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帆：中東局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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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帆：中東局外局發布時間:2012-02-27 09:10 作者:何帆（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政治與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字型大小：大中小點擊:374次

　　從地中海東海岸出發，向東向北，越過高加索山脈，是一望無際的中亞草原。再向東，可到達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從高加索山脈向南，是兩河流域。再向南，越過波斯灣，是茫茫的阿拉伯沙漠。如果再越過紅海，可以到達古老而神秘的埃及。這一大片支離破碎的土地，橫亘在西方的歐洲和東方的印度之間，被歐洲人稱為「中東」。　　歷史迷局　　中東有著至少五千年以上的歷史。但是，如果你只是好奇，為什麼中東總是充滿了衝突和戰爭，那你根本不需要熟知古代的歷史。90年，也就在過去不到90年的時間裡，那個曾經寧靜而單調的中東，變成了世界上最動蕩的地方之一。　　一百年前的中東和現在幾乎完全不一樣。一百年前，中東沒有巴勒斯坦，也沒有以色列，沒有伊拉克，也沒有約旦。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中東的大部分地區和巴爾幹半島地區都在奧斯曼帝國的版圖之中。但輝煌一時的奧斯曼帝國已經日薄西山，蘇丹能夠統治的不過是君士坦丁堡附近的一小塊地方。廣闊的帝國，潰散成了半自治的鄉土社會。歷史的時鐘在這裡彷彿生了銹，中東在當時只是一個被遺忘的角落。20世紀以前，中東也不時會出現騷動，但那大多是地方性的不滿，是小小池塘里的漣漪。　　第一次世界大戰徹底的改變了中東的政治格局。奧斯曼帝國參加了德國一方，但不幸在一戰中失敗。歐洲列強肆意瓜分中東地區，埋下了衝突和仇恨的種子。英法俄在一戰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就秘密簽訂了賽克斯-皮科特協定，將原屬於奧斯曼行省的敘利亞一分為二。法國佔據了敘利亞北部。戰後，法國為了遏制逐漸覺醒的阿拉伯民族主義者，不斷肢解敘利亞。20世紀20年代黎巴嫩的獨立，就是出於法國的支持。阿拉伯半島西部漢志地區的哈希姆族人在一戰期間曾經給予英國很大的支持，英國也曾許諾支持成立一個獨立的阿拉伯國家。但一戰之後，英國背信棄義，將阿拉伯半島的統治權拱手讓給另一支阿拉伯部落，即沙特人，這就是今天的沙烏地阿拉伯。哈希姆人則輾轉到了伊拉克。1958年伊拉克爆發軍事政變之後，哈希姆人又遷至約旦河東岸，成立了後來的約旦王國。這些突如其來的變化給中東各族帶來了深深的創傷。　　以色列的出現，使得本來就危機四伏的中東地區更加動蕩不安。從19世紀80年代開始，大批猶太人開始遷居中東，夢想著成立他們的猶太家園。外來的猶太居民和當地土著阿拉伯人之間的敵意越來越大。歷史上並沒有一個叫巴勒斯坦的國家，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情緒是在反對以色列佔領的抵抗運動中逐漸培養起來的。最早，美國對以色列並不感興趣，美國的興趣是在希臘和土耳其，那裡才是冷戰的前沿。以色列一度以蘇聯和法國為靠山。直到約翰遜總統任期內，美國才和以色列越走越近。尤其是20世紀60年代中期，蘇聯的勢力已經滲透到敘利亞和伊拉克，以色列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的地位才一下子得到了提高。　　歐洲列國在分割中東的同時，還想把西方政治體制的種子，培植在中東的土壤里。然而，宗教、種族和石油這三個獨特的因素，使得中東的政治生態系統異常脆弱。這裡乾燥異常，無法滋養民主的綠洲，時常又會黃沙漫漫，激蕩起內亂的沙暴。　　和世界上其他地方顯著不同的是，宗教在中東的社會生活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宗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超越狹隘的民族主義，凝聚人心。