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歷史觀下的論述

06-22

大歷史觀下的論述---《萬曆十五年》書評

作者：任建

摘要：《萬曆十五年》是黃仁宇先生的代表作，而他的大歷史的觀念深入人心。「大歷史觀」是黃先生留給我們研究方法和一把鑰匙，《萬曆十五年》作者以淵博的知識結構高屋建瓴的解讀了那段歷史，為我們提供了一種不同以往的看歷史的方法。

關鍵詞：《萬曆十五年》、「大歷史觀」、皇帝、帝國、海瑞

《萬曆十五年》是黃仁宇先生的代表作，而他的大歷史的觀念深入人心。我本身的學歷史的，有著自己的對比鑒別的能力。讀的書不少，那些所謂的正經書經歷了歲月的積澱變的越發的不正經了。歷史是可以這樣寫的，歷史也必須這樣寫。歷史不是剝削、壓迫那麼簡單的，也不是上層建築、經濟基礎的簡單的概念，而是一個複雜的動態。讀黃先生的這個書，思想常常為之解脫，使人浮想聯翩，有欣喜若狂的感覺。現在多數人對於歷史的了解，毛時代的人論之曰「副科」，其實最不科學，世界上哪裡有「副科」的道理，比之人的四體五官，缺失那一個都不是完美。

這本書論述了萬曆十五年這個平常的年份裡面所發生的事情，以當時的要角鋪展，講述了不為常人所知或者注意的事情和事件。書里核心的人物乃是萬曆皇帝、首輔申時行、前首輔張居正、清官海瑞、大將戚繼光、異議人士李贄等。萬曆皇帝的怠政是出名的，但怠政的君主萬曆也不是第一個，但他卻是比較突出的一個。凡人認為皇帝是一個十全十美的職務，過著吃盡穿絕的奢侈生活，實在是人們自我的想像。曹操曾經把皇帝的地位比作火盆，真是十分的形象。雖然貴為天朝上國的君主，卻有著無盡的煩惱。這個一個有著性格缺陷的、孤僻的、狐疑的皇帝，幼年喪父，嚴格的宮廷教育壓抑了他的自由的人性。其實本朝的少年天子也不少，但作為教養最好的當屬萬曆了。作為首輔閣老的張居正既沒有周代周公與先王武王的親屬關係，也沒有後漢諸葛孔明與劉備的魚水關係，三顧之情。周公旦和諸葛亮的相位，都是其與先朝皇帝有著特殊的關係，一個貴為王叔，一個則是「相父」。而張居正的出現則完全是黨爭的結果，他是文官集團的相對的核心人物，他的出現是本朝的制度使然，本朝文官集團的互相傾軋、派系林立即使在本朝的開國的洪武朝就初見端倪，而皇帝樂於看到這樣的局面，成為最終的仲裁者，以顯示皇帝的英明。或許這不是一個壞事，比如在西方可以演變成兩黨制，可以變做處置良性的政治互動的遊戲規則或者政治安排，而東方的中國則不具備這樣的土壤也幾乎不可能。有這樣的想法則是在這個帝國消亡之後，部分知識分子的反思，比如黃宗羲他們。而落實踐行則是在400年之後的事情了。

這一點上，我們可以和唐代做比較，唐代的朋黨、宦官在明代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們的影子。張居正曾經自稱「攝政」的鐵腕人物，實則是出於皇帝的年幼及後宮、宦官的支持，是一個合力的結果，是處在了一個空巢期，他達到了有明以來閣老權位的最高峰。但實事求是的講，這個統治基礎的不牢靠的，雖然其行政效率達到了很大的高度，有著宏大的改革的企圖心，但避免不了人亡政息的結局。說到底，張居正依然是一個書生，並不是如何的老練。張自身演繹了一處世態炎涼的戲碼，生前的豪華和死後的悲涼超過了那個時代所有劇作家的想像。而後世的舞台上，張則成了一個奸臣，與嚴嵩站在同一個台階上，不能不說是一種歷史的宿命。張居正自有其可悲之處，他是一個性格張揚的人，也是一個睚眥必報的人。比如他對一些政敵的處置，簡直是如尋釁滋事的村婦，看不出政治家的寬闊胸襟來。皇帝對張居正的處置，自然有著他的政敵的慫恿，更多的則是一種露骨的清算和報復，可見其對年輕皇帝所造成的壓力，而張之於皇帝，則完全的是奴僕之於主人，而不是曹操、王莽之於漢帝，而皇帝的清楚的，張居正說到底只不過是一個忠心但多事的老管家而已，但必須犧牲這個已經死掉了的前任閣老，於是就要他他就上了十字架，以後的問題以後解決。只有把這個招牌打碎了，這個王朝的全部權柄才徹底地把握在這個年輕人的手裡。而皇帝的初衷是致力於大明王朝的復興，恢宏祖宗的大業，而其本人也不是一個庸才，他受到全國最好的教育，有著當時最一流的先生，雖然沒有步出過深宮，沒有接觸到這個帝國底層的農夫、小販等這樣的草根。但其本人的乾綱獨斷則是上天的賜予，他本人則被認為是「天生聖人」。他有做出一番事業的條件，但他晚年即將踐行的時候，卻和死亡臨近了。

