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莞製造里的「頭人」和「族民」 | 彝族人在東莞（下）
中間人
東莞作為製造業之都，靠外包訂單起家，號稱「東莞塞車全球缺貨」，在兩次經濟危機後，「倒閉潮」時現，面臨產業結構升級壓力，政府也推出了「機器換人」項目，鼓勵企業減少用工。小廠倒閉，大廠搬遷，留下堅守的往往是買了地皮自己蓋廠房的，這種大廠招工往往比較「正規」，彝族工人難以進去，處境可以想見。
代工廠接收海外訂單居多，旺季趕貨用工量大，易召集、能吃苦的彝族工人獲得青睞。這些臨時工不會跟工廠簽合同，只跟勞務公司簽用工合同，寫明工作時間和小時工資，沒有「五險一金」。工人由工頭批量送到工廠，任後者挑選。進廠後，由駐廠帶班負責管理。工人有事往往不會找工廠，而是先找工頭。工廠管理起來省心，沒有包袱。
沙馬的臉上流出熬夜的疲憊，前一天晚上，沙馬和姐夫一起招待遠方來的客人，吃飯唱歌。回宿舍之後，想起來第二天發工資要用的工資表還沒做，加班做完，已經將近凌晨兩點。早上七點多起來，對工人進行早訓。然後去銀行排隊取錢。沙馬老家在涼山普雄——去年因寫了「最悲傷作文」紅遍網路的女孩子的家鄉。
1988年出生的沙馬已經有了四個孩子，由妻子在普雄老家帶著，沙馬的父母也幫忙照顧。沙馬一個人住在工廠宿舍里。廠里二百多彝族臨時工，主要由他一個人管。打架鬧事要擺平，發工資要算清楚借支和扣錢，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找他。
尼莫的妻子和兩個女兒也住在工廠宿舍。小女兒剛出生，岳母來照顧月子。家事由女人管。尼莫開的勞務派遣公司里有十來個工頭，時常聚會。彝族人愛喝酒愛熱鬧，去KTV里唱歌，個個都是一把好嗓子。除了唱「彝人製造」，也唱各種流行，「想留不能留才最寂寞，沒說完溫柔，只剩離歌」。時下流行的情愛傷春悲秋，一樣寫在黝黑臉上。
馬海尼莫合作的電子廠，17、18號兩天趕上客戶來廠里查驗貨品質量，客戶也關心勞工的人權問題。工廠外的馬路上飄散著三五成群的年輕工人，大約十五六歲的模樣，馬海尼莫說自己不收小於16歲的工人。但是客戶不喜歡看到太年輕的工人，於是他們就不上工，放假出去玩。在工廠門口買了零食，臉上洋溢著輕鬆的表情。愛好滑冰的男孩子，穿著專門設計的T恤，背後畫著龍飛鳳舞的草書，「彝瘋」。
工廠外打撞球的彝族男孩
曾在東莞做田野調查的人類學博士劉東旭，在工廠里做過一個多月的「卧底」工人。他說客戶不僅不想看到彝族工人，甚至不想看到臨時工。客戶希望自己的工人都有完備的社會保障。劉東旭打工的廠里，中間位置有個車間，兩邊門一關，誰都不知道裡面有人。每逢客戶來驗廠，所有彝族工人就被集中到那個車間。
曾經的2008年爆出的涼山童工事件，強烈刺激了大眾神經，引發對弱勢工人群體的同情，讓東莞處於風口浪尖，2013年底，媒體再次爆出深圳工廠使用不滿16歲的童工。後續報道顯示，2008年解救回家的涼山童工79位。
從數字來看，在整個外出務工的彝族人群中顯得微小。研究彝族勞工的學者們認為這些並不是現實的全部，童工的悲慘遭遇不僅僅是少數工頭唯利是圖、蒙昧良心那麼簡單，其背後關涉到整個中國現階段的發展進程。被大踏步發展的中國拋在身後的涼山人，急切地想擺脫三餐土豆、攀爬「天梯」的命運。
劉東旭的博士論文即是研究珠三角的領工制，他認為領工制體現了彝人家支再造，幫助彝人進入並適應珠三角臨時工勞動力市場。除了其市場性之外，更重要的是它為彝人在珠三角的生活和工作提供了一種最基礎的社會性庇護，內部以家支、親戚、地緣、族源等因素為基礎形成了一種「無形的社區」。市場性與社會性彼此嵌合，不可切割，也存在潛在的張力。
工頭是工人的管理者，也是親友，維繫著彝族人在陌生都市的親近感，共生共存。沒有熟悉的工頭帶路，父母多半不放心孩子外出。沒有工人跟隨，工頭也無法獲取中間費用。大批量、易得、廉價的流動工人，滿足珠三角工廠的季節性用工需要。看起來是「一箭三雕」的局面。
工人受工傷也會先找工頭，如果是小工傷，往往是工頭自己出點錢算了，把工人送醫院治好。偶爾大半夜三四點有人急病，尼莫得立刻趕去醫院。工廠女孩子跟漢族工人談戀愛跑掉，家裡跟他要人，得陪著找。尼莫說，干這行，累是累，好玩也好玩，自由自在。尼莫說，工傷嚴重的，就評殘，走勞動仲裁。