當年的奧斯曼帝國是一個穆斯林帝國，不是一個土耳其人的帝國。但宗教能在多大程度上整合社會，也就能在多大程度上分裂社會。哈佛大學政治學家亨廷頓提出「文明的衝突」，但歷史學家弗格森則說，真正的衝突是「文明內部的衝突」。人們真正的敵人是熟悉的陌生人，即和自己最相近的另外一個人群。紅衛兵最大的敵人是另外一支紅衛兵。穆斯林最大的敵人是另外一派穆斯林。遜尼派和什葉派長期以來勢如水火。讓中東的形勢更加撲朔迷離的是，這裡不僅僅有穆斯林，還有大量的希臘天主教徒、羅馬天主教徒、亞美尼亞使徒教會（Gregorian）、基督徒、景教教徒（NestorianChristian）、敘利亞東正教徒、馬龍派教徒（Maronite）、基督一性派（Monophysite）、撒瑪利人（Samaritan）、猶太教徒等。宗教上的糾葛，加上種族之間的猜忌，使得原本可以和諧相處的社會、鄰里，甚至家庭，都被撕成破碎的殘片。伊拉克美國使館的一名什葉派女僱員說：「我都不敢跟我媽媽一起看電視，她是個遜尼派，她看到所有的壞消息，都要抱怨是因為什葉派在政府里當權。」　　民族主義可能是西方國家帶給中東的「最好的禮物」。這裡本來就是一個種族的「百衲衣」。歐洲之所以能夠形成民族國家，首先是因為歐洲的各個民族已經相對成型，聚居而生。無論在英國還是法國，如果你走出幾十公里甚至更遠，你看到的人們還是和你長相一樣，說同樣的語言，信仰同樣的宗教，但是，在中東，你不用走出幾十公里，很可能你的鄰居就和你完全不一樣。沒有所謂的「阿拉伯人」，「阿拉伯人」過去是指過著游牧生活的貝都因人。埃及人和敘利亞人，伊朗人和伊拉克人，全都不一樣，長相不一樣，語言不一樣，各自有各自的歷史和宗教信仰。但傳統的中東社會，有種族的不同，卻沒有民族主義。按照伊斯蘭教的教義，「溫麥」即信眾共同體才是穆斯林惟一效忠的對象。無論民族、語言、文化，所有的虔誠穆斯林都應被視為兄弟姊妹。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西方的民族國家和民主制度激發了中東不同種族之間的仇恨。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當專制者統治的時候，民族之間的矛盾反而有所緩解。薩達姆時期，伊拉克不同種族之間的通婚率一直較高，但暴君被除掉之後，仇恨反而被釋放出來。2005年伊拉克選舉中，92%的選民關注的是種族間的差異和矛盾。就連中東地區政治現代化程度最高的以色列，也陷入了建國的兩難選擇：如果要建立一個民主國家，勢必要融合境內的阿拉伯人，但如果融合了阿拉伯人，以色列就不再是一個純粹的猶太人國家，這又違背了當初的建國初衷。　　石油使得中東政治局勢更加撲朔迷離。20世紀70年代之前，中東的石油開採主要集中在西方跨國公司，即所謂的「七姐妹」手中。中東國家在20世紀70年代之後開始實行石油國有化，並在1973年中東戰爭之後提高油價。1972年油價只有2.5美元一桶，到1974年就已經漲到12美元一桶。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中東的政治。薩達姆當年是伊拉克政壇的第二號人物，但正是由於他主持石油國有化，才勢力暴漲，終於取代了頭號人物AhmadHasanal-Bakr，成為伊拉克總統。凡是富有石油資源的中東國家，均無意推動民主化。由於控制了石油資源，中東國家不必要通過徵稅獲得財政收入，自然也不必要向公眾公開自己的財政預算。薩達姆時期，伊拉克一半以上的財政收入來自國有石油公司，而其財務報表從未對外披露。如果國內的公眾有不滿的意見，產油國家不是厲行改革，而是通過提高福利的辦法，平息大家的怨氣。由於手中有錢，產油國家也會大量在軍隊上投資。不難理解，為什麼當阿拉伯之春如火如荼的時候，富有石油的阿曼和沙烏地阿拉伯能夠依然巋然不動。即使像伊拉克這樣，在外力的干預下推翻了原有的專制政權，新上台的領導人，即使是民選出來的領導人，也未必會推行民主制度。委內瑞拉的查韋斯，俄羅斯的普金，均是在油價上漲時期，趁機擴大了自己的強權統治。而產油國走向真正的民主政治，要麼是在油價低迷的時候，要麼是其國內的石油資源開發殆盡，不得不改弦更張的時候。　　中東本來是一輛緩慢行駛的列車，突然被一個粗心又自負的扳道工改變了方向，從此脫離了傳統社會的軌道，但隔著深谷激流，無法到達西方政治的彼岸。這輛列車，一頭扎進了沉沉的霧靄，迷失在崇山峻岭之中。　　政治殘局　　一個錯誤跟著另外一個錯誤，一個錯誤引發了更多個錯誤。於是，中東政治成了不治之症。