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儒敏：再談現代文學史寫作的「邊界」與「價值尺度」————由嚴家炎《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所引發的研討

　　 嚴家炎先生主編的《20世紀中國文學史》[1]，幾乎每一章都有某些原創性的內容，或有新資料的發現，以及那些讀來能讓人眼睛一亮的觀點。[2]這是別具一格的教材，但我更願意把它看作是一部學術含量豐厚的專著，是最近十多年來現當代文學研究最重要的標誌性成果。這部著作是集體寫作的產物，負責各章編寫的大都是所屬領域頂尖的專家，[3]其對學術的推進是顯而易見的。關於這部著作已經有不少書評給予高度的評價，我大都表示贊同，這裡想就其所引發的某些問題，做些探討。

　　 嚴著最引人矚目的是研究「邊界」的拓寬。現代文學的起點被往前移到19世紀80年代末[4]，等於前推30多年，空間上（其實也是一種「邊界」），則覆蓋華人外語寫作、少數民族語言寫作以及通俗文學、舊體詩等，而這些都是以往文學史所忽略的。

　　 「邊界」問題值得探討，不久前我在題為《現代文學研究的「邊界」及「價值尺度」問題》[5]已經談過這個問題，現在讀了嚴家炎先生的文學史，想再說一些話。在嚴先生這部論著出現之前，部分學者已試圖把晚清、十七年、「文革」以致「新時期」統歸為現代文學，隨之便產生「打通式」研究以及專門關注「邊界」拓展部分的研究。晚清這一段在古代文學中屬於邊緣，尚未充分開發，而晚清的文學「新變」又與「五四」及其後的文學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是新文學運動的前奏或序幕，所以連成一氣做整體考察是必要而合理的。將晚清的文學「新變」納入現代文學研究的視野，對現代文學一學科的建設必定大有好處。換個角度，以古代文學史的學者來看，晚清文學應當怎樣處理？嚴家炎的文學史把「邊界」划到19世紀80年代末，這樣是否可以接受？這也是有趣的問題。[6]

　　 從現代文學史一般的敘寫立場看，晚清的「新變」還只是「量變」，離「五四」前後的「質變」還有一個過程，「五四」作為重大歷史標誌的地位，是晚清「新變」所不能取代的。現代文學史可以從晚清寫起，但這只是序幕，大的變革還是「五四」新文學運動。嚴家炎先生這部文學史對晚清特別重視，篇幅很大，幾乎超過了「五四」。 該書寫晚清民初用了4章，147頁，寫五四時期文學也是4章，139頁。這可能是要矯枉過正吧。不過，從晚清寫起不等於現代文學的「開端」就在晚清。道理明顯，文學史寫作總要抓大放小，經過篩選，綱舉目張。文學史特別是作為教科書的文學史，肯定要把重點放在貢獻與影響最大的作家作品上，它不能不放棄甚至過濾掉許多不那麼重要的作家與文學現象。幾百年後人們談起十九、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很多作家作品都「過濾」掉了，留下印象最突出的恐怕還是「五四」，而不會是晚清那些作家。畢竟只有「五四」這樣在政治、社會、文化等方面都有驚天動地影響的大事件，以及《狂人日記》《女神》這樣一些標誌性作品，才公認為「里程碑」，而新文學的真正發生也還是在「五四」前後。過去很多現代文學史把「發端」放在「五四」之前兩年——1917年初，就是陳獨秀、胡適在《新青年》正式發動「文學革命」那時，這是有充分的根據的。總之，從哪裡寫起，和以哪裡作為「發端」，並不全是一回事。我主張可以從晚清寫起，那是作為序幕，現代文學的「發端」還是1917年初，或者說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全面啟動之時。

