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學者激辯：我們時代的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

八位學者與論壇主辦方合影。攝影：賀春祿

前言：

這是一個科學昌明的時代，也是一個科學精神堪憂的時代。

人造航天器可以飛越50億公里探測太陽系的邊緣，基因編輯技術已經能夠在分子層面改變生命本身，觸手之間我們可以連接整個世界……如今，科技的發展深刻地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工作、溝通的方式。

然而，我們同時看到，「偽大師」大行其道，轉基因爭論撕裂整個社會，「諾貝爾哥」熱炒讓引力波發現黯然無光，「公民科學素質基準」的出台飽受詬病，中國社會普遍缺乏科學精神的真實底色暴露無遺。

《知識分子》主編饒毅曾對此不無擔憂：科學在精神上是否根植我國文化，科學在實質上是否成為我國發展的支柱，在今天仍待商榷。

這是一個物質豐盛的時代，精神的演進卻未能同步。

自1990年代人文精神大討論後，經歷市場經濟洗禮被分解的社會如何抵抗資本和市場的碾壓？傳統文化如何創造性地實現現代轉型，日益強大的中國如何與世界對話？在經濟結構轉型的今天，當創新的話語代替了革命話語，當科技一往無前地大踏步單向度前進時，人們在爭相追逐浪尖上的舢板，身心兩端的彷徨與焦慮卻如身下洶湧的大海。

在這樣的背景下，《知識分子》與上海《文匯報》特別策劃「科學精神對話人文精神」跨界論壇，邀請到來自科學與人文兩大領域的八位學者，5月7日，會聚「文匯講堂」第100期進行了兩場對話。八位學者分別是：《知識分子》主編、神經生物學家魯白，黑洞、宇宙學專家張雙南，人工智慧專家張崢，數論專家、詩人蔡天新，法學家季衛東，音樂學家楊燕迪，認識論專家郁振華，元史專家姚大力。

撰文|李曉明

責編|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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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跨界的話題，迎來了一個跨界的主持人。

科學研究是一項人的活動，但在主持人魯白（《知識分子》主編、清華大學醫學院終身教授、神經生物學家）看來不僅僅如此，他將之視為一種精神生活方式，「它是創造、想像、觀察、分析、推理、演繹、歸納等等智識生活要素的綜合體現，代表了更高階段的生活追求。我為擁有這樣的生活而深感欣慰和幸福。」

在當天上午的演講中，魯白饒有趣味地解讀了人的物質生活、情感生活、智識生活和精神生活背後可能的神經科學原理和若干有意思的科學發現。

《知識分子》主編、神經生物學家魯白

在下午的對話環節里，學者們對於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理解幾乎一致：科學精神可以概括為實事求是的探索精神和超越前人的創新精神。而人文精神則是在追求人的本性過程中對人的價值、人生意義的追尋。季衛東（上海交大凱原法學院院長、法學家）進一步強調，人文精神的兩個重要維度在於個人自由與共同體的善。

上海交大凱原法學院院長、法學家季衛東

對於科學與人文的交互，魯白在開場白中談道：「科學裡面有兩樣跟人文科學非常相似，一是批判精神，另一個是民主精神，就是要能容忍、包容各種不同的觀點。」

「人文和科學很多時候相互融合的」，數論專家蔡天新侃侃而談，音樂和代數自古希臘開始就是關於數字1到7的學問，而透視學原理則由文藝復興時畫家L·B·阿爾貝蒂提出，並促成了後來射影幾何學的誕生。「幾何就像繪畫一樣，熏陶了我詩歌的畫面感。音樂感很強的詩歌容易被翻譯成另一種語言。」蔡天新說。

「我特別好奇，用數學家的邏輯思維如何寫出富有激情的浪漫詩篇？」面對主持人的提問，蔡天新談到自己的體驗，「我並非按照數學邏輯來寫詩。數學的理性與詩歌的感性之間有一個共同點，即自由。數學家靠一張紙、一支筆就可以構想，詩歌也一樣。過去5年，是我數學研究最有靈感的5年，這得益於我寫作和旅行帶來的想像力。撰寫經典數學家的人生也提升了我的眼界。體驗需要時間，並非所有數學家都在40歲前做出最好研究的。」

