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歷史觀下的論述
大歷史觀下的論述---《萬曆十五年》書評
作者:任建
摘要:《萬曆十五年》是黃仁宇先生的代表作,而他的大歷史的觀念深入人心。「大歷史觀」是黃先生留給我們研究方法和一把鑰匙,《萬曆十五年》作者以淵博的知識結構高屋建瓴的解讀了那段歷史,為我們提供了一種不同以往的看歷史的方法。
關鍵詞:《萬曆十五年》、「大歷史觀」、皇帝、帝國、海瑞
《萬曆十五年》是黃仁宇先生的代表作,而他的大歷史的觀念深入人心。我本身的學歷史的,有著自己的對比鑒別的能力。讀的書不少,那些所謂的正經書經歷了歲月的積澱變的越發的不正經了。歷史是可以這樣寫的,歷史也必須這樣寫。歷史不是剝削、壓迫那麼簡單的,也不是上層建築、經濟基礎的簡單的概念,而是一個複雜的動態。讀黃先生的這個書,思想常常為之解脫,使人浮想聯翩,有欣喜若狂的感覺。現在多數人對於歷史的了解,毛時代的人論之曰「副科」,其實最不科學,世界上哪裡有「副科」的道理,比之人的四體五官,缺失那一個都不是完美。
這本書論述了萬曆十五年這個平常的年份裡面所發生的事情,以當時的要角鋪展,講述了不為常人所知或者注意的事情和事件。書里核心的人物乃是萬曆皇帝、首輔申時行、前首輔張居正、清官海瑞、大將戚繼光、異議人士李贄等。萬曆皇帝的怠政是出名的,但怠政的君主萬曆也不是第一個,但他卻是比較突出的一個。凡人認為皇帝是一個十全十美的職務,過著吃盡穿絕的奢侈生活,實在是人們自我的想像。曹操曾經把皇帝的地位比作火盆,真是十分的形象。雖然貴為天朝上國的君主,卻有著無盡的煩惱。這個一個有著性格缺陷的、孤僻的、狐疑的皇帝,幼年喪父,嚴格的宮廷教育壓抑了他的自由的人性。其實本朝的少年天子也不少,但作為教養最好的當屬萬曆了。作為首輔閣老的張居正既沒有周代周公與先王武王的親屬關係,也沒有後漢諸葛孔明與劉備的魚水關係,三顧之情。周公旦和諸葛亮的相位,都是其與先朝皇帝有著特殊的關係,一個貴為王叔,一個則是「相父」。而張居正的出現則完全是黨爭的結果,他是文官集團的相對的核心人物,他的出現是本朝的制度使然,本朝文官集團的互相傾軋、派系林立即使在本朝的開國的洪武朝就初見端倪,而皇帝樂於看到這樣的局面,成為最終的仲裁者,以顯示皇帝的英明。或許這不是一個壞事,比如在西方可以演變成兩黨制,可以變做處置良性的政治互動的遊戲規則或者政治安排,而東方的中國則不具備這樣的土壤也幾乎不可能。有這樣的想法則是在這個帝國消亡之後,部分知識分子的反思,比如黃宗羲他們。而落實踐行則是在400年之後的事情了。
這一點上,我們可以和唐代做比較,唐代的朋黨、宦官在明代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們的影子。張居正曾經自稱「攝政」的鐵腕人物,實則是出於皇帝的年幼及後宮、宦官的支持,是一個合力的結果,是處在了一個空巢期,他達到了有明以來閣老權位的最高峰。但實事求是的講,這個統治基礎的不牢靠的,雖然其行政效率達到了很大的高度,有著宏大的改革的企圖心,但避免不了人亡政息的結局。說到底,張居正依然是一個書生,並不是如何的老練。張自身演繹了一處世態炎涼的戲碼,生前的豪華和死後的悲涼超過了那個時代所有劇作家的想像。而後世的舞台上,張則成了一個奸臣,與嚴嵩站在同一個台階上,不能不說是一種歷史的宿命。張居正自有其可悲之處,他是一個性格張揚的人,也是一個睚眥必報的人。比如他對一些政敵的處置,簡直是如尋釁滋事的村婦,看不出政治家的寬闊胸襟來。