由於西方的不斷攪局，和平的幻夢一再破滅，繁榮的前景遙遙無期，中東政治是一盤無人能夠破解的殘局。　　在冷戰時期，中東的政局就已經險象叢生，但卻總能化險為夷。1967年以色列發動對埃及、敘利亞和約旦的空襲。1973年埃及和敘利亞發動對以色列的襲擊。但每次打完仗，雙方就會回到談判桌上。1977年埃及的薩達特總統戲劇性的飛抵耶路撒冷，和以色列人坐下來和談。1979年伊朗爆發「伊斯蘭革命」，63名美國使館人員被扣押為人質，但一年半之後所有的人質都被釋放，美國和伊朗達成了和解。這一時期的中東政治猶如遊樂場中的過山車：一會兒，你覺得好像要被甩出了軌道，一會兒，你覺得好像馬上要撞上地面，但實際上卻有驚無險，你被安全帶緊緊的綁在座位上，遊樂園的管理員定期會檢查各項安全裝置。無論形勢看起來多麼惡劣，這一時期中東的政治走勢，更多的是由外部的兩個霸權國家操縱的。美國和蘇聯通過各種手段在中東爭取盟友、製造矛盾，但如果形勢真的快要不可收拾的時候，兩個老大總會心照不宣的各自退讓。　　在專制統治時期，中東的政局也能較為穩定，社會也在緩慢的走向現代化。中東有幾種不同的政治體制。沙烏地阿拉伯是一種半封建式的政體，世襲的王室成員統治著整個國家。伊朗在霍梅尼發動「伊斯蘭革命」之後成為一個神權政體，最高領導人霍梅尼的稱號是「法基赫」，即首席神學家。除了這些政體，在中東經常能遇到的是強權領導人的統治。從土耳其的凱末爾，到埃及的納賽爾，從伊拉克的薩達姆，到利比亞的卡扎菲，他們大多來自軍方，上台之後大權獨握，而且不肯放手，幾乎都是終身統治。乍看起來，這是一種非常落後的政治體制，但在中東，卻是相對開明和現代化的。在所有學習西方文明的努力中，軍隊的反應速度最快。軍隊是中東各國現代化程度最高的社會組織。專制者統治時期，往往會推行一些民族融合、鼓勵科研教育、改善民生、甚至提高婦女地位的政策。但為什麼「阿拉伯之春」運動中，自發性的群眾抗議運動會摧枯拉朽一般的導致一系列專制者下台呢？一個重要的原因恐怕是，這些專制者在位時間太長，已經到了不得不退出政治舞台的時候。這就激發了潛在競爭者的無限遐想。專制者會傳位給自己的兒子呢，還是自己的部下？如果是傳給兒子，會傳給哪個兒子呢？如果是傳給部下，會是哪個部下呢？這種猜疑導致了統治階層內部出現罅隙，才使得街頭的民主運動發揮出異乎尋常的威力。　　中東曾經有一個難得的歷史機遇，能夠實現持久的和平和發展。那就是在冷戰之後。當時，如果美國想要改變中東的政治格局，在武備和文事方面均有得天獨厚的優勢。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時候，蘇聯自己已經陷入危機，這才使美國可以獨斷專行，從中亞抽調兵力，迅速擊潰伊拉克。在這之前，1980-1988年間的「兩伊戰爭」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消耗了這兩個地方小霸的實力。「沙漠風暴」行動像一部極具震撼力的大片，展示了美國的軍事力量。之後，美國在中東大規模部署兵力。以美國的實力，完全可以對當地的潛在衝突具有絕對的威懾力。在和平談判方面，由於美國的協調和斡旋，也出現了顯著的進步。1993年8月，以色列總理拉賓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主席阿拉法特在白宮草坪上握手。轉機好像就在眼前。　　然而，希望很快成為泡影。2001年美國遇到了9.11恐怖襲擊。小布希總統隨後在2003年發動對伊拉克的入侵，據稱是要摧毀伊拉克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這是一場徹頭徹尾錯誤的戰爭。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根本就沒有找到。「自由」和「民主」也沒有在伊拉克建立起來。中東的力量平衡被打破。失去了伊拉克的制衡，伊朗的力量迅速擴大。恐怖主義也沒有被肅清，反美的情緒反而空前高漲。　　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正在沿著錯誤的道路繼續走下去，中東很可能會進入一個混亂而動蕩的新時期。　　第一個嚴重的錯誤是盲目相信武力。法國和其他西方國家貿然干預利比亞內戰，西方國家不斷對敘利亞施加制裁壓力，美國和伊朗之間劍拔弩張，隨時可能擦槍走火，引發戰爭。由於美國有強大的軍事優勢，面對任何一個中東的敵手，美國都可以輕而易舉的徹底擊敗敵人，讓它們的軍事力量至少倒退二十年。