其實最為皇帝煩惱的事情，乃是在「立嗣」的問題上和百官談不攏。皇后一直無出，按照本朝的制度，則立長子，而長子朱常洛的母親不得寵。他喜歡的是鄭貴妃所生的次子朱常潯，有廢長立幼的企圖。立嗣的問題，歷代皆有，最明顯的是唐朝的例子，而本朝與唐代卻大不同，唐太宗通過「玄武門政變」當上了太子，而其本人以自己的意志更換，選擇太子，唐高宗換皇后和太子，則被大臣稱之為「家事」，而本朝的成祖的「靖難之役」則很為後世所異議，這個是皇家的家醜，而太子在本朝被稱為「國本」，而爭取冊封朱常洛做太子的運動，被稱為「保國本」，居然持續了數十年。結果的太子朱常洛和福王朱常潯都沒有受到很好的教育，成為庸碌的人。歷史證明，短命的泰昌帝及荒淫的福王都不可能成為中興之主，甚至連守成都達不到。歷史是不容許假使的，即使聽任皇帝的意志改立福王為太子，帝國的後來則也好不到哪裡去。或許可以避免帝國消亡的時間延後幾十年，或許可以和西方有些微的交流互動，別的好不到哪裡去。帝國已經是山窮水盡，成了即將落山的太陽，病入膏肓，奄奄一息，無可就葯。

皇帝的怠政，與其說是與百官的嘔氣，更不如說是在與自己較勁，與這個帝國較勁。雖然他在深宮內，數十年不臨朝，不見臣工，但他在紫禁城的最深處用遙控器牢牢地控制著這個帝國。這樣的治國方式，和其祖父嘉靖皇帝、正德皇帝沒有什麼本質的區別。只是正德時期有劉瑾，有寧王的叛亂。而明武宗本人是一個喜歡出風頭貪玩的皇帝，而神宗則是一個把自己想像成真空的人。或許他是深居簡出的一個典型吧，即使今天的世界似乎他的幽靈還在。怠政的原因，或與他的性格有關係，我們中華文化的最高境界是「有」與「無」的爭論，化有為無，化無為有都需要及其高明的手腕。萬曆皇帝的確是一個非凡的皇帝，他有著洞察力，他有著自己的眼線，他提倡「無為而治」，也有著強硬的手腕，並且篤信道教佛教，踐行「房中術」，希望得道成仙。

帝國的官僚體系也是作者所關注的問題，明朝除了皇帝，他是這個帝國的真正擁有者，富有四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主人，而他的皇后皇妃都是官僚體系的一個部分，甚至他的家奴，即那些非男非女的閹人也是，即宦官。宦官干政是很厲害的，而他們卻往往為害甚深，比如汪直、劉瑾、魏忠賢等。皇帝出於對家奴的信任，而這樣的閹人一般沒有直系的嫡子，所以他們對皇帝的寶座不會覬覦。顯然，明朝統治者對於歷史有著很大的偏差，東漢和唐代的宦官之亂，他們似乎沒有吸取深刻的教訓。

