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大師 董仲舒(5)

可是董仲舒文幸而人不幸，漢武帝雖採納了董仲舒的許多條建議，但卻並未重 用其人。對策之後，《漢書》只平淡地記上一筆：「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 事易王。」漢朝自吳楚七國之亂後，諸侯王一直是被打擊、被削弱的對象；又實行 「左官法」，歧視在侯國為官的人。諸侯國相，雖是中央署置，但也不及朝官備受 親近。董仲舒以一代鴻儒、景帝朝的博士，論才力，論資歷，都應該受到應有的重 用。劉向說：「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尹）呂（望）無以加！管（仲）晏（嬰） 之屬，霸者之佐，殆不及也。」（《漢書》董傳引）認為他才超管仲、晏嬰，比方 伊尹呂尚，可以輔佐帝王以致太平。王充說：「董仲舒說道術奇矣」，「董仲舒之 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論衡·案書》）班固敘傳說「讜言訪對，為世純儒。」 道德文章俱佳的董仲舒出任諸侯相，實令古今學人十分惋惜！王應麟論其事曰： 「武帝雖因仲舒之對，興學校之官，然而皇建有極，是彝是訓，以盡君師之責者， 帝未之知也。儻能以仲舒為三公，俾之師保萬民；用申公轅因為太常，以明師道於 朝廷，則四方風動，化行俗美，漢其三代矣。惜也，帝不用董仲舒之真儒，而勸學 之議，乃發於公孫弘。帝之好儒，其葉公之好龍與？」（《通鑒答問》卷4）其實， 董仲舒不被重用，也許正因為他是「真儒」「純儒」的緣故。孔子謂事君：「勿欺 也而犯之」；子路謂出仕：「君子之壯也行其義也」；《大學》曰：「大學之道在 明明德」；《史記》說：「董仲舒為人廉直」。是真儒，其生活的目的就是為了 「明道」「行義」；是純儒，其事君的準則就是「廉直」「勿欺」。既為行義，其 於財利就會有所不為，董仲舒曾標榜：「仁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這哪裡是好大喜功的漢武帝所欣賞的！既是廉直勿欺，就註定了他不會阿附取容， 以博高位。因此，同樣是治《春秋》，公孫弘能以「從諛」的手段位至三公，而董 仲舒卻因「廉直」的美德倍遭冷落。個中三昧，確實是十分值得深玩的。

1．江都相·求而止雨

不過，當年的董仲舒也許並沒有想這麼多，他還是不遠千里地去了。江都王國 在今揚州，南臨大江，北近淮河，傍帶乾溝（古運河），東望于海，頗得水陸魚鹽 之利，水陸交通極為方便。其地原為吳王劉濞所有，劉濞曾因之以興叛亂。易王劉 非是景帝之子，武帝的同父異母兄弟。景帝時初封汝南王，吳楚七國亂時，佐軍有 功，改封江都王。其人有才氣，好勇力，廣治宮室，素來驕奢。遷居東南大邦後， 又廣招四方豪傑，常有非份之想。作為一個中央派來的諸侯相，董仲舒既要維護中 央王朝的利益，又不能開罪於自己的主子，實是左右為難，進退維谷。但他正心正 己，威重自生；又「以禮義匡正，王敬重焉」。當時易壬意高氣盛，對董仲舒說： 越王勾踐依靠文種、泄庸、范蠡之謀，滅掉了不可一世的吳王夫差，三子稱得上 「吳之三仁」。並說：「（齊）桓公決疑於管仲，吾將決疑於君。」齊桓、越王皆 春秋二霸，易王之意欲用董仲舒謀取東南霸業。董仲舒出於「《春秋》大一統」之 義，委婉對曰：「夫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 五尺童子羞稱五伯（霸），為（因）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提倡仁義，反對詐力， 暗示其霸不可稱、中央不可違。《春秋繁露·對膠西王越大夫不得為仁》篇（下引 此書，只出篇名），據考即是這次對話的記錄。因傳抄既久，遂誤江都王為膠西王。

