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問題上，我們跌入了多少個誤區

06-22

摘要

宏觀上看待人口議題有兩個視角。一是人口與資源、環境、生產能力之間的關係；二是不同國家、民族、文明之間人口相對變化的影響。對於第一個問題，早在1798年，馬爾薩斯就認為，人口按幾何級數增長，而生活資源只能按算術級數增長，由於食物供應跟不上人口增長的速度，饑荒、戰爭和疾病將不可避免。當時，全球只有10億人左右，他警告地球將無法承載更多人口，但現在世界人口已突破70億，人們卻普遍生活得更好。雖然馬爾薩斯的觀點廣為流傳，但並未對西方的公共政策產生實質影響。

嘉賓

黃文政：「人口與未來」網站聯合創始人、人文經濟學會特約研究員、生物統計學博士

李建新：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人口學博士

主持人

王亞娟：《世界知識》雜誌編審

2011年1月20日，在被問及中國是否會在2050年成為最強大國家時，基辛格回答說：中國每年保持9%的經濟增長率，沒有哪個國家能夠做到這一點。然而中國將由於計劃生育而在2030年開始出現巨大的人口危機，這種人口危機是其他國家都未曾有過的。因此，不能根據中國目前的發展趨勢簡單地推測中國將成為強國，沒有理由認為美國將落後於中國。

目前中國的生育率面臨三重下行壓力：一是現代化進程對生育率的擠壓；二是導致東亞文化圈生育率全球最低的共同因素；三是在長期的「一胎化」政策下，中國的社會觀念和社會機制已經越來越遠離多生多育所需要的狀態。可以說，中國未來面臨的人口問題將比其他國家更嚴峻。

「為了確保美國的安全和海外利益，美國要誘使發展中國家領導人相信，控制人口對他們自身有利」

西方語境下的「人口問題」

黃文政：

隨著民族國家的興起，西方對人口問題的認知側重於人口規模對國力和文明的戰略性意義。18世紀後半期，工業革命從英國開始，並傳播到歐洲大陸，隨著經濟和醫療衛生條件的改善，歐洲裔人口急劇膨脹。從1820年至一戰前夕的1913年，歐洲裔佔世界人口的比例從23.7%上升到33.9%。其間，歐美和沙俄通過海外殖民或陸地擴張，迅速取得全球政治和經濟的絕對主導地位。西方殖民體系到二戰後才逐步瓦解。

在經歷了二戰後的生育潮後，西方的生育率在1970年前後首次低於更替水平（備註：更替水平是指生育足以維持人類延續的子女個數的水平。生育率處於更替水平，意味著孩子的數量與父母輩持平；如果生育率長期低於更替水平，人口總量將不斷衰減。發達國家的更替水平約為2.1。由於中國男女出生比例和女孩死亡率均高於發達國家，中國的更替水平應在2.2以上），而發展中國家人口卻快速增長。美國等西方國家擔心亞洲一些人口快速增長的國家成為共產主義革命的沃土，開始關注這些國家的人口形勢。1959年，曾參與「馬歇爾計劃」的德雷珀將軍發表了一份評估美國軍事援助的報告，建議美國政府發揮作用，降低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增長。1965年，德雷珀等人在華盛頓成立「人口危機委員會」，鼓動美國政府介入發展中國家的人口控制計劃。該機構後更名為「人口行動國際」，至今仍在運作。

在此背景下，人口過剩思潮在西方社會興起，而石油危機的爆發對該思潮的傳播更是推波助瀾。1968年，美國昆蟲學家埃爾利希在著作《人口爆炸》中，預言地球無法養活爆炸性增長的世界人口。1972年，由西方70位學者組成的「羅馬俱樂部」發表報告《增長的極限》稱，由於人口增長、糧食短缺、資源耗竭和污染加劇，工業經濟將走向崩潰。報告預測，1981年黃金將用盡，1985年水銀將用盡，1987年錫將用盡，1990年鋅將用盡，1992年石油將用盡，1993年銅、鉛、天然氣將用盡。由於當時西方生育率已低於更替水平，西方對「人口爆炸」的焦慮針對的是發展中國家。

1974年底，時任美國國務卿基辛格主筆了一份機密文件《國家安全研究備忘錄第200號(NSSM-200)：世界人口增長對美國安全和海外利益的影響》。該文件確定了美國對世界人口快速增長的應對綱領，即為了確保美國的安全和海外利益，美國要誘使發展中國家領導人相信，控制人口對他們自身有利，利用聯合國等國際組織資助發展中國家的人口控制計劃，並為各國培訓人口學家和官員。該文件列出的目標國包括印度、巴基斯坦等，但沒有中國。不過，耐人尋味的是，從1972年到1978年，聯合國人口基金會主任八次訪問中國。1980年，基金會與中國簽署協議資助中國開展人口普查、計劃生育、人口學研究等項目。這些項目對中國影響深遠，中國很多人口學家和計劃生育官員都是由相關項目培養的；許多課題也受到聯合國人口基金會、福特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和日本財團的資助。

到1980年代，內生經濟理論被經濟學界普遍接受。該理論認為，作為勞動力的人口，在生產過程中是不斷累積技能的人力資源和技術創新的根源。自1980年以來，隨著對人口與發展關係的認識趨於深刻，各種悲觀的預測全部破產，加之生育率在全球不斷下降，興起於西方的人口過剩思潮在國際學術界和社會輿論上全面沒落。

在西方政治術語中，人口問題特指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快速增長，而人口政策則是指西方幫助降低發展中國家生育率的努力。至於西方自身面臨的低生育率危機，通常只在各國國內討論。儘管鼓勵生育一直是絕大部分西方國家長期的國內政策，但從來不是聯合國人口基金會等國際人口組織的議題。不管這些組織的動機如何多元，其項目的實施效果確實有利於西方在較長時間裡維持其國際主導地位。