　　 嚴著文學史引發的另一值得探討的問題是文學史的標準。研究「邊界」往晚清的「前移」的「根據」不難找到。說新文學在晚清已有所醞釀，也不會有太多爭議。有爭議的，是貫穿文學史的評價標準問題。嚴著文學史表示要「讓文學史真正成為文學自身的歷史」。如何回歸文學自身？嚴家炎提出所謂現代文學要看三點「特質」：一是其主體由白話文構成，二是具有鮮明的現代性，三是大背景上與世界的文學交流。[7]我很贊成嚴家炎的三點論，這是可以作為現代文學史的認定與評價標準的。問題是，在晚清和民初，即使已經有黃遵憲《日本國志》（1887年定稿）提倡文學語言「適用於今，通行於俗」，而且也已經有不少相對成功的白話的創作，但整個文壇很難說已經有以白話取代文言的整體性自覺。雖然有陳季同《黃衫客傳奇》（1890年出版）那樣用法語寫成的小說，但這部最近才被發掘並翻譯成漢語的小說，當時在本土幾乎不夠成影響[8]，也難於作為中國文學「融入」世界文學的成功例證。[9]倒是「鮮明的現代性」確實可以作為文學史評價的一個標準，在嚴著文學史中是能看到這方面的努力，也有相當出色的成績的，不過「現代性」這一點放到晚清似乎也仍然缺少足夠的理由。所以我認為研究邊界「前移」應當謹慎，因為有些必要的標準在此難於實施。

　　 其實，「前移」早就有人在做。前些年有海外學者王德威提出「壓抑的現代性」的概念，認為現代性特徵早在晚清就出現了，並非「五四」前後才有，「沒有晚清，何來五四」？[10]這位研究者的論述不無道理。在晚清小說和文學翻譯中，的確已可見到某些可解釋為「現代性」的因素。大概這位華裔漢學家是看到「五四」傳統太強大、被神聖化了，產生質疑，才試圖顛覆以往過於強調的「五四」傳統，辦法是盡量模糊從晚清到「五四」的歷史界線。王德威的研究還是立足於文本分析和原始材料的調查，他的設問也豐富了對文學史的理解，雖然不免有「過度闡釋」之嫌。問題不在於「沒有晚清，何來五四」的提法，而在於這提法引來蜂擁跟進的模仿者。多數「仿作」的路子就是抓住晚清文學某些「個案分析」，並不顧及「個案」的代表性，便從中「提拔」所謂「現代性」因子，證說預設的命題，有點「穿鞋戴帽」。「沒有晚清，何來五四」提出的初始含義及其學理背景被忽略了，大家很少注意這種「前移」也有其特定的價值標準——對「五四」歷史價值的「降解」是「前移」的潛在意圖。

　　 儘管如此，在目前現代文學的學界，研究「邊界」往晚清「前移」似乎已成態勢，構成對既有文學史觀的挑戰。如果「前移」不滿足於版圖擴張，也不存心「降解」五四，如果「前移」帶來的是文學史觀的適當調整而不是刻意顛覆，這種研究就可能比較為大家所接受。這一點，我認為嚴先生的文學史做得還是比較謹慎、比較有學理性的。他們雖然明確表示研究邊界的「前移」是一個特色，並賦予種種理由，以致這本文學史一出來大家就都注意這一「前移」的「亮點」，但我細讀該著，發現他們下筆時還是有些猶疑，因而也比較謹慎的。該著雖然「邊界」前移了，而且晚清的分量很重，講陳季同的《黃衫客傳奇》，講韓邦慶的《海上花列傳》，講清末小說，都往所謂「現代性」的方面靠攏，儘管可能還有可議的空間，但總的來說，這一切還是「指向」「五四」前後的新文學，並沒有拿晚清來顛覆和「降解」「五四」傳統。

