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中的國家精神（1）秋風：沒有道統的國家很脆弱|抗戰|道統

06-22

【編者按】70年前結束的那場持久之戰，帶給中國的創痛、悲傷、犧牲、鼓舞，不會因為時間而冷落。相反，只有拉開到一定距離，人們對它的思考，或將更加多面，更加深沉，更加理性。紀念的意義，不在於簡單重溫民族記憶與愛國情感，更需要從歷史中辨析真相，釐清是非，追問緣由，檢點得失，以此播種良知，凝鍊智識，內化為勇毅前行的動力。

2015年8月22日，北京，弘道書院舉行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學術思想研討會，主題為「浴火重生：抗戰中的國家精神」。來自儒學、政治學、歷史學、思想史等相關領域的數十位專家學者圍繞議題展開探討，激辯抗戰前後中國的政體建構、道統境況、民族文化自覺、知識分子思想變化等問題。鳳凰國學全程見證，並獲授權對討論內容進行整理髮布。

姚中秋北京航天航空大學教授弘道書院院長

我要講的是「精神困局中的抗戰」，試圖基於儒家立場把對中國現代歷史的思考代入到討論中。

抗戰是現代中國歷史的一個轉折點。這場戰爭雖然非常慘烈，但最終，中國取得了完全勝利，這可是中國與列強打交道以來的第一次。

不過讓人驚異的是，這麼偉大的一場勝利，人們的慶祝聲餘音在耳，空前的內戰接踵而至，抗戰之初所確定的「抗戰建國」目標，根本沒有實現。抗戰成功了，把日本鬼子打敗了，但和平建國的目標沒有實現，甚至可以說，比起抗戰之時，離目標更遠了。中國在世界體系中的位置，看起來也比當初更複雜。

所以，我的討論帶有一定的檢討性質，我想檢討一下，為什麼抗戰的勝利沒有達成和平建國的目標。我將帶著這樣的問題，回到抗戰之前那二三十年、那一代人的思想世界和政治努力，看看他們存在哪些問題。這個反思，或者有助於我們思考自己當下的處境及可能的出路。

抗戰前的中國到處都是脫節

回到抗戰前。民國建立，是秩序全面解體的開端。這方面，已有很多討論，研究現代史的學者尤其是漢學家特彆強調這一點：皇帝遜位，民國建立，中國持續了數千年的價值、思想、社會、政治秩序全面解體。這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中國仍在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世界體系中苦苦掙扎。這就是民國建立時中國的處境。

肯定了這一基本事實，也就可以確定當時中國面臨的任務：國家重建，或者說，現代國家程序之建設，其中的重點是提高國家組織化程度。

應當說，這是過去一百多年來，這是中國一直面臨的議題。只不過，可以回過頭來看一下，民國之初各個領域中的精英們究竟做了什麼樣的努力。

今年，新文化運動成了一個熱點，一百年大慶嘛。應該說，新文化運動主要參與者對上述問題，有所意識。但我想，我們以事後諸葛亮式眼光評估他們做出的努力，不能不說，他們的努力基本上是「失焦」的，也即，完全沒有瞄準問題本身。甚至他們所提出的諸多議題，反而遮蔽了現代中國國家建設這個議題，把整個精英群體的關注點引到完全沒有太大相干性的議題上。民主、科學、啟蒙，都有如此效果。比較刻薄地說，關於這些議題的思考，恰恰構成現代國家建設的障礙。中國人之所以一百年來在建國之路上困難重重，跟第一代現代知識分子提錯了問題、開錯了藥方，有直接關係。

不過我覺得，孫中山先生是中流砥柱，在那樣的一個時代，確有聖人之遠見。他緊緊抓住了「國家建設」這一議題。

圍繞這一任務，孫先生做了兩個努力：

第一個努力，在二次護國戰爭後，有一次道統之自覺，他宣稱，自己的革命，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事業的延續。這是非常了不起的，當時，新文化運動如火如荼，孫先生反而有一個道統自覺。這與其前期思想相比，也是有很大變化的。這一點，我查閱文獻發現，很少有人認真對待，但其意義實極為重大。

孫先生的另一個努力是引入蘇俄式意識形態動員體系和政黨體系。對此，以前的革命史觀里大家讚揚，九十年代以來流行的啟蒙史觀則持強烈批評態度。但我們看看效果。恰恰因為這套組織化體系的引入，才有了國民革命的勝利和南京政府的建立，這從根本上遏制了當時十分嚴重的政治解體問題。

皇帝遜位、民國建立帶給中國的最大政治問題是政治潰散，國家解體。太平天國運動後，政治權威趨向離散。皇帝退位，王綱解紐，維持政治統一的唯一紐帶不復存在，袁世凱以詐力勉強維持國家統一，但他已看出，麻煩來了，故準備恢復帝制，解決深層政治危機。這當然不奏效。此後的北洋政府，根本喪失權威。現在很多人羨慕北洋時代，其實，那是一個政治上最可怕的時代。如果那個時代日本大舉入侵，結局不堪設想。

國民革命則在一定程度上結束了軍閥割據局面，實現了政治上、名義上的統一。這扭轉了政治解體的趨勢。因為有政治上這一成就，所以當日本大規模入侵中國，國民政府才能組織起一定的軍事抵抗，動員必要資源投入這樣一場持久戰中。如果沒有孫先生留下的國民黨統合軍隊、社會這樣的政治遺產，這一點根本難以想像。

也就是說，孫中山先生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政治的組織問題，建立了一個有點權威的中央政府，在一定程度統合社會，動員資源，從而為抗戰勝利，奠定了政治基礎。