「人口爆炸」是人口轉變的必然結果

李建新：

如果我們從一個超大時空的角度看人口議題，會發現自人類誕生以來，世界人口的變化在絕大多數時間裡基本上是波動但又相對「穩定」的，一直到工業革命以後，世界人口才發生了真正意義上的「革命」——人口轉變。所謂人口轉變，是指前工業社會的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長率由高位平衡狀態（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長率）轉向後工業社會的低位平衡狀態（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長率）的過程。在18、19世紀，伴隨著工業化進程，西方國家的人口率先發生了轉變。

20世紀中葉以後，廣大發展中國家紛紛擺脫殖民統治走向現代化之路，由於擁有「後發優勢」，其人口轉變與傳統發達國家有所不同。所謂「後發優勢」，是指發展中國家可以直接學習和利用發達國家在醫學和衛生領域的成果，使得人口死亡率的下降速度比西方國家快得多。換句話說，在西方國家的人口轉變中，死亡率從20‰下降到10‰可能用了70年到100年的時間，但是二戰後的發展中國家可能只用了十年的時間。在現代化過程中，生育率下降也是普遍現象。但相對於迅速下降的死亡率，發展中國家的生育率轉變則顯得遲緩滯後，因此，20世紀世界人口出現了空前絕後的增長高峰。這是發展中國家人口轉變的必然結果，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在經歷了20世紀的「人口爆炸」之後，人類人口歷史將進入一個新的時代，到本世紀末，人口最終將會在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秩序中維持平衡（發達國家和部分發展中國家目前已經進入了這種平衡狀態）。

在工業革命前，人口是人類社會發展中一個不大引人注目的「惰性」變數，但隨著人口轉變的出現，人口成為一個「活躍」變數，人們開始關注人口與發展之間的關係，由此也就誕生了以馬爾薩斯為鼻祖的人口研究學派。馬爾薩斯學派認為，人口增多將導致貧窮，因此應該減少刀叉——也就是減少吃飯的人，以遏制人口增長。古典經濟學派從經濟、財富生產的角度研究人口與發展的關係，認為人口多會促進發展，因此不是減少刀叉，而是如何生產把餡餅做得更大，這樣大家就都有吃的。制度學派則認為人口和發展之間的關係沒有那麼緊密，與其說是人口多或人口少導致了貧困，不如說是分配不均的制度帶來了貧困。這三種不同認識，也引出了解決人口與發展問題的三種思路。

人口眾多確實會給治國能力帶來更大的挑戰，但這絕不意味著要犧牲人口規模來適應治國能力的不足

大國博弈中的人口因素

黃文政：

從歷史來看，雖然決定大國博弈的因素很多，但人口是國力的根本。如果兩個處於相同技術階段的國家進行競爭，人口多出50%所形成的規模優勢難以撼動。人口增減甚至比土地增減對國力的影響更大。

比如，法國和德國長期處於相似的發展階段。在拿破崙時代，法國人口比整個德意志多出約20%，是其中最強大的普魯士的兩倍多，當時法國的勢力在歐洲首屈一指；到兩次世界大戰時，德國人口比法國多出60%，整體實力強於法國。二戰戰敗後，德國的東普魯士被割讓，當地的德意志人口被整體西遷。西德雖然只擁有之前德國39%的土地，但繼承了近80%的人口，在經濟快速恢復後成為西歐頭號經濟強國。1990年統一後的德國，比之前的西德，面積增加44%、人口增加25%，如虎添翼而成為歐盟的中流砥柱。正是經歷了人口劣勢的惡果，法國自1939年開始就一直鼓勵生育。比如，使用累進位來補助多育家庭，相關財政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的5%，給生育八個或更多孩子的家庭頒發共和國家庭勳章。2013年，法國的生育率為2.01，在歐洲屬於較高水平，但法國對德國的人口劣勢尚未得到根本改觀。德國是歐洲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之一，雖然鼓勵生育的強度並不亞於法國，但2013年生育率只有1.38。不過，目前德國人口仍比法國多21%。法國國家人口研究所認為，法國總人口數要到2055年才能追平德國。

在1980年代，蘇聯總人口略多於美國，雖然科技水平較低，卻在軍事和政治上可與美國爭鋒。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繼承了前蘇聯76%的土地和51%的人口。儘管面積依然比美國加歐盟還大，但不到美國一半的人口卻讓俄羅斯國力遠遜於美國。除地緣政治後果外，烏克蘭的疏離對俄羅斯傷害最深的還是人口資源的損失。如果俄羅斯自己能增加相當於烏克蘭的4500萬人口，那近1.9億人口的俄羅斯在經濟、科技和軍事力量上，會比現在的俄羅斯加烏克蘭更強，且內部還不存在語言和認同差異的問題。

值得強調的是，人口規模優勢在信息時代更加突顯。在農耕時代，人口多一倍，國力也只大一倍，因為一般人的活動範圍只有幾百平方公里，個體的平均交往頻度和質量不會隨人口增加而提升。但在信息時代，經濟達到均衡後，人口多一倍，國力增強不止一倍，因為通信和交通的便利讓個體之間可直接交流和來往。人越多，個體的平均交往頻度和質量越高，社會複雜度越高，規模優勢對競爭力的強化作用就更突出。

李建新：

從更大的範圍來看，在工業革命後的人類歷史中，大國的興起與持續，皆以人口的興起、壯大為後盾；而大國的衰落與遲滯，則有人口過度衰老的影子。1750年以後西方人口率先「興起」，當非西方世界的人口還在「沉睡」的時候，西方人口伴隨著現代化迅速壯大並擴張，釋放出了前所未有的能量，逐步佔據了世界體系中的「中心」地位。但從20世紀後半葉開始，發展中國家的人口迅速增長，並開始爆發出巨大的能量，中國和印度這兩個人口大國獲得強勁發展就是最好的例證。從中長期來看，2050年以後，歐洲人口將持續「衰落」，若開放國際移民，歐洲大國的版圖將可能是這樣一個人口替換的結果：英國將有舉足輕重的印巴移民，法國將會有更多的前殖民地，如阿爾及利亞和突尼西亞等國的後裔，德國將被「客居」的土耳其人口所「主居」。今日中東難民潮湧向歐洲正是這種變化的一個縮影和前兆。曾經是西方文明核心的歐洲也許將不復存在，將被伊斯蘭文明的人口所覆蓋。而美國人口還將會有活力，但不再是白人佔優的社會，拉美、亞洲移民將佔據多數，將會出現「我們是誰」的困局。或許，西方在世界體系中的「中心」地位終將因其人口衰落而被非西方世界取而代之。