但是，戰場上的勝利不是結束，只是一個開始，戰後重建帶來的巨大成本會把美國拖入一個泥潭。　　主張對伊朗發動戰爭的主要理由是，伊朗很快就會製造出核武器，而這將直接威脅到美國的利益，並可能導致連鎖反應，其他的中東國家會群起效仿，製造自己的核武器。有的觀點認為，伊朗有了核武器，就會將之賣給塔利班，恐怖分子就會如虎添翼。也有學者認為，如果伊朗有了核武器，其他中東國家難免會拋棄美國，轉入伊朗的陣營。主張打擊伊朗的觀點認為，可以對伊朗的核設施發動外科手術式的精準打擊，不會引發嚴重的傷亡或其他負面後果。這些觀點沒有一個是站得住腳的。即使伊朗有了核武器，也不會狂妄到了用核武器去攻擊美國的地步。核武器不是一種進攻性的武器，而是防守性的武器。即使伊朗有了核武器，其他國家也未必會加入開發核武器的競賽。北朝鮮有了核武器，韓國和日本並沒有非要製造核武器。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有核武器，而且兩國關係始終非常緊張，但在最緊張的時候，雙方均保持了剋制，從來沒有提出要使用核武器。假如伊朗有了核武器，恐怕它會把核武器捂得緊緊的，怎麼會把自己的看家法寶隨便送給別人？伊朗有什麼理由相信自己能完全控制塔利班？如果伊朗有了核武器，考慮到伊朗和大部分阿拉伯國家之間的嫌隙，可能出現的結果反而會是，阿拉伯國家會更加靠緊美國，要求美國提供更多的保護。認為外科手術式的精準打擊能徹底摧毀伊朗的核設施，也是一種空想。1981年以色列曾經轟炸過伊拉克的核反應堆，但之後薩達姆反而加快了重建核設施的步伐。真正讓伊拉克放棄核武器，是之後美國發動了對伊拉克的全面打擊，迫使薩達姆下台，而這花費了大約十多年的時間。　　縱觀歷史，帝國的全球戰略總是分而治之，尋找均勢。當年古羅馬和大英帝國是這樣做的，美國過去在中東也是這樣做的，所以當伊拉克力量強大的時候美國就支持伊朗，而當伊朗爆發宗教革命之後，美國就支持伊拉克。如今，伊拉克仍然處於半無政府狀態，埃及很快就要步其後塵，敘利亞和伊朗的局勢岌岌可危。比專制統治更可怕的事情，就是專制突然消失之後，留下巨大的權力真空。土耳其在中東的力量將趁機壯大。一個具有強烈對外擴張衝動的土耳其有可能成為未來地區不穩定的隱患。以色列的處境會更加兇險，四鄰的阿拉伯國家只會對以色列更加敵視。過去，美國或許還能約束以色列的行為。但隨著中東和談的失敗，美國作為中間人和協調人的信譽一落千丈。以色列可能會不顧美國的勸阻，一意孤行。比如，如果以色列襲擊伊朗，很可能引發伊朗的報復性行為。或許，伊朗真的會封鎖霍爾木茲海峽，而這就不可避免的會把美國捲入中東的戰爭。過去，以色列可謂美國深深插入中東的楔子，但如今，它已經成了美國的一個「負債」。

第二個嚴重的錯誤是盲目相信民主。正如哈佛大學政治學家亨廷頓指出的，政治的有效性才是第一位的。如果沒有辦法維持政治的穩定，無論採取什麼政體，都是失敗的政體。西方政治學家中流行的「民主和平論」只是一種空洞的臆想。或許，成熟的民主政體有助於防止狂人發動戰爭，但在中東地區，民主政體有名無實，似是而非。彷彿一瓶晃動了很久的香檳，終於沖開了瓶塞，首先噴涌而出的，並不是清爽的美酒，而是憤怒的氣泡。民主需要漫長的學習和磨合，但在缺乏經驗的情況下，被催熟的民主政治只會鼓勵更多狂熱的民族主義、原教旨主義。任何一派政治力量上台之後，都極有可能變本加厲的壓迫在原政權中佔有優勢的民族、宗教或階層。新仇舊恨層層累加，中東未來可能陷入無休止的內戰。原來的旗幟已經褪色。阿拉伯民族主義、阿拉伯社會主義已成往事，而一個健康、穩重的民主政體尚在明日，在今日的中東大行其道的是宗教原教旨主義。從表面上看，西方國家制裁敘利亞、伊朗都得到了阿拉伯聯盟的支持，但這只是表面。阿拉伯國家政府的表態，和大街上阿拉伯人民的表態，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聲音。在「阿拉伯之春」之後，將是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與中東關係的寒冷冬天。反美和反西方干預將成為新興的政治力量尋求民眾支持的最佳策略。這倒不一定是因為美國在中東的政策樣樣都是錯誤，中東國家內部存在的諸多問題，可能是阻礙這一地區和平與發展的更深層原因。但是，批評美國比改革自我要容易得多。美國不請自來，恰好成為中東的民眾憤怒情緒的發泄對象。　　更為糟糕的是，伊斯蘭教的影響力遠遠超越了中東。在歐洲國家，有大量來自北非和中東的穆斯林移民。在美國也有大量的穆斯林、猶太人。西方國家在中東外交政策的失誤會反過來傷害到自己的內政。