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國奇蹟的一般意義

06-22

改革開放以前，中國是世界上最貧窮、最封閉的國家之一。1978年中國人均GDP只有155美元，還不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平均數492美元的三分之一；出口佔GDP的比重只有4.7%。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發生了巨大變化。1978年以來，中國年均GDP增長率達到9.7%，在人類經濟史上還未有過先例。到2014年底，中國的經濟規模擴大了28倍，人均GDP達到7500美元，躋身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行列。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2014年中國已經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貿易方面，1978年以來年均增長率高達16%、對外貿易總額增加了209倍，2013年中國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貿易國。

中國的經濟增長不僅讓國內人民生活得更好，還推動了世界經濟的穩定發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有6.8億人擺脫貧困線，而世界其它地區的貧困人口不僅沒減少，還有所增加。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期間，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幫助東亞各國擺脫危機。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中國推出「四萬億」，拉動其他新興市場走出危機，也幫助發達國家穩住陣腳。

一、中國奇蹟與後發優勢

為什麼中國能取得這樣的奇蹟？為了回答這個問題，必須要了解事物的本質及其背後的決定因素。經濟快速發展的表現是人均收入的提高，本質則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勞動生產率和人均收入的快速提高其實是一個現代現象。18世紀前，西歐國家人均GDP年均增長率只有0.05%，即人均GDP需要1400年才能翻一番。19世紀初至19世紀中葉，這些西歐國家人均GDP的增長率變為1%，即只需要70年收入就能翻一番。增長加速的原因是在工業革命後，技術創新的速度加快，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同時新產品和新產業不斷湧現。

發達國家為了經濟持續發展，必須不斷進行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提高勞動生產率，發展中國家也是如此。但是區別在於，發達國家已經擁有最先進的技術和附加價值最高的產業，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都要自力更生，面臨巨大的研發成本。發展中國家可以借鑒發達國家已有的技術和產業，在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上具備後發優勢，可以用低風險和低成本的方式推動經濟的發展，從而獲得更高的經濟增長率。二戰之後，全世界有13個經濟體將年均7%或者更高的經濟增長率維持了25年或者更長的時間，中國成為這13個經濟體中的一員。

中國在改革開放後才獲得發展的原因是之前的發展戰略沒有利用後發優勢。當時認為要想實現民富國強的建國目標，中國就得擁有和發達國家一樣的重工業和國防產業，但是重工業和國防產業有很高的技術含量和保密性要求，發展這些產業違背了中國的後發優勢。同時，這些產業對資本的需求量很大，不適合一個貧窮落後的農業經濟體，在市場上缺乏競爭力，根本沒有自生能力。為了保護這些產業，必須舉全國之力壓低原材料和資本價格。靠這種方式，中國建立起了先進的重工業，取得原子彈和人造衛星等成就，但是也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價格扭曲、人民生活水平沒有得到改善，人均GDP同發達國家的差距更大了。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改變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模式，轉而發展技術含量低、產業規模小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這些產業符合中國勞動力多的比較優勢，有競爭力，可以佔領國內外市場，促進經濟和對外貿易的增長。同時，依靠競爭力創造的產業利潤可以用於資本積累，使資本逐漸從相對短缺變得相對豐富，為產業升級奠定了基礎。

二、中國奇蹟與雙軌制

二戰之後，社會主義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都在推行與中國相似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一開始的五年到十年，出現投資拉動的經濟高速增長，但之後各國普遍面臨經濟停滯和危機頻發，和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在中國開始改革開放的時候，其他國家也在同樣尋求出路。然而，它們的轉型沒有像中國一樣成功，反而遭遇「失去的20年」。

轉型戰略決定轉型成敗。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轉型時，政府干預經濟、要素和產品價格扭曲、國有產權為主是社會主義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普遍面臨的問題。當時作為主流思想的新自由主義提出了華盛頓共識：發展中國家必須進行私有化和市場化改革，取消政府干預，同時充分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

如果按照華盛頓共識進行休克療法，會導致受保護的資本密集型產業崩潰，造成大量失業，引起社會動蕩和政局不穩。同時，這些產業與國家安全和現代化有關，為了保證其生存，政府只能投入更多的隱性補貼，補貼的效率更低，還易引發貪污腐敗等問題。

中國的做法則是推行漸進的雙軌制改革。首先，繼續給予重工業必要的保護，維持經濟社會穩定。其次，放開具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力密集型行業的准入資格，使企業充分利用中國豐富的勞動力資源，生產有競爭力、成本低的產品。同時為了提供更好的基礎設施和生產環境，建立經濟特區或工業園。為了提高國際買家對中國產品的信心，政府招商引資。經濟快速發展積累起來的資本促進產業不斷升級，也給中國解決重工業沒有自生能力問題提供了資源和條件。因此，中國採用不同於國際主流思想的轉型策略，實現了穩定式發展。