黃文政：

在可預見的將來，自主的世界性大國是美國、俄羅斯、印度和中國。

美國的面積與中國相當，2015年的人口是3.22億，是1820年的32倍。美國生育率長期處於更替水平，但近年略有下降，在2013年為1.87。美國從全球吸引移民，預計人口在2050年將達到4億。美國是當今惟一的超級大國，也是人口最多的西方國家。在西方世界內，美國人口雖不及歐盟，但是內部語言和文化的一致與政治統一，讓美國處於絕對主導地位。近年來，美國積極推動TTI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和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談判，竭力推進由美國主導的更廣泛和緊密的經濟一體化。其動力就在於，更大人口規模下的一體化將給參與方特別是主導者美國，帶來額外的經濟利益。根據美國商會估計，僅TTIP就將每年給美歐經濟增加3000億美元，把家庭平均購買力提升900美元。從更大範圍講，美國主導下的西方體系還包括歐盟、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等。這些國家擁有共同的種族、語系、宗教傳統、價值觀和文化認同，總共約9億人口，加上被納入美國安全體系的日本、韓國、土耳其等，則共約有12億人口。雖然西方國家內部一直存在競爭，但在與外部發生衝突時，則處於合作或同盟的關係。西方國家不管在經濟上與中國多麼密切，在涉及中國核心利益的問題上往往是另有立場。

俄羅斯的面積是中國的1.8倍左右，2015年人口1.47億；以俄羅斯為主體的前蘇聯地區總人口目前為2.83億，是1820年的5.2倍。俄羅斯人口素質很高，在25至64歲人口中有大學學歷的比例為全球最高。但在經濟上，除軍事工業和資源外，俄羅斯幾乎沒有行業具有國際競爭力。比起中國、美國和印度，俄羅斯的劣勢就是人少，若其擁有10億人，情況將很不一樣。正是認識到人口在大國博弈中的核心意義，俄羅斯總統普京曾在國情咨文中強調，每個俄羅斯家庭都至少應該擁有三個孩子。俄羅斯生育率近年有所回升，2013年達到1.7，已經顯著高於中國。

中國幅員遼闊，2015年人口13.7億，是1820年人口的3.6倍。近兩百年來的增長速度遠低於美國、印度和俄羅斯。長期以來，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在目前的全球競爭中，中國人口的規模和結構優勢已得到體現。比如，高鐵建設高歌猛進，成為中國向海外拓展的名片；而美國早在1960年代就討論過高鐵計劃，但現在依然是空中樓閣，原因就是人口密度不夠，經濟合理性不大。在2013年，中國的電子商務規模就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一，這意味著整體規模較小的中國商業在電子化程度上已高於美國。這種新興行業的異軍突起反映了人口優勢對扭轉技術競爭態勢的意義。中國是全球惟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雖然領先的行業還很少，但卻可以在幾乎所有行業參與國際競爭，這點無國可比。雖然現在中國還不是世界最大經濟體，整體技術水平依然較低，金融業也不成熟，但人們已經開始談論人民幣對美元的挑戰了。試想一下，如果中國僅有幾億人口，這些言論很可能不會出現。

有鑒於此，一些西方學者認為，惟一能與西方比肩的將是中國，但是近年來中國與印度之間的「龍象之爭」卻成了熱門話題。印度的面積是中國的34%，2015年的人口是12.8億，是1820年的六倍。2013年，印度生育率為2.48。從人口視角看，印度的一些先天條件——如人口素質確實不及中國，但其最大、也許也是惟一的優勢就是完美的人口結構和將成為世界第一的人口規模。相比於中國，印度的人口結構比較自然、勻稱。2014年，印度0至14歲人口佔了28.5%，中國是16.5%；印度65歲以上人口佔5.8%，中國是10.1%。印度人目前的平均年齡是26歲，中國是35歲，中國老齡化的速度遠遠快於印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印度經濟增長速度在2015年有望達到7.5%而超過中國。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國經濟增速將長期放緩，而印度經濟可能逐步加速。這種時運轉換的背景就是中國相對於印度的長期性的人口頹勢。當然，人口雖然是一個核心因素，但也只是發展的眾多必要條件之一，由於印度內部面臨著嚴峻的地域、宗教、種族矛盾等因素，僅憑其人口規模和結構優勢，要全面超越中國依然困難。

21世紀的大國實力競爭

李建新：

國家實力雖然沒有統一的定義，但一般而言，國家實力是國家佔有並能運用的各種資產以及運用這些資產實現國家目標的能力的總和。國家實力的基本構成要素包括人口、領土、資源稟賦、經濟實力、軍事實力以及政治穩定及能力等。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將國家的綜合國力分為硬實力與軟實力兩種形態。硬實力是指支配性實力，包括基本資源（如土地面積、人口、自然資源）、軍事力量、經濟力量和科技力量等；軟實力則分為國家的凝聚力、文化被普遍認同的程度和參與國際機構的程度等。在當今世界，同時具備上述綜合實力條件的國家主要是美國、俄羅斯、中國和印度。因此，21世紀的大國競爭，實際上是中國、美國、俄羅斯、印度等國之間的實力競爭。

