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細節——杜君立作品

　　從世界歷史——特別是近現代史來看，民主作為一種文明理念，最早出現在基督教國家，尤其是更具備啟蒙精神的新教國家，率先通過資本主義的現代發展道路實現了民主和自由。相比之下，那些非基督教國家面對民主思潮，大多有些水土不服，有些甚至對民主思想充滿敵視。從這種意義上來說，基督教思想與民主思想具有高度的同構性，雖然一個是宗教，一個是政治。

　　在《新約福音書》里，法利賽人問耶穌，他是否要給羅馬帝國納稅，耶穌回答說：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與大多數東方帝國的政教合一不同，中世紀歐洲的基督教會是世俗政治權威之外的另一個政治權威，它本身就是一種強大的政治力量，甚至有時候和帝國爭奪歐洲的政治最高權力。教會與帝國不同，「除了主耶穌基督，教會沒有其他元首」。羅馬帝國崩潰之後，沒有歐洲帝國的歷史中，教會在事實上就是歐洲的最高政治中心。各國君主的世俗政府從名義上只是由上帝授權的實體。在「君命神授」時代，宗教是一切世俗權力的合法性來源。雖然教會的權威更多體現在精神和文化方面，但這並不妨礙它對政治權力的制約，宗教信仰對世俗權力的超脫，使歐洲政治避免了亞細亞式的絕對專制主義，學術自由與議會制度得以傳承。

　　一

　　英國思想家洛克指出，「地方行政官的整個權力只能涉及這些世俗的事務，」並不包括靈魂和思想。「上帝並沒有委託他負責照管靈魂，因為上帝不曾賦予任何人凌駕他人的權威，以強迫任何人信仰什麼。……我認為教會就是一個由人們自願組成的社團，人們根據自己的意願加入這個團體。」洛克認為，宗教信仰大於世俗權力，「所謂服從，首先是要順服上帝，其次才是法律。」

　　美國的建立堪稱一個現代民主國家的樣板，在1789年8月20日，剛剛草創的美國眾議院就通過了關於信仰自由的憲法修正案：「國會不得制定任何與設立宗教有關的法律，或者阻礙人們信仰自由的法律，也不得制定侵犯良心權利的法律。」這個憲法修正案不僅確立了信仰自由，也保障了良心作為人的一種天賦權利不受世俗法律和權力的制約。所謂民主，首先就是承認良心不是犯罪。而在很多專制國家，「良心犯」恰恰是最常見的現象。

　　「我們信仰上帝」，這是一美元硬幣上的一句話。每一任美國總統上任時都要手放在《聖經》上宣誓，宗教滲透到美國政治的每一個細節。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寫道：「（我）考察過美國人的政治制度得以持久的原因，並認為（基督）宗教是主要原因之一。世界上沒有國家像美國那樣，基督教對人的心靈保持如此巨大的影響。……美國人以他們的行動證明：他們認為必須依靠宗教，才能使民主制度具有德化的性質。美國人本身對於這個問題的看法，也是一切民主國家應當理解的真理。」

　　美國的民主精神幾乎是與生俱來的。當年有一群虔誠的清教徒來到新大陸，篳路藍縷，美國的歷史由此開始。作為一種關於未來和國家的構想，《五月花公約》與其說體現的是政治理想，不如說是宗教精神。「為了上帝的榮耀，為了增強基督教信仰，為了提高我們國王和國家的榮譽，我們漂洋過海，在弗吉尼亞北部開發第一個殖民地。我們在上帝面前共同立誓簽約，自願結為一民眾自治團體。為了使上述目的能得到更好的實施、維護和發展，將來不時依此而制定頒布的被認為是這個殖民地全體人民都最適合、最方便的法律、法規、條令、憲章和公職，我們都保證遵守和服從。」基督教不僅建立了一種思想共識，也包括自治精神，而這些恰恰是民主政治的基礎。

　　美國之所以從大英帝國的殖民地最終走向獨立，這與當年的清教徒是分不開的。這些清教徒完全按照《聖經》的原則生活，良心自由，精神獨立，不承認英國國王的宗教領袖地位。對清教徒來說，良心不僅是自我的見證，也是上帝的見證，良心是上帝安放在人們心中的道德律令。有歷史學家指出，「清教的教義不僅是一種宗教學說，而且還在許多方面摻有極為絕對的民主和共和理論。」