然而勞動仲裁，對彝族人來說成本太高，多數人不具備與政府打交道的能力和信心。完整流程走完，往往要耗費一年多。所以工傷者會採取更簡單的辦法，談判。背後有隨時出現幾十人的同鄉團隊，工頭出面與工廠斡旋，算上醫藥費誤工費等，留下博弈空間，人多力量大，工廠往往有所忌憚，願意早點息事寧人。這種看似前現代的解決方式，卻往往有較滿意的處理結果。
比起漢人，彝族人有更強烈的群聚性，使得當地工廠，政府，公安機關的態度顯得模糊曖昧。尼莫到鳳崗這麼些年，一次也沒有跟派出所打過交道。派出所或明或暗地告訴工廠，少用彝族工人，單個廠區不能超過150人。
維繫工廠和工人紐帶的工頭，是領工制的關鍵一環，內部遵循的秩序和規則清晰可見。領工制的根源是珠三角普遍流行的代工分包體制，工廠對臨時工的季節性大量需求，正體現了深度市場化。
而一旦代工體制走到盡頭，對低技術勞動力的需求下降，彝族勞工，也會被甩出這個軌道。
難關
工頭把工人從老家帶出來，通常要先墊付車費，幫助工人在東莞安頓，發工資之前，靠向工頭借錢維持生活。進廠之後，發了工資再還。「借支」是工人評價工頭的標準，工頭對他們「好不好」，取決於錢「好不好借」，管得「嚴不嚴」。
彝族人在意強壯、漂亮這些主流性彆氣質。年輕人迅速適應並擁抱都市消費主義。有的男孩第一天發了工資，第二天就去買阿迪達斯的運動鞋，第三天開始跟工頭借錢。這種情況，工頭往往要「管著點」，如果出來打工一年回家沒攢什麼錢，工頭也不好跟家裡人交代。
也不是所有的工頭都能掙到錢。劉東旭在東莞做田野調查期間，遇到工頭帶工人出來，因為借出去的錢太多，工人沒找到廠，最後賠了錢。
今年工廠拖欠工資的情況比以前嚴重。馬海尼莫說起三月份，鳳崗臨近的塘廈鎮，有個小工頭在出租屋自殺了，叫木苦（化名）。因為廠里發不出工資，拖欠大工頭，大工頭拖欠小工頭，工人找他要，扛不住，就上弔死了。尼莫只知道木苦是越西縣人，老婆是冕寧人，已經回了老家。尼莫講不出更多的細節，但是他確信，這是第一次有工頭自殺。
沙紅木是最早到東莞帶工的工頭之一，好多她早年帶出來的工人都做了工頭。她也跟東莞民族宗教局往來密切，每逢彝人出現勞務糾紛，她和老公往往被叫去協調。今年，沙紅木已經把自家公司的二樓改成了理療室，培訓室，還開始推廣中醫。
她在厚街汽車站旁邊有另一家公司，做勞務中介的同時，也考慮做投資。還在附近開了超市，以及一家名為龍富山莊的農家樂，租了十幾畝地，種了果園，餐廳專做彝族飯菜，可是今年的生意也不如去年好，漢族老闆們都沒心情出來吃喝。
她覺得，現在再開勞務派遣公司，已經沒多大意思了。勞務派遣制度眼看就要走到盡頭。
彝族打工詩人吉克阿優（紀錄片《我的詩篇》劇照）
坐在勞務公司客廳的孫友力，收拾好了大包，準備回涼山去伺候丈夫的爺爺。她丈夫跟著沙紅木做工頭，帶一二十個工人，兒子在道滘的廠里做帶班管理。她能想到的還是在東莞打工，和老公守在這裡，攢夠三個兒子結婚的錢，「等爺爺死了就回來」。去年夏天她在門口算過兩次命，頭髮花白的老頭每次都跟她說，你就快有錢了，你兒媳婦就快來了。然而下半年，閉廠潮席捲了東莞。
尼莫顯得稍為樂觀，今年的換屆年，他打算回家競選村長，繼續輸出務工事業，還要成立喜德縣彝族人在東莞勞務協會，要帶家鄉更多的人出來，發展，致富。如果不行，就回去開個加油站，或者商店。
工廠招人越來越少，眼看成趨勢。尼莫送了十幾個女孩子到足療業，酒店包吃住，每個月交給他兩三百塊的「管理費」。足療店還在招人，年輕女孩子在工廠之外找工作並不難，要靈巧聽話，按時計薪，每個月多的能賺七八千，少也有四五千。
劉東旭也說，彝族人北上開足療店的也不少。出來的人基本上是回不去的，東莞的工廠不要人了，那就去找別的工作。
而男孩子，除了工廠工地，看起來無路可去。尼莫說，那就回家放牛放羊。
他更操心的，是希望自己的大女兒能進東莞的公立學校。整個鳳崗鎮只給少數民族兩個入學名額，而帶孩子來這邊的彝族工頭就有十幾個。
暴雨過後，一個講著彝族話的中年男子進到厚街的彝人勞務公司，打聽是否招人，負責接待的前台姑娘是漢族，不會講彝語，用漢語告訴他，這個五金廠不招男工，只要女工。現在大多數工廠都不要男工，春節之後，找不到廠的男工人大概有幾萬人，不止彝族人，也有漢族人。
中年男子臉上露出失望表情，用漢語交談幾句，轉身匆匆消失在積水的街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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