董仲舒時刻以「兼善天下」為己任，在江都興禮樂，致教化，調陰陽，利元元， 所作所為，一任皆以利民安邦為本，江都稱治，是武帝初年屈指可數的幾個以教化 治世而又頗有成就的二千石之一。《漢書·循吏傳》稱：「孝武之初，外攘四夷， 內改法度，民用凋敝，奸軌不禁。時少能以化治稱者，惟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 弘、倪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能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 之。」由於時遠事吵，董仲舒在江都的治跡已不可詳考，現在記載較多的是祈雨止 雨之事。

史漢都說：「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交感、運行）， 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與此相反）。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 王充亦說：「董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乖異者。」（《論衡·程材》） 意即：考察《春秋》經上所記災異現象，推導陰陽交感運行的規律，然後根據這一 規律來求而止雨。董仲舒在《賢良對策》中就曾揭示：孔子作《春秋》，「書邦家 之過，兼災異之變」。凡是《春秋》所譏刺的，必然有災害現象出現：凡是《春秋》 所痛惡的，也必然有怪異現象出現。他說：「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 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人事的極好和極壞，都可以感動天地，引起天變。可見天 災實起源於人禍，人事有失，就導致陰陽失調，陰陽失調就引起風雨失節。反之， 如果人事得當，自覺地調節陰陽，那就必然風調雨順了。基於這樣的認識，董仲舒 於是制定了一套求而止雨的方法和儀軌。他說：天大旱，是由於陽氣太重，求而必 須損陰益陽：「凡求雨之大體，丈夫欲其藏而匿，女子欲其和而樂」（《求雨》）； 多雨，是由於陰氣太盛，止而應當移陰而壯陽：「凡止雨之大體，女子欲其藏而匿 也，丈夫欲其和而樂」（《止雨盯。此外還講究同類相感：求雨以水日，止而以土 曰：並造土龍，設土壇，穿青衣，舞童子，齋告禱祝，其行近巫，怪力亂神，為孔 子所恥言。但是《史記》說他「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王充也說他之所為 「無乖異者」，確實很難理解。司馬遷為當代人記當代事，不應有虛；王充以「疾 虛妄」自任，不應傳訛。特別是王充，他對董仲舒天人感應說、神學目的論等都進 行批判，唯獨對求雨的雩禮和董仲舒的土龍求而讚不絕口，多所開說。《論衡·亂 龍》曰：「董仲舒申《春秋》之雩，設土龍以招雨，其意以雲龍相致。《易》曰： 『雲從龍，風從虎。』以類求之，故設土龍。陰陽從類，風雨自至。」又曰。「董 仲舒覽見深鴻，立事不妄，設土龍之象，果有狀也。」在《死偽》《定賢》《案書》 等篇，也有分別論述。天道難知，稽之徒勞。但漢代人普遍相信其事，看來其必有 因。

