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知我罪我讓天下後世評說

　　20世紀我們使用頻率最高的一些中文辭彙，比如「政治」、「經濟」、「哲學」、「民主」、「憲法」、「組織」等，都是梁啟超最早從日語引入中國的。在日本和歐美流亡期間，他被當作中國新的政治和知識領袖來接待。在梁啟超的故鄉廣東新會茶坑村，至今還流傳著一個故事：抗戰時期，掃蕩的日軍經過茶坑村，聽說這是梁啟超的故鄉，就繞道而去，因此保全了整個村莊。

　　剛到日本的梁啟超，曾與革命派領袖孫中山走得很近。革命派元老馮自由回憶道：「已亥夏秋間，梁啟超因與中山往還日密，漸贊成革命。」他還一度聯合康有為的13位弟子寫信給老師說：「國事敗壞至此，非庶政公開，改造共和政體，不能挽救危局。今上(光緒)賢明，舉國共悉，將來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愛戴，亦可舉為總統。吾師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娛晚景，啟超等自當繼往開來，以報師恩。」

　　康有為得知梁啟超的革命傾向後，非常生氣，立即令其離開日本，到檀香山辦理保皇會事宜。表面上，梁啟超聽從老師的話，離開了日本，不怎麼與革命派來往，但在心裡，逃離康有為的羽翼的想法日漸增長。

　　在致康有為的信中，梁啟超說：數月來，和您議論起時事，總是出現矛盾，很難領會您的意思，最後只能表面上答應，回家後頭痛目眩。對於「教父」的這種「弒父」情結，除了政見日漸不同，也由於一個實際原因：經濟。他最終無法獨立，有這方面的原因。

　　梁啟超流亡海外十餘年，主要靠賣文維持生計，生活相當清苦。而康有為出逃國外後，聲稱自己持有光緒帝的「衣帶詔」，從東南亞到北美，一路以保皇為名向廣大華僑募捐，大肆聚斂錢財，掌握了保皇黨捐助的百萬美金巨款。梁啟超認為，康對自己的接濟並不充分，對此頗為不快。

　　到檀香山組織保皇會後，梁啟超又對當地華僑說，他組織保皇會，名為保皇，實則革命。一下子得罪了改良、革命雙方，大家紛紛指責他「掛羊頭，賣狗肉」。1903年，梁啟超到美國遊歷考察數月後，言論再次大變，從前所深信的「破壞主義」和「革命排滿」的主張完全放棄，從「思想上的遲疑不決」，轉變為「堅定認同改良主義政治目標」。

　　梁啟超對革命的憂慮在於：以中國之大，國情之複雜，民眾之低素質，倘若搞起革命，定會動亂多年，而收拾動亂的人，一定是有極大本領和權術的獨裁者，這是他所不願看到的。

　　聲討袁世凱，討伐張勳，與康有為決裂

　　1905年，日俄戰爭爆發，立憲成為大勢所趨。清政府令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並暗中請身在日本的梁啟超做槍手，起草考察報告《世界各國憲政之比較》。梁啟超以通緝犯身份流亡海外，卻直接介入最高層的政治決策。

　　辛亥革命爆發，清政府被推翻之後，知識分子大多滿懷憧憬。魯迅曾回憶說，民元之時，他也「覺得中國將來很有希望」。梁啟超也回國了，並介入政權內部的實際操作，自稱「非國務大臣不做」，兩度出任閣員，先任司法總長，後任財政總長，一戰期間還曾參與外交，從「理論的政譚家」變為「實行的政務家」。

　　對於梁啟超在民國的政治表現，許多人並無好評。有人說，「任公當財長，任內未能興一利，革一弊。」周善培認為原因在於，「任公有極熱烈的政治思想、極縱橫的政治理論，卻沒有一點政治辦法，尤其沒有政治家的魄力」。

　　民國財政史專家賈士毅在梁啟超決意不再做官後拜訪他，梁的一段話可看做他告別政治回歸學術的原因：「從民國二年秋間參加熊內閣主持司法部，直到民國六年夏天在段內閣擔任財政總長，對於政事都沒有一件收到積極的效果，可說是自己沒有做好，所以也就不願再發表什麼政論，免得給人家說閑話。」

　　與袁世凱的合作讓梁啟超背上了「賣朋友，事仇讎」的罵名。起初，他對袁世凱抱有共和及立憲的希望，因此做了袁世凱政府的司法總長，等到洪憲帝制復辟，他又聯合自己在湖南時務學堂時的得意門生蔡鍔，發動討袁的護國運動，迫使袁世凱下台。

　　袁世凱宣布稱帝後，梁啟超寫了著名文章《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袁世凱得知消息後，派人給梁啟超送來一張20萬元銀票，給梁的父親祝壽，交換條件是這篇文章不發表。梁啟超將銀票退回。後來他回憶說：「袁世凱太看人不起了，以為什麼人都是拿臭銅錢買得來。我當時大怒，幾乎當面就向來人發作。」