但在另外一個維度上，即思想、教育、文化、精神的維度上，抗戰前的準備完全不能為抗戰提供有效的資源。

我的看法是，民國建立以後，直到30年代初，日本有大規模地佔領中國意圖之前，整個知識界與現代國家構建議題脫節，而他們恰恰控制了文化教育界、控制了現代傳媒、控制了現代城市中的各類公共空間。

西方早發國家，在其現代國家構建時，比如英格蘭和德國，教會和國家之間有非常緊密的聯繫，至少從理論上可以這樣說：西方現代國家構建始於教會的國家化，國家化的教會整合國民。在德國、日本，國家化的現代教育體系，也塑造國民。

但在現代中國，我們看到的是教化的去國家化、甚至反國家化。新文化運動就是典型。由新式讀書人所主導的教育體系，也是如此。蔡元培擔任教育總長、北大校長所作的主要工作，就是從教育中清除中國經典。這個教育體系基本上不傳授中國文明，相反，大學裡流行的是反中國文明的各種說辭。對此，錢穆先生在他的回憶中有痛切描述。用後來發表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中的話說，在文化領域中，「沒有了中國」。（按：該宣言為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等10位教授聯合倡議）

這些，在民國建立到抗戰前二十年時間中，中國的思想、文化與政治之間，出現嚴重的脫節，始終存在著國家政治建設的進程與思想界的反國家建設主張之間的緊張，國民精神整體上是嚴重分裂的。

這個問題如果換成另外一個詞表達是，國民黨在國家建設過程中，始終沒有形成有效的「王官學」，把精英群體統和起來。當然，國民黨做過努力，推行三民主義教育，但是，三民主義本身就相當含混。而現代知識分子根本不能容忍這樣一個看起來不漂亮的思想體系。

可以說，在抗戰之前，中國的政治與文化是脫節的，精英群體是嚴重分裂的，不要說武力對抗的集團，就是相對溫和的精英群體，也對國民黨的國家建設努力持不合作態度。可以說，國民政府的政統是非常脆弱的，而道統，從來就沒有形成過。一個沒有道統的國家，其脆弱可想而知。

啟蒙知識分子在這方面的表現特別引人注目，現在也有很多人對此喝彩。這些啟蒙知識分子擺出遠離政治的pose，他們的反政治傾向十分明顯。問題在於，當時的中國，內憂外患，必須建設國家。思想、知識精英的這種疏離態度，導致國家建設難有進展。

結果，面對日本的大規模入侵，中國的國家能力相當低下。

應該說，從三十年代初，知識界已開始有所反省、有所調整。1935年，就有10位教授關於《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知識界開始重視國家建設這個議題。1937年大規模抗戰爆發之後，更是如此。

哲學界、史學界的努力，最為引人注目。比如，顧頡剛、傅斯年就曾後悔，自己當初所做的史學研究沒有意義，轉而開始圍繞國家建設的議題重訂自己的史學研究規劃。至於馮友蘭先生，則從清理國故的哲學史研究，轉向哲學的創造。

但不能不說，這個努力已經太晚了。這屬於臨時抱佛腳，無助於彌合整個國家根深蒂固的精神分裂。

因此我們看到了一個令人沮喪的現象：抗戰最危急的時刻一過去，國家立刻進入更為嚴重的政治分裂狀態。南京國民政府成立，政治上有過一次統一。抗戰又給了各種非國民黨的力量以巨大的自由活動空間。可以說，在抗戰後期，知識分子群體中就已經涌動著破門而出的怨氣。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一發表，各政黨、眾多知識分子的反應表明，中國的命運麻煩了。

於是，抗戰一結束，國家立刻再次分裂，和平建國成為泡影。

七十年後的反思

總結一下，我的看法，抗戰是一次勝利，但沒有完成最初的任務，未能完成和平建國的事業。

根源在精神上，在思想文化上，在價值上。從二十世紀初開始，中國人在精神上迷失，由此導致，精英與大眾隔絕，精英內部深度分裂，政治與文化脫節，思想文化精英與政治精英相互鄙視、怨恨。如此，則國家不能不解體。雖藉助孫中山先生的遺產，勉強抵抗日本，終究因為精神疲弱，而無力完成建國。

抗戰結束七十年了，思考抗戰的慘勝以及隨之而來國家政治的分裂，對於我們今天思考自己的處境，或有一定警戒意義：我們有沒有可能走出政治和文化分裂，精英嚴重撕裂的狀態？怎麼做，才能走出？我們如何連接政治與文化？

讓我更明確地說出我所思考的問題：如何重建道統？在我看來，這是國家建設的關鍵所在，國家最深層次的凝聚力正在於此，而這有賴於文化與政治精英之共同努力。惟有當道統重建，一個穩定的現代秩序才有可能，我們也才能完成一百多年前先賢所確定之目標：現代國家構建。

從這個角度看，那麼，今日中國所要作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是返回。過去一百年，中國歷史發展之大勢是，由古到今；但也許，今天，當開始一個反向運動：由今到古。

實際上，這樣的往複，在中國歷史上已有多次。比如，周秦之變是由古到今，秦漢之變，也即，漢武帝、董仲舒則推動了復古更化，此即由今返古。唐宋之大變，從太宗朝到仁宗朝，也是從今到古。唯有如此，才能返回於道。道成秩序。

（本文由弘道書院供稿並授權發布，特别致謝活動主持人任鋒先生，文字整理鍾富平。未經鳳凰國學許可，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