浙江大學數學學院教授、數論專家、詩人蔡天新

而來自人文之家，兼作詩、攝影、彈琴、對弈多項才藝的「文藝理工男」張崢認為，藝術對於科學來說是了解自己的工具。

「比如攝影，其實不是在拍其他，而是在拍自己。結構上的動感讓人有慾望去交流。我覺得藝術既是對結構的遵循，也是對其有意義的破壞。」張崢舉例說，三個伯克利大學的博士生建立一個音樂分析網站，海量下載樂曲，分析其背後的和弦進程，雖然有變化但都有相同結構。如250多年前莫扎特的《小星星變奏曲》傳世已久，但現代版的爵士鋼琴對其和弦進程做了調整，依然很美。

「藝術家的作品可以供我們了解大腦的途徑」，張崢表示，「通感」的表現手段極為豐富和怪異，「對納博科夫來說，字是有味道的，就像對李斯特來說音樂是有顏色的。一般以為是客觀的時間，在達利繪畫《永恆的記憶》里是主觀的。」

然而，對於科學與人文並進，張崢認為，「這只是一個美好善良的願望」，對話結束後他在朋友圈裡寫道：「兩者的衝突，尤其表現在科學哲學對真相的鐵血追求和人文精神要保證的自由，是無法調和的」。

他進一步舉例解釋道：如果真相帶來毀滅，人文寧願不要真相；按照貝葉斯理論，真相必須隨事實的發現做修改，前提是先驗不為零，這是所有做科學的人都爛熟於胸的——但人文要求先驗為零是可選的自由（比如，只有上帝只有科學都是為零的例子）。

上海紐約大學計算機系終身教授、人工智慧專家張崢

「科學」、「人文」作為人類精神兩大活動場域，在當今全球化、複雜化、網路化，人工智慧和科技革命的大環境下，內涵和外延有何變化？

「今天強調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有它特定的時代背景」，法學家季衛東解釋道：一方面，「創新驅動」是當前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必然方向；另一方面，中國和世界都面臨500年一次的大轉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軟實力如何相應提升？一方面我們要以新的啟蒙運動、文化自省，改變原有的精神結構，另一方面需要提供一個引領未來世界發展的新的思想框架。

「總之，經濟創新，文藝復興，是我們討論科學與人文之間關係的重要背景。」季衛東強調。

然而，建成羅馬城並非一日之功。魯白表示，西方世界經歷了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工業革命，出現了牛頓、達爾文、愛因斯坦等一系列大科學家，科學精神始蔚然而興。中國雖然「五四」運動，但對舶來品的借鑒並沒有進入完成時態。

蔡天新則持不同看法，他強調，科學精神在中國並非完全的舶來品。總結先秦數學知識的《周髀算經》已經提到勾股定理，《周禮》的「六藝」中就包括算術和藝術；哲學家惠施學說中包含「無窮大」的原理，墨子也是一個數學家。然而，數學與科學的內容不見於孔孟著作，在漢代獨尊儒術後始告式微。

季衛東則試圖從法律角度回應著名的「李約瑟之問」：中國沒有市場經濟，沒有知識產權的保護，市場邏輯服從政治邏輯，這些都是原因。因此建立一套法治體系非常重要。

季衛東說，「五四運動」提出民主與科學，但是少了自由；改革開放之後，作為自由基礎的市場逐漸壯大，但需要穩定的制度基礎才可有效運作。所以，新啟蒙運動要在「德先生、賽先生」之外加上「馬　(Market)、羅　(Law)」兩先生。

面對科技革命的挑戰，張崢談到，人和人工智慧並存的未來，很可能比想像中來得快。人工智慧顛覆人類秩序的可能前景，是對我們在哲學和法律上的挑戰，應該早做準備。

「技術發展到一定階段可能反噬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衝突，比如人工智慧的無情、大數據對個人意志的替代」，季衛東表示，要防止技術反控人類，把人變成技術的工具。

季衛東強調要從複雜系統的角度重新認識中國法律秩序，並根據現實條件建立某種場景化的體制，把傳統的情境化思維和情境化倫理與科學精神結合起來，尋找一種與21世紀的全球化、網路化、風險化實際情況相適應的新型人文精神。