2．中大夫·災異書

不知何故，董仲舒被罷為中大夫。學者推測可能與易王劉非請戰有關。《漢書 ·江都易王傳》說：「無光中（六年），匈奴大入漢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 漢朝自吳楚七國亂後，對諸侯王實行居國食稅，不復治民的政策，以免諸侯王形成 實力後與中央抗衡。而這位好勇鬥狠的江都王居然要求據兵耀武，這哪能讓武帝放 心呢。因此不僅沒獲批准，而且還連累董仲舒丟了官。中大夫是郎中令屬官，「掌 論議，顧問應對」。念及數年來在諸侯國的所見所聞，董仲舒深感諸侯國的桀傲不 馴，仍然是破壞「大一統」的潛在威脅。為了警醒人主，他想起了六年前發生的兩 場大火：遼東高祖廟和高祖陵便殿相繼被焚。當時即令武帝大為不安，「素服五日」。 董仲舒認為這是不同尋常的災異之變，上天譴告。於是援據《春秋》，聯繫實際， 著《災異論》，借天人感應，大談政治得失。為什麼高廟陵寢會被焚呢？是因「高 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位置不當，於禮不安。高廟居遼東，在外， 象徵在地方的諸侯；高陵在關中，在內，象徵在朝中的大臣。現在漢家「多兄弟親 戚骨肉之連，驕揚奢侈，恣睢（跋扈）者眾。」天災的意思是要皇帝「視親戚貴屬 在諸侯遠正（背離正道）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播遼東高廟乃可；視近臣在國中 處旁近測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乃可。」（《漢書·五行志上》） 原來大火的意思在於教漢武帝剪除不庭的諸侯，殺戮不法的大臣！自漢景帝時晁錯 建議削藩而遭殺身之禍以來，諸侯問題一直是一個既難辦，又難言的棘手問題，董 仲舒多年為諸侯相，他對諸侯王驕奢跋扈的揭露，並不是危言聳聽。他甘冒當年晁 錯殺身之禍，敬獻忠言，體現了一代大儒勇於殉道，直道事人的儒者精神。是十分 難能可貴的。

可是，當時漢武帝並不買賬，董仲舒因此差點丟了性命。董仲舒屬草稿未上， 以告發人隱私著稱的酷吏主父偃來訪，竊其手稿，經他一番歪曲註解，以為「有譏 刺」，上奏給漢武帝。武帝下其書於群儒討論，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系出師筆，以 為「下愚」，於是將董仲舒逮捕法辦，「罪至不道」，按律當死。其實董書所言， 未嘗不是武帝所憂，仲舒之獲罪，並不在「下愚」，而於「私為災異書」（劉向說） 而已。漢代善言災異的，武帝時有董仲舒和夏侯始昌，昭宣時有睦孟（仲舒弟子） 和夏侯勝，元成時有京房和翼奉、劉向、谷永，哀平時則有李尋和田終術，他們借 經立義，依物托象，幸而言中，彷彿神驗一般，受帝王寵愛一時。可是董仲舒被下 獄，夏侯勝被囚禁，睦孟被誅戮，李尋被流放……到底天命有沒有呢？如說沒有， 他們何以累言累中呢？如果說有，那天命何以不能保護他的代言人呢？難道天機不 可泄露，泄露了必受懲罰么？原來天命本難知，儒生們大談天命，不過藉以壯膽， 為至高無上的君權製造一具精神枷鎖而已。君王也要利用它，以給自己君權的神聖 增添幾道靈光。董仲舒既不是稟承聖命而談災異，也不是借言天命來歌功頌德，而 是私為災異，非議時政，這自然怪不得漢武帝不領情了。不過嚇嚇他已經夠了，於 是既定其罪，復又下詔赦之，仍以仲舒為大中大夫。董仲舒虛驚一場，總算有驚而 無險。不過死的恐懼卻讓他「於是竟不敢復言災異」了。卻原來天命並不是處處高 於王命，其實質倒是王命控制了天命。可是漢武帝這一負氣使性的行為，卻給他自 己帶來了不少麻煩。數年之後，膠西於王、趙敬肅王、常山憲王皆多次觸犯刑法， 濫行淫威，甚至殺人全家，毒死朝廷派去的二千石長官；淮南王、衡山王竟然謀反， 膠東王和江都王都知道其事，私下打造兵器，準備起兵響應。事發之後，漢武帝尚 念及當初董仲舒的忠言，選派仲舒弟子呂步舒持斧鉞（猶後世上方寶劍）處理淮南 王案件，步舒依《春秋》之義斷之，不需請示，回朝奏事，武帝皆以為是。其時乃 元狩元年（前122年），上距董仲舒言災異僅七年時間，可見董仲舒當時的預告還是 很準確的。