　　哈維爾曾經說，良心是政治的最高境界，從這一點來說，政治與宗教的目標是一致的，都是為了良心的自由。良心是人作為一種存在物的最深層的意念與心思，良心的自由是各種其他的自由的基礎。自由首先不是身體上的，也不是智力上的，而是精神上的。如果沒有精神的自由，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就無法體現出自由的真諦，人身自由就淪為行屍走肉。將失去那活水源頭的滋潤，肉身的活力也將逐漸萎縮。從這一點來說，所謂自由的歷史其實就是尋找良心的歷史，最終良心戰勝了暴力和陰謀，這不僅是政治的勝利，也是信仰的勝利。

　　二

　　在基督教國家中，以荷蘭和美國為代表的新教國家最早開創了民主政治體制。相對而言，天主教國家要晚一些，比如西班牙和葡萄牙直到40年前才實現了民主化。無論先後，宗教在這些國家政治文明化的過程中都扮演了重要的，甚至說是不可或缺的角色。以前共產黨國家波蘭為例，假如沒有強大的天主教背景，波蘭的民主化道路絕對不會這樣順利。

　　從公元9世紀基督化之後，波蘭就是一個根深蒂固的天主教國家，波蘭人對宗教非常敬畏和虔誠，波蘭人口中有90%以上是天主教徒，歐洲四分之一的天主教神父是波蘭人。在波蘭人的生活中，宗教氛圍非常濃厚，人們經常參加各種宗教活動。同時，天主教會也享有極高的威望，如同一個影子政府。「政府掌握了槍，教會掌握了靈魂。」全國的天主教堂有15000多座，神甫達到20000多名。教會在波蘭各地的組織網路非常完善齊備，有自己的刊物和神學院，教會還享有一定的豁免權，軍警不得進入教堂，這使一些政治異議人士常常得到教會的庇護。

　　波蘭雖然是個天主教國家，卻最早確立宗教寬容和信仰自由的原則，早在1573年就頒布了宗教寬容的《華沙公約》，這種寬容精神在1791年的《五三憲法》中再次得到發揚光大。這使波蘭具有悠久的民主自由傳統。雖然波蘭在近代多次亡國，但也多次復國，其中宗教成為維繫民族和國家精神的重要紐帶。

　　信仰的力量是如此強大，面對強權，波蘭人從來都是不屈不撓的。在二戰中，勇敢的波蘭天主教會拒絕與納粹合作，為此有三分之一的神職人員犧牲。二戰之後，波蘭在政治上被迫實行蘇聯化的社會主義體制。但共產主義理論並沒有能取代上帝在人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在當時的共產黨國家中，只有波蘭允許黨員信奉天主教，大多數黨員都是虔誠的宗教徒，而且在軍隊中也設有教堂和神父。

　　在蘇聯化時期，波蘭實行一黨專制，民主和自由遭到嚴重壓制，天主教就成為波蘭人最大的慰藉，95%的孩子一出生就被抱進教堂受洗。波蘭人將天主教視為作為祖國的精神象徵，以此抗爭布爾什維克的蘇聯帝國統治。對宗教精神狂熱的波蘭來說，波蘭人中能出現天主教世界領袖教皇約翰·保羅二世絕不是一種偶然。當教皇訪問他的母國波蘭時，萬人空巷，群情激動，但卻秩序井然，根本不需要警察維持秩序。

　　1981年，波蘭當局面對民間風起雲湧的民主運動，採取強制軍管，大主教格萊姆普一方面指責波蘭政府是「對它必須俯首聽命的政權」，「不再是同公民對話的政權」，一方面將許多被通緝的異議分子藏在教堂。1983年，教皇應邀訪問波蘭，他堅持要會見獄中的團結工會領袖瓦文薩，這給了反抗政府的民主運動極大的精神支持，對推動波蘭向自由民主前進具有重要的意義。