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後，西方國家會進入較長時期的經濟衰退，社會福利支出有可能進一步削減，就業狀況不容樂觀。哈佛大學經濟學家本傑明·弗里德曼在《經濟增長的道德含義》一書中講到，凡是在經濟增長較快的時候，社會風氣也會更開明、寬容、樂觀，但在經濟增長停滯的時候，社會風氣就會更加狹隘、排外、悲觀。在這一背景下，動蕩的中東局勢，會越過高山海洋，把社會的震蕩帶給其他國家。　　沒有一個帝國會永不衰敗，尤其是像美國這樣一個天生缺乏帝國氣質的國家，力量過於強大，但神經過於脆弱，時常會在國際事務中做出過激的反應。如今，美國在中東陷入了前進不得，倒退不成的窘境。如果說美利堅帝國也會走向衰退的話，那麼中東很可能會是這最後一幕的場景。這裡將成為美利堅帝國的悲傷沼澤。　　局外做局　　猝不及防的「阿拉伯之春」像一場紅衛兵運動，它聲稱要摧毀一個舊世界，但卻不知道新世界身在何方。專制者下台之後，留下了任人爭奪的權力真空。新生的弱勢政府勢必難以遏制被激發起來的民族主義和原教旨主義。歐洲國家面臨債務危機，難以集中精力應對中東問題。美國在中東呆的時間越長，遇到的國內和中東當地的反對力量就越大，而美國撤出中東的速度越快，中東的局勢就會惡化得越快。在美國、中國等石油消費國強勁需求的影響下，近期內油價難以明顯下跌，高企的油價將使得中東的內部改革缺乏動力。中東將不可避免的經歷一個混亂和動蕩的時期。但是，沒有永久的混亂和無序，亂後有治，在經歷了即將到來的一段動蕩之後，或許，中東地區會在痛苦的摸索中，慢慢找到新的穩定和均衡。　　中國和中東沒有直接的重大利害關係，也沒有很深的歷史文化淵源，雙方之間沒有深入廣泛的了解，而且，中國參與中東事務談判缺乏足夠的籌碼。捲入中東亂局，是不智之舉。正是因為美國將在中東問題上牽涉大量的精力和實力，而且可能深陷其中、不可自拔，這恰恰是中國在未來戰略機遇期面臨的戰略資源。作為一個負責任、講道義的大國，中國想要在中東問題上起到更積極的作用，關鍵是領悟「功夫在詩外」，要局外做局。　　一是能源。從表面上看，中國從中東大量進口石油，因此也是中東政局的利益攸關者。但是，即使中國擔心石油問題，也沒有必要、沒有可能直接介入中東局勢。所謂能源安全，包含三個問題，一是能否買得到，即石油的可獲得性，二是能否賣得起，即石油的價格波動性，三是能否運得回，即運輸線的安全性。從當前的形勢來看，中東爆發戰爭，導致石油供給中斷仍然是小概率事件。儘管中國是主要的石油進口國，但卻缺乏定價權，因此只能被動的承受油價的波動。由於中國缺乏強大的海軍，海上石油運輸線的安全問題也是我們難以在短期內主動控制的。考慮到中東政局動蕩對石油供給和石油價格的影響，中國應該在能源政策方面布局，從而間接的應對中東政治動蕩的風險，增加自己的籌碼。一是要減少對石油的消費，節約能源，從而減少中國在中東政局動蕩中的潛在損失，並化中東危機，為國內經濟結構改革的機會。二是倡議建立石油進口國組織，建立包括歐洲、中國、日本、韓國、印度，或許也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組織。這一國際組織可以使得中國有一個新的平台，在遠離中東動蕩、超脫中東具體政治事務的條件下，和其他國家交流對中東政治的關注，可以讓中國在一個新的多邊平台里增強和中東各方的對話和談判，可以擴大中國和其他國家在中東問題上的利益交集。三是倡議建立新能源聯盟，從地緣政治的高度考慮新能源產業的重要性，先行一步，構筑後石油時代的新能源國際秩序。　　二是投資。從表面上看，中國在北非和中東的投資因該地區政局動蕩受到巨大的損失，這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了中國繼續增加對中東投資的信心。此外，中國和中東的貿易、投資關係，既有利於拉近雙方的關係，也可能為雙邊關係製造新的矛盾和摩擦。中東的民眾已經在抱怨中國產品擠佔了當地產品的市場，中國企業害得當地的企業破產、工人失業。解決這一問題的出路，可考慮通過雙邊合作、多邊機構，擴大對中東基礎設施、民生工程的投資。如果有多邊機構致力於中東基礎設施的投資，將必然在當地經濟發展中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並進而在政治決策中發揮積極的影響力，中國應在這樣的多邊機構中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通過增加對農業、城市化、工業化等項目的投資，有助於改善當地的就業、促進當地產業結構的多元化，必能贏得當地的民心。