皇帝對張居正的處置,自然有著他的政敵的慫恿,更多的則是一種露骨的清算和報復,可見其對年輕皇帝所造成的壓力,而張之於皇帝,則完全的是奴僕之於主人,而不是曹操、王莽之於漢帝,而皇帝的清楚的,張居正說到底只不過是一個忠心但多事的老管家而已,但必須犧牲這個已經死掉了的前任閣老,於是就要他他就上了十字架,以後的問題以後解決。只有把這個招牌打碎了,這個王朝的全部權柄才徹底地把握在這個年輕人的手裡。而皇帝的初衷是致力於大明王朝的復興,恢宏祖宗的大業,而其本人也不是一個庸才,他受到全國最好的教育,有著當時最一流的先生,雖然沒有步出過深宮,沒有接觸到這個帝國底層的農夫、小販等這樣的草根。但其本人的乾綱獨斷則是上天的賜予,他本人則被認為是「天生聖人」。他有做出一番事業的條件,但他晚年即將踐行的時候,卻和死亡臨近了。
其實最為皇帝煩惱的事情,乃是在「立嗣」的問題上和百官談不攏。皇后一直無出,按照本朝的制度,則立長子,而長子朱常洛的母親不得寵。他喜歡的是鄭貴妃所生的次子朱常潯,有廢長立幼的企圖。立嗣的問題,歷代皆有,最明顯的是唐朝的例子,而本朝與唐代卻大不同,唐太宗通過「玄武門政變」當上了太子,而其本人以自己的意志更換,選擇太子,唐高宗換皇后和太子,則被大臣稱之為「家事」,而本朝的成祖的「靖難之役」則很為後世所異議,這個是皇家的家醜,而太子在本朝被稱為「國本」,而爭取冊封朱常洛做太子的運動,被稱為「保國本」,居然持續了數十年。結果的太子朱常洛和福王朱常潯都沒有受到很好的教育,成為庸碌的人。歷史證明,短命的泰昌帝及荒淫的福王都不可能成為中興之主,甚至連守成都達不到。歷史是不容許假使的,即使聽任皇帝的意志改立福王為太子,帝國的後來則也好不到哪裡去。或許可以避免帝國消亡的時間延後幾十年,或許可以和西方有些微的交流互動,別的好不到哪裡去。帝國已經是山窮水盡,成了即將落山的太陽,病入膏肓,奄奄一息,無可就葯。
皇帝的怠政,與其說是與百官的嘔氣,更不如說是在與自己較勁,與這個帝國較勁。雖然他在深宮內,數十年不臨朝,不見臣工,但他在紫禁城的最深處用遙控器牢牢地控制著這個帝國。這樣的治國方式,和其祖父嘉靖皇帝、正德皇帝沒有什麼本質的區別。只是正德時期有劉瑾,有寧王的叛亂。而明武宗本人是一個喜歡出風頭貪玩的皇帝,而神宗則是一個把自己想像成真空的人。或許他是深居簡出的一個典型吧,即使今天的世界似乎他的幽靈還在。怠政的原因,或與他的性格有關係,我們中華文化的最高境界是「有」與「無」的爭論,化有為無,化無為有都需要及其高明的手腕。萬曆皇帝的確是一個非凡的皇帝,他有著洞察力,他有著自己的眼線,他提倡「無為而治」,也有著強硬的手腕,並且篤信道教佛教,踐行「房中術」,希望得道成仙。
帝國的官僚體系也是作者所關注的問題,明朝除了皇帝,他是這個帝國的真正擁有者,富有四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主人,而他的皇后皇妃都是官僚體系的一個部分,甚至他的家奴,即那些非男非女的閹人也是,即宦官。宦官干政是很厲害的,而他們卻往往為害甚深,比如汪直、劉瑾、魏忠賢等。皇帝出於對家奴的信任,而這樣的閹人一般沒有直系的嫡子,所以他們對皇帝的寶座不會覬覦。顯然,明朝統治者對於歷史有著很大的偏差,東漢和唐代的宦官之亂,他們似乎沒有吸取深刻的教訓。