在硬實力方面，從人口變遷角度出發，依據人口與經濟增長的理論關係，我們需要關注的是與大國硬實力的核心——經濟實力緊密相關的勞動力人口數量及其結構的變化趨勢。不管是現在和還是未來，美國無論是在勞動力資源還是勞動力人口年齡結構上都具有很大的優勢，一是其勞動力人口繼續增長，二是其年輕勞動力人口（20至29歲人口）繼續保持較高比重，這些變化趨勢將繼續有利於美國的經濟發展。俄羅斯與美國完全不同，無論是勞動力人口還是勞動力人口結構變化都朝著不利於經濟可持續增長方向發展。因此從這個角度看，俄羅斯不具備與美國繼續競爭的人口實力。中國無論是在勞動力資源還是勞動力年齡結構上，目前較其他大國都還存在著一定優勢。但是從中長期來看，由於中國人口變化劇烈，印度將會在勞動力人口數量上超過中國，且在勞動力人口結構上優於中國，所以從人口要素的視角來看，中印兩國相比，中國將處於潛在的劣勢中，印度人口實力將會毫無疑問地超過中國。而如果我國未來人口選擇聯合國人口低方案（總和生育率為1.2左右的低水平），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將面臨更大的挑戰，將失去更大的競爭潛力。也就是從這個意義上，不少國外學者認為21世紀中葉應該是印度的世紀。

人口要素怎樣影響一個國家的軟實力呢？具體說來，首先，人口規模是一個文明規模和能量的基礎，是一個文明、價值觀的基本載體；其次，人口年齡結構及其他結構是文明價值保持活力和應對外界挑戰的必要條件；其三，人口素質是傳播文明和文明吸引力的必要條件。首先看四個大國的人口結構變化。世界人口未來變化趨勢是老齡化，四個大國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老化程度和速度。其中，美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相對比較平緩；俄羅斯人口年齡結構變化比較大；印度人口年齡結構變化不僅較小而且老齡化程度也最低；中國人口老齡化速度最快，且上升程度也最高。再來看人口規模變化，按照聯合國2011年版人口預測，到2050年美國人口將增至4億，佔世界人口的4.3%；俄羅斯人口將遏制不住減少的勢頭，到2050年將降至1.3億，佔世界人口的1.4%；中國人口先增後降，將由2025年左右達到的峰值（約13.9億）降至2050年的12.9億，佔世界人口的13.9%；印度人口將在2030年左右首次超過並取代中國成為人口第一大國，到2050年將達到16.9億。由此可見，中國人口規模急劇縮減和人口結構迅速老化的趨勢，不利於軟實力的維繫和增強；而印度和美國則可以保持人口的活力和生機，從而對本國軟實力的增強起到積極作用。

中國的經濟總量也許不久就會超過美國，但由於人口實力短板，這或許只會是「曇花一現」；在現在的中印「龍象之爭」中，中國龍確實將印度象遠遠甩在了後面，但同樣由於人口實力短板，騰躍的「巨龍」或許最終會被穩健的「大象」所超越。

當然，大國實力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不存在單一的決定性因素。不過，由於人口是最基礎性和持續性的因素，其變化對民族、對國家的興衰有著不可低估的重要影響，尤其是當人口變數還處於「活躍」之時。但又由於人口變化常以百年為單位，變化周期較長且影響作用滯後，因此常常「迷惑」和「誤導」當代人。比如，一些人批評毛澤東時代的無計劃人口增長帶來了人口負擔，但恰恰是這些「爆炸性」增長的人口創造出了改革開放30多年的奇蹟；如今一些人還在沾沾自喜獨生子女政策實施30多年來的偉大「成就」，殊不知卻為未來30年、50年的發展埋下了人口結構嚴重失衡的巨大隱患。

人口規模優勢恰恰是中國最核心的優勢之一

黃文政：

國際上經濟學家普遍認為，人口結構對經濟發展尤其重要，而龐大的人口規模是優勢而非劣勢。降低生育率在短期內可以減輕撫養壓力，而對經濟發展起到某些促進作用，這就是所謂的人口紅利。但人口紅利的代價是未來的人口負債。長期的低生育率帶來的是人口結構的老化和人口規模的萎縮，其後果是撫養壓力不斷上升，供應和需求同步衰減，經濟發展失去活力和後勁。

從經濟學研究和實證分析來看，人口長期萎縮的後果是人均GDP的相對下降，而不是上升。對人均財富來說，人口不僅是分母，更作用於分子，而且對分子的作用更基礎、更長效。日本人均名義GDP在1991年比美國高20%，但2014年卻比美國低34%，儘管這期間日元對美元升值和日本低於美國的人口增長率，都在推高日本的人均名義GDP。極低生育率導致的人口老化，被普遍認為是日本經濟長期萎靡的主要原因。不少人把日本的衰弱歸咎於日元升值，但日本曾長期維持貿易順差，真正影響日本國際競爭力的並非日元升值。

因為「一胎化」人口政策的實施幾乎與改革開放後的經濟高速發展同步，許多人誤以為這個政策對中國的發展功不可沒。但實際上，一個人從出生到成長，完全進入經濟循環需要20至60年，生育狀態對經濟的影響有數十年的滯後。中國過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長正是得益於1960年代到1990年代初期出生的大量人口。他們接受教育、成家立業、追求更好生活品質的需求，並為此付出的辛勞，正是經濟發展最強勁的動力和保證。

當然，限制生育會在短期內降低社會的撫養負擔，從而提升經濟發展的速度，但作用有限。根據我們對全球各國的生育率與經濟成長關係的分析，即使在最寬鬆的估計下，1980年開始實施的「一胎化」政策最多讓中國過去30多年的人均GDP增長快了不到1.5年。高生育率是在積蓄能量，而低生育率則是在釋放能量。生育率從高到低，積蓄的能量得到釋放，推動經濟發展。但長時間維持低生育率則是在不斷地低效釋放能量，更是在耗費發展的後勁。