3．膠西相·公孫弘

董仲舒自大中大夫，又曾出為膠西於王相。這次出相還與董仲舒的學友——公 孫弘有關。公孫弘是齊人，早年放豬於海上，是個豬倌出身。年40餘乃從胡毋生學 《公羊傳》，與仲舒同治一經，算是同業。建元元年武帝詔舉賢良，他應徵對策， 被錄為博士。其年紀已經60。因出使匈奴不稱聖意，免職家居。無光五年，再舉， 對策第一，再為博士，後歷內史、御史大夫，位至丞相。公孫弘是第一位儒學丞相， 這標誌著儒學在漢代統治地位的確立。他為相之初，董仲舒曾致書，希望他「大求 賢之路，廣選舉之門」，禮賢下士，精心考績。史載公孫弘「起客館，開東閣，以 延賢人」，於是公孫丞相東閣延賢，與燕昭王的黃金台一樣，成為求賢佳話，流芳 百世。公孫弘為人又極簡樸，「為布被」，「食一肉」，「脫粟飯」，一時竟譽為 賢相。他對儒學在漢代的發展也作出過重大的貢獻。是他上書武帝為博士置弟子名 額，專教士子以儒學。秦及文景雖設博士，但只掌問對，而不從事儒業；漢武帝建 元五年「置五經博士」，以儒為業，但不收徒；公孫弘建言之後，中央專為博士置 定員，以儒學授徒；並年考月課，擇優授官，使儒學迅速普及開來，也使儒生獲得 實惠。董仲舒對策在理論上為儒學的推行掃平了道路，但具體實施，卻是公孫弘為 相期間完成的。他與董仲舒的關係當初也不錯，公羊學在漢代走紅，即是公孫、仲 舒二人聯手的結果。史說漢武帝曾令董仲舒與瑕丘江公辯論《公羊》、《穀梁》二 傳優劣，董仲舒長持論，善著文，而江公卻吶於口，不善言。加之當時公孫弘為丞 相，在整理辯論稿時，袒護董仲舒，使公羊學大獲全勝。漢武帝於是「尊公羊家， 詔太子受《公羊春秋》」（《儒林傳》）。公羊學在漢代獲得獨尊地位，也是董仲 舒為其製造理論，公孫弘為之實行的。他們的關係有點像韓非和李斯，漢人說：韓 非著書，李斯為相；韓非立說，李斯實行。李斯為學不及韓非，忌其才，譖之於始 皇，韓非遂斃命於獄中；公孫弘為學也不及仲舒，故排之於朝廷之外。史說公孫弘 為人善諛，「希世用事」，從前轅團曾警告他「勿曲學以阿事」（同上）。但儒學 要服務於社會。不「曲學」是辦不到的；要想混跡於官場，不「阿事」也是辦不到 的。他知道怎樣作官，更知道怎樣取悅於武帝。「朝會議事，不面折廷爭」，曾與 汲黯等相約議事，等到武帝面前，盡背前約，一切順從皇上旨意。天子見他為人謹 慎，辯論有餘，但又不迂腐不過激，像個長者，且熟悉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 遂大悅之（《史記·公孫弘傳》）。在儒者中，他是善諛者；在善諛者中，他是儒 者。在這兩類人中他都佔有優勢。明習儒學，滿足了武帝好文的愛好；善於吏事， 滿足了為官的條件；而阿事善諛，更滿足了人君的虛驕心理。故為官累遷，至於三 公。這當然與「為人廉直」的董仲舒格格不入，曾斥之為「從諛」。「諛」是公孫 先生高出倫輩的看家本領，董仲舒的指責無異於削奪他的飯碗，讓他恨得咬牙切齒！ 《漢書·馮衍傳》說：「董仲舒言道德，見疾於公孫弘。」一個講儒術以道德為宗， 一個研儒術為了「希世用事」，宗旨不同，難怪公孫弘不高興他了。再加公孫先生 為人又有點忌賢妒能，外黨內刻，凡是與他有讎隙的人，表面上與他情好無隙，親 密無間，私下卻設法報復，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主父偃被殺，董仲舒被遷於膠西， 都是他的傑作。