黃先生在書中所提到的幾個部分,申時行、張居正、海瑞,戚繼光、俞大猷他們都是這個帝國體系中的重要的官員。在封建的時代,官員是維繫社會的中堅力量。官員的任用和選撥在本朝是有規矩可循的,比如選舉、京察等,都在有條不紊的進行。王朝的後期,吏治腐敗,上下維護,甚至賄賂公行,冗員甚多,嘉靖朝甚至有「民少相公多」的說法。而在這一個年份里,號稱明代第一清官的海瑞去世了。海瑞是這個官僚體系的另類,是一個典型。明朝的開國皇帝朱洪武給官吏開出了微薄寒酸的工資,須知下層的官員依靠這樣的薪水是連溫飽都解決不了的。洪武皇帝想當然地要官員們都一心地做公僕,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顯然一廂情願的想法,即使設立再多的皮場廟,也解決不了腐敗的問題。工資的微薄,官員們只能靠外快來解決問題,而欲壑總是填不平的。絕大多數的官員有著灰色的收入,尤其在京大大官僚。自然,像海瑞這樣的清官,「聖人官」也不在少數。我們翻閱史志,可以清晰地看到這一點。清官的要大書特書的,大鳴大放的,很顯然,吏治是出了問題。讓官員做窮光蛋不可以,做富翁呢?「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清代則走入到另一個極端。可以說在我們的帝國,乃是清官不絕如縷,而貪官、昏官是前赴後繼,連綿不絕。實在是很弔詭。其實,明代的官吏乃是中國曆朝素質最好的,他們受過正統的儒家的教育,刻苦努力,科舉出身的為多,熟知太祖皇帝的《大誥》,但一旦開戒,則比之洪水猛獸為厲害百倍。
海瑞被認為古怪的人,他是典型的儒家原教旨主義者,有著剛直不阿的性格,屢次被罷黜,顯然是與那個時代的主流精神有衝突,被官場當做異類。比如俞大猷有一次在宴會上以玩笑的口吻說,海瑞的母親生日,僅僅買了二斤豬肉啊。現在我們想,這個話有問題。現在高明的歷史學家說海瑞是一個穆斯林,而買豬肉的行為是不可以想像的。海瑞是不是穆斯林,或許需要考證。但這樣的冷笑話,則說明了當時官場的一個生態,大有「以貪污腐敗為榮,以勤儉節約為恥」的態勢。而海瑞顯然是不信邪的人,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羨慕太祖時代的清廉的政治風氣,一生都在矢志不渝地追求,成了實際上的空想家。他的不切實際僵硬保守的執政風格也為人所詬病。縱觀海瑞的一生,他除了耿直不阿外,似乎沒有什麼印象深刻的遺產,但這就足夠了。還是因為朝廷的制度違背了人的正常的要求,造就出當然也是一批古怪的人。一些古怪的行為自然也就帶入到工作中,帶入到衙門裡。因為在封建時代,官員的公德和私德是一體的,更是以此來維繫社會的穩定。如此等等。
歷史固然是要有朝代的政治、經濟文化脈絡等,似乎成了客套,理不出什麼新的頭緒來,把歷史當成了棋譜,是不不適宜的。黃先生則從各色人物的命運梳理出帝國所潛在的問題,而它已經不可救藥了。比如執政者必然會高瞻遠矚,首輔申時行因為一時的妥協放棄了剿滅努爾哈赤的機會而使其坐大,最終成了大明帝國的掘墓人。我們國家的歷史上這樣不能夠防微杜漸的事情,養虎為患的事情是何其的多啊,真的令人反思。
很顯然的,書中不止一次的提到「我們的帝國」,指的的「大明皇帝」的國家,而非「西方之帝國」。我們帝國完全有著屬於自己的、東方式的、儒學式的運作和鐘擺方式,雖千年而如是,一直到今天。這是一個體制的問題,更是文化問題,深的說是我們民族基因的問題。
「大歷史觀」是黃先生留給我們研究方法和一把鑰匙,《萬曆十五年》作者以淵博的知識結構高屋建瓴的解讀了那段歷史,為我們提供了一種不同以往的看歷史的方法,著眼雖小,意涵卻大,見微知著,現實了認知的深度和理性的智慧。我們需要跳出當前視野的局限,把目光放到更加廣闊和深刻的時代背景中去了解歷史,正視現在,開創未來,以了解真正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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