黃先生在書中所提到的幾個部分，申時行、張居正、海瑞，戚繼光、俞大猷他們都是這個帝國體系中的重要的官員。在封建的時代，官員是維繫社會的中堅力量。官員的任用和選撥在本朝是有規矩可循的，比如選舉、京察等，都在有條不紊的進行。王朝的後期，吏治腐敗，上下維護，甚至賄賂公行，冗員甚多，嘉靖朝甚至有「民少相公多」的說法。而在這一個年份里，號稱明代第一清官的海瑞去世了。海瑞是這個官僚體系的另類，是一個典型。明朝的開國皇帝朱洪武給官吏開出了微薄寒酸的工資，須知下層的官員依靠這樣的薪水是連溫飽都解決不了的。洪武皇帝想當然地要官員們都一心地做公僕，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顯然一廂情願的想法，即使設立再多的皮場廟，也解決不了腐敗的問題。工資的微薄，官員們只能靠外快來解決問題，而欲壑總是填不平的。絕大多數的官員有著灰色的收入，尤其在京大大官僚。自然，像海瑞這樣的清官，「聖人官」也不在少數。我們翻閱史志，可以清晰地看到這一點。清官的要大書特書的，大鳴大放的，很顯然，吏治是出了問題。讓官員做窮光蛋不可以，做富翁呢？「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清代則走入到另一個極端。可以說在我們的帝國，乃是清官不絕如縷，而貪官、昏官是前赴後繼，連綿不絕。實在是很弔詭。其實，明代的官吏乃是中國曆朝素質最好的，他們受過正統的儒家的教育，刻苦努力，科舉出身的為多，熟知太祖皇帝的《大誥》，但一旦開戒，則比之洪水猛獸為厲害百倍。

海瑞被認為古怪的人，他是典型的儒家原教旨主義者，有著剛直不阿的性格，屢次被罷黜，顯然是與那個時代的主流精神有衝突，被官場當做異類。比如俞大猷有一次在宴會上以玩笑的口吻說，海瑞的母親生日，僅僅買了二斤豬肉啊。現在我們想，這個話有問題。現在高明的歷史學家說海瑞是一個穆斯林，而買豬肉的行為是不可以想像的。海瑞是不是穆斯林，或許需要考證。但這樣的冷笑話，則說明了當時官場的一個生態，大有「以貪污腐敗為榮，以勤儉節約為恥」的態勢。而海瑞顯然是不信邪的人，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羨慕太祖時代的清廉的政治風氣，一生都在矢志不渝地追求，成了實際上的空想家。他的不切實際僵硬保守的執政風格也為人所詬病。縱觀海瑞的一生，他除了耿直不阿外，似乎沒有什麼印象深刻的遺產，但這就足夠了。還是因為朝廷的制度違背了人的正常的要求，造就出當然也是一批古怪的人。一些古怪的行為自然也就帶入到工作中，帶入到衙門裡。因為在封建時代，官員的公德和私德是一體的，更是以此來維繫社會的穩定。如此等等。

歷史固然是要有朝代的政治、經濟文化脈絡等，似乎成了客套，理不出什麼新的頭緒來，把歷史當成了棋譜，是不不適宜的。黃先生則從各色人物的命運梳理出帝國所潛在的問題，而它已經不可救藥了。比如執政者必然會高瞻遠矚，首輔申時行因為一時的妥協放棄了剿滅努爾哈赤的機會而使其坐大，最終成了大明帝國的掘墓人。我們國家的歷史上這樣不能夠防微杜漸的事情，養虎為患的事情是何其的多啊，真的令人反思。

很顯然的，書中不止一次的提到「我們的帝國」，指的的「大明皇帝」的國家，而非「西方之帝國」。我們帝國完全有著屬於自己的、東方式的、儒學式的運作和鐘擺方式，雖千年而如是，一直到今天。這是一個體制的問題，更是文化問題，深的說是我們民族基因的問題。

「大歷史觀」是黃先生留給我們研究方法和一把鑰匙，《萬曆十五年》作者以淵博的知識結構高屋建瓴的解讀了那段歷史，為我們提供了一種不同以往的看歷史的方法，著眼雖小，意涵卻大，見微知著，現實了認知的深度和理性的智慧。我們需要跳出當前視野的局限，把目光放到更加廣闊和深刻的時代背景中去了解歷史，正視現在，開創未來，以了解真正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