如果未來中東政局將持續動蕩，那麼與其援助當地政府，不如直接投資於人民。贏得了民心，就可以在錯綜複雜的中東政局中立於不敗之地。　　三是金融。從表面看，中國和中東在金融合作方面的潛力並不大。中東手中攥著大把的石油美元，並不需要外來的資金。但事實上，通過金融合作，可以最小的成本，最大化中國和中東之間的共同利益，且開闢中國和中東合作的新舞台。中國和中東面臨的共同問題是，雙方均持有大量的美元資產，而在美元可能長期貶值的背景下，雙方均急需分散風險，使得外匯儲備進一步多元化。可考慮中國和中東通過相互投資，互相持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種相互投資的關係將有助於形成密不可分的中國和中東利益共同體，與此同時，金融投資技術性較強、不會直接影響到國內各階層的利益分配，可避開國內、國際政治的干擾。在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方面，中國和中東有著共同的主張，通過進一步的交流和合作，完全可以在適當的時機提出共同的改革建議，形成統一戰線。　　四是意識形態。儘管中東的政治動蕩沒有直接影響到中國，但間接的衝擊是不容忽視的。比如在「阿拉伯之春」之後，就有西方國家寄希望於在中國出現「茉莉花革命」。遠在中東的意識形態之爭，會對中國的國內思潮帶來不可低估的衝擊。從表面上看，中國不宜於直攖其鋒，挑戰西方所謂的民主、自由，中國也無法直接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形成對話或爭論，但中國完全可以更加主動積極地，以平淡務實的發展理念，沖淡激進、進攻性的意識形態。中國應強調並堅持，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是最關鍵的，民族間的融合和團結高於民族自決。在滄海橫流的革命歲月，這樣的觀念明顯的缺乏煽動力。但正如鄧小平提出的「發展是硬道理」最終獲得舉世的認同，一個樸素的道理，不厭其煩的講上一千遍，就會變成深入人心的信念。當激情消散、鉛華洗盡，人心求穩，黎民思安的時候，中國的「和諧社會」、「可持續發展」理念，最終也會得到中東民眾的更多認同。在國際上的意識形態鬥爭中能夠取得一份成績，也就能為國內的社會穩定和政治發展做出一份貢獻。　　五是均勢策略。沒有均勢，就沒有平衡。物理學的定理如此，政治學的定理亦然。中東的政治遊戲，主要是由幾個地區大國主導的，其中包括土耳其、敘利亞、伊朗、伊拉克、沙烏地阿拉伯、以色列和埃及。如今，埃及和伊拉克幾乎陷入無政府狀態，敘利亞處於內戰邊緣，伊朗面對外部的圍堵，沙烏地阿拉伯可以自保，但難以擴張，唯有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力量尚未受到衝擊。以色列的外部環境將繼續惡化，而土耳其將成為地方霸主的最佳候選人。面對這樣的局勢，中國應儘可能幫助中東恢復新的力量平衡。中國和埃及之間存在長期的友好關係，當埃及處於變革期的時候，中國有責任增加對埃及的援助和支持，幫助其儘快恢復政治穩定和經濟增長。中國和以色列之間有著複雜而微妙的感情，中國因以色列和美國的親密關係而不願和以色列走得太近，但兩國之間由於歷史的淵源，卻有著天然的好感。四面楚歌的以色列急需得到外部的支持，中國絕對不會是以色列的盟友，但可以扮演更積極的協調者、中間人的角色。這樣的作用，對以色列、對阿拉伯國家、對美國、對中國都是有利的。面對一個力量不斷壯大的土耳其，中國應保持足夠的關注。加強和土耳其之間的合作，可以使中國對未來的中東局勢有更好的把握，也有助於化解中國國內的「疆獨」問題，反之，如果中國和土耳其之間的敵意加深，則會使得中國在中東舉步維艱、在國內深受騷擾。和這些力量消長較為顯著的國家相比，中國和伊朗、沙烏地阿拉伯等國的關係，大體可以在維持現狀的基礎上，逐漸謀求進一步的發展。

