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學術轉型中的「文學」

甲午戰爭以後，無論是宣揚還是排拒，西學都已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無可迴避的話題，借西學諸說闡發中國學術也成為普遍風尚，中國傳統學術文化體系受到極大衝擊。為了與「西學」進行抗禮，部分中國士人借用「國學」指稱中國固有的學術文化。在此背景下，是拋棄傳統完全接納西方學術體系，還是在堅守傳統學術結構的基礎上為我所用，不同的學者做出了不同的選擇。

作為1900年代後登上學術舞台的近代學者，劉師培（1884—1919）學術觀念的最大特點，是以西學的知識論述中國的學問，但不做簡單比附、套用。他從中國傳統學術的自身特點出發，進行深入、恰切的論述。一方面，他在自己的論述中廣泛使用新名詞、新術語；另一方面，又對新名詞的使用持審慎的態度和批判的精神：「自新名詞輸入中國，學者不明其界說，僅據其名詞之外延，不復察其名詞之內容，由是為惡、為非者，均恃新名詞為護身之具，用以護過飾非，而民德之壞，遂有不可勝窮者矣。」（《論新名詞輸入與民德墮落之關係》）從中可以看出劉氏在接納西學時的態度。由此出發，他一面以新的名詞、術語解析中國傳統學術，同時也注意結合中國學術獨異的特點。如在《周末學術史序》（1905）一文中，將中國周末學術以分別納入西學的心理學、倫理學、論理學（即邏輯學）、社會學、宗教學、政法學、計學（即經濟學）、兵學、教育學、哲理學、工藝學、法律學及理科學（即自然科學）諸科等範疇予以論述，僅有「術數學」、「文章學」二者未採用新學名。緣於此，雖然劉師培所長在經學、小學、校讎學等傳統舊學，但是他在政治學、哲學、教育學、倫理學、地理學等方面的著述，也被認為是陳寅恪所倡導的「預流」之作。

關於劉師培學術觀念的變化，錢玄同據劉氏著述中前後見解的不同，將其分為兩期：1903—1908年為前期，認為其特點是「趨於革新」；1909—1919年為後期，認為其特點是「趨於循舊」。從1903年發表第一篇學術論作到1919年去世，劉師培所處的時代，正是中西學術交匯非常重要的一個時期。劉氏學術觀念的演變，與其時主流學術的變遷趨勢可說是逆向而行。究其原因，既有政治方面的因素，也與他的舊學淵源有一定關係，也緣於他在「趨新」之後，洞見中西學術傳統的差異，體悟到以西學衡量國學，難免削足適履，造成不諧，於是轉而肆力古學。

劉師培對西學、國學的許多認識，雖然因為時代所限都不免有所缺失，卻是融匯中西重要的環節。在中國學術長期籠罩於西方話語的背景下，反思劉氏的學術觀念和研究，有助於建構中國學術的民族話語。劉師培對西方「文學」觀念的汲納及其中國文學史書寫，在建構民族學術傳統的歷史語境中，其學術價值值得重新予以認識。

「文學」作為「國學」的一支，在中西文化語境中存在很大差異，一指廣義學術，一指以「純文學」為核心的近代新義。劉師培早期使用的「文學」一詞，沿用的是「文學」的中國古典義，用於指廣義的「學術」，強調「文學」所包含的「文」與「學」兩個層面的內容：「宋代以前，義理考據之名未立，故學士大夫，莫不工文。六朝之際，雖文與筆分，然士之不工修詞者鮮矣。唐代之時，武夫隸卒，均以文章擅長，或文詞徒工，學鮮根柢。若夫於學則優，於文則絀，唐代以前未之聞也。至宋儒立義理之名，然後以語錄為文，而詞多鄙倍。至近儒立考據之名，然後以註疏為文，而文無性靈。」（《論近世文學之變遷》）唐代以前，「文」、「學」兼重；唐代以後，「學」與「文」分。由此出發，劉師培在使用「文學」概念時，做了時代上的區分，而區分的重要依據在於「修詞」：唐代以前，「言語」（載之於文字的）與「文學」在孔門雖分屬二科，然而在「修詞」一點上卻是一致的，故而「文」與「學」二者在某種程度上是合一的，均屬於「文學」範疇；而唐代以後，「學」（具體來說指理學語錄和考據之作）的述錄已經背離了「修詞」的要義，因此應當被排除在「文學」之外。這一區分，符合「文學」概念在中國古代演變的實際。在這一點上，他要比章太炎更具有現代意識。章太炎關於「文學」的名論，「文學者，以有文字著於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國故論衡·文學總略》），曾受到「五四」以後學者如凌獨見、譚正璧、胡云翼、容肇祖、鄭振鐸等人的廣泛批評，正如蔣鑒璋所說，「此義過泛，今所不取」。