長期低生育率導致老齡化也在不斷加重，讓越來越多人認識到人口結構的危機。但很多人卻認為，為了降低人口規模，這種代價是值得的。背後的邏輯就是，人口眾多是中國的劣勢。但實際上，人口的規模優勢恰恰是中國最核心的優勢之一。

首先，人口眾多讓中國在軍事裝備、通信和交通等基礎性行業，通過內部循環就能保持足以維持競爭力的規模，確保中國在政治和安全上的自主性。中國近年國防工業突飛猛進，與發達國家的裝備差距逐步縮小。這得益於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強大的研發能力，但人口萎縮將削弱這些基礎。

其次，人口眾多能促成細分、多樣化、競爭激烈的更大市場。在13億人的中國，很稀奇的創意產品，哪怕只有萬分之一的人需要，也可以形成一個不小的市場，催生一個行業。對於成熟的產品，龐大的市場能容納更多參與者，讓優勝劣汰下的勝出者更強大；脫穎而出者能在全球率先達到規模效應，實現盈利，並逐步佔領海外市場。發達國家中人口最多的美國就是這樣產生了大量的跨國公司。過去中國發展水平較低、交通和通信條件落後，眾多人口並未形成有效市場。但中國現在已是能源、鋼鐵、建材、電器、汽車、網路等行業的全球最大市場，不久後將成為幾乎所有行業的最大市場，這將有助於更多中國企業走向世界。

再者，人口眾多是龐大人才規模的基礎。雖然總人口僅是中國的幾分之一，但美國的大學及以上學歷的人口卻長期高於中國，這是美國科技力量領先中國的重要原因。但這一情況正在逆轉。2000年中國的科研人數不到美國的一半，現已超過美國，20年後將遠超美國。儘管中國科研人員在知識和經驗方面還有差距，但整體質量在不斷積累中會逐步提高。中國的研發投入現在僅是美國的1/3，但增長率數倍於美國，遲早將居世界第一。科技人才和研發投入的規模優勢，會是中國科技突飛猛進的堅實基礎。中國在2012年已成為全球最大的專利申請國。

很多人強調人口質量的重要性，但質量和數量並不對立。相同質量下，整體的力量與數量成正比，而且因為聚集和規模效應，更多數量反而可能伴隨更高的質量，比如人口密度大的地區，學生平均成績往往更好。長期處於低生育率下，孩子數量會持續衰減，人口老化不斷加劇，既降低人口數量也降低質量。在同樣的人口規模下，一個老態龍鐘的國家怎能競爭得過朝氣蓬勃的國家？當然，人口眾多確實會給治國能力帶來更大的挑戰，但這絕不意味著要犧牲人口規模來適應治國能力的不足。

人口與資源、環境、擁堵的關係

黃文政：

資源壓力是人口控制的理由之一，但生產和生活方式對資源消耗的影響遠超人口政策。1980至2010年，中國年能源消耗增長了400%多，而計劃生育僅少生一兩億人（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語），幅度不到15%。如果用控制人口的力度來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節省何止15%？！而且，資源的價值在經濟中的比例越來越低，現在不到5%。如手機、汽車、房屋、看病、旅遊等花費中資源佔比都微不足道。況且，當一種資源因稀缺變得昂貴時，尋找替代品會有利可圖；如果沒有替代品，生產和生活方式就會改變。一種資源稀缺到無法普遍使用就不再是資源了。資源本身並不存在物理極限；中國1.02%的荒漠鋪上太陽能光板，足以滿足2020年的電力需求，只是還無必要。

人口坍塌將降低中國的市場規模和國際影響力，弱化中國的議價能力，等於消減自己後代為他國節省資源，並置後代於弱勢。資源豐富當然利於國家安全，但維持安全需要發展經濟、厚植國力；人口坍塌適得其反。中國人均資源確實低於世界人均水平，但世界人均水平會被少數國家拉高而具誤導性。絕大部分國家，包括德、英、法、意對幾乎每項資源的人均佔有量都低於世界人均水平。在國土、淡水、森林、石油、煤炭和天然氣等資源上，中國的人均佔有量均居世界中間或靠前位置。除耕地外，人均資源高於中國的國家的總人口都不到世界一半，而且人均資源更高的國家並不比更低的國家發達。

中國的非交易性資源如耕地和淡水，在人口峰值時也足夠。中國是最大的資源進口國且保持貿易順差，說明中國的人口優勢超越了進口資源的價值。經濟越發達，人的貢獻在經濟中的比例越高，所以發達地區大都是輸入資源的人口集中地。美國發達的主因不是資源豐富，而是其人口密集地區的公司、大學、基礎設施。中國一些人均硬指標，如人均鋼鐵產量已接近甚至超過美國。目前差距主要在科技、軍事和軟實力上，支撐這些實力的是人而非資源。人口增加刺激需求，增強發現和開發資源的能力；煤炭、石油早年幾無價值。資源稀缺是推動技術進步的重要動力，減少人口來降低需求會抑制這種動力。

至於環境質量，生產和生活方式的影響遠超人口政策。如自駕車對環境的影響是公共交通的幾十倍，遠超人口政策。況且，人口少未必環境好。按綠十字組織2013年的排名，全球污染最重的十個地方一半在俄羅斯、烏克蘭、阿根廷等地廣人稀的國家，無一在中印。人會破壞、但也會改善環境。萊茵河在1970年前污染嚴重，經治理又恢復了清澈。洛杉磯從1943年至1980年代遭受霧霾之苦，但在治理後空氣逐步改善。1950到2000年，洛杉磯都市區人口從425萬增至1466萬，汽車增加數倍，但1977到1999年，一級污染天數從121降至零。經濟學研究表明，環境在工業化之初會惡化，但在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之前會改善；這得益於治理，而非污染源轉移。經濟發展會推升對環境質量的偏好，又提升治理的財力。人口坍塌則會降低治理的能力。