義已成往事，而一個健康、穩重的民主政體尚在明日，在今日的中東大行其道的是宗教原教旨主義。從表面上看，西方國家制裁敘利亞、伊朗都得到了阿拉伯聯盟的支持，但這只是表面。阿拉伯國家政府的表態，和大街上阿拉伯人民的表態，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聲音。在「阿拉伯之春」之後，將是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與中東關係的寒冷冬天。反美和反西方干預將成為新興的政治力量尋求民眾支持的最佳策略。這倒不一定是因為美國在中東的政策樣樣都是錯誤，中東國家內部存在的諸多問題，可能是阻礙這一地區和平與發展的更深層原因。但是，批評美國比改革自我要容易得多。美國不請自來，恰好成為中東的民眾憤怒情緒的發泄對象。　　更為糟糕的是，伊斯蘭教的影響力遠遠超越了中東。在歐洲國家，有大量來自北非和中東的穆斯林移民。在美國也有大量的穆斯林、猶太人。西方國家在中東外交政策的失誤會反過來傷害到自己的內政。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後，西方國家會進入較長時期的經濟衰退，社會福利支出有可能進一步削減，就業狀況不容樂觀。哈佛大學經濟學家本傑明·弗里德曼在《經濟增長的道德含義》一書中講到，凡是在經濟增長較快的時候，社會風氣也會更開明、寬容、樂觀，但在經濟增長停滯的時候，社會風氣就會更加狹隘、排外、悲觀。在這一背景下，動蕩的中東局勢，會越過高山海洋，把社會的震蕩帶給其他國家。　　沒有一個帝國會永不衰敗，尤其是像美國這樣一個天生缺乏帝國氣質的國家，力量過於強大，但神經過於脆弱，時常會在國際事務中做出過激的反應。如今，美國在中東陷入了前進不得，倒退不成的窘境。如果說美利堅帝國也會走向衰退的話，那麼中東很可能會是這最後一幕的場景。這裡將成為美利堅帝國的悲傷沼澤。　　局外做局　　猝不及防的「阿拉伯之春」像一場紅衛兵運動，它聲稱要摧毀一個舊世界，但卻不知道新世界身在何方。專制者下台之後，留下了任人爭奪的權力真空。新生的弱勢政府勢必難以遏制被激發起來的民族主義和原教旨主義。歐洲國家面臨債務危機，難以集中精力應對中東問題。美國在中東呆的時間越長，遇到的國內和中東當地的反對力量就越大，而美國撤出中東的速度越快，中東的局勢就會惡化得越快。在美國、中國等石油消費國強勁需求的影響下，近期內油價難以明顯下跌，高企的油價將使得中東的內部改革缺乏動力。中東將不可避免的經歷一個混亂和動蕩的時期。但是，沒有永久的混亂和無序，亂後有治，在經歷了即將到來的一段動蕩之後，或許，中東地區會在痛苦的摸索中，慢慢找到新的穩定和均衡。　　中國和中東沒有直接的重大利害關係，也沒有很深的歷史文化淵源，雙方之間沒有深入廣泛的了解，而且，中國參與中東事務談判缺乏足夠的籌碼。捲入中東亂局，是不智之舉。正是因為美國將在中東問題上牽涉大量的精力和實力，而且可能深陷其中、不可自拔，這恰恰是中國在未來戰略機遇期面臨的戰略資源。作為一個負責任、講道義的大國，中國想要在中東問題上起到更積極的作用，關鍵是領悟「功夫在詩外」，要局外做局。　　一是能源。從表面上看，中國從中東大量進口石油，因此也是中東政局的利益攸關者。但是，即使中國擔心石油問題，也沒有必要、沒有可能直接介入中東局勢。所謂能源安全，包含三個問題，一是能否買得到，即石油的可獲得性，二是能否賣得起，即石油的價格波動性，三是能否運得回，即運輸線的安全性。從當前的形勢來看，中東爆發戰爭，導致石油供給中斷仍然是小概率事件。儘管中國是主要的石油進口國，但卻缺乏定價權，因此只能被動的承受油價的波動。由於中國缺乏強大的海軍，海上石油運輸線的安全問題也是我們難以在短期內主動控制的。考慮到中東政局動蕩對石油供給和石油價格的影響，中國應該在能源政策方面布局，從而間接的應對中東政治動蕩的風險，增加自己的籌碼。一是要減少對石油的消費，節約能源，從而減少中國在中東政局動蕩中的潛在損失，並化中東危機，為國內經濟結構改革的機會。二是倡議建立石油進口國組織，建立包括歐洲、中國、日本、韓國、印度，或許也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組織。這一國際組織可以使得中國有一個新的平台，在遠離中東動蕩、超脫中東具體政治事務的條件下，和其他國家交流對中東政治的關注，可以讓中國在一個新的多邊平台里增強和中東各方的對話和談判，可以擴大中國和其他國家在中東問題上的利益交集。三是倡議建立新能源聯盟，從地緣政治的高度考慮新能源產業的重要性，先行一步，構筑後石油時代的新能源國際秩序。　　二是投資。從表面上看，中國在北非和中東的投資因該地區政局動蕩受到巨大的損失，這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了中國繼續增加對中東投資的信心。此外，中國和中東的貿易、投資關係，既有利於拉近雙方的關係，也可能為雙邊關係製造新的矛盾和摩擦。中東的民眾已經在抱怨中國產品擠佔了當地產品的市場，中國企業害得當地的企業破產、工人失業。解決這一問題的出路，可考慮通過雙邊合作、多邊機構，擴大對中東基礎設施、民生工程的投資。