　　1984年，因為對政府的強烈抨擊，波別烏什科神甫被內務部綁架後慘遭殺害，這次事件的結果使更多的神甫站在了反對政府的一邊，波蘭當局不得不逮捕了殺害神甫的秘密警察。1988年8月，波蘭舉行全國工人大罷工，人們在教堂做完彌撒，便走上大街。遊行中最響亮的口號就是「我們要的是天主教的波蘭，而不是布爾什維克的波蘭！」一年之後，波蘭舉行了圓桌會議，在同一個上帝和祖國面前，強大的政府與那些曾經被囚禁在監獄的反對派達成了政治和解，波蘭實現了不流血的民主轉型。一黨壟斷政治和一切的歷史結束了，天主教節目第一次登上了波蘭國家電視台的屏幕。

　　三

　　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將西方的成功與東方的失敗，歸結為東方世界缺乏西方那種成熟的理性精神，而理性是民主與科學的基礎。所有的文明都是普世的，東方傳統與基督教在韓國相遇，最終結出一株現代民主的文明奇葩，這不能不令人感到驚奇。

　　作為一個根深蒂固的東方專制帝國，韓國與中國一樣，從近代到現代，一直面臨著一個艱難的轉型困境。民主制度猶如一粒種子，落地生根需要適合的土壤，否則只能淪為宮廷專制的遮羞布。

　　二戰之後，韓國復國獨立，但政治的發展歷程一路坎坷。從李承晚開始到全斗煥，青瓦台仍然重演著一出出傳統宮廷的權謀與政變鬧劇，但在民間層面，現代啟蒙思想已經蔚然成風，人們對宮廷陰謀的厭惡和羞恥感與日俱增。隨著一個自信自治自強的公民社會的形成，民間力量重建了現代韓國的政治主流道德，這無疑是一場顛覆性的洗禮。

　　很多年後，回顧韓國的民主轉型，不得不承認信仰的力量。可以說，深受東方儒家文化桎梏的韓國政治，之所以能擺脫宮廷陰謀的墮落軌道，來自西方的基督教對其影響巨大。

　　與祈福自保的佛教和道教不同，基督教以其平等的觀念，為反對政治壓迫提供了一種更加可靠的信念和制度基礎。基督教的核心是良心的自由，自由首先不是身體上的，也不是智力上的，而是精神和靈性上的。這種意志的自由為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和政治自由提供了精神上和心靈上的源動力，這種力量是不可戰勝的。

　　與大多數古老的東方國家類似，佛教自古就是韓國的主流宗教。從日本統治時期開始，儒教的權威主義和佛教的被動性，就已經完全被基督教的戰鬥精神所取代。基督教從此獲得迅猛發展。從1910年到1945年，短短的30多年時間，韓國的天主教徒從7.35萬增加到18.36萬，而新教徒也在此間增加了10餘萬人。

　　二戰之後，獨立的韓國迎來了基督教的黃金時期。到韓國實現民主化轉型的1980年代，天主教徒已經增加到110萬，成為繼法國、義大利和西班牙之後，世界上擁有天主教徒數量列第四的國家。與此同時，新教徒的發展更加龐大，達到900萬人，占韓國總人口的24％，即平均每四個人中就有一個新教徒。從宗教文化上來說，韓國基本已經成為一個基督教國家。因此，韓國基督徒常常以「第二個以色列」自詡。

　　從某種程度來說，基督教對韓國的民主進程功不可沒，教會的凝聚力和組織性，在對抗暴力極權的鬥爭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改變偉大的「5.18」光州運動中，韓國教會成為最主要最積極的組織者。

　　1980年5月18日這一天，光州的學生們在天主教會大樓前舉行了首次靜坐示威。整個抗爭期間，天主教會設立了廣播站，向全國揭露了戒嚴軍濫殺無辜的暴行，頌揚了市民們的正義行動。即使光州事件被鎮壓後，教會組織仍然以超越政治的道義精神，持續報道「光州五月事件」。教會醫院對所有受傷者提供了最及時的救助。當然，更不可忽視教會本身所具有的自治色彩與民主文化。

　　中國學者趙曉指出，在亞洲向西方學習現代化的道路上，日本模式是學習西方的科技、經濟、軍事、管理甚至政治制度，但拒絕崇尚博愛與公義的基督教文明，結果走上軍國主義和法西斯道路，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韓國模式則不僅學習西方科技等，也學習基督教文明，其結果韓國與西方更具文明認同，軟實力得提升。事實上，與脫亞入歐的日本相比，韓國反而更具有東方傳統色彩。