季衛東表示，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思路是加強對話和溝通，允許複數的主張之間進行論證的競爭，通過可反證、可撤銷的理性和實驗的檢驗過程來凝聚共識，用「雙重可撤銷性」的制度設計來解決「雙重不確定性」的問題。

此外，季衛東認為還要藉助認知科學的方法充分認識人們行為原理和大腦的功能區域和機制，為法律的制定和實施奠定行為科學的基礎，不僅僅從懲罰和獎賞的層面，而且從動機、記憶、德性等更深層面來理解人們為什麼遵守規則的問題。他呼籲重新認識科學精神、人文精神以及法治精神，進而推動體制和制度的創新。

左起依次為張崢、蔡天新、季衛東、魯白。攝影：賀春祿

音樂學家楊燕迪談到，科學創新，在於不斷發現新的事實和新的證據，超越前人的認識，而藝術創新則在不斷修改規則、改變目標，發現人性的不同側面，對人的生存狀態有深切體驗，發現新的意義，並非都是後人超越前人。

上海音樂學院副院長、音樂學家楊燕迪

姚大力也認為應該對人文創新與科學創新有所區別。他表示，科學的通用性及其無上權威很容易引發唯科學主義傾向。用科學領域內的創新尺度去衡量並要求人文學科，就可能導致人文精神的衰微。

「人文思考追求的是意義，要靠良知和智慧來推進；而智慧是不會逐代增長的。人文領域的創新經常要回到傳統，從傳統、尤其是它的「軸心時代」去尋找回應或解決新時代所面臨的各種問題的原創性資源。」姚大力進一步解釋說，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傳統是自足的，或者中國文化的現代轉型可以完全靠中國文明的內生資源來實現。但是各種必要的外來文化因素只有在經過清理的、因而也是健康的傳統基盤之上，才能被「接活」，才能與本土文明血脈相連，結為一體。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元史專家姚大力

「所謂創新的迷思，是指對創新的扭曲甚至是錯誤的看法。撇開價值導向談創新是一種迷思，割斷與傳統的聯繫談創新是另一種迷思。」 郁振華說，消極而言，傳統是創新的包袱，積極而言傳統是創新的資源。

楊燕迪在對話中也反思音樂領域正面臨著巨大的「創新的困惑」。他談到，進入20世紀，人類進步的步伐越來越快。現代文明突出的表徵就是不斷追求進步，西方的影響非常強大，而西方的時間概念是完全線性的，不走回頭路的。但這個過程值得反思的是：在藝術中，為什麼20世紀之後的音樂很難進入我們的日常生活？　

「因為不斷追求語言的創新，不允許在音樂當中出現原有的要素，這是典型的文藝復興後乃至啟蒙運動之後創新驅動的意識形態」，楊燕迪認為，創新由此走到了最邊界。他說，「對於未知世界的探索永遠有合理性，但在語言探索過程中，音樂似乎喪失了與人類生命體驗的關聯，因此要反思沒有價值引導作支撐的創新。」

楊燕迪指出，在藝術中，最有價值的創新是和傳統緊密結合的，一般判斷創新到底有沒有價值，最終還是通過歷史縱向的價值判斷所決定。

科學家張雙南則表示，技術創新是彌補缺陷，創造不常見，科學創新是來彌補修正以前理論的缺陷，發現不常見。但創新不一定都是好的事情，「沒有缺陷的創新才真正是好的創新」，他強調，我們要有區分好創新和壞創新的能力，好的創新就是沒有缺陷的創新，就是美的創新。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院研究員，黑洞、宇宙學專家張雙南

「這就提出了創新的價值導向問題」，郁振華就此話題進一步展開，創新不是一味地求新求異，而是需要價值的范導。只有那些提升人性的創新才是可取的，而那些導致人性墮落的創新則是需要避免的。對創新而言，人文精神的指引不可或缺。