「人滿為患」是控制人口的直觀理由。但擁擠都在城市，且並非土地不夠；中國地級和以上約300個城市的建成區面積僅占國土0.3%，約佔耕地面積2.5%。人口聚集提高效率，而擁擠是效率的代價，與經濟發展水平而非全國人口高度相關。經濟越發達就越有意願和條件，既保持效率又讓城市寬鬆。富國哪怕地少人稠，城市也寬鬆；窮國哪怕地廣人稀，城市也擁擠。分析表明，對大城市擁擠度來說，全國人口減半所對應的差異，不如兩三年的經濟增長。中國人口世界最多，但根據可比數據，上海、北京、廣州、深圳的人口分別排在世界第5、11、12、24位，建成區密度在全球224個人口超過200萬的城市體中分別排第119、138、131、96位，僅中等水平。人口坍塌不能緩解大城市的擁堵。過去20多年，俄羅斯人口在衰減，莫斯科卻增加了數百萬人，交通擁堵超過北京。日本《國勢調查報告》稱，2005至2050年，目前有人的區域按一平方公里劃分，只有1.9%的區域人口會增加，其餘區域人口則會減少。如果中國人口降到幾億，中小城市會衰敗，年輕人會湧向大城市，既不能緩解大城市擁堵，也會減少可選擇的城市。

中華文明圈的人口佔比在急劇減少；東亞文明圈將面臨緊迫的「人口危機」

華人生育率全球墊底

黃文政：

無論是作為單一經濟體還是區域整合的主導者，中國的核心優勢就是語言相通、文化一致、聰明勤勞的眾多人口。這可以說是其他國家夢寐以求的優勢。但中國的這種優勢可能會在短短几代人中消滅殆盡。目前中國人口佔世界人口的19%，但年出生人口僅佔世界12%。在未來十年，23至28歲的生育旺盛期的中國女性數量將萎縮至目前的55.7%，而中國生育率則僅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備註：根據人口普查和抽樣調查數據，中國在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的生育率分別是1.18、1.04、1.26、1.25，但衛計委認為生育率在1.5至1.6；2013年世界平均生育率為2.46）。在這兩種因素疊加的影響下，只要一代人，即25到30年，中國年出生人口可能萎縮到世界的3.3%（即0.557*0.5*0.12）。就算立即全面放開並及時鼓勵生育能將生育率提升50%，那中國年出生人口也僅佔到世界5%。而且，低生育率具有巨大慣性，即便大力鼓勵生育，要把中國生育率提升到世界平均水平可能需要兩三代人，等到最終穩定下來時，中國年出生人口乃至中國人口佔世界的比例可能不足3%。

目前美國、英國、法國的生育率都處於或接近更替水平，遠高於中國，而且還吸引大量移民。在目前的人口趨勢下，中國的人口規模尤其是年輕人的數量，將少於由美國積極主導的、排除中國的TTIP和TPP所涵蓋的區域。美國在技術積累和文化多樣性上佔有優勢，而且背後有一個更大的西方世界在支撐，中國若再失去人口優勢，將可能被邊緣化。

而且，中國不只是一個國家，還代表著一種文化和文明。與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文明和印度文明相比，中華文明圈的人口在急劇減少。從全球範圍來看，目前整個東亞都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區域。在2013年，東亞各地的生育率分別是：緬甸1.94、越南1.74、泰國1.40、日本1.43、韓國1.19、新加坡1.19以及中國香港1.12、中國台灣1.07、中國澳門1.08。可見，東亞各地的生育率普遍低於更替水平，其中華人社會墊底。此外，在有海外華人的國家，華人生育率也普遍低於當地主流民族。比如，在美國和加拿大，華人生育率就顯著低於白人。

在中華文化圈，「多子多福」觀念曾深入人心，為何現在生育率全球墊底？我個人認為，一是中華文化圈特別注重孩子教育，加重了養育孩子的現實和情感負擔，既增加孩子的學業壓力，又使父母無力養育更多孩子。如果不能給孩子提供好的條件，有些華人寧願不要孩子。二是華人女性勞動參與率更高。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的國際數據，2010年中國女性勞動參與率接近70%，處於世界最高之列。大量女性參加社會工作，減少了撫養孩子的時間和精力。三是東亞國家的工作時間相對偏長。比如，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數據，韓國人2007年平均工作為2266小時，而同期法國人只工作1457小時。此外，西方國家出生的孩子有接近一半來自婚姻以外，比如美國為40.6%（2008年）、法國為52.6%（2008年）、英國為43.7%(2006年)，但這個現象在東亞非常罕見，如日本只有2.1%（2006年）。

雖然影響文明興衰的絕不僅是人口數量，還有基礎質量、組織能力和凝聚力等方面的因素，但人口數量是基礎，在其他因素相同時，文明的力量隨人口數量的增多而上升。雖然人口多並不一定表示會強大，但人口急劇萎縮則一定預示著衰亡。一個文明或種族，不論其科學、文化或社會發展的成就有多高，如果在繁衍後代上長期處於劣勢，最終必將沒落。西方社會學之父孔德就曾斷言，「人口即命運」。

亞洲各地是如何應對「人口危機」的

黃文政：

歐美和俄羅斯雖然在1970年以前也擁有高於更替水平的生育率，但從未限制生育。美國和英國雖然沒有明示的國內人口政策，但其實際措施起到的是鼓勵生育的作用；歐洲大陸則是在不遺餘力地鼓勵生育。相比之下，亞洲多地在西方思潮的影響下都經歷了反覆的人口政策，在高生育率時實施節育政策，在生育率持續走低後又轉而穩定生育水平並最終大都在鼓勵生育。

日本在1949年將流產合法化並取消孩子撫養補貼以抑制生育，生育率從1949年的4.34降至1974年的2.05。1974年，日本發布白皮書《日本人口動向——靜止人口》，希望穩定人口規模，但生育率持續下降。學術界普遍認為，長期低生育率導致的人口老化是日本經濟在1990年代後陷入長期萎靡的主因。1994年，日本通過「天使計劃」等措施開始鼓勵生育，但現在日本生育率仍只有1.4左右。2014年，日本政府宣布要將生育率提高至2.07。2015年，日本掛牌成立了「兒童育兒總部」，安倍首相訓示：「兒童是國家的寶物和未來。將努力使日本有更多的人嘗到生養孩子的喜悅。」