　　 現代文學研究「邊界」的拓展往晚清是「前移」，往當代則是「後挪」。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從現代文學學科專門獨立出一個「當代文學」，本是研究範圍的拓展，卻帶來兩者「分家」之後的某些隔閡，以至在學科設定上只好使用「現當代文學」這個彆扭的稱謂。現在兩者的重新融合，打通現代與當代，已大致形成共識。我們已經看到，這種「打通」帶來許多新的學術發現。無論「邊界」前移還是後挪，關鍵在於如何找到能較好解釋這種拓展的相對統一的視點，而不只是「圈地」和拼湊。新的對象納入之後應當能調整、豐富原有視野，使之對新、舊對象均產生新的理解。嚴家炎先生的文學史在現當代「打通」方面做了努力，不過有些問題也可能會引發思考，比如五六十年代的文學肯定也在相當程度上滿足了當時的精神性需求，但又和八九十年代明顯區別，如何用同一個「現代性」標準去做出富於歷史同情的敘述評價？——仍然是「標準」與價值評判問題。

　　 除了時間性「邊界」的拓展，還有一種是「內容性」的「邊界」，是往「內里」的延伸，即將鴛鴦蝴蝶派、武俠、言情、偵探、科幻以及舊體詩詞等，全都一網打盡，納入囊中。關於通俗文學價值的重估，它作為現代文學有機組成部分應有的地位，以及它的文學、歷史、文化內涵，至今沒有相對共識，有關的討論、爭議在近幾年也屢有發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觀點是范伯群提出的，他試圖用「兩翼說」支持通俗文學堂而皇之進入文學史，甚至與雅文學平起平坐。這引起不小的爭論。范伯群不是坐而論道，他花費大量功夫，拿出了大部頭的《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插圖本）》，功德無量。另一重要收穫則是吳福輝的《插圖本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也很注重通俗文學，試圖用多元拼合的辦法把晚清以降各類文學一網打盡，展現的圖景很可觀。現在嚴家炎先生這本文學史又來熱心描繪現代通俗文學紛繁的歷史，果然也有令人耳目一新。書中談論通俗文學的篇幅其實不多，但很難說已經嚴絲合縫融入「現代文學」，因為其對通俗文學的敘述，主要還是在純文學背景中，注重的還是知識精英文學如何與大眾通俗文學 「互補」。不過，雖然兩者有時好像匯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從文學的「功能」看，彼此還是有些區別的，同樣講「現代性」，對純文學與通俗文學的著眼點應當不太一樣。現在普遍的做法就是把通俗文學「整合到」現代文學史的整體中，到底如何掌握好它和純文學的關係，又如何「落實」所謂現代性評價標準？這是勉為其難的一件事。

　　 無論如何，嚴著文學史在這方面仍然具有墾拓性，也已經引出一些值得討論的問題，那就是：支持「統合」純文學與通俗文學這種工作的，到底有沒有一個完整有效的價值評判框架？目前是否還只有提升通俗文學地位的一種策略？以純文學要求通俗文學這種習慣是否應當捨棄？方法上散點透視式的多元拼合是否可行？能否真正做到，在某個相對統一的標準下對複雜多樣的文學現象做出選擇評判？

　　 無可否認，在現代文學近百年的歷史發展中，始終存在多層次的價值觀、世界觀的差異與衝突。在新文學與通俗文學交鋒的現象中，也不難看到這種矛盾衝突。有差異與衝突，這是基本的事實，也是文學史推進的動力。把文學史寫成思想鬥爭史是太過份了，但文學史寫作也不必去淡化、迴避差異與衝突，因為那樣反而可能喪失把握歷史的豐富性。這些年常見有學者提出文學史寫作中的「多元共生」，人們格外看重歷史發展多方面構成的「合力」，這體現一種在苛嚴時代過去之後的比較寬容的態度。但「多元共生」如何在文學史研究的實踐中體現，仍然是有相當難度的。難就難在把不同價值觀、世界觀或意識形態支配下的創作彙集到一起時，需要首先考慮到在哪一個價值層面上去統合，在何種意義上以何種形態去處理這種「彙集」。如果弄不好，可能就是面對諸多矛盾的一種拼湊與調和。說到底，現今非常要緊而又缺少的還是相對認可的價值評價標準問題。只有自己相信並確立了某種價值評價標準，「多元共生」才不流於相對主義，批判精神才不墮落為虛無。這其實也牽涉到現代文學學科「安身立命」的問題。在嚴家炎先生這部文學史中，我們多少看到了要「多元共生」又不流於相對主義的「掙扎」，這本身就別有一種值得關注的學術價值。