膠西王劉端，也是武帝的同父異母兄弟。其為人「強足以拒諫，知足以飾非」， 行為怪僻，陰狠險毒，相二千石至者，若奉朝令行事，他就暗中尋找過失來陷害之， 有的甚至被毒死；若與他同流合污，又難逃朝廷的懲罰。小小膠西國，竟是出生入 死的鬼門關！漢武帝正為派不出恰當的相國發愁，公孫弘適時進諫說只有董仲舒符 合條件，欲假手於膠西王除掉罵他「從諛」的人。理由也是冠冕堂皇的。董仲舒此 去定是凶多吉少。好在膠西王久聞董仲舒是正直的大儒，一善待之」，並不為難他。 《漢書》說：仲舒「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 所居而治。」在膠西為相，不異於虎穴棲身，與狼共舞，久必獲禍。仲舒恐日久生 變，遂以老乞歸。

罷相家居，董仲舒已年逾古希，窮居陋巷，依仁遊藝，「終不問產業，以修學 著書為事」。但他並沒有高蹈肥遁，不問世事，而是魂牽斯文，憂國憂民。朝廷凡 有大事，常下詔垂問，劉向說：「（仲舒）以老病免歸，漢有所欲興，嘗有詔問， 仲舒為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漢書·劉歆傳》）甚至有的刑事案件也派使 者和延尉張湯前往董宅，「問其得失」。董仲舒引經據典，一一作答，皆有條理， 共決大案要案232件，後編為《春秋董仲舒決獄》一書，成為漢晉之間司法斷案參考 的經典文獻。他還常常就重大時政發表看法，上疏獻計獻策。關中民不好種麥，他 根據《春秋》他谷不書，至於麥禾不熟則書的通例，建議多種冬小麥，以避饑荒。 針對「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現象，建議限民名田（佔四），抑制土 地兼并。他揭露西漢社會「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 古」的殘酷現實，要求統治者「薄賦斂，省徭役」，「鹽鐵皆歸於民」（《漢書· 食貨志》）。當時武帝外事四夷，特別是與匈奴的戰爭，使天下虛耗，戶口減半。 目睹那一場一場痛苦的較量，董仲舒也進行了自己的思考。他認為：「義動君子， 利動貪人」，對於像匈奴這樣的貪人，他主張「與之厚利以沒其志，與盟於天以堅 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使其進有所貪，退有所忌，庶幾可達到「胡馬不窺於 長城，羽檄不行於中國」，與鄰為睦的目的（《匈奴傳》）。凡此等等，涉及政治、 經濟、軍事、刑法、外交等各個方面。有的建議得到武帝採納，施惠於民。

他就是一個典型的憂患型人物，進亦憂，退亦憂，就像范仲淹說的那樣：「居 廟堂之高則憂其君，處江湖之遠則憂其民。」「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這是自孔子以來就形成的中國儒者人格，當然也是被譽為「統儒」的董仲舒的 天性。這種忠君、憂國、愛民的憂患，一直伴隨董仲舒終生，直至死而後已。

班固敘傳贊曰：「抑抑（嚴謹）仲舒，再相諸侯，身修國治。致仕懸車，下帷 罩思，論道屬書。讜言訪對，為世純儒。」實為公允之評。

約太初初年（前104年），董仲舒以年老，壽終於家。葬於西安城內胭脂坡下。 漢武帝曾從此經過，特下馬步行以示敬重，一時文士，莫不下馬，故謂之「下馬陵」， 語訛為「蝦蟆陵」。

仲舒死後，家徙於茂陵，其子孫皆以儒學至大官。其弟子作官的至為命大夫， 其為郎、謁者、文學掌故等官者以百數。不愧為一代宗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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