如果有多邊機構致力於中東基礎設施的投資，將必然在當地經濟發展中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並進而在政治決策中發揮積極的影響力，中國應在這樣的多邊機構中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通過增加對農業、城市化、工業化等項目的投資，有助於改善當地的就業、促進當地產業結構的多元化，必能贏得當地的民心。如果未來中東政局將持續動蕩，那麼與其援助當地政府，不如直接投資於人民。贏得了民心，就可以在錯綜複雜的中東政局中立於不敗之地。　　三是金融。從表面看，中國和中東在金融合作方面的潛力並不大。中東手中攥著大把的石油美元，並不需要外來的資金。但事實上，通過金融合作，可以最小的成本，最大化中國和中東之間的共同利益，且開闢中國和中東合作的新舞台。中國和中東面臨的共同問題是，雙方均持有大量的美元資產，而在美元可能長期貶值的背景下，雙方均急需分散風險，使得外匯儲備進一步多元化。可考慮中國和中東通過相互投資，互相持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種相互投資的關係將有助於形成密不可分的中國和中東利益共同體，與此同時，金融投資技術性較強、不會直接影響到國內各階層的利益分配，可避開國內、國際政治的干擾。在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方面，中國和中東有著共同的主張，通過進一步的交流和合作，完全可以在適當的時機提出共同的改革建議，形成統一戰線。　　四是意識形態。儘管中東的政治動蕩沒有直接影響到中國，但間接的衝擊是不容忽視的。比如在「阿拉伯之春」之後，就有西方國家寄希望於在中國出現「茉莉花革命」。遠在中東的意識形態之爭，會對中國的國內思潮帶來不可低估的衝擊。從表面上看，中國不宜於直攖其鋒，挑戰西方所謂的民主、自由，中國也無法直接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形成對話或爭論，但中國完全可以更加主動積極地，以平淡務實的發展理念，沖淡激進、進攻性的意識形態。中國應強調並堅持，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是最關鍵的，民族間的融合和團結高於民族自決。在滄海橫流的革命歲月，這樣的觀念明顯的缺乏煽動力。但正如鄧小平提出的「發展是硬道理」最終獲得舉世的認同，一個樸素的道理，不厭其煩的講上一千遍，就會變成深入人心的信念。當激情消散、鉛華洗盡，人心求穩，黎民思安的時候，中國的「和諧社會」、「可持續發展」理念，最終也會得到中東民眾的更多認同。在國際上的意識形態鬥爭中能夠取得一份成績，也就能為國內的社會穩定和政治發展做出一份貢獻。　　五是均勢策略。沒有均勢，就沒有平衡。物理學的定理如此，政治學的定理亦然。中東的政治遊戲，主要是由幾個地區大國主導的，其中包括土耳其、敘利亞、伊朗、伊拉克、沙烏地阿拉伯、以色列和埃及。如今，埃及和伊拉克幾乎陷入無政府狀態，敘利亞處於內戰邊緣，伊朗面對外部的圍堵，沙烏地阿拉伯可以自保，但難以擴張，唯有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力量尚未受到衝擊。以色列的外部環境將繼續惡化，而土耳其將成為地方霸主的最佳候選人。面對這樣的局勢，中國應儘可能幫助中東恢復新的力量平衡。中國和埃及之間存在長期的友好關係，當埃及處於變革期的時候，中國有責任增加對埃及的援助和支持，幫助其儘快恢復政治穩定和經濟增長。中國和以色列之間有著複雜而微妙的感情，中國因以色列和美國的親密關係而不願和以色列走得太近，但兩國之間由於歷史的淵源，卻有著天然的好感。四面楚歌的以色列急需得到外部的支持，中國絕對不會是以色列的盟友，但可以扮演更積極的協調者、中間人的角色。這樣的作用，對以色列、對阿拉伯國家、對美國、對中國都是有利的。面對一個力量不斷壯大的土耳其，中國應保持足夠的關注。加強和土耳其之間的合作，可以使中國對未來的中東局勢有更好的把握，也有助於化解中國國內的「疆獨」問題，反之，如果中國和土耳其之間的敵意加深，則會使得中國在中東舉步維艱、在國內深受騷擾。和這些力量消長較為顯著的國家相比，中國和伊朗、沙烏地阿拉伯等國的關係，大體可以在維持現狀的基礎上，逐漸謀求進一步的發展。

何 帆：中東局外局

何帆：中東局外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