「除了人類以外，宇宙當中還有沒有智慧的文明？我們有沒有辦法和他們溝通甚至訪問？」一位美國教授曾採訪張雙南。對於第一個問題，張雙南給出了肯定的回答，「這有學術上嚴格的論證」。對於第二個問題，他卻給出了一個悲觀的預言：人類在技術創新上的能力過強而沒有約束，也許人類文明在地球上的存在不會超過500年，而在如此短的時間裡，顯然無法與外星生命取得通訊聯絡。

郁振華對此表示認同，他回應道：毫無節制的、缺乏價值范導的技術創新確實有可能將人類帶向毀滅的不歸路。在這個技術支配一切的時代，對技術的反思可謂當務之急。由於基因技術、人工智慧等事關人類命運，把所有人都捲入其中，所以反思不只是學者的任務，更需要大眾的參與。一種開明的公共討論或許有助於我們發現解決之道。

華東師大哲學系系主任 、認識論專家郁振華

在全天的討論總結中，郁振華提到了著名的「斯諾問題」——科技知識分子和人文知識分子正在分化為兩個言語不通、社會關懷和價值判斷迥異的群體，這必然會妨礙社會和個人的進步和發展。

這是1959年5月，著名的英國科學家C.P.斯諾在劍橋大學作了題為《兩種文化與科學革命》的講演中提到的 「兩種文化」的焦慮，並很快成為世界範圍內的議題。

「今天，人文學者走出書齋，科學家們走出實驗室，就是對『斯諾問題』的一種回應，這是非常有意義的。」郁振華說。

在總結中，郁振華強調，「對兩者（科學與人文）的差異的理解可能更為重要」。首先，兩類知識探討的方式是不一樣的。自然科學對世界以第三人稱，即旁觀者的視角去理解，目標是要把握事物的因果關係或背後的機制，發現規律。其思想程序通過觀察、實驗獲得經驗材料，在此基礎上構建假說，假說很大程度上需要數學語言表述，接著加以驗證，或者是證實，或者是證偽。近代以來，自然主義進路獲得了巨大成功，為我們提供了一幅關於世界的完整圖景。自然主義漸漸成為近代以來主導性的世界觀。

他進一步解釋，而人文學科的特點是，沒有辦法繞開第一人稱「我」這個參與者、行動者的立場，來觀照人類生活及其生活的世界。其目標不是把握事物的因果關係、機制，而是要把握意義世界，而意義世界的核心是價值。所以價值、目的、意義、理想這些範疇是人文學術最核心的關切。在天演的歷程中出現了人，在自然主義的宇宙背景下出現了意義世界，怎麼處理好自然世界和意義世界的關係？這可能是哲學需要面對核心的問題。為了探索意義世界，人文科學的方法也和自然科學不同，它更多強調體驗、移情、詮釋等，試圖在對人性的深度開掘中，闡明意義，創造價值。

郁振華總結道，人類擁有兩套不同的探究方式，即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由此發展出的兩種精神，即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是要大力發揚的；但從中衍生出的兩種偏差，即科學萬能論和人類中心主義，則是需要警惕和克服的。

科學主義或者說科學萬能論，其基本主張是認為用科學方法可以解決從自然到社會、人生和宇宙的所有問題。事實上，自然主義進路能夠解決事實問題，卻不能解決規範問題；能夠揭示事物的因果關係、規律或機制，卻無法揭示人生的意義和價值。

人文研究旨在探索意義世界，指向價值創造。人類有一些基本的價值，如自由、正義、真理等，如儒家講仁愛，道家講自然，佛家講慈悲。人的尊嚴，就建立在這些基本價值之上。但是，如果擺不正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在此方向上也會產生偏差，在歷史上確實也出現過崇拜人類的「人道教」，在當下的語境中，特別要警惕的一種偏差是人類中心主義。

人類在追求人的繁榮的同時，考慮了其他物種的繁榮嗎？郁振華舉例說，《中庸》不僅講「成己」，而且講「成物」，這種古典智慧，對於身處生態危機的我們而言，不是一個很好的提醒嗎？

左起依次為張雙南、姚大力、楊燕迪、郁振華。攝影：賀春祿

本文據論壇現場記錄整理，嘉賓觀點未經本人審閱，部分內容參考《文匯報》5月19日相關報道，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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