　　 研究「邊界」的每一種延伸，無論是時間性還是內容性的，都要對原有文學史研究「立身」的基礎做檢討和調整。無論是「中國新文學」、「中國現代文學」、「20世紀中國文學」，還是「漢語新文學」[11]，或者乾脆就是「民國文學」[12]加上「共和國文學」，各種名稱之下的研究都必然會做出相應的「邊界」調整，這種調整不應局限於研究範圍的擴大，更重要的是在尋找某種重新認識歷史的契機。嚴家炎先生和他的寫作團隊的書已經在提供這種新的契機，同時也在引起各種思考與議論。我看嚴家炎主編的《20世紀中國文學史》所產生的「問題意識」要比該書本身重要得多。現在坊間很多文學史都是彼此「克隆」出版後就默默無聞的，嚴家炎先生主編的這部文學史一出現就令人矚目，它強烈的創新意圖和獨特的寫法高出一籌，人們很自然就會把它看作一種標尺，以此來衡量文學史寫作的多種可能與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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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嚴家炎主編：《20世紀中國文學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2] 如第五章關於黑幕派、鴛鴦蝴蝶派與雅俗文學對峙，第七章關於周作人散文隨筆，第十二章關於李劼人大河小說創作，第十三章關於林語堂散文，第十七章關於師陀小說對「生活樣式」的分解，第21章關於文學講習所，第二十六章關於樣板戲與主流創作，等等，都有新的見解新的突破。

　　 [3] 該書撰稿者包括：王光明、方錫德、關愛和、陳思和、孟繁華、袁進、程光煒、解志熙、黎湘萍等。

　　 [4] 該書第一章「甲午前夕的文學」，將黃遵憲1887年定稿的《日本國志》、陳季同1890年用法語寫作出版的小說《黃衫客傳奇》，以及韓邦慶1892年開始在申報連載《海上花列傳》這三件事作為現代文學的源頭，全書就從這裡寫起。

　　 [5] 載《華中師大學報》2011年1期，《新華文摘》2011年6期轉載。

　　 [6] 古今文學本來應當打通，也已經有學者在這方面努力，比如章培恆先生的《中國文學史新著》，力圖探尋與抉發古今文學演變的內在邏輯。但該書只在最後一部分「近世文學」中以少量篇幅論及晚清文學。

　　 [7] 觀點引自嚴家炎先生在《20世紀中國文學史》研討會（2011年5月由現代文學研究會與現代文學館聯合召開）上發言。

　　 [8] 可能提出的「根據」就是薛福成和曾樸估計讀過陳季同法文版的《黃衫客傳奇》。薛福成當時是駐英法大使，而陳季同是駐法大使館武官。曾樸則是陳季同的學生，也通法文。《黃衫客傳奇》即使在漢語讀者中有影響，恐怕也只限於懂法語的極少數人。

　　 [9]把一本用法語寫作、近年才翻譯成漢語、在本土毫無影響的《黃衫客傳奇》當作「開端」，總覺得有點怪怪的。

　　 [10] 王德威認為在晚清小說和文學翻譯的不同文類中，比如狹邪、公案、譴責、科幻等等，已經預告了現代文學的某些知識範疇與批判性思考，可見某些現代性的因素。他提出「壓抑的現代性」的概念，認為晚清的現代性因素在文學史敘述中被五四所遮蔽了。見王德威《《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收王曉明編《批評空間的開創：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研究》，東方出版中心，１９９８年。

　　 [11] 見朱壽桐《「漢語新文學」概念建構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學術研究》2009年第1期）。

　　 [12] 提出有關「民國文學」的文章已不少，比如王學東《民國文學的理論維度及其文學史編寫》（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1年4期），就探討了以「民國文學」取代「現代文學」的可操作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