韓國在1962年至1995年間曾推廣小家庭鼓勵少生，生育率從5.79降至1.65。為此，韓國被稱為世界上最成功的計劃生育典範。但從1996年至2004年，韓國試圖將生育率穩定至替代水平，但生育率卻依然降至1.16。因此，自2005年起韓國開始推出各種政策鼓勵生育。

中國台灣在1964年成立了「家庭衛生委員會」，推行節育的政策；在1967年表示希望民眾生育不超過三個孩子；1971年起提出「兩個孩子恰恰好」的口號。從1984年開始，台灣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之下。1990年，台灣提倡「適齡結婚，適量生育」，但生育率依然一路下滑。從2012年開始，台灣擴大鼓勵生育的措施，提倡「三個孩子更熱鬧」，編列32億新台幣育兒津貼預算。近年，台灣生育率徘徊在0.9到1.3之間。

越南在1960年代開始實施「二胎化」政策，規定每對夫婦只能生兩個孩子；符合政策的家庭在購房、孩子入學、就醫等方面可得到優惠，生育三個或更多孩子的家庭則可能面臨處罰。2003年越南一度取消了生育限制，但2008年又重新恢復。

新加坡是一個城市國家，在人口快速增長的背景下，自1970年開始廣泛宣傳每個家庭只生兩個孩子，並通過合法墮胎、自願節育和一系列獎罰措施來節育並提倡優生優育，生育率從1971年的3.0降到1985年的1.61。到1986年，在認識到生育率的持續走低已經成為嚴重問題後，新加坡政府當機立斷，從控制生育轉為鼓勵生育。此後，新加坡不斷加大鼓勵生育的力度。目前，一個孩子從生下來到七歲可以拿到相當於71萬人民幣的各種補助。近年，新加坡生育率徘徊在1.2到1.3之間。

菲律賓在1971年通過人口法案，將家庭計劃納入國家發展戰略，之後經歷過多次調整。但由於天主教會的反對，菲律賓的政策更傾向於關注母親和孩子健康，而非降低生育水平。近幾年菲律賓的生育率為3.1，處於亞太地區最高之列。

伊朗生育率在1970年還高於6，伊斯蘭革命後還一度鼓勵多育。但1989年開始鼓勵只生兩個孩子的節育政策，生育率迅速降到2007年的1.87，位於中東最低。2012年，伊朗人口政策發生180度逆轉，取消所有人口控制的預算，轉而斥資1900億里亞爾（約合人民幣1000億元）用於鼓勵生育。伊朗國內有人認為之前的節育政策毀掉了伊朗的前途。

印度自1950年代就實施了相對柔性的節育政策，生育率從1960年的5.87降至1974年的5.16。1975年，印度總理英迪拉·甘地為了應對政治動蕩，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在該狀態持續的21個月中，印度採取誘使和強迫措施推行大規模絕育運動，激起了民眾的強烈不滿。這成為甘地在1977年大選中失敗的主因之一。之後，印度政府一再強調節育要遵循自願原則，並由各邦決定生育政策。目前，印度只有四個邦實行柔性的節育政策，比如在馬哈拉施特拉邦，邦政府工作人員最多只能生育兩個孩子。2012年，印度的生育率為2.5，略高於更替水平。對於印度將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這一前景，印度輿論持正面態度。從1980年至2015年，印度人口從7億增長到12.8億，而印度的人均預期壽命、識字率、大學生占人口的比例、人均GDP以及人均用電量等各項指標也都在穩步提升。

總之，亞洲多地曾經實施的節育政策大都非常柔性，主要是政府倡導少生並提供生育健康服務；預期目標一般是每家兩個孩子，對違反政策的家庭即使有處罰也非常輕微。目前生育率低於更替水平的國家，鼓勵生育的措施極為普遍。這些鼓勵措施似乎在慢慢發揮作用，日本和韓國的生育率近年都略有回升，但迄今還沒有一個國家成功地將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中國的生育限制政策遠比這些國家曾經實施的節育政策更嚴厲，時間也更長，而且中國目前的低生育率形勢又遠比這些國家當時停止節育時更嚴重。

中國人口思想和政策的變遷

李建新：

對於建國以來的人口規模變遷，不少人都有著嚴重誤讀。廣為流傳的看法是，中國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人口爆炸」是毛澤東批判馬寅初的結果，即「錯批一人誤增三億」，以及學習蘇聯推崇英雄母親以鼓勵生育的結果，並由此帶來了人口負擔。其實，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走上了工業化、現代化之路，如同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隨之進入了人口轉變時期。由於新中國成立以後全民醫療的「赤腳醫生」制度，使得人口健康素質得到了極大的提高，除了三年困難時期，中國人口的死亡率比一般發展中國家下降得更迅速、更穩定，中國人口在轉變初期就出現了「人口爆炸」現象。顯然，這主要是人口轉變過程中死亡率迅速下降的結果，而不是鼓勵生育的結果。

隨著政治和經濟形勢的演變，中國的人口思想和政策在不斷改變。新中國成立前夕，美國國務卿艾奇遜曾預言：「中國人口在18和19世紀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負擔的壓力。人民的吃飯問題是每個中國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個問題。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對此，毛澤東在其《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一文中給予嚴正的駁斥，並指出：「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蹟都可以造出來。」毛澤東認為生產力的發展受到舊生產關係的制約，倡導解放生產關係會推動生產力的發展，最終解決「人口問題」。從1949年到1954年，在毛澤東的人口觀和保護婦女健康的宗旨下，中國的人口政策體現在限制節育，包括嚴格限制機關部隊婦女打胎、嚴格限定絕育手術和人工流產的條件、要求節育葯具銷售報備、禁止生產和進口避孕用具和藥物。我個人認為，毛澤東的人口思想最精華的地方是他提出的「革命加生產」。所謂革命就是建立新制度，改變不合理的分配製度；所謂生產就是擴大生產，增大餡餅。這實際上是解決人口與發展問題的後兩種思路。