三、發展的代價：收入差距、腐敗與環境惡化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取得了很多成就，但也付出了不少代價。首先是轉型帶來的收入差距和腐敗問題，其次是與發展相關的環境惡化問題。

收入差距不斷加大的原因在於中國推行的是漸進式雙軌制改革。為了保證沒有自生能力的大型國有企業存活，要給予它們各方面的保護和補貼，比如通過銀行和股票市場提供低成本資金。拿到資金補貼的是收入相對高的大型國有企業，而收入相對低的中小企業卻無緣補貼，最終是窮人補貼了富人，擁有資金分配權的政府官員也有了腐敗的機會。

資源價格上的雙軌制同樣會導致收入差距擴大和腐敗。改革開放前，礦山企業屬於國營，免費獲得開礦權，但是產品價格低廉。改革後，礦產資源價格和國際接軌，但開礦權售價低，導致想獲得開礦權的人對有權者尋租。此外，為了保護資本密集型產業，維持了電力、通訊產業的壟斷。

收入分配和腐敗問題是中國雙軌制改革的代價。在上世紀八十、九十年代時的保護和補貼對國有大企業是雪中送炭，維護了經濟社會的穩定，是正確的做法。現在中國已經成為收入中等偏上的國家，很多原來沒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已經具備國際競爭力，這時的保護和補貼就變成錦上添花，非但不必要，反而有很大的社會成本。因此，中國的改革應該與時俱進，取消對大企業的補貼。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讓市場供需決定價格，減少政府的人為干預，取消壟斷、引入競爭。做到以上幾點，就能夠釜底抽薪的解決收入差距和腐敗問題。當然在這過程中揚湯止沸的反腐行動也很重要。

環境惡化問題有三個主要的成因。第一，中國處於製造業為主的發展階段，能源使用和污染排放比農業經濟和服務業經濟高。英國、德國等老工業化國家以及日本、韓國等新工業化國家在同樣發展階段也面臨同樣的問題。第二，中國的能源結構以煤炭為主，污染性高，加劇了環境問題。第三，地方政府的環境執法不嚴，對企業環保設備運行的監管不力。要想緩解環境問題，短期內應加強環保執法，中期內應使用清潔能源，但要想根本解決環境問題，關鍵還是保持經濟增長速度，儘快讓中國進入發達國家階段，使優勢產業從製造業轉向能耗低、排放少的服務業。

四、未來五年中國經濟可實現7%的增長

在「新常態」下，政府提出7%的中高速增長目標，但很多國內外學者抱有悲觀態度。他們認為中國已經高速增長了三十多年，超越了所有的歷史經驗，因而難以持續。2010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速持續放緩，似乎印證了他們的看法。

我認為，發展中國家能夠高速增長多長時間取決於同發達國家的差距，即後發優勢。人均GDP是個很好的衡量後發優勢的指標。2008年中國人均GDP為同年美國的21%，相當於日本在1951年、台灣在1975年和韓國1977年同美國的差距。後面這些經濟體利用後發優勢，維持了20年7%到9%的增長。因此，中國在2008年後還有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長潛力。

當然潛力的實現需要合適的內外部條件。從外部條件來看，發達國家很可能陷入長達十年、甚至更長時間的低速平穩增長期，因此中國不能再依靠外需帶動增長。再看內需，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產業升級的投資機會很多，城市基礎設施的需求很大，改善環境和城市化也需要大量投資。另一方面，中國投資的資金也比較充沛。政府財政狀況良好，民間儲蓄率高達50%，外匯儲備達到3.8萬億美元。當經濟下行到一定程度後，政府可以利用相對較好的財政狀況進行反周期干預，拉動民間投資，創造就業和增長。

中國完全有可能在未來五年或更長的時間充分挖掘8%的增長潛力，在外部條件相對不好的情況下實現7%左右的增長，在2020年進入高等收入國家行列，完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任務。

五、中國奇蹟的一般意義

二戰之後，全世界共有200多個發展中經濟體，但是只有13個經濟體變為中等收入國家，絕大多數經濟體深陷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

發展中經濟體有沒有可能實現過去36年中國那樣的高速增長？中國的奇蹟有沒有一般意義？答案是肯定的。在一定的條件下，各個發展中經濟體都有持續高速發展的潛力。上述條件包括：首先，必須按照國家的比較優勢，培育有競爭力的產業；其次，充分利用後發優勢，降低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成本。從而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甚至趕超發達國家；最後，在轉型過程中，不僅要建立有效的市場，政府也要因勢利導，維護政治經濟的穩定，中國的漸進式雙軌制的改革經驗提供了參考。如果能做到上述幾點，任何發展中國家都應有中國這樣的高速增長。

中國不僅希望自身富強，也希望世界上其他的發展中國家擺脫貧困、實現現代化。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本文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林毅夫在「2015經濟中國高端論壇」上的演講。蘇曉童整理，唐傑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