，而非首先對照自己的國籍身份。

出現上述變化，或者說導致地方性、民族性重新抬頭的原因是全球化。托馬斯·弗里德曼曾不無詩意的謳歌全球化的存在，意味著「世界是平的」。而這種「（扁）平」，就體現出現代性（國家化）的消散、地方性生產的活躍、跨地方（直接無視了國界）活動的簡易。套用後現代文化批評學者的話來說，全球化第一輪通過生產方式的重組，解構了推動現代國家政治和社會進步的工會體系，實現了勞動者的個體化、原子化；第二輪則衝破了國家管制對資本和投機的束縛（當然是以周期化、愈加劇烈化的金融危機為代價）；第三輪則通過激活各國內部的地方性、原生民族性，從文化和社會角度來弱化國家的存在–但是，這種被激活的地方性、原生民族性，儘管會帶給年輕人、部分學者以新鮮刺激，卻本質上仍是原子化存在的，必然服從於資本和文化霸權。所謂地方性、原生民族性的覺醒，也不過是個幻象罷了。

儘管如此，也必須看到，地方性、民族性現今正在慢慢擺脫現代民族國家賦予其的功能安排：要麼用來作為「利用懷舊感、慶典和儀式的場所，要麼是生產國民的必要條件」。在印度籍著名人類學家、美國紐約大學斯坦哈特學院文化教育與人類發展學習教授阿爾君·阿帕杜萊看來，民族國家的地方化靠的是命令和法令，有時也要運用武力，還有意遏制地方性的自發生產；但在當下，「人民、領土和正當主權的同構」構成的「現代民族國家的規範性綱領」，正在受到人口流動形式等全球化推動的多重因素的威脅。另一方面，大眾媒體也在悄然製造斷裂，即在民族國家塑造的地方性、民族性存在和全球化文化價值之間製造斷裂，地方性、民族性被作為全球化當中不計其數的、具有獨特風貌和商業價值的原子化文化標本，而民族國家價值觀念與這二者卻是相悖的。

相悖所帶來的不僅僅是文化衝突，還從根本上確立了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和社會緊張。阿爾君·阿帕杜萊在其所著的《消散的現代性：全球性的文化維度》一書中就談到，歐美國家建立的普世性的政治參與、教育、遷移以及經濟增長模型，原本是塑造一個個可靠的貿易和政治合作夥伴（新興民族國家、多民族國家），遏制新興國家的地方性和原生民族性，「結果反而起到了相反作用。這些解藥的副作用引發了越來越多的失序。」非但多民族國家，就連日本、韓國這樣的單一性較強的民族國家，都曾有過內生的族群裂痕，地方性、原生民族性重新被激活，就讓上述裂痕再度顯現並出現了未曾預料的新的分裂點。在印度為代表的多民族、多宗教背景的國家，原生民族、族群基於「純粹情感」的衝突漸趨常態化。我們還不難發現，即便在種族和解完成較好的美國以及西歐國家，近年來地方性、原生民族性背景下的極右排外勢力與新移民的矛盾越來越突出的顯露出來，經金融危機、歐債危機刺激出了一個新高潮。

政治和社會緊張，當然，不可避免的帶來了暴力。阿爾君·阿帕杜萊也提到，「並不是所有文化主義運動都會導致族群間的暴力，但文化主義涉及到民族國家層面動員的身份認同，所以具有強大的暴力潛能」。

現代性（國家化）的消散，讓近現代形成的愛國主義觀念體系陷入空前困境。一方面，如前述，新世代年輕人的國家認同普遍降低，地方、（本）民族、社區歸屬卻有所覺醒；另一方面，全球化推動的跨國家認同正在形成，兩相疊加，讓愛國主義觀念從絕對意義上的政治正確，變成了很有爭議並被不時拎出來反思的對象。

由此來看，現代化理論家大眾文化的批判，是值得反思的。近幾十年來，法蘭克福學派為代表的社會和文化學界普遍認為，現代社會空間中宗教衰微、科學主義日益強盛，娛樂減少、體制化休閑增多，還認定電子媒體是群眾的鴉片。地方性、原生民族性重新煥發活力、恢復文化生產的能動性等現象，顛覆了上述認知。從這個意義上講，現代化的若干理論需要重新審視，要將現代民族國家體制促成的資本和文化霸權對人的壓制的警惕；轉向對舊有公共領域被打破，政治和社會緊張帶來的野蠻和暴力日益增長背景下，個人自由和安全遭遇威脅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