建國之後最早提出人口控制的文獻是1955年的《中共中央對衛生部黨組關於節制生育問題的報告的批示》。當時的提法是「節制生育是關係廣大人民生活的一項重大政策性的問題。為國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黨贊成適當地節制生育」。1957年2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中提到「要提倡節育，要有計劃地生育」，首次提出了「計劃生育」概念。

20世紀60年代，我國計劃生育開始局部實施。1962年12月中央下發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指示》，指出「提倡節制生育和計劃生育，不僅符合廣大群眾的要求，而且符合有計劃地發展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要求」。所以，「計劃生育」的提法首次出現在中共中央國務院文件中應是1962年。1966年1月《中共中央關於計劃生育問題的批示》文件中，進一步指出「實行計劃生育，是一件極為重要的大事。中央1962年曾經指示各級黨委加強領導，實行計劃生育；近幾年來的經驗證明，這不僅符合廣大群眾要求，而且符合有計劃發展我國各項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

20世紀70年代，我國計劃生育政策全面實施。1971年7月，國務院下發了《關於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報告》的51號文件，強調貫徹落實毛澤東「人類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計劃地增長」的指示。1973年7月，國務院建立計劃生育領導小組，把計劃生育辦公室從衛生部門單列出來，這一變化標誌著我國控制人口活動真正提到議事日程。中國在那時逐漸形成了以「晚、稀、少」為核心的生育政策：晚是指男25周歲、女23周歲結婚，城市可略高；稀是指生育間隔四年左右；少是指最多生兩個孩子。1978年，在五屆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的新憲法中，「國家提倡和推行計劃生育」第一次被納入法制範圍。1978年中央又下發了69號文件，明確提出「提倡一對夫婦生育子女數最好一個，最多兩個，生育間隔三年以上」。在計劃生育政策的作用下，我國的總和生育率由1971年的5.43迅速下降至1979年的2.75，接近了生育的更替水平。

1978年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確立了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綱領，提出了經濟增長到世紀末翻兩番的目標。1980年2月，新華社公布了宋健等人的《中國人口百年預測報告》，引起震動。該報告聲稱，如果生育趨勢不變，中國人口到2050年將達到40億。同年9月，人大三次會議提出了「全國總人口在本世紀末不超過12億」的控制目標。9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了《關於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要求所有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特別是各級幹部，用實際行動帶頭響應國務院的號召，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從此「獨生子女政策」在全國全面啟動和實施。

直到2013年11月9日十八大三中全會召開，我國現行計劃生育政策才有了微小的鬆動。同年11月15日發布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宣布了人口與生育政策的調整，提出「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啟動實施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逐步調整完善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被稱為「單獨二孩」的生育政策開始在各省份逐漸落地。據統計，截至2014年底，全國共有106.9萬對「單獨」夫婦申請再生育，2014年出生人口比2013年增加了不到50萬，大大少於此前「放開政策生育水平會大幅反彈」的預期。

如果要對中國這60多年的人口計劃生育政策進行評價，我個人認為，前30年是值得肯定的，後30年是要徹底否定的。這裡有兩個衡量標準：第一，是否干預了個人的生育自主權；第二，是否符合人口自身的發展規律。在前30年，我們認為人口是勞動力，是財富；而後30年，政策制定者則全盤接受了「人口是負擔」的預設。

西方對中國人口政策的態度

黃文政：

西方社會對中國人口政策的態度呈現多面性。西方本身是多元社會，各種思想理念和利益訴求錯綜複雜。從國家利益和文明競爭的角度來看，西方政治精英很清楚，中國人口優勢的喪失，有利於維持西方特別是美國的主導地位。2011年1月20日，在被問及中國是否會在2050年成為最強大國家時，基辛格回答說：中國每年保持9%的經濟增長率，沒有哪個國家能夠做到這一點。然而中國將由於計劃生育而在2030年開始出現巨大的人口危機，這種人口危機是其他國家都未曾有過的。因此，不能根據中國目前的發展趨勢簡單地推測中國將成為強國，沒有理由認為美國將落後於中國。

另一方面，出於對其價值觀的維護，西方對中國嚴厲的生育限制政策、特別是實施過程中的強制墮胎和絕育現象表達了批評，這點尤其表現在普通民眾的反應上。2011年8月，美國副總統拜登在四川大學演講時稱理解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這一表述在美國國內引起了軒然大波，受到其他政客和公眾人物的強烈批評。但總的來說，對於這個本可大肆炒作的議題，西方政府、媒體乃至學術界對中國人口政策基本是三緘其口。

西方對人口議題的多面性也體現在美國對聯合國人口基金會的態度上。該機構最初由美國主導成立，在很長時間裡，其大半資金由美國提供。但里根、布希和小布希三任總統都曾停止對基金會的捐贈，理由是其項目涉及中國、秘魯等國的強制結紮和墮胎手術。為此，美國和聯合國還派遣團隊來中國調查，最後得出了否定的結論。在美國停止對基金會捐助時，歐洲國家填補了美國的空缺，而美國的非政府組織，如「美國人支持聯合國人口基金會」也通過私人捐助來補償基金會的損失。到2009年，奧巴馬總統決定恢復對基金會的資助。

針對人口與資源、環境、生產能力之間的關係，從馬爾薩斯學說，到人口爆炸說，再到內生經濟學理論，國際學術界對人口的看法逐漸從負面轉向正面。在看待人口對國家利益和文明競爭的作用上，西方精英則一直有著清醒的認識和明確的戰略目標，但在具體行為上則越來越隱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