　　兩年後張勳復辟，康有為是其最依賴的軍師。當康有為在《上海周報》上發表《為國家籌安定策者》，公開主張清帝復辟時，梁啟超立即發表《辟復辟論》，矛頭直指康有為，明確指出此文的實質是「黨袁論」、「附逆論」、「籌安新派」。復辟一發生，梁啟超立即隨段祺瑞誓師馬廠，參加武力討伐。他不僅代段祺瑞起草了討逆宣言，而且以個人名義發表反對通電，斥責其師為「大言不慚之書生，於政局甘苦，毫無所知」。

　　至此，康梁公開決裂，康有為當著梁啟超學生的面痛罵「梁賊啟超」，並在詩中怒斥其為專食父母的梟獍。1927年康有為去世後，梁啟超見他「身後蕭條得萬分可憐」，趕緊電匯幾百塊錢，才草草成殮。之後，又戴孝守靈，大哭三日。

　　「知我罪我，讓天下後世評說」

　　梁啟超的最後10年，多在書齋與大學講壇度過。這時候的他，已經把精力放在培養「新民」上。對於民主制度建設與民主素質教育孰先孰後的問題，他最終選擇了改造國民性。

　　一戰後的歐洲之旅，讓他對於西方的態度再次改變。他沒料到，曾讓無數國人艷羨不已的歐洲物質文明，竟在自相殘殺中毀於一旦，陷入「一片沉憂凄斷之色」。在倫敦，他下榻的高級酒店連暖氣也沒有，甚至連火柴與糖也成了稀罕物品。好吸紙煙的他，自嘆「沒有鑽燧取火的本領」，「只好強迫戒掉了」。

　　年近50的梁啟超，用了大半輩子的時間，試圖從西方的強盛中尋找中國的救亡之路，最終卻感嘆，「誰又敢說我們素來認為天經地義盡善盡美的代議政治，今日竟會從牆腳上築築動搖起來？」「歐洲人做了一場科學萬能的大夢，到如今卻叫起科學破產來。」又想到，東方文化中重視精神文明的傳統，或許可以補救西方過度崇拜物質文明的觀念。他又回到自己起步的地方，試圖從古老的道統中尋找新的藥方。

　　隨著新文化運動對舊文化的摧毀，向來立於時代潮頭的他，似乎成了新時代的遺老。列文森統計過7年里的《新青年》雜誌，「僅發現兩處提到梁啟超」，其中一篇是批判了梁啟超的某篇文章。

　　他的身體每況愈下，得病多年，家人屢勸就醫，總嫌「費事」。直到1926年初，尿毒症加劇，小便中時常帶血，才去協和醫院治療。協和當時是中國最好的西醫醫院，卻在梁啟超身上進行了一次失敗的手術。最初的檢查中，醫生髮現其右腎有一黑點，診斷為瘤，遂以手術割除，但仍未好轉。之後才發現，手術割掉的是健康的腎，這是導致梁啟超早逝的最重要原因。不到3年，梁啟超在協和醫院病逝。

　　手術失敗後，輿論一片嘩然，反對西醫的聲音越來越大。梁啟超寫了一篇題為《我的病與協和醫院》的文章，詳述了自己手術的經過，公開為協和醫院和西醫辯護：「我還是繼續吃協和的葯，病雖然沒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術之前的確好了許多。」

　　醫史學家程之范說：「梁啟超主要是考慮到當時西醫剛進中國，老百姓對西醫還缺乏認識，如果這時對協和醫院大加鞭笞，最終吃虧的恐怕是老百姓。」

　　梁啟超的確抱著「願為眾生病」的想法。他說過，「我的樂觀，卻是從一般人的悲觀上發生出來。我覺得這五十年來的中國，正像蠶變蛾、蛇蛻殼的時代。變蛾蛻殼，自然是一件極艱難極苦痛的事，那裡能夠輕輕鬆鬆的做到。只要他生理上有必變必蛻的機能，心理上還有必變必蛻的覺悟，那麼，把那不可逃避的艱難苦痛經過了，前途便別是一個世界。」

　　作為過渡時期影響最為深遠的人物，梁啟超之死，與譚嗣同的斷頭類似，或許就是一種不可逃避的艱難苦痛：維護自己所堅持的信念，即使自己是受害者，並為之付出了生命——梁啟超一生善變，但「變」的宗旨和目的卻不變，「我的中心思想是什麼呢？就是愛國。我的一貫主張是什麼呢？就是救國。」

　　(參考：《飲冰室合集》，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篇》，夏曉虹編《追憶梁啟超》，勒文森《梁啟超與中國近代思想》，張朋園《梁啟超與清季革命》、《梁啟超與民國政治》，桑兵《庚子勤王與晚清政局》，張灝《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吳其昌《梁啟超傳》，李喜所、元青編著《梁啟超傳》，感謝羽戈的大力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