劉師培的「文學」概念雖然是指「文章」、「文」等古典詞義，但不同的時代其所指的對象又有所不同：周秦至唐，「文學」範圍較廣，史著元典、諸子論說，都包含其中，而以「修詞」為衡量標準，如在《周末學術史序》文中，有一節論周末的文章學史，其論述對象包括史文、祝文、禱文等；宋代至清，「文學」範圍較狹，乃指「詞章之學」。「故近世之學人，其對於詞章也，所持之說有二：一曰鄙詞章為小道，視為雕蟲小技，薄而不為；一以考證有妨於詞章，為學日益，則為文日損。是文學之衰，不僅衰於科舉之業也，且由於實學之昌明。」（《論近世文學之變遷》）此一「文學」概念，與今世之「文學」，在具體所指上已基本一致。

能夠集中反映劉師培「文學」觀念的，是作於光緒三十一年（1905）的《論文雜記》。《雜記》概述中國古今文章流別說：「中國文學，至周末而臻極盛。庄、列之深遠，蘇、張之縱橫，韓非之排奡，荀、呂之平易，皆為後世文章之祖也。而屈、宋《楚詞》，上承風雅之遺，下啟詞章之體，亦中國文章之祖也。惟文學臻於極盛，故周末諸子，卒以文詞之美，得後世文士之保持，而流傳勿失。則修詞學烏可不講哉？」（《論文雜記》）就其論述文體來看，在詩、詞、曲、賦、小說等文體分類上，與今世的「文學」觀念一致，而在散文（「文章之文」）的區分上，比今世的「散文」更為寬泛：箴、銘、碑、頌等文體的作品，在今世的文學史著作中已很少涉及；此外又據《文心雕龍》之說，另立「雜文」一體，屬於文體分類的有連珠等。顯然，劉師培的「文學」觀念，其基本立足點仍然是中國固有的文學觀念。這一點，可由劉師培對中國古代「文」的概念所作的梳理予以證明。（參見《論文雜記》）「文」的概念隨時代的不同而發生改變，論「文」之史，其具體對象是否應該隨之變化？劉師培關於中國文學變遷的論述，反映了他在運用西方觀念研究中國文學方面所持的審慎態度。從總體上看，今世的「文學」觀念，大體相當於劉師培所謂的緣於屈、宋一脈的「詞章之體」。

劉師培對近代「文學」觀念確立以及文學史書寫主導地位所作的推動，除了概念層面的闡釋外，其所著《中國中古文學史》等直接以中國文學為論述對象的文學史著述，影響更為直觀，更加深遠。從對「文學」概念的理解和文學史書寫的實踐來看，劉師培的論說一方面在內在精神上與西方近代「文學」概念基本一致，另一方面又是在充分考察中國「文學」概念古今演繹基礎上展開的達情之論，在接受西方「文學」觀念的同時，立足中國文學發展的自身線索。類似著述，為民國以後的文學史書寫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典範。對其「文學」觀念和文學史書寫實踐的重新審視，為當下重新書寫文學史及理解「國學」提供了很好的理論資源和實踐典範。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